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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衢论坛 » 读书论坛 » 中国式拆迁[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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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6 11:40 | 只看该作者
[读书笔记] 中国式拆迁[报告文学]
为了征地，开发商不惜“一凶二狠三胡来”野蛮拆迁。为了得到拆迁补偿，儿子竟然逼老子以死相拼。“血拆”“强拆”对拆迁户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痛苦；在拆迁补偿的利益诱惑面前，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以及上演的各式各样的人间悲剧；政府在拆与补之间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处境……令人咋舌。中国式拆迁，如今已超越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为什么呢？
中国式拆迁
阮梅吴素梅
引子：三十年后第一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80年代曾被喻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拓路架桥，旧城改造等公益事业的进行，顺应时代的潮流，来到了政府官员的议事簿上，来到了普通市民的餐桌间，来到农民的田间地头。
旧城改造，拓路铺桥，首先面临的是拆迁征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拆迁征地的过程已形成政府之痛、民生之痛、发展之痛。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加速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同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道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堵。拆迁越来越多，居者有其屋却越来越困难。城市人口的爆增，更显现出城市规划的滞后，因为拆迁，不见硝烟却胜似战场的个体生存环境争夺战演绎到了极限。
拆迁征地，成了当代中国跨世纪的“天下第一难事”。
我们历时一年多时间，通过对湖南、湖北、四川、北京等地拆迁征地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发现造成拆迁征地难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加快过速。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过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拆迁征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留给城市平民的硬伤难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的过程中，改制和破产企业多，失业人群过大。面对因拆迁征地而走进门来的政府官员，民众几十年的积怨正好借机爆发。拆迁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利益博弈严重失控。开发商和拆迁户都要求利益最大化。现有土地上的居住者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希望能因拆迁征地而一次性满足他们的生活住房、子女就业、全家社保等所有生存之需。而一些拿地心切、法纪意识淡薄的开发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尽快解决拆迁矛盾，动不动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野蛮拆迁。为了达到各自目的，拆迁户、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未来10至15年，中国的城镇化还将推动几亿农民告别土地。在拆迁征地迈出最艰难的数十年步伐，逐步走向和谐的今天，在愈炒愈热、愈演愈烈的拆迁征地矛盾面前，面对一次次无限延期的拆迁工地，开发商怎么办？面对即将失去的家园，拆迁户应该怎么办？面对因拆迁而被“彩绘”的当权者形象，政府怎么办？
开发商：你的名字叫血拆？
门是房的疆界。开发商与拆迁户的“战争”，起先从门开始。北京的信先生只因未与拆迁公司签合同，走廊被人装上一扇铁门，导致全家人有家不能归；紧接着，开发商发现堵门、甚至砸房子都不见效，便开始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摧残。位于朝阳区与通州交界的常营乡60岁的黄洪虎只因未签协议，被突袭而来的数人殴打，左肘关节骨折，左耳鼓膜穿孔。儿子脖子后部被砖沿剜下一块肉，女儿被多人按倒在地，左腿被人用棍子猛击且遭捆绑，头部和嘴也被胶带粘住。事后，她被诊断为左腿膝盖后十字交叉韧带撕裂。黄洪虎老伴被这场黑夜中的暴行吓得浑身颤抖；直至如今，一听到嘈杂的声音，她就会失禁。后来，有的开发商干脆拆你没商量，在许多户主还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成片的房子便成为废墟。自2008年开始，在一些地区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征地过程中，以血抗争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全国各地因拆迁纠纷引发的恶性个案，不胜枚举。拆迁命案不断，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因为血拆，山东拆迁队长变为拆迁职业“钉子户”；因为血拆，上海信访办主任上访；还是因为血拆，南京31名法官集体告状。
杨豪，中国最早报道拆迁征地问题的记者，也是因一篇相关报道被开除公职，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记者。杨豪聊起开发商野蛮血拆这一话题，回忆曾经采访这一问题时的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杨豪早在1996年就开始着手拆迁征地调查，那时，震惊全国的“嘉禾事件”还没有出现，各级政府部门还没有对拆迁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但他所在的媒体已经时不时地收到老百姓的举报信与求援信。在他看来，那时的拆迁条例只是为拆迁方说话的条例，一切为了城市建设，被拆迁群众的利益基本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拆迁中受到伤害，想告状连门都没有，政府不受理，法院不受理。早在2003年，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55岁的村民为3万多名未得到合理补偿的自贡农民上访打官司，投书数百封，上达中央下至地方政府，直到许多年后才有结果。杨豪接触过这样一个投诉，湖北省一个市为了一条街道的改造，在50多个户主还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好几台挖土机就把几十户的房子一次性全挖了，好多老百姓的家具全砸毁在里面。这无疑是一起野蛮拆迁。老百姓向他所在媒体投诉这件事的时候，还带来了请人偷拍的录像带。处在义愤中的他为澄清事实，连续几天不间歇地采访，总算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写了一篇报道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刊载，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由于当地政府的干预与交涉，杨豪被开除工作，离开了那家新闻媒体。当时单位正分房子，他失去了分房子的机会。为了这篇拆迁的报道，他付出了作为一个记者最为惨重的代价。他至今租住在武汉旧城区的一个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说他不后悔，记者更应该具备正义和良知，社会问题捂盖子是捂不住的，得想法子解决。他说，后来关于拆迁问题的暴露，还是因有良知的记者呼吁和报道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也正是“焦点访谈”对“嘉禾事件”野蛮拆迁的报道助推了相关文件的出台，使《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得到修改，群众的利益开始相对得到有效保护，中央开始采取各项措施杜绝野蛮拆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物权法》出台之后，老百姓的房子可以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受到《物权法》的保护，不是想拆就拆，也不是地方政府一家可以说了算，而是要听证。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地方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都不能违背法律，必须依法行政。
但杨豪认为，拆迁征地问题依然严重，野蛮拆迁的恶性事件还在发生。根源是它牵涉到地方政府的一个核心利益，那就是地方政府抓政绩，一些地方拆迁征地目的也由最初为民造福的旧城改造，发展到了房地产开发，炒卖地皮。许多地方政府把卖土地作为地方经济的主要财政支柱，名曰土地财政。在几天的走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同一个省城大都市的繁华地段，有两处多达百亩的建筑物已拆除多年，但一直没有开发。有一块地皮上已长出二人多高的树木和野草，周边垃圾成堆，污水遍地。当地政府解释为土地储备。但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的边缘，又发现了政府在大肆圈用农田从事开发建设。城市一边在周边大肆掠夺农田，一边在繁华地带久拆而不建，这样一种现象已不鲜见。这样的土地储备，政府难免有等着好主顾来卖高价的嫌疑。一些拆迁户反映，那种既伤害群众感情，又影响干群关系、“一凶二狠三胡来”的野蛮拆迁依然有恃无恐，有的对被拆迁群众进行恐吓、殴打，有的闹出人命案。一座省城，被拆迁户群体围堵政府机关，一个月不下七八次。
避开那些早已被媒体热炒得血淋淋的个案，在这里，我们只讲述一个最为普通的野蛮拆迁情况。
老余的房子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两间小平房。父亲是四野的老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平原打日本鬼子，有一次带了全班战士去端炮楼，炮楼端下后却被敌人反包围，结果全班战士除了余老先生外都牺牲了。而余老先生是因跳进粪坑里才侥幸躲过一劫。余老先生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争，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1948年，余老先生调入中南军区后勤部工作，政府分配给他四间平房。解放初的住房是供给制，老人过世后，两个儿子各自居住了两小间，余家兄弟依照政府的相关规定，缴纳了住房保证金和房屋租金，还修缮过几次房屋。1998年3月因马路拓宽，余家的房子成了临街门面，兄弟俩便把房子的前半部分租让出去做经营门店，还去工商部门办理了经营许可证。老余因工伤下岗后，每个月只有406元的工资收入，日子过得很清苦。好在妻子王华在商场当部门经理，她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开支，工作之余又悉心照料丈夫，经营门店每月都有租金收入，老余家的经济条件渐渐有了一些改善。他经常去医院作康复治疗，病情得到稳定，简陋的家里充满了温馨和祥和。
2008年10月12日，还住在医院里的老余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发现自家的房子一夜之间突然被2.4米高的围墙围住了，一打听，说是政府要在这一片区域开发商业楼盘。承租户做不成生意了便去找老余，妻子王华跑到区拆迁办问来的结果是，区拆迁办干部说不知道这件事。既然不是他们干的，我们就拆围墙，老余听说情况后吩咐妻子。就在这时，4个城管队员马上赶到围墙前，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老余的门店砸出一个窟窿。因阻止门店被砸，承租户也和城管人员发生了冲突，承租户被打伤。老余和他们论理，可城管人员说：“你的房子是违章建筑，限你三天之内搬出去，如果不搬走，你还敢继续住，我们再来砸。”说完之后，4个人用挑衅的目光望了望老余，扬长而去。
看着好端端的门店被砸得一片狼藉，老余气得浑身发抖。他跑到城管队厉声问道：“我的房子三代人居住了52年，怎么是违章建筑？“有一个城管队员说：“你拿得出国土证，土地证，规划许可证，我们就认定你的房子不是违章建筑，如果拿不出来，我们就认定你的房子是违章建筑！”
老余确实拿不出三证，但城管人员的理由也太牵强了。52年前的房子怎么可能有三证呢？那个时候又哪来的规划法，国土法？老余只知道房子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听父亲说，入住之前，此房是一位省委书记的办公生活用房。老余认为城管认定为违章建筑完全是胡扯。担心城管再次来砸房，承租户也吵着要求赔偿住院治疗和经营损失，老余没等病好就出了院。
突如其来的围墙事件，打乱了家里原有的平静生活。为了捍卫自己家的房产，老余开始了艰难的“保卫战”。用老余的话说，他们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日子。他首先去区政府信访局反映情况，并拨打了市长热线。他相信政府有能力，也会公正处理好他的问题。结果，他的问题被领导批复到了街道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带着开发商去了他家两次，但给予的承诺只有一句话：还建80%！其他任何附加条件都不能提。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屋无故被指违章建筑，还为此遭受了锤破墙、打伤人的残害，连一句话的解释都没有，老余觉得很委屈。当着居委会干部和开发商的面，老余提出了三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是要求开发商尊重历史和事实，对房子准确定性，是否属于违章建筑？二是要求对其野蛮行为公开赔礼道歉；三是赔偿经营门店损失。谁知开发商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根本不理睬，并拒绝协商。从此以后，不再有开发商上门，也不见居委会干部上门，只有几个手臂刺有龙蛇的小青年拿刀舞棒地在门前晃动。
上访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老余干脆坐在家里守护着自己的房子。但他不能一刻都不离家门，可出门不到两个小时，他的住房四面墙壁已被锤出好几个洞。半夜惊醒，几十吨河沙就堆在了他的大门口。进入冬天，寒冷的北风呼呼地从墙洞往里灌，老余整夜冻得睡不成觉，时刻担心有人来伤害自己，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但他仍然死守在他的门店。后来，他的两间房子又被单独用砖墙围了起来，并安装了大铁门，成天被一把锁锁着，不让他们一家人出进。老余想出去，只好翻爬围墙。有一次下雨墙滑，他没抓住墙沿，一跤跌下去摔成重伤，断了三根肋骨。老余心里清楚，只要他离开了房子，房子马上就会拆除。他受了伤也不肯离开房子半步。但他重伤在身，又患多种疾病，加之又急又怕，身体彻底被拖垮了，整天高烧不退，妻子含泪再次把他送进医院。
家里不能没人，否则他的家就会被拆，等到家被拆了，想找人都找不到，这种情况在他所在的城市经常发生。老余把老家的侄女找来看护房子。结果，拆迁公司见主人不在家，四个人强行将侄女抬出了屋子。他们对着房内又灌水又撒沙，还夜半三更在屋里燃放鞭炮。老余住在只隔了一条街的社区医院里，第一次听见鞭炮轰鸣声从自家门店响起，惊骇得用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脸。妻子王华拨打110，干警上门后才制止拆迁公司的野蛮行为。好心的干警劝他们搬家算了：“你一个小户人家怎么斗得过拆迁公司？”
与此同时，老余的哥哥去老家给父亲挂清明，等他回家，自己的房子已经被得到拆迁公司好处的承租户推倒拆除了。看着好端端的房子被拆，嫂子气得像一只发了怒的狮子，她立马通知娘家兄弟来帮她出气。结果，嫂子自恃人多势众，失手打破了承租户的头。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拘留四个月。余老大天天去区政府上访，区政府推给街道居委会，开发商心虚不敢出来协商，居委会只能给余老大做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拿地心切的拆迁公司竟然巧借此事开始离间兄弟感情，制造家庭矛盾。他们拿了伪造的合同和签字去找余老大说：“你看你争什么？你弟弟就比你聪明些，他比较识时务，见好就收，已经签了拆迁协议。你争来争去又争到了什么？弄得老婆去坐牢，太不值了。房子已经拆了，你再不签字就没人管你了。只要你签了字，就把你老婆放出来。”余老大是个脑梗病人，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他没有向弟弟求证是否属实，带着对弟弟的一肚子怨气就把拆迁合同给签了。拆迁公司又拿了哥哥的合同去给老余做工作说：“你看，你哥哥比你聪明些，他晓得斗不过政府，打来打去还不是把自己的老婆送进了牢房？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你还是签字算了，如果你不签，政府就会强拆，以后没人管你了！”
老余不相信他们的话，打了个电话问哥哥。哥哥气愤地说：“我看见你签了协议，我才签的！你说不签，你骗我！害得你嫂子进牢房。”因为拆迁公司的挑拨，老余昔日情同手足的两兄弟成了仇人，从此断绝了往来。哥哥怪弟弟欺骗了他，嫂子认为自己坐牢是为了争取两家人的利益。侄女受了父母的影响，也认为叔叔自私自利，遇事袖手旁观，把自己的父母亲推在前面做牺牲品，还哄骗父亲先签约，肯定得了拆迁公司的好处。两家误会越来越深，哥哥仿佛有刻骨仇恨，不再信任老余。
哥嫂一家的误解，让老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哥哥哪里知道他过的也不是人过的日子？两口子住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过着停水断电的原始生活，要等十天半月才去澡堂里洗个澡。买桶装水煮饭吃，点蜡烛照明，承租户也频繁上门找他们索要赔偿损失，还威胁说不赔损失，他们就拆房子。
我们见到王华时，只有50岁的大姐，满头白发触人眼目。王华说，为了拆迁，自己一年之中饱受煎熬和惊吓，不知不觉就急白了头。老余内外交困，整个人也快崩溃了。他想不清楚，只有两间房子的拆迁为什么变得如此复杂，他的要求难道真的就过分了吗？只要求政府给房子一个说法，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只要求拆迁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承认工作程序失误；只要求赔偿经营门店的损失和打伤承租户的医药费用。可拖了整整一年，却没给他一个说法。政府推给下一级办事机构，下一级办事机构推给开发商，开发商蛮不讲理，动用市井无赖逼他，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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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拆迁公司就像有组织的黑社会，人员是抱团成伙的地痞流氓，他们对拆迁户无恶不作，不时上门寻衅闹事，明里暗里加害拆迁户，使这个拆迁区域的人整天活在恐慌之中：“不说自己是高干子弟，红色后代，即使是一个普通公民，政府也该倾听一下我们的诉求啊，何况他们有错在先！像这样下去，这个社会还有公理存在吗？”在拆迁过程中，老余没越级上访过，没找过媒体投诉，他一直在请求政府解决问题。但某些政府官员的麻木让他失望至极。也许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个刁民，是个异类。他们压根儿没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老余甚至怀疑父亲那一辈人的流血牺牲是否值得？自己下岗失业都没有怨恨过政府，但房屋拆迁却让他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开发商白的可以说成是黑的，仿佛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政府却不站在中间说话，拆迁户夹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只能选择其一，非死即活，非活即死，没有平等协商的折中方案可选择。”
老余说，当又一串炮仗被人有意丢在他房间里轰响时，他彻底作了妥协。他在电话中歇斯底里地朝拆迁公司喊道：“我已经被你们折磨得受不了了，你们如意了吧？签约！签约！”气愤难耐的儿子望着病床上的父亲，责怪地说：“你要妥协，也别当着他们的面说啊，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乐翻天了，骂你是熊包软蛋！”可老余没有回答儿子的话，为了拆迁，他已身心疲惫。儿子太小，如果不选择做熊包软蛋，非要去自焚跳楼，去硬拼，又有什么用呢？只能让亲人伤心，自己受害。即使以生命作代价，也不一定能解决任何问题，做个熊包软蛋总比冤死强。
拆迁已给他们带来太多的伤心，老余签约后执意离开了自己居住已50多年的老屋。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老屋所在地时，老屋已被夷为平地，而这块地的围墙之外却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临时经营用房，市声喧哗，生意红火：“这才是真正的违章建筑啊！可这些真正的违章建筑在不搞开发的时候，又有谁来管，谁来问呢？”
不能不说，野蛮拆迁还在。血拆，还在进行之中。
就在我们结束湖北的走访，辗转几个城市调查的途中，安徽省利辛县星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一栋五层楼房进行拆除作业，12点多，被拆的楼房突然发生垮塌，80多岁的老人孙仲学在自己家中被砸死；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为“帮助”开发商逼走屋主，不惜收罗社会闲杂人员前往屋主家助阵，任由开发商打伤屋主家人，致使一名屋主不堪其辱自杀未遂成植物人。就在前不久，我们还得知了河北省邯郸广平县仅用10天时间非法拆迁33万多平方米民居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有数据显示，国家信访局从2003年到2006年接待的上访人员当中，有近40%涉及拆迁，而建设部同期相关比例则达到了70%以上。媒体报道的血腥拆迁只是“冰山一角”。因违法和暴力拆迁，到底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人遭受惨重损失？
迄今无人作过统计，也作不了统计。
政府：戴着镣铐的舞者
和谐拆迁、阳光拆迁，是历史的必然。新的搬迁条例讨论稿中提出了将政府摆上拆迁的主导地位。许多血的教训可以说明，唯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血拆、野蛮事件发生，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拆迁户利益。但通过我们的走访调查，政府无论为之付出多少，但如果没有将拆迁中政府、拆迁人、开发商三方行为以法的形式规范的《拆迁法》出台，好事便难以办好。即使能办好，政府仍如戴着镣铐的舞者。
“我的北街我的家”
这里是湖南省一个县城的贫困区。
这里居住着1000多个城市边沿人。
或者说，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留下的最后贫民。
70年代末，北街还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名曰安然湖。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勤劳的城郊村村民将地势较高的湖田开垦后种一季稻，低湖田任其生长野蒿苞等水生植物。由于它处于城乡接合部位，这块湿地的宁静很快被喧嚣的都市声所打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块地被慢慢蚕食，进城的农民工晚上无处可住，就在安然湖边搭棚歇夜，后来棚改房，搭建出许多小三间居所。没有一条下水道，没有一条水泥路，没有一座公共厕所。这大概就是北街最初的雏形。
北街是容城最杂最乱的棚户区，居民大部分是原城郊村村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由于企业改制，破产和倒闭，失业后的他们大多靠做小商小贩和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可好景不长，由于过度的筑基淤填，私搭乱建，安然湖区域的水系遭到破坏。只要下一场暴雨，大部分居民便出不得家门。2008年洪水泛滥成灾，北街成了“水乡泽国”。以后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就出现淤积，居民进出严重受影响。这个区域的海拔属整个县城最低处，一下雨，全城周边雨水全部都要集中到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的生活环境最差，由于地处城中心，对城市整体的发展负面影响也最大。几届领导多次研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在会上提出提案和议案。因为水患，这里的居民也多次上访告状，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对这个区域进行改造。拦截县委书记、县长的事时有发生。但法子想尽了，因为没有资金，北街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2008年，县政府顺应民意，决定启动北街旧城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启动之后，与此配套，政府将拿出4000多万元资金来完善这里的民生项目。
但就是这样的拆迁，却经过了足足两年之久。到现在，还剩有五户没有签约。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容城，和中国任何一个普通县城一样，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既享受了发展进步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也滞留了改革阵痛中无以消解的种种顽疾。观其历时两年的拆迁过程，其房屋征收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人事关系之复杂，规范征收的难度之大，历史遗留问题之集中，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在中央大力提倡和谐阳光拆迁、一些省市却频频出现野蛮血腥拆迁的大背景下，一切为拆迁户着想，没有政策，就“摸石头过河”，采取政府主导，部门负责人包干上门宣传政策、化解矛盾、扶贫帮困等人性化的手段，派干部和每一个拆迁户协谈。至今为止，虽然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在这次拆迁过程中，全县上下为此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了预期的计划，仅就干部上门做工作，没有一户上门少过百次。不仅如此，政府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已经不堪重负：“十年内，这里将不会再有人提拆迁二字。”
“修成最美的一条街与我无关，补多少钱我才关心。”“我这一辈子没沾过政府什么光，让我遇到拆迁是运气好。这样发财的机会来了，我不多要点钱，以后还有什么机会要？”“千年等一回！遇上拆迁等于中了头彩，我要用它享用一世！”“你说我要钱不要脸也没关系，有的人为了钱还去杀人，我不要脸又算得了什么？”从这些拆迁户的心态，可想而知工作的难度。政府要求讲公平、讲良心，干部上拆迁户的门怎样进门，怎样说话，遇到尴尬局面怎么办？成了每一个上门做工作的干部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去想的最头痛的事。
首先是找人难。
六月的田野，头上烈日炙烤，地面焦干滚烫。胡立军不停地抹着脸上的汗水，一步不落地跟着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密不透风的棉田里来回穿梭，他想通过帮助老人打农药，做通思想工作。可老人丝毫不为所动。一桶农药打完了，全身衣服汗得透湿，拧得出水来，老人背着药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撂下一句话：“我的房子不拆！”
刘河建老两口已经80多岁了，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怎么也不愿意搬迁。
经过多方打听，毛云海得知老人有个儿子刘立新在株洲铁路部门工作。毛云海一行人来到株洲，却联系不到刘立新，电话号码拨了上百次，仍然是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接下来的几天，毛云海搭乘出租车、摩托车到和株洲铁路系统相关的单位去打听。第三天，刘立新的手机终于开机了，刘立新说他在株洲机务段工作，关机的原因是全国铁路系统安保工作会议在株洲召开，会议还有4天才能结束：“你们还是先回去吧！”刘立新在电话里说。“你安心开会，我们不急，等你散会后我们再联系。”
一句话好说，可等人的日子简直像坐牢。
人找不到没办法，可找到人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女干部刘晓华记得，每次到王岳家里去时，王岳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一个身患癌症的70多岁老婆婆。她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到过王家了。每次进门，看到老婆婆，刘晓华都发自内心亲热地喊一声“伯母”，口气比喊自己的娘还要亲热。看到王婆婆在种菜，她就帮着种菜；看见老婆婆烤火炉坏了，就赶紧拿到外面去修；没有什么事情做，就陪着老人聊天。有一次她见婆婆的面部有些浮肿，就关切地问起了老人的病情。谁知王婆婆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你们天天来吵着闹着要拆我的房子，我哪里会气出肝癌？政府害了我呢，你们再说拆迁的事，我一条老命搭给你们算了，反正我迟早也是一死！”为了拆迁，刘晓华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她自己家里有好多亲戚都不认得，但王家的三姑六姨她都认得，她觉得自己对父母亲都没这么尽心孝顺过。此前说到房屋拆迁的事，王岳说找他的老母亲。刘晓华问婆婆，婆婆又说是儿子当家。再问，“看在你嘴巴甜的份上，补偿80万元！”王婆婆的要求和房屋评估价格相距太大，只能找王岳协谈。可等回王岳后，王岳和刘晓华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很直白：“我赶上了拆迁是中了头彩，必须享用一世！房屋不补80万元也可以，就地置换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好谈的！”
在这个区域，家庭夫妻关系不稳定的多，身体有大疾病的多，下岗工人的子女多。许多拆迁户认为，钱又不是政府的，是开发商的，多要一笔是一笔。穷怕了、苦怕了的北街人将拆迁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何西元，癌症病人，再婚家庭，两口子无工作，家庭负担重。为了争高价补偿，她多次跑到指挥部去打滚哭闹：“你们不补我25万块钱，我就不签约，你们要强拆，我就拿命拼，虾子死了会变红，不相信你们不怕。我反正是个癌症病人，我不怕死，拿自己不值钱的命为儿子换几个钱也划算。”有位老人有两个女儿，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一个女儿长期吸毒，家里债台高筑。老人几次寻死，但想到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女儿没人照看，又不忍死。看到有干部走上门来协谈房屋拆迁，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两套房子，一个女儿一套，外加20万块钱！我不要政府养老，我要政府养我的两个女儿的老！”无论怎样做工作，不达到他们的要求便免谈。再谈，便大肆哭闹，便寻死觅活。
反应最激烈的一个群体是这个区域的下岗工人。听说房子要拆迁，粮食系统50多个下岗工人正好找到了积怨的爆发口。动员会开不成，上门做工作做不通，水泼不进，他们激烈对抗拆迁，拆迁成了引爆改制遗留问题的导火索。面对分户上门做工作的一个个领导，他们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你们端了我的饭碗，现在又要拆我的窝，你们还让人活不活？”“你们胆敢拆我的屋，我就敢让你的脑袋搬家。”1988年，这个县粮食系统只有1000多人，到1998年就猛增到2000多人。粮食系统工作轻闲，仅收一季粮食，福利待遇又高。当初许多人恨不得削尖了脑袋往粮食系统钻，有办法的便费尽心机将子女全部调到粮食系统。可好景不长，国家启动粮食系统改革后，一家一家的粮食人紧接着下岗。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下岗工人有的便拿了刀子追着领导赶：“我们没饭吃了，你为什么还在上班？”有的背着行李就堵在了领导的房门口：“都是一个系统的，我们下了岗，你为什么还不下岗？就凭你是干部？要活都得活，要死一起死！”最初几年，粮食局想尽了办法解决遗留问题，但仍然上访不断。300多个日夜的煎熬，他们最终还是明白了阻止拆迁绝不可能，便转向要求政府解决自己合理与不合理的遗留问题和种种困难。
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往里装。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拆迁的新搬迁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血拆，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自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诉求，是社会暂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贫民的所有积怨。换言之，面对的是一颗颗需要抚慰的心，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求学、工作、医疗、养老的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
房屋产权明晰之后
在湖南省岳阳市，有一栋房子地处偏僻，破旧不堪，已十多年没有人住了。上门做工作的拆迁干部曹雪灵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打听，才知道房子是一个出门在外做生意的女人吴榕的。但后来得知，房屋的真正户主是她已过世多年的丈夫刘创平。生活所迫，吴榕带着儿子早嫁了人，在外靠做小生意谋生。这样，房子的继承人有很多，刘创平的父母仍健在，刘创平和第一任老婆曾有一女。曹雪灵去益阳找到吴榕后，把这个情况跟她作了通报。听得目瞪口呆的吴榕以为曹雪灵是吓唬她，她对曹雪灵说：“我不管那么多，房子反正是我儿的。你得帮我！”“你行蛮是行不好的，法律规定了的事，不会为你一个人而改变。我只能去给你做工作，要他们放弃继承权，但你也要配合支持工作。”听了曹雪灵的话，吴榕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
曹雪灵在妇联工作过十多年，相关法律法规早已烂熟于心，为妇女维权，有其丰富的经验。为了证明吴榕是合法继承人，她要吴榕拿出结婚证，身份证，户口本等原始依据，证明她和刘创平是合法夫妻。可吴榕却说，自己一样东西也没保存。从益阳回来后，曹雪灵马上去公安局户籍科查她的户口记录，又去民政局查她的婚姻登记档案。结果却令人失望，既看不到她的户口信息，也没有她的婚姻登记证明。打电话问吴榕，她说原来的户口在连市，结婚后户口迁到了刘创平工作的原单位，属于集体户口。问她结婚证在哪里打的？她说是在城关镇打的。直到此刻，曹雪灵才清楚吴榕是一个无身份，无户口，无单位，无结婚证，无职业的可怜女人。随后，曹雪灵又跑到城关镇去查她的婚姻登记档案，在刺鼻的霉味和沾满灰尘的档案室里，曹雪灵整整翻了一天资料，眼睛看花了，腿脚站得麻木了，也没查到吴榕的婚姻登记档案。她又走访当时负责婚姻登记的老同志，他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吴榕手里只有一张过了期的一代身份证，为了帮她重新办理户籍登记和落实身份证，曹雪灵又专程去了公安局几趟。
为了帮助吴榕争取更多的利益，办完相关合法手续后，曹雪灵又上门找到她的公婆和继女做工作，曹雪灵细细道出吴榕出门在外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难，劝他们放弃房屋继承权。吴榕的公公婆婆看在孙子的份上，对放弃继承权没有了异议，他们愿意把自己继承的两份财产全部转赠在孙子名下。刘创平的女儿小刘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她说自己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没有像别人家的女儿一样有父亲的疼爱，出嫁有丰厚的嫁妆。现在父亲的房子要拆迁，按照法律规定，她依法享有继承权，她要求分割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财产。
“你父亲也舍不得你呀，现在他走了，你凭自己的能力做生意，又成家立了业，要是你父亲地下有知，他该多高兴啊。”曹雪灵安慰开导起了小刘：“尽管和继母没有很深的感情，但你和弟弟还是有感情的，加上他还在读书，你做姐姐的就将继承权让给他算了，你弟弟长大了也会感激你的。”小刘听了曹雪灵的话后好半天没有作声。想到因病早逝，没有享过一天福的父亲，小刘的眼圈红了。弟弟和自己一样也是可怜人。父亲过世时，弟弟才6岁，不知道父亲死了，当时他天真地问姐姐，爸爸睡着了怎么老不醒啊？小刘抱着弟弟哭倒在地。曹雪灵提到弟弟，小刘的心痛了，她当着曹雪灵的面表态，愿意将自己的继承权转赠给弟弟。婆婆和继女还写了一份放弃继承权的书面材料交到曹雪灵手中。
谁知房屋产权明晰之后，吴榕的底气一下子足了，在争补偿款的问题上，她无所不用其极。先是回避曹雪灵不和她见面，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接着要求将评估价只有13万多元的房屋补偿到30万元或原地置换不找差价的两个门面和一套住房。为了做通她的工作，曹雪灵考虑到她孤儿寡母，从没对她讲过一句重话，总是用好言好语耐心开导她，用行动来感化她。可只要曹雪灵说到房子签约的事，她的脸说变就变：“我的房子不补30万元就免谈。”曹雪灵问她：“你要补30万是怎么算的？”“我的房子一年租得5000元，我活20年，就有十万元，政府现在要拆我的房子，我没租金收入了。我的房子值得20万元，补30万元很好算的。”曹雪灵耐着性子劝她：“哪有你这样算补偿价的，你还是要讲点道理啵。”吴榕马上站起身扬着手说：“你说我不讲道理，那我们就不谈了。”边说边气冲冲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曹雪灵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厢情愿地想感化她，但吴榕似乎是铁石心肠，丝毫不为之所动。
曹雪灵曾经为她所付出的努力，在她看来，似乎一钱不值。
拆了大家拆小家
不走访，不知道做一名拆迁干部有多难。
有的做拆迁工作做到自己亲戚家，花钱贴物“扶贫”不算，还挨冷脸受骂；有的拆迁工作任务没完成，家已散了；有的仅仅为拆迁，积劳成疾，过劳至死而无人敢对外提起。
在四川成都，干部李锐为了做通一个户主的工作，夜夜蹲守在户主家门口。户主白天晚上忙着做生意，每到回家时都很晚。晚回的户主对他的到来避而不见，见了也不理不睬。李锐不死心，在连续蹲守了十多个晚上后，户主实在过意不去，将他让进门。然后，是一次一次地上门。做通了这户人家的工作，李锐又得赶着到第二户人家。他一般情况下早晨6点钟就出家门，要到凌晨两点钟才回家，过的是两头不见天的日子。从事拆迁工作的干部压力大，拆迁工作太难做，有的户主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令人哭笑不得。李锐就遇到过很多：有位老干部家的房子要拆迁，他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还有这样一条，他说拆迁可以，必须先让我出趟国。原因是退休前所在单位曾答应他出趟国的，后因闹“非典”不能签证没去成；有个户主是做生意的，十多万元欠款收不回来，说政府不帮他把欠款收回来，就不谈拆迁；有个干部一定要政府将儿子调到政府机关才肯谈拆迁；还有的甚至要求政府将离家出走的妻子找回来、服刑的儿子放出来……李锐面对每一个拆迁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只能耐心解释，积极诱导，重话都不能说一句。
做过拆迁工作的人就知道，做拆迁工作是对干部综合能力最极致的考验，要懂得心理学，社会学和各种政策法规，协调能力要强，逻辑思维要缜密，又要善于表达，还要有同情心，除此之外，还要有能打“持久战”的耐性。白天，两头摸黑地上别人门做工作，自己的家只能抛在脑后。晚上回到家里，妻子当然早就怄了一肚子气，责怪丈夫不顾家，钱没有挣回来，人也看不到。面对妻子的委屈，李锐更觉委屈。李锐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我们采访李锐时，他已经和妻子离了婚：“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多获得一点理解和尊重，做拆迁工作实在太难了。”
在长沙市走访时，一名干部为了做通一个拆迁户的工作，先是想尽办法，没有成功。后来掌握了户主酗酒成性的心理，特地上门请他喝酒。拆迁户很高兴，端了酒杯对干部说：“如果你今天喝赢了我，拆迁补偿价格就你说了算；如果喝不赢，我说了算。”干部见他表态豪爽干脆，当即答应说，行。当时他正在吃胃药，身体不舒服，只能忍痛端起酒杯，一口气喝干了近三两白酒。又有过几次在酒桌上的较量，干部以喝酒比狠做通了这个拆迁户主的工作，干部很高兴。可最后一次翻江倒海地呕吐过后，很快神志不清，同事把他送进医院急救，又洗肠胃又输液，好不容易才脱离危险。妻子知道他醉酒的原因后，很不理解地责怪：“你不要命了，不做人了？”干部发出一声苦笑：“你不晓得做拆迁工作有好难，我哪里敢把自己当个人看。”还有一名刚做完阑尾手术的村支书，未等拆线就上门做群众工作，户主思想不通，无论怎么做工作都不签约。本来坐着的他一时急火攻心，猛地一下站了起来，结果，伤口一下炸裂，血流不止。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在拆迁工作中，与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的拆迁户也成了最重要的被“看着”的对象。
任继华，拆迁指挥部安置办主任。他先后两次从事拆迁工作，两次都不得不面对妻子的娘家亲戚。第一次面对的是舅舅，舅舅下岗后没有赚钱门路，希望他想办法多补些钱。协议久谈不成，最后一次上门做工作的任继华，就拿出自己的2000元钱送给了舅舅，请舅舅带头签协议；第二次面对的是患癌症的姨姐，他拿出自家省吃俭用的2000元钱，开始做姨姐的工作：“你还是要尽快去做手术，条件再差，病还是不能耽误。房子拆迁的事，你想想我的难处，带个头算了。”姨姐说：“别人都说我会沾光，你不来拆迁我还好些，我拼了这条死命去争，政府未必就不怕我？”“你评估的时候，尺拉松点，多算点面积，别人也不晓得，尺又不会说话，还不是人在掌握！”旁边亲戚也帮腔。任继华只得软缠硬磨，给她讲道理：“别人都晓得我是你的妹夫，都在看着你。你的房屋评估价是要公示的，我怎么能给你多加面积？”姨姐听了任继华的话后显得很失望，原以为妹夫在指挥部工作可以沾光的，看样子还真指望不上。看到妹夫将省吃俭用的钱拿来给她治病，姨姐签了约，是450多个拆迁户主中的第43个。
像过去的交粮缴款一样，组里农户，就看组长带不带头。余立新在一个组里为头，村里动员会后，余立新便想第一个签约，但住在同一栋楼的弟弟的工作做不通。产权属于两兄弟共同拥有，弟弟以补偿价太低为由拒不签约。组长想了很多理由说服弟弟，要求他理解自己当组长的难处。但弟弟根本不听，还挖苦哥哥说，一个破组长，有什么留恋的？多争些补偿款才是本事。余立新被逼无奈，他利用弟弟期望高价补偿的心理，将父亲已申明了放弃而分给两兄弟的几万元安置费全部算给了弟弟，放弃自己应得的部分，只要弟弟答应一个条件，带头签约。弟弟见哥哥退到这一步，遂成全了当组长的哥哥。
在长沙，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一直近乎残忍地占据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受。一名村干部眼看着腾地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便通宵达旦上拆迁户的门做工作，一连三个晚上没有休息，劳累过度，几次晕倒在地。在选举村主任时，群众认为他办事踏实，特别是在拆迁中能尽可能地多为村民争利益，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候选人，把他看作最信赖的当家人。结果，他被高票当选为村主任后，压力更大，在后一次拆迁工作中，因心力衰竭活活累死。
道一声强拆，好沉重
依法强拆，是拆迁征地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
但只要和政府官员交流，你就会明白，没有一个官员愿意强拆，很多的强拆是迫不得已。
在长沙走访，一位政府官员说，政府不愿强拆的难处，有五个。
一是不希望与群众对立。拆迁户不愿签约主要是为了多争补偿款，如果走到强拆这一步，拆迁户会觉得脸面已被撕破，有的就会选择干脆孤注一掷，不管不顾地和政府激烈对抗。多一个强拆户，政府就少一份社会稳定，多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如全国“两会”等特别敏感时期，有的地方政府还会动员拆迁干部去找拆迁户打牌喝酒，甚至安排干部陪拆迁户远游等活动。因为一旦拆迁户进京上访，两相比较，进京的维稳成本更大。
二是担心出现极端事件。哪怕拆迁工作做得再好，补偿价格再高，安置再到位，强拆组织得再严密，只要因为拆迁死了人，一般会定性为恶性事件。负责做拆迁工作的人员就要受处分，甚至丢官。这对于干部个人来说，所冒的政治风险太大。拆迁户能通过协商签约，干部就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份强拆风险。一旦实行强拆，后患无穷。
三是害怕媒体借机炒作。强拆一旦出现极端事件，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记者可能会迎合少数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不是客观公正，而是偏听偏信，将小事化大。在报道中，由于信息把握不准，所发报道以偏概全，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行政成本和风险高。强拆要走的法律程序多，法院要收执行费，动用的工作人员也多，公安、消防、城管、卫生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要配合强拆行动。公权力用得太多太滥，老百姓也不满意。
五是后续维稳工作难。顺利强拆能促进户主踊跃签约，从整体上推进拆迁工作。反之，可能引发强拆户频繁上访，留下长久的隐患。强拆之后，户主遗留下的问题更多，协调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大。
所以，政府不是迫于无奈，不会强拆。
但强拆又必不可少。
拆迁户为了阻止强拆，可谓方式方法用尽。
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自由街村格兰山水小区53岁的康顺清在挖掘机来到门前时，他和未拆迁的邻居一起向执行者投掷酒瓶。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脸部被划伤，缝合8针；武汉市东西湖一农民杨友德选择的方式是自学“阿凡达”，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了个8米高的“炮楼”，同时还“研制”出新型的近距离攻击武器“汽油弹”，并在“炮楼”上放置了躺椅，准备长年累月全天候守卫自己的田地。今年2月以来，他以自制的武器曾两次轰退上百人的强拆队伍。
有的拆迁户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开始打起楼台的主意，以此逼迫政府满足合理与不合理的诉求。
楼台，历来是用来登高望远的地方，但在拆迁中，却成为拆迁户频频选择用来与政府对峙的道具。发生在不同拆迁地的“跳楼秀”，有的假死演绎成了真死，秀出的是金钱利诱下亲情之链的无情断裂；有的迷途知返，不再甘为他人、为金钱作炮灰，秀出的是自己人生底片上一截永远裁剪不去的阴影。
就在我们走访的长沙市，一出由拆迁地男人导演，女人表演的跳楼秀由此登场。
这是2009年的冬季，正在当地走访的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们不在现场，但我们看到了当地新闻记者抓拍到的影像中的现场。
画面打开，首先很清晰地看得见一个黄发女子拿着一个话筒，在两名女子的推举或者说搀扶下，战战兢兢在往楼上爬，旁边有人在不停地喊话为她壮胆：“上！上！”看上去，整个场面十分混乱。有女子的高声尖叫和男子幸灾乐祸的声音不停地轰响。
画面上有楼梯，但已没有扶手，记者指着画面介绍说：“因已签约，这栋楼准备拆除，到了五楼时，是一个平台了，上六楼的隔热层没有扶手，如果稍微不慎，摔下去就会没命。”记者说，她恐高，很怕，但为了劝阻她们，她还是跟着赶过来的常务指挥长赶上去了。上去后，正好看到有几个女子把这个喊话的黄发女子扶着骑在墙上。女的用喇叭颤颤地喊话，不像是示威，倒像是在应付楼下的人。记者说，看架势，她根本就不想跳，不敢跳，她是吓唬别人的，她抓着绳子不松手，很害怕的样子，很显然她是被人逼着上来的。
记者说，当时她真的好担心，上面的处境真的很危险。黄发女子害怕自己失足落下去，弄得不好还会将扶她的人也带下去。影像中，我看见画面里记者在不停地对黄发女子劝导：“你真的不能这么搞，这么危险，你不下去只怕会失足落下去的，哪个跟钱有仇？心态可以理解，但生命重要些啵？”“你死了谁来负责？都是女的，你有什么比命重要？你死了要再多的钱有么子用啊？”
在影像资料中，我还听到赶到现场的副指挥长很愤慨的高喊声：“像不像一个爷们儿啊，把几个女的推在上面遭受危险。孬种！”
黄发女子很快离开了楼顶，不知是现场工作人员的劝导起了作用，还是黄发女子自己的觉悟。
跳楼秀发生半个月之后，我们来到黄发女子的门店前，正在忙生意的黄发女子招呼我们坐到火炉边。她说她已经主动签了约：“本来是想吓他们的，结果反倒差点吓死我了！哪个舍得死呢，骇他们一下。”问起她为什么要跳楼，她说当时他们一家是这样策划的，男人有父母有孩子，“死”不得，只有我死：“下来后，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死了他不出一年就讨个年轻的，你划得来吗？所以，下来后我说，为什么要我死呢？我不死！”
呵呵笑着的黄发女子说，那次是受了人蒙骗。问是谁，她摇摇头，说不能说。对这个问题，她要我们不再问：“我到外面跑了好多年做生意，都没做起来，还是回到家门口的生意好做些。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拆，政府把这里重新规划好了，我们才有长远的生意做，有生意做，一家老小就有保障。”
她告诉我，就在她签约的第二天，她的邻居，因拒不履行自动搬迁裁定义务，县法院对她家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
强拆是痛的，痛在每一个被强拆户的心上。
我们来到了这户人家。这户房屋被依法强拆过后，女主人又一次回到了这里，电话线没断，房屋只拆除了门窗，女人暂时还可以在里面打电话，在里面做饭。我们爬过封住大门的水泥板，来到女人身边。女人说，男人已在外找好了门面，他们在清理一些有用的东西准备搬迁。女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满面羞红，总是低着头，显然刚刚才哭过。她说她不知道会真的搞强拆。几乎每个拆迁户都对她说过，要她抗着，顶着。每到协谈得差不多的时候，都有人打电话给她，只要她家不签，最后强拆了她家，他们会凑十几万元补偿她家强拆的损失。她说她上了人家的当。
也许在她看来，曾经的强拆是一个梦，一个噩梦，但梦醒后，我们相信她不会停留在梦中。她说已经找好了门面准备搬迁。
几天后，我们意外地在电视上看到了她的丈夫，他为他强拆造成的损失感到难过。同时，也表示了对强拆的理解：“政府的旧城改造，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都应该支持和配合。造成这样的局面，很不值得。在这次拆迁中，自己遭受了很大损失，回过头来想，也给政府造成了很多麻烦，这是不理智，也是不应该的。希望没签约的拆迁户配合政府，把旧城改造工作搞好，改变这里的生活环境。”
对这户人家，干部上门做工作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就在强拆的前夜，指挥部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安置办主任等都与他有过协谈，一直谈到凌晨四时，无望而归。
拆迁之痛，是拆迁户之痛，也是政府之痛。
站在政府的角度，强拆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因为依法依规做工作做不通，讲道理解困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政府最后的保障手段只有依法强拆。据了解，这项工程牵涉到600多户要搬迁，但大多数通过一年多的协谈已自愿签约，真正强拆的只有1%。一位政府官员说，政府对每户都不想启动强拆，但是又必须将强拆作为保障手段。我了解到，这个县近年铺开的除了旧城改造，还有高速公路的征地拆迁，有水利建设的征地拆迁，即将而来的是铁路建设。在这些工程中，绝大多数的群众持支持态度，遇到个别拆迁户工作做不通，政策法规宣传他不听，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依法强拆的办法来推进整体工程。
我们所调查的四川理县，距震中汶川30多公里。地震之后，民居房屋全部受损，因为塌方，有一个村子农田全部被埋，为修路建桥，援建队需拆迁部分民居。经当地政府多次协商，大部分群众通情达理，但仍有部分群众工作做不通，甚至有人指着湖南援建工作人员大骂。一直到我们今年4月走访的时候，有一座房子仍然没有协谈成功。薛城镇长郑茂说，灾后重建工作量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难的就是协调拆迁征地这样的纠纷。地震灾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强拆有高行政成本，高行政风险，每个参与的人都被怀疑，被指责……哪怕是在地震过后有益于老百姓的本地民居风貌改造和配合各省援建的学校重建项目。”四川地震灾区一位官员道出了政府的苦衷。他说他期待有一部《拆迁法》尽早出台，既能规范政府行为，又能规范老百姓和开发商的行为。如果任何事情大家都愿意依法依规来解决，尊重法律，服从法律判决，矛盾问题会少很多。他说政府在拆迁工作中，更需要也更愿意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依规处理任何事情。
只是，拆迁工作作为“天下第一难”，很多问题不是法律本身能够解决的。
比如人性。
唐福珍，谁是你的幕后推手
人性，是在拆迁走访过程中常常叩动我们的心扉，引起我们反思最多的一个词。
我曾经在同一片拆迁地的三个现场观察过。这三次强拆的过程严格依法，所有被拆迁户人口均有专人劝离现场，没有出现一起暴力抗法、多人聚众闹事的场面。过程很平和。这应是每个人都期待看到的理想场面。可我在围观者脸上看到的却是，这似乎有违他们脑海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太不过瘾。看不到被拆迁人行动上的“暴力”，耐不住性子的围观者便开始语言上的“暴力”了，且一次比一次出语锋利：“这个场面是做戏给人看的，你看那个老板没哭没闹，像什么强拆？”“如果政府强拆我的房子，我就死给他们看！”“死！死给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巧合的是，似乎是应了那些话的兴头，在法院进行的对第三户依法强拆过程中，这一户就真的摆开了与法官对峙的阵势。我赶到拆迁地时，夫妇俩搀着请来护院的残疾哥哥站在房中间，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正弥漫开来。但很快有人带着工具冲进去，将铐上了铁链的汽罐迅速启出移到门前的大卡车上。之后，户主两口子及残疾哥哥，以及户主喊来助阵的七八个亲戚还是被相继劝离出门。没出事，和平解决，这应是好事。没有想到，夫妻俩最终没能做到以“死”抗争，倒从此成了这些拆迁户眼中瞧不起的人。有一天，我听见实在受不了冷嘲热讽的户主的怒声谩骂：“拿我当炮灰，你们发财，没有这么好的事！”强拆中没有出现“火爆”场面，似乎反倒成了这里的某些拆迁户的遗憾。
在困难年代，一片野菜地就可以令草芥般贫穷的生命百折不挠。在汶川地震灾区，以泥土为食尿液当水便可以让废墟下的饥渴得到满足。如果有办法能调查访问那些在拆迁中死亡的人，我相信绝对没有几个心甘情愿为拆迁补偿送死。是什么力量将他们推上不归之路？
人性的巨灾时代
看过太多的案例，在国外，拆迁无时不在上演，依法强迁同样。作为最后的坚守，他们有过焚屋，有过几代人的上诉，甚至有过群体性冲击立法院，但却从来没有一例违法建筑屋主在拆迁补偿达不到目标的时候，去自焚，以毁灭自身来换取利益。他们最极端的做法，是依法，甚至是冲击“法”，在法律内寻求公平公正。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他们生命的尊严，首先得到了自我的有效保护。
而在中国，自残事件却屡屡发生。首屈一指的是成都老人唐福珍。这位载入中国2009年拆迁史册的民间“英雄”，以一把自燃的火，把中国人的同情心燃烧到了极致，也彻底地毁灭了自己。唐福珍的一把火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着实推动了一个社会的进步，其现实意义不可低估。但她一念之下的错误举动，却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众所周知，当最后的强拆日期来临，通过网络媒体我们也看到，法律程序是一步步到位的，绝不是那天清晨的强拆突然袭击。在之前那些漫长的日月里，她的儿女，她的亲人，她的邻居，都在做些什么？是谁催生了这把焚烧生命的火？是谁撕碎了一位母亲生命的尊严？是谁在助推这幕悲剧的产生？
走访过众多拆迁地，全程了解过几次法院强拆之后，我相信，潜意识里期望悲惨情景发生的不只是一个人。甚至可以近乎残忍地说，死者的亲人、死者的邻居，甚至包括大多数在等待观望中的拆迁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无不在期待着类似的极端事件发生。
在湖北，有一起因争夺补偿款儿子逼死老人的事件，令人悲愤难平，也留给我们无穷的反思。
拆迁户刘爹的房子评估价是28万元，儿子与他合计后，要价80万元。无论怎么给儿子做工作，儿子就是不答应。面对这样的户主，拆迁指挥部在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申请将刘爹的房子依法走程序，进行强制拆迁。刘爹知道房子要强拆的消息后，不想强拆，但儿子执意要80万的价才签合同。他也没办法，便在村里向人提起。有人随意打了一个哈哈说：“要是政府拆我的房子，我就拿死来吓他们，看他们敢不敢？”刘爹也说，是的，死了的命还值钱些。其实，在拆迁户中拿死来要挟政府的话不稀奇，随口说说，没有谁会放在心上。再说，刘爹也是壮着胆子说的。他那天跟人说过，他死干什么啊，日子又不是不好过，只是想多要点钱。
强拆的前两天，干部开始再次上门做刘爹的工作，希望刘爹能选择主动签约；并详细给他算了对比账，说强拆只能按照法院的裁决价格补偿，要损失好几万元。刘爹想签，自己的房子本来破旧，签了后可以住经济适用房，还能落个十多万块钱，有什么不划算的呢！但想起儿子不同意，没敢签。在强拆的前一天，再也没有人来给刘爹做工作了。老人心里开始有些忐忑不安，政府真的要强拆，强拆就会损失很多钱。他想打破僵局，好不容易晚上等回了儿子，谁想儿子却反过来问他：“你当那么多人说过的，我还问你一句，政府万一强拆，你怎么办？嗯？”
刘爹在儿子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必须默认的答案，这个答案令他有一丝不祥的预感。这是一个他不敢去选择的答案。整整一个晚上，闭上眼睛，刘爹眼前就出现儿子逼人的目光，他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眠的刘爹还是鬼使神差地硬着头皮对儿子说了一句：“万一政府来强拆，我就死给他们看。”听到父亲这么说，儿子不再吱声。
9时，法院对刘爹的房屋开始实施依法强拆。300多个着装整齐的法警和其他工作人员围住了刘爹的房子，一时间警笛声声，人影绰绰，气氛异常紧张。刘爹看到眼前的阵势也傻了眼，他后悔自己不该硬扛，没有主动签约。他和儿子此刻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阻挡不了房屋被强拆的命运。
法警进屋后开始清点财产。刘爹想，事到如今，也只能自认倒霉。刘爹径直上楼，想取出存放在房间的钱和重要物品，之后劝儿子想通些。当时，他应该是早忘记了自己对儿子的“承诺”。可儿子记得，当他看到法警将儿子强制劝离现场的情景时，他像被雷击了一样，他动不了了！因为他清晰地听到了儿子如雷般朝他滚过来的咆哮：“爷老子，你说只要政府来强拆，你就死的！你死啊！死啊！”儿子一边对劝离他的法警拳打脚踢，一边情绪失控地对他大叫。
儿子的话一定令他如雷轰顶，他没有想到，最终逼死自己的真的是亲生儿子。自己随意说出的一句话竟然让忤逆不孝的儿子当作了要价的法码。既然到了这一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好留恋的？万念俱灰的刘爹站在高高的楼顶上，不再多想，一头栽了下去……
尽管事实上是儿子逼死了老子，但因为老子死在了“强拆”的面前，儿子当然要“据理力争”。最后，这桩人命案以儿子获得一笔不菲的“赔偿金”而了结。
“只有死几个人，看他们怎么收场！”“死了人，就有钱补了！”如此令人惊骇的话语，在拆迁户的笑谈中不时出现。亲父子间是如此，夫妻间如此，拆迁户与拆迁户之间可想而知。在一些拆迁地，谁都不想自己去死，有的人却期望有人死。有人死，自己兴许可以从中跟着获得利益。谁在助推拆迁户自杀，引发极端案件？谁在期待外地媒体报道过的极端个案在自己的邻居中出现？是谁想用别人的死或伤残来换取心理的快意和对拆迁的阻止？是谁在打如意算盘想以他人的鲜血来换得自己的不义之财？在身边真的出现自杀自残的血腥场面时，那些事实上起着以心理暗示助推他人死亡作用的人，真的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吗？哪怕在其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利益？钱买得到财富，买得到生活的舒适，可买得到血脉亲情、买得到良心道义、买得到孜孜以求的幸福感觉吗？
在拆迁地，或者说在金钱与利益面前，少有人反思这样的问题。
被金钱蒙蔽的何止是感恩心
女人原是一个生产组的妇女组长，在村里有贤惠能干之誉。2000年2月初，女人的儿子被医院确诊为尿毒症。望着病床上的儿子，想到巨额的医疗费用，女人急得以泪洗面，感到伤心绝望。镇村两级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发起了紧急募捐，尤为感人的是，镇干部每人还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当书记拿着3万多元钱来到女人家时，当时的她感动得泣不成声，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妇女组长，她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由于治疗及时，她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2005年2月，女人的房子列入了拆迁范围。由于当时担任妇女组长的她拒不接受，党委书记亲自上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她支持拆迁工作，还承诺给她儿子解决一些困难。可女人的话却令书记一惊：“你的口头表态我不相信，必须先付现钱给我。”第二天，书记带着当地六个镇办企业的老板来到她家，要他们各自捐款5000元给女人家。六个老板很干脆，当场捐助了3万块钱给女人。有个老板捐了钱后开玩笑说：“书记这哪里是要我们捐助，是搞摊派呢！”还有个老板说：“我就冲着书记人好来捐的款，要不然，我是不会来的。”书记一再感激他们的善举，说：“我也没办法，她家里确实困难，我又不能在补偿价格上松动，只能求助于你们这些大老板。”六个老板异口同声说“理解！理解！”
谁知女人拿到3万元捐赠款后，感激的话没说一句，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我的家庭实在太困难了，拿不出现钱买房，政府除补偿款给我之外，还必须给我一套安置房，不要我出钱。”“你家里确实有困难，可政府没有坐视不管，几次帮你想办法，为你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你也要体谅组织的难处，比你困难的家庭也还有，如果送一套房子给你，别人也和你攀比，我们怎么好做工作？”可书记的苦口婆心还是没有换来她的理解，她口里答应签约，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她竟然以帮扶解困力度不大为由上访，指责当地党委政府。直到上级领导来人调查，才知道女人说了假话。
现代版争母尽“孝”
老婆婆70多岁，老伴早逝，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她和两个儿子同住在一栋房里。按照当地的拆迁政策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单独还建一套房，只能和儿女住在一起。于是她的一栋房子的补偿款被两个儿子瓜分，却没有一个儿子有接母亲一起同住的意思。可怜老人只能栖身在老房子旁边的一个旧棚里，棚子是原来的牛栏屋。住在牛栏屋里的老人伤心不已，生活无人管，冷暖无人问。有满堂的儿女，自己竟然比孤老还不如。搬迁腾房开始后，指挥部工作人员看着老人可怜，十分同情她的遭遇，按照政策，将老人栖身的草棚作价，决定发一笔钱补偿。谁知钱能使得鬼推磨。三个儿女很快获得这一消息，齐崭崭地来到了老人的棚里，相互争夺着要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大儿子说：“我是家中的长子，理应尽到赡养责任，住在我家最合适。”二儿子说：“二媳妇贤惠，妈牙口不好，她会熬稀饭，您最爱吃的粉蒸肉，保证天天给您做，您住到我家最合适”。女儿说：“按照继承法，父母的房子我也有份，这次拆迁没分钱给我，是妈太偏心，把钱都分给了两个兄弟，我也不怪您。但我心里还是有气，这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没来看您的缘故。这次的拆迁补偿款，妈哪个也不能给，只能给我！”
三个儿女争抢母亲，让老人十分为难，到底跟哪个走？见母亲左右为难，迟迟不表态，三个儿女干脆开始抢搬母亲棚子里的东西。大儿子首先拿走了锅碗瓢盆，心想母亲煮不成饭了，肯定会跟自己走。二儿子没抢上锅碗，就去抢母亲的衣物，母亲节俭，舍不得再花钱买衣服，拿了她的衣物，母亲肯定会跟自己走。女儿抢不过两个兄弟，就死死拉住了母亲，她心里想，我抢东西抢不过你们，我干脆抢人，可怜的老母亲被女儿死死拽住，动都不敢动弹。
三个儿女的“孝顺”行动，如果不是因为拆迁和金钱，倒也值得感动。只是他们这种沾染了铜臭味的争母尽孝，让人啼笑皆非。
在走访中，我还看到太多令人可悲的现象。特别是有的家庭一旦拆迁机遇到来，家庭成员便联手上阵，打车轮战，演双簧，唱红脸白脸，演戏给人看，应有尽有。而一旦拆迁补偿费到手，便各怀心事，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演出各种各样的闹剧。很多家庭原本不和，又因拆迁款瓜分不均，矛盾进一步升级。有的为了分一杯羹，本无来往的兄弟姊妹以各种由头找上门吵闹。
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吴立君，在签约后，向我们说出了她最大的苦恼。她说这是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过的。原来赡养公婆时，没有一个兄弟愿意负担，看到婆婆就躲。现在，夫家其他兄弟见她的房子补偿了钱，他们都要求分钱。
“房子是你的私有财产，他们怎么找你分钱？”我问她。
“他们总以为我们发了横财。”
“你没分钱给他们吧？”
“我不可能分啵，买住房后就没存多少钱了，家具我都没买一件新的。但他们整天整天上门来吵，吵得我们不得安宁。”我们环视屋内，确实没有看见一件新家具。
“现在，我们兄弟之间都不往来了，原来像陌生人，现在像仇人，我的苦没处诉，他们都不理解我。我们两口子一年来没买过一件新衣服，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从来不去坐茶馆打牌，我们再蠢，几张牌还是认得啵，主要是怕输钱，以前过苦日子过怕了。”吴立君的男人在一家宾馆烧锅炉，一天工作12小时，还没节假日，一个月只领得700元钱。拿不到钱的兄弟们不仅不放过立君，还想点子到男人所在的宾馆使坏，说立君抢着签约是个猪脑壳，拖到后来签的，都暗补了钱。
“我有一百张嘴，也和他们说不清的。害得我们两口子吵架。”说到这里，吴立君声音哽咽，直对我们摇头，不想再说下去。
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拆迁户想尽办法多争补偿款，尚情有可原，而有的全家都在领国家薪水的户主，亦想趁此机会多套取一些安置费。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两个。在四川，有一对夫妇，原是政府某部门的科级干部。房子要拆迁，价格也还合理，他们原本已买了新房正准备搬迁。按说，这样的拆迁户应该不存在做工作的问题。但两人就是迟迟没有签协议。理由是别的拆迁户都解决了实际困难，得了癌症的申请了大病医疗，子女全部下岗的享受了解困政策，而他们家除了拆迁补偿款外，什么都没有加。琢磨来，琢磨去，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增加补偿款的理由：“我儿子在北京工作，没要政府安排吧？家里的其他亲人也没讨政府的照顾吧？要我们支持政府的拆迁可以呀，但我们和别人比，政府也不能让我们太吃亏！”工作人员劝他：“你们家两口子和儿子都拿国家工资，只能实事求是办。”谁知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怎么没有理由呢？我们两口子在北京带孙伢子，是为革命培养后代，发挥余热吧？为拆迁的事回来，机票钱要报吧？儿子另外请保姆要付工资吧？我们回来吃住两个月要开销吧？我们每天为拆迁的事跑来跑去要误工补贴吧？这些开支都是我口袋里掏的吧？多补一点钱不过分吧？你们指挥部没钱，就要我们单位出，单位不缺这几个钱的。”
拆迁户，拆迁“富”？
我们姑且将这个村子叫作拆迁村。
在拆迁的风暴席卷之前，那一片坐落在大山脚下的老屋古风犹存。虫蛀的房椽，烟熏的土墙，昭示着小村的历史久远。沿着山坡，坐如棋子的房子错落有致，一条小溪从村中蜿蜒穿过，溪旁杨柳依依，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街是村民们平日相聚之地。从农家房舍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晚归农人的欢声笑语，成了晚霞中最美的风景。这里民风淳朴，谁家有喜事，大家都去祝贺，谁家有困难，大家都去帮助。钱财谷米，互相借赊周转，相处得就像一家人。村里人外出谋事，在外边工作的人提供吃住，帮忙找工作，热心得犹如一家人。村里人受了什么委屈，他们会怒得拍桌子摔板凳，硬要去讨回公道。
时光飞逝，小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弯曲的石板街上开起了舞厅茶社，年轻人也染了黄头发、红头发，外乡的肚皮舞也跑来这里上演。客车载出一批批打工仔，打工妹，他们跑广州、跑上海，已如吃白米饭喝凉白开水一般寻常。2008年春，村人奔走相告一个好消息，整个村子的土地将整体被征收，且因靠近省城，政府补偿价出得极高。知情的人说，这无异于每家每户在一夜之间发了一笔大财呢！小村人是淳朴的，也是善变的。就要到手的金钱刺激着小村人的神经末梢，也渐渐擦亮了一些人平日里散淡、慵倦的眼神。在接下来的协商里，有的人看着价格适宜，主动签了约，不再费尽心力想拆迁的事；有的人见好就收，协谈过两三次，便交出钥匙搬出了房子；有的却亮出超出房屋市场价上百倍的数目作为一口价，无协商余地；有的以家庭困难为由，要求在获得政府全额补偿的同时，还能不掏一分钱住上廉租房、经济适应房；有的甚至钻法律的空子，上演出80岁的公公找上40多岁女人闪婚，儿子介绍同学与40多岁的母亲办理结婚证，兄娶弟媳，弟娶嫂子等千奇百怪的假离婚、假结婚闹剧，只为千方百计提高补偿款。导致许多家庭以法律界定的婚姻关系在金钱的利诱下成为不可告人的筹码，生命中最牢不可破的亲情链条开始无情断裂。原本淳朴的村民有的甚至上演出一幕幕逼父跳楼、以刀弑母、夫妻成仇、兄弟反目的惨剧。
严格地说，所列其中的例子不仅是这一个拆迁村的故事，在很多拆迁地，同样的闹剧也上演得风生水起。
兄弟换妻
一娘生两子，命运各不同。哥哥读书进了城，参加工作后找了城里的妻子。弟弟没出村，在村里种地，找了个乡下的妻子。兄弟换妻，可谓乱伦，可偏偏这件被世人所不耻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中间。
起因是哥嫂做梦都想为儿子挣出一套房子，但望着日趋上涨的房价，夫妻俩的这个抱负一直难以施展。在寸土寸金的省会城市买一套房子谈何容易！没想到心诚则灵，做梦都想为儿子挣套房子的哥嫂，终于在老家弟弟的电话中觅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产权人是父母亲，他们都已过世，不存在安置的问题，房子继承权属于两兄弟。可自己户口不在村里了，家里只能分一套安置房。起先，哥哥听说这个情况后很着急，按照现行政策，他根本无法分到房，因为自己户口不在村里，又不是半边户，而且自己在城里又有一套房子。但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哥哥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并马上开始实施。
他首先把自己在市内的一套房子过户到了儿子名下，使自己和妻子成了无房户，符合市内无房可以分配安置房的拆迁政策。其次开始筹划着把自己办成半边户，和妻子假离婚。可去找村里女人结婚显然不现实，他不会蠢到找来一个女人和自己争财产争房产。弟媳是农村户口，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既可分到房，又能让肥水不流外人田。且为了共同的利益，妻子，弟媳和弟弟应该都会同意。
毕竟兄弟换妻还是丢面子的事，对妻子无法启齿，就先找了弟弟来商量，商量的办法是双方将各自老婆的工作做通，来个法律上的兄弟换妻，变成两个半边户。两兄弟先离婚，再与兄弟妻结婚，房子到手后，再换回来。为了儿子的房子，哥哥用近乎哀求的口气求弟弟。
弟弟听了哥哥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办一个手续就能帮哥哥争一套房子，别人的指责算什么，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为掩人耳目，两兄弟先后去民政局离了婚，后按计划办了结婚证。要求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双方性格不合，离婚对双方是个解脱。安置房分到手后，两兄弟又去民政局换回了结婚证，要求复婚的理由也很简单，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母“子”闪婚
女人结婚后不久就死了丈夫，经不住公婆的苦苦哀求，生下了丈夫的遗腹子。她一个人独自带着儿子守寡，苦撑苦熬，终于把儿子带大了，儿子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希望。担心儿子受人歧视，她一直没有改嫁。担心儿子在学校吃住不好，她从儿子读初中起就一直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天冷了首先想到要给儿子添加衣物，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自己舍不得尝一口。如果儿子不高兴，她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生怕儿子烦她。儿子是她手心里的一块宝，她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金贵。
女人的房屋列入拆迁范围后，儿子已经结婚。按照拆迁政策，女人只能分一套安置房。可儿子却希望趁这次机会，捞取两套安置房，怎么办呢？政府有政策，儿子有对策。儿子想到的办法是帮母亲找个后爸，母亲结了婚，就可以名正言顺申请一套安置房了。可找谁做后爸呢？若随便找个人，将来又会和母亲分割财产，那还不如不找。儿子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他找到了自己一起读职校的同学，当年和自己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儿子直奔主题，劝他和自己的母亲假结婚，并且慷慨承诺，只要他去打个结婚证就行了，他愿意出一万块钱的感谢费。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到一万块钱，同学觉得这笔交易划算，便拿上身份证和他相差20多岁的同学母亲领回了结婚证。
这不是月亮惹的祸
对于80后，到了结婚年龄不结婚，算不得什么稀奇事。但对于有幸生活在拆迁区域的黄雷来说，就成了火烧火燎的事。家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钱，而且这一份钱不是一点点，是十多万元！只有尽快结婚，才能多套取这十几万的补偿款。可眼下一时去找谁呢？情急之下，他托媒人找了几个，但都不理想。看来眼下找谁结婚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结了可以离，离了可以再找。于是权衡再三之后，他对过去的一位同学迅速发起猛烈攻势，在见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闪电结婚。结婚后的妻子从黄雷怪异的言谈举止中很快识破了婚姻的真相，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她开始打听拆迁的事，拆迁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头能够补多少钱，房屋评估的标准是怎么确定的？只要事关拆迁，她事无巨细都很上心。房子签约后，妻子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里的所有财产。黄雷怎么也没有想到，妻子比他更厉害。自己算计了别人，到头来别人又算计了自己。
而得知土地要被征收的消息后，绞尽脑汁想钻政策空子多分一套安置房的刘勇，想来想去，却想到的是离婚。突击搭建没用，违章建筑一分不补；马上生个孩子也不行，又会违反计划生育法，条条道路都走不通。情急之下，他找到拆迁相关政策，开始一页页解读。得知一个家庭有两个户头就可以分到两套安置房的消息，他立马找到妻子商量假离婚的事。妻子觉得莫名其妙，日子过得好好的，感情又没破裂，离什么婚呢？刘勇笑着骂妻子是个木脑壳，不如他聪明。他讨好地对妻子说，我怎么舍得和你离婚呢？又不是真离婚，等把安置房捞到手了，我们再办复婚。妻子觉得丈夫的鬼点子还可以，就同意离了婚。为了掩人耳目，两口子离婚后，丈夫就外出打工，妻子在家等拆迁。谁知在等待拆迁安置的三年时间里，妻子独守空房，渐渐地觉出度日如年，心里不由得因爱生恨，觉得丈夫为了骗房子离婚太不光彩，将来他有了钱，可能还会变得更坏，说不定现在在外已经有了女人，自己还在受他的蒙蔽。两人之间的距离远了，对方身上的缺点被一一放大开来。加上没有及时沟通，女人心中的积怨越来越多。特别是刘勇每次打电话回家，开口就问拆迁何时开始，从不先问她一声好，女人觉得他好狠心。想来想去，女人便想到了真离婚。刘勇回来签约的同时，女人拿到分给自己的房子和补偿款，说什么也不愿和前夫复婚了。刘勇多次上门求情，最后还是落了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的命运。这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的。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煤炭婆婆有个智障儿子，口眼歪斜，嘴角流涎，见了人只会嘿嘿笑个不停。特别高兴的时候，他还会手舞足蹈，让人不敢对他多看一眼。人家的儿子大了可以找对象，她连想都不敢想。听到房屋拆迁的消息后，她猛一激灵，如果有一个媳妇娶进门，就可多补一个人头的安置费啊，十几万块钱到哪里去捡！女人不必太漂亮，是个蹲着撒尿的就行，只要能帮她挣来十多万，痴点傻点也没关系。煤炭婆婆定了择媳标准后，便发动村里人帮她儿子找媳妇。
天下事还真有凑巧一说，邻村当真跑来了个愿意送上门来做她媳妇的女人。煤炭婆婆家的傻儿子要娶妻，成了村里的新鲜事。全村的人都来看。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女人进了洞房，随同她进了洞房的，还有一位大腹便便的老年男子。女人介绍说来人是她舅父，自己父母早亡，是舅父把她带大的。第二天，舅父很早就开车走了，女人送走舅父后，就“啪”的一声扣紧了洞房门，不让智障丈夫进去，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出洞房。吃饭也很奇怪，有时候扒了几口饭，突然毫无来由地吧嗒吧嗒流起眼泪来。煤炭婆婆问她哪里不舒服，女人也不肯讲，只有她舅父来了，女人才高兴异常，两个人关了房门在屋里叽叽咕咕低声说话。煤炭婆婆几次偷听，但没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煤炭婆婆感觉到不对劲，怎么只见媳妇的舅父来，从来不见她的舅妈来呢？未必她的舅父也是个老单身汉？婆婆问自己的傻儿子：“你跟她睡了没有？”傻儿子说：“我没跟她睡，我在地上睡，她跟舅父睡。”煤炭婆婆此刻才晓得舅父的身份，这种事声张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看到媳妇已显怀的样子，她像看到了一沓票子。只要媳妇帮她骗来十几万块钱，管她生的是哪个的种，说不定这个杂种又可为她多挣出十几万的补偿款呢。
可煤炭婆婆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补偿款还没有到手，为儿子结婚、媳妇生孩子花光了积蓄的她，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她听来有如晴天霹雳。媳妇还不等满月就去法院起诉离婚，说她当初不晓得丈夫是智障，日子再也无法过下去。得知消息后的煤炭婆婆怀揣了一把菜刀到法庭大吵大闹，威胁说哪个法官判她儿媳离婚就杀了谁。尽管法院暂没判决，但媳妇和“孙子”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个为了孩子落地办不上户口而借地生子的女人，已经回到了她身为二奶的家。村里干部每次上门要求煤炭婆婆腾房搬迁，老人不说其他的话，就一句：“帮我把我孙子找回来，安置房不分给媳妇。不达到这两个条件，我不搬。”
拉“郎”配，几十万巨款美梦成灰
土地征收的消息传到村里，一单身老男子的母亲也和众人一样高兴，但又暗暗作急。自己家里人口少，安置费比不过人家，她感叹自己的命苦，丈夫死得早，唯一的儿子又是个老单身，不能作任何指望。听说一个人口有十几万元的安置费，如果儿子结了婚，子子孙孙一大家人，该补好多安置费啊！老人走在窄窄的田埂上，远远望见一个外地女工在种菜，旁边还有两个小孩在玩耍。老人便觉心底一亮，何不把女工母子三人讨进门呢？一个人口十几万，三个人口就是好几十万块钱。自己家里一下子增加了三口人，还怕比不过人家？天下哪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呢！
在老人的极力撮合下，单身老男子很快和女工结了婚。谁知老人的如意算盘被打破：无论怎么据理力争，根据政策，进门来的女工一家三口只能按照正常婚迁计算一个人的安置费，两个小女孩的户口不能算作安置人口。原来，为杜绝漏洞，在拆迁公告发布之后，村里就已经冻结了户口准迁，且对安置人口有明确规定。
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不幸的事一桩接一桩地找上了这家人。当年6月，女工因抢收地里被水淹了的西瓜，淋了暴雨，患上了急性脑膜炎，住院花了一万多元钱。病诊治好了，人却没有恢复，半天不说一句话，也做不动农活了，两个小孩子整天哭闹不止，听得老人心里发毛。
长此以往只会把家拖垮！老人又开始打儿子的主意。说媳妇命硬不能要，是个克星，她把前任丈夫克死了，说不定又会克死你。两个女儿是拖油瓶，把她们养大也要一大笔开支。自己母子俩会被她们拖死。谁知这时的儿子已不像当初那样再听从她的摆布。他坚信女人的病能治好，治不好，他也要。有女人的日子，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个伴，孩子喊爸爸，妻子叫老公。如果失去这一切，还有什么活头？
望着又一次走进房门要他赶走老婆孩子，强逼他离婚的母亲，失去理智的他跑到厨房内摸出一把菜刀，对准毫无防备的母亲说，你再要我离婚，我就要你死……
“拆迁户，拆迁富”，不拆迁不富，拆迁了就富！在如此利诱之下，一些拆迁户任金钱淹没了内心的善良和淳朴，巨额钱财到手后，有的人更是无法自持，许多人由此过上了不思劳作，只图享受的茶馆子进、酒馆子出的生活。“感觉像升了天一般，有的买了车因飙车出事身亡，有的学了富人包二奶，有的吸食毒品；有的在用于技能培训的电脑上刚学会打字，就开始玩网恋；有的戴着3万多元的劳力士手表，还要求吃低保；有的去赌博买码，将拆迁征地款输得一干二净。这个从前民风纯朴的小村成了治安刑事案件高发的重点村。”一位在这里从事拆迁安置补偿的工作人员摇头叹息。
征地拆迁结束一年后，村支书作了一个统计，意外死亡6人，被判入狱3人，13个家庭离异。一些从来不曾发生的悲剧，已经开始在村里上演。说起拆迁，村支书痛心疾首，他后悔当初不该把所有的补偿款都分给村民，应该提留一部分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替大家理好财。只怪自己当初没有坚持，当时，村民们强烈要求分光，就全部分了。了解到邻近一个村将上亿元征收拆迁资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经营得好，村民每年都有人均3万元的分红收入。可当我们来到这个村了解情况时，这个村支书也在担心：“有一部分人想着反正年年有钱分，便把分到手的钱拿着茶馆进，酒馆出，有的赌博赌得不回家，欠下大债。如果这些人不改变懒惰、贪图享受的习惯，坐吃山空，今后怎么把日子过下去？”
距离和谐有多远
“嘉禾事件”出现之后，拆迁相关问题引起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城市管理、棚改拆迁、维护稳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省委、省政府强调，从关心每户拆迁户的实际困难入手，干部上门入户与拆迁户沟通，并协调开发商让利于民。长沙市人民西路的拆迁，是嘉禾事件发生之后进行的一项全市拆迁大环境最差、难度最大、任务最重、特困居民和特困企业最多的棚户区拆迁。他们在没有出现一次强拆、没有一次阻工、没有一例群体上访、没有一起安全事故的前提下，完成了858户的拆迁任务。在指挥部，我们看到了50多户拆迁户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2008年，衡阳“11·8”暴力拆迁案发生，涉及的4名国家公职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11名国家公职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其中3人被开除党籍。2010年6月15日，荆门城区天鹅广场附近的5户民居被数十名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推倒。室内户主被强行架出门，家里生活用具被埋。接到报案后，当地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将5人抓获。从这些调查得来的个案中，我们看到阳光拆迁已是曙光初现，和谐拆迁离今天并不遥远。
当拆迁队依据《拆迁条例》与手捧《物权法》的民众对峙时，我们希望所有的拆迁最终能回归这种基本的人文关怀。
媒体新闻，可以这样写
对于震惊中外的“唐福珍事件”，太多的媒体给予了民众表达最深切同情的平台，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导向背后，并没有因此而遏制悲剧的发生，反而让被拆迁户将此类事件变本加厉地上演。媒体的责任何在，道义何在，他们应该如何取舍？
谈到这个问题，记者杨豪曾对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开除了，才知道新闻可以这样写。”他说，现在想起当时的那篇拆迁报道，心里就发毛，确实为当时的冲动后悔。如果当时不冲动，而是同地方政府协商，请求他们在拆迁开发的同时，妥善做好群众的安置工作，效果就会大不相同。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媒体后，就吸取了那一次的教训，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那是在报道京珠路大忆段占地补偿纠纷的事情时，群众也曾上访多次，政府当时一直没有解决。他接到群众的许多控诉后，赶到了当地。但他首先做的事，就是劝阻群众不要上访。之后，他们将当地政府、建设单位和群众三方的代表组织到一起坐下来谈，看问题出在哪里。省级指挥部说款子已经划到县级指挥部来了，县京珠路指挥部说款打了乡政府的财政上。原来是乡财政负债，把一部分钱给挪用了，正在想办法拨付。协商的最后结果是，补偿款退还给村民。当着他们的面，领导向村民鞠躬道歉。几个村民也站起来承担责任，说他们的方法太过激。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村民相当满意，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过群众集体向媒体投诉的情况。组织三方协调，居然达到了三方都满意的效果。他说，从这件事看，媒体面对涉及社会热点的投诉时，采访报道要特别理性，稍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报道要着重宣传的效果，要有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媒体报道的“钉子户”，还是所有的拆迁户，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媒体应该善意提醒拆迁户遵章守纪。民意的表达必须以依法作为前提和条件，违法的民意表达就会恶意混淆视听，扰乱公众视线。面对各种民意表达，媒体应理性，不能感情用事，学会甄别。
干部上门，可以这么做
华容县组织部纪检组长刘志南第一次见到罗腊梅时，根本没有动员她拆迁，而是和她拉家常，征求她对拆迁工作的意见，问她家里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罗腊梅两口子下岗后，总觉得低人一等，出去怕见人，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听了刘志南句句都是问候关心的话语，罗腊梅一下对刘志南产生了好感，尽管她也想争高价补偿，但面对刘志南这样的好人，她实在无法说出口。罗腊梅说，自己能够主动签协议，主要是刘志南首先尊重了她，没有把她推到对立面去。不像别的工作人员上门就讲狠话：“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你搞得赢政府？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还有的工作人员上门做不到三次工作就威胁户主说要强拆。还有一件事让罗腊梅特别感动。2009年4月份，罗腊梅生病做手术住了一次医院，刘志南主动去医院看望她，并提出为她申请大病医疗救助。罗腊梅当时躺在病房里，做梦也想不到刘志南会去看望她，当他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同室的病友都羡慕罗腊梅有个在组织部工作的好亲戚。罗腊梅说清缘由后，他们都半信半疑地望着罗腊梅，以为她在编故事。2009年7月3日，罗腊梅主动提出签约。
“不管你们拆不拆，先送唐霞看病要紧！” 华容县建设局设计院院长刘硕的工作对象是唐其文。当他从邻居处得知唐其文有个患上了怪病的女儿，已被丈夫和婆婆赶回了娘家，且已双目失明的消息后，他决定先把拆迁工作放到一边，劝唐其文送唐霞到医院去诊断病情。谁知唐霞父母和哥嫂家境都十分困难，能供唐霞一粥一饭养命已属不易，送她去看病，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刘硕的帮助下，唐霞由父亲陪伴坐上了去省城湘雅医院看病的“专车”，车是设计院派的，陪她去看病的是院长刘硕。在去之前，刘硕已委托自己在湘雅工作的同学挂了专家门诊号。早春二月，寒风凛冽，但唐霞心里却是热乎乎，亮堂堂的。她对刘硕说：“刘大哥，我真的不想死，如果我的病能治好，我这一辈子就做牛做马报答你！”为确诊，刘硕先后两次陪护唐霞到湘雅医院。设计院干部先后垫付给唐霞2万多元医药费、住院食宿费。不幸的是，唐霞最终被湘雅医院确诊为脑瘤晚期，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唐霞知道结果后，尽管万分痛苦，但回到家后的唐霞总是催促父亲去签约：“如果你不签，就太对不起刘大哥了！”唐其文含着泪答应了女儿的请求，主动去指挥部签了拆迁协议。
长沙市芙蓉区政府副区长刘建新自1991年到2002年，一直都与城管工作打交道，他最早引入人性化的拆迁理念，在确保不突破政策的前提下，从低保、就业、特困补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多个方面入手，从不回避其中的困难与矛盾。铜锣湾广场是该区重点招商的棚改项目，在其预售开盘之际，黄兴北路部分拆迁户借广场开业之际，采取堵门、挂横幅等过激行为，对政府施加压力。刘建新副区长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到现场，当他表明自己是芙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的身份，有什么事情他来处理时，部分拆迁户将多年的积怨一齐朝他发泄。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死死地将其抱住，围过来的拆迁户越来越多，说政府不解决拆迁遗留问题，就软禁刘建新。当时，在场的有公安干警、街道社区干部，只要他不出言阻止，拆迁户完全可以被疏散，但他却一一听取拆迁户意见，现场协调和解决一个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拆迁户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与相关部门协调，得到很好的解决。
拆迁户，社会公益靠你参与
罗腊梅签约后又帮助上门干部做拆迁户张如意的工作。张如意签约时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而且还指定了楼层，必须是三楼。因为她签约的时间太迟，第二期的经济适用房已经没有了三楼，必须等第三期。2010年3月搬迁腾房时，张如意以不解决经济适用房为由拒绝搬家，且无论怎样做工作，她都不听。罗腊梅主动提出把自己在人和花园购买的经济适用房让给张如意。
最早签协议的王红建说，房子列入拆迁范围后，她心里真的不想拆迁，但居住环境太差了，路没一条好的走，房子密密麻麻，水、电、路都没规划好，如果都不支持拆迁，旧城改造就会一场空。拆迁公告、房屋评估价格公示不久，王红建认为评估合理，便主动到指挥部去签了约。
签完拆迁协议后，王红建还把小姑子母女俩接到了自己家里，把叔叔接来家里住。叔叔的三个儿女都不在本地，他的生活也由王红建料理。王红建耐心给叔叔做工作，要老人支持政府的拆迁，并承诺还是像从前一样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经不住侄媳妇好言相劝，叔叔同意拆迁，并全权委托王红建去签约。
吴立君的房子在拆迁区域。起初得知房子要拆迁，吴立君急了。由于城市防洪，吴立君原来的房子被拆迁，想不到新买的房子又要拆迁。她说：“指挥部的人上门做了很多次工作，我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政府改造旧城是好事，应该支持。我做了一辈子老实人，不想被人说半句多余话，不管是公事和私事。干部们来一次，我就不好意思一次，他们给我做工作，是看得起我。”2008年10月8日，她和丈夫到指挥部主动签了拆迁协议。
政府，公信力应以体现民意来彰显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不容置疑的历史规律。而民意作为个体切身感受汇集而成的群体意愿，有时候它是善变的、不稳定的、冲动的，甚至是虚假的、错误的、自私的。民意不全占有真理。政府在从政过程中体现民意，需体现善良、真诚、正义、公平、公正、理性的民意，从而让权力在民意监督中不偏离正轨，改进政府工作，为广大群众谋求更多的利益。
容城北街拆迁，拆迁区域95%以上的老百姓持理解和支持态度，但也有部分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工作，极少一部分人因自己一些困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以拆迁为由发泄心中的怨愤。面对拆迁户群众的各种诉求，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认真倾听。根据群众的意见，县委书记组织干部进行民情大走访，县长先后七次邀请拆迁户代表恳谈。在书记民情大走访和县长恳谈活动中，干部任拆迁区域群众畅所欲言，反映自身的困难，咨询政策法规问题，提出解决各自实际问题的请求。县委、县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对所有问题逐一作出解释和说明，并对拆迁户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与拆迁指挥部逐一认真研究，对符合政策的合理要求予以解决。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以平和的心态、宽大的胸襟主动建议拆迁户以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此帮助政府找问题，达到更好的依法行政。并对群众反映强烈，且举报属实的拆迁户索取的超额困难补助款依法予以冻结追缴，对到拆迁区域偷盗、诈骗的不法分子予以严厉打击。通过启动多项扶贫解困措施解决拆迁户实际困难，维护拆迁户利益，使容城拆迁赢得了更多群众的尊重、理解与信任。在这个拆迁区域，曾书写200份《给全体拆迁人的公开书》，意图阻工的拆迁户在签约之后，还专题致信县委、县政府，感谢在旧城改造中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回过头来看这个区域的拆迁，如果说拆迁征地给拆迁区域的群众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生活不便，但这个区域内的老百姓生产生活困难却在这次拆迁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决。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拆迁，一个写在地理版图上让人陌生抑或让人漠视的名字———北街，作为一个贫困死角的符号，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这次拆迁中采取的部门包干政策，却让每一个单位有了走进社会弱势群体，走进经济发展死角看一看的机会，有了真正的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机会。在这艰难的两年中，干群关系得到了最好的调和，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血肉一样的亲情，又在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中绵延。
规划的缺位与尴尬
都是规划惹的祸？
成都金牛区唐福珍自焚事情发生后，舆论大哗，国人争论的焦点是规划部门不作为，甚至有人说是规划惹的祸。回溯唐福珍事情，我们感觉到了规划的缺位和尴尬。
1996年，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原金华村）4组私营企业主胡昌明支付5万元青苗补偿费和建房占地款后，与金牛区天回镇金华社区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但一直未办理《规划建设许可证》及用地审批手续，违法修建了1600平方米左右的砖混结构及简易结构房屋。
2009年，金华村修筑公路，唐福珍夫妇投资700万元所建的综合楼属于拆迁范围。因定性为违法建筑，仅补偿拆迁款217万元，遭到唐福珍夫妇拒绝。2009年11月13日，唐福珍与其亲友与强行拆迁队伍相持了近三个小时后，突然情绪失控，自己点燃倾倒在身上的汽油自焚，导致严重烧伤，现场执法人员迅速救援并送往医院救治。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唐福珍于11月29日死亡。后来，此事件已被定性为暴力抗法，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因现场处置不当被停职。
唐福珍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实施依法拆除。村里确实无权和胡昌林签订《建房用地协议》。为什么在胡昌林盖起千万元的综合大楼之前，规划部门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房子建了13年，规划部门从未认定过是违法建筑。如果事先不阻止，事后不处罚，唐福珍怎么认可自己的房屋是违法建筑？现在要拆迁了，规划部门才认定是违法建筑，这让唐福珍一下子又怎么能够接受？
规划管理严重滞后
规划应该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有人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节约；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但我国规划立法却相对滞后。中国于1990年4月1日对规划立法并正式颁布了《城市规划法》，2008年元月1日，《城市规划法》改为《城乡规划法》。规划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1986年以前，大多数县级市都没有编制规划，我们所调查的华容县也不例外。县规划办的前身是设在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城建组，单位和居民建房只需要口头申请报告，口头批复。城建组的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学识水平，拿了图纸去现场放线，连规划许可证也不需要颁发，规划管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
到了1986年，城建组才统一制作规划许可证，在发证的同时收取每本30～50元的规划证工本费，并逐步开始规范管理。1990年4月1日之后，国家建设部才开始统一印制有防伪标志的规划许可证。县规划办于1990年才成立，但规划仍然没有强调其刚性。规划对城市建设引导和控制双重作用机制没有协调统一，城市规划并非是单靠规划部门来实施的。因为管理的不规范，导致城乡规划失控。县里的规划办只管城里的建房，农村一块交给街道建设管理站发证，同是县城区域，规划却被人为地分成两块，两个机构同城管一个事，结果导致规划弊端越来越多，*****收费标准不一，乱规划现象层出不穷。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正式发文取消街道建设管理站，将人员收编后进行统一管理。
这个县的规划管理情况大致如此，全国各地也差不多。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规划的滞后和缺位在城市建设中由来已久。
在我们质疑城市建设规划的滞后和管理的无序时，规划部门的同志更是有苦难言。一位长期在规划部门工作的同志说：“规划编制没有延续性，让管理部门无能为力，规划挂在墙上，没有转化为指导性和操作性很强的政府文件，没有建立城市建设的项目库并完善规划跟踪机制，没有建立项目审批的协调机制，没有建立规划执行的责任追究机制。责、权、利也没有很好地统一，规划办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却要接受规划委员会的管理。
“种房子”与现实之难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有一种现象不能忽视。城市不断在向外延伸、扩展，城郊的菜农看到自己的土地不断地被征用。眼看慢慢就会无地可种了，怎么办？种房子！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落一份家产。有这种想法的农民很多，花尽所有的积蓄甚至借钱也要盖房。而且不是一间两间，一栋两栋。有的自己没能力盖，就把土地卖给亲戚，让亲戚来盖，自己分得一杯羹。由于城郊的土地属于农村，现行政策是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村民只要向村里说一声，村里睁只眼闭只眼，房子也就盖起来了。“种房子”比种庄稼的效益高出许多倍，暂时没有拆迁就租给别人住，收租金，拆迁了就能占着房子获得一大笔补偿款。很显然，“种房子”现象属于无证建房，是违法建筑，这种现象为下一步城市建设拆迁埋下了无穷隐患，增加了矛盾，也增加了管理成本。
城郊违法建筑多如牛毛，“种房子”成了城市化的伴生物。
紧邻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渔光村，村民得知要开发的消息，三个月内像种蘑菇般地冒出了多栋违章建房。有人为了赶进度，让泥瓦匠日夜加班。尽管城管部门竭力制止，甚至还三五天开出一支浩浩荡荡的四五十人的队伍，拿着钢钎，背着铁锤，开着挖土机，推倒了一些在建楼房的砖墙，敲断了好几家违建的楼板，甚至还挖倒了两栋违章建房。但仍没能震慑住这些违章建房的村民。他们像疯了一样，同城管执法人员打起了“游击战”。你白天来，他们晚上盖；你今天拆，他们明天又盖。终因法不责众，首尾难顾，最后还是冒出了30多栋违章建房。直到开发商进来，和村民签字之前还在盖。政府为了和谐稳定，也只能给违章建房户相应补偿。
由于建房是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这些“种”出来的房子常常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2009年8月，有个叫李金发的村民为了赶进度，追着8名泥瓦匠日夜不停地施工，水泥都没有凝固就不断往上加高加层，7天就盖成了一栋三间四层的小楼。结果泥瓦匠在粉刷墙壁时，外面的大雨一淋，房子轰然垮塌，8名工匠全部砸死在里面。幸好当地政府及时赶到现场作了协调处理，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群体事件。
说到拆迁区域的规划问题，我们采访规划办主任时，他说出了规划问题的症结：“规划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时段性和地方特色。随着经济发展的形势，城乡规划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十年前规划修建的马路，比较宽阔，过了十年，这条马路又窄狭了。十年前再好的规划，现在都可能是败笔。规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也是导致规划广受国人诟病的原因。管理执法的艰难也是规划部门本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如果把城市建设管理的责任都推给规划部门，同样有失公允。现在规划部门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越来越重，似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规划部门的身上。规划超前了，体制跟不上；做法超前了，理论跟不上；作用超前了，地位跟不上。这是规划工作面临的困境。
失地农民，绕不开的话题
受伤的总是农民
拆迁引起的暴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如2009年12月11日发生在成都金牛区的唐福珍事件，2009年12月14日发生在北京海淀区北坞村的席新柱事件。当大量警车和政府人员来到北坞村，包围了席新柱家的时候，被打伤住院的席新柱身上已经泼满了汽油，他喝令拆迁者不要进来，但拆迁者强行闯入，这时席新柱点燃了身上的汽油。
2009年1月开始，北坞村定为“城乡一体化”试点工程，不到两个月，《北坞村腾退改造方案》出台，但令拆迁者十分恼火的是，席新柱一直不肯“自愿”腾退。席新柱认为，一平方米的土地只能换一平方米的楼房，自家的土地可以盖成房屋出租，而搬到楼房靠什么吃饭都成了问题。因为没有“自愿”腾退，11月24日下午，席新柱和另一没有腾房的村民于新贵被6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打伤，于新贵被打得昏迷，血流满面。席新柱右臂骨折，右小腿骨折，肩胛骨折，身上多处受伤。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撰文指出，与唐福珍事件不同，在席新柱事件中，强拆是以“村民自愿腾退”为名义，将集体土地改变用途，由村委会出面，没有规划许可证，没有土地征用批文，没有听证，没有拆迁许可证，没有争议裁决，没有申请强拆执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强拆了席新柱家拥有产权的合法房屋。从这起事件中可以看出，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观念依旧渗透其中，这与当今的市场经济很不协调，从而构成了对失地农民利益的极大损害。
在土地征收相关问题的走访过程中，我们同样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尽管一些拆迁办与待征地所在的村签订了整体征地补偿协议，但大多数村民拒签协议，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各地征地农民的社保政策不一，有的尚未出台，这是他们的最高期待所在，农民还要等待、观望。二是土地基本上已划给村民作宅基地，村民要价较高。三是涉及拆迁区域内的鱼池等建设性补偿和特种养殖补偿与村民要价相距甚远，存在较大分歧。
失地农民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在我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份并没有因为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时候而转变为城市居民，去开始一种新的美好生活。相反的，有很大一部分却沦为了务农无地，务工无岗，社保无分，创业无钱的流民和弱势群体。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失地农民的问题和对策
就中国城市拆迁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问题，我们采访了正在作这个课题研究的华容县委办副主任程敖山，他对这个问题论述得较为透彻。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不合理。现行农地征用的补偿是以土地前三年年均产值为基准确定的。二是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公平，不明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共有四项：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土地附着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明显有失公平。三是征地程序带有明显偏向，征地的程序大体可分为申请与实施两个阶段，就目前而言，两个阶段的程序都不完善。申请是指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履行审批程序，这实质是启用土地征用权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一般都要经过国会或州议会讨论批准，决定是多数人作出的。而我国只需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只经少数和几个人同意就可征地。实施阶段明确规定的程序是“两公告一登记”，即公告征地方案，补偿安置方案和进行补偿登记。四是安置主体不明确，方式单一。征地者多数采取货币安置方式，即发放安置补助费后“一脚踢”。为数不多的安置补助费不足以进行自主创业，因此，大部分失地农民又不得不落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
程敖山提出，针对失地农民，各级政府应该完善和设计补偿方案。第一，修改《土地管理法》中市场经济要求和保障农民权益不适应的条款，切实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违反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基本规律的现状。第二，建立和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和农地价格评估体系。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补偿标准，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确定就业安置补偿标准。第三，在单纯的征地补偿费用之外，再增加一定数量的投资资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创业和发展。
北大教授沈岿说，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问题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条例》：“我们觉得应该有一部统一的法律来管城市和乡村的征收拆迁，但现在一时难以出台。毕竟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不归一个部门管，管城市房屋拆迁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而管集体土地的是国土资源部。”
我们的愿望和沈教授的一样，希望国家能早日出台一部统一的征收拆迁法律文本。
失地又失业的农民是城市发展的软肋，涉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大局，更涉及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何让失地农民与城市和谐共生，是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考验。无论如何，民生观要大于审美观。充分关注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无疑能够更好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简介：
阮梅，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华容县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书刊摘报》《新华文摘》《读者》《北京文学》等数十家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70多篇作品入选权威选本，中篇报告文学《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获得新世纪第四届《北京文学》奖，出版《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等文学作品6部。
吴素梅，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华容县文联副主席。先后在《文学界》《芳草》《蓝盾》等30多家专业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余万字。2004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散文集《与心同在》《心灵絮语》，2005年出版《青少年心理健康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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