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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1](P741)空海入唐亲眼见到并且得到了题名为王昌龄的《诗格》，这是无可怀疑的。王昌龄遇害而死在安史之乱(755年)之后，空海入唐在804年，相距不过50年，而且他又是于作者边得到此书，他所得到的王昌龄《诗格》，可能会有后人掺入某些东西，但基本内容应该是可靠可信的。
皎然《诗式》卷2“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说：“王昌龄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谓一句见意为上。”[2](P115)皎然生于720年，王昌龄遇害而死如果在756年，则皎然已经36岁。他与王昌龄曾经同时。《诗式》编定在贞元五年(789)，而它的草本于贞元初(785)已完成，这时距王昌龄遇害而死不到30年。皎然的记述应该是可靠的。而同样的论述，《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也有，①二者正相吻合。南卷《论文意》强调“简小直置”[3](P1357)，也与“一句见意”的思想相合。地卷《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前半大量引王昌龄诗作，凡35次，其中地卷《十七势》29次，南卷《论文意》6次，引诗32首(其中3次重复引用)。他的创作正可和其理论相印证。地卷《十七势》引王氏诗，屡次称“昌龄”，这是自己论文引自己之作的称呼，他的《上李侍郎书》[4](卷331，P1428)，就是屡次自称“昌龄”。地卷《十七势》，《文镜秘府论》各传本有“王氏论文曰”，或注“王氏论文云御草本如此”云云，或在“十七势”标目之下注“王”字，南卷《论文意》的前半，即开头至“思之者德之深也”[3](P1391)(“或曰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之前)，宫内厅本于这段文字开头注“王氏论文云”[3](P1283，校记二)，这是保留的空海草本的痕迹。说明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之时，这几段材料引自王昌龄。地卷《十七势》、南卷《论文意》的前半，应该就是引自王昌龄《诗格》。地卷《六义》中“王云”的部分，也当出王昌龄《诗格》。
天卷《调声》开头“或曰凡四十字诗”[3](P110)至“上去入相近是诗律也”[3](P116)，也当为王昌龄《诗格》。各家的分析是对的。②从内容推测，《调声》这一部分多处与南卷《论文意》等处的王昌龄说相合(详见下述)。从论述方式看，和南卷《论文意》一样，都是前半为王昌龄说，后半为皎然说。
天卷《调声》自“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3](P132)以下至“花里寻师到杏坛”[3](P153)一段，情况稍有不同。这一段，引皇甫冉《独孤中丞筵陪韦使君赴升州》。这里所写的“独孤中丞”为独孤峻，峻于乾元元年(758)至二年为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加御史中丞。“韦使君”为韦黄裳，韦于至德二载(757)至乾元元年为升州刺史。皇甫冉此诗当作于乾元元年。又引钱起《献岁归山》诗，诗又见《全唐诗》卷237，题作《岁初归旧山》，校曰：“一本题下有酬寄皇甫侍御六字，又作《南岁初归旧居酬皇甫侍御见寄》。”[5](P2632)这里的“皇甫侍御”，当为皇甫曾。曾于大历元年(766)为侍御史。又引陈闰《罢官后却归旧居》，闰于大历五年(770)登明经第，六年中茂才异等科，后官至坊州鄜城县令。诗云“何必劳州县，驱驰效一官”，就指他曾任鄜城县令。诗题“罢官”，说明诗作于罢官之后，至少当作于大历六年(771)之后。又引张谓《题故人别业》诗。张谓为天宝二年进士，如果诗为张谓年轻时所作，则可能为王昌龄所见，但张谓于天宝十三、四载始入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幕，乾元元年(758)始为尚书郎。诗题《题故人别业》，诗云“平子归田处”，则所题之故人当为仕后归隐，张谓此诗也当作于为仕之后，当在乾元元年(758)之后。又引皇甫冉《秋日东郊作》，诗云“浅薄何时称献纳”，则当作于大历二年(767)至五年(770)皇甫冉为左拾遗、左补阙时。所谓“献纳”，就是任此职时献忠言以供采纳。又引钱起《幽居春暮书怀》。诗当作于乾元二年(759)至广德二年(763)，钱起为蓝田尉时。钱起在蓝田谷口有别业，他的《谷口新居寄同省朋故》、《晚归蓝田旧居》、《蓝溪休沐寄赵八给事》对谷口别业景色有描写，《幽居春暮书怀》一诗所写的正是谷口别业景色。他在别业曾新种花药，写有《山居新种花药与道士同游赋诗》，《幽居春暮书怀》一诗所写的“药栏”，就指他在山居别业新种的花药。就是说，这些诗，都作于王昌龄卒后，最晚的作于大历六年(771)之后。这些诗人，钱起为湖州人，皇甫冉为润州丹阳人，陈闰为苏州人，多为江南人。王昌龄曾为江宁丞，他的《诗格》曾在江南一带流传。天卷《调声》的这一段，可能为大历六年之后或人所作，也可能题名仍为王昌龄，或王昌龄《诗格》原有相关的内容，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又补充一些新诗例。由空海补辑进去的可能性不大，③可能是由王昌龄后来的人，也可能是他的门人补辑编录而成。
二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有些带有书面语体，比如天卷《调声》的前半。书面语体的有些条理性还比较强，如地卷《十七势》和《六义》。有些则像是片断的口头讲述，看似语录体，如南卷《论文意》的前半。不论书面语体还是口头讲述性的语录体，有的有注释。
王昌龄可能为人讲过作诗方法，而且诗名甚高，可能因此他被人尊称为“诗家夫子”。④那些语录体文论，可能就是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
王昌龄有《秋兴》诗，说他“著书在南窗”[6](P60)。王昌龄是以诗歌创作著名的，他的诗是盛唐一大家。但从《秋兴》诗看，他还有另一面，这就是“著书”的一面。现存史料，我们不知道他著了怎样的书，著了哪些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有意识地“著书”。这是他生活的另一面。《诗格》或者就是他所著书之一。《诗格》中书面语体的那些内容，或者就是他有意“著书”时写下来的。
《秋兴》诗说他“著书在南窗”，《秋兴》诗作于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前。就是说，王昌龄在进士及第前，就已在南窗“著书”。不能排除他在这一期间写诗文论著作的可能。但是，《诗格》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后来写的。
南卷《论文意》的前半，写日出之初，河山林嶂涯壁间的宿雾及气霭，随日色照著处而散开，写雾气湿著处，因被日照而触物发光色，写日午时气霭虽尽，阳气正甚，万物蒙蔽。写晓间，气霭未起，阳气稍歇，万物澄净，写舟行多清景，江山满怀，合而生兴。都是江南风景。这可能是王昌龄在江南为人讲授诗文作法时的现实情景。那些语录体文论，如果确为根据为人讲授诗文作法的纪闻辑录而成，那么，就应该成于他有条件为人讲授诗文作法时，应该是他有相当诗名之后。从《唐才子传》的记载来看，他被人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可能他被人称为“诗家夫子”是在任江宁丞之后。《诗格》中的有些例诗，是王昌龄为江宁丞时所作。如《十七势》中“第十二一句中分势”，引诗句“海净月色真”[3](P402)，出王昌龄《送韦十二兵曹》。诗写道“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6](P45)，可见作于任江宁丞时。《诗格》一些内容，可能是作于王昌龄为江宁丞时。王昌龄为江宁丞时，可能诗名已盛，可能已有年轻学子从而学诗。《诗格》的一些内容，可能就是这时所作。这时是开元末，天宝初。
但是，《诗格》一些内容，可能还作于此后。地卷《十七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引王昌龄《留别》诗：“桑林映陂水，雨过宛城西。留醉楚山别，阴云暮凄凄。”[3](377)这里的宛城，就是宣城。《全唐诗》卷143另载王昌龄《至南陵答皇甫岳》诗：“与君同病复漂沦，昨夜宣城别故人。明主恩深非岁久，长江还共五溪滨。”[6](P153)这里的五溪，指武陵之五溪。武陵在今湖南常德。王昌龄自江宁丞被谪龙标(今湖南黔阳)。自江宁往龙标，武陵之五溪是必经之地。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就写道：“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王昌龄被谪龙标，将过五溪，过宣城与故人相别，从此之后，一在长江之畔，一在五溪之滨，同病漂沦，因此说“长江还共五溪滨”。地卷《十七势》“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入作势”所引王昌龄《留别》诗，说“雨过宛城西”，也正是江宁丞后谪往龙标过宣城而与友人留别之作。这是江宁丞之后所作。地卷《十七势》引王昌龄《送韦十二兵曹》和《留别》二个诗例，这一情况说明，《诗格》有些内容作于江宁，而有些内容作于谪龙标之后。李珍华《王昌龄研究》的引例和分析是对的。⑤
但是，还有其他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南卷《论文意》二次引王昌龄诗句“相逢楚水寒”。一次说：“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如‘相逢楚水寒’，送人必言其所矣。”[3](P1326)一次说：“学古文章，不得随他旧意，终不长进。皆须百般纵横，变转数出，其头段段皆须令意上道，却后还收初意。‘相逢楚水寒’诗是也。”[3](P1371)“相逢楚水寒”一句，出王昌龄《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诗，见《全唐诗》卷140。
这可能是一个例子。王昌龄这首诗的地点值得注意。这首诗作于岳阳。他和友人李越宾相逢在带着寒意的楚水之上，离舟停靠在洞庭驿上就要开发。他们互相倾诉着坎坷的经历，那坎坷的经历就像江上的波涛起伏不平，他们都有着被朝廷弃逐而沉沦的共同遭遇。那杉上秋雨夕照蒹葭，倍增悲切。就是这样凄清的景象，他要送别千里之客。
这首诗作于被贬之时，是没有问题的。王昌龄两次遭贬，一次是贬岭南，一次是贬龙标。二次都要经过岳阳。相比之下，这首诗应该作于被贬龙标经岳阳之时。王昌龄有《九江口作》，说：“水与五溪合，心期万里游。”这是贬龙标经九江时所作，五溪就在他的贬所龙标。他说“雨开浔阳秋”[6](P80)，说明这时是秋天。他的《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说“杉上秋雨声”，又说“岁晚济代策”[6](P50)，分明是深秋景象。而王昌龄另一首《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说：“饮饯五溪春。”[6](P123)分明已是春天。就是说，王昌龄贬龙标经九江是秋天，经岳阳写那首《岳阳别李十七越宾》时，写南卷《论文意》所引“相逢楚水寒”时，已是深秋，而到武陵即今湖南常德时，已是春天。他可能在岳阳、武陵盘桓了一些时间。从时间来看正好相合。
开元年间，王昌龄由汜水尉贬岭南，虽然也知道因本性易然诺，得罪由己招，虽然也有负谴之忧，但是，可能因为这时母亲还健在，可能还奉母南行，⑥可能还因为这时还年轻，毕竟心境没有那么凄楚。所以他在经伊阙留别张少府时作诗，还写张少府劝勉他，这只是暂时左迁，不会沦落终身，这只是如浮云蔽日，终究会长风吹逐云散天青。⑦经汝中作诗，还说，他并不觉得这是远离别，还纷然驰骋着梦想，他只是暂时到衡湘游历一番，不仅仅思念朋友，而且日夕留恋着魏阙，还想着要回到朝廷。⑧赴岭南贬所道出郴州，写《出彬山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同贬岭南，却同有一点悲伤之感。见沿途山水景色，想到万古以来就是如此，想到盈缩消长乃是自然之理，万物概莫能外，既然如此，现在被贬岭南又何必忧愁？这不是外降，不是由京畿谪迁外州，不过是娱宦之游罢了。既近苏仙之故里，又可求得岭南的丹砂，那么，我们得道成仙，解脱世网，就有办法了。⑨但是贬龙标，心境好像凄楚多了。往贬所经宣城时，他写《留别》诗，就是“阴云暮凄凄”(见地卷《十七势》引的景象。经武陵，作《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就自称是“逐臣”，说，清晖下的山山水水，都可怜我这逐放之臣。⑩他在龙标，写《为张僓赠阎使臣》，更将自己比作楚国献玉之人，不但不得赏识，反而受刑刖足，于是泣尽继之以血，他说，对那些谗口之人，他真的既痛恨，又害怕。(11)《岳阳别李十七越宾》，既写楚水寒彻，又写秋雨悲切，陈江波之事，伤沦弃之迹，(12)正与贬龙标时心境相合。傅璇琮先生就认为这首诗写于被贬龙标时。(13)
地卷《十七势》引作于任江宁丞时的诗句“海净月色真”(《送韦十二兵曹》)，又引自江宁丞谪往龙标，“雨过宛城西”的《留别》诗，南卷《论文意》又二次引谪往龙标经岳阳所作的“相逢楚水寒”(《岳阳别李十七趋宾》)。这说明，《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它的一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任江宁丞时，是不对的。至少它的一些内容，应该作于贬龙标之后；它的编定，应该在贬龙标之后。(14)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书面体和语录体有一些内容相合，这相合，同时也是相重。比较明显的是天卷《调声》引和南卷《论文意》。如中泽希男《札记》详细比较分析的，《调声》：“须识一切题目中意，最要立文。”[3](P110)《论文意》：“诗贵销题目中意尽。”[3](P1365)《调声》：“多用其意，须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检。”[3](P110)《论文意》：“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3](P1309)《调声》：“作语不得辛苦。”[3](P110)《论文意》：“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3](P1308)《调声》：“须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3](P110)《论文意》：“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3](P1299)《调声》：“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至如有轻重者，有轻中重，重中轻，当韵之即见。”[3](P116)《论文意》：“用字有数般，有轻，有重，有重中轻，有轻中重，有虽重浊可用者，有轻清不可用者。”[3](P1319)等等。地卷《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也有相合相重之处。如地卷《十七势》“第八下句拂上句势”：“下句拂上句者，上句说意不快，以下句势拂之，令意通。古诗云：‘夜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3](P390)南卷《论文意》“诗有上句言物色，下句更重拂之体。如‘夜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3](P1337)不但内容相重，而且例诗也一样。
同是语录体，内容也有相重之处。南卷《论文意》是这样。比如前说：“诗有杰起险作，左穿右穴。”用诗例“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等[3](P1347)，后又说：“凡诗立意，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怖惧。”[3](P1372)同样用这二个诗例，另一处又说：“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3](P1309)都是说作诗要杰起险作，左穿右穴。比如前说：“夫诗，入头即论其意，意尽则肚宽，肚宽则诗得，容预物色乱下，至尾则却收前意，节节仍须有分付。”[3](P1317)后又说：“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如‘相逢楚水寒’，送人必言其所矣。”[3](P1327)，再后又说：“皆须百般纵横，变转数出，其头段段皆须令意上道，却后还收初意。‘相逢楚水寒’诗是也。”[3](P1371)都是说诗头须造意，然后须纵横变转，后二处都引王昌龄自己的“相逢楚水寒”诗例。
这种内容相合相重，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它们出于同一作者。但是还可能说明其他问题。王昌龄可能有自己比较系统严整的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但他的《诗格》，却带有随感色彩。他为人讲诗文作法，类似的内容在不同的时地，面对不同的对象反复讲过，而不同时地所讲的类似的内容都被辑录下来，收入《诗格》。他的书面文章体和语录体也可能不是作于同时同地。如他《秋兴》诗所写的，进士及第前，他就有意“著书”。不排除这时就写有《诗格》的某些内容。他可能先形成关于诗文作法的思想，并用“著书”的方式写下来，形成《诗格》的文章体。当他诗名已盛时，就用来向人讲授诗文作法，从而形成语录体的内容。当然也不排除另一可能，即先向人讲授，尔后其讲授纪闻既得以辑录整理成比较原始的语录体，又同时加以系统思考和修订，整理成文章体。不论哪种情况，内容的相合相重，都是不可避免的。从内容的相合相重，正可以推测《诗格》的形成过程，推测它的本来面貌。
作于江宁丞和贬龙标之后的诗，既出现于语录体，如南卷《论文意》二处引“相逢楚水寒”，此诗即当于谪往龙标经岳阳之时。也出现于文章体，如地卷《十七势》引作于江宁丞时的“海净月色真”和谪往龙标“雨过宛城西”的《留别》诗。这说明，王昌龄贬龙标之后，不但为人讲授诗文作法，而且仍在著写《诗格》。不然，文章体的《十七势》就不会出现谪往龙标之后的诗例。那当然，也可能原写有《十七势》，尔后补充了谪往龙标之后的诗例。但是，谪往龙标“雨过宛城西”的《留别》诗出现在“第四直树两句第三句作势”，这一条只有《留别》一个诗例。这应该是原来就有的，不应原来只作论述，不举诗例，到龙标之后再补充诗例。这样看来，《十七势》很可能是谪往龙标写成的。
《文镜秘府论》所引王昌龄《诗格》有的还有注文。这些注文，有的可能为后来整理者所加，但更可能为王昌龄自注。比如，地卷《十七势》之“第七谜比势”，注《送李邕之秦》诗，诗的深婉之意，揭示得那样细致贴切，非作者自注，是很难做到的。“第十七心期落句势”注“青桂花末吐”二句和“还舟望炎海”二句，非作者自有心得都很难注出，后二句注出《送友人之安南》的篇名，也是作者对自己才熟悉的作品的语气。天卷《调声》注：“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南卷《论文意》注阮籍《咏怀》诗意，(15)注落韵，都是作者自己的语气。这些注，可能是著书或讲授的同时就有注解，也可能在此之后，整理所著之书或讲授纪闻之时，补加进去。
王昌龄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由岭南返，是年冬离京赴江宁丞任。王昌龄于天宝九载(750)春还在江宁。这期间王昌龄虽曾一度在长安，但主要应在江宁。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关于王昌龄的评论说：“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14](P183)王昌龄先被谪岭南，再被贬龙标，因此说“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收诗止于天宝十二载(753)，那么，最晚此年之前，王昌龄即贬为龙标尉，而王昌龄离龙标返江宁，是在世乱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之时。(16)在江宁和龙标，虽然有过忧愁苦闷，但毕竟都有那么长的时间。在江宁，从《诸官游招隐寺》[6](P67)看，游过招隐寺。从《客广陵》[6](P106)、《宿京口期刘眘虚不至》[6](P109)、《万岁楼》[6](P112)等诗看，他游过广陵、京口，在京口游历过万岁楼。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游历。写江南风光的《采莲曲》[6](P133-134)，也应该是这一时期写的。在龙标，从《龙标野宴》[6](P155)诗看，他有过野宴的雅兴，从《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6](P174)看，他赴龙标抵武陵时，还曾寻幽访道。从这些诗看，他在这二个地方都有过悠闲的心情。李珍华的分析是对的(见《王昌龄研究》第168页)，柳宗元被贬永州和柳州，刘禹锡被贬岭南连州，韩愈被贬潮州和袁州，都有弟子随而师法求学。这样看来，王昌龄在江宁和龙标时，为人讲诗授法，其讲诗纪闻和著书，辑录而成《诗格》，是合情合理的。或者《诗格》的一些内容在江宁时已形成，而到被贬龙标时最后编定完成。
还有一个问题，即王昌龄《诗格》最早的流传。前面我们引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知道空海是入唐时“于作者边偶得此书”。这“作者边”，应该早在江宁一带。从现有材料看，空海入唐不可能到龙标，但他离开长安准备返回日本时，则在江南一带停留了数月之久。应该就在江宁这一带，空海得到了王昌龄《诗格》。可能王昌龄《诗格》在龙标编成，安史之乱起，王昌龄返江宁，(17)同时将《诗格》携回。
《唐才子传》卷2说时称王昌龄为“诗家夫子王江宁”。王昌龄曾为江宁丞，因此为“王江宁”。他曾在江宁丞任上为人讲过作诗方法，因此被人称为“诗家夫子”。既称“夫子”，则当有门人。他的门人可能参与了《诗格》的辑录。这些门人同时是王昌龄的崇拜者。当王昌龄被贬龙标时，这些门人或者崇拜者可能有的继续随而师法，有的则留在江宁。王昌龄诗名本来很盛，又有这么多的门人或崇拜者，从龙标携回《诗格》，迅速在这一带流传开来，后来为空海所得，是很自然的。
要之，天卷《调声》前半、地卷《十七势》、《六义》和南卷《论文意》前半当出王昌龄《诗格》。这是空海入唐携回日本的。《诗格》有文章体和语录体二种，王昌龄进士及第前即有意著书，或者这时就写有《诗格》的一些内容。但《诗格》的主要编成，在任江宁丞，特别是谪往龙标时。他为人讲诗，随而辑录，因此形成语录体。他曾有意著书，因而形成文章体。不同时地，面对不同对象讲诗，又将著书内容用于讲授，可能将讲授内容整理成书，因此有不少内容相合相重。《诗格》由王昌龄长期著书论诗和向人讲诗的内容辑录而成，它的最后编定，可能在龙标时，而又由龙标携回江宁一带流传开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为后人补充钱起等人的若干诗例。空海入唐于作者边得到此书，将其编入《文镜秘府论》。这是我们对《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的基本印象。
三
除《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之外，还有《吟窗杂录》本题王昌龄《诗格》和《诗中密旨》。[8]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可能都经后人改篡。但其中有些材料也可能要具体分析。比如，吟窗本《诗格》中《常用体十四》中“理入景体九”和“景入理体十”，与《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中《十七势》的“第十五理入景势”和“第十六景入理势”相合。《落句体七》之“含思四”，与《十七势》的“第十含思落句势”也相合。《诗有六式》中的“不难二”和“不辛苦三”，和《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南卷《论文意》前半)所说的“凡文章皆不难，又不辛苦”也相合。《诗有六贵例》中的“杰起一”和“穿穴三”，和《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说的“诗有杰起险作，左穿右穴”也相合。《诗中密旨》有《句有三例》，说：“一句见意，‘股肱良哉’。两句见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四句见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类似的说法，《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也有。《诗中密旨》有《诗有二格》，说：“诗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格下”，类似的说法，《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引《诗格》也有。《诗中密旨》有“离支病一”和“缺偶病二”，《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说：“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二者也相合。这说明，吟窗本《诗格》也好，《诗中密旨》也好，有些思想确与王昌龄《诗格》相合。
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的有些内容，则同时见于其他各家。比如，《诗中密旨》的《诗有六病例》，同时见于元兢《诗髓脑》。《犯病八格》所列诸病，同时见于佚名《诗式》、崔融《唐朝新定诗格》。《诗有九格》和《诗有六义》，则同时见于皎然《诗议》。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后来浅薄之人杂抄诸书加以拼凑托王昌龄之名而成。但也有其他可能。前人关于诗文作法的论述，如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可能为王昌龄所吸收，成为他在为人讲诗时的内容。前人是原创者，而王昌龄是接受者，运用者。王昌龄把这些内容编入到自己的《诗格》著作中。也可能有些内容，是时人共有的认识。在诗文发展过程中，历代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关于诗文作法，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一些共识，很难说谁是原创者。这些共识，谁也可以谈，谁也可以用。或者因此，有些内容，既出现于王昌龄《诗格》和《诗中密旨》，也出现于其他人的著作。当然，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后人改篡的痕迹。其中有王昌龄原创的东西，但不少可能并非王昌龄原创，甚至完全是后来浅薄者杂抄而成。
这些问题，真实面貌如何，目前尚不清楚，本书主要分析《文镜秘府论》所引《诗格》。至于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这里只能提出疑问，要想弄得稍微更清楚一些，更细致一些，则有待将来。
注释：
①南卷《论文意》：“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第1282页)
②有中泽希男《文镜秘府论札记》、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下)、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引任学良注、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
③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由空海补辑，笔者认为由空海补辑的可能性不大。
④《唐才子传》卷2载：“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8页)“夫子”或作“天子”。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3云：“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见李云逸《王昌龄诗注》，第258页)不论称“诗家夫子”还是“诗天子”，都说明王昌龄于当时诗名甚高，而称“诗家夫子”，则可能还因为他为人讲过诗，如孔夫子一样曾招徒授学，所授内容，就是作诗方法。
⑤此二例为李珍华《王昌龄研究》所引，第167页。
⑥《留别伊阙张少府郭都尉》：“幸随板舆远，负谴何忧哉。”(李云逸《王昌龄诗注》，第43页，下引诗出此书只注页码)可知。
⑦《留别伊阙张少府郭都尉》：“郭侯未相识，策马伊川来。把手相劝勉：不应老尘埃。……日晚劝取别，风长云逐开。”(第43页)
⑧《次汝中寄河南陈赞府》：“纷然驰梦想，不谓远离别。京邑多欢娱，衡湘暂沿越。……岂惟长思君，日夕在魏阙。”(第37页)
⑨《出彬山口至叠石湾野人室中寄张十一》：“叠沙积为岗，崩剥雨露幽。石脉尽横亘，潜潭何时流？既见万古色，颇尽一物由。永与世人远，气还草木收。盈缩理无余，今往何必忧？……孰云议外降，岂是娱宦游。阴火昔所伏，丹砂将尔谋。临临苏耽井，复向衡阳求。同疚来相依，脱身当有筹。”(第30页)
⑩《武陵田太守席送司马卢溪》：“山水清晖远，俱怜一逐臣。”(第123页)
(11)《为张僓赠阎使臣》：“哀哀献玉人，楚国同悲辛。泣尽继以血，何由辨其真。……犹畏谗口疾，弃之如埃尘。”(第27页)
(12)王昌龄《岳阳别李十七越宾》：“相逢楚水寒，舟在洞庭驿。具陈江波事，不异沦弃迹。杉上秋雨声，悲切蒹葭夕。弹琴收余响，来送千里客。平明孤帆心，岁晚济代策。时在身未充，潇湘不盈画。湖小洲渚联，澹淡烟景碧。鱼鳖自有性，龟龙无能易。谴黜同所安，风土任所适。闭门观元化，携手遗损益。”(第P50页)
(13)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页。
(14)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已提出这一观点，我的工作是提出“相逢楚水寒”(《岳阳别李十七越宾》)这一新的根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15)南卷《论文意》引阮籍《咏怀》诗“中夜不能寐”，注：“谓时暗也”；“起坐弹鸣琴”，注：“忧来弹琴以自娱也”；“薄帷鉴明月”，注：“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蔽君犹如薄帷中映明月之光”；“清风吹我襟”，注：“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注：“近小人也”。(第1363页)
(16)以上关于王昌龄生平的考证，参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和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珍华《王昌龄研究》。
(17)《新唐书》本传说：“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80页)这时安史乱起，长安和洛阳一带都被安史乱军所占。《新唐书》说王昌龄为江宁人，所谓“还乡里”，应该是还江宁，那里没有战火，还算安定。傅璇琮的分析是对的(见其《唐代诗人丛考》133页)。《新唐书》本传说闾丘晓将杀王昌龄时，昌龄辞曰：“有亲，乞贷余命。”张镐也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第5780页)从这条材料看，王昌龄被贬龙标，可能将家小安顿在江东一带。安史乱起，他急于还乡里，可能还是担心世乱家小安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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