爱华网2009-10-10 19:37:41 来自: 東寫西讀(緣督以為經)
【讲义提纲】
導論：關於國外中國學論著的檢討
第一講：从唐宋变革论讨论到包弼德《斯文》
引言：从唐宋变革论说起
内藤湖南（1866–1934）1914年发表《支那论》、1922年发表《唐宋时代の研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傅斯年1918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7日—23日）：“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1901-1995）的观点：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中国中古和近世的分界。参见下表的说明：
君主 贵族或士大夫 平民
唐以前：中世即贵族政治时代 贵族政治的产物，贵族的代表，故保护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 由地方大豪强世代相续，产生世家大族。这些大族占据优越的政治地位，政治为贵族阶层和若干大姓垄断 依附于各个贵族大家族，缺乏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力和参与政治的合法权力
宋以后：近世即君主独裁政治 君主不再是贵族团体的代表，而是直接面对臣民，本身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 贵族失势没落，科举使得很多下层士大夫进入政治舞台，社会流动是贵族政治垄断瓦解，参与政治热情提高
直接面对君主以及君主派出的官吏，明确拥有财产私有权
陈寅恪《论韩愈》：“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继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学术文化者莫不如此。”
钱穆《唐宋时代文化》：“自春秋战国至秦朝为一大变动，自唐迄宋又为一大变动，尤其是安史之乱至五代的变动最大”……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唐以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是两面的，宋以后是一面的”。
参看：邱添生、高明士、柳立言的研究。这个理论的来源和背景是什么？
一、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虽然接受世界历史有普遍走向的观念，但对东方历史却抱着另外的想法，唐宋变革论的背后，有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有中国的思想背景，还有中国现实政治的刺激。
（一）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
内田银藏（1872-1919）：《日本近世史》认为足利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出现了欧洲一样的从中世向近世过渡。
原胜郎（1871-1921）《论足利时代》认为镰仓时代（约1200-1330），日本完成了宗教改革，而足利时代经历了种种动荡和变化，此后的德川时代（1603-1863），应该是日本的近世史。
内藤湖南的倒推。和日本史一样，他对中国史也采取了中世、近世的时代划分方式，把宋代放在近世的开端。
（二）中国思想的背景。
顾炎武、黄宗羲。
《郡县论》：“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是“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的“大私”，提出“寓封建于郡县”。
《明夷待访录》：“天下之大私”与“天下之大公”，“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对于现实中国政治的关注。
1914年会文堂出版的《支那论》前有熊希龄的手迹，熊内阁的背景。
（1）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2）制度的必要和制度执行者的道德心？沟上瑛：《支那论》是和“（有关中国）君主独裁宿命论的对决”。
内藤关于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方式：
第一段，古代：（过渡期：东汉至两晋，2世纪后期到4世纪初）；第二段，中世（过渡期：唐末五代，即9-10世纪中叶）；第三段：近世。
二、欧美学者的修订及其对思想文化史的解释
第一，时代的划分，比内藤湖南更明确地，划在北宋和南宋之间。
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江山的长期稳定》、《南宋君主和言官》、《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第二，强调宋代士的身份，并不是平民，而是精英，更重要的不是中央精英而是地方精英。
郝若贝（Hartwell）、贾志扬（Cheffee）、李弘祺。
包弼德：“为什么作为世家大族（aristocratic great clans）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维持下来，却不能度过唐朝？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为有学养的文官官僚这样的国家精英再度出现？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变成作为地方精英的文人（local elites of literati）？”（35页）
第三，到了南宋，士大夫中间最重要的是地方精英，所以地域也就是各个地区的研究就成了重心。他们不再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一个同一中国的事情，而是不同区域有不同。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韩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包弼德（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欧美对宋史的讨论，就渐渐转移到以下三个问题上来：（一）与家族、宗族和地方有关的问题。（二）科举和士人身份变化及社会流动问题。（三）地方与中央的分与合、士绅和官员的角色、认同、紧张等问题。
三、包弼德的《斯文》
从唐到宋，“斯文”（Our Culture）的变化：首先，是意义和价值的宇宙依据发生了变化，从“天”到“理”，其次，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古”作为证明，到“心灵”或“观念”作为依据。
首先，从唐代基于外在“自然”和“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内在的心念的文化观。第二，从相信皇帝和朝廷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自主地变化这个世界，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
从唐到宋，变化是从唐代的贵族、到北宋的中央精英，到南宋的地方精英。
抛弃了哲学史的线索，转用文学史的线索，“将文学作为核心的讨论角度，许多主要的思想家，首先被当做文学家来对待”。
四、文学史取代文化史，是方向吗？对包弼德《斯文》的批评意见
第一，从儒学史的“道统”到文学史的“线索”
问题是，包弼德的文学史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史著作的脉络，而不是他自己“作为思想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思想”的脉络。
第二，《斯文》的盲点：文化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
包弼德《斯文》的思想文化史线索vs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学批评史脉络：
“文”与“道”贯穿历史？
（一）中唐：从萧颖士、李华和贾至、独孤及、梁肃，以及下面就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吕温、柳冕。（二）宋初以来：徐铉、田锡、张咏，杨亿，柳开、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和他那一代人，如石介、孙复、李觏，苏轼。（三）北宋中叶：二程、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
第三，值得质疑的若干问题：
（1）以“文学史”为中心讨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它仍然是精英的，甚至是全国性精英的转型，而不是普遍的、社会的、整体的转变，所以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哲学史或者和哲学史叙事。
（2）文化史和思想史不仅是“文”和“道”的纠葛和转换。若干实例。
结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唐宋变革的再思考
在唐宋变革中，还有没有更广阔的领域？所谓变革，不只是政治和经济、学术和思想，而是整个社会价值、思维、制度、生活和风俗等等全面的变化。
【参考资料】
一、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资料：内藤湖南《支那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后者中文译文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着选译》第一册。他的相同观点还可参见《中国近世史》第一章《中国近世史的意义》（《内藤湖南全集》8，东京：弘文馆，1947。
参见：增渊龙夫《历史学家对同时代历史之考察》、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关于内藤湖南》（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沟上瑛《内藤湖南》（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系谱》第一册）、吉川幸次郎编《东洋学の创始者たち》。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中国观》载《唐研究》第十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柳立言《唐宋变革论的反思》，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八十一辑，2006。
二、 欧美日学者对内藤理论的修订及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解释：
资料：
1，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原名：China 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74）。
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 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4， 包弼德（Peter Bol）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
三、可能的唐宋元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思路
资料：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历史研究》2004年1期。
第二講：历史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以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中心
【重点阅读文本】：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校点本，12709-12710页）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徳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逺矣。
孔子沒，曽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传，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説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説》、《通書》，推明隂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徳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颠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闗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复天徳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它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提纲】
引言：宋代理学史脉络的来源
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叙事脉络的三个来源：一，古代的“道统”叙事，二，日本和西方的中国哲学史叙事，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
古代“道统”叙事：
《诸儒鸣道集》与《伊洛渊源录》。
《宋史道学传》的体例。清代钱大昕的批评。
元代吴澄《道统图》、明代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
清代：孙奇逢（1584-1675）《理学宗传》二十六卷；熊赐履（1635-1709）《学统》五十三卷；张伯行《道统传》二卷；《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日本早期支那哲学史：
小柳司气太《宋学概论》（1896）、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1898）、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1900-1903），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史讲话》（1914）、《二程子の哲学》（1920）、渡边秀方《支那哲学史概论》（1924）、秋月胤继《朱子研究》（1926）等。
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论著：
谢无量（1916，中华）、钟泰（1929，商务）、冯友兰（清华学校，1930-1933）。
贾丰臻《宋学》（1933，商务）、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1933，商务）、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1936，上海开明）。
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等。
一、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典范意义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内容及其争论（略）
二、“遗失的环节”：朱熹入朝与孝宗晚年部署
淳熙九年（1182）九月，王淮为左相，梁克家为右相。
淳熙十年（1183），以施师点签书枢密院事，随即权知参知政事。
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以周必大为枢密使。
淳熙十二年（1185）四月，谍报辽国大石林牙借夏之道伐金国。
淳熙十三年（1186）闰七月，以留正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梁克家罢。
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以周必大为右相，以施师点为知枢密院事。七月，周必大和杨万里推荐朱熹为江西提点刑狱公事。十月八日，太上皇即宋高宗薨。
淳熙十五年（1188）：
正月，周必大推荐朱熹入朝言事。
三月十八日朱熹启程。
三月三十日到信州，四月一日上札因病辞，四月四日到玉山，再上书札辞。在玉山逗留四十余天。
五月，沈清臣上言批评朝廷，用薛叔似言罢王淮。五月下旬，朱熹到临安，与陈亮见面。
六月一日，林栗求见。七日，孝宗召朱熹于延和殿。 九日林栗上书攻击朱熹；稍后，薛叔似、叶适、胡晋臣等先后反驳。
七月，林栗出知泉州。
淳熙十六年即绍熙元年（1189）：
正月，以周必大为左相，留正为右相，萧燧为权知枢密院事，王蔺为参知政事，葛邲为同知枢密院事。
二月，孝宗退位，内禅给光宗。
闰五月，沈清臣罢官，周必大也罢官。
绍熙元年（1190）：
七月，光宗以留正为左相，葛邲为参知政事，胡晋臣为签书枢密院事，王蔺为枢密院使。
刘光祖上疏，批评攻击道学的官僚，被罢官。
绍熙的五年间，朱熹始终不再朝廷中。
绍熙五年（1194）七月，皇太子即位为宁宗。
黄裳和彭龟年推荐下，召朱熹，八月又召朱熹为焕章待制、侍讲。
九月，朱熹入京途中到信州，听说内批逐去首相留正。
十月，朱熹入朝给宁宗讲《大学》。
十一月，朱熹罢，接着，陈傅良、彭龟年、刘光祖均罢给事中及中书舍人。
从这里面，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三、余著的典范性意义
首先，它改变了宋代政治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在北宋和南宋之间分期的定论。
其次，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
再次，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拓宽了思想史领域。
因此，余英时这部书的典范意义，就是重新确立了思想史的历史学意味，（一）它要求我们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里面，重建历史语境，寻找和推测古人“可能的动机”，从而确定他对“环境的反应”，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反应，这里的“思想”不仅包括理智的，也包括感受的。（二）再确定这种这种理智的和感受的反应，如何被后来的解释所“升华”，也就是如何被简约化和理论化为某种“思想”或“哲学”的，因此就可以看出这些表面上看来很抽象的理论背后有很具体的背景。（三）最近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思想”是怎么样被放在某种“道统”或“谱系”里面，脉络化为一种所谓“历史”的。
四、对《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一些疑问
疑问：第一，宋孝宗晚年部署究竟是什么？ 第二，他是有意扶植道学吗？第三，孝宗为什么马上退位？
特别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要注意理想化的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的政治设计，和皇帝的政治策略，是有不同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皇权的复杂取舍和皇帝的复杂心情。
由于余先生把思想史拉进了政治史背景中，一切都变得很复杂了，思想史的脉络，也不是那么单纯的。
结语：打通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史领域：在历史背景中的“新思想史”
宋代思想史上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道理最大”。
第二个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第三个是“国是”。“国是”又分了“正论”和“异论”，是恪守“祖宗家法”还是违背“祖宗家法”？
第四个是“一道德同风俗”。
————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风俗化的过程。
余先生的书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能不能打通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之间的界限呢？或者说，这些学科界限原本就是划地为牢？
【讨论题】：（一）学术史的回顾：关于道统叙事和哲学史传统。
（二）重新检查历史文献的记载：理学中的高调理想主义及历史中的现实考虑
（三）如何沟通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和社会史。
【参考书】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赵冬梅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陈荣捷（Wing-tsit Chan）《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允晨出版事业公司，2003。
【有关朱熹研究的基本文献】
《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又有《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朱子全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
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
王懋竑《朱子年谱》（中华书局，1998）
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又，《宋史》（尤其是《儒林传》及孝、光、宁宗本纪）、《宋史全文》（尤其是卷二十七、二十八）、《续修两朝纲目备要》（尤其是卷三）、《续资治通鉴》（尤其是卷一五一）、《宋元学案》等
第三講：“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沟口雄三的思想史研究
引言：从丸山真男到沟口雄三
关于丸山真男（1914-1996）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的思路。
（一）朱子学：藤原惺窝和林罗山。
（二）古学：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贝原益轩（1630-1714）及荻生徂徕（1666-1728），“公”与“私”的分化，近代性产生的基础。
（三）国学：贺茂真渊（1679-1769）、本居宣长（1730-1801）。
沟口雄三（みぞぐちこぅぞぅ，1932-）的著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从亚洲出发思考》七册本（合编，东京大学出版会），《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
三个观念：“前近代”、“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
一，“前近代”：重新命名的意义何在？
（一）山井涌（1920-？）《明清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其中的《明学から清学への转换》、《明末清初の思想》：
（1）目的：心学是“作圣”，经世学是“经世”，考据学是“实事求是”。
（2）内容：心学是“心的本体功夫”，经世学是“政治论”，考据学是“文献学”。
（3）方法：心学是思考、体认、践履，经世学是博学、实证和政治活动，考据学是读书。
（4）关怀：心学是自心和人格，经世学是社会政治改善，考据学是追求古典真相。
（5）领域：心学是“心—我”关系，经世学是“社会”问题，考据学是“学问”。
（6）哲学：心学是“理气浑一”，经世学和考据学都是“气”的哲学。
（二）岛田虔次（1917-2000）的《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筑摩书房，东京，1970）。
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到李贽，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萌芽。（1）“心”的自主性与自我心灵的凸显和个人精神的确立。因而这个时代和社会，是具有新倾向的时代和社会；（2）个人的精神或者心灵世界和外在社会的关系。（3）阳明心学，已经到了儒家的极限。
山下龙二的批评。
岛田虔次的反驳。
（三）沟口雄三的批评：
一，岛田以朱子学的“天理”为封建的规范，以“人欲”为人类的自然，这种二元对立的样式，是日本式的“近代”概念。二，从王阳明以后肯定并且包摄人欲的新的“天理”观，从东林党、到戴震，是一贯的新取向，是连续不断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不能说是“挫折”。三，从王阳明到李卓吾，并不在于岛田说的是对自我与精神的确立，而是“理观”的内在转变，换句话说，就是“天理”本身富于包孕性的变化。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第一，所谓“前近代”，虽然批判了“近代”的分期是依据欧洲历史，但是它是否仍然落在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
第二，使用“前近代”这个新的概念工具来重写明代中晚期的历史，是否容纳更多的新资料，产生更多的新脉络。
第三，这种以“近代”或者“前近代”的时代划分来讨论思想史的方法，是否只是依据江南为中心的阳明学为中心？
第四，是否可以用别的标准、别的线索来划分思想史的时代，而不必依傍政治、社会或经济史的分期？
所谓“前近代”理论，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新历史。
二、亚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单位？
竹内好（1910-1977）的《亚洲主义》：（一）“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有关。（二）其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日本和亚洲的“连带感”。 （三）其结果之二，就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侵略心”的起源。
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日本的觉醒》、樽井藤吉的“大东亚连邦国”构想（《大东合邦论》，1893）、近卫笃磨的“同人种同盟”（《太阳》杂志，1898）。
宫崎市定《亚洲史研究第三》、矢野仁一出版的《近代支那论》、《大东亚史の构想》。
沟口等编《ァジァから思ぇる》，第一册是《交错的亚洲》，第二册是《地域的系统》，第三册是《周边的世界》，第四册是《社会与国家》，第五册是《近代化像》，第六册是《长期社会变动》，第七册是《世界像的形成》。
小路田泰直，《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义と日本主义の相克》（东京：柏书房，1997）。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东京：绿荫书房，1996）。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第一，想象一个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亚洲，而忽略了亚洲和东亚的内在差异。
第二，忽略了东亚的历史变化。
第三，想象一个亚洲或东亚的同一性的时候，怎么解释在同一性文化中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在进入近代时的经历和路程不一样？
三，什么是“作为方法的中国”
沟口的焦虑实际上是：日本的中国学如何定位，日本中国学是否可以给日本提供新经验和新刺激，日本中国学怎样重新回到思想界的主流中来。他的思考分成五步：
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第二，“把中国古典化”，助长了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
第三，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第四，他提出，重建中国学的关键，是把中国作为方法。
第五，建立“亚洲”论述，给日本中国学回到日本主流和进入关注视野提供了契机。
结语：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参考文献】
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中文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甦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索介然、龚颍中译本，中华书局，1997。
伊东贵之《沟口雄三》，张启雄译，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十一期。
Kuang-ming Wu and Chun-chieh Huang（吴光明、黄俊杰）英文书评，载《清华学报》新20卷2期，1990。
李长莉《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北京）1998年1期。
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明文书局，1987。
孙歌 《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年第3期。
葛兆光《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12月号。
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载《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一卷2期，台大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4。
杨芳燕《明清之际思想转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现状与方法的省察》，载《汉学研究通讯》20卷2期，总78期，46-49页，2001。
陈玮芬《东洋、东亚、西洋与支那》，载其著《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第三章，台大出版中心，2005。
第四講：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以艾爾曼《從理學到朴學》為中心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一百年來，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典范。
（一）1904年，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
（二）1904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
（三）1907年，皮锡瑞《经学历史》。
（四）1907年，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
近一百年里面，最重要的典范性著作：（一）中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1）、《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1926）、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二）日本：狩野直喜《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1920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1930）。
两种典范：
（一） “外缘影响”论————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
（二） “每转益进”论————从内在的资源、转化和启迪方面讨论清代学术起源。
————以欧洲文艺复兴作背景的历史脉络，使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艾尔曼的三部著作：
《从理学到朴学》。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
第二，他相当注意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
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以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
——这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的社会史與思想史，相差很大。
三、对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的評論
第一个问题，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吗？
【A】北京
乾隆十九年（1754）——北京，进士考试（甲戌科），《纪晓岚文集》卷十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此科最号得人……，皆称汲古之彦”。 乾隆二十年（1755）——北京，戴震入京。
【B】扬州
乾隆二十年间（1756-1765）——扬州。卢见曾幕：惠栋、王昶、沈大成（1700-1771）、朱福孙、戴震、朱筠、江声、余萧客。
【C】安徽
乾隆三十年代，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太平使院”，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王念孙、汪中。
【D】北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北京开四库全书馆，成为学术的中心，有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
断定清代考据学使得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出现了崩溃：“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初版序，1页)。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5页)。还原古典和批评考辩，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21页)。
第三个问题，如何超越文献透视历史？
“把文献当历史”的问题。三种不同的话语：（一）公开的政治语言。（二）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它是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在专业领域赢得声誉。（三）在家庭、朋友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王鹄亭：“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其豪杰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时义而为身利，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学术”与“思想”的分野。
【参考文献】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从理学到朴学》，赵刚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出版于1926年，现收入《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出版于1937年，中华书局重印本,1986。
森木竹城《清朝儒学史概说》，文书堂，东京，1930。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85年以后。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1981。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载《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中译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參看：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读书》1996年第6期，后收入《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及 艾尔曼《再说考据学》，《读书》1997年2期）
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98.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山井涌《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近藤光男《清朝考据学の研究》，研文出版，1987。
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の思想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4。
木下铁矢《清代考据学とその时代——清代の思想》，创文社，1996。
冈本さぇ《清代禁书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
http://www.iahs.fudan.edu.cn/NewsShow.asp?ID=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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