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敢叫忽必烈行汉法无边无垠的麦苗在冬日的艳阳下泛着盎然的绿色，几只羊悠闲地漫步其间，时而低头啃青，时而抬头望云。
枯树后的村庄静谧地陈列在郑州——焦作高速公路的两旁，农夫与村姑的身影不时闪现在汽车窗外，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悠然自得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
这不只是郑州与焦作间的风景，在整个黄淮海大平原这片华夏文明的腹地上，麦子绿了黄、黄了绿，高粱绿了红、红了绿，年复一年，耕读传家的乡村生活，不但是历朝历代稳定的财富基石，更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系。
但是，在13世纪，当只知战争掠夺是财富积累唯一途径的蒙古人征服了中原王朝后，自古至今少有变化的中国农耕文明遭遇到一场生死劫：他们携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颠覆方式，把养人的耕地变为养马的草原，然后用更多的战马发动更多的战争、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女人。
祥和而稳定的农耕文化被颠覆着，中华文明的生死存续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成吉思汗是伟大的，他率先西征而后在积聚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后才直指中原，他的这一战略抉择无疑是英明的，不然的话，蒙古人也会和先前染指中原的其他草原民族一样，很难统一中国。”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说，“先西征的战略选择让定都北京后的蒙元政府几乎成为一个‘联合国’，忽必烈必须考虑各色人等的利益之争，而最后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地位又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下，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与文明本就很困难，再加上那时的中国只是大蒙元版图的一部分，位居高位的色目人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并实施回回法统治中国，那时汉法的实施困难可想而知。”
不用汉法统治中国，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将难以为继。时至今日，我们在为中华文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而自豪的时候，最不该忘记一个人，那就是许衡。
许衡高举孔子、朱子（朱熹）的儒家与理学大旗，对忽必烈说：你虽贵为蒙古大汗，但来到中国就必须当皇帝——必行汉法，不然的话，你这大汗怎么来的，还得怎么走，再回到你那大草原上。
面对许衡的这一命题，忽必烈是痛苦的——他实施汉法，整个蒙元帝国就可能崩溃，自己也会失掉大汗的名分；他不实施汉法，就可能失掉中国，当不成中国的皇帝。
许衡的痛苦一点也不会比忽必烈小，甚至更加强烈——不实施汉法，中国将不再是他心中可爱的中国；实施汉法，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又是那么强大和愚顽。
痛苦的忽必烈与痛苦的许衡都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忽必烈不想失去许衡这样如魏徵般的治国栋梁，许衡不想失去力荐忽必烈实施汉法的机会——忽必烈五诏许衡就任高官，许衡五次应诏赴任却随即因各种原因并以各种理由辞官回归他的老家焦作教书种田。
在“五诏五辞”中，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一步步走上实施汉法的道路，中华文明也一步步走出危机深重的险恶之境。“也因此，忽必烈被称为蒙元两位大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是成吉思汗），许衡成为中国13世纪，也就是元朝那个时代无人可以比肩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元代，他就被皇帝下诏从祀孔庙，这可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呀！”李治安说。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孔庙“分一杯羹”的人，鲜矣！
但许衡，这位被尊称许子，其祠堂与墓地匾额上书写着“元朝一人”、“朱子后一人”的一代通儒，如今却被健忘的我们忘却着……
【抗万钧之势道统得续】
2004年10月4日一早，两位老太太把许衡墓园前那1000多平方米的广场变成了厮打的“战场”。
原因简单而神圣——当天早晨，到底该谁打开许衡墓园的大门。
许衡墓园位于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这儿世代聚居着许衡的后代，而今有1000多人。
“在我记事的时候，600多亩的许衡墓园满是两个人不能合抱的柏树，有1万多株，遮天蔽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被伐掉卖了。”70多岁的许昭虎是李封村人、许衡的第23代孙，提起许衡，他很骄傲，但说着说着，不好意思的神情爬满一脸，“啥事都说‘文化大革命’时干的，也不对，其实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树都开始被毁坏了。”
当然，被毁的不只是墓园的柏树，只是柏树能换钱，许昭虎老人感到罪孽更不能饶恕——许衡的儿子许师可似有预感，就是他那植木为林以壮先父神灵栖息的柏树，在长大成材后会横遭砍伐，因此他泣血书碑，告诫许家子孙必须敬承尊祖事神之道，就是贫乏困顿，遭遇凶荒，也不能“斩伐丘木”，“有违教令者，非许氏子孙”。
1281年，许衡在死前安排后事时对儿子说：“我这一辈子都被世间的虚名所累压，死后不要立什么碑，就刻块‘许衡之墓’的石头，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地方，就足够了。”
儿子基本上遵照许衡的遗言安排了后事，只立了个一人来高的石碑，正面书“大元故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许公墓”，碑阴刻有“莹域之图”，并标记“东西横直三百九步”、“南北纵直二百八十步”，且有树木图案。“莹域之图”下有许衡长子许师可的“泣血拜书”，但只谈家事与祭祀——“瞻坟地三百亩，令宗子世守之，以供岁时拜扫之用……不可辄行分析典卖”等，只字未言许衡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
对于许衡的临终遗言，儿子照办忽必烈却不答应。当年忽必烈就下诏赐许衡墓田一百三十亩，敕建牌坊一座，享堂三间。
如今，立于许衡墓前的“元儒许文正公碑”，高2.2米，显然是许师可之后所立，此时许衡已被谥号“文正”。而被谥号“文正”者，宋、元时代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等为数极少的大儒——时人评价许衡时说：“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德大矣。”
至元代仁宗时代，许衡被下诏从祀孔子庙廷，其礼遇之隆有元一代鲜有所逾；而到了元代的亡国之君顺帝时，又敕命国子祭酒，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文学家欧阳玄为许衡撰写高约3米的神道碑立于许衡墓前，洋洋5000余言，称许衡“抗万钧之势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无毁”，且把许衡与忽必烈并列，称忽必烈是“不世出之君”，许衡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所以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者，万世犹一日也”！
有元一代，许衡可谓享尽哀荣。
其实，这一哀荣是他在忽必烈时代倡导“必行汉法”的至高荣誉。
也正是在对许衡不断的加封中，有元一代逐步接受汉法——中原历代王朝积累的治国经验及完备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制度，中华民族走出蒙元一代道统行将中殂的危机。
【忽必烈五请许衡出山】
10月4日，为争着给许衡墓园开门，两位老太太打作一团，不是没有理由的。
许衡被历史埋没得太深了。明代朱元璋承接正统后，许衡这个为蒙元“服务”的儒士似乎成了没有气节的“贰臣”，清代乾隆皇帝虽然遣户部右侍郎致祭许衡，称他“早负过人之目”，但汉族知识分子还是认为这个外族皇帝“别有用心”。
解放后，在“破四旧”的冲击下，昔日庄严肃穆的许衡墓园也不再如明清两代一样虽不加修葺，还能存在着——甚至连欧阳玄为许衡写的神道碑，都被砸为碎片——而在元代，得欧阳玄的片言只字都是重宝：“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
“文化大革命”过后，许衡墓园剩下的只是一丘黄土。
2000年，这丘黄土被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河南省文物局与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政府投资200万元重新修建许衡墓园——建堂修亭、植柏围墙，辟广场1000多平方米，立山门以庄严许园。如今，许衡墓园正在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重修许园的过程中，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埋于地下的许衡神道碑残片，但不能复原，如今8块残片只好静静地躺在许衡墓冢的东南。而在1962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赵世纲先生曾对许衡墓做过调查，其纪录是神道碑“碑行四面刻文，上有蛟龙，下有龟座，碑文清晰，保存完好”。
神道碑没有留下拓片、照片资料。完整的神道碑碑文只能到欧阳玄的著作《圭斋集》等中去寻找。
“墓室没有遭到破坏。”许昭虎对记者说。
渡尽劫波许衡在，而今政府投资重修许衡墓园，两位老太太争着为祖先开门，争的其实是一种荣光。且10月4日这一天非同寻常，不但是新修的许衡墓园首次开门迎宾，且宾客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元史专家——这一天是“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开幕的日子。
“说许衡是‘朱子后一人’是恰如其分的。”李治安教授指着许衡墓园的匾额对记者说，“许衡倡鸣程朱理学，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蒙元野蛮的武力征服相抗衡，最大限度地减轻了落后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朝代更迭给社会造成的大动荡，他无愧于元代第一号的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历史地位。许衡在华夷问题上很开明，他‘五进五退’，迂腐地看，是说他没有气节。如果他面临的是一个汉族皇帝，辞一次官不再回去是可以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蒙古皇帝，这个皇帝还很顽固，对汉法不怎么感兴趣，而许衡又很有责任感，想行其大道，这样看的话，他‘五进五退’的策略是对头的，他‘五进五退’，不拒绝与蒙古人合作，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举动。作为汉文化的领袖，他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人！”
许衡在忽必烈与汉族文化之间搭建的，是一座不要相互敌视的桥梁。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许衡首次应召朝见忽必烈。第二年，许衡再次应召，一代名儒窦默向忽必烈推荐许衡担当相位，但忽必烈很不高兴，只给了个国子祭酒。当时还没有设置国子学，祭酒也是个虚职，所以许衡受命不久，便称病辞去。
1262年，许衡第三次奉诏至京，奏《时务五事》疏，曰：“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分更，未见其可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北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
许衡的长篇宏论，还得通过翻译者敲击忽必烈的耳鼓，直让忽必烈打瞌睡。
这次见面，忽必烈仍未给予许衡具体职务。不久，许衡获准回家养病。
“忽必烈太会用人了，你走了还要请你，连续五次，必拿你的所长为我所用，真是雄才大略呀！”李治安说。
虽然政治上没有许衡的位置，但在国子祭酒的职位上，忽必烈与许衡都找到了“兴奋点”——眼下行汉法难，那就面向未来，把蒙古贵族的小孩子导向“必行汉法”的路途。
巨笔重疏河洛之水2004年9月30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致电记者，说“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将于10月4日在许衡故里焦作举行，希望《厚重河南》能关注一下许衡，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许衡，说实在的，这名字很陌生，他够不够得上《厚重河南》的分量？我心里在打鼓，但嘴上不敢说。
《厚重河南》写了两年多了，元代的题材很少涉猎，不是不想涉猎，问题是赵宋南迁后，把咱河南的厚重文化也带走了，《厚重河南》想“厚重”元代都不好“厚重”。
但万一是个如张新斌研究员所说的“很好的题材”呢？特别是错过有关元代的《厚重河南》题材，可是罪过呀！
就这样，记者前往焦作，踏上了拜访许衡的路途。
没想到，许衡把记者震了一溜跟头。
一个人与一个帝国的战争
10月3日深夜11点30分，郑州花园路北段，深秋的风吹过大街，带来阵阵寒意。
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街头半个多小时了，车还是没来——许衡到底值不值得写的“退堂鼓”开始在心中敲打，回家睡觉的念头渐渐萌生。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车马上就到了，接的人太多，让你久等了！”焦作这位同志的电话，又把我“钉”在了马路上。
又过了20多分钟，一辆面包车终于停在面前。
上得车来，互致寒暄，竟然发现中国元史研究会的两大会长（南、北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都在车上，另外还有中国蒙元史研究资深专家、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原副会长、71岁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等。
这真是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但深更半夜，专家们也颇有睡意，怎么入手呢？
只好和李治安教授攀校友。“你是旅游系的？旅游系本来就是历史系先办的一个专业嘛！”几个来回，李治安教授兴奋起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许衡身上。
“许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是元代思想界的领袖，他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传播者、光大者、通俗者、认认真真的实践者。”李治安说，“他期望忽必烈用汉法治理天下，但困难重重。”
忽必烈来到中原的时候，大半个欧亚大陆都被蒙古人征服了。如果像许衡期待的那样，忽必烈全部实施汉法，整个蒙古世界就会分裂，他的大汗地位也将不保，何况全用了汉法，那就不是蒙古了，蒙古人的特权也就丢了——那时候，蒙古人是一等人，色目人是二等人，（北方）汉人是三等人，南人（南方汉人）是四等人。更何况还有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言：“不能放弃蒙古人自己的习俗和祖宗立下的规矩，不然你们就不是蒙古人的子孙，谁背弃祖宗的规矩，其他人都可以反对他。”
“这是蒙古人和别的民族绝对不同的地方，治汉地可以用一些汉法，但全用了，就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了！”李治安说，“忽必烈不是不想用汉法，但他不能全用，而许衡则对他讲治理汉地‘必行汉法’，在这种矛盾中，两个人都很痛苦。”
“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面对许衡的陈述，忽必烈不可能不为之悸动。面对忽必烈，许衡也很清楚：“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许衡对蒙古人“改就亡国之俗”所列的时间表是30年。忽必烈也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许衡的建言，但总的来说，没达到许衡的期望。
让强大的征服者全面“改就亡国之俗”，是近乎不可能的。但由于许衡的努力等因素，蒙元表面上至少比满清要宽松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满清的“基本国策”，还有改穿旗袍、马褂等，而这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也是长远的——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语）
“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邹容语）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鲁迅语）
“虽然满人学起汉语来，有的比汉人都棒，但他们也搞双语教学。”李治安说，“蒙古人表面上没那么厉害，但和满人一样，搞的也是二元政治、二元文化，以蒙古的（文化、政治）为核心。他们只是跟许衡等人学了些官制、军制等方面的东西，其宫廷制度基本未变，表面上是皇帝，内部还是大汗，一进宫，都是蒙古的那一套，以此来跟汉文化相对抗。也因此，蒙古人不像其他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回不去了，他们在明朝建立后，大部分又回到了草原上，除非个别被军事包围了的蒙古人，他们想回但回不去。”
虽然蒙古人最终又回到了大草原上，但忽必烈初来乍到中原，想来他还是不想让他的子孙再回去的。
也因此，许衡在他的手下终于谋到了一个国子祭酒的职位。
教化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老子不可教，那就从娃娃抓起。
这话太过直白，料许衡也不会这么说，但却是这么干的。
不这样干，又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太残暴又太强大了，必须把他们导上良知的道路。
《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的人口研究结果：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多万，那一大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只能是被杀，或因房屋、农田被焚烧，造成冻饿而死，或因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疾病大流行而死掉了。再加上蒙古人强奸妇女、绑架奴隶，不像汉人那么讲究孝道，不晓得成熟的庄稼、平静的村庄与繁华的城镇维系着人类的繁衍与繁荣，整个中原王朝积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先进文化所面临的，是一次“大崩盘”——“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使他们所爱者哭泣。”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古老冲动。
中原文化在赵宋一代登峰造极，而后走向式微，这和蒙元的冲击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河南与整个黄淮海大平原，在朱元璋续正统的战争中再次受创（其实并不严重），只得在明初实施大移民，千里荒芜的中原文化腹地才有了袅袅炊烟，时至今日，这种影响还是巨大的。而在我们休养生息、医治创伤的时候，西方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
耶律楚材是站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调停人，他深知蒙古人的野蛮行径是出于无知，他不能阻止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战争。窝阔台成为大汗后，有一些蒙古人主张将汉人杀光，将中原的田地一律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只能向窝阔台说：“汉人留下不杀，比杀了好，可以向他们抽税，何况大汗想渡江灭宋，正需要庞大的战费。”耶律楚材主张“附合汉法”，还把丘处机介绍给成吉思汗。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救了黄淮海大平原千百万人的性命。而许衡向忽必烈建言“必行汉法”，是耶律楚材、丘处机等人教化蒙古人的继续与发展，挽救的是中原的传统文化。
为行大道，许衡再次与忽必烈合作，就任国子祭酒，教化蒙古贵族的孩子。“文明与良知至少可以弱化他们的野性，当他们改变信仰时，也就丧失了好战的本性，这也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铺平了道路。”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对记者说。
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的建议，以燕京为大都，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称元世祖，即开国皇帝，而大元盖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在《建国号诏》中，忽必烈称“绍百王而纪统”，开始以中原王朝而自居。是时，忽必烈创建国子监太学并选派蒙古官员子弟到国子监深造，许衡欣然接受国子祭酒的任命，高兴地说：“此吾辈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
许衡任国子祭酒期间，弟子都很小，但许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他用圣贤之道和汉文化教化这些蒙古诸王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孙，“久之，受其教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许衡的学生“致位卿相，为代名臣”者不胜其数，朝廷上下“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门人也”。“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朱熹）下”。明初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薛瑄称赞许衡“其教人有序……朱子之后，一人而已”；《明史》主编宋濂则赞其为“百世之师”。
许衡在中统元年（1260年）第一次被征召入朝，就有人质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他的回答是：“不如此则道不行。”
“许衡对质疑的回答也说明他是抱着‘行道’的志向应聘出仕的。在中原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情况下，许衡出山谋划太平之治，说明他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是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责难的。”陈得芝教授说，“我想，许衡在经历了几次志在用其学的‘经邦治国’挫折后，终于在国子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尽管这并不是他四度出山的初衷。他本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行家里手，奉旨教育蒙古贵胄子弟，使他产生了一种实现其‘用夏变夷’和间接经世的构想，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家事全然不顾，在学校时则拒绝接待亲友来访。”
然而，许衡以为可以避开权臣干扰的教育事业，仍然遭到“屡毁汉法”、极力推行“回回法”的权臣阿合马等人的攻击和压制，他们削减甚至扣发国子学教育经费，以致学生的廪食无以为继，有些人被迫退学。无奈，在国子监教书育人3年后，许衡以老病和先人葬事未办为由，请求辞职还乡，得到批准。但让这位汉法派的中坚人物稍感欣慰的是，他所信任的王恂接替了他的职务继续着他的未竟之业。
与许衡有着师生之谊的太子真金，在许衡返乡时亲遣东宫官员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并请求忽必烈调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今焦作一带）总管，以奉养其父。
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赖，“独当国柄”，太子真金虽为中书令，但无实权。史称“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最后于1285年陷身阿合马余党所制造的“禅位”阴谋中忧惧成疾，英年早逝。汉法与回回法之间的惨烈之争，由此可窥一斑。
1287年，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出任国子祭酒，国子学“大抵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儒风为之丕振”。
“呜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之功甚大也。”而许衡的亲炙弟子、丞相不忽木在元代政治上的业绩，就是个最为著名的例子。
据《元史·不忽木传》记载：1284年，阿合马余党向忽必烈继续兜售“国赋可增加十倍”的回回法，忽必烈征求不忽木的意见，不忽木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恶稔显著，国与民俱困，虽 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忽必烈不听，不忽木愤而辞官。阿合马的这位余党任职一年，因罪被杀，忽必烈对不忽木说了句“朕殊愧卿”后，升不忽木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人事工作。
有元一代，汉法不绝，实赖许衡。2004年10月4日，陈得芝教授在许衡墓园散碎的神道碑前一把拉住记者，说：“许衡去世55年后欧阳玄奉元顺帝旨写的这神道碑上说忽必烈对他的‘必行汉法’等奏议‘嘉纳之’，是夸大其辞的。”
汉法的实施，是曲折的。不夸大其辞的是许衡墓园中的对联：
笔巨重疏河洛水
儒林再放杏坛花
领军修编《授时历》在许衡故里焦作市李封村村民的传说中，许衡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许天官”。
“天官”是道教中的三元大帝——天官、地官和水官之一，其来源是远古时人们对天、地、水的崇拜。作为一位儒者，许衡一生虽然不很得志，大部分时间退居乡野课童耕田，但他时时不忘行大道于天下，和道家的思想是相去甚远的。
他为什么会被村民称为“天官”呢？
“一年秋收后，别人都忙着种麦子，许衡却种起了油菜。村上一位有经验的老农逢人便说：‘许衡先生教书还行，种庄稼可就不一定喽！瞧，墒情这么足，怎么能种油菜呢？等着瞧吧！’”焦作市中站区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张娴征对记者说，“来年麦子抽穗时，天大旱，收成很差，而油菜抗旱性能好，却收得不错。”
油菜收后，许衡面对大好的太阳不晒，却躲起来。“哎，不知这老头中了哪门子邪？”村民不解。不料，黄昏时分，刮起大风，因天旱刚浇过的麦子片片倒伏，许衡的油菜却安然无恙。
于是，乡民们都跟着许衡学起种庄稼来——他种啥，村民就种啥。人们认为许衡能识破“天机”，所以世代相传称其为“许天官”。
其实，“许天官”在农耕文明时代应诏领军编修《授时历》“敬授人时”，又何尝不是道教中宣扬的赐福百姓的天官呀！
尽管许衡不是道家的人，但这样称呼他，想来也是贴切的。
谋划指导 修历总体方向
皇帝敕立的许衡神道碑计有5000多字，可谓洋洋洒洒，其篇幅之大是少见的。
但这么大的篇幅，说及许衡编修《授时历》者，只有简短的33字：“十三年，诏议改历法，仍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成。”
如今谈起元代的科技成就，言必称《授时历》，而《授时历》又几乎为郭守敬所“独享”。
许衡是修历的“一线工作人员”，不是眼下流行的什么挂名的顾问。作为学界领袖，在《授时历》的编制过程中，他和后辈晚生郭守敬等是什么关系，在修历中又各起着什么作用呢？
“《授时历》是集体创作的，它有一个庞大的班子。在这个集体中，许衡把握着修历的总体方向，是宏观规划者，王恂是数学家，郭守敬是总工程师。修历离不开计算，所以需要有王恂这样的数学家；修历离不开测量，所以需要郭守敬这样的总工程师；修历更离不开深谙易学与历理的人，所以更需要许衡这样指引方向的理学领袖。”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说。
但李治安教授私下对记者说，他并不赞成其他专家的意见，非要给许衡戴上“科学家”、“政治家”的帽子。“那时的理学领袖就是学界领袖，说许衡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儒是恰如其分的。再者，我认为蒙元一代称得上大政治家的只有成吉思汗、忽必烈，称得起政治家的，我看也就脱脱一人罢了。许衡在政治上并不得志，所以把政治家、科学家的头衔给他戴上，反而不好。说他是思想家、教育家就行了，孔子、朱子也就这两个头衔，说到历史人物伟大，也并不是给他的头衔越多，他就越伟大。”李治安教授补充道：“别说许衡是政治家、科学家，就是说他是文学家、诗人，乃至医学家，都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把这些头衔和思想家、
教育家并列，是不合适的，因为许衡是元代第一号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他方面的成就，他至少列不到第一号。”
1276年，忽必烈命令太子赞善王恂更造新历，枢密副使张易负责上下联络。张易、王恂接到任务后，马上奏请忽必烈：“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对这件事，《元史·许衡传》说“宜得（许）衡领之”，《元史·王恂传》说“（忽必烈）命（许衡）领改历事”，《元史·郭守敬传》说“许衡参与其事”，同一部《元史》，说法不一，是为什么呢？
经典陈述 引发测天行动
从史书上看，忽必烈是因王恂“精于算术”而命其为“更造新历”的首席专家的，而张易当时是忽必烈的“大红人”，在修历中起个上传下达的作用，顺理成章。张易是刘秉忠少年时的同学好友，王恂是刘秉忠的亲授弟子，而刘秉忠生前改历的遗愿交由他们来完成，也在情理之中。
王恂和张易受命之后的第一个建议或请求是请许衡出山领军修历，而王恂和张易所说的“明历理”或“知历理”也正是许衡较一般历算家、学者的高明之处。史书记载的在修历过程中“凡研究天道，斟酌损益者，悉付教领之”，说的就是许衡在改历过程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
改历之举和许衡的到来，促使当时政坛上十分活跃的学者张文谦加盟。张文谦不但是刘秉忠少年时的同学好友，也是许衡的崇拜者。张文谦“自初见先生（许衡），屡请执弟子礼，先生拒之而止。”
王恂、张易和许衡自然欢迎张文谦的加盟。“如果大家推举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一代学界大师许衡为把握历法改革正确方向的领军人物，那么张文谦则是协调历法改革行政事务的主管者，对王恂而言，可以摆脱众多具体的行政事务，专注于历法改革一系列具体事项的思考与安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陈美东研究员对记者说。
郭守敬也是刘秉忠的亲授弟子，曾和王恂同学于邢台紫金山。修历开始后的次年3月，也就是1277年，张易奉忽必烈之命将修理宋代浑仪等天文仪器及相关测量任务交给郭守敬，这很可能是王恂、张易、张文谦和许衡共同举荐的结果。于是，如同《元史·郭守敬传》所说：“遂以（郭）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天下。”
“刘秉忠、张易、张文谦、王恂、郭守敬曾于1248年前后聚于邢台紫金山，号称‘紫金山五杰’，刘秉忠为其首。在约30年后，其中尚健在的四杰都成为历法改革的核心人物，成了完成刘秉忠改历遗愿的重要执行者，而许衡则作为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正好弥补了刘秉忠离去造成的缺憾。”陈美东说，“许衡、张易和张文谦在改历中各有职责，他们三人组成了协调上下的指导、顾问及监管、行政管理系统，而王恂和郭守敬则相当于现今所说的首席科学家。”
许衡参加了从历法改革初始的人才调集到《授时历》颁行的全过程，其间有诸多历法思想的阐述、天文仪器的创制、测天验天的创举和历法术数的创新。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只有部分能够分清这些成果是某人所为，其中更大一部分只能说是这个创作集体的共同成果。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探知许衡的若干重要贡献。
所谓“明历理”或“知历理”，是指洞悉关于历法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关于历法的立法之本等。“（许）衡等以为金虽 改历，止以宋《纪元历》微加增益，实未尝测验于天……”许衡等的这一说法，也正是随即开展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测天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许衡又指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这是我们所仅见的明确属于许衡个人的经典论述。“首先，冬至是天地间循环往复、阴阳消长的一个转折点，值其时阴始尽而阳始生，所以，讲天道者无不重之，也当是治历者的立法之始；其次，冬至乃二十四节气之首（日影最长），该时刻测算的准确度也就决定了其余二十三个节气时刻的准确度，这对直接指导农时是极其关键的；再者，冬至时刻乃是诸多天文、历法论题的重要基点，诸如每日昼夜长短、每日晷影长度、回归年长度、日月交食等计算，冬至时刻均是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所以，把它视为‘历之本’是有道理的。所谓求历本者在验气，是说要通过晷影测量，才能确定冬至的准确时刻，这也就是要经过实实在在的测天以制定历法理念的表述。”陈美东说，“许衡的这一经典论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实施。关于高表与景符的创制，应该是郭守敬之功，具体的测量工作也应该是在郭守敬的指导下展开的，但是，问题的提出和指导思想的奠定，则非许衡莫属。至于郭守敬创制的简仪等10余种仪器及其所开展的相关测量，无疑也得到了许衡的支持与赞赏。‘鲁斋先生（许衡）言论为当世法。因语及公（郭守敬），以手加额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呜呼！其可谓度越千古矣！’这是许衡对郭守敬及其工作高屋建瓴的评价。”
1280年3月，许衡、张易、王恂、郭守敬、杨恭懿（1279年应召参与修历）等向忽必烈上奏新历法初成，忽必烈随即召见了他们。“公（王恂）与许公（衡）奏：臣等合司历官遍考历书四十余家，昼夜测验，创立新法……虽未至精密，而所差计亦微妙。比之前代……自谓无愧。伏惟陛下敬天时，颁正朔，授民时，不可不致精密，以为后世程式，必须每岁测验修改，积二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职，永无改易。虽百世后，亦不复有先后时之弊矣……”
《元史·杨恭懿传》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诏独起司徒（许衡）及公（杨恭懿），曰：‘二老自安，是少年皆受学汝者。’故终奏毕坐，毕其说，亦异礼也。”
在听取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的汇报后，忽必烈十分满意，决定予以采用。“赐名曰授时，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1281年1月22日）颁行。”
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历成，（许衡）八月辞归”，次年谢世，王恂也于1282年西去。至于《授时历》的后续整理与修订，由被许衡赞赏有加的郭守敬去完成，许衡自然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编修《授时历》 与“奉天承运”
在登封观星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元代修历时在全国所建二十七个观测站唯一留存下来的。
《授时历》推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跟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跟目前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的一周期一样，但比格里高利历早300年。另外，在中国的传统历法还必须求得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授时历》推算一月为29.53593日。《授时历》所创新的弧矢割圆术、招差法等计算方法，在当时是遥遥领先的。“元朝幅员辽阔，为这次修历，在东到高丽（今朝鲜），西到滇地（今云南昆明市）和凉十七个观测站，这也是成就《授时历》的原因之一。”李治安教授说。
但这毕竟是一次“皇帝下派的任务”，政治毕竟要“奉天承运”才能“皇帝诏曰”，这是中国传统君权统治的合法性源泉。这一套直接带来了政权本身的非世俗性与君王政教合一的权势。欧洲的君主需要旁人（主教）来加冕，中国的君王登基则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所以“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了教皇敕令的权威”。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做法，都有着伪科学的味道，这历史决定论的立国之基带着伪科学的嫌疑。
面对这种嫌疑，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前赴后继，而中国的科学家在那个时代就修编了那么好的历法，其基础是来源于科学观察的，他们对天的了解当不在哥白尼们之下的。
对“天”的迷信的打破，是现代科学发展起来的基础。修订《授时历》者不同于哥白尼们，因为他们受命于皇帝，自然不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最近有记者问丘成桐：陈省身获得过沃尔夫奖，您获得过菲尔兹奖，这两个相当于“数学诺贝尔”的国际数学最高成就奖，至今华人中仅有你们两位获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有第三个中国人获得这两项大奖？丘成桐说：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其中有中国文化的问题，不是一两个天才就能解决的。中国的环境、气氛现在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做学问不能毛糙，不能靠媒体和政府的炒作。
12月12日，在陈省身大师追悼会上，许多来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的数学学科的卓越人物，“冻僵了手指冻疼了双脚却只能眼看着官员领导的小汽车一辆辆驶入……” 据说，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先生看到科学家们被拦在门外不能参加吊唁活动，气得对执行任务的警察大声说：“你们怎么只顾领导，怎么不顾陈老的生前友好呢！”
何况，700年前，许衡等受命而为《授时历》，就是他们再知道“天”是啥样子，他们还是不敢说皇帝不是天的儿子——政教合一的力量要比政教分离的力量大得多，知识分子往往会和皇帝“同流合污”。
但哥白尼们说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是光着屁股的。而郭守敬，却编了《二十四孝》——一年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孝》又让郭守敬回到了“天人合一”、维护天子皇权的道路上。州（今甘肃武威），北到铁勒（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附近），南到琼州（今海南岛），建立了二
追寻“悬棺之谜”
柏树遮天蔽日，庄严肃穆的许衡墓园，曾煌煌然600余亩，然至上世纪末，只留下光秃秃的一冢荒丘。
近几年，在一冢黄土上，政府又重新建起了许衡墓园，也算得上幽静而肃穆，也无愧于焦作方面所说的是个“感受思想魅力，提升智慧人生”的好地方。
沧海桑田700年，许衡墓园又挺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它从“省保”单位升格为“国保”单位，不是因为这儿还保存着什么了不起的文物，而是因为这儿埋着一个人——元代理学领袖许衡，而许衡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当地的传说中，许衡作为一个汉人，却一生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所以自感罪孽深重，不可饶恕，遂嘱咐儿子在他死后将他的棺椁用铁索悬在墓坑的半空之中，以示谢罪。”许衡的23世孙许昭虎先生对记者说。
是许衡要谢罪，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向他谢罪呢？
反正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时候，许衡还被捎带上了，当地有的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是“千古罪人”，还焚烧了族谱与世代相传的木刻版本的“遗书”。“不过墓到底还是无人敢发！我们村大都是许衡的后代，掘祖宗的墓，那罪恶实在太大了，伤天害理，没人敢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许昭虎先生说，“许衡的墓冢始终没被打开过，有个谜也始终不得破解，那就是传说中的‘悬棺之谜’。”
许衡身前身后名
农民是最具创造力、最为大胆，也是最会适应形势的。
“批林批孔”的时候，许衡这位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大儒，被“打成”了“汉奸”、“卖国贼”，许衡的后代们连口大气都不敢喘，更别说保护祖宗的墓地了。如今，政府把许衡墓园修葺一新，农民们也跟着政府，把许衡老爸许通的坟墓、许衡的弟弟许衎的坟墓及许家祠堂给修复起来。许通之墓就在李封村的中央十字大街上，许衎的坟墓在一户人家的院内，这种在村内复修坟墓、让“鬼魂”与活人共处的行动已经够大胆的了，更大胆的是，在许通这位农民的坟墓前，还修建了山门，山门匾额上书写着“许通陵园”，比孔子、关公、袁世凯称“林”的级别都高，俨然是皇帝的待遇。
农民自有农民的逻辑：许通他儿子许衡的墓政府修得好好的，叫许衡墓园，许衡他老子许通的墓地，当然应该叫“陵园”才对。
但曾几何时，提及许衡，其后代就忐忑不安。
“许衡后代聚居的李封村，也是我舅爷的家。”焦作市中站区地方史志专家张娴征对记者说，“195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有次去李封村看大戏，在开戏前，一个中年男人走到我舅爷的身边问：‘您老是文化人，明白的事理多，您倒是说说，俺祖宗的棺木到底是悬着的，还是落地的？’”
这离奇的传说让张娴征甚感惊奇，终身难忘。“上中学时，历史老师又讲起这件事，说：‘民间传说许衡一生经历宋、金、元三个朝代的皇帝，自认罪不可恕，所以才嘱咐儿子悬起棺木。’”张娴征说，“但老师接着说，许衡并没有仕过宋、金，只是仕过元，不过他毕竟是汉人，为蒙古人效过力。至于那棺木到底是悬是落，天才晓得！”
也有传说认为，许衡的棺木起先是悬着的，但后来乾隆皇帝发了他的墓，把那棺材给落地了。
乾隆发墓是假，但这个满族皇帝派人祭祀许衡是真。在许衡墓园现存文物与史料中，乾隆是明清两代唯一派大臣到许衡墓园祭祀过许衡的皇帝。如今，根据文献复制的乾隆皇帝祭祀许衡碑，就立在许衡墓园内，其大意是：许衡天资过人，学术真醇，见识不受当时的局限，有超乎世人的才华，为朝廷制定朝仪、建立官制，使元廷继往开来，规模宏大，使华夏文化未被湮没，得以延续弘扬而更为纯厚……
而传说，乾隆是秉承康熙的意愿祭祀许衡的，并说康熙曾驾临许衡故里并凭吊其墓，赞曰：
大儒之生，与君相等。
应运而生，光辉日炳。
…… ……
至君泽民，非窦非径。
这诗的大意是说，一代大儒许衡是和皇帝一样伟大的，他应时而生，如同太阳一样普照大地，他在那个时代忠君爱民，不是小孔小径所能容纳下来的。
这诗显然不是康熙所为，而是民间与“悬棺之说”——即认定许衡是“汉奸”、“卖国贼”之传说的一种对抗。
这种对抗，显然必须借助于皇帝——明代皇帝是没法借力的，只有求助于清代的皇帝。
其实，忽必烈已续下中国帝业的正统，而朱元璋虽然赶走了蒙古皇帝，他在续正统时，还是把忽必烈的牌位与唐宗宋祖的牌位放在一起予以祭祀。
元代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忽必烈乃至成吉思汗是早已不存争议的历史人物，但许衡的争议却一直存在着，悬棺之谜更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反面舆论导向，而许衡后裔闻其说后，出于对祖宗的崇敬之情遂辩之为：俺的祖宗对这后世的评价，早就料到了，所以嘱咐悬其棺以彰显其伟大，不想传来传去，却成了“代祖宗认罪”。
其实，悬棺只是个传说，这传说在诉说——许衡难以盖棺论定——他仕元的对与错，还悬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而民间的“悬案”来自哪儿呢？
早在元代，同是大儒的刘因就近乎指名道姓地说许衡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以“正道”自任，就不应该在道之难行的情况下“以术自免”，并称许衡是“老氏之术”、“以术欺世”。明清两代更有人认为许衡之所以“八进八出”（忽必烈称帝后“五进五出”）朝廷，是贪恋官位，言行不一。
但许衡面对的是野蛮的蒙古统治者，他不这样做，蒙元的破坏性会更大的。
身不贪荣心不辱。许衡翻山越岭，自己并没有留意身边的“风景”。而有人却认为许衡因“贪恋风景”，才“八进八出”翻山越岭的。这正如他的《病中杂吟》诗所言“花可为观遭夭折，草因无用得欣荣”，而在《春雪》诗中“为问王孙与农叟，忧欢应见两难同”，更道出在“春雪”面前奢侈生活与未能温饱两种不同的心境。
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心境不一样，角度不同，自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
许衡身前身后事对于蒙古人的破坏性，许衡是有切身体会的。
许衡的父亲许通为逃避战乱从现在的焦作“避地河南”，落草于新郑市西约10公里大隗山（今始祖山）麓一个缺乏阳光照耀的小荒村——阳缓，即现在的辛店镇许岗村。许衡祖上世居河内（今焦作），在战乱中，其父不得不南迁避祸，但一个农民，没有财力的支撑，能跑到哪儿呢？过了黄河，许通就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就食大隗山内，1209年，许衡降生于斯。
许衡“幼有异质，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许衡如此这般地问，让老师很难答，老师对他的父亲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如是者凡更三师。”
生逢乱世，且家贫无书的许衡在童年时代并没有受到什么良好教育，他偶尔在邻家看到一本《尚书》疏义，就白天借过来读，晚上再抄。他后来曾对别人说：“吾于是书，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矣！”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许衡接受了以良知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人之所以高尚与可敬，就在于他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综观古今中外，品德高尚的人，如柳下惠坐怀不乱，如杨震夜拒千金，如许衡宁可热得难受也不摘吃路边的梨子……难道真的是“灭”了“人欲”了吗？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许衡的回答别具一格。许衡有次与众人一起为躲避战乱四处奔突，天热口渴，忽见路边梨树上挂满梨子，许多人都争摘之而解渴，许衡却不为所动。有人问许衡：“你为啥不摘梨呢？”许衡答道：“不是自己的梨，怎么可以随便乱摘呢？”那人笑他迂腐：“这兵荒马乱的，梨树哪有什么主人呢？说不定它的主如今，在新郑市辛店镇许岗村，村中路旁竖立着一座砖砌碑楼，墙上嵌有石碑2块，横额碑书“元朝一人”，而在焦作许衡墓园内的牌坊上，横额书有“朱子后一人”——有元一代的理学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境中玉成于汝的。
23岁时许衡还险些死于蒙古人的刀下，所幸的是，在经历了一段“奴隶”生活后，他逃脱隐居于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学识大进。后迁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府，皆以教学为生。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许衡听说他从蒙古人的刀下救下的南宋儒士赵复于此传授伊洛之学，于是就前往求教，33岁的许衡这才读到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及《小学》等书，并抄录下来朝夕精诵。他对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忠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
1254年，在姚枢的举荐下，已经45岁的许衡到忽必烈称王的秦地（陕西）出任京兆提学，教化秦人。这是他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八进八出”与忽必烈打交道的开始。
许衡曾说过“也须焚书一遭”的豪语。他不主张科举考试，这和忽必烈是相通的。“许衡是理学大家，他和所有的思想家一样，都是看不起以章句、诗词为内核的科举考试的（王安石变法后，曾增加策论的内容），认为它于治国经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治安教授说：“许衡试图推行全民教育，这和忽必烈的想法很吻合。”
而普及教育也许是有元一代最有新意的创举。社学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实施义务教育，当农田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子就去上学。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的，可能有向中央政府虚报学校数量的情况）。在未实施科举考试的情况下，普及教育也是安置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
这种普及教育的设想，也许和许衡“治生”思想密切相关。许衡提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而“治生”就是生计，就是满足个人生存需要的经济活动。他不把伦理、政治放在首位，而把经济活动放在“先务”，与以往的理学家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虽然主张“治生”“当以务农为主”，但并不反对“百工技艺”、贸易经商，认为商贸活动并不失理，“亦有可为者”。
但至元朝中后期，科举考试还是进行了，而考试的内核就是许衡鸣倡的朱子理学，并影响明清两代。“与唐宋诗词章句的考试内容相比，这一考试内容的变革是一种进步。”李治安教授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逐渐影响着元朝统治者。而“弥勒下生”及在兰考黄河治河中传开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策划也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领导义军的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者的战斗中如入无人之境，直至挺军蒙古大草原也未人早已被打死了！”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好一个“我心有主”！它不仅道出了做人的一种准则、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精神，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条底线。受到什么大的抵抗。
剽悍的蒙古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变得“不堪一击”。
2004年11月5日，李治安教授在“中国首届许衡学术研讨会”就会议达成的共识宣读如下：
许衡是我国元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儒和学术大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许衡说服了蒙元统治者部分地采纳了他的“行汉法”的建议，减少了元初战乱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促使社会由乱到治，减轻了人民的苦难；许衡是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主要传承者，正是由于许衡不遗余力地推广，使朱学在元代被定为一尊，宋明理学亦得以薪火相传；许衡在《授时历》的编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占有的历史地位以往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对《授时历》的贡献应与郭守敬等人一样彪炳史册；许衡创建了元朝的国子学，形成了元朝国学的教育体系，为元朝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儒家思想的高级管理人才……
700多年过去了，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许衡专题研讨会给出如斯的盖棺评价，许衡那悬着的棺木是否该落地了呢？（全文完）
（转载）2004-12-24/29 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