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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莺声为谁啼？
文/乐云
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
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
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精致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
青楼选美是文人雅士们泡制的一壶醇酒，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艳的，因而不论绿肥红瘦，她们都必须才貌双全，是牡丹与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与稗草的较量。
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
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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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6 15:39
（此文发表于《书屋》2005年第9期，分别被《爱情婚姻家庭》2007年第2期、《晚报文萃》2007年第10期、《民间故事选刊》2007年第18期、《书报文摘》2007年第21期等多家媒体刊物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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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最真实的美国力量
战舰也能玩“漂移”
中国造机枪物归原主 美国巡洋舰的近战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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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猖狂违章女:我男人名字说出来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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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6 15:45 只看该作者
青楼闲话2：槛外风月
槛外风月
乐云
《水浒传》中有个行侠仗义的好汉鲁智深，人称“花和尚”，深受读者喜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近女色的鲁智深，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花和尚”呢？因为在一般人眼里，“花和尚”是对那些好色如命的出家人的通称，像《水浒传》中与潘巧云狼狈为奸的裴如海可算一个。
中国古代就有和尚好色的传统，但必须有个限度，就是不能与有夫之妇通奸。因为如此一来，摆明是给妇人的丈夫戴绿帽子，这是社会最忌讳的事。裴如海可以嫖妓，但他偏偏要去勾引梁山英雄杨雄的老婆，因而落得个脑袋搬家的下场。而和尚嫖娼便不同了。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虽然出家了，但终究还是男人，男人的生理问题同样需要解决。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和尚嫖娼成为某些文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南唐后主李煜甚至称他们为“风流教法”。
据说有一次，李煜微服私访，到妓院看望他的一位相好。谁知李煜来晚了，已有一位和尚捷足先登。好在李煜非常大度，不但不生气，反倒加入他们之中，一起喝酒吟诗，唱卡拉OK，好不风雅。李煜喝醉了，乘着酒兴，在墙壁上大书几行字：“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持风流教法。”诗写得好不好暂且不说，但明眼人会感到一股浓浓的醋味扑面而来。可惜嫖娼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吧，夜深人静之后，李煜只好知趣地离开，让和尚与相好风流快活。
不过，嫖娼只能图一时快活，和尚终究要回到寺里去讲经坐禅，要不也太不务正业了。于是有的和尚干脆来个娶妓为妻。如大相国寺星辰院的和尚澄晖，便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妓女为妻。这一来，澄晖的日子真是快活似神仙。每次喝醉了酒，他都会拍着自己的胸口说：“二四阿罗，烟彩释迦。又没头发娘子，有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身为和尚，竟然能享受到坐拥娇妻的待遇，就连那个整天叫嚷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济公也比不上，光有酒，哪比得上有酒有色呢？难怪澄晖得意万分了！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娇妻安顿在哪里呢？寺庙里肯定是不行的。试想，庙里的那些和尚，长年见不到一个女人，一个个色中饿鬼似的，一旦出现一个女人，那还不把她大缷八块？《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在庙里白日宣淫，搞得隔壁正在唱经念佛的出家人心急火燎，八魂飞了七魂，一个个丑态百露。但放在外面又不放心，所以真正能做到娶妻的和尚毕竟只是少数。
和尚娶妻不方便，嫖娼也强不到哪里。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和尚的戒条中明确规定戒色，和尚嫖娼，那不是摆明着跟上级对着干吗？其二是和尚嫖娼，容易败坏门风，一旦纵容的话，必然像瘟疫一样传染，其结果是和尚变成了嫖客，寺院变成了妓院。因而，社会对和尚嫖娼又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严重者甚至可以判处死刑，身首异处。
据说，明代有个著名作家徐文长，才华横溢，但一直考不上大学，不是科班出身。后来他投靠镇守浙西的省长胡宗宪，很受重用。一次，徐文长到杭州的寺院游玩，没有受到寺院的高规格接待，本来应该住五星级酒店换成了三星酒店。这让徐文长很是不快，暗生报复之心。一次，徐到妓院过夜时，偷了相好的一双绣鞋，向胡省长报告说：“我在某某寺庙里发现一双妓女的绣鞋，身为和尚竟然窝藏私娼，大人您说该怎么办？”胡宗宪大怒，现在全省正大力抓赌扫黄，这不是明摆着顶风作案吗？于是胡省长特案特办，稀里糊涂地将寺院的僧人全部杀掉，这些僧人一个个都做了冤死鬼。由此看来，一般的男人可以嫖娼，而和尚不行，看来和尚也不是好当的。
除了道德的限制外，金钱也是和尚嫖娼的巨大阻力。毕竟，寺里的主要来源是化缘与香火钱，但寺庙里吃大锅饭，往往僧多粥少，又哪里来钱供你嫖娼？灵隐寺有个叫了然的僧人，特别迷恋一个叫李秀奴的妓女。为了凑到嫖资，他甚至连自己御寒的衣服和化缘的钵盂都卖了。一次，了然喝醉了酒，跑到李秀奴那里，指望她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收留一晚。谁知李秀奴看他没钱，根本就闭门不见。了然气急败坏，强行冲进门去，一时性气，将李秀奴打死。案子送到上面，正好是苏东坡断案。他看见了然手臂上刺了一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 苏东坡感慨颇多，正好发挥自己填词的专长，当场作《踏莎行》一首：“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判处了然死刑。为了嫖娼，反送了卿卿性命，了然的做法实在不值。
令人诧异的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会上演和尚杀妓的咄咄怪事。
现年30岁的僧人释印空，本为伊川县一农民。2001年到伊川县龙泉寺剃发为僧，当寺里的保安。不过寺里的清苦生活很快便让他受不了，成天想着花花心思。一天，他通过县城一家美容院的老板，要了一位小姐，到宾馆开房。半夜时分，释印空又想和卖淫女发生关系，卖淫女不从，释印空便用手掐住卖淫女的脖子，卖淫女大声呼叫，并将他咬伤。释印空非常气愤，将卖淫女从房间窗户打落楼下，幸好卖淫女命大，只是受了皮外伤。
对于一个万念俱灰，远离红尘的人来说，出家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多数情况下，出家为僧的人是因为生活贫困来讨口饭吃。虽然身入空门，却凡心未泯，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如何能让他们体味“色即是空”的意义呢？老和尚为了让小和尚远离女色，骗他说女人是老虎，要吃人的。但当小和尚从山下归来时，老和尚问他：“山下的什么最可爱？”小和尚答道：“山下的老虎最可爱！”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男女相悦乃天经地义之事，任何门规戒条都阻挡不了。
相对于和尚嫖娼来说，尼姑卖淫显得少见。这也可以理解，一个踏入空门的女人，往往已对爱情死心，对金钱无望，既不要钱，也不要爱，自然卖淫的动力便没有了。但也有另外，一是因为贫困到寺庙混口饭吃者，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她们也只有暂时将情欲押后；这种人一旦忍受不了尼姑庵的清苦，有的便会与寺庙的香客间发生点绯闻。二是一时与家里闹别扭或与被丈夫休弃者。与家里闹别扭，气不久会消，后悔剃发，但还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在青灯古佛间，她们内心的情欲便如阻遏不住的江水时时萌发，作出有违戒条的事来。而被丈夫休弃者，因为报复或破罐子破摔的关系，更容易走上卖淫的道路。
尼姑卖淫在唐前较为少见，但唐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这当然与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有关。唐代的世俗风气较为自由，民间不尚礼法，寺庙道观虽然有清规戒条，但往往形同虚设，再加上众多贵族豪门女子纷纷出家为女尼、女冠，将放荡的风气带入寺庙，一时搞得乌烟瘴气，直将道场作欢场。如唐代女道士鱼玄机，二十岁时嫁给朝廷官员李亿为妾，不久为李亿所抛弃，愤而出家。这一事件对鱼玄机打击很大，“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便是她此时心境的写照。然而，“有情郎”毕竟太少，因而鱼玄机便开始自暴自弃，放纵情欲，成为不折不扣的交际花，以致她的侍女绿翘都讥讽她是“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又如南宋临平的明因寺本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但每次官员巡视都免不了要寺庙中年轻貌美的女尼侍寝，一时闹得民怨沸腾，臭名远扬。为此，寺庙方丈想出“尼站”的点子：在寺外另建一座房屋，将违反寺规的尼姑下放到那里，一旦官员来巡，便让她们以身侍寝，从而以身抵过。如此淫风弥漫，这寺庙只可与青楼相媲美了。
关于尼姑卖淫的传闻，在江浙一带更是盛行。据周生《扬州梦》记载，京江的尼姑半数都是妓女，她们白天穿着僧服，一到晚上，便换上了三雨绣鞋，头上戴假发，并且罩上网巾，额头上还有贴上花黄，俨然妓女打扮。据说，扬州女尼更有夜作娼的传统，清代小说《雅观楼》第十一回叙道：“（雅观楼）闻得城中某庵有女尼妖艳异常，晚间仍作女郎，装束不亚秦淮光景。心慕神追，欲探这门风月。”看来，这槛外风月丝毫不逊色于秦淮风月了。而清宣统年间的《梵门绮语录》更是记录下洞庭东山尼姑们的“秽行”：这些尼姑，讲究穿着打扮，头上装饰得雾鬓云鬟的，脚下的三寸金莲更是款款生风，浓妆淡抹，各擅胜场。而一旦客人驾到，唱曲陪酒，那个风骚劲，比那北里青楼还要有过而无不及。难怪那些风流名士入得其中，还以为是闯入哪位名流的家宅别墅哩！
不过，现在的尼姑可享受不到唐代的待遇。青灯古佛之间，哪里还有风流公子与锦衣玉食，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尼姑们多面色苍白，身体单薄，哪里还有女性的魅力可言？再加上她们大多已厌倦人世，故而有关她们的风流韵事便少之又少，小刊小报上寻觅不到她们的踪迹，而流言诽语，也最终消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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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年退往台湾的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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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6 15:46 只看该作者
青楼闲话3：方秀妈的生意经
文/乐云
方秀妈只是小说《金云翘传》中的一个小人物，一间妓院的老鸨。这样的人物具有老鸨与生俱来的“素质”――老奸巨滑与心狠手辣，我们随便在明清小说中可拈出一大串来。但方秀妈是老鸨中的“智者”，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她总结出一套类似于《妓院经营大全》的妓院生意经，这样的生意经如果编撰成书，必定会洛阳纸贵，成为妓院经营者们的必读书。由于此生意经系方秀妈独家所有，故暂命名为“方秀妈的生意经”。
方秀妈的生意经主要有七招，即哭、剪、刺、烧、嫁、走、死。虽然言简，但意赅，清晰地贯穿了方秀妈生意经的核心部分，即妓女动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条件，达到骗取嫖客钱财的目的。不过，方秀妈介绍的七手高招虽然管用，但存在部分逻辑颠倒的毛病，可能是她没上小学的缘故吧。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同时也为了不使这一娼妓文化中的“瑰宝”失传，我暂且将其依次归纳如下：
首先来看这“哭”。依照方秀妈的经验，哭是挽留嫖客的最佳方式。朝秦暮楚本是嫖客的本性，再美的风景，也有“审美疲劳”的时候，更何况那些风流成性、腰缠万贯的主？俗话说：“好子弟不嫖一个粉头”，《金瓶梅》第十五回中，西门庆正看众人在院内踢毬，只见玳安骑马来接，于是一溜烟走了。妓女李桂姐家的老虔婆恐怕他到竞争对手吴银儿家去吃花酒，使丫环跟着，被应伯爵等一顿抢白：“大官人新近请了花二哥表子——后巷儿吴银儿了，不要你家桂姐了。”由此可见，嫖客朝三暮四是常有的事。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娼妓业中获得一席之地，妓院与妓女使出浑身解数，“哭”便是她们挽留嫖客的一大法宝。
通常情况下，当嫖客住过几天就要起身时，妓女须哭将起来道：“情哥，你怎舍得丢了我去了。”撒娇撒痴，恋恋不舍，任他铁胆钢肠，也要哭得他手酸脚软。如果嫖客是青楼的常客，早已是油盐不浸，反倒讥讽道：“你客来客去，那留情得许多？我和你逢场作戏，你怎么认真了？”这时的妓女便要两泪交流，强调她对你的“情意”：“可见你男子汉心肠狠毒，不要说两个相得，留恋不舍，就是一块石头抱久也抱热子。接客虽多，情有独钟，我实有恋你意。”这话包含两层含义：一，用感情来软化嫖客。即使嫖客你再无情，可并不代表我婊子逢场作戏啊！我对你是情有独钟，与众不同的。二，用夫妻之情来打动嫖客的心。虽然我们没有结婚证，但既已有夫妻之实，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总该有些夫妻间的恩情吧！凭心而论，这样的话具有相当的杀伤力，因为男人天生就要怜香惜玉的“爱好”，只要不是绝情寡义之人，当他面对一个梨花带雨、娇啼啼的美人儿时，早已乱了方寸，哪有不乖乖就范的理？当然，如果哭不出泪来怎么办呢？自然有高招：用沾姜汁的汗巾揩眼，保证泪如泉涌。
其次是“剪”。“哭”功可以暂时将嫖客覊绊在此处，但终究不是长久工夫。嫖客住久了，对妓情深意笃，正是“蜜桃成熟时”，此时的妓女便要趁热打铁，“定计以结其心，与他同剪香云，结为一处，分缚二臂，为结发之意”。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向世人证明你们的感情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从而提防别的妓院来抢生意，用甜言蜜语诱惑嫖客“跳槽”；二是避免那些暗生妒忌之心的“朋友们”拆算两人的大好姻缘。“结发之意”的用法古今同理，类似于今天的情侣装与情侣戒，都是向外炫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归根结底是做给外人看的，其主要目的是杜绝来自外面的威胁，从而将嫖客妓女的关系夯得更为牢固。所谓“一缕香云截下新，赠与情人订夙盟。只为烟花空结发，青楼也赋白头吟”，便是讲的这个道理。
再次是“刺”。“刺”是“剪”的升华，是以自残的“苦肉计”来获得嫖客的怜惜，从而达到用情专一的目的。来青楼玩耍的嫖客，大多有轻浮风流的“通病”，往往是吃着嘴里望着碗里，一旦见到稍为标致的女人，便想上前“赌”一把，碰碰手气。如果这时妓女不能将嫖客的心梳笼住，便要冒将嫖客拱手送人的风险，以前所下的工夫便都化为水中的空气，无影无踪。所以须下一剂猛药，让嫖客彻底“投降”。具体做法是：妓女在自己的两臂下，或是在脚股上，或忽于脚板底下，用花针刺上“亲夫某某”的名字，并用墨涂了，使嫖客见之以为对他情有独厚，故而会死心塌地在将心思放在妓女身上。但刺字不同于纹彩，是洗不掉的，如果嫖客走后，又如何面对其他“新人”呢？没有关系。面对“新人”，妓女只须哭告道：“某人在我身上费过多少银子，怎么用情，怎么好人，怎么知趣，我不曾报得他。”这样做反倒只会令“新人”钦佩妓女的痴情，想道“旧人”不知怎样待她好，她所以如此恋他，为了颇得妓女的欢心，我该对她更好才对。如此一来，嫖客的银子自然汩汩流进妓女的口袋。
第四是“烧”。“烧”也是“苦肉计”，是“刺”的升级版，故而具有更大的内存与功效。
青楼业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嫖客的味口往往被吊得很高，要想赚他的银子，没有“迫切动人心锁人意”的法子，又怎能让嫖客心甘情愿地坠入温柔陷阱？“烧”即用香在身体上烫伤疤，通常的做法是：“两人同炙，第一穴替第一等心上人，恩情最厚者炙，名曰‘公心中愿’。两个解开怀，肚皮合肚皮，胸前对胸前，以香炙之。第二两头相并而炙，名曰‘结发顶愿’。我三第左手合他右手炙，名曰‘联情左愿’。第四我右手合他左手臂并炙，名曰‘联情右愿’。第五我右股合他右股同炙，名曰‘交股左愿’。第六我右脚合他左脚并炙，名曰‘交股右愿’。” “烧”的步骤也够复杂的，而且由于是“烈火肉身燃”，结果是全身伤痕累累，故不免令人恐怖。试想想，当事人须忍受多大的痛苦去狠心烫下这些伤疤？从这个意义来说，“烧”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对刁难的嫖客的杀手锏，不能轻易使用。不过，“烧”这个苦肉计是否灵验却令人怀疑，关键是嫖客果真有烫遍全身的勇气吗？如果说烫女不烫男倒更为可信。毕竟，现代社会早有前科为证。据说，某些拥有变态心理的嫖客便曾经用烟头去烫妓女的乳房，而代价吗，一个烟头区区200元而已。
第五是“死”。俗话说：“致之死地而后生”，“死”这一招是险招，但也是狠招，“疗效”显著。当然，“死”招并不是要妓女真死，毕竟，每个人只有一条命，大意不得。这就譬如空城计，“死”招不可多用，须用在刀刃上，即在前四招不再灵验的时候方才“老将出马”。当嫖客心生动摇，思乡欲走之时，妓女要大胆地向嫖客哭诉：“我生是你家妻，死是你家鬼，我是定要嫁你的。你若不娶我，我死也死在你身上。”以夫妻之情来打动他。此为“死”招之一；如果嫖客家中有妻有妾，妓女明知嫖客不能娶自己，则退而求其次：“即便我不能嫁你，但谁又像我们恩爱如此？我虽接了多年客，那个象你这般温存。知疼着热。你既不能娶我，我和你双双同死，做一对同命鸳鸯，也强似活分离在世上。”妓女以情动人，以死感人，正所谓“在世不能结同心，死后愿为连理树”，如此至情刚烈女子，又有哪个嫖客不深受感动呢？
第六是“嫁”。这并不是说妓女从良，嫁给嫖客，而是骗钱的最后一招，以温存的谎言将嫖客最后一点本钱掏出。俗话说：“嫖客不言娶，有何趣味？姐儿不言嫁，有甚温存？”嫖客与妓女之间的谈婚论嫁，说到底，只不过是糊弄嫖客的小伎俩。普通人恋爱到一定阶段，就会谈婚论嫁，妓女与嫖客也不例外啊。但赎身的代价不菲，一般的嫖客不敢奢望，所以妓女须给嫖客留下一点针缝般的希望。这时，妓女会向嫖客承诺道：“我原来是三百两银子卖身于青楼，现在替他接了几年客，也赚了不少，如今只欠他一百两银子左右，并不是一个大数目吧。”一百两银子左右，确是一个合适的数目。数目太高，会吓走嫖客，根本就不会存赎身的念头；而如果出价太低，嫖客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赎身，那又并非妓女所愿。而一百两银子，不致于让嫖客望而却步，也不可能唾手可得，须得他费一番周折才能如愿。而在这一番周折中，妓女为了稳住嫖客，须“终日议嫁，说盟说义，说情说誓”，让他放松警惕，沉醉温柔乡中，只到他将口袋里的最后一文钱用尽了事。而一旦银子用完了，识趣一点的嫖客便不用你辞他，自然灰溜溜地一走了之。
但如果碰上不识趣的嫖客呢？他死皮涎脸地呆在妓女房里，赖着不走，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是也。为了打发嫖客出门，骗得他动，妓女便会使上第七招——“走”。如果说前面的五招是为了留客，好多赚点银子，那“走”这一招便是为了将两手空空的嫖客骗走了事，可谓兵法中的“拖刀计”。但这一招有个前提条件，即妓女与鸨母要一条心，方才有效。操作办法是：妓女与嫖客约定一起私奔，约定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处或某码头会合，让嫖客在那里傻等。妓女却暗地里通知老鸨，派人埋伏在暗处，一旦妓女与嫖客见面，众人便一拥而上，将嫖客妓女双双拿住，指责嫖客“拐骗未婚少女”，要将二人送官法办。这时的嫖客只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有胆量与他们理论，只好自认晦气，仰天长叹有缘无份，“挥手自兹去，从此天涯孤旅”罢了。
以上七招，是妓女对嫖客的“软功夫”，以媚取胜。但“软件”虽好，如果没有相宜的“硬件”，就如同“赛扬”与“奔腾”的较量，结果不言而喻，所以“硬件”也不可或缺。按照方秀妈的总结，这“硬件”包括两类：床上功夫与卖俏功夫。
床上功夫，也叫枕上功夫，即妓女使出浑身解数，卖弄风情，让嫖客飘飘欲仙，欲罢不能，方为境界。如“要让客人先睡在床里，你却睡床外，要将脸朝着客人，用手替他做枕头。他定要用手来摸你浑身，你也将手去摸他”之类。为避免在此卖弄色情，有伤风化，故而效仿某些作家的“此处省略多少字”的做法，并不多言。
而卖俏功夫类似于现在的美女包装，古代没有现在的整容，但却也明白扬长避短的道理。对妓女来说，如果她牙齿生得好，便微笑露齿，以献其美，名曰‘献银牙’；如果她脚小不歪，便将三寸金莲踏在门坎上，低首自祝，名曰‘凤点头’；如果她身材美艳，便露“三点式”或穿紧身的衣服，名曰‘献身说法’；如果她手纤细修长，则半露春纤，或眼角而传情，或闲吟而丢俏。如此种种，无非欲勾引嫖客的春心，打动嫖客的欲念。
总结方秀妈的生意经，无外乎三点：即以卖俏的手段令嫖客获得感官上的享受，以枕上的媚功愉悦嫖客的身体，以山盟海誓般的甜言蜜语打动嫖客的心弦，真可谓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确是实践与理论的结晶。如果我们冷眼旁观现代的色情业，会发现方秀妈的生意经已是遍地开花，长盛不衰。究其实，还是在于它确实迎合了嫖客的喜好，满足了他们的身心需求，从这个意义来说，色情业的核心手段是“抓住”嫖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嫖客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娼业的兴盛，其实拜嫖客这个“顾客”所赐。
当然，方秀妈的生意经还须妓女的配合执行，如果妓女心生外相，心向嫖客，则方秀妈的生意经便很难灵验，只有无奈吞下“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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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是弱小，但是反击侵略者够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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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6 15:47 只看该作者
青楼闲话4：穷人的爱情喜剧
穷人的爱情喜剧
文/乐云
在一个讲究身份与地位的社会，小摊贩逛高级妓院，如同民工住五星级酒店，都有点天方夜谈的味道。不过，小小的摊贩卖油郎秦重却让这一奇谈变成现实，并由此引出一段穷人与美女的佳话。
莘瑶琴是杭州城年轻貌美的名妓，人称花魁娘子，成天结交的都是省长市长，要么是大款富商。而秦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卖油郎，一年也赚不了几两银子，哪里高攀得上杭州城的大明星呢。不过活该有缘，一个偶然的机会，卖油郎秦重瞧见莘瑶琴的绝世容貌，惊为天人，从此茶饭不思，决心攒钱去潇洒一把。等到他花两年的时间攒到足够的钱，换了一身西装革履，兴致勃勃地跑到夜总会时，却发现花魁娘子的演出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连她的“经纪人”王九妈都无可奈何。但秦重毫不气馁，天天来等，终于等到一亲芳泽的机会，谁知莘瑶琴因为当天出台喝多了酒，一晚都沉醉不醒。
这时的秦重倒表现出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一面。面对佳人横陈，秦重自惭形秽，不敢唐突佳人，只是小心翼翼地躺在莘瑶琴的身边，闻到她的发香和体香就已经心满意足。不但如此，漫漫长夜中，秦重代替了丫环的角色，一会儿替她盖被子，一会儿给酒醉的她张罗茶水，不久她还呕吐起来，秦重怕弄脏了她的床褥和锦被，索性用自己的西服来承接。秦重的君子风度打动花魁娘子，对他产生一种特别信任与依赖。但可惜秦重不是高干子弟，也没有博士硕士文凭，并不是莘瑶琴结婚的对象。所以，尽管莘瑶琴对秦重昨晚的礼貌与服侍深为感动，但也只是拿出20两银子作为答谢。
莘瑶琴依旧过着迎来送往的生活，在达官贵人间周旋，感受着来自粉丝的羡慕眼光，享受着当红明星的待遇，赚得个金满钵满。然而当红明星的架子都有点大，这一点莘瑶琴也不例外。她私下里给自己定下几条规矩：出场费不高的不接；客人非有头有脸者不接；客人名声不好者不接。如此麻烦就来了。
当时福州市市长的公子吴八公子，慕名来捧莘瑶琴的场，希望莘瑶琴到府上一叙。但这吴八公子名声不好，平时仗着几个臭钱，吃喝嫖赌，为非作歹，莘瑶琴不想接待她，总是找机会躲着他。一天，吴八公子带着十几个奴仆来接花魁娘子游湖，因见不到她，便在中堂行凶，并闹到花魁娘子房前。一脚将房门踢开，见到花魁娘子正在里面。如此一来，吴八公子气打一处，命家人将莘瑶琴拖到船上，准备好好羞辱她一番。莘瑶琴也是烈性的女人，虽然身在船上，但抱住桅杆，死不随行。吴八公子更是大怒，将花魁娘子的绣鞋脱了，把裹脚布一齐脱掉，露出两条白生生的小脚，故意让她好看。须知，当时女人的小脚是不能随便让男人看到的。
莘瑶琴平白受此大辱，恨不得投湖而死，心想：“我是白生了美丽的容貌，惹祸上身；我是白识了那些高干子弟，到头来没有一个为我出头，还不如农村做田的农妇。我一个弱女子，又没有导演与投资商罩着，看来这娱乐圈不是那么好混的。”此时她才明白，自己以前身上著名花魁状元的头衔都是虚的，说到头，她还是一个卖身的。惨痛的教训终于让她抛弃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梦想，老老实实与穷人秦重结婚。
秦重与花魁娘子的故事，是现代版的“泰坦尼克号”。身为灰男人的秦重，能够获得才色双全的美女垂青，并托付终身，主要的，还是他对莘瑶琴忠贞不渝的爱，以及永不放弃的态度。而对莘瑶琴来说，抛弃才子佳人的梦想，嫁与一个普通人，或许与她市民阶层的处世哲学有关，同时也与她沉重的现实教训有关。在种种条件的合之下，他们的故事才演绎成一出流传千古的喜剧。而更可贵的是，这个故事的角色打破历来以“才子”为中心的爱情故事，颂扬了才貌地位之外，真情的可贵。而卖油郎的爱情不只是一时乍现的情动，更有实际的付出，一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两人既有突破社会枷锁的勇气，更有相守一生的努力，因而他们的爱情才显得伟大。
不过，卖油郎与花魁娘子的故事虽然很感人，但笔者不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古老而现代的话题：穷人与美女的爱情。
如今的社会，没有美女的生活就像没有沾蕃茄酱的土豆条，总有点干巴巴的味道。然而蕃茄酱毕竟有限，是紧俏商品，只在大商场和专卖店里有卖。对习惯于逛大排档的穷人来说，实在分辨不出蕃茄酱有几种味道。
穷人的幸福生活注定与奢华无缘。穷人整天要为一日在餐忙活，下班后扑颠扑颠地挤公汽，嚇哧嚇哧将煤气坛子往家里扛，上菜市场与卖菜的大嫂为一毛钱侃半天价。穷人对老婆的要求不会太高，他们不至于异想天开地“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婆嘛，也要图实惠，只要膀大腰圆，会做事，能生娃就行了。但美女不行，她不会做事，更不会生娃，她是温室里的紫罗兰，需要耐心的呵护与充足而昂贵的养料。从这点来说，穷人与美女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更何况是身处高级夜总会的美女。
高级夜总会的大门是不会朝向穷人开的，因为他消受不起。但总有些穷人对那里充满好奇与渴望，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哪位佳人垂青，共度一晚。但即便攒够了过一夜的钱，也依然改变不了穷人的酸气与土气。宜城有个名妓叫史凤的，接嫖客时分等级。上等的嫖客，住迷香洞，枕神鸡枕，点锁莲灯，享受贵宾待遇；中等的嫖客，则盖鲛红被，枕传香枕，吃八分羹，享受普通会员待遇；而下等的嫖客，则从不接待，让人给他一杯闭门羹，并转告说：“请你梦里来。”有个叫冯垂的人，拿出三十万铜钱的积蓄，才到了迷香洞，换得一夜销魂。而后，灰溜溜地空着口袋走人。
秦重也是个穷人，下等人，一个月才赚几钱银子。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对莘瑶琴是动了真感情，并不像冯垂一样纯粹为了买欢。莘瑶琴最后看中他的，也就是他身上忠厚、老实、痴情等品质，而那些吃喝玩乐公子哥们，又哪里会对她真的怜香惜玉呢？
这不免让人想到最近娱乐小报上的女明星的趣闻：一会传某位玉女明星与某国际著名导演缠绵悱恻，一会又传她与某位富豪大贾共渡良宵，真不知哪是真来哪是假。可惜不久，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名导也好，富豪也好，又有几个会真心实意和她结婚呢？以致某些女明星都会感叹现在的好男人太少了，甚至她们公开宣称不想找成功男士，也不想找太帅的男人，只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对自己好男人就成。这一来不打紧，倒是让许多平凡而普通的男人做起了娶女明星当太太的美梦：我没有钱，但我很温柔，我不是太帅，但我有诚意，不正好符合了那些女明星的征婚条件吗？
只不过嘛，恕我孤陋寡闻，现实中白雪公主与灰男人的故事从来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那也是在银幕上，如韩国的《贫穷贵公子》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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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6 15:48 只看该作者
青楼闲话5：狐与妓
题记：当我们经受不住狐与妓的引诱时，说明我们内心的邪恶依然是那么强大，如果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它必将摧毁我们。我们通常将狐与妓归入坏人、恶人一类，然而比起我们中某些人来说，它们的那点恶算得了什么呢？
狐与妓
文/乐云
将狐与妓相提并论，在于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归纳之，媚与骗。
先说这“媚”字。中国古代有狐善以媚态惑人的传说，而美女也“擅长”以色误国，如商代的妲己与周代的褒姒，她们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在“惑人”这一点上，狐与美女找到了共同“兴趣”。由此伸发，人们将善于迷惑男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又称用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为“狐媚”。据说商代的妲己是一个媚态十足的女人，如果用现代的词，便是性感，能够凭一己之力将堂堂一国之君纣王迷得亡国丧身，妲己的性感指数无人能及。即便在最后被姜子牙捉住斩首时，她娇滴滴的媚态依然撩拨得行刑的刽子手不忍下手，个个软摊成一团，最后还是姜子牙用宝贝葫芦取了她的首级。
再说这个“骗”字。李剑国《中国狐文化》曾将狐的特征归纳为几点：昼伏夜出、生性多疑，机智多诈等。从常理推断，一个经常在晚上活动的人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不幸”的是他又十分聪明，如此一来便十分凶险，所以还是敬而远之为妙。最初的传说是狐狸能修炼成精，化为人形，神通广大，如加触犯，必受其害。以至民间尊之为“大仙”，看来狐的威力不可小视。不过，宋代以后，狐逐渐被妖魔化了，人们也从敬畏变成憎恨，恨不得扒它的皮，吃它的肉，因为它淫荡，狡猾，而且还会骗人。对于人来说，狐与人接触的目的只有一个字：骗。
如果说媚是狐接近人的手段，那骗便是目的。骗什么呢？当然不是骗钱骗色，而是采补精血。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曾记载这样一件事：狐变化为一个漂亮的女人，迷惑住一位少年。时间一长，少年逐渐精力不济，头昏眼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竟然连做爱的力气都没有了。狐女瞅着他不行了，披衣而去。少年苦苦哀求狐女不要遗弃自己，但狐女根本不听。少年转而怒斥狐女寡情薄义，狐倒反唇相讥：“我与你本来就没有夫妻之情，只不过来采补你的精血罢了。现在你的精血被我吸干了，我还待在你身边干什么？”然后狐还大讲一通人情淡薄的道理：当财大气粗时，周围奉承者如云；而一旦家败财尽后，谁还会与你做朋友？狐一番“义正辞严”的训话倒也合情合理，令少年无言以对。
作者讲这段故事，本来是有感而发，讽刺社会上那些风吹两边倒的势利小人，但狐的一番话却有妓女的味道。因为你看，妓女与男人本来就没有夫妻情谊，妓女与男人交合的目的是为了钱财，这与狐女与少年交合为了采补是同样的道理。有趣的是，一丘之貉的狐与妓在某些时候竟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一对同是青楼女子的姐妹，被一名男狐迷惑，奄奄一息。家人请道士来驱邪，一狐化形为书生来与他争论说：“道士你真是糊涂啊，这两个女人，破坏别人的家庭，荒废男人的学业，离间别人夫妻间的感情，摄取男人的精血，师父你为何还庇护她们呢？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人心。而这两个人，是人面兽心，根本不配作人类。我杀死她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此，狐俨然是善于说教的道德家，虽然有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它关于妓女对社会家庭危害的话，倒也说到点子上了，难怪道士竟然会掉头离去。
不过，狐的“诡辩”并不能掩饰其采补精血的险恶用心。一名男狐曾变作人形去嫖妓，他见妓女非常壮盛，决定吸其精气，滋阴补阳，结果却从她身上传染了性病。更令人恐怖的是，狐从妓女处采集的精气与他从前所采的混在一起，像油入面一样污染了全部。恶病蔓延到他脸部及全身，令他终日哀怨连连，羞于见他的朋友。按照美籍学者韩瑞亚的说法，“这个狐并非没顶于人欲，但是他自己的欲求使他忽略了这个妓女与欲望同样致命。这里，疾病的传染使狐的寄生态看来比通常更具体”。细细分析，这个故事不免有因果报应的味道，因为狐在从事采补精血的勾当时，便应该预料到会有报应的那一天。读者阅读这篇故事时，会体验一种报复的快感。
对于狐与妓来说，人品道德却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明代周揖《西湖二集》中曾提到两种狐妓：一种是野狐变幻成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长相标致，倾国倾城，连大词人秦少游都有“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之赞美，故而被皇帝宋徽宗看中。宋徽宗经常半夜偷偷地跑出宫来与李师师幽会，有时甚至派人将李师师接进宫去。一天，宋徽宗与宠爱的道士林灵素在火炉边烤火，林灵素忽然闻得一阵异香袭来，惊起向空中作礼道：“天上九华玉真仙子吗？幸甚幸甚！”一会，却是安妃走了过来。稍倾，林灵素闻得一阵狐臊臭，大惊道：“怎么宫中有狐狸精？”随即到处搜索，原来却是李师师。林灵素感觉受到羞辱，大骂道：“尔等竟敢在宫中作怪？”立刻从火炉中取出火钳，要将李师师刺死，幸被宋徽宗及时制止。而另一种则是奸臣之托身野化为狐。惠州有名妓女被天雷劈死，人们在她身上发现一行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权，帝命震死，七世为牛九世娼”，原来这名狐妓是唐代奸相李林甫转生再世。
事实上，某些狐与妓在善良多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袁枚《子不语》曾记载绍兴穷书生陈圣涛，一次偶遇一位漂亮的姑娘，两人结为夫妇。其后，陈圣涛在姑娘的帮助下发了大财，奴婢成群，并捐了通判，家业兴旺。康熙年间，桐城秀才吴子云春夜玩月，突然听到空中有人声道：“今年乡试，吴子云当中四十九名。”随后，又道出乡试的题目为“君子之于天下也”。吴子云虽然觉得惊奇，但还是按照所说作了相应准备。果然，考题与准备一致，吴信心大增，妙笔生花，中了举人，其后一鼓作气，中进士，官翰林，直至做到湖南省教育厅长。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多年以前他曾经救过一名狐仙，狐仙以此回报于他。
同样，有良心的妓女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拯救他人脱离厄难。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宁波姓吴的书生，“性”趣旺盛，是各大青楼的常客。后来他与一名狐女相好，经常幽会。但他依然不改其寻花问柳的本性。狐女劝他说：“我能幻化，公子你喜欢哪一个姑娘，我都可以变化成她的样子。这难道不比你花钱买笑强得多吗？”吴生一试，果然不假，从此不再到外面吃花酒。不过，隔段时间后，吴生的花花肠子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对狐女抱怨道：“可惜你这些都是幻化，终隔一层，哪里比得上真正的眠花卧柳呢？”谁知狐女是个行道高人，她莞尔一笑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声色之欲，本来就像电光火石一般，稍纵即逝。不光是你喜欢的姑娘是幻化，就连你我也是幻化的，放眼古今中外，千百年来，无数的名姬艳女，又哪个不是幻化呢？”吴生明白过来，从此不再涉足青楼。
狐和妓一样，在人们心中的名声不好，因为它是引诱男人堕落的催化剂，每一个正常的男人都应该避开他。但它们的存在，却从反面应证了男人内心意志与定力的虚弱。当男人经受不住狐与妓的引诱时，说明男人内心的邪恶依然是那么强大，如果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它必将摧毁男人。我们通常将狐与妓归入坏人、恶人一类，然而比起我们中某些人来说，它们的那点恶算得了什么呢？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山东一户人家，年轻漂亮的女儿被狐给迷住了，神智不清，父亲便琢磨着捉住狐，以拯救女儿。于是父亲顺着狐的足迹追到了它的洞穴，费尽周折，终于逮住了一只小狐。父亲威胁老狐说：“你要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儿子，咱们扯平。”狐当即表示答应。父亲放了小狐，可是狐却突然变卦，仍然来迷惑他的女儿。父亲大怒，恨狐至深，破口大骂它言而无信。狐反唇相讥：“你们人类尔虞我诈的事情多了，我这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把故事中的狐改成妓女，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番景象：妓女是祸水，因为她采用了不正当的方式，迷惑了男人，所以人人得而鄙之诛之。然而作为男人是否应该反省一下呢？某些男人喜欢将自己的堕落无能归结为妓女，甚至将亡国败家的责任也泼到红颜祸水身上，我不得不佩服他们“金蝉脱壳”的高明。在这些人逃避责任的神机妙算面前，狐的那点小聪明，不啻于在鲁班门前耍弄大斧，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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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让人明白开国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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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6 15:49 只看该作者
青楼闲话6：中国的“艺妓”
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唐·王建
中国的“艺妓”
文/乐云
“艺妓”一词来源于日本。艺妓是装饰艳丽的女艺人，擅长歌舞诗赋琴瑟，主要陪客人闲聊取乐。最初的艺妓是卖艺不卖身的，在一般嫖客眼里，她们高雅而充满神秘感。并且由于她们的收费很高，据说有的甚至每小时1万美元，所以服务对象只能是那些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染指。然而事实上，这种“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到底执行得如何，却不免要打个大大的疑问。
中国虽然没有艺妓的说法，但性质却大致相同，都挂着同样的招牌：“卖艺不卖身”。在人欲横流的青楼，一个挂着这样招牌的妓女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嫖客到青楼寻欢，主要的目的便是获得性的满足，而在视嫖客为上帝的青楼，任何得罪嫖客的行为都会砸了青楼的招牌，以后还会有谁到你这来玩？
中国艺妓的存在要感谢部分嫖客的雅好。这其实涉及到中国青楼的功能，对男人来说，青楼不仅是一个寻欢泄欲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应酬，交朋结友的绝佳场所。尤其是某些格调高雅的男人，他们到青楼的目的主要是收获爱情，因为在家庭，他们感受不到妻子的爱情，而包二奶和养情人又要冒极大的风险。在一个道德严厉的传统社会，男人去偷情，如果女方已结婚，那么他是破坏了别人家庭的完整，败坏了门风。而如果女方不幸是个未嫁的黄花闺女，偷情令她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那便是毁掉了她终身的幸福。所以一个受过正统道德训练的男人，一般都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而青楼则不会受这样的束缚，传统的道德戒条管不到这里，因此它成为许多男人寻找爱情的世外桃源。
中国最初的艺妓叫“校书”，这要多谢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是她提升了妓女的档次，使人们注意到，妓女不光有美色，还有多才多艺的另一面，故而薛涛受到后世妓女的广泛敬仰。
薛涛是陕西长安人，幼时随父薛郧到四川，不幸父病身亡，身入乐藉。由于出身官宦家庭，她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气横溢，特别擅长做诗。幸运地是，她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视诗的朝代，擅长做诗极大地提升了她的名气。当时很多如雷贯耳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都曾是她的座上宾，并与她以诗唱和。据说在朝廷当“部长”的元稹便与她保持过一段暧昧关系。当时四川省的“省长”韦皋更是对她钦慕有加，一度想向朝廷奏封薛涛为“校书郎”的官职，只不过在幕僚的极力劝阻下方才作罢。
没有了“校书”的头衔，不但没有损害薛涛的名声，反倒令她艳名大炽，赢得更多人敬重，人们干脆称她为“女校书”。诗人王建有诗云：“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巾帼不让须眉，看来，薛涛的才气确实一流，能够在那些名士大家中脱颖而出，其才华不同凡响。
但其他的妓女很少有薛涛的才气。因为才气这东西，一是天生的，二要后天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妓女是凤毛麟角。当她们的才气不足以打动男人时，卖身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所以笔者很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多数时候，艺妓的招牌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妓院老板打出这张牌，目的还是要获得与嫖客讨价还价的本钱。试想想，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便已是很大的诱惑了，又何况那些长相漂亮的女孩还拥有一手吹拉弹唱的本领呢？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守身如玉、不接外客的“清倌人”？如此一来，还有哪个嫖客能经受诱惑，坐怀不乱呢？
通常情况下，妓院的鸨母会对嫖客讲道：“公子爷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可是卖艺不卖身的，从来没有出过台，身子可金贵着哩！不过嘛……”话说到一半又吞了回去，其言外之意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这样的伎俩，只要不是傻子憨头，嫖客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于是最后的问题就归结到一个钱字。一般的姑娘陪睡一晚要十两银子，我们的姑娘轻易不接客的，要接嘛，你就要多出点血，100两银子算了，很便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卖艺不卖身”，更多是诳人的鬼话，这些姑娘，不过是高级的交际花罢了。
但确实有的艺妓是靠手艺吃饭，她们是比较纯粹的艺妓。如中国近代的书寓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寓是上海最高档妓女，也叫词史、校书。这一层次的妓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专门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类似日本的艺妓，卖嘴不卖身。所以上海人一般称这类妓女为词史、先生。她们的家门口，都会挂一个大大的红灯笼，标某某书寓，以示尊重。
既然是靠手艺吃饭，那便要有真本事，要不谁个会心甘情愿捧你的场呢？据说，日本培养一个艺妓要花5年的时间，完成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等课程，非常艰苦。同样，中国的书寓也是自幼拜师学艺，能操管乐、琵琶，会说书，善唱歌，有一定的音乐修养。但妓女要取得词史的称号，并不容易。每年春秋，妓界都要举行考核性会演。到时候，各家妓女集中到上海县城内小南门的园书场。应试妓女上场先说一段传奇，然后自弹琵琶唱一曲。到七八十年代书场大兴，书寓考核内容有所放宽，可唱京剧、昆曲代替说传奇，但必须说唱俱全，才具备词史资格，不能说白者则被淘汰。从这个意义说，书寓最初是卖唱的艺人。
鸦片战争前，上海尚未开埠，上海城内的书寓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她们卖嘴不卖身，客人可以唤她们说书，也可呼她们陪酒，招待朋友，但不能公然过夜。她们的客人，也是那些身份较高的缙绅士商与文人骚客。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彻夜清谈、共话风骚的雅兴。清嘉庆年间的学者毛祥麟在《墨馀录》中讲，他少年时经常与朋友到当时上海的“虹桥”（今大东门东）猎艳。一次，他看上一位年方十六的妓女。该女孩本来是苏州地方良家女子，九岁时被鸨母收养为“孙女”。她长相清秀，眉宇间透出一种清醇淡雅之气，又会唱昆曲，吟诗文，操琴瑟，天生丽质。毛祥麟一见惊为天人，以后经常约二三知己，在女孩家小饮几杯。有时更是深宵不去，清茶闲话，连外面已凉月西沉，锣鼓三更都浑然不觉。直至后来这位妓女嫁人，毛祥麟还对之念念不忘，缅怀良深。
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商品意识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听说书的嫖客少了，发泄性欲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如此一来，单纯的书寓生意难以为继，原来的许多书寓纷纷下海，“长三书寓”应运而生。
长三书寓，俗称“长三”。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陪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故有“长三”之称。“长三”是头等妓院，为了标榜这里的妓女身价高，他们自称“书寓”，妓女称“先生”，似乎也是卖嘴不卖身的。但事实上，几乎都从事皮肉生意，只不过比一般妓女身价更高罢了。
既然身价高，能为妓院老板赚回大把的钞票，故而享受的待遇也要高些。通常情况下，长三书寓都有单独的住所，她们的住所，多在僻静的小巷深处，非常清幽干净。并且，她们还有老妈子和小丫头服侍，不知道实情的，还以为她们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比起那些妓院底层卖身的妓女来说，长三书寓人身自由得多。她们往往是由熟识的客人或客人的朋友叫局，实行的是“上门服务”。无事的时候，她们也可以随便逛逛街什么的，不会有人指指点点。反倒因为她们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赢得路人更多的艳羡。
但她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在于她们的开销太大。每个月房租水电，佣工的工资，还要付妓院老板提成，给政府上缴花税，沉重的经济压力经常让她们入不敷出。这就需要她们拼命地赚钱，能有更多的嫖客叫局。作为一个长三书寓，首先她们必须有一定的姿色，姿色太次的，只能做“幺二”，再低而一等的便只能做野鸡。其次，她们还要会媚男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嗲”。只有充分发动“嗲”功，才会迷住男人，好让他们下次再来，而且是最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所以长三书寓的人往往是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极品。她们的风流韵事，被登上各种小报小刊，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甚而有的小说家还将她们的艳事写进小说，其轰动效应较之现在的娱乐明星一点也不逊色。
不过，长三书寓毕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当，更何况天天都有年轻的女孩子“下海”抢她们的饭碗。即便像艳名远帜的晚清上海“四大金刚”，其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当时大红大紫的林黛玉，几次从良，与人做妾，都因夫家不容而作罢。另一“金刚”金小宝，想通过读书来脱离苦海。在一个相好客人的帮助下，她如愿进入一所女子中学读书。谁知有一夜，她的国文教师应邀去吃花酒，同桌一个富商偏偏叫金小宝做陪。教师发觉这个聪明好学的女学生原来竟是名妓女，认为有辱斯文，当即报告校长，开除了事。连“四大金刚”都不过如此，其他的长三书寓便更是好不到哪去。好一点的情况是，她们嫁入夫家做妾，在鄙视与流言中度过余生。差一点的，便只好沦为站街的拉客女，风餐露宿，过一天是一天，最后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而死。
从这一点来说，长三书寓虽然档次颇高，但对于男人来说，她们依然只是心血来潮时的玩物，家里墙角间一只美丽的花瓶。只不过，这只花瓶价格不菲，如果打破了，会让拥有它的男人懊恼一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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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湾我海军护航编队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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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闲话7：侠妓
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
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钱谦益
侠妓
文/乐云
侠是埋藏在中国人心中一段美好的童话。
大体上，侠的范畴涵盖两个层面：小者，扶弱抑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大者，如金庸先生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能不能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判断小侠与大侠的标志。只会见义勇为的人是称不上大侠的，所以金庸的小说中，大侠并不多见，唯郭靖、杨过寥寥数人而已。
在常人看来，行侠仗义，那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但在中国历史灿若星晨的天空中，我们还是会发现几颗沾满脂粉之气的星星，尤其是当她们以妓女的低贱，竟能获得侠的名号，实在令人敬佩。
最初能称得上侠妓的是红拂女。隋朝末年，红拂女的身份只是大将军杨素家的一名家妓。一次，书生李靖向杨素毛遂自荐，杨素很怠慢他，斜靠在床上接见。李靖忿忿不平，斥责杨素道：“现在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你身为国家重臣，正应该网罗天下豪杰，为国效命，怎么对宾客如此不敬呢？”说罢拂袖而去。李靖的一席话令当时在场的红拂女非常佩服。当天晚上，五更时分，红拂女女扮男装，夜闯李靖住宿的客店。李靖开门一看，见一紫衣女人跑到自己房间，非常诧异。红拂女自我介绍说：“我是杨素大人家的一名家妓。平素阅人无数，没有一个像公子你那样英雄的，所以想来投奔你，希望你不要拒绝。”李靖又问：“你在杨素大人家锦衣玉食，他又是国家重臣，大权在握，而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民，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何苦跟我受罪呢？”红拂女不慌不忙地答道：“我看杨素大人没有什么雄心抱负，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最终，李靖与红拂女结为夫妻，共同投奔李渊帐下，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
历史对于红拂女的侠义之举言之甚少，但光凭她能抛弃世俗偏见，慧眼识英雄，主动委身自己喜欢的男人这一点，便足见其磊落英伟之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女扮男装，夜投李靖，不惧杨素追杀，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胆色。因而从古至今，红拂女一直被妓女推崇为楷模。
与红拂女类似，近代中国也曾演绎一桩妓女慧眼识英雄的故事。
民国初年，蔡锷任云南督军，袁世凯为大总统。但袁世凯还嫌不足，老想称帝，于是想方没法拉拢蔡锷，希望蔡锷为其所用，拥护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同时，他又秘密派人监视蔡锷。蔡锷觉察出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不愿当袁世凯的走狗，但碍于袁的势力，又无可奈何，每日愁眉不展。
一日，蔡锷到京城的八大胡同去散散心，一眼就相中了小凤仙。小凤仙问他从事何业？蔡锷谎称做小买卖。小凤仙笑道：“你气度不凡，外欢内郁，绝不是商人。”此言令蔡锷一怔，没想到风尘之地还有这样的眼力。不禁对小凤仙另眼相看。经过几次闲谈，小凤仙断定蔡锷非同常人，必定是个英雄。不久，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了躲避袁世凯的监视，他们共同商量了一计。
没多久，蔡锷泡上八大胡同的小凤仙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没想到一向不近女色的蔡将军也会拜倒在石榴裙下！然而蔡锷不管这些，他甚至将小凤仙娶过去做妾，气得他母亲与妻子离家出走。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天天寻欢作乐，看来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嘛！蔡锷的所作所为终于让袁世凯放松了警惕。一次，蔡锷故意与小凤仙坐车游玩，在小凤仙的掩护下，他找准机会，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后来绕道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起义讨袁，为维护民主共和写下壮丽的篇章。这其中小凤仙功不可没。
“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虽然蔡锷英年早逝，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却代代相传，电影《知音》讲的就是这段故事。而小凤仙，与蔡锷一样，以其深明大义，矢志报国而感动后人。
然而，真正能在乱世识英雄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而有武功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对于一般侠妓，日常生活才是她们大展拳脚的舞台，而她们依靠的手段，主要是侠义和机智。
元代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中的主人公赵盼儿，便是一名智勇双全的侠妓。
赵盼儿是一个阅世颇深，善于察言观色，泼辣练达的妓女。这样的妓女早已看破风尘，不会轻易上男人的当。然而当她的好姐妹妓女宋引章被花花公子周舍诱骗，受尽侮辱，生不如死时，她没有见死不救，而是积极向宋引章伸出援助之手。凭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赵盼儿演出了一场“风月救风尘”的妙剧，羞辱了周舍，救出了苦命女人宋引章。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的妓女地位非常低下，她们是社会的弱者，许多妓女被花花公子糟蹋作贱，但只有忍气吞声，因为她们无法找到伸张正义的清官大老爷。更多的时候，她们只有自救，以此来维护人格的尊严。正因为是社会底层弱者的胜利，所以胜利才显得格外珍贵。
明末清初，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身当亡国之际，是以身殉国，还是苟且偷生，每个人都要交出自己的答卷。李香君、葛嫩、柳如是、寇白门，便是其中的翘楚。这其中寇白门的故事尤其具有侠义性。
寇白门最初是金陵的一名妓女，后来被实权派人物保国公朱国弼纳为小妾。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了清朝，全家迁往京城，不久便被清廷软禁。朱氏欲将连寇白门在内的姬妾卖掉。寇白门对朱国弼说：“大人要是卖妾的话，最多只能获得几百两银子，如果你让我回到南京，一个月之内我便会以万金回报！”朱国弼答应了。于是寇白门快马赶回南京，在旧日青楼姐妹的帮助下，筹集了2万两银子将朱国弼保释出来。这时朱氏想重圆好梦，但被寇氏拒绝，她义正辞严地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从今以后我们两不相欠，各奔东西！”
寇白门回南京以后，扶危救困，时人称之为女侠。她结交宾客，每日与文人墨客聚在一起，排遣国破家亡的苦闷。每当酒酣耳热之际，便时而放声歌唱，时而痛哭流涕，感叹家国不再，美人迟暮，其深层的悲伤感染在座的所有人。在她穷困潦倒死后，当时的大文人钱谦益专门作诗追悼：“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既扶危助困，又为国为民，寇白门，以其光辉的一生，为侠妓抹上一丝绚丽的色彩！
让我们用清代诗人袁枚对侠妓的评价作为本篇的结尾吧：
“谚云：‘行行出君子。’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女不幸堕落，蝉蜕污泥，犹能自立，较之口孔孟，而行盗跖者胜。即较之曹涂、李志淹淹如泉下人者亦胜。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伪名儒，不如真名妓。若果有其人，足下秉彝之好，当乐闻，不当厌闻。古之忠臣孝子，皆廓落自喜，不矜细行，目中有妓何妨？心中有妓亦何妨？”（《小仓山房尺牍》卷七《答杨笠湖》）
1，今人眼中的红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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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6 15:51
2，真实的小凤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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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猖狂违章女:我男人名字说出来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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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闲话8：妓女的“节操”
不管是被动替主人守节，还是主动为情人殉情，传统的贞操观念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攥住青楼女子的命运。虽然身处青楼，但她们又是女人，因而比男人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尤其当国亡家变之际，她们的一言一行，更是被放大到为国殉节的高度。
妓女的“节操”
文/乐云
中国有话俗话：“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其意是，作为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又何谈守节呢？又曾经有个笑话，说的是杨士奇等三位内阁大学士请三陪小姐齐雅秀陪酒，齐雅秀来迟了。三位大人问何故迟到？齐雅秀答道：“在家看《烈女传》！”三陪小姐看《烈女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三位阁老笑说：“母狗不得无礼！”齐雅秀也不示弱，答道：“我是母狗，各位便是公猴（侯）！”虽然是笑话，但却暗示一个道理，即妓女是谈不上守节的。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传统社会加诸于妇女的三从四德观念，到妓女那里便失去了效用，她们不必像良家妇女一样遵守节操呢？可惜历史证明这更多只是假设。
妓女的产生，来源于男人的婚外性需求，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男人可以在道德上开一个小小的口子，那就是青楼女子可以暂时抛弃贞操观念，以她们的倚楼卖笑，曲意逢迎为男人服务。然而，在一个礼教深严的社会，女性的贞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人们评判女性人生价值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浓郁的舆论氛围下，贞操观念毫无例外地波及到青楼，冲击着妓女本来就脆弱的心理防线。一方面要青楼卖笑，成为男人寻欢的玩偶，另一方面，她们内心深处又潜藏着强烈的贞操观念，现实令她们左右为难。
其实，妓女的节操主要来源于男人的心理需要。对于妓女，男人心理是复杂的，一方面，男人希望妓女能卖弄风骚，但另一方面，又盼望她们只对自己如此，而不是对所有的男人，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的成功感与征服欲会大大降低。所以嫖客在嫖娼时，经常会向妓女提一个很傻的问题：“你出来做时间不长吧，这是你的第一次吗？”狡黠一点的妓女肯定会撒娇地说：“我刚刚出来做，什么都不懂，还希望你能温存一些!”她们通常会回避“第一次”的问题，因为这其中造假的成份也太大了些。但“入行不久”的承诺，往往还是能满足男人的某些心理需要。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便会明白男人碰到一个等待“开处”的妓女时，他内心是如何的渴望。
对处女的渴望促成了家妓的产生。
家妓严格上说并不是真正的妓女，因为她主要为主人服务，她是主人的“私人专车”，而不是“公共汽车”。但她们的身份却如同妓女，她们一般是花钱买来的，被主人养在深宅大院，又不是主人家的妻妾，没有正式的名份，她们只是主人的玩物，或者男人们觥筹交错间的赠品。
然而一旦大祸降临，家妓的主人遭遇大难，她们的命运便非常悲惨。通常情况下，她们会被转卖，成为另一名主人的玩偶。而不幸者，更会成为男主人的陪葬品，结束青春年华的生命。晋代的绿珠便不幸成为这出惨剧的主角。
绿珠是大富豪石崇的家妓，美艳异常，深受石崇的宠爱。一次，朝廷当权的赵王司马伦听说绿珠的美色，派使者去石府索人，威逼石崇将绿珠让给他。谁知石崇是死脑筋，对使者说：“我家里的所有女人都可以让出来，但绿珠不行，她是我的命根子！”赵王听说石崇违抗自己的旨意，非常生气，于是找个理由将石崇杀了。石崇临死前，对绿珠说：“今天我为了你获罪，你该怎么办呢？”绿珠坚定地说：“妾当效死君前，不令贼人得逞！”说罢，坠楼而死。一个视女人为草芥的男人，竟然因为一位女人而死，西瓜与芝麻的份量，只怕石崇并没有掂量出来。
如果说家妓的殉葬更是无奈的话，那么青楼女子的主动殉情则更添悲壮色彩。唐代的关盼盼曾是红极一时的名妓，从良后嫁给徐州“警备司令”张愔为妾，虽然老夫少妾，倒也恩爱异常，其乐融融。然而不久张愔病死，关盼盼只身移居徐州郊外的燕子楼，矢志为亡夫守节。一名年轻漂亮的寡妇，又曾做过妓女，关盼盼的守节确实令人感动。然而即便这样，“寡妇门前是非多”，来自社会的流言蜚语还是令她喘不过气来。一次，大诗人白居易赠给关盼盼一首诗：“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意思是，你关盼盼既然能为张愔独守空房，那何不再进一步，从而留下贞节烈妇的美名，功德圆满呢？关盼盼接到白诗，彻夜不眠，从此绝食，可怜一代佳人，魂断燕子楼。
我们无法批评白大诗人，因为在他看来，为夫殉情守节，那都是女人的美德，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一个如花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让后人在惋惜她之余，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提出疑问。
如果说，绿珠与关盼盼的死是被逼无奈的话，为有情郎殉情则成为某些妓女的自愿选择。
宋代的长沙妓是个文学爱好者，尤其钟情于秦观（字少游）的诗词，家里到处都是秦观的诗集与字画，是秦少游不折不扣的“粉丝”。一次，天缘巧合，秦大诗人路过长沙，慕长沙妓的艳名，登门拜访。本来，秦诗人只不过狎游一番，排遣一下被贬的烦恼，山野粗鄙之地，又哪里有真正的知音？谁知，两人甫一接触，便如逢知音，越说越投机。尤其是当秦诗人看到书案上竟摆着自己的词集时，不竟对她另眼相看。于是秦诗人故意试探长沙妓：“娘子偏爱秦学士词，可知他为人如何？”长沙妓答道：“秦大诗人是著名作家，我的偶像，像我等文坛的小字辈，我又不住在大城市，哪里有机会一睹明星的文采？不过我猜他一定长得很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吧！”这番恭维倒是让秦少游很受用，于是再问：“那你想不想和你的偶像见见面呢？”长沙妓答道：“若能见上一面，让他给我签个名，就是马上让我去死，我也心甘了！”秦观大笑，说：“死就不必了，我乃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风流才子秦少游是也！”长沙妓知真是偶像来见，惊喜万分，忙呼母出，将家里舍不得喝的五十年的女儿红拿来孝敬秦观，侍奉得秦大诗人沉醉在温柔乡里，差点不识回家的路了。
可是，从来露水姻缘都不长久，秦观终于要走了。谁知长沙妓却决心为偶像守节，她说：“秦大诗人你有王命在身，不能久留，我是妓女，又不能跟从你。但我的心早已随你而去，你走后，我一定闭门谢客，等待你的归来。”可惜一去数年，秦观病死于岭南。当长沙妓听到秦观去世的噩耗，悲痛欲绝。于是身着重孝，行数百里至岭南藤州拜见秦观的灵柩，哭守数日，竟一恸而卒。
不管是被动替主人守节，还是主动为情人殉情，传统的贞操观念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攥住青楼女子的命运。虽然身处青楼，但她们又是女人，因而比男人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尤其当国亡家变之际，她们的一言一行，更是被放大到为国殉节的高度。
所谓节操，本义是指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坚定气节和操行。中国古代社会，男人是政治生活的主角，道德法庭的制定者与评判者，节操是他们在社会赖以生存与立足的护身符。然而不幸的是，每当朝代更迭之际，当生命受到直接的威胁时，许多男人的节操被抛到九宵云外。反倒是平日被他们视为贱物的青楼女子，操守高洁，临难不苟，以自己卑弱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曲以死抗争的慷慨悲歌。
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国家危亡，生命如草芥，男人尚难自保，何况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呢？江南名妓葛嫩因丈夫孙临兵败被俘，敌军将领看中她的美色，欲与她交欢，葛嫩临危不惧，大骂敌将厚颜无耻，咬破舌头，含血喷面，以死殉节。另一位江南名妓李香君，与名士候方域缔结情缘，临终前托人捎书侯方域，说：“公子当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妾于九泉之下铭记公子厚爱。”秦淮名妓柳如是，曾劝夫君钱谦益自杀殉国，并愿在阴间相伴左右。在妓女与男人的较量之中，妓女表现出更胜于男人的识见与义烈。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不知道姓名的妓女。清军南下后，她对那些嫖过她的人说自己想殉国难，嫖客们都嘲笑她，一个朝秦暮楚的妓女怎么会为国殉节呢？中秋之夜，她租船邀客，泛游太湖，观赏明月。此时，皓月当空，嫖客们在船头畅饮。该妓凝视水中的月影，忽然感叹起来，放下酒杯，纵身跳入深流处，众人相救不及，她溺水而死。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于青楼女子来说，国家大事离她们遥不可及，因而她们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然而长期与读书人的耳鬓厮磨，使她们逐渐认同读书人的节操观念，并奉为人生的圭臬。而不同于读书人的是，由于长期沦落风尘，她们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远远强于男人，因而当经受国破家亡的考验时，她们能坚持大义，慷慨赴死。而许多读书人，长期的冶游纵欲、怡情花柳掏空了他们的身体，销蚀了他们的意志，最终只能躲进小楼，苟颜残喘！
1,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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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6 15:54
2，关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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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十年：我与我的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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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林语堂《妓女与妾》
妻·妾·妓
文/乐云
妻妾共存是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多数西方国家，实行一夫一妻制。西方的男人当然可以找情人，嫖妓女。男人找情人，是一夫一妻制之外，他们在感情上的补充；而嫖妓，则更多是男人发泄剩余性能力的需要。但这些都不可能在法律上纳入家庭范畴。家庭之内，只有丈夫和妻子是合法关系。
而在古代中国，则大大不同，妻子和妾，或者数个姬妾，能够相安无事地被放置在一个家庭之内，这确实是世界婚姻制度的一大奇观。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但这话存在问题，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因为妾是没有资格与妻并称的。中国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妾不能算做合法配偶，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的“妾”，最初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自然属于媵妾，比之一般的女奴，媵妾的地位便高了许多。但这一制度实行不了多久便告夭折，因为哪个君王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或侄女屈尊做小老婆呢？所以后来陪嫁的女人便换成了女奴，甚至很多便是花钱买来的。如此一来，妾的地位便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由于出身问题，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便非常低下，仅仅比丫环的地位略高。她们在家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丈夫生儿育女，完成家族继统的任务，二是满足丈夫性的需要，成为丈夫泄欲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妾大多年轻漂亮，又有点风骚，往往是男人钟情的对象。因为既然是“纳”，便肯定是看中了，如果是个令人大倒胃口的女人，男人又怎么会费尽心思去“纳”她们呢？
男人纳妾，更多是炫耀心理的反映。有实力的男人，往往便以小老婆的多寡当作自己成功的标志。要不连靠乞讨为生的齐人都娶个一妻一妾哩。据说民国时的袁世凯便有十八个小老婆，而当时的另一个糊涂军阀张宗昌，尽然连自己有多少个小老婆都不知道。
然而养小老婆是要花代价的，就像现在包二奶一样，非有钱人不可。于是更多的男人把眼光瞄准了妓女。
中国古代，男人嫖妓，一方面是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寻求文化与心理的认同。在一个讲究“三从四德”的社会里，妻子无才便是德，怎么能和丈夫谈论琴棋书画呢？这一角色，非妓女充当不可。
人们对中国古代妓女的描述是诗意化的。正如在林语堂《妓女与妾》一文中所说的：“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中国古代的男人在家庭中尝不到爱情的滋味，便只好到青楼里寻找。
要命的是，与妻子相比，青楼女子更容易捕获男人的“芳心”。一方面，她们风华绝代，骨子里透出一股媚态，让男人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她们往往是不错的艺术家，能歌善舞便已不简单了，再加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才色兼备者，怎不让男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家呢？于是很多男人便动了将妓女娶回家去的念头。
一般说来，妓女从良之后只能做妾，这是宗法制社会对男性的约束。因为娶妓为妻，玷污了家庭与家族血缘的纯洁，败坏了门风。因而历史上，能娶妓为妻的男人真是打灯笼难找，明末清初的龚鼎孳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名妓顾横波娶回家做夫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比起他从明朝到南明，再到清朝为官，这点“胸襟”只是小菜一碟。
但即便是娶妓回家做妾，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他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如果说丈夫在外花天酒地，妻子尚可忍受的话，那么，娶妓回家，她们却是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在她们看来，妓女不属于家庭中的一员，不存在争宠与分财产的问题。所以妻子虽然不满，但有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是馋嘴的猫偶尔偷腥罢了。
而妾就不同了，她们进入家庭，便直接从感情和经济上威胁到妻子的利益，因此妻子不会坐视不管。由此联想到现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妻子往往对丈夫嫖妓不闻不问，而对丈夫包二奶则会大吵大闹。原因何在？便是因为嫖妓只是身体的背叛，而包二奶、养情人，则是身心的背叛，孰轻孰重？明眼人一目了然。
如此一来，能够容忍丈夫娶妓回家的妻子便极其罕见，值得大书特书。古代有个官员叫林茂叔，在建昌县当官时与一名妓楚娘相爱。两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林茂叔想娶楚娘回家，但妻子不批准。一次楚娘题诗于壁以寓意，诗云：
去年梅雪天，千里人归远。今岁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铁石作心肠，铁石刚独软。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犹浅。
此诗令林妻感慨万千：“人非木石，怎么就不能相容呢？”于是三人大被共寝，妻妾相安无事。
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不多见。多数情况下，丈夫动用夫权将妓女娶回家，妻子要保持贤惠的名声，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实际上，背地里她会动用小诡计，给新过门的妾一个下马威。妾其实也知道她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但从良的愿望依然支持着她去冒险，明知是火坑，她们依然会往里面跳。名妓王巧儿看上了书生陈云峤，想嫁给他为妾。老鸨警告她说：“陈云峤的老婆是铁太师之女，忌妒心很重，你到她家，必定会受到她的凌辱！”但王巧儿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是一名妓女，蒙陈公子厚爱，陪伴左右，就是马上死了，我也无怨无悔！”妓女做到这个份上，王巧儿的痴情令人感动！
当妓女终于实现从良的愿望，如愿做妾后，她们的命运并不会由此改变。因为一个过惯了青楼卖笑、迎来送往生活的人，是很难适应家庭那令人窒息的气氛。毕竟，在家里调情总须顾及周围人的反应，要不便会扣上“有违妇德”的帽子。所以张春帆在小说《九尾龟》中，借嫖客高手章秋谷之口说道：“所以依我看来，花柳场中只可暂时取乐，就如行云流水一般，万万不可认真，免得后来烦恼。譬如一树名花，种在那水边篱落，临流照影，姿媚横生，你就天天的载酒看花，暂时领略，也未尝不妙，何若一定要伤根动叶，把他移到家中？虽然锦帐雕栏，殷勤爱护，却是离开了他自己的托根之地，未免水土不宜，雨露不润，眼看着那一株可爱的名花不由的叶萎花落，渐渐的憔悴起来。这还算是好的，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把他供在花瓶之内，天天相对，爱惜非常，却过得不多几天，依然枯死。假使花能解语，你问他可是愿意的么？大抵上海的倌人，只好把他当作名花娇鸟一般，博个片时的欢乐。若定要将他娶到家中，就免不得要杀风景了。从古以来，煮鹤焚琴，蹂香躏玉，煞是伤心，这就是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这是站在男权角度上的立场，它其实反映了嫖客与妓女心理的两个层面：视妓女为玩物的嫖客心理与玩笑风尘的妓家心态。
此外，从良的妓女还必须面对社会的冷眼。宗族祭祀、家庭会议，她都没有资格参加。虽然从良了，但周围的人依然会拿她当妓女看待。更要命的是，当初拼命将妓女纳进门来的丈夫，对她的情意又会维持多久？多数情况下，男人娶妓为妾主要看重的是女人的才色，一旦年老色衰，又一旦另有新欢，那么妾便只有被遗弃的份。因为在多数男人看来，抛弃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便如同抛弃一件旧衣服一般。裔昭印在《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一文中写到：“（妓女）虽然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这恰恰是她们低下社会地位的标志，因为在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中，受人尊敬的妇女是呆在家中的。雅典的公民妇女决不会羡慕这些能够进入男性社会充当伴侣的妓女，正像波梅罗伊所说：‘某些妓女也试图像一位受人尊敬的妻子一样活着，但是没有一位公民妻子想做妓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妾的妓女在家庭中不但比一般的妾地位低下，便是地位最为卑贱的丫环，也可以从她们那里获得心理优势。
妾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说妻的日子便好过。事实上，中国古代婚姻，大多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它注定男人会到外面去寻找属于他的爱情，这也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法制社会赋予男人的权利。但内心深层次上，男性往往将女性当作一种财富来占有，而且不许别人染指。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男人会把红杏出墙的妻子作为自己最大的羞辱，而自己去风流快活则认为是一种时髦与潇洒。然而这样的认识却获得了大众的普遍认同，究其实，在于它已成为男权主义引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如果读者有进一步深入的需要，笔者推荐可以参看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其中不乏关于妻妾妓的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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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此法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藐视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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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闲话10：同是天涯沦落人
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不忆当年，舞衣歌扇，金尊檀板，迷也真仙。
红颜老了，琵琶犹抱，凄切丝弦。知音谁是？江州司马，同病相怜。
——梦花生《青衫温》
同是天涯沦落人
文/乐云
红兰是苏州一名当红的妓女，拥有省、市两级选美大赛冠军的头衔。这样的明星自然成为大款与高干子弟热捧的对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嫁入豪门，成为富人家的阔太太。但她偏偏死心塌地地爱上一贫如洗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当然会作几首歪诗，但可惜没有发表的机会，不足以养家糊口，更没钱为红兰赎身脱籍。有位姓费的老妈子为此不解，问红兰道：“小姐你拥有倾城之貌，还担心没有藏娇金屋？怎么对一个吃完上顿愁下顿的穷书生念念不忘？”红兰答道：“到我们夜总会来潇洒的客人，不是富家的纨绔子弟，便是大腹便便的暴发户，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对我们坐台的小姐怜香惜玉，又怎么会像穷书生那样与我们甘苦相怜，冷暖相知？” 同是天涯沦落人，红兰的回答其实道出了佳人与才子的共同心声！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发生在异乡，最好是秋夜，下着凄楚的小雨，最好是“他乡遇故知”，最妙是才子与佳人的偶遇。此景、此人、此情，这样的环境最容易产生关于人生的感悟。这感悟，涵蕴着身世的沦落之感、情感上的知音情结及未来的飘零之叹。《花月痕》中，杜秋痕叹韦痴珠科场不遇：“痴珠沦落天涯，怪可怜呢？……瞧他那一腔子不合时宜，受尽俗人白眼，怎的与我梧仙遭遇竟如此相同。”如果不是同病相怜，又如何有这般的感同身受？
身世的沦落之感最容易成为才子与佳人的共同“爱好”，这当然与才子与佳人的个人处境有关。真正的才子是“稀有品种”，他们是读书人，但却不是成天吟诵“之乎者也”的书蠹，也不是狂妄自大的“暴走一族”。他们熟读诗书，但不生搬硬套，以一双智慧的眼睛洞察世界；他们嘲风弄月，笑傲青楼，但不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而是怜香惜玉，对女人，充满浪漫与温馨的人文情怀。不过，尽管他们在吟诗作赋上才华过人，却往往不谙八股，故不免蹭蹬科场，名落孙山。即便有那才高八斗的，蟾宫折桂，踏入仕途，但实在不是做官的料。因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愿同流合污，面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他们奋起而抗争，但冷酷的现实让他们一次次碰壁。
真正的才子是不能混迹于官场的，因为他的骨头很硬，眼里揉不进沙子，这样的硬骨头自然很难获得皇帝与上级的欢心，以致流放与贬谪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在官场，他们是边缘化的一群，屹立于时代的潮头，却远离政治的中心。但问题是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甘沉沦下潦，这便使他们对身世沦落之感有切肤的体会，痛之彻骨。
这样的切身之痛，更是一点不剩地砸在佳人的头上。因为她们不是在绣楼闲坐无聊的大家闺秀，也享受不到小家窄院里小家碧玉的自由自在，她们是沦落风尘、身不由己的妓女，她们没有亲人，没有依靠，其沦落之感较才子更为强烈。
不过，沦落之感往往有相通之处，这便使才子与佳人心有灵犀，更容易走到一起。对才子来说，无情的现实是横亘在他们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这座大山让他们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干云直上”与“吐气扬眉”！此时，唯一的拯救便是“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或者像《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一样，闲坐窗前为爱妻赵敏画眉。而对佳人来说，欢场的世态炎凉让她们体验到精神安慰的可贵，无依无靠的身世更让她们对才子充满人生的渴望。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佳人企盼才子成为她们精神的寄托，人生的知音。
才子与佳人的情感交遇缘自知音情结，它是维系二者同病相怜的情感纽带。这条纽带一端系着才华互赏，另一端系着用情至深。才子与佳人都是才华卓越的人，是社会的珍品，非凡夫俗子能领会。这样的人群具有高超的鉴赏力，才会对对方的卓异之处大加赞赏，“与我心有戚戚焉”！据说，清代名妓顾眉生，偶然见到著名词人朱彝尊的佳作“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芳心大悦，竟以千金相赠，一时传为美谈。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如果说俞伯牙的琴声只有钟子期能读懂，那么佳人的才华只有在才子眼里才显得熠熠生辉。琵琶女的琴声再悠扬动听，“大珠小珠落玉盘”，但在商人丈夫眼里，肯定不如银钱的撞击声来得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白居易的赏识，人们也就不会发现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女人原来是弹得一手好琵琶的音乐家。
才子与佳人的情感交遇还在于他们都是性情中人，用情至深。才子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这是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决定的，像《浮生六记》中沈复与陈芸的爱情只是特例。但真正的才子又是性情中人，需要情感的寄托，而囿于道德的约束，他们又不能随便对一个正经女人表示好感，更何况正经女人从来都是“养在深闺”，哪里有相识倾情的机会？而生活在青楼的女子，迎来送往，长期肉体的摧残令她们内心充满屈辱与压抑，故而对用情至深的才子，便会有“执手相对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情感喷发。
一个用情至深的才子往往会赢得佳人真挚的爱情，并焕发出生死与共、誓死以赴的情感力量。
明代嘉靖年间，京城有个妓女邵金宝，与才子戴纶相好。后戴纶因连坐所累，被捕入狱，问成死罪。戴纶自认必死，况且家乡有数千里之远，若不死在刀下，少不得要瘐毙狱中。于是，他从行李中取出三千两银子，交付邵金宝道：“我今天下狱，生死未卜。你如果念在我们相好一场的情份上，请将这三千金两银子放好，以供养我临死前的开销。”邵金宝大哭，遂收下这三千两银子。但邵金宝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她暗暗思量：“如果只把这三千两银子将来供给，有何相干？须要救得他性命出，方才有益。”于是，她先用些银子讨了几个标致的妓女，好让她们将来赚钱。看见有钱的嫖客，便叫妓女尽心侍候，大发其财，并将赚来的钱送给当地有钱有势之人。凡是管得着戴纶并审问定罪之人，都将金银财宝买嘱其心，并左右前后狱中之人，要钱财的送与钱财，要酒食的赠以酒食，没有丝毫吝惜之心，只要救得戴纶性命，花再多的钱也愿意。若到审问之时，邵金宝不顾性命，随你怎么鞭挞交下，他也再不走开一步，情愿与戴纶同死同生。一边狱中供给戴纶，再无缺乏；一边用金银买上买下，交通关节。直到十年，方才救得戴纶性命，渐渐减轻罪行，复授官职。邵金宝还剩得有四千多两银子，比十年前还多一千，尽数交与戴纶。邵金宝的所作所为，连戴纶的妻子都自愧不如，这样用情至深的女子，难道不足以让男人倾情相爱吗？
然而，像邵金宝与戴纶的皆大欢喜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情况下，拥有至真至纯的爱情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未来的飘零之叹。这种感叹，既包含对当下欢娱短暂的留念，更有对前途渺茫的担忧。
才子与佳人的欢聚永远是短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钱的压力。对每一个涉足青楼的才子来说，大笔的开销是他们沉重的负担，即便是王公贵族子弟如荥阳生、李甲等都消受不起，更何况那些囊中羞涩的穷书生呢？青楼从来都只是有钱人的欢乐场，根本不可能成为穷人潇洒的免费娱乐场。当金钱难以为继时，鸨母的脸色便晴转多云，多云转阴，最后变成指桑骂槐的开赶，即便是那山盟海誓的鸳鸯，也要被她活生生拆散。
二是才子的身份使然。每一个有上进心的才子，都会将功名与仕途摆在人生目标的首位，青楼艳遇只是赴京赶考与异地做官的旅途中短暂的休憩。休憩过后，才子们依然会抖擞精神，追寻他们的正业，故而很难在某一个青楼停留，也很难将情感放在某一个妓女的身上。如果难舍难分，才子可以为妓女脱籍从良，但想法虽好，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妓女从良须向妓院赔偿青春损失费，这笔不菲的开销让众多才子望而却步；其次，到青楼寻欢的才子往往“公务”缠身，而携带一名三陪小姐去公干，不仅有失公家的体面，而且为国法所不容，才子要冒丢官贬职的危险。最后，娶妓回家会辱没祖宗的门面，必然遭到家族的竭力反对，同时，他还要终生背负“不肖子”的骂名，在家族里抬不起头来。娶妓的代价沉重如此，又有哪个才子敢轻易涉足呢？
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更是时刻萦绕在才子与佳人心头。
对才子来说，宦海浮沉，荆榛密布，随时都有碰上险礁恶滩的危险。更不幸的是，才子因为性格的原因，更容易沦为官场的牺牲品，他们对前途的渺茫感便体现得非常强烈。历史上的柳宗元、韩愈、苏轼等才子的遭遇，便是明证。对佳人来说，她们不但要忍受心灵与肉体的折磨，还要担心年老色衰无人理的悲惨下场，因而沦落之感较才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琵琶行》中，白居易由琵琶女的“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联想到了自己被贬的处境，因而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叹。但相较于琵琶女一生的不幸来说，白居易暂时的被贬又算得了什么呢？被贬后还有重用的机会，而对于琵琶女来说，她悲惨的人生，从她沦落风尘时便早已注定，她的遭遇，不更值得我们同情吗？
不过，既然欢聚是短暂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未来是不可触摸的，才子与佳人才更加体会到现实的可贵，才真正领悟到幸福的真正意义，也才会加倍珍惜现前的一切。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对短暂欢娱的感叹与前途茫茫的恐惧，让他们对“同是天涯沦落人”这句话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感情的煎熬与理性的折磨中获得灵魂的升华。
秦淮八艳之顾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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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鲲鹏 楔子 天地裂碧空万里如洗，真陵山脉群峰参差，宛如万千利剑直破苍穹，将过往白云切成丝缕飞扬。在正午秋日的映照下，灿灿如金山，桀然天半，极是雄伟险峻。发布半山红叶如火，层林尽染，被狂风呼卷，仿佛烟霞横带，缭绕弥漫，又象是漫漫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