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篇词
龚旭东
湖湘大地，自来异采纷呈。神农炎帝肇始人文，建不世之伟业，舍己利民，泽被万世；舜帝启文明教化，德育周洽，礼乐和谐，南风苍梧，斑竹九嶷，千古传奇。然湖南自古称蛮荒之地，以有确切可考的文史记载论之，宋以前少有本土的文化大家产生，来此的文化名人多为被贬谪放逐者或流浪至此者，但正因为少受中原文化的浸染，葆有独具的异质风骨，湖湘之地总给来此的迁客骚人以格外强烈的文化冲击与启迪，不同的文化因素更在这种文化碰撞中交相升华，结出鲜美的文化杂交果实，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先秦至唐代漫长的文化发轫期之后，从有宋一代开始，湖湘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清季特别是晚清，在长期的积淀之后，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动荡中，湖湘文化终于开始壮丽的火山爆发。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湘人互继挟雄风所向披靡，不断开中国风气之先，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系列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作出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湘之异采文化流绪，烁丽千古，激荡百年。欲构建和谐文化，打造文化大省，追溯、理清湖湘文化发展的根系源流至为重要。三湘都市报历来重视自己报道的文化品格，努力为湖南的文化建设作贡献，从今日起，本报开始推出大型系列文化报道"根与源--湖湘文化之旅"，旨在让湖南人系统了解曾经活跃在三湘大地、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历代文化名人，从中感知湖湘文化传统的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感悟湖湘文化性格的深层来源，激发对吾乡人文地理的自豪感、认同感，自当有益于湖南文化建设及和谐文化之构建。知根守本，廓清灵台；探源塑流、通晓古今。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一次文化之旅。
屈原篇：
原创的屈原湖湘的屈原
龚旭东
湖南之文化史，源流深远，然三代之世、炎帝舜皇之圣迹等等，皆传说多而难于实考。自古生活于三湘之地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直接影响至大者，首推屈原。
古往今来，对屈原的赞誉夥矣。但许多时候，他也成了历代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别有用心树立的"榜样"，他们将屈原塑造成了高大全的"忠君爱国"人物，为他们的现实需要服务。而在我看来，他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当时的"文化疯子"。一位真正纯粹的诗人，在凡俗生活中一定会有某种"疯态"的。屈原的独立不迁、高贵自洁，他的坚忍决绝、忧患意识，乃至他的投江自沉，无不出之于一种源于尘世生活却又超越尘世生活的伟大的诗意品格，这品格里有大悲痛、大欢喜、大超然，这品格是南方湖湘大地山水花草蕴育生长出来的。因此，屈原是原创性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化、文学中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一条长河，后世的李杜、苏辛等等无不是这条长河的继续伸展或支脉。屈原是原创的，他开创的文化源流与代表中原温柔敦厚儒家诗教的"诗经"传统迥异。他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志洁行廉、正道直行、任情挥洒的心灵准则。
我们为屈原在湖湘地上开创了这条历史文化长河而骄傲。但世人多论及屈原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关系，却很少言说屈原与湖湘文化及湘人性格特征之关联。其实，湘人文化品格和性格中的忧国忧民、义无反顾、霸蛮敢死，同时又文情激扬、草根气十足等等，无不可以在屈原那里找到鲜明的遥远而深长的呼应。
屈原将他的足迹、他的诗篇、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永远地留在了湖湘大地山水之间，化育、养护着后世的文脉人心。能不能背诵他的诗句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他曾经咏吟过、抚摸过并永远化身其间的这山这水这花这草还在，他，就永远在我们中间。我们喝这水，他就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嗅这花，他就在这芬芳里......
屈贾篇 湖湘文化最早的双重奏
龚旭东
他们都不是湖南本土人，却都在湖南完成了他们的传世之作，相继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传统；他们都是以贬谪者的身份来到尚是蛮荒之地的湖南，但却都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情怀感动着后人；他们都是品行高洁、傲世独立的真君子，但他们注定要成为真正的孤独者，他们在世时，世人不能理解他们，他们去世以后，后人却长久长久地怀念他们。他们，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文学大家并称者。屈贾，就如后世的李杜、元白、苏辛……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这个专有名词的份量与意义是怎么估量也不过份的。
首期"历史文化名人湖湘之旅"理所当然地以屈原启程，但大家仍感意犹未尽，屈原太重要了，而对于他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开创性和独特性，至今人们尚未真正说明白、说到位。屈原之后，接下当然是贾谊。耐人寻味的是，为何历来史称“屈贾”？为何人们要并称“屈贾”？“屈贾”给中国文化、特别是湖湘的历史文化传统带来了什么？
当年屈原远离庙堂，浪迹山野，与湖湘山水草民相亲近，是最早的也最具草根性与创造性的大诗人。他的身后寂寞，简直是一定的。事实上，直到百年之后，贾谊也被贬到长沙，过湘水，对屈原当年的身心状况感同身受，心神遇合，写出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投书江水之中以吊，屈原才从山野草泽的民间真正进入主流士大夫们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贾谊"发掘"了屈原，"提升"了屈原，而这种"发掘"与"提升"，是以贾谊自身不世出的思想才华高度为基底的。贾谊亦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终至忧忧而终，幸亏不久，有空前绝后的司马迁至长沙，经屈原沉江之畔，垂涕而怀想其人，更以饱蕴"同情之理解"的如椽之笔摹写之、感怀之、咏叹之。终篇处更将“屈贾”并举，发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太史公之摹之感之咏，亦未尝不是与此二人同具息息相通的情怀——所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独抑郁而谁与语"的遭遇相似——而"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更是屈贾与太史公的共通之处。他们都远离了污泥浊水的环境，如秋蝉之脱壳高飞，如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荷花。
屈贾给后人、特别是湖湘士林留下的，是正道直行、位卑仍忧国的士心，是志洁自净、泥而不滓的心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与决然……这些，在后世湘人士子的言行事迹中，都得到了悠远的回响。
千载悠悠，白云苍狗，屈贾之迹已泯然难辩，唯有屈原的滔滔诗篇与精神遗存"与日月争光"（司马迁语）；唯有当年贾谊饮过的那方古井沉静无言，如明镜般映照着后人之心。
陶侃篇
经世致用第一人
龚旭东
在我看来，现在的孩子们在精神上常常有许多很可怜的地方，比如，他们很少能听到长辈们给他们讲说种种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了。当然，他们也能听到各种被改编得很精致的所谓神话传说故事——在父母买回来的光碟与磁带里，但那是现代工业化预制好了的凝固了的模式化消费品，已经没了旧时长辈述说时活生生的感性与温情，没了民间口传文学的独特韵致。这区别，就如同时尚卡通、电脑绘本与回味无穷的手绘图画书的区别，绝不是一码事。
我小时常常听到、且印象深刻的民间传说故事之一，是河西岳麓山蟒蛇洞的故事。在长辈们的绘声绘色中，蟒蛇长舌化桥、巨睛如灯笼的奇幻，主人公陶侃搭箭手起“灯”灭的神勇、下令药店对伤眼道士卖烂药的智慧，曾令年少的我们产生多少美妙的想象和联想呵！
陶侃，这个与古长沙、与岳麓山联系如此密切的名字，如今的少年郎们还有多少人知道？
然而，陶侃是长沙人、湖南人都不能也不该忘记的。
陶侃不是湖南人，却在湖南影响甚剧，遗泽深远。他尊亲至孝，是古代众多严母纯孝故事中的典范之一；他好学重学，“惜阴”的名言成为流传后世、劝学励志的千古品牌。举孝乃教化之本，兴学为文明之基。陶侃在蛮荒之地湖南开垦、培植文明教化的功绩可谓大焉。
陶侃留下的更大影响，还在于他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经世致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神。陶侃是湖南历史上政治、军事、文化领域最早的、功勋卓著的实干家之一。他急公好义，敢作敢为，开拓务实，任事不辞辛劳、不畏艰辛，严谨、庄重、温厚兼而有之。陶侃的种种精神文化特征（甚至包括他性格中激越、峻急的特点），都作为一种十分突出的精神遗产，沉积在湖南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成为湘人文化性格特征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后世诸多湖湘名人的基本性格中不断传承和再现。陶侃的后人陶澍，亦是以其老祖宗经世致用、积极开拓的精神特征，延续和发展了这一精神传承，为开创晚清之际湘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士大夫历来崇尚立德、立功、立言，但能达此境界者甚少。在我看来，陶侃立身清正，修身方正，持身端正，足为当时模，后世范，可谓立德；他平定南方之域，开化蛮荒之地，使湖广境定民安，有力地支撑了汉文明传统安于江南而不堕不断，可谓立功；他以“惜阴”一语及自己的身体力行激励了千古向学之士，其精神效用远胜万千学蠹腐语，可谓立言。细数湖南历史文化长廊中能达此境界者，除曾文正公后来居上而能超越之而外，尚有几人？
壮哉陶公。
龚旭东简介
龚旭东，男，1961年出生。1979年入湖南师大中文系读书，1983年毕业。分配在长沙教育学院任教，历任中文系讲师、中文系系主任。1994年初调湖南日报社《记者文学》杂志任编辑。1995年调湖南日报社三湘都市报任副刊编辑、副刊部副主任。现任三湘都市报文体副刊中心主任、副刊主编。1999年获主任编辑资格。主持的三湘都市报副刊与文化版面广受读者喜爱与好评，有口皆碑。
爱好并广泛涉猎文史、艺术的各个门类，有较广泛深入的文艺知识积累与素养，有很强的文字处理能力，长期从事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著有文学论文、文学评论、艺术评论（乐评、画评等）、书评散文随笔数百篇、数十万字，多次获奖。著有《唐宋爱情诗词300首精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等，编有《彭燕郊诗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现为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长沙市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等。
熟悉文化、文艺、传媒等领域的基本情况与运作.
欧阳询,怀素
欧阳询
书法是中国文化和艺术最纯正、最典型的代表和象征之一，唐代楷书体现了中国书法的完全成熟，而最能代表和体现这种成熟境界及其法度、范式之美的，莫过于欧阳询的书法。欧阳询最好的作品，是他的小儿子欧阳通。在千古流芳的"二王"外，我们又骄傲地有了"大小欧阳"，这是何等值得欣喜的事呵。
值得自豪的第一位湖南本土文化大家
龚旭东
古来湖南，至宋代“湖湘学派”建立之前，少有本土的文化大家，有所为者多为贬谪流徙至湘或过湘者，然而在唐代兴盛之际，湖南却拥有了两座文化高峰，兀然矗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趣的是，他们都不是文史家，而是书法家——欧阳询、怀素。此前湖南本土的文化名人如南北朝的阴铿（安乡人），晚唐的李群玉（澧县人）、刘蜕（长沙人）等，虽然各有特色，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份量却还不够，但有了欧阳询、怀素，湖南的文化史在宋以前的发韧期总算是有了值得我们真正自豪的本土文化大家。
书法是我们最纯、最源远流长的国粹，是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明真正的根源和基础。整个汉文化的大树，都是在中国书法这个特有的基础上萌生、承载、发展的。因此，书法成为中国文化和艺术最纯正、最典型的代表和象征之一。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中国书法的发展，我们才能触及和理解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许多真髓（正如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作为中国文明与文化代表物的古琴）。
中国书法艺术的变迁是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历程，甲骨金文、诏版瓦当、摩岩石刻、墓志碑版、简牍帛书，以至于皮宣书纸，其表现形式与载体已令人品味不已，而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的变迁过程，更让人真切直观地看到，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艺术形式及其意味，是如何循着一种既神秘而美妙、又合理而中道的轨迹发展着、变幻着，最终达于圆满与自洽的境界！如果说楷书体现了中国文字字体发展演变的范式定型，体现了中国书法的完全成熟，那么，最能代表和体现这种成熟境界及其法度、范式之美的，莫过于欧阳询的书法了！
这，也就是欧阳询在中国书法、中国艺术、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和意义。
记得小时候父母及学校要求我们练书法，找来的范本即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可惜那时正值动乱，文化贬值，兼之未得明师接引，不得其门而入。及长，乃知初练书法者多以唐代的欧、虞、褚、颜、柳诸体入门，但那时年轻，注意力更多地被劲硬的柳体和外见肉、内有骨的颜体所吸引。后渐读碑帖，又渐被唐以前的汉魏摩岩刻石、碑碣墓志、写经、书帖等吸引，觉其更元气淋漓、仪态万端，反觉唐楷少了汉魏书法的生动气韵和意趣，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后来书法艺术的创新发展。盖唐楷的根本，在其为中国书法确立了法度。法度的确立，使唐楷在达到空前艺术高度的同时成为了一种稳固的范本，成为凡了解、学习书法者皆不能不认真对待、摹习的范本。唐以后的书法史，实可视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唐代书法建立的基本法度与范式中突围的历史，然而却终于难以整体上实行胜利大逃亡（正如唐以后的中国诗歌史）。当然，这种状况的产生，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唐代书法的崇高地位与艺术魅力。因此，随着学习和年齿的增长，我又渐渐回到最初的起点，越来越认识到欧阳询的伟大与其独特的美。
欧阳询的楷书最能体现唐楷的法度，其清秀劲健的面貌与风格中，既有掩抑不住的淳和雅致，又有如“正人执法，面折廷诤”的内在骨力，方正奇崛，而又沉稳静穆。由其书，可以想见其人、其气度风致、其胸襟怀抱。欧阳询的法度，是生命滋润而不板滞的法度，是拥有中和雍容的庙堂之气的法度。因此，其正书能成为“翰墨之冠”。
史称欧阳询“八体皆能，篆体尤精”，十分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他的篆书，我想，以他心态的中和正大、中锋的沛然淳劲，他的篆书当是李阳冰都不能不叹服的吧。他的隶、行、草书皆佳——其实，他并不仅仅只是一位楷书大家（他主编《艺文类聚》亦是一项千秋伟业）。而欧阳询最好的作品，我认为当是他的小儿子欧阳通。虽然欧阳询去世时欧阳通尚年幼，未能直接承教，但询妻徐氏的严慈兼施和血脉的神奇力量，使欧阳氏之家学得以在欧阳通身上传承并发扬光大，于是，在千古流芳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外，我们又骄傲地有了“大小欧阳”。这是何等值得欣喜的事呵。
欧阳通书法成就稍逊其父，但亦足傲立当时与书史。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通在母亲徐氏病故时已官至中书舍人，他居丧尽哀，时论称为有唐60年来朝官中居丧最严谨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欧阳通在武则天朝因反对武承嗣阴谋夺取储位，被武指使著名酷吏来俊臣诬陷其谋反，下在大狱中备受酷刑，却始终“无异词”，最终被害。至唐中宗即位，乃得昭雪。
怀素
唐代书法中，怀素之奇与欧阳询之正，恰如唐诗之李白与杜甫，这两位湖南出产的伟大的书法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共同体现了湖南文化的奇异特质，一正一狂，正可见出湘人文化性格之两端。怀素将中国文人心胸和骨子里对自由的向往和精神放逸意趣表现到了极致，书法线条本身摆脱了文字的日用表义功能，成为精神自由的象征。怀素因此从否定法度而创造了另一种极端的艺术法度。怀素和他千年后的知己毛泽东都以自己的狂草展现了湘人的气质、抱负、胸襟的卓然奇绝和超迈高蹈。
由否定法度而创造另一种法度的高蹈者
龚旭东
从先秦开始，历经近千年的孕育，湖南终于在中国古代文化高峰期、在初唐至盛唐的一百多年时间内，产生了两位本土的文化大家——欧阳询和怀素。这是湖南文化史上令人激动的伟大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令人瞩目的伟大现象。
欧阳询和怀素这两位湖南出产的伟大的书法艺术家，从各自的角度共同体现了湖南文化的奇异特质。他们两人最突出、最著名的艺术成就，一在正书（楷书），一在狂草；欧阳询的正书极具庙堂之气度、法度之严正，怀素的草书则极具江湖之逸气、野气、狂气，自由不羁，挥洒豪放。这一正一狂，正可见出湘人文化性格之两端。
怀素是中国书法史乃至艺术史、文化史上的异彩。欧阳询书法之“正”、他的尽现书法之“法”，固可见庙堂之端庄、雍容、和美，成为书法艺术的主流范式与楷模，怀素之狂之奇，则居然也从另一个方向成为了书法艺术的另一种主流范式与楷模。如此，则正亦奇，奇亦正，庙堂山野，殊途同归皆达于艺术妙境。更有意味的是，这两位湘人先贤从正奇两端形成的艺术张力和极至景观，竟在一千多年后的另一位湘人身上得到了承续与统一，成为这位伟人深邃悠远的精神源泉之一。
谈论怀素，总绕不开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话题。在这位居庙堂之高却酷爱怀素草书的领袖身上，庙堂的雍容大气与笔底、心中充沛的山野狂气溶为一体。怀素草书之奇，实质在于尚自由、尚气势，最能展露湘人的浪漫气质与飞扬个性。毛泽东之喜爱怀素，喜作草书，亦是其内心深处自由向往与浪漫情怀得以寄托和渲泄的重要途径。
唐代书法以法度为尚，使书法之法度达到空前并令后世望其项背而无法超越的境界，但也正是在唐代，居然产生了完全打破楷书法度，无视书法日用功能的另一个极端——狂草，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怀素将中国文人心胸和骨子里对自由的向往和精神放逸意趣表现到了极致。在怀素这里，写出来的具体字义为何，已经不再重要。书法线条本身的美，笔画趣味的美，结构韵律的美，以及这一切美的律动，都获得了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书法线条本身摆脱了文字的日用表义功能，成为精神自由的象征，成为自由的精神的本质化载体，同时又成为精神审美的对象物，笔墨线条就是精神本身。狂草寄寓的这种精神与艺术的本质化互动关系，使它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艺术中最纯粹、最具超越精神的艺术形式！怀素，也因此从否定法度而创造了另一种极端的艺术法度。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无法无天——这二者恰与狂僧怀素相契合——对法度的蔑视与冲决，正是毛泽东（以及许多干过一番事业的湘人）性格中最根本的气质特征之一。怀素和他千年后的知己毛泽东都以自己的狂草展现了湘人的气质、抱负、胸襟的卓然奇绝和超迈高蹈。
怀素以狂草否定书法的日用记录功能，使之成为一种得鱼忘荃式的精神自由的艺术象征。后世学怀素草书者多矣，但大多却又堕入怀素草书因独特艺术高度而形成的又一种范式法度之内。能得其精神实质、能像他那样真正达到自由不羁精神境界的书家，又有多少呢？
嗟夫，唐代书法中，怀素之奇与欧阳询之正，恰如唐诗之李白与杜甫，光照千秋而人莫能及也！
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上）
仕途的失意与贬谪，使无数正道直行、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文人深刻而痛苦地体味到人生的挫折、理想的失落与生存的困惑，沉痛、幽愤、哀怨、孤寂、忧患的强烈生命体验，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中极具悲剧心理和悲剧意识的篇章。湖南，千百年来，是一个以天地为磨，以无数杰出贬谪文人的心智、血泪为原料，磨出奇绝诗文的奇绝之地。唐代来湘贬谪文人群体尤为特出。
奇绝之地自生奇绝诗文
龚旭东
在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贬谪文学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并未获得足够重视的文化艺术现象。它与隐逸文学是同根两枝之果，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比隐逸文学更为重要。
自古以来，构成中国官员系统的主体来源是文人。以儒学价值和道义信仰为精神旨归的中国文人，尚忠义、重气节，每每为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和报国之志不惜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因而常有人被贬至边远蛮荒之地。当此之时，“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以及“不平则鸣”等儒学诗教就会成为这些文人的精神支柱与最大慰藉，他们通过诗文来渲泄心中的积郁，表达自己高洁不苟的情志，由此造就了中国文学中一系列卓尔不群、震烁古今的经典性作品。如屈原谪湖南，遂赋《离骚》、“九歌”、“九章”，贾谊贬长沙，仍作《（造字：左“服”，右“鸟”）鸟赋》、《吊屈原赋》。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伟大的屈原总是不断地被我们回溯和提及，仿佛无论我们走得多么远，都能够感受到他恳切、关切的注视。这是因为，伟大的屈原以自己的血泪和生命，将中国文人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咀嚼、品味、展现得如此真切、深切、热切、痛切、殷切，以至于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基底上烙下了无可磨灭的印记，成为历史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生命基因，处处显现其特质，处处激发后世人们悠远而深长的心灵共鸣。在唐代的贬谪文学中，屈原开辟的这种精神传统影响尤其强烈。
有唐一代，贬谪文学特盛。骆宾王、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王昌龄、李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刘长卿、白居易等众多诗人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湖南、两广素为僻远荒蛮之地，贬谪至此，无论从生命生存或精神处境上说，都是极凄楚惨烈的生活跌宕与精神放逐。韩愈因谏佛骨而被贬潮洲之际，深恐其地烟瘴之气，惧畏此去死而难返，因此过湘阴遇黄陵庙时，虽祠宇毁顿、殿堂颓落、外无四垣、牛羊入室，亦诚心入祠祷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终卜得“如汝志”吉卦，后得全身返朝，他夙夜怵惕，不敢忘此，遂捐私钱十万，重修黄陵庙，并作祭文求玉石刻碑以纪。以韩愈谏佛骨的敢死豪气、胆气，却畏湖广之毒瘴荒凉如此，颇可与贾谊一听说自己被贬长沙就因深畏死于其地而痛哭相比照，由此可见古时湖湘地域环境之恶劣和被贬谪者心境之悒怏惴栗。
中国文人热衷于仕途，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造就的独特文人品性。仕途中政治与官场的失意与贬谪，使无数正道直行、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文人深刻而痛苦地体味到人生的挫折、理想的失落与生存的困惑，由此带来沉痛、幽愤、哀怨、孤寂、忧患的强烈生命体验，进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中极具悲剧心理和悲剧意识的篇章，而他们在人生苦难与逆境中的人生态度、美学追求与思想言行，也给中国文学、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湖南作为主要的贬谪流放之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贬谪文学各阶段的状况与特征。贬谪文学中三个重要的高潮阶段：先秦两汉、唐、两宋，湖南都是最重要的悲剧上演之地。贬谪文人们处荒芜僻远之地，感萧索苦寞之气，品凄苦沦落之况味，寄苍凉激越之情思；流放地与流徒途中的种种景物、风习和人物激发着他们的心旌，幽深沉郁的心思亦借助种种山川景色而得以渲泄，真正是外感内应，交相激发，每每产生出情景交融、沉郁顿挫的佳作奇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刘禹锡的诸多诗篇及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皆可为其中的代表。其实，他们都无意于做一个文学家或做一个单纯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社稷，但是，人生不幸诗歌幸，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满怀理想都被绞碎成诗歌与文章的血肉末屑，在不能不倾吐、不能不喷发却又不能不自我抑制、自我咀嚼的磨血状态中转换成为千古为之咏叹不已的奇绝诗文。
——湖南，千百年来，是一个以天地为磨，以无数杰出贬谪文人的心智、血泪为原料，磨出奇绝诗文的奇绝之地。
湖南文化传统与文化性格中的坚忍卓绝、百折不挠，与历朝历代被贬谪的士人历尽艰难际遇，而心志不坠、风骨不减，当有莫大的关联。
在唐代来湘的贬谪文人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王昌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苦难际遇中饱含着回味深长的深刻启示……
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下）
真正的儒者，无论居身于庙堂之高还是孤处于江湖之远，都一样的心忧天下。柳宗元、刘禹锡虽遭一己之不幸，沉沦于下层，仍不忘心忧天下，不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者使命与责任，展示和启示了中国文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应对个人的不幸遇际，如何做到遭谗处讥、身处逆境而士心不坠、精华不衰。这也是湖南历史文化性格中坚忍、雄强、骁悍的骡子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
心忧天下士心不坠
龚旭东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多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及理想追求之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齐治平的古仁人君子之心，使一代代文人心怀天下，渴望并且自信可以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种充满道德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精神追求，使无数正直的文人秉守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人生信条，即使舍身取义，亦决不苟且。而现实生活常常是残酷的。封建时代的君与国，给仁人君子们带来的，常常是失望与无奈，遭谗罹祸简直是家常便饭，史不绝书。于是，许多文人乃将希冀建功立业的激情，转化为寄情山水的逸兴，由儒而转向释道，从大自然和文学艺术中自遣幽情，追求精神的独往与远游。从本质上说，崇佛修道、纵情山水或醉心艺文，也体现了不能兼济天下则独善己身的道德操守，是以古仁人君子修身养心之旨为底蕴的。但对于真正的儒者而言，无论居身于庙堂之高还是孤处于江湖之远，都是一样的心忧天下，这种情怀与心志，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得到了最精僻而经典的表述。而自古以来湖南的贬谪文学中，这种身遭谗祸贬黜，虽不免于伤怀悲己，但仍念念不忘心忧天下的特征，表现得特别突出而强烈。
中国贬谪文学发韧于屈原，先秦两汉之屈贾为第一个高潮期，唐代为第二个高潮期。唐代遭贬谪至湖南的，多为有胆识、富才华、重气节、守正道、勇改革、敢直谏者，他们有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慷慨气慨，有忧患生民百姓疾苦的仁厚情怀，其中的典型代表则为柳宗元、刘禹锡。
柳宗元生长于安史之乱、建中之乱的动乱年代，了解民间疾苦与百姓生活，参与永贞改革，有着鲜明的革新精神，对宦官、豪族、旧官僚等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十分坚决，因而所受打击也十分严酷。在永州期间，政治迫害，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悲愤、忧郁、痛苦的心境，加上多次无情的火灾，使他的身体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地步，但他“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永州十年，仍继续坚持斗争，并将斗争的方向转到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思想文化领域，撰写了《封建论》、《非》、《天对》、《六逆论》、《永州八记》、“九赋”、“十骚”等名作。他以清拔高迈、浑厚深致的理性精神，超越了一己一朝一时之境，对宇宙自然、思想政治、哲学人生、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思索与探求，在屈贾与宋代周敦颐、朱张理学等后世思想文化潮流之间，筑起了一座承前启后的高山。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心有灵犀地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与精神，是贾谊之后，无论遭遇、思想、志趣、品格都与屈原相似、相通、相应的第一人。可谓时隔千载，风操不偃，神魂不泯，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中重要主脉的一节，也成为湖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主流脊线。
与柳宗元相比较，刘禹锡最大的特点，在于身处逆境之中，守正不阿、慷慨昂扬、乐观向上的精神风度，他的这一特点，在整个贬谪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中都是十分突出的（大约只有苏东坡可与之比肩），不愧其好友白居易誉之“诗豪”的称呼。刘禹锡的这种精神气度，典型地体现了一种内在世界充盈浩大、积健沉雄的士人之风，体现了中国文人中虽身处艰险困苦而百折不挠的底气，这是中国文人最积极、阳光的一面，也是湖南历史文化性格中坚忍、雄强、骁悍的骡子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相对于柳宗元的孤处深思，刘禹锡达观放逸的特征与他的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在朗州发现“口谣俚音，可俪风什”，从而注意学习民歌，广泛深入地面向民间“接地气”有关。
刘柳历史故事的发生，时间虽已在盛唐之后，但乃显示了一种盛唐气象与风度。唐代的贬谪文学虽然照例不免有幽愤、抑郁、悲苦、凄恻之气，但更有坚忍、从容、奇倔、精警、讽托深远、激越昂扬的内在精神。而到贬谪文学的第三个高潮期宋代，从整体上而言，已是更多地转向纵情山水、廓然忘机、远离浊世、游心自然的意境与心境，儒者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与浩然之气更多地让位于士大夫式的情趣意态或亡国之忧，已非唐代贬谪文学正大雄健的气派与风度。
柳宗元、刘禹锡虽然都有寄情山水的时候，但他们都真正继承了屈原的精神传统，以真正的儒者风范，虽遭一己之不幸，沉沦于下层，亦不忘心忧天下，不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儒者使命与责任。他们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和行为风范，展示和启示了中国文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应对个人的不幸遇际，如何做到遭谗处讥、身处逆境而士心不坠、精华不衰。
南岳怀让与南禅
南岳，使湖南这块蛮荒之地成为禅学开拓发展的重要根据地，也首次使湖南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关键性变革的策源地。禅宗的南禅是最富有叛逆精神、创新精神的。这种强烈的革命意识似乎天然地容易产生在南方，在湖南。唐代的湖南，唐代的南岳。南岳之为大岳，非独其为南方之大山高岭，实乃其为文化变革、创新与建设之大岳。
可骄傲的南岳可亲近的禅
龚旭东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湖南有几次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关键性贡献：屈原在湘沅之间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原创性的开拓；南岳的禅宗衍生出“一花五叶”，使佛教中国化真正完成，并成为后世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宋时湖湘学派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奠基；曾国藩与湘军之平定天下并对后来的中国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陈宝琛在湖南推广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并带动全国走向近代之变革。
正是南岳，使湖南这块蛮荒之地作为禅学开拓发展的重要根据地，也首次使湖南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关键性变革的策源地。
在中国佛教中，禅宗的南禅是最富有叛逆精神、创新精神的。这种强烈的革命意识似乎天然地容易产生在南方，在湖南——
六祖慧能最初是个不识字的舂米工，而且还是个被人瞧不上眼的岭南少数民族“蛮子”。偏偏是他，在与饱学高僧神秀的禅学PK中胜出，获得了五祖所传的衣钵。慧能在岭南山区流浪隐居15年才落发为僧，开坛讲学，又派怀让、青原等弟子到湖南、江西进行“战略开拓”，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学理论与修行方法是充满着革命魅力的划时代建树，不但征服了当时的社会，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怀让继承慧能的革命精神，在南岳磨镜台大展宏图，极大地发扬、推广了六祖慧能的禅风精神，他广聚僧众，收纳流民，在南岳弘法院开坛传法，院内外挤满听众，他不建大寺，不造偶像，让僧众们各自搭建草屋，开荒劳动，在自食其力的同时从中悟道……很有点创办革命根据地的味道。
怀让精心培养了十年的嫡传弟子马祖道一和精心点拨、扶助的石头希迁（既为师弟又是师侄）进一步发扬了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使南禅的星星之火真正燎原起来了。
由六祖慧能奠定，由怀让及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等许多禅师发扬光大的中国南禅，是对印度禅以及当时势力强大的禅宗北宗的彻底反叛与超越。南禅以生动活泼的生活方式悟道，将劳作与参禅相结合，吃饭拉屎、担水劈柴皆为妙道，彻底打破了印度佛教诵经打坐、沉思默想乃至过午不食等清规戒律，不重形仪事相，甚至超佛越祖，以活泼的生活口语颠覆深奥难解的经书术语，平常质朴地启发人们感悟自身的佛性德行，在红尘中看穿红尘，在名利中不计名利，在生死中勘破生死。理解此义，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也就是“平常心是道”。
在气象恢宏的唐代，中国的蛮荒南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爆发的这场思想文化大革命，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与创新变革精神，成为中国历史上关于生活、思想、文化、道德的广泛社会实践运动，它如此惊心动魄，却又如此自然率性，充满着欢喜愉悦、温暖而灵动的气息。
唐代的湖南，唐代的南岳，在这场思想文化大革命和社会实践运动中，以主力军和先锋队的雄强姿态，凭借中心根据地的地理优势，以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凌厉风格，打造了中国佛教和中国历史文化革命性的时代转折。这种壮丽景观的再次展现，已经要等到千百年后的20世纪了。
在禅者看来，佛即我即世界，世界与我与佛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禅中有对人自身最本真的发现与领悟，有对人自身最热烈的肯定与赞美。因此，禅不追求彼岸的佛，但求当下“自渡”，参透“我”的本来面目，证见“我”的价值与意义，“佛”因此而在每一个悟禅得道者身上永生。
然而，对“我即佛”的过度强调和“我”的极度夸张，必然导致自我的膨胀进而走向其反面。南禅至宋而趋于正统化、模式化、文人化，最终一味讲求举话头、打机锋、参公案，终于在否定之后走向了否定之否定，渐渐趋于消寂，与也在不断中国化却更加质朴易行、受到信众欢迎的净土宗相融合，净禅合一；但同时，禅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又被摄入儒释道合一的宋明理学之中，融化到人文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血肉皮骨。
——这种由革命而至消融的结果，是很令人深思的。
对于被现代工业与海量信息不断异化、渐渐迷失自我的当代人而言，凝结着中国智慧最高结晶的禅，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与借鉴价值。因为，禅的本质，就是要开启自在、本真而富有创造性、开放性、超越性的“人”，就是要还原富有丰富人性的“人”。
明了这一切，我们应该以我们拥有南岳而骄傲。
南岳之为大岳，非独其为南方之大山高岭，实乃其为文化变革、创新与建设之大岳也。
可骄傲的南岳可亲近的禅。
第一篇：巍巍南岳悠悠禅心
龚旭东
一、天籁之声的参悟
南岳衡山是天下胜地之一，而每至南岳，我都要来到我最钟爱之地磨镜台，在“六朝古刹、七祖道场”的福严寺山门前静坐。那里，有参天的古银杏、古松和古枫，每当我坐在那里，聆听起伏的林涛，让那阵阵林涛荡涤我的心灵，不论它们是长吟絮语或是呼啸奔涌，我都会觉得自己无比清净、空明、沉着。这里，仿佛有一种凝聚着自然、历史与文化精华的气场，让我每一次来这里，都有久别后回归家园般的无限欢欣，有一种无比愉悦的亲切感，它让我常常没来由地向往着再一次回到那里，去静静地坐一坐，再坐一坐。
7月14日，凌晨五点，天色微明之际，我又来到这里伫立、静坐。我知道我必须来这里。
昨夜，久未下雨的南岳下了一场大雨，雷鸣电闪，但我在福严寺中甜香的睡梦里居然丝毫未觉。微明的雾气中，福严寺山门前的古林里没有一丝风，没有每次都让我沉醉而久久不忍离去的松涛，只有留在古树枝叶上的雨点从高高的树上不断滴落在草丛里的声音，不是松涛，胜似松涛，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天籁之声——这是这古刹古林给我的另一种启示么？
声声不断的雨滴，如古琴的轻叩细吟，散淡无心而韵味绵长，汇成一片悠然不绝的清致。忽然，几只不知名的鸟雀飞来，在林间轻盈地腾挪着婉转呢喃不已，其声温柔而不沉溺，欢喜而不喧闹，无意无心地与林间雨滴的旋律相应和、相契合，构成一曲清丽静远的大自然协奏曲，在我耳际心中迴响，山下茫茫的云海，山谷间奔泻的云瀑，晨光中古寺的檐角、寺前的古林、寺壁上镌刻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泛着微微的金色，山前结满柏子的柏子树默默无语……这一切，让我沉浸在天地交融、浑然一体的意境之中。
我知道我必须来这里。在这里，我又一次获得了悠远而亲切的启示与感悟。
二、一花五叶尽出南岳
观音菩萨是最深入人心、最受人们敬仰礼拜的佛教神祗。然而在魏晋时代的佛教艺术中，观音菩萨不尽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千手观音、净瓶杨柳观音、送子观音等女性形象，那时的观音多保持着印度佛教中西方三圣之一的男相原貌。观音菩萨由印度佛教中的男性相貌转化为庄重肃穆、典雅柔美的女性形象，是宗教文化传播学乃至大众心理学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它也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是如何中土化的。佛教本土化过程的完成，是在唐代，是在唐代中国的南方，是在南方的南岳衡山。正是在这里，南岳怀让、希迁等禅师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精神发扬光大，终于生长出"一花五叶"的瑰丽文化景观，创造性地使佛教从一种外来文化转化成为中国本土的文化潮流，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思想、美学源泉，影响后世甚巨。
这是历史上湖南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几个关键枢纽之一。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经说：“谈中国的佛教离不开禅宗，谈禅宗离不开南禅，谈南禅离不开南岳，南岳是出祖师的地方。”
因此，南岳磨镜台，是"根与源"系列文化报道不能不重视的地方，是我们不能不来的胜地。
南岳福严寺座落在磨镜台掷钵峰下，寺院山门古树掩映，三棵千年古银杏皆数人方能合围，寺门对联为"六朝古刹，七祖道场"，入得山门，知客厅两旁石柱上有一副楹联："福严为南山第一古刹，般若是老祖不二法门。"都道出了福严寺在南岳佛教寺庙中的地位和历史特征。寺中说法堂上悬有一金匾，上书"五叶流芳"四字。怀让温厚善诱，座下六大弟子各有所成，而他磨镜启示道一的故事，作为最能体现禅学精神的开示，影响极为深远。
怀让的大弟子马祖道一开拓进取，受怀让之命至福建、江西弘法，取得巨大成就，人称"马驹踏杀天下人"。他发扬怀让的禅风传统，有意识地组织僧众学法、劳动，他的主要弟子百丈怀海进一步制定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生活上不依赖他人供养，参禅与劳动互相结合、渗透的农禅体系，在中国历史和禅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道一开创的洪州禅，衍生出沩仰、临济两宗。
南岳禅宗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希迁虽不是怀让的嫡传弟子，但受怀让的启迪、扶持甚多。希迁和尚初从慧能六祖学习，六祖去世后赴江西从师兄青原行思学法，后来南岳师兄怀让送信时受到他的启迪，遂来南岳在弘法院外结草庵而居，对怀让执弟子礼听法，并曾任般若寺首座开示说法。后在怀让等大师极力推荐下敕住南台寺，结庵于寺南石台上，人称石头希迁。希迁在南岳弘法近50年，开创的石头宗衍化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与马祖道一的洪州宗并驾并驱，成为南禅的两大主流。
由慧能六祖发端，在七祖南岳怀让启迪扶助下产生出的禅宗两系共五宗，佛教史上称为"一花五叶"。五叶都源出南岳，其中尤以临济、曹洞宗最盛，由此可见作为禅宗著名传法圣地的福严寺及怀让大师的崇高地位及重要性。
三、南岳禅风圆融无际
从福严寺山门前的古林里听罢古树雨滴的天籁，转至山墙旁将胡六皆先生手书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诵读一过，天已放亮。遂带同事们来到磨镜台怀让当年开坛讲法的传法院对面参拜怀让墓。墓前有唐代宰相裴休亲笔手写“最胜轮塔”。走上台阶，一抹曙光恰好投在了目前，让我心中一肃，随即从心底升起一股暖意。这，正是我读史传中怀让禅师开示时曾有过的感受。历经了千年风雨的墓碑在山林的静谧中默默无语，而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与喜悦。
从一旁的小径登上掷钵峰，俯瞰福严寺的全景。这里少有人来，其实却是少有的观景佳处。雨后的南岳，处处云烟升腾，山下一片云海，天柱峰南一道云瀑顺着山谷奔泻而下，不远处的南台寺金刚舍利塔在云烟缭绕中静穆庄严，亦如一幅水墨山水图，令人叹为观止。而山峰下，福严寺静卧于林间，一派从容风姿，如禅者独处，不张扬却自持、自洽、自若。
由于种种原因，刚刚担任南岳佛教协会会长的福严寺住持大岳法师和原南台寺住持宝昙法师十分遗憾地没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上南岳之前，我们在祝圣寺采访了刚刚卸任的前南岳佛教协会会长惟正法师。祝圣寺位于南岳镇南岳大庙旁东街，为唐代建寺的净土宗名寺，是南岳五大丛林之一，也是南岳佛教协会所在地。这里的罗汉堂有十分杰出的五百罗汉石刻，寺后有历代高僧舍利塔林，颇具清净肃穆之气，处之可以使人荡却尘心、思入超迈，是我每来南岳必参之地。已八十高龄的老法师精神矍烁，思维清晰，尽管他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做事的和尚，在佛学上造诣不高，但在我们谈话和探讨的过程中，提及相关史实与公案时却是如数家珍。与老法师谈话非常愉快，我们谈禅宗公案，谈禅宗与净土宗、谈戒、定、慧的关系，老法师特别称赞马祖道一及其弟子百丈怀海建立的农禅并重的传统，认为它为解决中国佛教的生存、生计问题走出了一条很好的道路。谈话中他不断自谦：“我没有什么学问，只是个做事的和尚。”其实却见识弘通，难得的是语言中常带幽默甚至自嘲，令我心中敬佩赞叹不已。
这种生动活泼圆融无际的作风，大约正是南岳禅风意境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而在我曾承沐过的一诚大师、星云大师身上，也都有这种风范。由此可见，无论曾是那宗那派，禅的精神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修养血液，滋养着、滋润着一切后来者。禅的所谓第三境“万里长空，一朝风月”，大约就是这样的吧。
第二篇：什么是禅？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却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写这一期稿子很艰难，事实上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恐怕很难交出让大家满意的考卷。但还是要试一试。先讲几个故事吧。
故事1、拈花微笑
相传在一次灵山法会上，尸弃天王献给佛祖释迦牟尼一枝金色的莲花，请他说法惠济众生。佛祖一反平日侃侃说法的方式，一言不发拈起花来展示给众人看，满座弟子中独有佛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突然似有所悟，微笑了一下。于是佛祖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我将这种获得佛性的奥秘法门传授给迦叶。禅宗由此产生……
千百年来，一提起禅宗就让人想起拈花微笑、一苇渡江、九年面壁、慧可断臂、作偈呈心等一系列传奇性很强的故事与公案，这些故事包括禅宗祖师的谱系，多是后人为证明禅宗渊源的纯正不凡而编造附会、伪托创作出来的神话，未必是历史事实，不过许多故事本身蕴藏着深刻的禅学精神旨趣，对佛教禅学及文学艺术审美产生了巨大影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传统和资源。
故事2、作偈呈心
禅宗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法师寺中碓房里舂米。弘忍要求各僧作一篇偈语，将自己修学悟道的心得写出来，从中选择第六代祖师传授衣钵。学问道行冠盖全寺的神秀在墙壁上写了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舂米的慧能偶然听一个童子唱这首偈诗，知道还没见到佛性，便请人也在壁上写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存尘埃。"弘忍便在深夜为慧能传授衣钵，为了不让慧能招嫉遇害，连夜送他下山，命他向南方躲避。慧能藏在猎人中在南方山区流浪隐居、躲避追杀15年，后在广州法性寺落发为僧，住持曹溪宝林寺。神秀则成为江北禅宗一代高僧。佛教禅宗南宗慧能、北宗神秀，后称"南能北秀"。
慧能是禅宗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禅师，记载他言行事迹的《坛经》则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也是中国古典思想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故事3、怀让磨镜
唐开元年间，有个信仰北宗的和尚叫道一来到南岳，终日坐禅修行，怀让知道他有慧根，便问："你这样枯坐参禅，图个什么？"道一回答："图作佛。"怀让便拾起一块砖在庵前石上磨起来。道一问："你磨砖作什么？"怀让答："做镜子。"道一说："砖头怎么可能磨成镜呢？"怀让说："牛拉车，如果车不动，你该打车呢还是该打牛呢？"道一无法回答。怀让说："坐或卧都不等于禅，佛没有一定的形相，你又如何去坐禅作佛呢？你若坐佛，就是杀佛。禅是排除了一切分别，没有对立的自然生活状态，是以平等无差别之心体悟佛性的法门，佛性遍及一切事物，一花一草皆具佛性，所以走路坐卧，运水搬柴都是禅，如果过于执着呆坐的皮相，就无法达到禅的境界。"道一闻此，如醍醐灌顶，顿然得悟。在怀让十年的栽培启迪下，道一成为南禅的重要发扬光大者，他下南岳去江西开宗立派，所传弟子都是南宗巨匠，各为一方领袖。磨镜台、福严寺成为天下共仰的禅宗“祖源”。
故事4、李翱问禅
李翱非常向往石头希迁弟子惟严禅师的德行，任朗州（常德）刺史时去拜见惟严禅师，并问禅师什么是道。惟严禅师用手指指天，又指指地，然后问他：“理会了吗？”李翱摇摇头说：“没有理会。”这时，突然一道阳光射了下来，正照见瓶中的净水，李翱顿有所悟，不禁随口念了一偈：“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云在天空，水在瓶中，都是事物的本来面貌，你只要领会事物的本质、悟见自己本来面目，也就明白什么是道了。而瓶中之水，犹如人的心一样，只要保持清净不染，心就像水一样清澈，不论装在什么瓶中，都能随方就圆，能刚能柔，能大能小，就像青天的白云一样自由自在。
南禅的基本精神
许多人将达摩当作中国禅宗的创始祖师，其实这只是后人为标举禅宗"根正苗红"而创造的美丽神话。至少早在达摩到达中国之前400年的汉恒帝二年（148），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就已经将"禅"介绍到中国来了。翻译梵文Dhyāna的"禅"取自《庄子.寓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禅宗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几位人物慧皎、道生、僧肇、牛头法融等，都对《庄子》独有会心。禅的发展，恰恰是来自中国本土的老庄思想因素不断渗入其中，生长发育，最终结出了完全中国化的禅宗这一文化硕果。
从印度禅到中国禅，正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逐步转化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禅从一种修行的方法(瑜珈式的入定入静或达摩式的面壁观心)，逐步转化成为一种精神意境，一种超越心物的智慧之道。从佛教“戒定慧”的关系上说，印度禅持“戒”，北禅重“定”，南禅则求“慧”。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认为："世界"即是"我"即是"佛"，人的本质存在与宇宙自然的存在浑然一体，一切都是现成的、圆满的，饥来吃饭，困来睡觉，一切任其自然，不需要增加或减少什么，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污染"它。悟到了这一道理、这种意境，就能去除物我分别，获得最高的精神解脱和自由，获得心灵的宁静和愉悦。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这种禅的体验而"见性成佛"。只是这种禅体验必须自己亲身经历，他人无法替代，这种意境也无法用语言文字来传达，相反，语言文字常常会遮蔽事物的本质，成为对佛性的一种"污染"，因此禅宗强调"不立文字"，通过语言或行动去打破语言对禅的遮蔽，以任其自然的方式让人体会"平常心是道"："劈柴担水，无非妙道；举手投足，皆在道场。"
由于南禅自然洒脱、本真随心、注重自我内心解放与超越，其渊源中蕴含着庄老哲学的本土思想文化传统，具有思想文化上的亲和性与亲切感，较易为中国僧众理解、体悟，加上禅宗认为"世界"即"我"即"佛"，一切现成圆满，能按事实的本来面目理解它、感悟它就是解脱与超越，无须自我束缚，所以反对坐禅读经、持戒礼佛，在生活与劳动中悟道，修行方法简易方便，因此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贴近生活的通俗法门，容易获得广大僧众的共鸣，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不因它雅而深奥敬而远之，士人官绅也不因其俗而简洁不屑一顾，加上安史之乱等社会因素，北禅遭受很大打击，在官宦士人的支持下，南方禅日益强大，终于成为当时佛教中的一股主流。
周敦颐
周敦颐不仅是湖南第一位本土哲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他最先举起了新儒学继往开来的大旗，敞开胸襟，熔铸儒释道三家之精华，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又是湖南人，冲在了历史的最前列！
莲香悠远的湖湘本土文化第一哲人
龚旭东
中国儒学于先秦方兴之际，实与诸子百家并肩同起，并非唯我独尊，唯此独大的官方显学，由《论语》等典籍中可见，孔夫子是个血肉丰满、人性充盈、可敬可爱或许还有点可笑的老头儿，洋溢着练达的人情味、机敏灵动的勃勃生机，充满富有人生智慧、精神追求与理想持守的人文色彩。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开始了民族文化中的造神运动，儒学开始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原始儒学中诗意的感性光辉开始被别有用心地抽取、过滤掉，变得越来越正襟危坐和实用化，同时也越来越萎靡不振。此后接连不断的战乱，道、佛二教的兴起等，构成了对儒学的极大挑战，儒释道三家明争暗斗不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独占统治地位。如何应对挑战，重新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中的主流地位，成为从汉末至北宋的漫长时期里儒者们的重要课题。有唐一代，儒学开始重新聚集力量力求有所突破，韩愈排斥佛老，李翱亲近禅宗，柳宗元统合、调和儒释道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但由于李唐统治者喜好、提倡佛老，更由于没有能够在更恢宏宽广的视野中广纳思想资源，构筑起儒学复兴的坚实基础，唐代儒学复兴的萌动远远没有佛教禅宗的革命那样轰轰然然，风起云涌。
儒学的真正复兴，新儒学对旧局面的根本突破，是在宋代。
是宋代湖南思想家周敦颐，最先举起了新儒学继往开来的大旗，敞开胸襟，熔铸儒释道三家之精华，为新儒学在思想文化、哲学政治领域开疆辟土、攻城略地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湖南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又是湖南人，冲在了历史的最前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少对宇宙万物进行屈原“天问”式的终极追索，中国人终极思考的基点总是落在社会政治与道德人伦关系上。儒学在释道二家（特别是佛教）的冲击下，在漫长的发展中已渐渐耗尽自身的资源活性，突破困境与自我超越需要开放的创新精神和变革意识。在佛道二家都已获得极大发展的重要关头，周敦颐以天才的哲人之思，通天彻地，融古铸今，究天人之际，广涉佛老之学而不失儒学之本，开启了重新反省汉代以来儒学与中国文化发展流变、整合儒释道、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儒学之门，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
周敦颐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然而长期困于州县之吏的地位，游离于国家核心政治之外，内圣（修己身）与外王（济天下）不可兼得，于是他便寄情山水之中，出入佛老之间，致力于安身立命之道与儒者内圣之学的研究。他的学问表面上并非经世致用之学，实质上却揭示了经世致用之道的内在底蕴和正途。他援道入儒，以儒解道，通过构筑内在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使儒学者达到充盈和美的精神境界，从而可以在建功立业的外王事业中获得充沛的内在动力；他从《周易》之学中汲取思想资源与思想活力，贯通了天道与性命间终极性命题的关系，提出了系统的宇宙构成体系。由此，周敦颐使儒学以开放的姿态进行自我升级，实行了儒学复兴的理论升华与哲学突破，使汉魏肇始、唐代达于兴盛的儒释道思想文化大交锋、大交集、大交融，最终汇聚到以儒学为本、佛道辅之的相对和谐共存的新境地，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充满了《老子》式的智慧之想和哲人之思，但他绝非后来许多走火入魔的道学酸儒那样庄肃严刻、呆板枯燥、面目可憎，相反，其人其思其言其行“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有一种正大而沛然、理性而诗意的气质与精神，这正是其内圣之学达到天人浑一境界的自然体现。因此，周敦颐的哲人之思是充满勃勃生机和审美情趣的。例如，他的诗：“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前头。”（《读易象》）“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题门扉》）皆有超然物外、浩然自得之旨趣，涵泳体察，贯通天人，不着痕迹，与他后来的接班人和光大者朱熹那首著名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相比较，高下立判——朱子诗中洋溢着浓烈的理趣，而周子已至主客圆融无别的境界。
今人提及周敦颐，多是因为他的《爱莲说》——这是他的精神散发出的千古不磨的悠远莲香。但我们更不该忘记，湖湘本土文化的真正建立是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的，而湖湘学派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周敦颐留给后世的，决不仅仅是一篇《爱莲说》。他的人格精神与至情至性（他真正体现了君子修身的至高意境），他经世致用的修为功力（官声卓著，令百姓与士绅长久怀想），他思想文化上的开拓创新、兼容并蓄意识，他的带有浓厚诗意的感性气质与理性光辉……都达到了君子入圣的境界，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的发展。
周敦颐不仅是湖南第一位本土哲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
他是一枝散发着幽香的青莲，具君子之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静植，香远益清……
南宋湖湘学派核心人物
胡氏父子与张栻均非湘人，而于湖南文化传统及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莫大贡献，可知思想文化之发展必有待于广纳博取与广泛的交流，囿于一时一地一己的狭小眼界之内，是很难有所发展、有所变革、有所进步的——这是整个湖南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所时时启示、特别鲜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规律。伸展开来的一点感慨，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几句闲话。
湖湘学派形成过程的启示
龚旭东
宋代周敦颐开创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发扬的，张栻等最终确立的湖湘学派，标志着湖南本土文化的真正鼎立。今人常将湖湘文化与湖湘学派混为一谈，其实“湖湘文化”之称甚为晚出，众说纷纭，其内涵外延尚不甚明晰，反不如直称湖南文化或湖南本土文化，故我于行文中一般皆慎用此词语，正有俟于贤者明辨之。
自先秦以来，湖南即是著名的南蛮之地与流放之地，因贬谪、流浪、官职等来湖南的文化人士在唐代形成了一个入湘的高峰期，这同时给湖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播与文明开化。而唐代佛教兴盛，湖南作为禅宗的大本营之一，也开始形成对周边地区的文化输出（如马祖道一）和文化交流（如李泌、柳宗元、刘禹锡、李翱、元结等与佛道人士的交流），这一切，为湖南本土文化在宋代生成和形成体系奠定了基础。宋代重文治，湖南读书士子增多，又因战争涌入大批北方移民，湖南因而逐渐开化，不复为往时的蛮荒之地了。这一点，由胡安国父子及张栻办学而湖湘弟子志学求道者趋从甚众，即可为明证。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南宋时湖南有书院51所，广布近30个县。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达千人之多，以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成为当时天下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黄宗羲《宋元学案》亦认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当时学子甚至"不得卒业湖湘为恨"，就如今日之大学生没能上清华北大一般遗憾。这种文化教育的盛况，是很耐人深思的。
湖湘学派的形成过程，很具启示意义。
"上承孔孟，下启二程"的周敦颐作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通过阐释《周易》、广涉释道等，吸纳古代和当代的各种思想资源，为儒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与创造活力，其思想既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精神，又颇具开阔、活泼、"借力打力"式的湖湘智慧，体现了开拓创新、经世致用、趋时更新的通变精神。
周敦颐之学传二程兄弟，胡安国为二程再传弟子。胡氏父子并非湘人，却确立和发展了宋代湘学的学理基础，培养教育了几代湘人弟子，形成蔚为大观的湖湘学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和此后湖南的士风与社会风习。
胡氏之学传于张栻。张栻亦非湘人，问学于湘潭隐山，最终光大湖湘学派于长沙岳麓书院。难得的是，以其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之盛况与隆誉，他却能请自己的朋友也是学术论敌朱熹来讲学。朱张会讲既成为湘学与闽学两大思想流派交锋、交流的重要契机，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湘学的开放精神与兼容并蓄气度。
胡氏父子与张栻均非湘人，而于湖南文化传统及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莫大贡献，可知思想文化之发展必有待于广纳博取与广泛的交流，囿于一时一地一己的狭小眼界之内，是很难有所发展、有所变革、有所进步的——这是整个湖南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所时时启示、特别鲜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规律。
可惜，今天许多人知道朱张会讲，却毫不知晓胡安国父子（其实人们对张栻的了解也很有限），这种情形不仅仅表现于这段历史。有太多不该忘记的人和史，已经被人们弃入忘川。而在我们的血脉里，至今还有他们留下的文化基因；他们留下的文化传统，至今还在滋养和润泽着我们……
历史，是永远不应该、也不能够遗忘的。尽管，历史常常是苍凉甚至悲凉的。但在品味这苍凉或悲凉的过程里，我们会真正感受到思想的激烈与奔放、血性的张扬与不羁、文化的蕴藉与厚重；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会被激活并迸发出理想与道义之光，消解一己的阴暗与自私，获得自我的净化与升华；我们会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感受到文化传统与人性的魅力——那是时间与一切人为的抑制所无法消解和消灭的。
——这，也正是我们要做"根与源"系列文化报道的重要初衷之一。我们试图掀开历史的一角，让大家能够以史为鉴而反视自我，反思当下。
我们的记者在三湘四水奔波采访的过程中，常常十分痛切地感受到一种现实的文化的悲凉。许许多多重要而珍贵的文化遗存正在遭受荒芜、漠视、不屑乃至被厌弃的境遇。许多文化遗存看上去似乎正在被人“重视”并“开发利用”，实质上却更增添了深深的悲剧性和悲凉感，因为它们仅仅是被利用来获取现实经济利益的卑微的工具，而面对它们，人们应该有、必须有发自内心的对我们文化的尊重，对我们文化传统的珍视、爱护乃至敬畏，但这些，在许多人那里却已经十分淡薄，在许多人心中甚至已经消失殆尽、荡然无存。许多地方翻新古文化遗迹、或重造新的假古董，常常惨不忍睹，极其愚蠢、粗暴，却自以为聪明、光鲜，其行为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极大破坏。随手举例，比如，在岳麓书院已有赫曦台并已融入书院结构的情形下，著名历史名山岳麓山上真有必要建一个占地面积达5千5百多平方、主体通高7层47米多的所谓“赫曦台”吗？
文革已经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遗产毁过一次了，我们要防止有人以另一种看似理直气壮的方式再毁一次（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总在不断地发生着）。因此在采访中，我们更加感动于并深深地感谢那些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地守护文化的工作者和草根百姓们（本期的刘德钦、廖保葵、周剑武祖孙三代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身上，有着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质朴品质——对文化的由衷敬重、对传统的真心敬畏，与坚贞持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