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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含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相对于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东亚病夫”，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 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者焉”。
选自《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作者：周英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看了此文之后，大家才会真正知道东亚病夫是指麻目愚昧，没有理想信念，道德伦理低下，试看今日之中国，这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世界。
自近代已降，“东亚病夫”在中国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词汇。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为一个由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蔑称，专门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虚弱不堪。因之，当新中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获得了天翻地覆的进步，当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上之后，很多媒体流行的宣传口径就是“终于洗刷了百年来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云云。
而其实这是对“东亚病夫”的严重误读。
首先，最早提出“东亚病夫”一词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人！此人就是晚清时期大名鼎鼎的改良派思想家、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一职的严复。
1895年，中国刚刚遭遇甲午惨败，全国上下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此时，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耶？”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作《孽海花》一书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
而反观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开始。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根据今人的考证，这篇文章始出于当时的《伦敦学校岁报》，上海的《字林西报》只是转载而已。之后，梁启超的《时务报》引用了这个称谓，遂扩大了“东亚病夫”的知名度。
不过，相对说来，英国人的这个“病夫”提法根本是在严复之后，加之严复当时在英国的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英国人是受到了这位中国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而采用这个提法的。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则“东亚病夫”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色。把这个提法的发明权让渡给外国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含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生理上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相对于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东亚病夫”，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 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者焉”。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心路历程，找寻到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钥匙。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年轻的鲁迅当年东渡日本，本来是想学西医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这可以被解读为先生是想从疗救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入手，达到救国的目的。
然而，在日本的一次经历，让鲁迅醒悟到了生理层面的“东亚病夫”并非是治疗中国病症的急务。在《呐喊自序》里，他这样说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鲁迅先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眼中的中国人其实并非是弱不禁风的，而恰恰是“强壮”的。但就是这样“强壮”的中国人，却在做着愚昧的“看客”，犹然是典型的“东亚病夫”！
于是，先生的思想乃有很大的转变，终于决定“弃医从文”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提倡文艺运动，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正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疗救“东亚病夫”问题上的先知先觉的飞跃。
梳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理解“东亚病夫”这个称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倘作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今天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上争金夺银，固然是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数百个世界冠军，有了刘翔和姚明，就等于是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恰恰相反，观之今天的某些现实，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恐怕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吊诡，这就是：如果把“东亚病夫”的内涵界定在思想精神层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还是不是‘东亚病夫’”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我们实在没有十足的底气做出理直气壮的否定性的回答！也可以说，要完全摘掉我们头上的这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这大约正是我们需要长期逾越的一道“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