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齐中废公，原名姜无诡，齐桓公之子。齐桓公病重时，易牙、竖刁、卫开方等人，禁锢桓公于室，筑高墙不准入，到了冬天桓公饿死。桓公尸体在床上六十七日，蛆出于户外，无人敢收葬。易牙、竖刁杀群吏，立公子姜无诡，不久姜无诡被杀。太子姜昭求助于宋襄公子滋甫。宋襄公率兵攻打齐国，齐人素恨易牙、竖刁，于是里外应合，大军势如破竹，齐大夫高子、国子将姜无诡处以绞刑。无诡在位仅三个月，姜昭即位，为齐孝公。
楚熊蚤，原名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季连之苗裔），跟随西伯昌周文王灭商，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鬻熊子，蚤卒」，其子熊丽继位。
春秋五霸
从公元前七七O年到前四七六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社会风雷激荡，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相传春秋初期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经过连年兼并，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溺的五个诸侯叫做“春秋五霸”。
在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 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六八五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六五一年，他大会诸侯于葵臣(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公元前六三三年，楚成于率领楚、郑、陈等园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泰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舌”，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六三二年四月， 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宏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案国也强大起来。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
以后，吴国、越国相继强大， 争霸于东南。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接着又打败齐军。公元前四八二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自公元前七七O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扎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了。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依次称霸，历史上管他们叫“春秋五霸”。
霍元甲
霍元甲（1868年-1910年）
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 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今属天津市），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他的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继承家传“迷踪艺”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
生平
霍元甲生在一个迷宗拳（又名燕青拳，相传是梁山好汉卢俊义和燕青所创）的世家。父亲霍恩第以保镖为业。霍恩第有三子﹕霍元卿、霍元甲、霍元栋，元甲排行第二。据说霍元甲幼年体弱，父亲霍恩第不让他习武，可是霍元甲暗中练习，并在24岁那年击败了一位外乡高手。这个传说被拍成了电视剧。
霍元甲成年后在天津经营药材商店，后到上海办“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为发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上海，他曾经在擂台上击败俄罗斯大力士（有资料显示，俄罗斯大力士没有被霍元甲亲自击败，而是当霍元甲答应了比武以后，俄罗斯拳手放弃了比赛。）有一次日本一个大力士团来中国要求比试，霍元甲因病为理由派弟子刘振声接战比试，结果打败了日本力士。“精武体育会”是1910年由霍元甲在上海创立的武馆，霍元甲在创立精武体育会之后数月内即逝世。据说霍元甲被日本医师秋野下毒药害死。
霍元甲幼时体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但元甲志存高远，他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后为父知，受责。元甲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方准父兄一起习武。 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兄亢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父见此，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光绪22年（1896），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察其正直，遂收为弟子。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元甲侠肝义胆。光绪24年（1898），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遂成至交。后王子斌在京遇难，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光绪27年（1901），有一俄国人来津在戏园卖艺，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见了广告，并听说俄国人还当场信口雌黄，侮蔑中国人无能，极为气愤，当即邀怀庆会馆主人农劲荪和徒弟刘振声前往戏园，见到俄国大力士在台上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病夫之国”如有能者，可登台较量。霍元甲在台下哪里还坐得住，不顾众人劝阻，一个箭步，气宇轩昂地跳上戏台，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在这台上与你较量”。此时翻译将霍元甲生平来历告知俄国人。此俄国人闻知霍元甲威名，不敢怠慢，连忙将霍元甲让进后台，霍元甲当场质责俄国人：“为何辱我中华？”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登广告，必须去掉俄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二是要俄国人公开承认侮辱中国的的错误，当众赔罪谢过；否则就是第三个条件：我霍某要与之决一雌雄，并命其当机立断，色厉内荏的俄国力士哪敢出场比武，只好答应了前两个条件，甘愿登报更正和公开承认藐视中国人的错误，从而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
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霍应友人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霍元甲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在友人支援下，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对方一再拖延，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霍公之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同仁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败在霍的手下。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间见霍呛咳，荐日医为治，霍公一生坦直，不意中毒于9月14日身亡。终年42岁。
霍元甲逝世后，当时精武会弟子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为霍元甲举行了隆重葬礼，敬献了“成仁取义”挽联，安葬于上海北郊。转年，由弟子刘振声扶柩归里，迁葬于小南河村南。 上海精武会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分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有传说霍元甲被日本人下毒药害死之后，他的爱徒陈真替他报仇。这个传说在1960年代末70年代初首次被李小龙搬上银幕（电影《精武门》，李小龙演陈真）。但其实历史上并没有“陈真”这一个人物。
霍元甲故居纪念馆
坐落在天津市西青区小南河村 ，1986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整修了霍元甲故居、修建了霍元甲陵园，用以纪念这位名震中外的爱国武术家。1997再次修葺了霍元甲故居，扩建了霍元甲陵园，辟为“霍元甲故居纪念馆” , 霍元甲故居纪念馆由霍元甲故居和霍元甲陵园两部分组成 。故居建于清同治初年。1997年，在其原址翻盖成青砖瓦房的三合院。跨进小院门楼，是一镶有“福”字的影壁墙。影壁墙后面是一明四暗五间正房，小院左、右各有厢房一间，中间正房挂着霍元甲遗像，两侧是霍东阁在霍元甲遇害后所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西屋霍元甲书房墙上高挂着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的题词：“尚武精神”。故居内陈列了一些霍元甲练武时所用的武器和精武会的会旗等文物，以及霍元甲生前用过的遗物。霍元甲陵园位于小南河村南，占地近一公顷，整体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式布局。由神道、石狮、享殿、石牌坊、寝园组成。陵园还设有霍元甲生平事迹陈列馆，展览包括四部分：一、幽燕之初露锋芒；二、奋发智勇，誓雪国耻；三、创建精武，强国强种；四、爱国精神，发扬光大。霍元甲的棺木于1989年4月29日迁葬于此。
霍元甲故居纪念馆从建成之日起已有数万的爱国人土前来参观瞻仰，重温霍元甲这位爱国英雄的传奇事迹和感人精神。如今，纪念馆已列为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的传奇被多次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包括80年代的大侠靃元田的黄元申、陈真的高雄、近日的李连杰)
公羊高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撰旧题（春秋公羊传），专门阐释《春秋》，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该书最初仅是口头流传，到汉初才成书。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共有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分成60类。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药物。绘图1100多幅，并附有11000多个药方。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
在这部书中，李时珍指出了许多药物的真正效用，如常山可治疟疾，延胡索能够止痛。他还举了日常生活中容易中毒的例子，象用锡做盛酒器，因有毒素能溶解在酒中，久而久之，会使饮酒的人慢性中毒。他在写作中遇到难题时还跑到实地进行观察。如看到旧本草中所说，穿山甲吞食蚂蚁是通过鳞甲来诱捕。他觉得奇怪，认为百闻不如一见，他搞到一只活穿山甲，仔细观察了它的生活规律后，发现它是用舌头吃蚂蚁。他又解剖了穿山甲的胃囊，发现里面竞有蚂蚁一升之多，于是写下了这段记载。
李时珍就这样认真刻苦，一丝不苟地写下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由于他在书中批判了水银“无毒”，久服“成仙”“长生”等说法，当时皇帝大臣都信道士们的水银炼丹，所以这部著作大书商们都不敢出版，直到他死后于公元1596年才与读者见面。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到处传播它，并进行翻刻，成为医生们的必备书籍。从17世纪起《本草纲目》陆续被译成日、德、英、法、俄等五国文字。195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共收集531种现代药物和制剂；其中采取《本草纲目》中的药物和制剂就有100种以上。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一）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1518年生于湖北蕲州东门外的瓦硝坝(现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明以前，这个地方是雨湖和莲市湖的交界处，沿湖人民常遭受湖水上涨的灾难。从明代起，为了阻拦湖水的上涨，在这里筑起了堤坝，后来称它瓦硝坝。临近瓦硝坝有周长二、三十里的雨湖，是蕲州风景区之一。东出瓦硝坝，有大泉山、龙盘山、平顶山……，山野里除了花草、树木、竹林之外，还生长着各种野生药材，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李时珍出身三代相传的医户人家，祖父是一个医生，父亲李言闻，又名李月池，也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曾做过“太医吏目”。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医学理论上也有相当的修养，后来李时珍称赞自己的父亲在诊断疾病方面的知识是“精诣奥旨，浅学未能窥造”。据记载李言闻著有《四诊发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李时珍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薰陶着。
在封建社会里，医生的地位非常低下，常与“算命”、“卖卦”的人相提并论，有时还遭到官僚地主豪绅们的欺压。这股势力在明代更甚，当时还规定“医户”人家不能改行，这种轻视医生的社会风气，促使李言闻产生了改换医户地位的想法，决定让李时珍走科举道路，这样可以取得一官半职，荣宗耀祖，因此，要求李时珍每天背诵《四书》、《五经》，准备迎接科举考试。
李时珍从小爱好读书，在14岁那年考中秀才，后来参加乡试考举人，三次都失败了。有一年，蕲州一带，河水上涨，淹没了田地，又淹没了市巷，农田荒芜，疫情严重，肠胃病到处流行。蕲州官府举办的“药局”，不替穷人看病，穷人有病，都来找李时珍的父亲医治，临走时，个个都道谢不绝。这一切都看在李时珍的眼里。李时珍20岁的那年，身患“骨蒸病”(肺结核)，连续不断地咳嗽和发烧，几乎把命送掉，幸得父亲的精心诊治，用一味黄芩汤把病治好了。李时珍愈想愈不愿走科举道路，向父亲表示，立志学医，做一个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好医生，父亲看他态度坚决，也只好答应了。
李时珍24岁开始学医，白天跟父亲到“玄妙观”去看病，晚上，在油灯下熟读《内经》、《本草经》、《伤寒论》、《脉经》等古典医学著作。李时珍的读书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脚”。由于他刻苦学习，掌握了治病方法。他曾用“延胡索”治愈了荆穆王妃胡氏的胃痛病，又用杀虫药治愈了富顺王之孙的嗜食灯花病，后来又以附子和气汤治愈富顾王适于的病症而被聘为楚王奉伺正。
多年的临床实践，使李时珍懂得，做一个医生，不仅要懂医理，也要懂药理。如把药物的形态和性能摘错了，就会闹出人命来。他在阅读《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再仔细地阅读了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著的《本草经集注》，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衍义》等。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是“草木不分，虫鱼互混”。比如，"生姜"和“薯蓣”应列菜部，古代的本草书列入草部；“萎蕤”与“女萎”，本是两种药材，而有的本草书说成是一种；“兰花”只能供观赏，不能入药用，而有的本草书，将“兰花”当作药用的“兰草”；更严重的是，竟将有毒的“钩藤”，当作补益的“黄精”。李时珍认为古代本草书上那么多的错误，主要是对药物缺乏实地调查的结果。
宋代以来，我国的药物学有很大发展，尤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外来药物不断地增加，但均未载入本草书。李时珍认为有必要在以前本草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时，李时珍已经35岁了。
过了五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武昌的楚王朱英燎，推荐了李时珍。李时珍认为北京是明王朝的京都，那里不仅聚集了全国重要的医药书籍，还可看到更多的药材，这对修改本草书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李时珍接受了楚王的推荐，4l岁进入北京太医院，并担任了太医院院判的职务。
明世宗朱厚熜，是一个昏庸透顶的皇帝。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仙丹药，还想做神仙。太医院中的医宫们，为了迎合朱厚熜的需要，不仅向全国各地收集“仙方”和“丹方”，同时又翻遍了历代本草书，企图从中获得长生不老之药。有的医官说“久服水银，可以长生不死”，有的医官说“炼食硫黄，可以长肌肤益气力”；有的说“灵芝是仙草，久食可以延年益寿”。李时珍听到这些无稽之谈，更下定决心准备修改本草书。
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过了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他再也不愿耽下去了，借故辞职。
在回家的路上，一天，李时珍投宿在一个驿站，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个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李时珍上前询问，马夫告诉说：“我们赶车人，整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李时珍将马夫介绍的经验记录了下来。写道：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此事使李时珍意识到修改本草书要到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二）
李时珍为了修改本草书，对各种医书上的不同记载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搞清形态相似的苹、水萍、萍逢草，曾到家门口的雨湖，还到较远的马口湖、沿市湖、赤东湖进行采集，耐心观察比较，终于纠正了本草书上的长期混乱。
为了搞清白花蛇的形态，验证书本记载，李时珍来到了蕲州城北的龙蜂山捕蛇(白花蛇为蕲州特产)，只听得有人唱道：“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随着歌谣而来的是几个肩背竹篓的捕蛇人，他们正朝着几棵石楠藤走去，据说白花蛇爱吃石楠藤的叶，所以石楠藤也就成了白花蛇的“家”，日夜盘缠在石楠藤上。捕蛇人发现白花蛇后，立即从地上捞起一把沙土，对准白花蛇撒去，说来也奇，白花蛇遇到沙土，真象面粉遇水一样，缩成了一团，捕蛇人立即上前用木叉往白花蛇的颈部叉去，另一手抓住蛇体的后部，这时白花蛇再也施不出威力来了。李时珍定前去仔细观察了白花蛇的形态，只见蛇头大似三角形，嘴里长着4只长牙，背上有24块斜方格，腹部还有斑纹，与一般的蛇，确实不一样。接着，捕蛇人格蛇挂在路旁的小树上，用刀剖其腹，去其内脏，盘曲后装进了竹篓筐，据说，将蛇烘干后，才能当药用。李时珍记录了捕蛇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活动，不仅补充了本草书，也为后来编写《白花蛇传》，提供了重要材料。几年后，李时珍又根据白花蛇的祛风特性，制成了专治半身不遂中风症的“白花蛇酒”。据现代药理分析，证明白花蛇的提取物，具有镇静、镇痛，扩张血管和降压作用。
穿山甲又叫鲮鲤，根据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的记载，穿山甲是一种食蚁动物，它“能陆能水，日中出岸，张开鳞甲如死状，诱蚁入甲，即闭而入水，开甲蚁皆浮出，围接而食之。”穿山甲的生活习性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李时珍跟随猎人进入深山老林，进行穿山甲解剖，发现该动物的胃里确实装满了未消化的蚂蚁，证明了本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李时珍发现穿山甲不是由鳞片诱蚁的，而"常吐舌诱蚁食之。"他修订了本草书上关于这一点的错误记载。同时他又在民间收集了穿山甲的药用价值，记载了一段"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的顺口溜。
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名叫蔓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李时珍为了寻找曼陀罗花，离开了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了独茎直上高有四、五尺，叶象茄子叶，花象牵牛花，早开夜合的蔓陀罗花，他又为了掌握蔓陀罗花的性能，亲自尝试“乃验也。”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据现代药理分析，蔓陀罗花含有东莨菪碱，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大脑和延髓作用，对末梢都有对抗或麻痹副交感神经作用。
李时珍在做蔓陀罗花毒性试验时，联想到本草书上关于大豆有解百药毒的记载，也进行了多次试验，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不可能起解毒作用的，如果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并说：“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李时珍不仅对植物药、动物药进行仔细的调查、观察，对矿物药也做了不少调查工作。他曾到过铜矿、铅矿、石灰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本草书的记载，铅是无毒的物质。李时珍为了了解铅的性能，深入矿区，见到矿工们的艰苦工作条件，写道：“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入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砍取之”通过对矿工们的健康调查，认识到铅是有毒物质，“性带阴毒，不可多服”。同时又掌握了铅中毒会引起中毒性肝炎而出现黄疸症状。“若连月不出，则皮肤萎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水银”据以前本草书记载，言无其毒；言其久服神仙；言为长生不老之药。确有其事吗?李时珍通过调查，认识到水银是由丹砂加热后分解出来的(“汞出于丹砂”)；水银和硫磺一起加热，可以变成银朱(硫化汞)；水银加盐等，又可以变成另一种物质，名叫轻粉(氯化汞)。由此，他记述水银是一种“温燥有毒”的物质。“若服之过剂”“则毒被蒸窜入经络筋骨”，“变为筋挛骨痛，发为痈肿疳漏，或手足破裂，虫癣顽痹，经年累月，遂成疾癌，其害无穷。"李时珍又根据六朝以来久服水银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历史事实，驳斥了久服水银可以长生不老的无稽之谈，并写道："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李时珍是一个富有求实精神的医药家；为了完成修改本草书的艰巨任务，他几乎走遍了湖北省、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行程不下万里。同时，他又参阅了800多家书籍，经过3次修改稿，终于在6l岁(公元1578年)的那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后来又在他的学生、儿子、孙子的帮助下，使《本草纲目》更加完整，更加精美。《本草纲目》包含着李时珍将近30年的心血，记录着李时珍饱尝苦辛的艰难历程。
《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l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它的成就，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了原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它把药物分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又将矿物药分为金、玉、石、卤石四部。植物药一类，根据植物的性能、形态、及其生长的环境，区别为草、谷、菜、果、木等5部；革部又分为山草、芳草、醒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小类。动物一类，按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为虫、鳞、介、禽、兽、人等6部。还有服器部。《本草纲目》共分为16部62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尤其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二百年。
《本草纲目》不仅在药物学方面有巨大成就，在化学、地质、天文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它在化学史上，较早地记载了纯金属、金属、金属氯化物、硫化物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同时又记载了蒸馏、结晶、升华、沉淀、干燥等现代化学中应用的一些操作方法。李时珍还指出，月球和地球一样，都是具有山河的天体，“窃谓月乃阴魂，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本草纲目》不仅是我国一部药物学巨著，也不愧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正如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指出：“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
《本草纲目》编写后，李时珍希望早日出版，为了解决《本草纲目》的出版问题，70多岁的李时珍，从武昌跑到当时出版业中心南京，希望通过私商来解决。由于长年的辛苦劳累，李时珍终于病例在床，病中嘱咐他的孩子们，将来把《本草纲目》献给朝廷，借助朝廷的力量传布于世。可惜李时珍还没有见到《本草纲目》的出版，就与世长辞了。这年(1593年)，他刚满76岁。
不久，明皇帝朱诩钧，为了充实国家书库，下令全国各地向朝廷献书，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将《本草纲目》献给朝廷。朝廷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就把《本草纲目》搁置一边。后来仍在南京的私人刻书家胡承龙的刻印下，在李时珍死后的第3年(1596年)，《本草纲目》出版了。公元1603年，《本草纲目》又在江西翻刻。从此，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本草纲目》在国内至今有三十多种刻本。
公元1606年《本草纲目》首先传入日本，1647年波兰人弥格来中国，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流传欧洲，后来又先后译成日、朝、法、德、英、俄等文字。
李时珍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的，因此深受后世人的尊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明史》、《白茅堂集》都为他写下了传记。清光绪年间在李时珍墓地立碑纪念。解放后，李时珍基地，又得到再次修整。 1956年科学家郭沫若以题词作纪念，写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四大名著
第一个将通俗小说排名的是金圣叹，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计划评点六部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伪托金圣叹之名将修订的三国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他们托金圣叹之名而不是更早的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时有“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它的提出亦当是书商们的商业手段，再后红楼代替金瓶梅成为“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至此定型。“四大名著”做为是“四大奇书”的现代说法,时间自然也不会早了。因此，现在“四大名著”（四大奇书）的提法一定是出现在《红楼梦》成书之后。
但又有人考证，“四大奇书”的说法应在明末清初就确立了。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至晚冯梦龙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李渔承其说，且以“第一奇书”冠三国而出版，则大概明末清初之际，“四大奇书”的提法已得到相当的固定且流行开来了。 但无论怎样，“四大奇书”这一提法是“四大名著”的最初提法，这一点应该确定。
现在四大名著公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三国演义》
作者：（元末明初）罗贯中
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
共一百二十回
三国演义介绍：根据陈寿《三国志》，以及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一些民间传说写成。现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最早，分24卷，240则。清初毛宗岗又做了一些修改，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水浒传》
又名：忠义水浒传
作者：（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
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其所见本，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施耐庵所作，王圻《续文献通考》认为是罗贯中所作。
水浒传介绍：作者在《宣和遗事》及相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全书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版本：水浒传在流传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本子。现在所见的，主要有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100回本在“招安”后，有“征辽”和镇压方腊起义等情节；120回本又插增了镇压田虎、王庆的情节。后金圣叹将此书删改，去掉了招安及以后的事，称为70回（实为71回）。
苏州城阊门外，怀胥桥北施家巷有一户施姓人家，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这一支传到施耐庵的父亲已是十四世。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施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位老秀才给婴儿起了个名字，叫彦端，意思是这孩子长大了，定是位行为端正的才子。这个襁褓中的彦端，就是后来写出千古名著《水浒》的施耐庵。施耐庵7岁时，家里贫穷，无法上学。但他聪明好学，经常借书看，请邻居教，有时还到学府去旁听。就这样，他读了《大学》、《论语》、《诗》、《礼》等许多书。13岁时，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琳琅。一次，邻居老人病故，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耐庵少年气盛，欲显其才，也不推让，走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称赞不已。主动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并且不收学费。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刻苦，他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讲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等故事，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阅读。还同小伙伴们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那时，苏州城里经常说唱些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院燕青搏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去消遣，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敬佩之情。
《西游记》
作者：（明）吴承恩
共一百回
西游记介绍：西游记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及杂剧（元末明初杨讷作）基础上创作而成。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
吴承恩(约1504年-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将近80岁。
《红楼梦》
原名：石头记
作者：（清）曹雪芹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由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由高鹗所作。曹作八十回在撰写、修改过程中就以抄本的方式流传。乾隆五十年(1791年)，程伟元将前八十回及后四十回续稿以活字排印，从此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但前八十回的文字曾又改动。
红楼梦介绍：红楼梦写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代，内容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由盛到衰的全过程。作品语言优美生动，善于刻画人物，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尤三姐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本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曹雪芹，中国清代小说家，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其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曹雪芹白旗包衣（家奴）。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的曹颙和曹頫相继担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之久，颇受康熙帝宠信。曹雪芹在富贵荣华中长大。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多次打击，曹頫被革职入狱，家产抄没，举家迁回北京，家道从此日渐衰微。这一转折，使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更清醒地认识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实质。从此他生活一贫如洗他能诗会画，擅长写作，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小说《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披阅10载，增删5次，写出了这部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巅峰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以其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深刻的思想认识，精湛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幼子夭亡，曹雪芹陷于过度忧伤和悲痛，到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日），因贫病无医而逝世（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两种说法），入葬费用由好友资助。
另外有人认为《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和《洛丽塔》是二十世纪三大经典文学名著。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火，只剩下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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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3 参阅
4 外部链接
[编辑] 四书
主条目：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编辑] 《大学》
主条目：大学 (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编辑] 《中庸》
主条目：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编辑] 《论语》
主条目：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编辑] 《孟子》
主条目：孟子 (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编辑] 五经
主条目：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编辑] 《诗经》
主条目：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编辑] 《尚书》
主条目：尚书 (经)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编辑] 《礼记》
主条目：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编辑] 《周易》
主条目：易经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编辑] 《春秋》
主条目：春秋 (史书)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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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中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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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漫谈
四书五经
四书: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
五经: 诗经 | 尚书 | 礼记 | 易经 | 春秋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
四书
主条目：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主条目：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主条目：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主条目：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主条目：孟子 (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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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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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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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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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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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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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唐朝伟大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统帅。
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
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参见李渊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参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参见唐平萧铣之战)。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
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
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
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
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参见唐击突厥泾阳之战)。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
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夏侯尚(185年？-225年？)，三国时代曹魏的武将。字伯仁。他是曹操的重要部下夏侯渊的族子。夏侯玄和夏侯徽的父亲，夏侯儒的哥哥，夏侯奉的叔父。
为曹操效力，成为军司马。曹操成为了魏王的时，夏侯尚也成为了黄门侍郎。
曹丕与夏侯尚与其说君臣关系不如说亲友关系，夏侯尚得到曹丕的重用，最终成为昌陵乡侯·征南大将军，被委托掌管荆州的军权，被托付对吴战线。虽然孙权向曹丕提出了当臣下的时候，夏侯尚并不相信，反过来向曹丕提出现在应该进攻东吴,可是，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因为爱妾之死，夏侯尚年轻便得病死去了。（尚有爱妾嬖幸，宠夺适室。适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绞杀之。尚悲感，发病恍惚，既葬埋妾，不胜思见，复出视之。文帝闻而恚之曰：“杜袭之轻薄尚，良有以也。”然以旧臣，恩宠不衰。）（三国志?诸夏侯曹传）由此可见，夏侯尚是一名多情君子。
三国演义中，夏侯尚和黄忠作战而战败被捉住等情节，被描绘成是一名凡庸的人,不过，三国志里他是智勇兼备的名将。
凌烟阁是原本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之，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这二十四人的姓名与事迹如下：
赵公长孙无忌第一。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兄，自幼与李世民为友，李渊太原起兵后投靠李世民。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主导作用。终身为李世民信任，李世民评价为“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李世民去世后，受遗命辅佐唐高宗。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来被诬陷谋反，自杀。
赵郡王李孝恭第二。其父为李渊堂弟，李渊起兵后，他负责经略巴蜀。得李靖之助，灭萧铣、辅公佑，长江以南均受其统领，战功几可与李世民分庭抗礼。李世民登基后，退出权力中心，以歌舞美人自娱。贞观十四年，暴病身亡。
莱公杜如晦第三。李世民主要幕僚。李渊攻克长安时投靠李世民，得房玄龄推荐而受李世民重用，为十八学士之首。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及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贞观四年病故，年仅四十六岁。其死深为李世民痛惜，死后极尽哀荣。
郑公魏征第四。原为李密谋士，后随李密降唐，为唐朝招降李世绩。窦建德进攻河北时被俘，窦灭亡后重回唐朝，隶太子李建成麾下。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因感知遇之恩，凡事知无不言，以进谏著称。终生深受李世民信任，李世民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贞观十六年病故。
梁公房玄龄第五。李世民主要幕僚，善于谋略。李渊起兵后派李世民进攻渭北，受温彦博推荐投入李世民幕府，被委以心腹，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及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被比为汉之萧何。贞观年间负责行政，为相近二十年，深得李世民信任。李世民出征高丽时被委以留守重任。贞观二十三年病故。
申公高士廉第六。李世民长孙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二人之父早死，实际由高士廉抚养。高对李世民极为器重，以至主动将长孙后许配给李世民。因得罪杨广，被发配岭南，随后中原大乱，被隔绝在外，直到李靖灭萧铣南巡时才得以回归。其人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鄂公尉迟敬德第七。原为刘武周部将，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起初不被众将信任，几乎被处死，但李世民坚持起用他。唐郑决战时有单骑救主之功，得以稳固地位，此后以勇将身份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的主要角色，亲手杀死齐王李元吉，拥立之功第一。突厥倾国进犯时以骑兵迎击取胜。天下安定后无用武之地，晚年闭门不出，最终得享天年。
卫公李靖第八。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典型，曾试图揭发李渊谋反，因此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为李世民所救。后来戴罪立功，协助李孝恭经营巴蜀、灭萧铣、辅公佑，被李渊评价为“萧、辅之膏肓”。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突厥政权，战功无人可及。后来又挂帅出征，消灭吐谷浑势力。屡次被诬告谋反，为免嫌疑，主动退休闭门不出。
宋公萧禹第九。隋炀帝萧后之弟，以外戚为隋炀帝重臣。因反对出征高丽，被贬为河池郡守，到任后受薛举进攻，奋力抵御。李渊起兵后，归附唐朝，善行政，终生为李渊重用。李世民即位后，因与房玄龄、杜如晦不和，多次得罪李世民，仕途沉浮，但从不“改过自新”。后来李世民评价其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褒公段志玄第十。李渊在太原时的旧部，首义功臣。参加李唐历次重要战役，以勇武著名。李世民兄弟相争时，拒绝建成、元吉的拉拢，忠于李世民，并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其人治军严谨，李世民评价为“周亚夫无以加焉”。贞观十六年病故。
夔公刘弘基第十一。游侠，隋炀帝征高丽时，因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太原起兵时，与长孙顺德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途中于霍邑之战阵斩隋主将宋老生，攻克长安后被评为战功第一。进攻薛举时在浅水原大败，力尽被擒，李世民灭薛氏后获救。又在刘武周进攻太原时战败被俘，侥幸自己逃回，随后配合李世民在介休歼灭宋金刚。因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唐高宗时病故。
蒋公屈突通第十二。原为隋朝大将，历仕杨坚、杨广，战功赫赫。杨广南巡江都，委以镇守都城长安的重任。李渊起兵后进攻长安，屈突通率部下死战，力尽后自杀未遂，最终投降李渊，被封为兵部尚书。后参与唐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尤其灭王世充被评为战功第一。后被委派镇守洛阳，于贞观元年病故。
勋公殷峤第十三。李渊旧部，太原起兵时投奔李渊，参与进攻长安。进攻薛举时，在浅水原大败，与刘文静一同被追究责任，贬为庶民。后随李世民灭薛氏有功，得以重被任用。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在进攻刘黑达时，得病身亡，是凌烟阁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一个。
谯公柴绍第十四。李渊之婿，娶平阳公主。李渊起兵时身在长安，侥幸逃脱追捕前往太原。参与攻克长安、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重要战役。贞观年间作为主将消灭最后一位反王梁师都。贞观十二年病故。
邳公长孙顺德第十五。李世民长孙后之叔，外戚。隋炀帝出兵高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与李氏父子友善。太原起兵时，与刘弘基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时任先锋，擒隋主将屈突通。此后功劳不显。贞观年间因多次贪污被弹劾，病故。
郧公张亮第十六。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绩，随李一同降唐。得房玄龄、李世绩推荐入李世民幕府。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但其后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谋反，受诛。
陈公侯君集第十七。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为此怀恨在心。李世民诸子争当太子的斗争中，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承乾，事泻被杀。
郯公张公谨第十八。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受李靖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谋划。李世民登基后，以其为李靖副将抵御突厥，协助李靖灭亡突厥。次年病故，仅三十九岁。
卢公程知节第十九。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秦叔宝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及玄武门之变。唐高宗时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免官，后病故。
永兴公虞世南第二十。隋朝奸臣虞世基之弟，自幼以文学著称。宇文化及江都兵变后被裹胁北返，宇文被灭后归窦建德，窦死后入李世民幕府。此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
渝公刘政会第二十一。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首义功臣。此后负责留守太原，刘武周进攻时被俘。忠心不屈，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秘报李渊。刘武周灭亡后获救。曾担任刑部尚书，贞观九年病故。
莒公唐俭第二十二。唐家与李家均为北齐大臣，有世交之谊，唐俭亦与李渊为友。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为首义功臣。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突厥外交事宜，被李靖“谋害”，竟奇迹般逃生。后来任民部尚书，因怠于政事贬官。唐高宗年间病故。
英公李世绩第二十三。原为瓦岗军大将，少年从翟让起兵，翟死后跟随李密。李密降唐后成为独立势力，但仍坚持以李密部下的身份降唐以示不忘故主，被李渊称为 “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密谋暗杀窦重归唐朝，但未能成功，侥幸逃走。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达，又担任主将灭徐圆朗，随李孝恭灭辅公佑。贞观年间与李靖一起灭亡突厥，此后十六年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多次击败薛延陀势力，又随李世民进攻高丽。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被委以军事，担任主将再次出征高丽，终于将高丽灭亡。唐高宗重画其形象于凌烟阁。灭高丽后次年病势。
胡公秦叔宝第二十四。本为张须陀部下勇将，张死后归裴仁基部下，又随裴投降李密，为瓦岗军大将。在李密与宇文化及童山之战中立下大功。李密失败后投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程知节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为玄武门之变的主力。后因历次作战负伤太多而疾病缠身，贞观十二年病故。
其实这二十四个人里面，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曾经是唐太宗的“死对头”。尤其侯君集，后因贪污腐败被关了一阵子而心怀不满，怂恿另一个功臣张亮与自己一起造反。张亮密报唐太宗，太宗却道：“与君集都是功臣，如今君集只对你一个人说了，如果让你们二人对证，君集一定不承认，我应该相信谁？”于是不再提这件事，“待侯君集如初”。
后来，侯君集“有负圣望”造了反，被抓住了，唐太宗亲自审讯，并对他说：“你是国家功臣，我不想让你受刀笔吏的羞辱，因此亲自来将事情弄清楚。”证据确凿，唐太宗又召集文武百官说：“君集有功于国，我将乞求饶他一命，诸位能够答应么？”群臣都说：“君集之罪，天地不容。”
造反本来是要灭族的，但太宗念他曾有功于国，饶了他妻儿的命。临刑前，太宗与他诀别，哭着说“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