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红彦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永乐大典》成书于1408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世人关注这部书，不仅仅在于古籍本身的价值，还在于它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面有许多民族感情蕴藏其中，这段流散和消失的历史非常引人关注。在国家图书馆的每次展览中，《永乐大典》经常出现，通过对《永乐大典》的了解，使人多少能够了解到我们民族这些珍贵典籍的流散和保存的历史，今天就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永乐大典》从成书至今的情况。
《永乐大典》的成书
《永乐大典》因成书永乐年间而得名。整本书的策划，其实早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中书庶吉士解缙在洪武二十一年，就上书建议朱元璋修一部大书，通过大书将古今典籍汇集在一起，便于世人阅读。这个建议迎合了朱元璋对“文治”政策的需要，但鉴于刚刚建国，很多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就被搁置下来。朱元璋死后，传位给他的孙子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他在位仅仅四年，燕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变”，夺了侄子的皇位，占领南京。朱棣称帝以后，迁都北京，改元叫永乐。这段皇位之争对《永乐大典》的成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朱棣就让解缙据各种能见到的书，希望能够修一部大书。按照朱棣的要求，采集的书要全，就是要把这部大书作为当时最大的一部书编纂出来。在一年多时间内，解缙用了一百多人完成了这件事情，并进呈给皇帝，当时的名字不叫《永乐大典》，叫《文献大成》。由于是用皇家的藏书编纂而成，并没有达到朱棣大而全的要求，很多他想象的东西，书里没有能够反映，于是命令重修，并撤换主管，由姚广孝接任。姚广孝是元末明初的一个高僧，在朱棣篡权的时候，他就是一名高参，此人很善于经营，给朱棣出主意，然后夺他侄儿的皇位。当时，姚广孝招募了纂修和抄写的人员，共三千人。《永乐大典》编纂时首先采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共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评话、工技、农艺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将所辑图书，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1408年冬，书成进呈。整部书的规模一共是22877卷，还有60卷目录装订成册，共11095册，比现在存世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还多出近13000卷。我们想象一下，在永乐皇帝以前，宋元时期的刻书量，总共大概一万种左右，元代是三千种左右。这些书是种，而不是部，如果刻的时候，印一百部，可以想象一下有多么巨大的数量。而且这部书不仅包含宋元的，可以说在雕版印刷术推行以前，所有的典籍都收录在内。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宋元版的书，按部来算的话，也只有三千部左右，而且是世界范围之内的。所以，当时的《永乐大典》用了七八千种，可以说如果《永乐大典》能够完整保留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永乐年间以前的古籍，这将带来很多现在我们在史料中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永乐大典》抄录的时候，是用类书的编纂方式，以韵书《洪武正韵》为编纂基础，按韵编排，“用韵来统字，按字来记事”。过去做诗讲究押韵，它是按韵母来编排的。比如说《水经注》，它在“水”字韵下，可能正书抄录，而有些诗里头涉及水或者涉及这个韵，就整段抄录，比较尊重原貌地抄录下来很多书，这种方式对我们现在能看到古籍的原貌，起到很大作用。
看到这样一部大书，满足了永乐皇帝的愿望，他曾经在自己作的序中写了一段关于介绍《永乐大典》的内容。这段文字上记载，“朕嗣承洪基，缅想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讫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名之曰：《永乐大典》。”
编修这样一部大书，除了它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为消除“靖难之役”的影响。朱元璋传位朱允炆，朱棣是通过武力手段夺取的权位，用过去的话说就是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心目中，是很叛逆的一件事，影响很坏。所以当时他修这么一部书，是希望把这些知识分子都笼络在一起，让他们去做修书的事，这样就把他们所有精力都牵扯在修书上面，就没有精力再想夺权的事情，对他们是一种安抚。二是明代建国以后，疆域广阔，仅仅依靠武力统治，朱棣觉得不能够稳固它的政权。因而，也是希望在这样大的国家中推行他的文治政策，通过文治政策加强统治。三是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由于受蒙古统治多年，文化的发展处于历史的低潮期，朱棣希望通过编修大典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四是朱棣统治时期，社会已经具备了编修《永乐大典》的文化和经济条件。当时，存世的典籍或者是已经有的典籍达七八千种，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条件，抄或者编这样一部书，是没有根基的。明代积聚了很多古籍，且多为皇家藏书，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修《永乐大典》提供了所需的物质条件。所以说《永乐大典》成书，是有其必备条件的。
通常在介绍《永乐大典》的时候，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部“百科全书”，但是同真正的西方“百科全书”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一般在各种教材里面，或者是在对它的评价里面，或者在图书的分类里面，我们称它为类书。实际上，类书就是把各种图书中的资料按一定的方法分门别类地去编辑，是便于查阅的一种工具书性质的东西，也是古代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图书文献，并有专人进行整理以后才出现的。它的优点就是在查某一方面资料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编排的书，很容易查到相关内容，不需要从浩瀚的典籍里一点一点地找。
类书出现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始于魏文帝曹丕编修的《皇览》。《皇览》成书以后，各代也都有类书，尤其唐宋时期的类书编纂已经比较成熟，到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时候，规模非常大，随着书的数量增大，类书的规模也会增大。所以，类书是有脉络和源流的。
《永乐大典》在成书的时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郭沫若先生曾经评价它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专门研究《永乐大典》，他说“《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
就是从郭沫若和张忱石这样的评价以后，很多人把《永乐大典》作为“百科全书”去宣传。实际上，对照一下西方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永乐大典》实际上是汇聚资料的性质，收集地比较全面，而且对里面的内容几乎是不加更改，除非存在抄写错误。它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的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说法全部汇编，供人参考，不分辨是否正确。西方百科全书则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请权威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研究成果，介绍正确的知识、学术观点和著作。因此，通常认为《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主要是说这部书收集了众多的典籍，内容上包罗万象。而真正的《百科全书》，应该不是这样一个概念。从科学的角度看，《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
《永乐大典》所收编的书，其最大的价值是它保存的珍贵资料。到清代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实际上《永乐大典》抄的一些资料已经不在了，四库馆臣曾经从《永乐大典》中，发现了这里面集中了很多当时已经见不到的材料，从《永乐大典》里面辑出的佚书就300多种，加上后来学者所辑已达600种，今后辑佚还将继续。现在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400册左右。就这400册左右的内容，前两年的时候还有学者不断从里面辑出一些非常珍贵的材料，所以说《永乐大典》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永乐大典》的收藏
《永乐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有明一代277年，历经16个皇帝，其间除了明孝帝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里面辑的金匱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但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曾经失火，三大殿当时都被焚毁，因为嘉靖皇帝非常喜欢《永乐大典》，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曾经一夜之间发了几道令，把《永乐大典》全部抢运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决定重录一部副本。在嘉靖四十一年，他召集了一百多人，开始重新抄录《永乐大典》。重录之前，嘉靖皇帝曾经跟负责抄录的阁臣徐阶等经过周密研究，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参与人员早入晚出的时候，进门登记领取《永乐大典》，并且要求是完全按照正本的样子重录，内容要做到一字不差，版式也要求完全相同。而且每天只让抄写三页，不能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之所以不让涂改，是因为抄写工作是按页支付酬劳，一天抄十页、八页，都错的，保证不了质量。如果抄错的话，这整个一页就废掉了，而且不算工作量。这就要求抄写的人必须非常认真，而且整个一页不能涂改。《永乐大典》版面非常地整齐，这跟它不追求大的工作量和速度有关系。
重录的工作直到嘉靖45年，嘉靖皇帝业已辞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并且到嘉靖皇帝下葬仍然没有全部完成，直到隆庆元年的四月才算完成。副本抄录完成之后，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400册左右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的副本。因此，一万多册正本的下落引来了后人不断的猜测。猜测主要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殉葬说。认为正本可能作为殉葬品放在最喜欢《永乐大典》的嘉靖皇帝的永陵中。理由是当时有用书去殉葬的例子，像上世纪70年代，在山东发掘朱檀墓的时候，就出土了几部书，而且保存良好，因此，有用书陪葬的习惯。另外，永陵的规模比较大，这种建筑规模存在着殉葬《永乐大典》正本的可能。但是，这种推测有一个问题，就是副本抄录完成时，嘉靖皇帝已经下葬，中间相差一个月时间，抄录副本必须要以正本为参照，如果正本已经下葬，那副本从何而来，所以说，正本陪葬说很难成立。
另一种猜测是皇史宬夹墙秘藏说。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教授，他认为明世宗时修成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能让收藏的各种纸制材料恒温、恒湿，保存的条件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永乐大典》的副本也曾经在皇史宬收藏过一百多年。但是这一猜测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探测，发现里面并没有可能藏书，所以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也不大。
再一种猜测是焚毁说。郭沫若先生等人认为《永乐大典》毁于明亡之际，认为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焚毁了它。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之后被迫撤离，在农民起义军撤退的时候，曾经烧毁了宫楼。
还有一种推测是毁于清代乾清宫火灾说。在雍正年间，《永乐大典》的副本，曾经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后来看到翰林院有缺的时候，曾经说可能放在乾清宫。到嘉庆的时候乾清宫曾经着火，正本随即也被焚毁。但是，有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放在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一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永乐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当然，上面这几种说法都是不同学者的推测和研究，我们当然很希望《永乐大典》正本还存世。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看到哪怕是一册正本。
《永乐大典》使用的材料，从副本上看，使用的纸张是桑皮和楮皮做成的皮纸，韧性很好，颜色在当时来说是很白的，所以北方习惯称呼它为白棉纸。并不是因为它的原料是白的棉，主要因为它纹湿了以后，摘下来一根纸毛，像棉丝一样，所以它称为棉纸。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也很柔韧，是印书和写书的非常好的选择。《永乐大典》用纸的厚度也是比较厚的，达到0.12毫米。从用纸上我们就能看出，使用这么多统一规格的纸张，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做不到的。《永乐大典》的用墨也非常考究，我们现在看到的副本，经过这么多年，它的墨色依旧是艳丽的，质量上乘。
另外，里面的一些插图，在一日三页的工作量下，无论是字体还是插图，它的认真程度都非常高。《永乐大典》上的字体，有宋元时期字体的遗韵，不像《四库全书》的字体那么呆板，用版本学界的话说就是《永乐大典》的字体看起来很有精神。其中的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
整本书的栏格版式是用红笔描绘而成，框高33.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二十八字，都是整齐一律。中间的部位上下大红口，红鱼足，上书书名的题名。在断句处，是一个个的小红点，是用红色的小圆戳给钤上去的。
《永乐大典》的装订形式叫做包背装，这是明代比较流行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用一整张比较硬的纸把书包裹起来，里边打了两个纸捻，这样书装订起来更结实，利于书的保护。书皮转裱以后，装订起来，然后题写书签，便于以后使用便捷。
《永乐大典》每一册都是三十到五十页，而且大多是两卷一册，也有一卷或三卷一册的。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像这样大开本的书，现在已不多见，至少流传下来并不多。像封面用黄陵纸，只有皇家才能做这样的气派。
根据史料记载，《永乐大典》的副本曾经在皇史宬放过一百多年，到雍正年间移到翰林院的敬一亭。从那时开始，《永乐大典》经历了一段不断流失，不断被迫害的历史。乾隆开始修《四库全书》时，曾经做过一次比较细致地清点，当时就已经发现，全书已经缺了两千多卷。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因为当时皇家藏书已经不像永乐年间那么丰富，特别是永乐年间以前的书已不齐整，所以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当时已经流失的书三百多种，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中保存完整的《旧五代史》。当时《旧五代史》辑出来以后，皇帝非常高兴，还题写了一首诗，叫《题旧五代史八韵》，“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如果当时没有从中辑出《旧五代史》，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就不是二十四史，而是二十三史。在嘉庆和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大清一统治》的时候，又曾经用过《永乐大典》，但是这期间监管制度不太严，所以官员盗窃得非常厉害，盗窃方法比较有意思，早晨去的时候，拿个包袱，然后带上两件衣服去，包得整整齐齐的，大小和《永乐大典》的大小差不多。等晚上出来把衣服穿在身上，然后把里面包上两册《永乐大典》。用这样的方法窃取了不少《永乐大典》，导致《永乐大典》数量减少得也非常快。在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掠夺，丢失《永乐大典》不计其数，尤其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到光绪元年的时候，重修翰林院建筑，清查《永乐大典》已经不到五千册。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永乐大典》只剩八百册。最后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附近成为战场，《永乐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劫掠，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
《永乐大典》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殆尽。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国内外的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去收藏和购买这些书，所以，还有一部分留藏在民间和国外。即便是现存的几百册书，我们还能从中辑出许多重要的材料。
50年代的时候，国家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带领一些人，从《永乐大典》所存的一部分中辑出了《析津志》这样的书。《析津志》是现存能见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主要记载元代北京的风貌。《永乐大典》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资料，虽然是辑佚的不一定全。但是，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所以郑振铎先生曾经非常感慨地说：“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永乐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其实不仅仅是文学方面，《永乐大典》集中了各个方面的资料，如果能够全都存在的话，中国的很多历史研究材料会多得多。就是现在仅存的这400册左右，应该说是百分之三四这样一个大概数量来说，我们还能得到不少珍惜的、重要的资料。
《永乐大典》的保存
国家图书馆第一批《永乐大典》的收藏是在1912年，当时图书馆是归教育部所属的一个单位。当时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是鲁迅先生，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请示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残本送到教育部，然后交给京师图书馆收藏。当时残存的数量是64册，留下了四册放在教育部图书展览室，然后其他60册送到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是经鲁迅先生的手入藏的。到后来，教育部所保存的四册也送到国家图书馆。1933年，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到1934年的时候，《永乐大典》的数量是93册。再后来到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郑振铎先生一直居住在上海，在民间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国内局势恶化，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的钱存训先生通过美国使馆和美国政府联系，把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一共选取三千种书，其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这些书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当时，袁同礼先生就一直在美国办事处看护这批书。后来，袁先生去世，这批书在1965年的时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运到台湾，存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解放以后，《永乐大典》的入藏有过一次高潮。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永乐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永乐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那时候的收藏和集中应该说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就是一种很单纯的爱国热情。比较典型的有周叔弢先生，他是一位大藏书家，几代藏书，十几岁开始就曾经收藏过宋本的《寒山子经诗集》。周叔弢先生在50年代曾经把他自己收藏了几代藏书中的精品共715种，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而且全部是无偿的，其中很多都是绝世孤本。他把自己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献给国图，并写了一封信给国图，上面的一句话很感人，他写道：“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倡议之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收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国图，希望这些典籍能够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能团聚在一起。之后，赵万里先生将家藏的《永乐大典》也捐了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永乐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
在1954年的时候，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过来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三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一册。这样，在国外的67册《永乐大典》回到祖国怀抱。
在1965年之前，还有比较重要的一批藏书回流。当时，有两大收藏家，一是周叔弢，另一位是陈清华，人称南陈北周。周叔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陈清华是以银行家的身份从30年代才开始收书，49年他移居到了香港，带走了他最喜欢和最珍贵的一批古籍，后来在经济上遇到问题，打算售书。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上也很紧张，但是在接到消息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批复，在1965年购回25部书，花费了当时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这足见党对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经过多年的私人捐赠或者其他途径，到1965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藏量是220册。
现在登记的最后一册《永乐大典》是在1983年的时候，于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的。当时我们派了两位专家前往山东。当时保存的情况实际上已经不太理想了。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但是传统上，农家妇女敬字惜纸，觉得认识字或者写字的东西都应该很宝贵的，所以字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伤。这次《永乐大典》的内容应该算是保存下来了，这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后来，由专业人员做了修复。从1983年到2008年，中间一直再没有入藏新的《永乐大典》。
在2007年，国家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古籍进行保护。我们办公室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才成立的，然后第一次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专家们到上海去鉴定一些本子。机缘巧合，当时海外的一个华人手里正好有一册《永乐大典》期望找专家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证实是嘉靖本《永乐大典》。这本书的手续正在办理之中，不久也会到国家图书馆。
从各个方面的信息统计看，现在收藏《永乐大典》的单位大约是30家。但是我们从最近的情况上看，可能民间或者是海外其他地方，或许还会有《永乐大典》存世，我们也期待着能有新的消息。
《永乐大典》的研究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曾有过评价：“元以前佚文密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就是说元以前的一些佚文秘典，因为后来有些已经不存了，所以就有赖《永乐大典》的收藏。《永乐大典》里面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集，从门类上来讲，应该说是包罗万象。从数字上来说，收集了七八千种永乐年间以前的古籍。这些古籍在万历年间重修的时候，就已经是“十不存一”了。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永乐大典》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不仅种类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胡三省作《资治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氏。（欧阳修《新五代史》）”。
另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它的一些所存史料在宋史和各个志里面记载得很少，所以有一个说法认为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就是说如果是它作为史的话，宋史里面、各个志里面的材料只有10%到20%的样子。因此，《宋会要辑稿》已经成为现在学者们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时，案头必备的一本工具书。其他如《农桑辑要》、《水经注》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从《永乐大典》辑出来或者是可以用《永乐大典》去校补它。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其中宋元以前的方志大约是180多种，明初的方志700多种，这些发现对研究宋、元、明历史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国家图书馆从第一任馆长以来，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国家图书馆的缪荃孙先生、袁同礼先生、赵万里先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缪荃孙先生曾辑出《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二卷》、《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一卷》、《中兴三公年表一卷》等书，赵万里先生曾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这些工作使很多几乎已经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2002年，国际研讨会召开，激发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更多的关注。在筹备研讨会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如《永乐大典》中的佛教文献、《永乐大典》的主题标引等等，都反映了新一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关注。在研讨会上，一位来自英国的学者大卫，把在英国看到的，藏在阿伯丁的一册《永乐大典》的复制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当时我们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开幕式上接受了捐赠，虽然是一张复制光盘，但是所载内容和资料是原来没有在册上登记过的。
在2002年的国际研讨会上，还请了一部分专家讨论《永乐大典》的修复问题。因为在国家图书馆收藏过程中，除了83年山东那一册，基本上是其他都没有太多动过，因为现在遵循的原则是最少干预的原则，尽量让它保持原貌。但是库里面的《永乐大典》，很多书背都已经散乱了。如果不加干预的话，有可能坏得更厉害，所以当时经过专家讨论，我们还是对它进行了修复。用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对损坏的这部分《永乐大典》进行了整体的修复，最后修复的效果还是不错。
当时的修复困难，主要是材料不太容易找，因为必须要跟原来材料在质地上比较接近的材料，才能展示《永乐大典》本来的面貌。所以当时找书皮原料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终于在一个绸布店找到相似的材料，然后经过定制加工，找到了一些书皮的材料。而里面的纸，原书用的是嘉靖年间比较盛行地白棉纸，韧性非常好，但是现在如果找那样的纸，一般没有地方生产，而且也没有那么老的纸。幸运的是，国家图书馆库房里面，保存有乾隆时期的一批比较好的纸。经过讨论，虽然那批纸到现在保护起来也是文物，但是用在《永乐大典》上还是值得的。它跟《永乐大典》用得这种白棉纸很接近，所以后来就决定用那批库存的纸，做了《永乐大典》的整体修复。
在《永乐大典》修复完成前后，正好国家拨了专款做敦煌遗书的库房，当时计划了一下，就做了三个紫檀木的大柜子，一个抽屉存放一册，现在的《永乐大典》就是在这样的装供具里保存。除了馆里保存的《永乐大典》，当时还多做了60个抽屉，希望是以后那60本在账上记载却不在国家图书馆保管的《永乐大典》能够回归。因为目前的《永乐大典》只有嘉靖副本400册左右存世，而国家图书馆现存221册，这60本的回归，是国家非常珍贵的文献。
郑振铎先生说过一句话：“文在异乡，史在他方。”如果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资料还要到国外去查找，其实是民族的一个悲哀。所以，今天我把《永乐大典》这样一个过程和大家做交流，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古籍，关注我们的文献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