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05-16 陈雨
本文刊发于为2014年5月15日《博客天下》第160期，此为完整版。
本刊记者 | 陈雨
2001年央视春晚，张曼玉是一阵温和而神秘的风。
那一年，她在舞台上和梁朝伟牵手演绎了电影《花样年华》的主题曲。梁朝伟穿着白色西装，眼中依旧深情款款。张曼玉一身深色衣裙，扭头、微笑，和电影中的苏丽珍一模一样。
虽然嗓音单薄，气息不稳，但她完美地满足了人们对那个穿着旗袍、神情忧郁，“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的香港女人的期待，也成全了一对备受瞩目的银幕情侣在银幕外的执子之手，深情相望。
但这一次不同。
5月3日，草莓音乐节最后一天，八级大风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的山坡上肆虐。
晚上7点半，穿着连身短裙、黑色外套的张曼玉踩着乐队的伴奏走上主舞台。不出意外的话，她还会像两天前在上海时那样，笑着朝人群打完招呼，开始用低沉的嗓音唱不那么在调上的歌。
台下的人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两天前，上海草莓音乐节首日，张曼玉的一曲《甜蜜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嗓音之低沉、走音之严重和她一直以来的优雅形象大相径庭，甚至有人说，“这是被上帝放弃的声音”。
“在上海的演出不是那么理想，走音走得蛮多的。”舞台上的张曼玉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坦白着，“我用拼音百度了一下怎么在草莓音乐节不走音，可是查不到。可能是我拼音打得不好，或者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个资料还没有放上网，所以今天还是会跟前天一样，还是会走音，但我会努力的。”
张曼玉的声音里有一种真诚的歉意和可爱的潇洒，台下一片笑声，继而是欢呼。
那一天，张曼玉49岁7个月零3天了，站在年轻的乐手身边，她反倒成了那个第一次登上音乐节舞台的新人，向观众要着“20次唱歌的机会”。
前两首歌并没怎么走音，似乎印证了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关于“张曼玉上海表现不佳是因为舞台返送有问题”的说法。唱到第三首歌《Stay》时，大风将顶棚掀起了一个角，舞台上飞沙走石，灯在顶上摇摇欲坠，奇怪的绳子皮带满天乱甩。舞台导演问站在一侧的沈黎晖，“是暂停，还是全停？”
已经有东西不断掉落在舞台上，为了安全，沈黎晖选择了全停。
台上的张曼玉还在讨价还价：“他们叫我不要唱，因为有点危险，我站在旁边唱（行不行）。”
风更大了，舞台导演将她拦腰抱走。
“我不想停！”这是张曼玉在北京草莓音乐节上的最后一句话。
高到上心口的高腰裤
张曼玉拒绝了一切采访邀请。
“我有了10首歌，我该拿它们怎么办？有人跟我说，你应该出个专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一旦如此，我离开电影行业所逃避的琐事，又会缠绕在我身上，比如接受一整天的采访。对不起我这样说这件事，但这一点也没有趣味。”她曾在4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从3月18日第一次传出张曼玉签约摩登天空的消息，到五一草莓音乐节演出结束，张曼玉始终和采访绝缘。她三次从香港飞抵北京，每次停留的两三天时间全部用于排练。
和张曼玉签订唱片约的摩登天空同时是草莓音乐节的主办方，为了让她五一顺利登上音乐节舞台，公司将“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的吉他手华东、键盘手刘敏、原郑钧乐队吉他手夏炎、“刺猬”乐队前贝斯手博譞、日本爵士鼓大师IZUMI五位乐手组成了一支新的乐队，为张曼玉保驾护航。
在位于北京苹果社区的地下排练室中，张曼玉和乐队的排练时间是从中午到凌晨。
排练中的张曼玉非常放松。在不需要演唱时，她会突然拿出一把道具吉他或一副沙锤玩起来，比正在独奏的乐手还享受。
乐队为演出安排了一首安可曲，每到这时，张曼玉都会即兴发挥，演绎出歌迷迟迟不肯离去的情景。“她会开玩笑似的说：‘好了好了，不要求了，那好吧，既然你们求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就再多唱一首好了。’”博譞告诉《博客天下》。
“有一次她对排练不太满意，就问我说，可不可以不演了。”沈黎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她一边说，我一边在吃东西，（我紧张到）把她的东西都吃了。但她其实是在吓唬我。”
至今回想起来，沈黎晖依然认为和张曼玉签约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而促成合作的“背后推手”正是张曼玉本人。
“不是每个机会都会在门口等你，你必须要自己去找。”49岁的张曼玉，依然在为自己的渴望争取着更多的可能。
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宋冬野。她听过《董小姐》，很是喜欢。“有一天公司同事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找我，对方是张曼玉，大家都被吓到了。”宋冬野曾在采访中回忆道。
凭《董小姐》意外走红的宋冬野坐享了成名的喜悦，却没有想到这首歌将带给他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在和张曼玉见面后，宋冬野将音乐品味和自己相近的她引荐给了沈黎晖。
第一次聊天中，张曼玉表露出了对英国Trip-Hop乐队Portishead以及法国的电子组合Air的喜爱，这不仅跟沈黎晖的喜好相似，也和摩登天空做音乐的类型非常接近。在听了五六首小样后，沈黎晖直接对她说：“你签摩登吧！”
但沈黎晖不明白，生活在唱片业发达的香港，张曼玉为何会跑到北京来出唱片，“她认识太多音乐行业的人，想签环球、华纳是分分钟的事，而且她是香港的，我们对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她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内地的独立厂牌呢？”但他“没好意思问”。
对于张曼玉来说，这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小在英国长大的她，经历了华丽摇滚征服整个英伦的年代，大卫·鲍威取代了披头士，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然而来到香港之后的张曼玉却并不唱歌，她与香港的唱片工业格格不入——她的声音是传统上的五音不全，而香港唱片工业要做的则是那种唱别人写的词曲，以反映都市女性心声的，驯服的、商品化的流行音乐。
唱歌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自己，而是成为更璀璨的明星—张曼玉拒绝了这种工业制度。这位曾坦言因为虚荣而入行的女孩，对音乐的态度比对电影的态度要更加谨慎。
“香港的娱乐圈是个很紧密的圈子，没有空间给‘个性’。比如说，有艺人喜欢穿一条高到上心口的高腰裤，一定会被批评到不敢再穿。这个环境中太多焦点错误的负面批评，已形成了一股破坏性的压力。”她曾在采访中说。
张曼玉穿着这条“高到上心口的高腰裤”去了草莓音乐节。第二天，网络便被“张曼玉唱歌跑调吓走粉丝”攻陷。
像玛琳·黛德丽一样唱歌
2003年之前，音乐是张曼玉的“禁地”。
和朋友一起去KTV时，她是不被允许唱歌的那一个，一旦开了口，周围的人都会做出一副“好冷”的样子。“虽然知道大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懂得这里面有真的东西，我有自知之明。”张曼玉说。
她在光影中独自美丽，在时间的雕琢下越发优雅，但她几乎从未开口唱歌。
2003年，张曼玉在前夫、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电影《清洁》中出演一位有毒瘾的单身妈妈艾米丽。过气摇滚明星丈夫吸毒早逝，艾米丽因携毒被判6个月监禁。为了和儿子重聚，她戒毒，找工作，努力成为一名“清洁”的母亲。
在电影中，张曼玉瘦削，爆炸头，时常夹着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颓废形象出现。而在由格莱美得主Brian Eno和迷幻电子大师Tricky操刀制作的电影原声带中，她演唱了四首歌，歌声也同样令人意外。
她呈现出一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嗓音特质。比起2001年春晚上的《花样年华》，此时的张曼玉，找到的是自己想要唱的东西，她的声音像电影一样，有情绪、氛围和质感。
这得益于她在拍摄《清洁》时结识的迪恩和布瑞塔夫妇。这个在纽约小有名气的夫妻档独立乐团不断鼓励张曼玉唱歌。
“张曼玉在中国、法国都是大明星，但是在纽约她很自由。”布瑞塔还记得三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到我们纽约的公寓来找我们，我们一起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大家彼此交流不同意见，尝试着去写一两首歌。”
迪恩告诉张曼玉，唱歌其实并不难，就像很多明星的照片一样，都是可以通过Photoshop 这样的软件，在电脑上修修补补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很多有名的音乐人，他们的歌声也并不完美，也要经过修补。
张曼玉的兴趣被点燃了。
在拍摄影电影《清洁》时，她第一次走进录音棚。“我以前认为自己做不到，但是现在我突然觉得，唱歌真的很单纯。不像电影，不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运镜，更不会为别人的失误而糟蹋了自己最好的演出。”她说。
这部电影为张曼玉赢得戛纳影后的桂冠，同时也为她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清洁》之后，张曼玉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接拍过任何一部电影，她将生活中的主要时间用在了唱歌和开发新的兴趣上。2003 年10 月，她在好友Jeanne（《清洁》中扮演她的旧同事）的个人专辑《Paramour》中，合唱了一曲《Helas》。
“我不想到死的时候才想到原来我一辈子只会做一件事情，我是个演员，我没能成为一个母亲。”张曼玉说，“所以我必须要寻找生命中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是剪辑师、摄影师、作家、画家。你知道，我可以做任何职业，我需要多学会一两件事情。”
她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如何剪辑、录音，如何在电脑上做音乐，家里到处放着小本子，随时有灵感，就随时记下来。
迪恩和布瑞塔夫妇继续为张曼玉录制个人专辑。
“张曼玉的专辑也许会很朋克，也许很即兴随意。”布瑞塔说，“她完全可以走德国女星玛琳·黛德丽的风格路线，穿裤装，抽香烟，歌声性感而低沉。”
2012年底，戴着红礼帽，穿着马甲、皮裤的张曼玉在北京《Vogue》杂志120周年庆典晚宴上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个预言。她自己创作并用低沉粗重的嗓音演唱的《Visionary Heart》带着浓重的后朋克色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舞台上的她始终开心地笑着，极其松弛地晃动着身体，跟随节拍拍着手。
对于张曼玉来说，唱歌、进录音棚是一件比演戏要自然得多的事，不用化妆、造型，不需要用脸来表演。但是对于自己的嗓音，她还不够自信：“我不是那种声音很好听的人，所以要唱歌，我能给的只有感情。”
在为张曼玉录制专辑的时候，布瑞塔被她的声音感动哭了。
“我不要那么完美”
“我是在不演戏之后开始找到自己的。”张曼玉曾如是说。
不演戏后的张曼玉生活在法国巴黎。每天早上9点起床，回复一些邮件，打电话回香港处理事务，但绝不见人。中午和朋友吃过饭后，她会花一下午的时间学感兴趣的东西。在巴黎的时候，她常常被人看到抱着法棍面包坐地铁，或是在街边的小餐厅里吃一块奶酪面包，在过道里点起一根烟。晚上她一般会去看戏。
“法国就是这一点好，一定有戏看，什么戏都有！演唱会也好多，我也好喜欢看。这几年我演戏不多，主要工作是做做模特，这里站一站，那里出来站一站。其实，在戏里已经过了好几辈子的人生，我不要那么精彩的生活。”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这是在香港时的张曼玉所无法想象的。曾志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感叹：“看着张曼玉就觉得可怜。”在他眼里，她在香港失去了自由，不能逛街，不能出去吃饭，家门口蹲着的都是狗仔队；她出去旅行，酒店隔壁的房间都被记者包了圆。
“她一直在逃，从香港逃到了法国，逃到了北京。”曾志伟说。
2007年，因为恋爱，张曼玉中断了正在录制的专辑，和当时的德国男友一同搬到了北京，开始享受隐匿在胡同里的乐趣，尽可能地尝试那些在香港不能做的事情：坐地铁、逛超市、买菜煮饭。
印象中总是穿着礼服、戴着昂贵珠宝的优雅女人也能熟练地辗转于灶台之间，鱼香茄子、蒸排骨、炒鸡蛋、牛排、沙拉、意大利面都是拿手好菜。
“在北京，我跟人接触，不论他们是否知道我，我都觉得很真诚。他们不以我的外在来评价我，我不想总是处在戒备、防卫的状态之中。”张曼玉曾在采访中坦言，她在北京找回了自由。
对于张曼玉来说，这样的自由和平淡已经不仅仅是昂贵的，而是奢侈的。
19岁获得香港小姐亚军，20岁起涉足银幕，张曼玉拍摄了75部电影，甚至曾有1年10部的产量。整个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片场和汽车成为了她睡觉的地方，她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假期，没有娱乐，没有主见，没有信心，有的只是男朋友。
在演艺事业渐获肯定时，她隐隐感到，“如果不能为自己活着，就有些晚了”。31岁的张曼玉为自己放了假，去法国旅游。
“年轻的时候，野心比较大，不让自己有停下来的空白。不知不觉中，压力就一点一点积累到令自己喘不过气的程度。所以，我允许自己的人生有空白的阶段，而且将这种空白视为生活过程中的一种沉淀。一个容器放得太满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是人的情绪？”她曾在采访时回忆自己的状态。
慢下来的张曼玉打开了一扇从容生活的门。在同时代女星或嫁入豪门，或难觅踪迹，或拼命地扮嫩，或端庄地逢场作戏时，她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女孩一样，自由自在地尝试。
2005年，张曼玉穿上职业套装，走进写字楼，和白领一样坐班，担任香港IZZUE品牌设计总监。但她不满意这段经历，还发誓“再也不做了，时装设计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2007 年，她和宝洁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黄文丽喝了一次下午茶，谈到“女人想比男人成功，要走的路更艰辛，很多年轻女孩子应该也有同样的困惑”，因而推出鼓励女大学生创新的基金项目。
2008年，张曼玉从巴黎飞到北京，转机到昆明，再坐车颠簸5 个多小时，到达距离昆明270 公里外的会泽县娜姑镇则补村，在当地支教，做了一名美术老师。
2012年，她在台北奉献了自己的DJ处女秀，现场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等作品，虽然自称很紧张，但表现还是惊艳全场。
“她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和我们接触的张曼玉不一样，当时她拍了很多电影，需要被认可，需要建立自信，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建立起来了。”香港导演关锦鹏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在的张曼玉始终和人群若即若离，在生活面前，她牢牢地掌握着绝对的选择权。她几乎不再拍戏，即使是姜文、贾樟柯、王家卫的剧本；她很少出席活动，虽然一出现就是全场焦点；她还在恋爱，因为年龄永远不是问题；她将在50岁开始录制自己的唱片，只是为了玩得开心。
在香港导演林奕华眼中，张曼玉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她的声线一样——低调但又韵致无穷。她早已不是那个有些婴儿肥的、甜美而拘谨的年轻港姐，时间将她雕刻成了真实而从容的女人，有着八级大风也吹不灭的生命力。
“我就是不要那么美，那么完美。我不想让大家觉得：张曼玉始终只是一个样子，没有感情，没有渴望，没有失败，只是完美地走来走去。”她说，“我希望拥有粗的，强的力量，有胜过虚伪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