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安化蛮事 广西人野蛮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10日 21:27:31分享人:情畫家来源:互联网19
程节、程邻父子在广西

从北宋熙宁初到政和年间，程节、程邻父子在广西为官并先后出任“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其间虽有迁移，父子俩在广西历官仍达三十余年。《宋史》未为程节、程邻父子立传，其事迹散见于文献。1976年《宋中大夫宝文阁待制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夲路兵马都钤辖柱国赐紫金魚袋程公墓志铭》、1984年《宋故朝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提举杭州洞宵宫赠徽猷阁待制程公墓志铭》相继出土，一些与广西有关而史志失载的史料浮出水面。笔者不揣冒味，也就“二程”经略广西发发议论。

一、程节

（一）程节第一次到广西－－“置桑江寨”。

墓志铭称“熙宁初，荆广察访使器其才，檄公度岭，招谕桂州诸蛮，就义宁县置桑江寨。改著作郎，同知邵州武冈县。”

“熙宁初”具体是哪一年？据《续资治通鑑长编》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祕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章惇察訪荊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故徙夙及構，又使惇往密圖之。”章惇奉命以“察訪荊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幌子，实际上是要“經制南、北江”即“密圖”荊湖、南北路的“蛮夷”地区。

但“始議經制南、北江”要早於熙宁五年。史载，熙寧三年“提點刑獄趙鼎言硤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觽願內屬”。熙寧四年“辰州布衣張翹上書，論‘南江蠻雖有十六州，惟富、峽、敘州僅有千戶，餘各戶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飢。近向永梧與繡、鶴、敘諸州蠻自相绚殺，觽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撫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師晏孱懦，觽不畏服，爭鬥绚殺不已，皆有內向心。近師晏嘗於辰州自陳，願以石馬鎮一帶疆土歸化，乞乘機招納，建城寨，定稅賦。’詔以翹書并鼎所陳下知辰州劉策詢度。於是，請如翹言領兵壓境，密行招諭，直下溪州修築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圖上方略。”

由此可知，熙寧三年“始议經制南、北江”，熙寧四年定策，熙宁五年实施，章惇为了切断“南、北江蛮”的外援、防范其窜扰岭南，差遣时为江陵府潜江县令的程节到广南西路“招谕桂州诸蛮，就义宁县置桑江寨”，事在熙宁五年（1072年）。

（二）程节第二次到广西－－“措置融州、两江通接湖南北飞山十州道路”。

程节第一次到广西“置桑江寨” 事毕，“改著作郎、同知邵州武冈县”，旋以双親年事已高为由，请求调动以便就近奉养，於是“以秘书丞监信州都作院、转太常博士”。不久，父殁，程节居丧守制毕，正在等待朝廷重新安排之际，广南西路发生了“安化蛮叛”事件。

羁糜安化州地望在今环江县，当时生产力低下，稍有天灾百姓们就面临断炊之苦，朝旨要求广西当局予以接济。元丰初年，安化三州連歲薦饑，接踵又遭加雪灾凍斃耕牛，该州“首領以本族饑饉，依舊例借糧於宜州”。时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使的張頡和广西轉運使馬默唯恐天下不乱，“乱”则可用兵，则可升官发财，指示宜州一粒粮食也不许借予安化州，铁下心来实施“官逼民反”。果然，“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讎殺”。 張頡、馬默立即向朝廷请兵，史载：元丰五年六月“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帝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极须谨重……’”云云。皇帝的态度含混，张、马读得懂，且以为“蛮夷”不堪一击，便“直令宜州興兵討之”，结果“致本州官兵陷沒。頡又遣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沒。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覆沒”。这时态度含混的皇帝“為之旰食”，急忙命工部侍郎熊夲“知桂州”又“遣知沅州謝麟“將數萬人”經制宜州溪峒事，最后“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

熊夲既为桂帅，有意提携居父丧期满正在等待朝廷安排的同乡兼学友程节，便辟他为帅府“管勾机宜文字”。墓志铭说“龙图阁待制熊公夲为桂帅，帅辟公管勾机宜文字”，时在元丰五年（1082年）七、八月间，这是程节在十年之后第二次到广西。程节到广西帅府后，“安化蛮叛”事件”已经平息。次年四月，湖北轉運司言：“‘誠州開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廣西都懷寨，若通此路，中徹融州，實可扼三路溪峒之喉衿。望下廣西協力經營。’詔熊本應副，無得譸張，致失機會。”

熊夲对于“協力經營”跨境通道颇有顾虑——熙宁六年初知桂州、广西经略使沈起在溪峒间筑兵寨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时殺人以千數，又“以都怀失守，一夕屠兵将殆尽”，在兵怨民怒、余波未息之际深入其地筑路置驿，极有可能再次引发冲突。程节认为上次冲突是因沈起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兵力强行筑寨引发，而且处置失当；现在情况不同，南、北江经过十余年的经营为筑路置驿打下了基礎，只要处置得当应该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见熊夲犹豫“未决”，便进言“曰：‘时异事异，无不可’。”於是熊夲便举荐程节“應副”此事。

在溪峒地区筑路历时经年，至元丰七年五月竣工，墓志铭中仅以“有旨措置融州、两江通接湖南北飞山十州道路，公请以轻骑至境上，开谕朝廷柔远之意。诸酋首旧服公名，皆顿首纳款、籍土地户口，自桂融道徽数百里，墉壑相望”数十字概括之。没有以大军压境，而是以“轻骑”入境，以“谕” 措置，程节成功了，被朝廷“擢朝散郎、夲路转运判官”。

筑路既毕，还得确保道路畅通。因此，当年“八月戊辰朔，荊湖路相度公事所言：‘王江一帶，自大湴口以上接連檀溪諸蠻，與今道路相接。朝旨專委管勾廣西經略司機宜文字程節招納措置。本處地理闊遠，蠻已歸附，須築一堡寨，以為守備。’诏节相度。”

程節奉詔到实地考察一番后上疏说：“王江上流地名安口，控扼諸峒，其地寬平，可建城寨。然由王口而上，經大湴、吉老江口，皆生蠻猺團族，惟以略峒民板木為生。今雖效順，各有俸給，若建城寨，亦須兵威彈壓。今欲沿江及中心嶺各治道路漸進，先置堡鋪於吉老江，量留丁以防鈔截糧道，然後安口可以即工。”又建议说：“王江一帶團峒，東由王口、三甲，西連三都、樂土，南接宜州安化，與誠州新招檀溪地密相鄰比。熙寧中，嘗遣承制劉初領兵丁置寨於安口，諸蠻併力殺傷官軍，自此蠻情愈更生梗。今徧招納，例皆效順，當開道路，置堡寨、驛鋪，分兵丁防守，乃為久安之計。又緣事干兩路，須與誠州同時措置，庶使諸蠻力有所分，易為辦集。”对于程节的建议，朝廷“並從之”。于是他“再被旨进筑四堡寨，置佛寺，设学校，使磨诱新民，子弟迁善，知礼法，解辫，袭冠帯，鼓舞用夏之风焉”。

但事未竟而程节遭遇母丧，“乃分屯军马，解官持服”，离开广西回籍守制。他离开广西当在元丰七年（1084年）末或八年初，在广西居官将近三年。

（三）程节第三次到广西－－由运转副使到知桂州、兼经略安抚使。

程节第二次离桂之后，历官湖北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判官、江淮等路提点坑治铸钱、京东路提刑獄公事，绍圣元年（1094）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第三次来到广西，从转运副使擢升知桂州兼经略安抚使直到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病逝于桂州，“在岭十一年”。

因史籍、文献记载颇有缺失，程节在广西执政期间的政绩大多无从考察，相关的桂林摩崖石刻也仅见他修葺城门、筑八桂堂、湘南楼、陪上官及偕僚属郊游等等。墓志铭说他在此期间“谓本路地硗民弱，慎造獄，勿违道干誉，当奉董劝，察奸慝，裕岁计尔”； “因俗设教，督属郡外严边备，除器械，阅兵马，号令粛然”；“内劭农安富，丰财恤贫，兴学校，礼师儒。境内仍旱，精祷山川，泽龙为出，见而雨，时若年亦大有矣” 等等，反映出他恤民察吏、重边防、劭农重谷、尊师重教、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然而，桂林摩崖相关的石刻仅见他修葺城门、筑八桂堂、湘南楼、陪上官及偕僚属郊游等等，大多“政绩”因史籍、文献记载颇有缺失无从考察，但有若干事似可议论具体。

1、关于绍圣元年“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

墓志铭说程节於“绍圣元年召为戶部员外郎。越月，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仅做了一个多月的京官就外放，个中必有原因，墓志铭对此并无交待，而是在后文中说“元丰中，苗时中过阙登对，论岭右事。神宗顾谓曰：‘程节未识其面，盖奇才也’”，似乎在暗示这次外放与苗时中有关。

元丰中程节被桂帅熊本辟为勾管机宜文字时，久任广西转运使司副使的苗时中仍在任上。程节奉旨措置道路、招抚“蛮夷、筑堡寨”妥帖、顺利，熊本却因处理与交趾的疆界、安置在反击交趾入侵之役有功的溪峒首领等事务让皇帝有所失望，内调为吏部侍郎。苗时中因改任赴阙述职，转运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监察地方官吏、举贤荐能，述职时在皇帝面前称赞了程节的才干是完全有可能的。苗时中赴阙述职后岀任知桂州、广南西路经略使，元祐二年秋程节服母丧期满，被安排到荆湖北路任转运判官，当时苗时中仍在广西并没有向朝廷请调程节。绍圣元年程节入为京官时苗时中、熊本同於于元祐六年病逝，与程节入为京官当毫无关係。那么，墓志铭文的暗示说明什么？笔者以为是在回避一个人，此人就是铭文“熙宁初，荆广察访使器其才”中隐去其名的察访使章惇。

关於章惇其人，史载他“豪俊，博学善文”，自称普天之下他只佩王安石、苏轼二人。王安石因“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随后一路升迁成为推行新法的重要助手。

熙宁初章惇受命“察访荆湖、经制南北江”之后即檄程节“度岭，招谕桂州诸蛮，就义宁县置桑江寨”，无疑是因“识其才”而欲揽其人。

程节是个“遇事必洞見表里”的人，对章惇的示好作何反应？史无明载，但元祐二年秋程节服母丧期满时章惇官居“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对程节除服授官没有过问，可见此时章惇对他不是很在意；程节不走门槛攀附请托，也似可窥见他对章惇有所规避。

2、监斩陈衍。

王安石推行变法、推行新政，朝臣有支持者、反对者，形成“新党”“旧党”，势同水火。熙宁九年王安石终因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皇太后、贵族和守旧的大臣小吏强烈反对再度罢相，于元丰八年（1085年）病逝。王安石罢相及病逝后，章惇仍坚持变法、推行新政。元祐三年夏，因与“旧党”争论时触怒垂簾听政、执掌实权的宣仁太后被黜知汝州。

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殁，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当年为绍圣元年，明令绍述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大臣，重新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专以“绍述”为国家重事——凡元祐年间所废除的一切役法全部恢复。“绍述”任重道远，章惇亟需大量的支持者做帮手，於是提拔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等一批人放到要害部门，此时有可能想到了程节，将他“召为戶部员外郎”。程节入京后有可能或因反应平淡或因自求外放，于是“越月，除广南西路计度转运副使”，似可見程节对章惇的“示好”持既不趋附也不得罪的态度——但“独搅朝纲七年”的章惇还不想放弃他。

章惇等人对当年宣仁太后的机要宦官陈衍恨之入骨，绍圣年间罗炽罪名诬陷陈衍“离间两宫、谋图废立”，将其流放广西。元符元年三月初章惇设法迫使皇帝下旨将陈衍就地处死，并“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涖其刑”，当月“乙亥，寶文閣待制、知桂州胡宗回知永興軍。朝散大夫、權廣西轉運副使程節為直祕閣、權知桂州”——改任胡宗回改知永興軍去北边“拓土开边”为“新政”立功，命程节监斩元祐党人迫其“上船”后随提拔为“知桂州”促其就范——这应当是章惇的精心安排。

程节是否就范呢？史载，元符二年二月“丙子，朝散大夫、直祕閣、權知桂州、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掞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為名，與別駕蘇軾居。察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似乎说明程节乃不愿意“上船”，为章惇的心腹死党提举荆湖南路常平兼“察访广西”董必举報而受降责。

程节岂只是“不覺察”被流放到广西的元祐党人，甚至对因受“党争”被贬官而来者颇为礼遇。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因受“党争”牽连被贬到桂州做教授推官的李彦弼，带着程节的旧友、著名书家米芾的送行诗兼书简到任。米芾诗云：

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

人间埃磕尽，青罗数分毫。

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膘。

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

刻岩栖乌鸦，陟献透紫霄。

南风勿赋鹏，即是登云轺。

桂州群峰林立，挺拔秀丽，一旦尘埃磕尽，那宛如青罗带的江水将更加清沏可爱。老兄你居于仙境，大可不必因乌鸦、猫头鹰们占穴入室而郁郁不爽。程节看了又看、吟哦再三。“人间埃磕尽，青罗数分毫” ——哲宗皇帝驾崩，徽宗皇帝刚继位就下诏“收叙”流放的党人并移迁善地，又改年号“建中靖国”，平缓党争之意显露，章惇获罪贬出潭州安置、再贬雷州安置，政局澄清之日当不会太远了吧？程节似乎从老友的劝慰中领悟到某种信息他心里非常高兴，和诗道：

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

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

期待“瘴烟消”和“久寂寥”应是程节在广西时的真实心境。然而，埃积成垢磕尽不易，瘴烟浓密消之待日。令程节失望的是章惇既去，其搭挡蔡京取而代之，区别在於章惇竭力消灭政敌的肉体，蔡京则竭力消灭政敌的精神——销毁他们的文字著述，将他们作为“罪人”勒石立碑、遗臭万年、子孙万代蒙羞！

3、“选将”。

程节在广西处理溪峒少数民族事宜时，认为“邕、宜州地多瘴，缘边皆羈縻州洞六七十处，险阻隐蔽，捍御非土人不可”。

关于邕州的重要性，后来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说“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国；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诏、诸蛮。两江之间，管羁縻州峒六十余，用为内地藩，而内宿全将五千人以镇之。凡安南国及六诏、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而经略安抚之谘询边事，亦惟邕是赖”。早在元丰四年，朝廷组建东南诸路团结诸军为十三将，其第十二將驻桂州，分半将屯宜州，第十三将驻邕州。《岭外代答·边帅门》又说“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又有抚水、五峒、龙河、茅滩、荔波等蛮及陆家砦。其外有龙、罗、方、石、张五姓，谓之浅蛮。又有西南韦蕃及苏绮、罗坐、夜回、计利、流求，谓之生蛮。其外又有罗殿、毗那大蛮。皆有径路，直抵宜城”，可见宜州也是紧要之区。选择守御邕、宜二州的将领当然十分重要，程节认为“非土人不可”， 为“识其人才”他在“闲暇、因事间召见”麾下将领，经考察“知黄忱、岑利强可用”，后来“二人卒有边功。”

黄忱其人最早见於元祐年间，当时“躬督士卒转战”於荆湖北路，元祐六年因功“以皇城使领端州刺使”，后由“荆湖北路潭州东南第八將”改任“广南西路桂州东南第十二將”在宜、融一带“悍御”。黄忱在陪侍程节、同僚悠游山水间，勒石题名署“江夏黃忱君锡”，可见他并非广西“土人”而是来自荆湖北路；综合史载称他为“蛮将”、说他于熙宁年间“效顺”，似可考虑他是熙宁年间“归明”的“荆蛮”或广西左江黄氏首领中的外迁者。

岑利强的由来和“立功”以及是否曾在邕州一带“悍御”皆不见于宋史，唯见广西岑氏族谱尊其为“田州一世祖”，“宋崇宁间归化州蛮乱，募义兵平之，以州内附，兼授知州事，迁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综合史载，他有可能与为熙宁末年反击交趾入侵之役时“归明”的交趾门州守将岑庆宾有关。

笔者以为，由此可见，宋代对已经“归明”的“蛮夷”不再以“蛮”视之而称之为“土人”，如果把“土人”理解为“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恐未必尽然。

4、“御蛮”。

程节在广西任职，处理溪峒少数民族事宜是他绕不过的大事。

史载“崇宁二年二月辛亥，安化蛮入寇，广西经略使程节败之”，起因略而不述。程节墓志铭载：“崇宁元年秋，安化蜂聚城下，肆剽掠，公发兵走之”。时间稍异，当是崇宁元年秋“入寇”、崇宁二年二月辛亥“败之”報捷。史载“其酋蒙光有者复啸聚为寇，经略司遣将官黄忱等击却之”，墓志铭说“公曰‘今虽挫，必再出。’阴遣四方馆使康州防御使黄忱备。融州诸蛮，果出乐善，逆战大破之。诏加公宝文阁待制，赐金紫。仍益屯柳城，尚入寇不已。公使阵于卸甲岭，复逆战，获酋首蒙光有等，并贼六百余级，牛羊器械三万”。接着程节“遣属官即军前招抚，而三万余人皆乞降，得旨复四堡旧境。乃親领将士次古融，夷人老幼皆知公，望之涕泣，拜手加额曰：‘今再见父母，愿出赋租材用为王民’。兵不血刃，役未逾月，驿铺道无不治，虽三路进筑，而用度才十之一”。

广西宜州管下的羁縻安化州百姓生存以漁猎为主，谷物收成极少，伐木锯板到宜州互市换粮、盐补充不足，朝旨明令按价给值或无偿予以接济。除因宜州官府常常压价、拖款甚至不换给粮盐引发流血冲突之外，程节认为“安化玩恩，未尝痛诛治。凡饥歉账济犒赏，多伪冒，邀乞州县，寻辄生事”亦是引发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如何避免冲突发生呢？于是程节“因其乞降，人人必以忠孝字涅其手，故前日之患顿革”。凭手上的刺字的办法来防范冒领“账济犒赏”在其三万余人存活时可能有一定效果。后任广西者改发“券”为凭，“券”易失易毁，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知宜州沙世坚“换给蛮傜钱盐新券，刊刻所请斤重姓名，大书刻石，共一十八碑，以传久远”，比较程节可谓一大进步。

大约在崇宁二、三年之交，程节曾“请老辞位，留之不得去。一日，病，见宾客与家人，语感遇上恩之意。未既，晏然逝于桂州之使宅，时崇宁三年七月十六日也”，“年七十有二”。

程节“有奏议十卷，表啓班衣志三集”，后结集《竹溪集》刊行，已佚。

二、程邻《宋故朝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提举杭州洞宵宫赠徽猷阁待制程公墓志铭》

（一）初到广西——从翩翩少年郎到帅府“书写机宜文字”。

程邻墓志说“公自侍宝文公为机宜、为漕、为帅，及身复自为机宜、为帅，前后在岭海者垂三十年，虽穷徼深峒，无不知公名”。按：程邻生于熙宁三年（1070年），程节“为机宜”事在元丰五年（1082年），那么程邻初到广西时还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年郎。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程节帅桂“奏公以延安府司录、书写机宜文字”时二十九岁。又说“时上方即位，追咎元祐弃地事，以为非是，欲尽复熙、丰之旧。故命宝文公筑桂州义宁县桑江等寨以控扼诸蛮。公赞画幕中，动中机宜。宝文公从容每以语人，人始知公之才”云云，似桑江寨筑于崇宁初且程邻参与其事，当误。“追咎元祐弃地事”是要“尽复熙、丰之旧”而非开拓新地，即程节墓志铭云崇宁间“得旨复四堡旧境”，或桑江寨亦在其间，这是既可磨练才干又可立“军功”的机会，帅府机宜文字程邻参与其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宝文公从容每以语人，人始知公之才”，足见撰文者因传闻而误解，将“筑”桑江寨和“复”桑江寨混淆了。

崇宁三年七月程节逝於桂州之后，程邻结束了在广西帅府五年的机幕生漄，扶柩回籍守制——他可能再也没有想到，他再次来广西竟会与后任知桂州王祖道有关。

王祖道主政广西后决心以官爵、金帛为主辅以武力“尽复熙、丰之旧”。“尽复熙、丰之旧”虽是朝廷的既定方针，但皇帝和宰臣似乎仅意在“尽复”熙宁、元丰之“旧地”，北方“复旧地”做的轰轰烈烈而岭南反应平平。王祖道洞察个中玄机，他相信执掌朝纲的宰臣蔡京对岭南有所期待，他当然不能坐失“徼富贵”的良机。果然，他得到蔡京从提供空白官告和财力的全力支持。

王祖道在广西如何“复旧地”的范围涉及广西、湖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域，今以桂林市伏波山摩岩石刻《平允从州城寨碑记》（下称“碑记”）与史料相辅，可列出他“复旧地”、“徼富贵”的时间表：

“碑记”：崇宁三年五月到任，首先“通道儋、崖诸峒生黎八万，袭冠带而联什伍”。

《宋史·徽宗纪》：崇宁三年十一月广西黎洞杨晟免等内附。

“碑记”：“明年（即崇宁四年），甘江、古州众十七万，献夜郎牂牁之地”，朝廷“诏裂其地为平、允、格州、怀远、安口、乐古县，百万、万安、甘江镇、江神寨。祖道親帅师而建城邑焉”。

《宋史·徽宗纪》：崇宁四年三月丁卯，牂牁、夜郎首领以地降。八月庚午，以王、江、古州归顺，置提举溪洞官二员，改怀远军为平州。十二月甲申，分平州置允州、格州。是岁，广西黎洞韦晏闹等内附。

《宋史·夲传》崇宁四年“加直龙图、知桂州。擢祖道显谟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召为兵部尚书。”

“碑记”：“明年（即崇宁五年）正月，平、允州寨成，以闻。惟格州与甘江镇、安远据要津，经时未立。诏改从州用，所奏如初。又面命臣张庄为转运副使，往司畚筑餱糧之具。是年十月十七日役再集，十一月二十八日州寨之功皆毕”。

《宋史·夲传》“召为兵部尚书，未行，与融州张庄谋。除端明殿学士，知福州，复以刑部尚书召”，

崇宁四年王祖道在广西开边拓虽被蔡京赏识，但反对派大臣认为不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坚决主张将其内调，蔡京只好变通，将他“召为兵部尚书”而由张庄“代其任”。王祖道洞悉内情，不肯赴京就任，而是坚持留下来“筑州寨”，朝廷只好准其留任，改张庄知融州。大观元年，王祖道制造籍口以武力强行将羁糜南丹州改为经制观州，接着又让知融州张庄上奏说“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及恩广峒蒙光明、落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等纳土，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幅员九千余里”又奏“宽乐州、安沙州、谱州、四州、七源等州纳土，计二万人，一十六州、三十三县、五十余峒，幅员万里”，建议朝廷以新地建“溪、叙、驯、乐四州”，并置“黔南路”。于是“蔡京帅百官表贺，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大观二年，朝廷再次召王祖道“除端明殿学士，知福州，复以刑部尚书召”，再次命张庄“知桂州”，王祖道离开广西后病故于赴任途中。因置黔南路，因建、叙、驯、乐四州城寨，因“知融州”出缺，程邻再次来到广西。

（二）从“知融州”到初“知桂州”。

据墓志，程邻守制除服后正赶上“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安化三州一镇蛮归顺，欲析其地建溪、叙、驯、乐四州。朝廷分融、平二州合新州，自为黔南路。以公熟南方事，特授宣义郎，提举黔南坑治。陛对，上爱其敷奏，不欲使远去，留为大宗正丞。俄迁尚书部员外郎”。不久，溪、叙、驯、乐“四州奏版筑毕工，廷议择宽厚能官素为诸蛮所信服者，谕以抚纳之意。于是不得已，命公以省官抚谕，使事如旨。就除直秘阁知融州，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兼经略安抚使”。

墓志简约且不书年月，考之史载和文献可知程邻二次来官广西的具体情况。

1、以“抚谕”功知融州。

《宋会要辑稿》载“大观二年九月十一日黔南路经略安抚使张庄言：“据安化上三州一镇山河土地尽献纳朝廷，上州周围三千五百余里，共一万人六万五千永为王民。宰臣上表称贺”；十二月“又据黔南路总管张庄言据“宽乐州、安沙州，谱州、四州、七源州县先次纳土归明皇化”。当月朝廷诏设黔南路，程节于同月受命“以省官”即尚书省官员身份前去去“抚谕”，以能否“使事如旨”考核成败。他受命啓程时，张庄一身兼任着广南西路和黔南路的所有要职，程邻何时“知融州，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兼经略安抚使”？据《宋史·蛮夷三》“诏以知融州程邻往黔南路抚谕，官吏推恩有差”，具体时间不详；《宋会要辑稿》：“大观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权发遣融州程鄰言：昨承朝旨前去黔南路抚谕安化三州一镇归顺新民，所有原差到一行官属等委实勤劳欲特赐推恩”云云，原来，程邻奉旨抚谕的是“安化蛮”，当年在父帅幕府的五年经历使他能“使事如旨”而“知融州”。

2、政区调整，骤迁“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

程邻“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兼经略安抚使”成为一路军政长官，则是因朝廷于大观三年三月，并黔南入广西路称“广西黔南路”。这一变动的的原因見于《宋史》张庄本传“……蔡京帅百官表贺，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从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请复元祐所弃渠阳军。渠阳既城，乃上言：‘湖北至广西，繇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而往，犹弓弦耳。’因以利啖诸蛮使纳土，立里堠。庄忌之，且欲蛮之多属广西为己功，因诱复水蛮石盛唐毁其烽表、桥梁。渠阳蛮酋杨惟聪请讨之，子武以闻。朝议谓其生事，罢子武”云云。

皇親国戚、知靖州王子武因“生事”被罢官，并黔南入广西路称“广西黔南路”旨在削弱张庄“生事”的权力，程邻“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兼经略安抚使”当在此时。不过，黔南路并入广西路的实质是隶属广西路，不可能在一路设两个“兼经略安抚使”，此职只能由“知桂州”张庄兼任，墓志之说存疑。

3、程邻的“方略”。

程邻知融州兼黔南路兵马步军总管后，如何治理管下的庭、孚、平、允、从、观、宜、柳、融九州

墓志说“蛮人围观州，公遣将授以方略，贼溃去，城得以完”。因此说于史无考，唯见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摩崖《平南碑》，兹录相关文字于下：

“大观三年春，南丹孽寇犯境，攻破绥远及思流，乘势烧劫富仁监，居民溃散。忱奉命提兵讨殺，既已解观州围，班师次因目监旧城介於二岭间，早汙无以拒敌。距监東南四百余步有高峰几百仞，形态迴绝，欲徒旧监於峰之顶而城之。遂条画次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闻而曰“宝积”。

越明年，观州再围，宝积未及城復为贼所据。三月辛亥囗囗经略使張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戊辰以忱副囗囗都大统制軍马子璘，本路钤辖副焉。经略司勾当公事艾諤、权管勾经略司机宜文字侯囗年应付軍须。四月壬辰师次宝积，巳扫群丑，僵尸蔽野。甲午进筑高峰鸠云囗。监民昔之囗溃者其归如宁，咸赖以安。

然城之所处，危耸雄壯，前瞰清水，后枕宝山，周迴计五百余步，囗四丈而高倍之。城闢二门，东曰朝天，西曰定远。城之中有二泉，因名之“双惠”。城隅之北又囗一泉曰“蒙”，大旱不涸而汲者继踵。逮戍戊官軍乘胜，士气益锐，於是入观州讨荡，诸峒巢穴几空，前后得馘六百有一，孚马牛者三十有九，器械无虑千数。是行也，官无甚费、人不告劳，自出师及凯旋凡五十有三日而已……大观庚寅仲夏癸卯黄忱君锡题。”

大观元年，王祖道制造籍口诬殺羁縻南丹州世袭首领莫公侫，改其州为经制“观州”，其弟莫公晟不服，率众攻夺殺掳无虚日，成为黔南路所领九个州中的多事之区，地方当局和朝廷不堪其扰。大观三年春和大观四年春只是其中两次而己，因碑文跨年，为说明问题分年探索为宜。

大观三年春，南丹莫公晟犯境，黄忱奉命击退后见富仁监被毁，见监東南四百余步有高峰险峻，“欲徒旧监於峰之顶而城之”，“遂条画次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闻而曰‘宝积’”一行中的残损阙字是否与程邻墓志“公遣将授以方略”的“方略”有关呢？即黄忱是奉程邻之命为“徒富仁监”选址，经朝廷批准后实施。史载将此事归于黄忱，但黄忱作为程邻部将不过奉命行事而已，从整个事态后来的发展观察，为富仁监选新址很有可能是程邻“方略”中的第一步。看来所选富仁监新址己获朝廷批准并赐监新名“宝积”，当年尚未能兴工。

“越明年”即大观四年莫公晟再次犯境，又是在春季——“三月辛亥”黄忱从再次出征到“进筑高峰”新监仅“五十有三日而已”。这里的困扰仍然是残损阙字，即“三月辛亥囗囗，经略使張囗囗囗囗囗囗囗囗，戊辰以忱副囗囗都大统制軍马，子璘本路钤辖副焉”。文中的“经略使張”无疑当指张庄，“以忱副囗囗都大统制軍马”中的“忱”即黄忱，“副”字后应当是“黔南”二字，“子璘”当指黄璘。笔者理解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这次观州解围之役以黔南路马步军副总管黄忱为主、路钤辖黄璘为副。从全文看，两次解围之役都与“筑城”关联，陈战事寥寥数语，叙新城详尽无遗，第二次从解围到筑城竣工仅用了五十三日——“筑城”为何如此重要、紧迫？

几乎就在观州二度解围、筑城毕工、黄忱立碑纪功的同时之，朝廷权力斗争再次导致广西黔南路政区、人事发生调整：

《宋会要辑·职官》：“大观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丁巳）责知桂州张庄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但张庄被贬官一个多月尚未离任，《桂林石刻》大观四年六月十六日冷水岩题名仍具“权知州事张庄”。

《宋史·徽宗纪》：“大观四年五月壬戌（29日），改广西黔南路为广南西路。癸亥（30日），治广西妄言拓地罪，追贬帅臣王祖道为昭信军节度副使。甲子（六月初一），贬蔡京为太子少保”。

程邻墓志说“诏并黔南路还广西，公还朝”候改官，“除知永州，改夔州。未几，再改知桂州，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三改才成定局，人事争议相当激烈。程邻回广西赴新任的具体时间不详，从“大观四年庚寅八月晦日”的《程公岩记》署“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程邻勒石”看，当在六、七月间。

随后，史载说当年南丹州复旧制，“是岁，南丹州首领莫公晟内附”，移观州治于高峰寨。其间过程略而不述，但墓志说程邻离京返任前“朝辞，赐对垂拱殿，面赐章服，以宠其行。磨勘宣德郎。南丹州莫公晟号强盛，他种蛮畏之，每连其众以犯边。然素闻宝文公恩信，闻公之来，相与语曰‘今经略，宝文公子，不可犯也。’各遣子弟叩边吏，愿效顺。公谕以‘叛则讨，服则舍，古之义也，夫何疑之有？公晟等遂相率出纳款。乃建议筑高峰寨以据其咽领，诏从之”。去掉溢美之词，一笔政治交易浮出水面：程邻将南丹州归还莫氏世袭，莫氏承诺不再犯省地并上表“内附”。当然，这不是程邻能擅自决定的大事，应当是“赐对垂拱殿”时的决策。

还南丹州给莫氏是皇帝的的旨意？是程邻审时度势提出的“方略”为皇帝采纳？目前尚未发现可供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但有两条似可考虑：一是皇帝至少会听听新任知桂州程邻的意見。二是程邻既能清醒地认识到“南丹州莫公晟号强盛，他种蛮畏之，每连其众以犯边”，那么“南丹莫氏安诸蛮安则广西安”也应当是程邻的结论，善于“洞中机宜”的程邻，以“徒富仁监”为名急切的命黄忱选址筑城也就易于理解了。

4、初知桂州“生事”贬官。

程邻处理归还南丹州于莫氏后，未知出于证明此并非是向莫氏示弱或其它原因，发动了“广西乐州之役”。此事在墓志中两次论及：“先是，乐州蛮叛，殺官吏兵民几万人。公至申严纪律，分置队伍，克日齐进，诸蛮僳憟，稍稍引去”。这里的“乐州蛮叛，殺官吏兵民几万人”，有可能是大观初张庄拓土开边留下的一笔旧帐，程邻知融州时曾欲“清算”，结果未能奏捷。程邻“知桂州”后再次“清算”以振声威，结果出人意表：“广西乐州之役，兵力单簿，久不振。公命前后军多张旗帜，贼望而疑之，且知公在军中，相视褫魄。公整行阵，鼓噪以前，斩虏数百，得器械以万计。乃班师，部使者忌其功，且有宿嫌，奏公六月出师非宜。被责监隆德府酒税”——贬官。

此事不见于史，桂林摩崖石刻有些信息可考：政和元年九月十三日陈仲宜、唐最、戴安仁、陈仲复、趙渊、唐懋六人游龙隐岩题名不具职衔；同年仲冬西山五人题名陈仲宜具“转运副使、权经略安抚使”，唐最具“提点刑獄”，陈仲复具“提举常平”，唐懋具“转运判官”，新见“走马承受陈昉”。可见程邻在政和元年“六月出师”、“仲冬”前被贬官离去。被眨的原因是“部使者忌其功且有宿嫌”恐非虚语，上述监司官虽有权弹劾程邻，但可称“部使者”的只有走马承受陈昉。走马承受全称“走马承受公事”，诸路置一员，多由宦官担任，不能排除陈昉系陈衍的养子，因当年程节曾奉诏监斩宦官陈衍，“宿嫌”或即此事。

（三）从再“知桂州”到“告疾就医”。

程邻再次知桂州的缘由，墓志说“自宝文公帅桂日，右江诸姓每有向化心，未及上其事。政和中，有黄远者，因缘以闻，朝廷亦欲抚而有之。议择帅臣，以公为集贤殿修撰，并差知桂州”。笔者的理解是早在程邻之父“宝文公”程节帅桂时，右江诸姓首领就向他表示“纳土归明”，但被程节搁置下来。政和元年秋，蔡京再次入朝执政，后虽“退居二线”但朝政仍为其党左右，黄远趁机直接上书朝廷再次要求“纳土归明”。

《宋会要辑稿》录有黄远的“归明”奏章，朝廷于政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阅后即“詔：令王觉与黄远同共措置”。一个多月后即“政和三年闰四月十三日”，诏“奉议郎、直秘阁、知荆南府程邻为集贤殿修撰、知桂州”——从政和元年仲冬“被责监隆德府酒税”到“知荆南府”到再“知桂州”仅历时一年半，程邻可谓“官运亨通”。从墓志看，程邻再次帅桂期间主要“政绩”如下：

1、择将筑城。

程邻到任当在政和三年五、六月间，朝廷已定策以黄远陈献的新地置隆州、兌州和安江、金斗、凤怜、朝天、思王五寨，他的首要大事就是构筑“城寨”。在召集同僚筹措、落实筑城经费和物资后，他没有仿效王祖道“親帅师而建城邑”，而是“择将”去完成这件差使——到右江溪峒腹地筑城寨风险极大，程邻不得不慎重择人。

黄忱是其父看好的将领，也曾奉程邻之命在高峰筑过“富仁监”城，但派他到“新地”筑城寨他会奉命吗？当年安化州“纳土”，张庄派他往筑州城，他认为“纳土”非真，断然抗命拒往——程邻不愿碰钉子。黄璘虽在大观元年破南丹州，擒莫公侫、公晟兄弟，又斩其得力首领二人，受到徽宗赐书奖谕，但“观州”首任守将刘惟中重伤身死命他代守，他宁可以生病为由辞去“知宜州”职官也不肯“代守观州”，可见此人怯于任事。程邻最后认定李坦“素宽厚，部落信向”必能办好筑城之事，“乃择将李坦以行”。据桂林石刻《隆、兑二州记》，程邻“命广州观察使黄璘同参措置，忠州团练使李坦专提统治”，构筑二州五寨城寨“首功於政和四年甲午之冬，迄绩於政和五年乙未之春。凡所录州县镇洞村团隘一千三百七处，丁口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余人，鼎收赋税金谷氈马等物每岁各以一千六百有奇为定式”，与墓志“乃择将李坦以行，坦素宽厚，部落信向，图土地一千三百余处，籍兵民五十余万人，以为隆、兌二州，安江、金斗、凤怜、朝天、思王五寨”吻合。

大功告成，从“纳土”的大小头领及其百姓到也得到李坦、黄璘等筑城将吏也依例钻敍功受赏。墓志说“在廷之臣，称天子万年寿，独未及议公赏，公恬默不自言”——程邻不但未被“议赏”，且失去了爱子。程邻有二子，长子程升，次子程昇。程邻从奉诏“抚纳”黔南路时就把程昇带在身边，为桂帅时让其充帅府书写机宜文字，此次因“奉隆、兌州图籍入奏，中道遇疾，卒于荆门”。

2、挫“诈冒”。

筑城叙功未获赏且丧爱子，程邻可以“恬默不自言”，但部将黄璘却反其道而行之。墓志说“初，熙宁中，黄璘自交趾归明，累官至观察使、知宜州。璘与黄远，平居每不相下，及右江事行，璘心忌之，阴谋挤远，乃取大观中蛮人所献孚州上阳落遏故地，指为初附，规欲要功。有旨令公措置城寨。公叹曰：‘若尔当再犒赏，今不逆其诈，以故为新，万一余州必将引孚自比，是使具化为生蛮也。’遂上奏其事。朝廷下其事本路诸司体究，咸如公言。”

黄璘因忌妒并欲排挤黄远，因图厚赏，弄虚作假蒙骗朝廷成功，程邻若遵旨赏黄璘、筑城寨，他作为一路帅臣也可沾光，但他却断然“上奏其事”挫败其谋。当时朝廷仍在全力支持“拓土开边”的背景下，程邻此举可以说是颇需勇气的，似乎也透露出他对“拓土开边”的态度。而黄璘不思悔改，终因再行诈冒事于政和七年初被知桂州周穜弹劾获罪，亦可见程邻知人之明。

3、慎兵事。

墓志说“公既至桂，海南黎人犯順，公选将领兵，擒其豪酋，而释余党”；“陵家寨蛮数出为边患，公戒边吏严备御，不争小利，不以闲暇，及其怠而讨平之”。这是程邻再次帅桂期间仅见的两次兵事；“擒其豪酋，而释余党”，“讨平”而不见“战绩”，比较他初次帅桂发动乐州之役“斩虏数百，得器械以万计”，可见程邻二次帅时对“用兵”之举谨慎多了，重在挫敌而不在于诛斩。

4、抚流离。

墓志说宜州管下“民三百余戶，频年租赋不能入，自疑逃蛮中。诸将请诛治，以为后戒。”程邻力排众议曰：‘彼直畏罪，为苟免耳。’为上其事，丐蠲宿负，许其自新，从之，宜民复业如初。”不征不剿则边将升迁发财无望，作为边帅的程邻能夠洞察事情的原委和实质，不理会诸将的欲望并为民请命，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5、睦邻邦。

再有就是程氏父子帅桂期间对外关係。据程节墓志，程节帅桂时曾两次接待交趾入贡使臣，使臣说“两见程公，岂非天子重是老成人，我众何敢舍耕渔之乐，以利兵毒矢伺为害。得全性命洞穴，皆程公赐之”，其中一次程邻在场，交趾使臣听说当天是程节寿辰，立即“离席起白宝文公曰：‘远人被公子机宜之息，愿以槟榔一屑为寿。’盖彼方相与之厚礼也”。据程邻墓志，他二次帅桂时正值朝廷颁布新《燕乐》征求各路、府意见，而程邻“博学多能，善于字画。雅通音律，琴阮臻妙”，对新《燕乐》“精意协治，远人倾耳，以至交趾诸蛮，恳请愿得预闻”，有一次程邻乘船“经金陵，适逢交州使人，移州以避公，非至诚悦服，渠得尔耶”等等。这些记述虽无史载可佐证，但同史载也不见当时邕州、钦州有边警，可见程氏父子帅桂期间睦邻政策是成功的。

综观墓志，程邻在知融州兼黔南路马步军总管以及两次帅期间，未见有“拓土”的举措，史载也无这类记载，但史官还是将他列为多事之徒：“祖道、庄既凿空超取显美，由是庞恭孙、赵遹、程遴相与效之，边壤益多故矣”。

也许因时议不公，也许因丧子之痛，墓志说程邻“时年四十有六，久于南方，触热致疾，掞章愿得宫祠，以便就医”离开广西。离任的具体时间当在政和五年冬，当时他的全衔是“朝奉郎充集贤修撰权知桂州军州管勾学事兼内劝农事充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兼夲路安抚管勾经略司公事借紫金魚袋”。

附：宋史张庄传

张庄，应天府人也。元丰三年，擢进士第。历提举司、讲议司检讨官，出提举荆湖、夔州等路香盐事。改提举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点刑狱，进龙图阁直学士、广南西路转运副使。

王祖道既请立朱崖诸州县，徙万安军，诏庄按覆相度，实与祖道相表里。祖道召为兵部尚书，授庄集贤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庄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庄复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镇地土，及恩广监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等纳土，共五万一千一百余户，二十六万二千余人，幅员九千余里。"寻又奏："宽乐州、安沙州、谱州、四州、七源等州纳土，计二万人，一十六州、三十三县、五十余峒，幅员万里。"蔡京帅百官表贺，进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知靖州。

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从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请复元祐所弃渠阳军。渠阳既城，乃上言："湖北至广西，繇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而往，犹弓弦耳。"因以利啖诸蛮使纳土，立里堠。庄忌之，且欲蛮之多属广西为己功，因诱复水蛮石盛唐毁其烽表、桥梁。渠阳蛮酋杨惟聪请讨之，子武以闻。朝议谓其生事，罢子武。

未几，安化蛮纳土，庄遣黄忱往筑州城。忱，蛮将也，知蛮情伪，力言不可。庄怒，遣忱护筑溪州，别遣胡超、侬昌等筑安化城，果为蛮所掩，超等没者几千人。中书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庄擅兴师旅，启衅邀功，妄言诸蛮效顺，纳款得地。当时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奏贺行赏，张皇其事。自昔欺君，无大于此。"朝廷既追贬祖道，庄责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再贬连州，移和州。

起知荆南府，徙江宁。复进徽猷阁直学士，历知渭、毫、襄州、镇江东平府。宣和六年，坐缮治东平城不加功辄复摧圮，降两官，提举嵩山崇福宫。卒，赠宣奉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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