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学术界对于新加坡属于威权政体这点上，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对于新加坡威权政体的发展和动态研究上，不少研究新加坡问题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新加坡已经或者渐进地由威权政体向民主化政体转型，本人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新加坡的威权政体不仅没有转型的显现和趋向，相反，却在威权政体的既有框架上，与时并进地不断加以强化。
关键词：威权；转型；新加坡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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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科学术语里，人们习惯把政治制度分成三大类别：民主政体、威权政体和极权政体。所谓“极权政体”是以极少数人独裁统治为特征，主要通过强制和镇压，对社会和个人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严格控制，迫使其服从领导人和政府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政体可以分为传统的极权政体和现代极权政体。前者，在封建社会普遍实行，一般称为“暴君统治”、“封建专制主义”等；后者，一般是指上个世纪30 年代出现的德、日、意等法西斯政权。
“威权政体”这一概念，中外学者的称谓多有不同。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权威主义" ，阿根廷学者奥唐纳尔 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 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权威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已故学者亨廷顿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一种政权。”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称呼虽然不同，但是其内容上却没有什么分歧，即一党专制政体以党政合一、行政权过分集中、公民非政治化为特征。
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与该国的历史、国情、民族特点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联系，新加坡威权政体的选择也不例外。
一、新加坡式威权政体的形成及特点
威权政治在新加坡的诞生与巩固是与新加坡争取生存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过1959年的自治和新马分家，1965年被迫宣布独立。独立之初的新加坡为确保种族构成复杂、缺乏认同感的新国家能够存在下去，必然需要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强化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控制，而新马突然分离的历史情结，也促使人民行动党主观上有强化这种威权体制的倾向。
（一）新加坡威权政体形成的历史因素解析
首先，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各种族的人民没有新加坡民族或新加坡国家这样的观念，新加坡要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面临着繁重的建国任务。从己有的政治经验来看，没有政治权力的介入，单纯依靠经济联系形成民族国家是很难找到例证的。相反，依靠政治强制力将不同种族的人捏合在一起，通过加强各种族之间经济联系等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次，新加坡自治后的经济计划是以与马来亚建立共同市场为前提而制定的，离开了马来亚这一市场，新加坡能生存下去吗?就当时来讲，这对新加坡政府及其领导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接受这一挑战，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继续强化政府职能就有了历史的合理依据。
最后，自我探索和选择的结果。脱离马来西亚的既定事实对新加坡也许是一个机会，使得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能够有机会独立自主地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必把相当部分的精力耗费在联邦事务上，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社会中独立探索出适合于新加坡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李光耀认识到这一新的形势，他在1965年8月日的电视讲话中曾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不久，在同选民的谈话中，李光耀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种新思路，“我们是绝不肯爬着乞求回至马来西亚的。”“我们小国家，却有志气。我们新加坡虽小，但大家立志要努力，建成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民行动党以新加坡独立为契机，从建立和健全人民行动党统治的政治制度、树立民众的新加坡民族国家观念，推行种族协调发展政策、改变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和开展全方位的外交等方面入手，逐渐巩固了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
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新加坡这种威权政治模式使得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在应对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在秩序稳定的状态下，完成了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新加坡奇迹。不管这种政治体制如何被西方国家所诋毁，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适合新加坡国情，能够促进新加坡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体制。
（二）新加坡威权政体创新的内容
新加坡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独立之初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照搬性的政治移植显然不可行，因为英国等西方发达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上百年的孕育，是逐渐内生出来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民主政治的移植，离不开本土民主政治的长期发酵，如：经济发展的水平、人民的受教育的程度等，而马恩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告诉我们，经济的因素对民主制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新加坡在独立时候经济发展低下，民智未开，教育不发达等原因，这种先有上层建筑后有经济基础的逆向模式，客观上为新加坡实施威权统治提供了可能性，而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观努力，创新的制度设计正是顺应了这一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
1、客观方面 首先，与新加坡是一个天然的小国有关。自然资源匮乏，甚至连饮用水都依靠进口；没有农业，使得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无法形成；地域条件的限制使得国内市场异常狭小，依靠与外资的联盟的态势，决定了国内政治环境必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如果不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转而给予人民高度民主的话，人民将被政治化，各政党必然为权力而战，从而导致不和谐的因素产生，产生不利的投资环境，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其次，与殖民统治者的统治心态有关。服从于殖民统治者利益的是资本原材料的占有和流转式的输出国地位，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殖民地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在新加坡长达1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中，由于民族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自然谈不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这就导致了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作为在争取独立和反殖斗争中的中坚者和领导者天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历史性选择了受英语教育的中上层阶级。这种局限性也直接导致了以李光耀为首的人士必须集权，将广大公民非政治化。再次，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影响。殖民时期，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压制新加坡本土人民的政治参与，排斥民主政治的形式，客观上也为确立“威权型”政治提供了可能性。最后，儒家文化的影响。从新加坡多元社会的构成来看，华人占到四分之三左右，而华人大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浸染，特别是与华人传统的尊卑关系有关。所谓的尊卑关系是儒家传统“礼”的具体表现，指社会人际关系中下位者和上位者互动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具有阶层和阶级的倾向，即在上位者表现为施予、照顾、包容等特征，而下位者则表现为接受、服务、被照顾等特征。[①]所谓“尊者”包括年纪大的、辈分高的、地位高的、资历深的人士；而卑者，则包括年纪轻的、辈分低的、资历浅的、甚至是包括本国人遇到外国人等。当尊者与卑者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静态的体态反应还是动态的言谈举止都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性，这种尊卑关系实质就是服从权威的表现。在华人执政下的新加坡，儒家传统文化被很好的继承下来，尊卑文化形成了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根据阿尔蒙德的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人密切相关，这种政治文化影响到政治参与者的态度。政治统治者的政策及命令，很容易被下位者所接受，很少遇到反抗，而统治者也具有父权心态，以管理者和教育者的姿态来统治在下位的人民。[②]儒家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制作风、秩序性的服从意识，客观上促进了新加坡“威权型”政治的建立。
2、主观方面 新加坡威权体制的建立是二战以后新加坡当时特殊环境的产物，不可否认的经济、传统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客观因素，但人民行动党的主观主导作用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强化作用，是人民行动党自觉推动的结果。这种政治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③]另一方面，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无疑也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④]
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式威权政体的独有设计，是充分利用议会制的合法形式，使其具有西方形式上的民主框架，通过机制上的创新，逐渐剥离了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内容。虽然新加坡的宪法规定了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体，确立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行政权大大高于立法权，造成了强大的政府和弱小的议会和司法，是政府控制着议会，而不是像西方的那样，议会控制着政府。从实际运作的程序来讲，如果一种不利于政府的行为或现象出现，政府往往是先制裁，然后再寻求议会立法，而由于立法议员大多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内阁成员，因而任何法律很容易顺利通过，议会仅仅是一台表决的机器，人民行动党政府根本不受议会的限制。这种党权与行政权竞合，而行政权至上的独特的制度设计，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威权政治的统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至今，虽然有反对党进入议会，但并没有改变既定的政治生态。
另外，人民行动党实行威权政体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民主性元素的内容，在威权政体中体现民主性成分。如通过不断修改选举法，扩大反对党进入议会的比例；在议会体制渗透一定的民主性；在一些基层组织建构和政治运作上融入相当的民主性。这种变通和灵活的举措，使得新加坡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能很好地容纳和同化不同的意见，整合现代化转型时期离散的社会力量，平抑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样的政治运作，恰恰是更加强化了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
“威权政治(或称为带有家长制倾向的东方式民主) 是政府的选择”。[⑤] “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⑥]人民行动党“创设”出了威权政治模式，凸现出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路径设计特征：“人民行动党强硬地进行统治，并且毫不隐瞒其强权政治的愿望。”[⑦]
二、新加坡式威权政体的固化
威权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推动新加坡现代化赶超式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进入20 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威权政体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新加坡威权政体的实质。
（一）民主的量——度的范围内的累积。从总统改为民选到给反对党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运作方式的转变，再到2004 年初吴作栋声称的下届总理拟由人民行动党议员来选而不由领导人来指定，都显示出人民行动党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求实风格和变革进取的积极心态。这些变化是建立在统治需要的基础上的，执政者与时俱进地释放政治压力的结果，这些变化并没有累积到一定的民主变量，突破一定的民主度，使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处于量的积累范畴。因为一国的执政政体是执政党长期执政发展的产物，与该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种族）、文化传统甚至地域位置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更离不开一国执政党主观意愿的选择。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如果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观点，上层建筑的政体只可能发生微调，而不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除非统治阶级照旧不能统治下去了，民众照旧不能再生活下去了，而新加坡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便是统治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也不会自我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会千方百计地运用国家机器等暴力手段来维持既有的政体的合法性，不要说人民行动党，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是如此。
（二）民主的利器—— 选举认可的强化。如果从民众的角度来讲，既有的政体带给他们现实的实际利益和国民优越感，使得大多数新加坡人秉持这样的观点，只要国家能保持经济繁荣和政府尽量减少腐败行为，选举的时候，他们仍将继续支持人民行动党，并认为民主制度并非新加坡政府最佳形式的集权政治者。从执政的合法性来讲，民众的认可是这种政体存在和实施统治的合法性的主要依据。类似于心理学上的“皮格玛丽翁效应”，[①]这种良性的循环强化，使得新加坡的威权政体越加更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新加坡仍将实行渐进改良式的威权政体，而这样的改良绝不会触及威权政体的本质特征。
（三）合法性根基——根源于经济的视角。新加坡在世界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进程．使得新加坡经济不断加深其国际化程度，外国资本支配该国的经济领域。早在上个世纪的1988年，外资独资与合资中占一半以上的制造业企业雇佣了占总数60％的制造业工人，其直接外销产品占总额的86%，其工业增加值占总额的72％。近年来，外国投资已大量打入诸如零售与批发贸易、餐饮等由地方控制的企业领域，外资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66一1973年的15．7％增至1980-1984年的28。1％，在1989年，这一比重达30．6%，目前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50%。由于利益的驱动，这个来自外部的利益集团不太可能支持可能使新加坡未来的政治稳定出现问题的自由化过程，因为它将危及其前途。[②]
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分析，世界民主化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828—1926年，从美国扩大选举权开始，约29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二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43—1962年，从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开始，约36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三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74年开始的20世纪末期，从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推翻独裁政权开始，民主化再次席卷全球。按照亨廷顿的统计，“第三波”时期多数国家在人均1000 美元GDP时就发生了政治转型；人均3000 美元GDP 时会发生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但新加坡的人均GDP 已经达到35000 美元，并没有发生政治转型。并且政治体制转型基本通畅，行政效率很高。
西方学者李普塞特（S. M. Lipset）也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社会民众教育机会的增多与教育程度的提高、沟通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等，人们就会在政治上有所诉求，例如要求制度的进一步开放和增加政治参与的渠道。经济上的发展也会带来社会的变迁，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会对社会本身产生或深或浅、或早或迟的冲击。这个程度按照英国的社会学家、有英国首相布莱尔思想导师之称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的说法，就是进入 “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但是新加坡虽然进入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却并没有出现这些西方学者所描绘的那样。而经济的良性发展，巩固了威权政体的合法性，进一步否定了这些学者的看法，“事实胜于雄辩”，新加坡威权政体的发展有力地否定了这些权威的理论。
新加坡驻美大使陈庆珠教授认为，亚洲模式的民主不同于英美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包含了一系列在亚洲各民主制度中常见的特点的民主”。这些特点包括： (1)“集体意识”，即认为个人是团体或社会的一分子，而非说“个人是民主和社会的中心部分”。强调共同的利益而非个人权力。(2) 接受和服从权威和等级制。 (3) 实行 “统治政党制度”，即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可长期掌权。(4) 存在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一个强大干预的国家政府。
总的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对社会的高度控制。而作为本土新加坡学派的陈美珠一语中的地点出了新加坡威权政体的精髓。这也间接说明了，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是一种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形式，但并非唯一的形式，而威权与民主政体也不必然应该涂上褒贬的色彩。
政治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契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主可以被人为移植，但它必须适合自己的土壤，否则必将会枯萎、死亡。新加坡的威权政体正是这样的产物，新加坡现代化发展中的后发性、外生性和惯性对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等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加坡的民族运动是在自己的中产阶级还未发展起来，在外部现代化因素输入的刺激下启动和运作的，这就使得民族运动既不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也不是依靠中产阶级推动的，这就导致了其领导层在民族运动胜利后可以不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其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力量的弱小和国家的强大。独具特色的新加坡式的权威主义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而形成以后的威权主义十分注重体制内民主的发展，通过建立的核心选举机制，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并不断被强化。而并没有像已故学者亨廷顿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生民主化的转型，新加坡这种不断融入合法性的威权政体模式与西方社会相比是威权，但与威权国家相比应属民主国家，这正是新加坡威权政体的特色。
三、新加坡式威权政体的辐射意义
政党权威的确立与巩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后发型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赶超，这就要求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其导向和组织功能，而且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予以协调，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否则，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失去秩序保证，出现“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的现象[③]。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确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就成为所有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彰显了新加坡式威权政体的普遍意义。
（一）保障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稳定的政治环境
所谓政治稳定，指一国政治制度在某一时期内的持续稳定状态，即政治制度内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保持平衡的一种状态。任何一国的社会政治都是不断发展，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因而平衡只是相对的，处于一种动态之中。与政治稳定相反的是政治动乱，即稳定状态受到破坏，由有序而为无序。政治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国政治稳定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无暴力状态，永久性政府，合乎宪法的政权；无结构性政治变革。政治稳定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于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政治稳定是经济和政治、民主发展的前提。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意味着没有治暴力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中断、主要社会力量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著名学者张锡镇教授认为，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的一切个人、组织和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秩序法律制度造成破坏和威胁。国家内部整个政治生活仍在正常、有序地运作。这状态称作政治稳定。具体来说，只要各种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没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这种矛盾和对抗只要没有演变成公开的冲突动乱，这种政治状态仍然被认为是稳定的。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有较大的冲突动乱，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时果断地加以处理，采取种种包括强制性手段在内措施，转危为安，使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运行，这也应该称为政治稳定。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国家来说，其对政治稳定更是有着第一位的要求，因为政治稳定是一切社会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秩序是先于其它一切的”，只有处在一个有良好政治秩序的社会环境中，经济社会生活才可能得顺利运行。威权政体恰恰为经济发展营造了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有着实现政治稳定的强大功能。这在于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国家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和利用对资源的控制，拥有使公民、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服从其意志的特殊影响力，秩序的建造，离不开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构成社会有序和稳定的第一要素，而强大的政治权力正是威权政体最显著的特征，这使得它可以在政治稳定方面大有作为。威权政体的维护主要是依靠暴力和对社会实行强控制进行的。暴力固然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低级手段，但却在特殊情况下比民主形式的手段更为直接有效，它可以在社会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刻，迅速地采取有力手段避免更大的动乱灾难，从而取得立竿见影的稳定效果。威权政体下的政治稳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损害和牺牲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代价的，但在自由与序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人们会选择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会选择无秩序而有自由，这在理论上和现实的政治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二）推动经济发展并持续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依赖和互动的关系，但是，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如我们平时所的线性关系，而是十分复杂的关系。一般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度，比如：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条件，而一国的政治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威权政体下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层面的强大推动，这种政治力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静态角度来讲，威权政体所提供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观上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外在环境；从动态角度来讲，威权政体政治面的权力推动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功能，政治权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经济关系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政治权力的介入会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关系，制度的运行和政策的改进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一般来说，威权政体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威权力量扮演了主导者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推动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在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李光耀曾说；“我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自由民主。”[④]各国发展的现实表明，民主本身并不总是能导致发展，最近台湾地区政党轮替后的动荡和泰国的政治乱象足以说明。历史的发展也表明，经济对民主有影响，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秉持，最理想的民主化模式将会自然而然地从经济增长中脱颖而出的理念。因为经济增长将会把中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激发出来。随着少数居民富起来，适度贫富差距所形成的压力，使得其他居民开始要求自己也要生活得好一些，而只有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利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增加了的收入起初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用于投资，然后用于接受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居民希望得到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样就自然推动了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