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我从来没想到会翻译一部德国军事著作。多年来，象许多海军将官一样，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结果，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据说，已故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讲过，如果照他的意思办，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公报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我的战争回忆录大约也可以简缩成这样：“我服过役。”
我从海军退休以后，当了一家海运工程公司的顾问。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国，我发现不管列哪儿，都看见书店橱窗里成堆地摆着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失去的世界帝国》，阿尔明·冯·隆将军著。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期间所认识的冯·隆将军。我见过他，和他攀谈过。我想，他也许参加过一次我妻子经常举行的晚宴。他那时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他和大多数德国参谋人员一样，态度冷淡，难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鹰钩鼻子，几乎和犹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为此感到悲哀。当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后裔。他声名显赫，我总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没能找到机会。那时，我简直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通过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发现内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访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办事处，打听谁在美国出版过这本书。我得悉此书原来尚未译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国时，我说动了出版商，获得了英文版的版权。我正打算从商界退休，这样，我想翻译这本书可能会减轻一些无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的世界帝国》是冯·隆将军在狱中写的厚厚两卷对战争的作战分析的摘要。他称这两卷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写作时间，由于他在东线参与的战争罪行。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部详尽的技术性著作没有英文译本，而且我也怀疑今后会不会有。
冯·隆将军在叙述每一个主要战役之前，总是先写一个关于战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冯·隆死后，把这些简短的摘要抽出来，加以编纂，成了《失去的世界帝国》（我怀疑这位将军会同意用如此戏剧性的书名）。所以《失去的世界帝国》并非一部扎实的军事历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种投机取巧。它把冯·隆关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张都在一本小书里汇集起来，而删去了它们后面细致的军事分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本可读的、有趣的、也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诚实。几乎所有德国的战争文学，对于屠杀犹太人、战争的责任以及希特勒对军队和人民的专权等等，都进行了粉饰。对于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冯·隆都心平气和地、坦率地写了出来。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让这本书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与多数的德国军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脑袋，也不想安慰胜利者。结果写成了一本揭露德国人对于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这样想的书。
因此这是一个德国将军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评论。冯·隆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优秀的英、法军事作家的很大影响，特别是戴高乐和丘吉尔。他的德文与其他大多数写军事题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读得多。我希望我的译文至少能把这点表达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风，是一辈子写美国海军报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到处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但我相信还不至于从实质上歪曲原文。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末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这也就是我翻译冯·隆著作的原因。
他对一些事件的叙述，既内行，又熟悉情况，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去理解它。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尽管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几年，我可从来不敢说，我了解那个奇怪而聪明的民族，他们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迟钝也是天下闻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让冯·隆将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这次战争，但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责，所以我偶尔加上一些批注。
例如，冯·隆的第一页开头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说的开头部分一样：谴责凡尔赛和约是残酷的协约国强加给光荣、守信的德国的不公正条约。他不提历史的变幻莫测，德国作家几乎都不提这点。一九一七年列宁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请求在东方战线单独媾和。德国人草拟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于凡尔赛和约一年多以前，从俄国掠去了比英德两国加在一起还大的一块领土、几乎六千万居民和几乎俄国的全部重工业。这要比凡尔赛和约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职时，每当有人谈起凡尔赛和约，我总要提出这个小小事实。我的德国朋友总是被这样的比较弄得很窘，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凡尔赛和约落到了他们头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落到了别人头上。他们的这种反应出于真心。德国人的这种民族奇癖我无法解释，但是在读《失去的世界帝国》时，不应该把它丢在脑后。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 白色方案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对希特勒的义务
红色方案
历史的讽刺
致命的条约
战略
胜利
评论
对希特勒的义务
写作此书，我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德国士兵的荣誉。
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二十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一九一九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十四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
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决定说成是一件“可悲的复杂的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团结于欧洲中世纪引起动乱的政治口号“反对犹太人”。一群庸俗的鼓动家、理想主义哲学家、狂热分子、机会主义者、暴徒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过人，与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人，大多以厌恶和不祥之感注视着这些混乱的政治事件。我们对国家效忠，不管是谁统治，但是我们害怕一般危害社会变革的浪潮。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 [ 作者注：魏玛政权是德国一九一九年在魏玛成立的政府 ] 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
在德国国内，遇到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个负有使命的人。他那种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使命的热烈信仰，左右着德国群众，尽管他篡夺了不少权力，但群众可能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予他。
红色方案
自然，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为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正确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两次战争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战争” [ 作者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原是德国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 ] 。
我们德国总参谋部的人懂得，希特勒为使欧洲正常化所采取的惊人手段迟早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对英国、波兰进行两线战争的计划，叫做“红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取得不流血的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正。当英、法两国满足于他们那种软弱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时，我们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飞速地得到改善。我们开始希望这位强有力的元首能够利用凡尔赛凶手们的过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欧洲实现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单线作战，在东方找一块活动地盘——这是他毕生的目的。历史的行程就会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个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切都改变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突然给予波兰无条件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借口因为希特勒破坏了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块弱小地盘的诺言而发了火。这块地盘，正是张伯伦亲自策划的慕尼黑会议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诺言一样，希特勒的诺言当然不过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要是张伯伦不这么想，只说明他自己是头蠢驴。
不管对波兰保证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自杀性的愚笨行为。它使得腐败的波兰军人寡头政府强硬起来，反对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正当不满。它把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交到这些落后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除此以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到头来英国是不可能给波兰真正的军事援助的。要是俄国插手，这个保证可能还有意义；事实上，这么一来也许会半路阻止希特勒，因为他害怕两线作战，比什么都厉害。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但英国的绅士政治家们看不起布尔什维克，而波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拒绝考虑接受俄国军队的保护。因此，愚蠢和软弱携起手来，挑起了这场灾难。
张伯伦这一挑衅行动，就象一只陷入绝境、用软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样，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气。命令闪电般地下达到参谋部，要我们为秋季进攻波兰拟定作战计划。我们以红色方案为基础，日以继夜地工作，准备了计划。四月五日，这一计划以新的代号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
历史的讽刺
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是根据几个主要的有典型的地理事实形成的。
波兰一片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比利时，只有很少几个天然屏障，没有真正的国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被亚布隆卡山口切断，为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到克拉科夫和维斯杜拉河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及散河都是问题，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许多地方汽车和马可以趟水而过。
波兰本身是一个政治畸人，这也反应在它的没有形状的地理上。它没有永久的外貌，没有一个连续下来的政体或民族目的。它好几次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被瓜分成为强国的省份。现在他又不如俄国的一个省份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盟国的首脑们把这个称为“波兰”的整个地理上的粗略平形四边形又往西移动了大约二百公里，移到奥得—尼斯一线。这样做当然牺牲了德国，把一些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城市、领土和居民都给了波兰，使得成百万人被悲惨地赶出了家园，重新定居。战争就是如此：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失败者遭受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波兰领土完整问题爆发的，但波兰并没恢复到它一九三九年的边界，而且永远也不能恢复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进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块领土，并入了苏联的版图。英国为了那些边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是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
致命的条约
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前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却相反。
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胜。
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 Germaniae [ 作者注：拉丁语：消灭日尔曼。 ] 。这样的政治Coup De Théatre [ 作者注：法语：精采事件。 ] 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却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只有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象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
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作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举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作好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还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
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为其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
战略
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
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是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奇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
胜利
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只是不断地对人民作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象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更触目惊心了。
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他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所造成的通讯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之下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
评论
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是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为了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同样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
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个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象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趁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象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象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灭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也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了苏联奴役下的共产主义傀儡。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读者会逐渐熟悉德国人的这一习惯，即：责备别国听任德国侵略。在冯·隆将军的整本书中，如同在德国人的大部分军事著作里一样，这种腔调反复出现。在总参谋部系统下发迹的军官们，显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维的能力。冯·隆对波兰政府和对英国所作保证的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
—— 英译者按
第二章 静坐战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大突袭
在芬兰的骚乱
静坐战结束：挪威
在挪威的错误
希特勒如何篡夺了军权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个对比
大突袭
华沙陷落之后到挪威事件之间这段为期半年的沉寂，在西方被称作“假”战争，这是援引一位美国议员的用语。我们称它为Sitzkrieg或“静坐战”，这是针对Blitzkrieg [ 作者注：德语：闪击战 ] 的俏皮话。从英法方面讲，这种说法可能是适当的。在这段喘息时期，他们的确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丝毫没有加以改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坐着，预言我们要遭到失败。
这段微妙、晦暗的时期刚刚开始，元首就向国会作了“伸出和平之手”的演说。他这次演说也和他的其他政治活动一样，经过精心策划。如果当初盟国轻信这一演说，我们很可能发动震惊西方的十一月进攻。华沙陷落后，希特勒对此已经作了安排，我们也积极进行筹划。但目前西方政治家对元首已产生了某种戒心，他们的反应使人感到失望。但这毕竟关系不大，由于气候恶劣，以及供应问题无法解决，迫使急躁的元首不得不一再推迟行动日期。于是袭击法国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只是不断变更日期和战略。进攻日期总共推迟了二十九次，同时准备工作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继续进行。在我们草拟Fall Gelb（即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的时候，我们参谋部最喜欢阅读法国报纸和军事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学术文章，文章说我们即将屈服于经济压力。我们觉得这些文章很可笑。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第一次开始真正上升。我们获悉，巴黎的生活比战前活跃、轻松。英国首相张伯伦反映了西方的想法，说：“希特勒错过了大好时机。”在这被迫拖延的半年期间，尽管元首大本营无休止地干扰，德国军火工业生产依旧开始上升，一个袭击法国的完善的新战略方案终于出笼了。
在芬兰的骚乱
苏联进攻芬兰使静坐战时期暂时活跃起来。
斯大林在与里宾特洛甫谈判签订协定以后，始终不变的政策是，趁我们与民主势力作战之际，尽一切可能扩张领土，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我们最后摊牌。希特勒为了腾出手对付西方，已经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境内的大片土地让给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象俄国沙皇或布尔什维克其他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这时是他吞并卡累利阿地峡和控制芬兰湾的大好时机。当他的使者对骄傲的芬兰人进行威胁、企图霸占这片领土而宣告失败时，斯大林决定诉诸武力。芬兰的主权当然遭到了蹂躏。
但是，使全世界震惊的是，苏联统治者竟因为进攻进行得很糟而陷入困境。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红军大丢其脸，在芬兰竟暴露出他们原是一批装备和训练极差、指挥力量也很薄弱的乌合之众，连一个训练有素但是弱小的敌人都不能战胜。这可能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清洗大批军官的结果，也可能是俄国人传统的低能，加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害影响，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调遣最蹩脚的军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年三月芬兰确实英勇击退了斯拉夫侵略者，苏联始终未能从军事上击败他们。最后还是用俄国传统打法，为数不多的芬兰保卫者终于淹没在强大的炮火之中，沐浴在斯拉夫人流下的血海里。这样，斯大林的愿望实现了，他把我们的芬兰朋友推回卡累利阿地峡，形成了列宁格勒防线。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行动实际上在一九四一年挽救了列宁格勒。
圣诞节芬军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著名的苏墨萨米战役，芬军以死伤约九百人的代价，造成苏军约三万人被歼灭或冻死。经过这次战役，大家就不可能再把苏军当作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的敌对力量。后来，赫尔曼·戈林称这次芬兰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敌行动”。意思是说，俄国人故意在芬兰示弱，以便把他们的战斗力伪装起来。这也成为德国空军在东方失利的一个荒唐借口。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斯大林俄国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从这时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在东线苏军手中彻底崩溃，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不过他们在芬兰的表演确实导致我们作出错误的计划。
静坐战结束：挪威
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进攻芬兰一事大肆宣传，并酝酿给予芬兰军事援助。但结果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开辟芬兰战线迫使希特勒面临北方的强大威胁，英国企图占领挪威。
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准确的情报。英国的这一计划，并不象纽伦堡审判中指控德国军队的某些计划和“阴谋”一样，英国这一计划是实际存在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开写到这一计划。他承认英国进攻日期定在我们之前，后来取消了。因此，我们抢先进入挪威·完全出于侥幸，是时间问题。
苏芬战争使挪威问题尖锐化，因为英法完全可以利用“援芬”作为借口，在挪威登陆，并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挺进。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北海两侧均设英军基地，这对我们的潜艇形成了封锁，从而扼住了我们在海上的主要咽喉。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瑞典运进铁矿的船只，冬季航线必须沿挪威海岸行驶。如果没有这一铁矿资源，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战争。当最高司令部向希特勒承认存在这种危险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进行“韦塞演习”，并占领挪威，黄色方案再一次推迟。
在纽伦堡法庭上，海军上将雷德尔因“阴谋侵占中立国挪威”而定罪，而曾经拟定过同样计划的英国，却坐在审判席上，这一事实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促使我对自己在纽伦堡的经历处之泰然。我认为那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失败所导致的必然政治结果。如果战争的结局正好相反，我们因丘吉尔阴谋占领挪威而将他处以绞刑，世界舆论又当如何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占领挪威，是在非常优良的英国舰队实际炮火下进行的一次惊人的水上行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成功并不是由于希特勒的指挥，而是无视他的指挥的结果。我们在海上遭到惨重损失，尤其后来当我们计划进攻英国时，驱逐舰奇缺。但比起我们获得的战果，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微乎其微了。我们先发制人，阻止了英国，开辟了更广阔的海岸线，粉粹了对我们的封锁，并且保证了整个战争年代瑞典铁矿石的供应。
在挪威的错误
希特勒的外行在挪威暴露得很糟糕。每个战役中都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厉害。无论在哪一方面，外行的标志就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而内行的标志则是危急关头善于随机应变，最高超的用兵艺术就是要求在战云密布的时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希特勒的惊慌失措表现为两种形式：当部队正在运动的时候，他突然命令部队停止作战；在战役的中途突然变更目标。这两个弱点在韦塞演习中都表现出来。我在分析挪威战役时，详细记述了希特勒整天歇斯底里大发作，坚持要我们放弃纳尔维克这个真正的据点，以及他突然疯狂策划用“不来梅号”大邮船攻占特隆赫姆港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能成功占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呢？那完全是因为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在挪威不顾元首的干扰，进行了有效而干练的工作，统率了一支精锐部队，拟定了正确的计划。
这种来自上面的偶然干扰往往影响整个作战行动。阿道夫·希特勒多年来为了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不仅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耍尽了狡猾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此人对权力的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很遗憾德国人民不了解他的真实本性，等到真正了解，已经为时太晚。对这次篡权的背景，我要作粗略的说明，因为它对六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有重大的影响。
希特勒如何篡夺了军权
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一批纳粹宠臣，竟然肆无忌惮，捏造罪名，指控最高统帅部的一些有名望的将军行为不检。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了几个犯有这类性质错误的实例，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不在此赘述。纳粹分子准备利用这个罪名暗中把一批有经验的将领大胆搞掉。而希特勒本人居然一跃而为最高司令！他强迫德国武装部队的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于他本人。这一行动表明他了解德国人的忠诚性格，他们一旦宣誓，就将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一誓言。
由于对我们的一批有名望的将领进行了人身攻击，捏造了罪名，我们参谋部就被堵住了嘴，解了体，因而对这次篡权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抗议。德国军队一向不受政治控制，这使德国军队长久以来成为我国一支坚强力量，现在德国军队的绝对独立宣告结束，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军队的指挥权，在战争开始前一年光景，落到一个奥地利街头鼓动者的掌握之中。
就这件事本身而论，还不算是一次灾难性的变化。希特勒对军事还不是完全无知。他在战场上当过四年步兵，而学会作战还有比这更坏的办法呢。他贪婪地阅读过历史和军事著作。他对历史事件有非凡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遇到重大问题，他善于追根究源。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甚至具有和妇女同样的直觉感。如果一个政治家经常向士兵听取命令执行的情况，在战争中这将是一种优良的指挥作风。一个具有胆略的政治冒险家，由一个平民跃居统治地位的查理十二式的人物把德国统一成一支坚强的力量，加上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指挥集团，我们的总参谋部具备这一切，我们本来完全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可是希特勒却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这一点毁了他，也毁了德国。从重大的战略方针，直到微乎其微的细节，都由他一人包揽。在我们战争时期唯一有效而压倒一切的原则是，希特勒指挥一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于我们竭力设法阻止一次为期过早的对法国的进攻，希特勒在总参谋部作了一次粗暴的演讲，警告我们说，任何人胆敢违抗他的意志，他将进行无情的打击。象他的其他许多恫吓一样，他这话确实做到了。到战争结束时，总参谋部大部分人员都被免职。不少人被枪毙。要不是他后来发狂自杀，我们迟早都难免一死。
这样一来，伟大德国的坚强人民和勇敢无畏的德国士兵，都沦为希特勒外行指挥下的御用工具。
希特勒和丘吉尔：一个对比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到他的部长们尽职的情况，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羡慕，说希特勒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可以丝毫不受干扰，也不用去说服目光短浅的职业军人。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挽救了英国，使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丘吉尔和希特勒一样，是外行干预军事的一把好手。两人都是从政治上极端失意的境况中崛起掌权，都是主要依靠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控制群众。他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管有多少错误、多少失败和灾祸，都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忠诚。两人都喜欢夸夸其谈，对经济和后勤的现状所知甚少，更不关心。两人都是在失败面前不肯屈服。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备惊人的个性，足以抑制在他们讲话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反对意见。关于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与希特勒接触中有丰富而痛苦的体验。最大的区别是，丘吉尔到最后不得不听从职业军人的意见，而德国人却认为命中注定该效忠于FuChrer Prinzip [ 作者注：德语：元首准则。 ] 。
如果丘吉尔拥有阿道夫·希特勒所窃取的权力，盟国的军队在一九四四年向被丘吉尔称之为“平静的轴心”的可怕的山峦起伏、水中障碍重重的巴尔干半岛进军时，肯定会全军覆没。我们会在这里歼灭他们。意大利战役就是一个证明。只有在诺曼底的广阔平原上，运用大量质量低劣、廉价装备的福特产品的美国作战方式才有用武之地。巴尔干半岛将会重新掀起一场德摩比利隘口战役 [ 作者注：德摩比利隘口在希腊境内，斯巴达王在四八○年曾率领三百人挡住波斯大军。 ] ，取胜的将是巴尔干人，遭到失败的则将是丘吉尔，相形之下，加利波利 [ 作者注：意大利东南部重要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企图攻占这个港口，遭到失败 ] 的失败也就微不足道了。
第三章 黄色方案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大突袭
马奇诺防线
计划执行的结果
胜利中的阴影
他的最严重的错误
流产的入侵计划
大突袭
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形势往往会大规模地急转直下。一九四○年春天，德国武装部队只花七天时间，就打乱了世界秩序。五月十日，英国和法国还仍然是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仍然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到五月十七日，法国已经是一个被打败的、束手无策的国家，而英国也濒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从理论上讲，我们进攻法国的计划Fall Gelb（黄色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从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看，敌人很可以感到自慰，要伤脑筋的是我们。但是经过实践，黄色方案（修正案）获得了巨大胜利。我们的士兵，一个顶一个。证明都超过民主国家最优秀的士兵。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坦克营击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了集中使用大量装甲车和柴油发动机所具有的机动性。所谓英法的世界霸主地位已被戳穿，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历史假象而已。当然，它们仍然控制着海洋和原料产地，它们拥有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数量比我们多，但是，如果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意志，就是有也等于零。波斯比亚历山大大帝所有的资源要丰富得多。
在评价希特勒时，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已经觉察到对方这个弱点，而我们这些参谋人员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宿敌也在不误时机地紧急备战，但实际上，他们的同胞并不愿面对现实，政治家们也不愿把不愉快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阿道夫·希特勒把德国的未来，也就是欧洲的未来，也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未来，孤注一掷地寄托在一次猛烈的武装突袭上。它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也是他本人所没想到的。
希特勒不仅不理会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悲观的反对意见下令发动进攻，而且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采用大胆的曼施坦因计划：使用装甲部队大举进攻，穿过难行的阿登地区，迂回到马奇诺防线左侧。这个计划背离了传统的施利芬计划，但获得意外的成功，促使伦斯德以惊人的速度横越法国北部直抵海边，把盟国切成两半，迫使英国用游艇、平底运煤船和渔船临时拼凑了一支小舰队渡海逃回本国，法国本来就很动摇的斗志也就此全部丧失。此后，我们向南进军，直捣巴黎，沿途遇到的抵抗一触即溃。就这样德国在一名前上等兵 [ 作者注：指希特勒。 ] 的指挥下，于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威廉皇帝二世经过四年的拼死战斗尚未能完成的事业。
我们在法国的胜利，从技术上讲，关键在于我们把大量装甲车集中配备给作为先锋部队的全部师团，就象铁骑兵一样，这样就在工业化时代的战场上恢复了速度和机动，人们一直认为由于机械火力的力量和射程，在堑壕战之中达到这种速度和机动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从英国战术家富勒和法国战术家戴高乐的军事著作中懂得了这些道理，他们的著作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法国军队拥有的装甲车数目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些盟国战术家的意见，把数以千计的坦克分散地配备给各个步兵师团。关于如何使用新的自动装甲车问题，在两次大战期间，引起很多争论。我们汲取富勒、戴高乐以及我们自己的古德里安等人的正确意见。我们的对手则汲取了错误意见。此外用俯冲轰炸配合这些新的地面战术，起了加速胜利的作用。
马奇诺防线
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了。几个月以来，西方的报刊杂志不断刊登欧洲地图，标明在即将来临的战役中的一些假想战线。据说被西方报界人士称为“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的法国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大元帅已经拟定了一项击败我们的绝妙计划。
传闻中的甘末林计划认为：在现代化战争中，现代化武器使得防御比进攻处于大体上是十或十五比一的有利地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百五十万名士兵丧失生命，这说明在机枪大炮面前，拿破仑使用的那种集中步兵进攻的战术不再行之有效，不会再出现另一次凡尔登战役。新的战术思想是，在和平时期修筑起一条由堡垒连接起来的长城，配备以现代化的最猛烈的火力，将来敌人不论投入几百万人来进攻，最后都将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
根据这个理论，法国修建了一连串的碉堡，用地下坑道把它们连接起来，这就是马奇诺防线。如果德国不进攻，处于马奇诺防线陆地长城和英国海上封锁之间，我们的经济生命也就会被扼死，即使那时候革命未能使希特勒垮台，盟国军队最后也会从马奇诺防线向我们发动一劳永逸的最后一击，迫使我们的将军们象一九一八年一样匐伏于地，乞求和平。这就是在“静坐战”期间西方报刊的论调。
有见识的军界人士对这个马奇诺防线提出一些疑问。他们说：工程的确是了不起，但是否太短了一些？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开始，沿着法德边界延伸一百多英里到一个叫作隆古庸的地方——这是它的终点。在隆古庸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沿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还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地带是个漏洞，长度至少和马奇诺防线本身相等。一九一四年我们这些野蛮的德国人之所以从比利时进攻，就是因为这个漏洞提供了一条通向巴黎的平坦大道。难道我们不能绕过这条著名的马奇诺防线，再次沿着这条路下来吗？
那些支持甘末林计划的人以讥讽的微笑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说：把防线穿过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海边，这当然好。但是这要由比利时人来决定，但他们宁愿坚持保持中立而不愿搞这条防线。在法国境内延伸这条防线，则要穿过长达一百三十英里的重要工业地区。此外，过去也曾经考虑过要这样做，但是政府想节约开支。因为人民正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延长防线的费用将象天文数字那样庞大。还有，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位太高，修建坑道系统有困难。同时，那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延长这条防线可能刺激这个好战的元首不加思索地马上采取行动。
总之，法国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决定不把马奇诺防线修完，而采取了甘末林计划。如果战争发生，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将部署在未修筑工事的比利时边界一带，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人真的再次从这里来，盟国军队将在加麦兰指挥下跃出阵地，与二十万名骁勇善战的比利时军队汇合，固守天然的沿河防线。由于在现代化战争中处于防御地位所具有的极为有利条件，德国向这样狭窄的战线发动进攻，将会遭到重大伤亡而告失败。
计划执行的结果
我们确是进攻了，虽然并不完全按照计划给我们规定的路线行事。五天之后，甘末林大元帅被解除职务。我们穿过被认为是“无法通行”的阿登地区，绕过马奇诺防线北端，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横贯法国，因此切断了按照甘末林计划准时跃出阵地冲进比利时的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联系。我们由库赫勒指挥的第八军也自荷兰北下迎击，使他们陷入重围。五月十五日晨，法国总理打电话给他的国防部长，问甘末林有什么反击措施。根据历史记载，国防部长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巴黎法国外交部召开紧急会议，冒生命危险从伦敦乘机来到这里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会上问甘末林大元帅：“将军，准备用来抗击德国突破的后备部队在哪里？”根据丘吉尔回忆录，这位世界第一流职业军人回答说：“Au－cume。”（“一个也没有。”）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们轻而易举地从背后拿下了马奇诺防线，因为炮口都是朝着前面方向。我们俘虏了坐等在碉堡和坑道内的法国士兵，并把他们全部运往英吉利海峡，用来对英国作战。我们还缴获了这个迷宫中储备的全部粮食和装备，只留下几个灯泡在这些无人的混凝土通道内照明。因此马奇诺防线一直保存到今天。
法国的伟大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德国几世纪以来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终于遭到厄运。从战略上讲，关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工业力量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把国家的力量和财富浪费在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玩笑上，用钢和混凝土修建了半条城墙。从战术上看，当甘末林大元帅说“AuB cune”时，法国的军事史已经宣告结束。
胜利中的阴影
在最高统帅部，对法作战的胜利一方面使人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些不安。我们这些参加停战签字仪式的人中，有的当时以沉重的心情看着元首在贡比涅的阳光下跳着快步的胜利舞。我们的心情是忧喜参半：一方面为德国军队完成的丰功伟绩、为他们英勇地扭转了一九一八年以来的战败局面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则因为内心知道这位手舞足蹈的元首犯了或将要犯悲剧性的错误而感到忧虑。这些错误完全被掩盖在胜利所放射出的玫瑰花般鲜艳夺目的光彩之下，不为一般世人所知。在当时那个时刻，德国好象是军队举办的舞会中的一位年轻少女，由于英俊的军官们向她投以爱慕的眼光，露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喜笑颜开地看着她，却不知道一个致命的癌已经在她体内萌芽。
这个当时就已使德国受到折磨的癌症，就是外行的军事指挥。但是除了司令部最上层少数几个人之外，谁也没有觉察到。在较小规模的挪威战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症状。我们当时希望，这位无经验的军事领袖在那次胜利中已经取得了切身的经验，将会下定决心在西线进行—次大突袭。
但是，在突破的六天之后，正当伦斯德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为前锋向海边挺进，敌人望风而逃的时候，希特勒神经过敏症严重发作，他担心法国从南面反攻——这在当时就象是说霍屯托人 [ 作者注：南非的一个黑人民族，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野蛮民族。 ] 会进行反攻一样地不可能——因而命令伦斯德停止前进，耽误了两天的宝贵时间，幸好古德里安找了个理由获准向西进行“威力侦察”，于是他干脆不管元首的命令，闪电般直奔海岸。
紧接着又犯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术上的错误。英国远征军正在无可奈何地向海边退却，眼看就要被速度更快的古德里安的密集的坦克赶上切断退路，元首却命令古德里安停在阿河，离敦刻尔克只有九英里，并且接连三天不准坦克师团前进！直到今天也没人确实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军事历史学家对此议论纷纷，一人一个理论，但都无助于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在这三天中，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海滩救出了他们的军队。说明这些情况很足以解开“敦刻尔克奇迹”之谜了。
如果希特勒不命令古德里安停止进军，装甲部队就会比敌人抢先一步抵达敦刻尔克并切断其后路。英国就会在法兰德斯地区这个大口袋内损失三十多万名士兵和将官，也就是损失了他们大部分受过训练的地面部队。在“荒谬的阿河停军”一节中，我详细阐述了关于敦刻尔克周围是一片沼泽、灌木丛生、沟渠纵横交错因而不适于坦克通行这个理由的荒唐可笑。实际情况是，古德里安在耽搁了关键的七十二小时之后，还是进军了。但是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获胜的第一个绝好机会从我们的手中溜掉了。赫尔曼·戈林的空军被指定接替停止前进的装甲师团来干掉英国人，可能希特勒宁愿让一位纳粹空军元帅而不是他不信赖的陆军参谋部来完成这次杀敌任务。戈林完成得如何，历史记载有案可查。
但是，虽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至少征服了法国，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六月六日那一天，希特勒又一次神经错乱，连这一点成就差一点也成了问题。他突然宣布，巴黎并不是进军的目标；我们军队下一步应该是插向东南，拿下洛林盆地，以使法国失掉煤炭工业和军火工业！幸运的是，作战行动的势头之猛，就连元首也无法阻拦，就在几个装甲师团毫无必要地开进洛林的时候，我们拿下了巴黎。
他的最严重的错误
但是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后竟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事先全无计划！历史将永远对这个事实感到惊讶。我们已经到了海边，好几百万人，武装到牙齿，因为胜利而兴高采烈，而在仅仅四十英里宽的海峡对面是被击败的丢盔卸甲、失去战斗力的敌人，但是我们这位从不犯错误的领袖却不知怎的忽视了如何进入英国这个细节问题，而他又是如此牢牢掌握着一切行动的决定权，没有他点头，任何人都不能行动。
然而这是千载难逢的作出伟大事业的时机。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在他们的时代也曾犯过象希特勒这样大的错误。但是他们具有“统帅的才能”，有能力来平衡和挽救错误的后果，他们具有发现并以最快速度和魄力掌握有利时机的能力。不错，我们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但是，难道英国曾经有过用轻飘飘的小船拼凑成小舰队从敦刻尔克渡过海峡的计划吗？尽管由于战败而溃不成军，尽管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出于必要，他们仍然把三十万人成功地运过海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又处于胜利高潮的军队不能来一个“敦刻尔克背后追击”，用一支由几个装甲师团组成的力量渡过海峡，登上未设防的、毫无抵抗的彼岸呢？在英国的地面上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伦敦进军。被救出的远征军已是一群丢盔卸甲的乌合之众。它的全部装备都丢在法兰德斯地区。国民军都是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可怜的杂牌军。
阻挡我们入侵的将是皇家空军和英国舰队这两支不容忽视的战斗力量。但是如果希特勒在六月抓住第一个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北欧水上现成的船只（数以千计），把入侵部队送过海峡，英国舰队将会措手不及，正象挪威战役的情况那样。在它还未来得及集结起来进行反击之前，我们已渡过海峡。在英国的这场空战将在海峡上空进行，其作战条件大大有利于德国空军。
我们肯定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进攻阶段和供应问题要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我们只得再次孤注一掷。但是事后回顾历史，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在一九四○年六月曾经写过一个正是关于进行这样一次渡海大突袭的计划要点的备忘录提供最高统帅部讨论。我曾经几次写信给美国和德国的档案管理人员，请他们寄给我一份该备忘录的抄件，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个备忘录只不过是个未被采用的古董，究竟是否还存在，我也无从知道。当时约德尔一句话也没说，把它还给我了，这就是它的最后结局。
流产的入侵计划
“海狮”这个在随后几个月中胡乱凑合出来的入侵计划，结果是白白浪费了很久时间，毫无用处。一旦英国喘过气来，建立了沿海防御，强渡海峡就需要一套极其复杂的军事组织。希特勒从来也没有真正去促成过这件事。在对英国作战上，他缺乏大胆尝试的决心，只是让戈林把空军白白消耗在对英国深入内地的机场的轰炸上，而陆军和海军这时候花费了几个星期为这个作战计划吵来吵去，一直吵到夏天，大家来回踢皮球，都不肯承担任务。最后终于放弃了海狮计划。德国毫无疑问拥有发动入侵所需的工厂和军事力量，但没有所需的领导。正当在战斗中只要稍微再大胆一点就能赢得整个世界的时候，希特勒畏缩了；而那些内行的将军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全得服从这位外行的指挥。
这才是“元首原则”在一九四○年夏天所获得的真正“胜利”。回顾历史，跳快步舞的领袖不应该是他。
我在皇家海军的朋友们断然否认德国人有可能甚至在六月间渡过海峡。他们认为，英国人当然会投入他们拥有的全部船只把入侵者淹没在海中。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隆讲的很有道理。德国的潜艇（他在文中没有提到）将会在这个狭窄的海峡内对处于防守地位的英国舰队进行报复。由于参谋部缺乏具体的入侵计划而把责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隆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如果他们准备了一项可行的计划，他就可能采用它，就象他采用曼施坦计划那样。从档案中似乎只找到海军参谋部所作的一份很粗浅的研究计划，没有别的其他入侵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参谋部有一种只顾眼前不问下一步的奇怪倾向，也许它们不愿意去想下一步的事。
—— 英译者按
第四章 鹰和海狮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虚假的传说
英国的优势
鹰式袭击的目的
希特勒与英国
空战
最后的悲剧
虚假的传说
英国的战争宣传一向很出色。他们对所谓“英国之战”的宣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他们的宣传早已载入史册。但若要进行严肃的军事探讨，就必须首先澄清这些神话。
法国崩溃之后，德国陆军力量大大超过英国，空军力量旗鼓相当，海军则不幸处于劣势。我们的海面舰队很弱，而且数量不多，只有潜艇武装还够得上真正的分量。一九四○年夏季的关键问题在于必须作出决定渡过海洋这一障碍。因此在准备大举入侵的战役中，英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我在黄色方案提纲中，早已陈述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六月底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横渡，当时解除了武装的英国陆军正陆续从敦刻尔克撤回，而他们的舰队又停泊在鞭长莫及的海港里，那么我们尽可速战速决，一举而征服英国。可是希特勒坐失良机。恢复了元气的英国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制定了激烈的反侵略措施，整顿了他们强大的海军，从而封锁了英吉利海峡。这样一来，德国只能进行空袭，迫使英国作出决定，或炸出一条入侵的路。
首先我们必须就双方的空军力量作一对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仍然认为庞大而实力雄厚的德国空军是被一小撮英勇顽强、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德摩比利隘口 [ 作者注：希腊境内著名隘口，古希腊斯巴达王里奥尼达斯曾率三百勇士保卫此隘口，抗拒波斯大军 ] 保卫者所击败，或引用一位修辞大师的话来说：“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以少胜多”。事实上，战斗开始时，德国和英国双方都拥有约莫一千架战斗机。德国轰炸机的制空权远较英国为大，但是英国的轰炸机，至少那批新型轰炸机的负荷量更重，飞行距离更远，装备也更为精良。
为了诱使英国求和，希特勒和戈林对于德国空军当然极尽炫耀之能事。在另一方面，丘吉尔却尽量利用英国飞机数量少和势孤力单这一事实，强拖美国卷入战争。结果使这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大卫力敌巨人哥利亚 [ 作者注：故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第十七章。 ] 的假象。
英国的优势
传统的描述不仅在力量对比上歪曲了事实，而且德国空军行动时遭到的重重阻力也未加以记述。
大部分战斗是在英国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的。德国驾驶员一被击落，就宣告失踪，不是死亡，就是被俘。但被击落的英国驾驶员，只要没有受伤，就可以立刻另外驾驶一架飞机起飞。德国驾驶员的战斗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因为我们战斗机的燃料大约限制在九十分钟之内，而这段时间的大部分都消耗在进入交战区和返回驻地上了。英国驾驶员一旦升入战斗高度，就能坚持战斗直到子弹和汽油用完为止。
由于我们战斗机的飞行距离短，我们只能飞抵英国的东南隅。德国空军象一只被缚的鹰，伦敦是这条系绳的最远端。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毫无空袭之虞，因为轰炸机没有护航，需要冒被消灭的很大危险。英国皇家空军则可以随意撤离火线，进行休整或检修。他们能在远离火线的地方集结后备力量，加紧制造新飞机。
此外，我们的战斗机还奉命紧靠着轰炸机飞行，就象驱逐舰掩护战列舰一样，从而削弱了战斗力。这无疑给予轰炸机驾驶员以安全感，但这项命令却使战斗机受到束缚。在空战中，“搜索与歼灭”是规律中之规律。战斗机驾驶员应该自由地在空中飞行，发现敌人，予以迎头痛击。戈林从未掌握这一基本要点，尽管他的空中战斗英雄不断用这一点敦促他。我们轰炸机的损失量越是上升，他就越是执拗地坚持轰炸机必须由战斗机紧密护航。这项纪律拖延了战斗，造成许多同志死亡，并严重挫伤了驾驶员的士气。最后，到一九四○年，英国人有了一项幸运的科学成就。他们首先拥有了可以应用于实战的雷达，可以对战斗机进行控制。我们一侵入领空，他们就可以紧紧跟踪我们，迅速派出战斗机向我们迎头痛击。他们无须消耗燃料进行侦察，也无须分散力量进行搜索。如果不是这个因素，德国空军战斗机指挥部将会赢得一次快速地压倒一切的胜利。因为直到最后，德国空军始终没有从空中击败皇家空军。连无意赞扬德国战斗力的丘吉尔也承认，在九月间战斗不利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
当时，我们的进攻变为对伦敦的战略轰炸。丘吉尔认为这是戈林所犯的致命错误。实际上，一则当时天气恶劣。再则对德国城市挑衅性的疯狂轰炸急需立即给以残酷的回击，三则考虑到入侵英国本土必须在十月一日以前进行，否则只好作罢，鉴于这三重原因，改为战略轰炸势在必行。我在有关这次战役的逐日分析中对于这一点作了详尽的阐述。
鹰式袭击的目的
德国空军于一九四○年夏对英国的一次“鹰式袭击”，实质上是一次求和姿态，这是一次有节制的努力，企图说服英国拖长战争是无意义的。这次努力必须在进攻俄国之前作出，以便确保我国西部后方，的安全。这次失败对德国说来当然是一出悲剧，我们因此注定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可是这对英国说来却更加悲惨，历史家们对此却认识得特别迟缓。
德国参加这次战争毕竟丧失不了什么，英国则不然，在一九三九年它是世界头等强国。它尽管赢得了胜利，但战争的结果使它失去了环球帝国的称号，版图缩小到国内数岛。如果魔式袭击迫使它在一九四○年就与德国媾和，那末帝国几乎肯定仍然属它所有，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它认为进行英国战役的时刻竟会是它的“黄金时代”。它的飞行员们表现得勇猛善战，与他们德国的异族兄弟一样。然而英国却放弃了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联合起来继续充当世界霸主的最后机会，反而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去打垮这个强国——这个在欧洲足以对抗野蛮亚洲的最后堡垒。其结果使它沦为美国的一个衰老而虚弱的卫星国。
这一灾难是沉湎干空想的冒险家丘吉尔的唯一杰作。在此以前，人民还未曾授予他最高职位。丘吉尔认为自己扮演了圣乔治的角色，把世界从这条可怕的德国蛟龙口中拯救出来。对于宣传这个神话，他的文笔和口才是绰绰有余的。他自己也一直相信这一点。英国人也始终相信这一神话，以致失去他们的帝国，直到最后觉悟过来，才不再投票选他。
希特勒与英国
希特勒最不愿意与英国交战。我个人可以对此作证。但无此必要，因为他那本大肆夸张、自我宣扬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在一次参谋部的会议上看见了他的面孔，那天正好是英国从战略上对波兰提出疯狂保证的日子。九月三日，在总理府的走廊上，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了那张面孔。那一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保证相反，英国开始进军了。那次我看到一张沮丧的面孔。如果不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件事牢记在心，我们不可能理解一九四○年所发生的事件，因为从战争开始直到结束，德国的战略、德国的战术和德国的外交政策都无非是这个人物的个人意志的表现。
世界历史人物在登上舞台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告过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起来，亚历山大、查理十二以及拿破仑都不过是顺应时势，逢场作戏而已。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用煽动性的语言大言不惭地写到一旦他自己当权之后将要做的事；而他在统治的十二年中也确实照办了。他写道，德国政策的核心在于占领俄国领土。这一企图是第二次大战的关键，是德国军队的唯一目标。他还写道，在试图攻占俄国之前，必须首先打垮我们的世代仇敌法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谈到英国时，赞扬了这个民族的勇敢、传统的聪明智慧以及出色的帝国统治。他指出，德国的最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北欧种族大联盟，英国在其中保持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而德国，作为它的对等合作者，必须在大陆称霸，并且向东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希特勒从未放弃这一观点。当丘吉尔拒绝了他的多次和平建议之后，他老羞成怒，并将他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欧洲的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英国的犹太人左右了丘吉尔缺乏理性的政策。希特勒几乎到自杀的最后一刻，还希望英国会醒悟过来，愿意按照唯一明智的办法安排世界，不致把半个世界让给布尔什维克，另一半让给拜金主义的美国，象现在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世界这样。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鹰式袭击的失败，使我们来到英国海岸，面对着惊慌失措的英国，苦无结束战争的行动计划；征服英国的不现实的海狮计划，在作了精心考虑和代价高昂的准备之后，又全盘落空，其奥妙也在这里。总之，这次大举入侵没有成功，因为希特勒实在无意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军队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
空战
这次战役分为几个阶段。德国空军首先袭击船只，企图诱使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作战。英国皇家空军不愿意为保护船只而出击。戈林于是轰炸英国的战斗机基地。这样一来，英国战斗机被迫起飞。戈林在予以痛击之后，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怂恿，另一方面也由于英国对我国平民的无理轰炸，便派遣轰炸机到瓦哈拉海去轰炸伦敦和其他重要城市，想借此激起人民废黜丘吉尔，提出媾和。希特勒七月十九日的演讲，尽管带着恫吓的口气，却提出了异常慷慨大度的条件。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十月的雨和雾使天空罩上了层层灰幕。英国战役就此结束，甚至结束得很体面，英国元气大伤，但仍旧英勇地坚持下去。
多数军事作家因为我们在英国上空“战败”，至今谴责戈林。这样就上了丘吉尔的圈套，轻信了丘吉尔捏造的关于德国空军被击败的神话。至于德国辉煌的空军只能打个平局，我认为应该由戈林负责。这里对于武装力量进行专横的政治控制，也和黄色方案里的情况一样，意味着指挥上的外行。
赫尔曼·戈林是个兼有好坏品质的复杂人物。他聪明，果断，在他堕落到挥霍无度以前，他曾具有推行最困难决策的铁石心肠。这都是他好的一面。然而他的虚荣心使他失去理智，他的固执和贪婪又使飞机的设计和生产停滞不前。直到斯佩尔上台以前，德国空军由于管理不善和地面供应不足受到的打击，比任何空中敌人（包括一九四○年的皇家空军在内）给予的打击更大。戈林否决了生产重型轰炸机的优秀设计，却建立了一支短距离空军作为地面的辅助工具。到了一九四○年，他派遣了一支装备不多的德国空军去执行一次超出它的能力的战略轰炸任务，甚至险些获得成功。作为地面辅助力量，德国空军先在波兰和法国，后来在进攻苏联的初期，都取得了辉煌战果。但当我们的军队越来越远离空军基地时，它就不能胜任了。不过在陆地上展开速决战，它的功绩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在普通史书上，希特勒这头猛狮起初向波兰猛扑，然后无情地转向法国，将法国扼死，又用它血淋淋的爪子扑向英国，但当它遭到皇家空军迎头痛击后，竟自咆哮着退缩下来。它象发疯一般，盲目地停留在海边逡巡不前，突然掉头向东，扑向苏联，结果自取灭亡。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丘吉尔战争年代的诡辩，铸成史学上的错误罢了。
事实上，希特勒尽管在战斗形势的判断上犯过自取失败的外行错误，他却自始至终清醒而镇定地一步步推行《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政治目标。他迫切希望与英国讲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胜利的征服者对于求和作出过更大的让步。通过这次鹰式袭击未能获得和平，当然令人失望。这意味着我们向东方发动大战时，我们的后方却面临着来自英国的骚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有限的宝贵供应分一部分给潜艇部队。尤其糟糕的是，这意味着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将进行越来越多的干涉。
最后的悲剧
由于英国执迷不悟所导致的这些恼人的后果引起阿道夫·希特勒精神上极大的不快。他对犹太人一向采取一种失去理性的态度。但他最后干出的那些值得遗憾的过火行为，却可以直接追溯到他在西方所遭受的失败。德国如果与英国——即使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中立的英国——结盟，就不致走向这样的极端。但是我们的国家被包围了，与世界文明完全隔断了，却与原始的、巨人似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人道的原则完全被抛到一边。在战线后面，在沦陷的波兰和俄国，疯狂的纳粹党极端主义分子暴虐无道，为所欲为。希特勒由于丘吉尔的抵抗，恼羞成怒，对此竟无意加以制止。而当时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完全可以制止这一切。他一旦恼怒，就非常可怕。以上所述，是英国战役最严重的后果。
冯·隆关于英国战役的论点是无法接受的。条顿民族的性格，就是不愿好好认输。我读过德国有关战争的大部分重要军事著作，很少有人能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可是冯·隆强词夺理，竟认为温斯顿·丘吉尔的执拗是导政欧洲犹太人遭受屠杀的原因。他的这种观点也许是这类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著作中最低能的地方。他所提供的关于卷入这场战斗的飞机数字是不可靠的。当然，关于这次大战的统计数字，比较难以确定的是飞机。由于开始统计的日期不同，最初的力量对比也就不同。此后，更由于战斗中的不断损失和补充，数字每周都有变化。而战云密布，双方指挥部的记录都很混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官方记载，还没有一个象冯·隆那样冷静地认为，双方的空军力量是旗鼓相当。
他把这次进攻看作是一次“和平姿态”，与他所说的空战结果是一次平局一样，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再发生大战，我衷心希望美国军队不要打成这样一个“平局”。
普通史书的记载是对的。戈林试图得到白昼制空权。双方战斗机指挥部展开激战，戈林失败了。于是他企图通过轰炸平民使英国屈服，先是白天轰炸，跟着是夜袭，但也失败了。英国战斗机驾驶员击退了远为强大的德国空军，从而从德国人手中拯救了世界。海上的入侵没有实现，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将校说服了他。他们说英国人会使大批德国人在渡海时弱死，而其余的人。用丘吉尔的一句话说：“凡是登陆的，都给以当头一棒。”在决战时刻手边要保留一支海军。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牢记这一点。
至于英国，谈不上有过取得明显胜利的时刻。当海狮计划撤消时，他们实际上已获得胜利，但书中所写的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却是个秘密。德国空军对城市不断地进行猛烈的夜袭，加上德国潜艇的出击，英国的前景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日趋黯淡。但英国战役以后，德国空军一蹶不振。这是德国于一九四一年未能攻占莫斯科的原因之一。由于它在肯特郡与萨里郡的田野里以及伦敦的街道上投弹过多，到了俄国，它竟然弹尽油绝了。
—— 英译者按
第五章 花园浇水管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掉下来的王冠
罗斯福的本领
罗斯福的困难
狡猾的诡计
《租借法案》的实际意义
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
掉下来的王冠
在普通历史书上，从英国战役到我们进攻苏联这年冬季到春季被看作是一段喘息时间。实际上，在这八个月内，战争的轴心转移了，因为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
在一九三九年，这一重大事件还裹藏在时间的尸衣里，尚未露出端倪。这次大战的恰当名称应该是“英帝国霸权继承战争”，因为战争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英帝国崩溃以及接踵而来的整个欧洲殖民制度解体之后，新的世界秩序将会采取什么形式？将由谁来统治？
这一历史的转折，这一重大的问题，阿道夫·希特勒都预见到了。他鼓励并动员德国不顾一切去抢夺这顶掉下来的王冠。我们国家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所完成的功绩，总有一天会在历史中得到公正的评价，那时候激情已经消失，某些小小的过分行为所造成的污点能够受到正确看待。而在目前，在历史家的笔下，好象只有盟国的斗争才是英勇的，好象我们德国人都是钢铁怪物，不会流血，不会挨冻受饿，因此我们的巨大胜利也都微不足道。正如希特勒所说，胜利的一方在写历史。可是，就在他们赞扬自己勉强赢得的胜利时，盟国却在不知不觉中夸奖了我们。我们国家对抗了全世界工业国家的全部联合力量（只有虚弱的意大利和远方穷国日本除外），最后几乎赢得了这场英帝国的霸权继承战争。
尽管希特勒犯过军事上的错误——它们多而严重，但我内行的判断仍然是，要不是发生一起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德国的武装部队原可以赢得战争并赢得世界帝国的。命运恰好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他真正的对手，一个甚至比他更狡猾、更无情的政治天才，有更清醒的军事判断力和进行工业化战争的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人就是弗兰克林·德·罗斯福。
这个人领导的国家在作战英勇方面无法同德国人民相比，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最后证明了这一点。可是这无关紧要。这个伟大的管理人操纵这次战争的本领是如此高强，以致别的国家都几乎流尽了鲜血，却把世界统治权放在一个大银盘上奉送给他的国家。
今天困难重重的世界霸主美利坚合众国，在整个世界大战中损失的人比德国在五六次大战役中的任何一次所损耗的都要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陆、海、空军士兵差不多有两千万，这些人中间，美国在四年的全球战争中所损失的，各条战线，包括对日作战在内，一共才大约三十万人！象这样几乎不流血而征服全球，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美国人民可以感谢这个谜一样的、至今还难以捉摸的人物，那个工业世纪的奥古斯都 [ 作者注：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 ] ，荷兰裔的瘸腿百万富翁、罗斯福。弗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征服世界至今还未被认识到。
在目前有关战争的历史著作中，还未给予他有朝一日将会得到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这类奥古斯都式统治者曾在历史上一再出现，戴上谦恭、仁慈、人道主义的普通公民假面具，却想方设法夺取实际权力。自从奥古斯都大帝以来，从来没有人能象弗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做到这一点。甚至奥古斯都也不及他装得那么善良，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词表里“谦恭”、“人道”这类词汇还没有流行，伪善不能装得如此到家。
罗斯福的本领
弗兰克林·德·罗斯福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犯过重大的军事错误。自从朱里斯·凯撒以来，哪个征服世界的霸主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纪录。他的“无条件投降”的口号曾被不少人认为是个错误，包括象戈培尔和艾森豪威尔这样迥然不同的批评者在内。我不同意这个谴责，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予以反驳。
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他是犹太人的工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罗斯福不曾做过什么拯救犹太人的事。他知道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得罪国会，并有碍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人士，而在这聪明的外衣下，他却是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谋略家之一。他意识到美国人并不比我们更喜欢犹太人，而这在整个大战期间从他们的殖民政策上以及埃维昂和百慕大的会议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干脆把犹太人丢给命运去支配。
本书作者并不崇拜罗斯福个人，只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战史的要求把事实记载下来。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估价，弗兰克林·罗斯福确是战争的主宰，甚至象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有力的、坚强的、出色的人物，到头来只能作他的陪衬。冒险主义的征服者往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敌人的统治铺平道路。冒险家看出了时机，企图靠单薄的力量去利用它。他干的是破坏和恐吓，然后他们冷酷无情的继承者把他们打垮，在废墟上进行建设。拿破仑归根到底不过是让威灵顿的英国掌权一个世纪。查理十二世除了作为彼得大帝的陪衬，在历史上并无地位，而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除了把英国的继承权拱手交给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外，结果什么也没有完成。
罗斯福的困难
弗兰克林·罗斯福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他领导的不是一个尚武的国家；相反地，阿道夫·希特勒却是。美国人民并不是胆小的，但生活在繁荣的孤立之中，他们一直是现代史上的娇子。娇子自然受不了战场生活的严酷。一旦参战以后，美国人带着满装奢侈品和防身用品的后勤列车作战，这在德国、苏联甚至英国的战士看来都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他们有这样做的财富和意志。强者可以随心所欲，爱怎样打仗就怎样打仗。
美国人有打民兵战争的传统。强敌在前，他们就放弃娱乐，拿起武器，外行地、可是勇敢地把仗打完。他们的这种作战方式在独立战争中形成，在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巩固。罗斯福了解这点。他得先把德国逼入绝境，然后以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向美国人民提供征服全球的机会。他象蜘蛛一样耐心等待，通过这一精彩表演最后做到了这一点。但在这之前，他使用了一个间接作战的绝招，一个在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花招，所谓的《租借法案》。他就是用这办法夺走了德国两次已经在望的胜利——对英国和对苏联的胜利。
狡猾的诡计
到一九四○年底，英国虽在敦刻尔克和空战中得以幸存，但已快要屈膝。它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生路就是依靠美国。可是《中立法案》眼看要割断英国人跟养活他们的美国农场和工厂之间的联系。英国已经没有偿付谷物和石油的美金，更不用说偿付船只、飞机和枪炮弹药了，而这些东西，他们自身早已无法生产必要的数量。他们缺少劳力、原料和工厂，再加上空袭，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中立法案》规定交战国对美国的物资必须偿付美金，运输自理。这个法案对罗斯福造成的困难比对英国人还要大。英国倒有一条清楚的、聪明的出路：同德国议和。正如本书作者经常指出的，如果英国真的议了和，大英帝国到今天会依旧存在。苏联在一线作战中就会被打垮，而我们在俄国就不会看到张牙舞爪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坏的形式也不过是和平主义的，解除了武装的社会民主党，可是这并不合罗斯福的口味。他不打算让德国控制欧亚心脏地带，并与不列颠的海上霸主们结成统治世界的联盟。
因此，为了避开《中立法案》，弗兰克林·罗斯福发明了《租借法案》，这仅仅是一种政策，目的是向英国人——后来还向俄国人——免费供应他们同我们作战的全部战争物资。这一诡计的大胆令人吃惊；这种伪装非常狡猾。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议曾使国会震动，并企图阻挠。纪录表明罗斯福的犹太顾问们曾费了很大力量使国会通过它，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个革命的设想，用薛伍德的话来说，是直接从罗斯福的“丛林似的头脑”中产生的。
罗斯福用几句典型的奥古斯都式的煽动性言词，用花园浇水管这一著名的比喻，把这计划兜售给头脑单纯、漫不经心的美国人民。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邻居的房子着了火，你当然是不会为了出卖或租借给他灭火所需的花园浇水管而同他讨价还价。你会高兴地先把浇水管借给他，以免大火烧着你自己的房子。等火熄灭后，邻居会把浇水管还你；万一损坏了，那时会有足够的时间再算账。
自然，这是无耻而又空洞的废话。战舰、战机、战争物资并不是花园浇水管。就是从罗斯福的比喻的字面意义来看，如果你的邻居的房子起了火，你真正做的是冲过去同他一道灭火。你并不会只把你的浇水管借给他，然后袖手旁观，看着他拚命救火。这种傻话竟然为美国人全部接受，只能说明罗斯福在治理人民的方法上灵巧得简直不可思议。在他成功地参加一九四○年的选举运动以争取史无前例的第三届连任时，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宣称：“我再一次又再一次又再一次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是不会送去参加国外的战争的。”他一方面作了这样明确的保证，一方面却在急切地等待机会自食其言。同时，他又使用了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德国。
《租借法案》的实际意义
他不可能——这点他是知道的——用现实主义的词句把问题提到他的人民面前。那就不啻告诉他们说：“朋友们，这次战争不是为了统治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统治全世界。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流最少的血来获得这个统治权。让我们鼓励别人去为我们打这次仗。让我们给他们为了进行战争所需的全部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呢？在发展生产这些租借物资的工业时，我们也就是在工业上和军事上为承担世界的领导责任作好了准备。他们不过要用光我们全部的早期样品，那些我们可以扔掉的物资，去替我们杀德国人。也许他们会替我们把整个工作都做好，不过我怀疑这点。最后我们会参加进去，不过扫尾工作总是容易做的。我们光靠消耗大量的军火就可以赢得一次征服世界的胜利，而这些军用物资，我们可以比全世界加在一起更快地、更大批地生产出来，连一点困难也感觉不到。让别人去流血，让我们来统治。”这就是《租借法案》的意义，也就是它所起的作用。
首先是英国人、接着是俄国人受《租借法案》的引诱继续进行极端残酷、几乎绝望的斗争，尽管在同时更容易、更安全、更有利的和平道路一直向他们敞开着。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底斯大林的战争处于最低潮时，当他的陆军和空军作为统一的战斗编制实质上已不存在而我军正朝着莫斯科猛攻时，如果不是由于美国在口头上和供应上——而不是在人力上——的鼓励，那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是会再一次提出和平建议的。事实是，俄国人民作出了史无前例的流血牺牲，却把世界霸权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国转到另一个之手。
而弗兰克林·罗斯福把事情处理得如此巧妙，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乞求这种用流血去换取的援助！为了得到一个替罗斯福打仗的机会，他们要感激涕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丘吉尔给美国总统写了封非常长的信，这封信在历史上应该得到比现在更突出的地位。丘吉尔有一次说，他当首相不是为了使帝国瓦解，可是这封信却使它瓦解了。丘吉尔在这个文件中坦白地讲出英国在船只、飞机、物资和美元等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求总统“想方设法”为了共同的事业援助英国。这正是罗斯福坐在轮椅里不动声色地等待着的：英国首相书面供认，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帝国就要完蛋。不到两个星期，他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租借法案》的设想，不到一个月，他又把它提交国会。
帝国意味着统治和足够的武装力量以加强统治。在丘吉尔的信中，他承认他的国家和他的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加强统治，因而乞求援助。罗斯福马上答应了。英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也许已经完蛋，但它依旧是一个有四千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优秀的海军和空军，正在同罗斯福的头号敌人作战；何况它还是个出色的海岛基地，正好位于欧洲海岸外面，将来可以从那里进攻德国。因此当务之急是让它继续打下去。
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
尽管在这个法案中假惺惺地大谈什么租与借，在整个战争中美国武器和物资的移交都是赠送的。甚至都没有保存正式的账目。总统要求了、国会也赋予他这样的权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任何地方运送任何数量的武器和战争物资。在通过这一法律的时候，国会如果知道把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包括在内，准会设法阻挠的。可是当时苏联被认为是希特勒的朋友。后来战争在东线爆发，罗斯福不同国会商量就把潮水般的物资供给布尔什维克。美国人抱怨说俄国人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应有的感谢。俄国人的态度是更为现实的。他们让自己将近一千一百万子弟流血牺牲，帮助美国达到了它目前的世界地位，自然会感到他们已经把坦克和飞机的账全部付清了。
美国佬喜欢讨价还价。《租借法案》就是讨价还价的作战方法。对大公司来说，对千百万的工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经济繁荣的高涨。由于发行了国防公债，代价毫无痛苦地推迟到了未来。别的人则在实际进行战斗和死亡。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也曾讨论过他们所冒的风险，那就是德国会把《租借法案》看作是一个战争行动——它确实是战争行动——从而正式向美国宣战。但这正是他所要求的，因此他准备好去冒这个险。美国一定会全国响应，打一次民兵式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虽然对美国没有什么了解，这一点他倒是懂得的。他在没有解决苏联之前，是不打算同美国作战的，对苏作战的计划这时已经准备就绪了。因此德国对《租借法案》只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也就容忍下去，而“民主的军火库”却提供大量的武器和物资帮助英国的财阀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去摧毁第三帝国——这个在欧洲对抗红色斯拉夫潮流的最后堡垒。
关于这次大战的粗略统计大都是些近似值，有关死亡总数的数字各个材料之间相差很大。美国最终的损失百分率很低却是一个事实。我们计划了并进行了那样一种战争，尽可能耗费钱和机器而不耗费人命。冯·隆似乎认为这就表明美国人缺少勇气。我们不管在哪儿同德国人交手，都有足够的勇气打败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勇气。
—— 英译者按
第六章 消极战线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大西洋上的挑衅
南斯拉夫的背信弃义：多诺万的使命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惩罚行动”
地中海战略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大西洋上的挑衅
正当我们的潜艇战役在一九四一年开始显示较好的战绩之际，弗兰克林·罗斯福又加强了他的对策。每个月都传来新的关于罗斯福越来越大胆的行动的报道，他把美国海军横在护航的路线上，置于加拿大与英国两个护送舰队之间的隙缝，而那正是我们的潜艇获得最好战果的地带，这种报道对于报纸读者并不富于戏剧性，然而对于我们的参谋部却是不祥之兆。美国海军中将金悍然宣称：“西半球是以西经二十六度为起点的。”这条线就把德国潜艇最好的活动地带（包括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及亚速尔群岛）全部划进去了。美国海军除了“中立巡逻”之外，还偷偷地干了些护航勾当。利用德国的宽容和美国国会的毫不知情，这种罪恶昭彰的战争行动竟然得逞。最后，本年五月，总统又宣布了“全国无限期处于紧急状态”，狡猾地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美国人实际上也许还得流点儿血。他就这样为越来越站在英国方面进行干预一事进行公开的辩解。
但早在这之前，一月间英美军事参谋人员即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华盛顿举行了全面会谈，其范围远远超出德意之间所举行的任何会议。会上双方同意一旦全球性战争爆发，即以“德国第一”为政策。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的美国中立，这也就是罗斯福对其国人的披肝沥胆。整个期间，他滔滔不绝地向美国人民作着保证：只要英国得到足够的援助，美国绝不参战。丘吉尔与他狼狈为奸。他那篇以“把家伙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把活干完”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也为其诡计作了掩护——丘吉尔自己十分清楚他那话完全是虚无空洞的。然而这一时期美国总统最恶劣的干预是在巴尔干半岛。一九四一年的巴尔干战役本来没有必要发生。温斯顿·丘吉尔和弗兰克林·罗斯福把一个可以设法解决的政治问题煽动成为一场残酷的武装冲突。
南斯拉夫的背信弃义：多诺万的使命
众所周知，罗斯福往往越过现有的外交渠道及正规的政府机构，派遣非正式的使节。这样，他所策划的阴谋如果败露了，就可以不负责任，而且也不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可以探索、询问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他所派遣的密使中间，最闻名的当推协助他制订那个不幸的全面支援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哈利·霍普金斯。其次便是威廉·多诺万上校，此人有战争后期创立了臭名昭著的战略服务局间谍网。一九四一年三月，多诺万访问了一次南斯拉夫，从而给该国招致了灾难。在希腊战火正炽之际，一个美国总统为了把其他各国拖进反德战争，竟然干预巴尔干的政局，这纯粹是战争罪行。然而这正是多诺万的使命，而且他取得了成功。
希腊战争并不是我们发动的。那是我们那位纸糊的同盟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一场流产了的冒险。一九四○年夏，墨索里尼已命令他的利比亚部队入侵埃及。当时英国正在本土为生存而战斗。他以为意大利可以用低廉的代价攫取地中海帝国。十月，他又下令入侵希腊。他以典型的戏剧性手法，把入侵安排在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佛罗伦萨会晤的那天。事先，他什么也没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急于向元首显示他并不是个附庸，而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有胆略的军事征服者。
不幸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小小的希腊军队即把意军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赶到阿尔巴尼亚，并把意军在埃达港的基地夺取过来。经过这场政治及军事的灾难之后，与希特勒搭伙的这个独裁者暴露出他只不过是个昏庸无能、张着大嘴巴的傻瓜。在埃及的英国人鼓起了士气，也反攻过来。英国刚一显示威力，墨索里尼的“不屈不挠的军队”不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望风而逃，就是以假日最欢快的心情投降。这是在现代战争史上罕见的可耻表现。意大利陆军显然无心作战，已不起任何作用。早在十一月，大部分意大利海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时就已被打垮。（英国那次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投掷鱼雷弹的精采的突然袭击，后来又为日本人在珍珠港成功地模仿了。）因此，我们的南侧已暴露在外。希特勒对他唯一真正的同盟者墨索里尼是非常忠诚的。为了政治上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支撑住意大利人。同时，由于我们即将入侵苏联，处于我们南侧的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化是重要的。为了避免希腊战火的蔓延，元首在政治上开始了一步妙棋，计划用几个德国的精锐师把它一举扑灭。他明智地把罗马尼亚的油田夺到手，并强迫匈牙利和德国调整了关系。他不顾俄国人的抗议，派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去希腊作战。正当使巴尔干半岛平定下来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罗斯福的密使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西莫维奇阴谋集团
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一个不着边际的设想，他想把中立的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拖进希腊这个混乱局面里，从而在巴尔干半岛开辟一个反对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里，其他国家的人民照例要为英国作战而捐躯。一月间，多诺万曾试图引起南斯拉夫对丘吉尔这个计策的兴趣，但是保罗摄政亲王把美国干预者推开了。然而多诺万终于和塞尔维亚军人里一个由空军将军西莫维奇领导的阴谋集团取得了联系。南斯拉夫本是凡尔赛协定拼凑出来的，对德国友好的克罗地亚人与我们的劲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军人对丘吉尔的轻率计划极表赞同——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塞尔维亚的冒失鬼在萨拉热窝发动起来的。三月间，多诺万前往访问时，发现英国的计谋即将垮台。因为在元首的重大压力下，南斯拉夫正要加入轴心国。这时，罗斯福给南斯拉夫政府送去一个措辞强硬的照会，这一文件已载入史册：“美国政府不仅仅看着现在，它也注视着未来。任何国家如以很容易就会被占领为理由，唯命是从地屈服，对其所获的世界同情将少于奋起抵抗的国家——即便这种抵抗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这实际上是远在五千英里外的美国总统在对南斯拉夫下命令，要它卷入一场对德战争，否则它就将在未来的和约中受到惩罚！在人类纪年史上，比这更冷酷无情的粗暴行径是罕见的。南斯拉夫通过保罗亲王给了美国大使一个高贵的否定答复：“你们大国真残酷。你们谈到我们的荣誉，但是你们离得很远。”
这就轮到西莫维奇阴谋集团了，他们已受到美国诺言的煽动和鼓励。这个集团就象癌一般在南斯拉夫武装部队里到处蔓延。通过一夜之间的不流血革命，阴谋分子推翻了政府，夺取了政权，取消了与轴心国所订的协定。随后，塞尔维亚人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西方报纸对“英勇的南斯拉夫人”表示了欣慰和赞扬。
“惩罚行动”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迅速而无情地摧毁南斯拉夫。他非这样做不可。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阴谋集团公然反抗德国的举动可以得逞，就势必在我们宁静无事的欧洲新秩序中到处引起流血的叛乱。“惩罚行动”——一场猛烈的轰炸在四月六日把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德国陆军在十一天之内征服了南斯拉夫，同时开始进军希腊。希特勒让德、意和巴尔干的盟国瓜分了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它已不复存在了（尽管在山中的布尔什维克游击活动依然是个麻烦）。多灾多难的南斯拉夫人民就这样以大量的死亡、军队投降和国家灭亡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阴谋诡计付出了代价。
从技术观点看，南斯拉夫这场战役是值得钦佩的。迅速的胜利看起来总象是很容易的，然而那里的地形是多山的，而南斯拉夫的陆军拥有一百万名以上的精悍士兵。德国陆军是靠了元首的坚决果断以及打击的迅速而获胜的。该战役的作战计划必须由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在一个不眠之夜完成，因为不同于我们以前的陆地行动，存档中并没有已经制订好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仍是执行得天衣无缝，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方伤亡的士兵还不及六百人。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无聊的陈词滥调莫过于说希特勒之所以战败，是由于他对南斯拉夫发泄了个人的私愤：为了对一个小而无害的邻邦大肆报复，而把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极其宝贵的三至五个星期。事实上，希特勒的决定是出于万不得已。在计划进攻俄国之际，绝不能容忍南侧距离罗马尼亚油田如此之近的巴尔干半岛方面有一条敌对的战线。至于元首的盛怒，那是他督促将领的一种方式。尽管成为这种脾气的靶子是难堪的，然而这一手法却屡试不爽。关于失去时间的论点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支配我们对苏作战时间表的是气候及地面情况。
不过必须承认，如果意大利始终未参战，德国的处境会好得多。用若干中立国家所形成的地带确保侧面的安全是十分有利的。墨索里尼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消极战线上增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这两个巨大的半岛。战争最后还是在欧洲传统的战场上——即从伏尔加到英吉利海峡之间辽阔的北部平原——决定胜负，但由于在南线分散了兵力，我们就在传统战场上拿不出庞大力量，这是个致命的错误。
地中海战略
既然战火违背我们的意愿蔓延到南方，包括赫尔曼·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内的我国一些最高将领早在一九四一年就促请元首夺取直布罗陀、北非及苏伊士运河，以便从地中海方面打击英国。当时英国的战线已拉得过长，他们兵力稀薄，无力阻止这一进攻。那样，我们即可以用无法通过的撤哈拉大沙漠封住我们的南侧，而英国通往非洲及亚洲的航线即可切断。此举对英国士气和供应线的打击，当可使丘吉尔垮台，而我们与英国人都急需的和平就可以实现。
希特勒很想这样做，然而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背信弃义地拒绝与我们协力攻打英国人——这是在德国替他赢得了那场内战之后——于是元首对此不再感兴趣了。他心里想的主要是入侵俄国。就在大局所系的对苏进攻已准备就绪之际，北非、南斯拉夫及希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马上精力充沛、迅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所向披靡的。当时的历史所记载的全是德国的光荣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
丘吉尔灾难性的蠢举
温斯顿·丘吉尔曾以一次堪与墨索里尼媲美的战略上的拙劣表演，帮了我们事业的忙。当我们进入希腊时，在非洲的英军正势如破竹地扫荡着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而意大利人则到处望风而逃或者投降。那正是英国可以乘我们还未来得及大举进攻之前，席卷北非，稳定其地中海生命线的大好时机。然而丘吉尔却写道，尽管他明知英军力量很差，不足以在希腊半岛上与德军长期抗衡，但他感到“为道义所约束”，不能不出兵援助希腊。于是，他从所向无敌的非洲部队中抽调了精锐，错过了在非洲大举进攻的有利战机，却把抽出来的部队投进克里特和希腊战场，不久即被击败，伤亡惨重，残兵败将只好撤出，重演了一次小小的敦刻尔克，因为在希腊，他们与之作战的并不是意大利人。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回到非洲以后，发现面对他们的又是德国人，因为在他们调往希腊作战之际，隆美尔已率领其著名的非洲师团在的黎波里登陆，并巩固了阵地。那就结束了快活的英国人在非洲轻而易举的胜利。象其他地方一样，又得由美国人来搭救他们。
“道义”与丘吉尔那次的蠢举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对巴尔干半岛的着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加利波利的惨败。在战争后期他这样的着迷曾使他和罗斯福疏远了。在军事会议上，他沦为一个可怜的附庸，徒然地向俄国人和美国人罗嗦着巴尔干，而他们则冷冰冰地按照健全的战略方针所制定的计划在北部平原上结束了战争。
倘若丘吉尔不去干预巴尔干半岛，而让他的将领们在一九四一年初就结束那个非洲战役，则南斯拉夫的毁灭以及接着联军在摩洛哥、西西里及意大利的登陆也许都不必要了。战争也许可以缩短两年，双方都可以避免遭受许多恐怖和流血。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隆对多诺万上校赴南斯拉夫的访问作了个不大可能的解释。西莫维奇革命是群众性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都甘冒触怒希特勒盛怒的危险。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他们也赢得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尊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之间当前独特的友好关系，就起源于一九四一年那次英勇的抵抗。但是即便隆的论断符合事实，看来把南斯拉夫所遭受的毁灭怪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头上，而对德国人用燃烧弹把贝尔格莱德化为灰烬、侵占其领土、屠杀其人民这一小小事实完全略而不提，可谓愚蠢透顶。
罗斯福总统有时使用过密使，这是事实；但这种密使的重要性已被一些追求离奇紧张情节的电影和书籍以至一些军事史夸大了。这些密使一般只是做一些次要的繁重工作，主要为求迅速或保密，而且通过正规渠道效果也没那么好。把哈利·霍普金斯或多诺万上校和这类无名小卒列入一类是不准确的。
—— 英译者按
第七章 巴巴罗沙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转向东方
地图上的形势
伟大的战略全景
重心
巴巴罗沙是否正确？
罗斯福的角色
护航的决定
过了二十五年，全世界的人还在纳闷，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当时，英国由于在非洲和巴尔干半岛惨败，加上德国潜艇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弄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而美国又无力抵挡住这个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看来，希特勒一定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胜。只要把英国打掉，把惊人的收获消化掉之后，他就能着手在一条战线上与苏联较量。但恰恰相反，他反倒把英国放在一边，转向东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血战，在自己后方给诺曼底登陆留了空子，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德国。为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冯·隆将军从山的另一边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由于美国读者对西线战事更感兴趣，因此我对这些材料作了较大删节。但我力求保持冯·隆分析的主要线索。
—— 英译者按
转向东方
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被普遍认为是他的最大失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大失策。产生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阿道夫·希特勒谜一样的可怕性格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行人（很多军人也一样）在判断一个军事形势时，很少肯花费力气去抓住事实。这种判断一般由观看一张地图开始。人们往往见了地图就头疼。然而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转向东方的关键却在于绘制地图的方法之中。
你得看一幅欧洲地图，最好是一幅清楚地表明河流和山脉地区的地形图。
你还得记住关于战争的一些不变的简单事实。战争是力量的剧烈冲突。这种力量有三种，就是：动物力量，机械力量，化学力量。直到十七世纪，尽管象投石机和弩机这样的机械已经使用了，马和人的动物力量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火药爆炸的化学力量，就增加了一种新的因素。美国的南北战争首先反映了工业上的革命，主要是利用了矿物燃料（煤）的化学力量，通过铁路，使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加，此外由于冶金和设计的进步，枪炮达到了新的射程和准确性。
工业战争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德国人以一套为打仗而设计和建造的工业设施，在毛奇将军为了穿梭般地迅速调动军队而精心计划的铁路网上进行内线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打击了几乎包括全世界在内的联军。到了一九一八年，在亚眠的英国坦克，以及脆弱的侦察飞机之间进行的空战，显露了新的使用石油发动机的燃料力量的革命可能性。少数几个军人抓住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只有一个战后的政治家真正理解了这种可能性，这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退伍步兵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看到英国人、法国人这些所谓的胜利者已经精疲力竭，世界帝国已向他们的继承者开放，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大胆地大量使用石油发动机，特别是地面和空中配合行动，就能称霸世界。
地图上的形势
在战争中马匹的缺陷是它们必需吃干草；拿破仑在鲍罗金诺踌躇不前多少也是由于缺乏饲料。同样，一台石油发动机也必需有石油作燃料。阿道夫·希特勒绝对不可能忘掉这个简单事实，尽管有不少高谈阔论的战略家和自作聪明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尽了。
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奋力作战，能够到手的只有一个加油站，就是罗马尼亚的地下石油。我们不能从海上得到石油。因此，一九四○年到四一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战役，都是围绕着普洛耶什蒂的油田。战争不可能在巴尔干半岛打赢，德国倒是可能在这里遭到失败。
看一下地图就清楚了，多瑙河流域大平原上的普洛耶什蒂危险地靠近苏联边境。从普鲁特河到普洛耶什蒂之间是一片开阔平原，不满一百英里。但是从德国到那里却有六百英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
由于这个原因，一九四○年七月，当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希特勒就很快地强制予以和解。苏联并不喜欢这样。俄国人，不管是沙皇还是共产党，总是把他们的熊爪伸向巴尔干半岛；当时，俄国人正向罗马尼亚送去内容含糊、虚声恫吓的备忘录。然而，只要事关石油供应，希特勒决不会去担心俄国人是否敏感。没有石油，德国的整个战争机器就成了一堆废铁。
可是俄国的行为使他停下来考虑了。他和斯大林订的条约只是种休战。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得假定象斯大林这样一个残酷的屠夫也这样认为。问题是，俄国会在什么时候行动？这一点，希特勒只能从俄国的活动来猜测。一九四○年夏，我们完成在法国的辉煌战役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比萨拉比亚，沿着一条正对着我们的石油的宽阔战线平均挺进了一百英里，这样红军就到达了普鲁特河岸边。与此同时，边境距离普洛耶什蒂只有五十英里的保加利亚也开始提出领土要求和进行军事威胁。从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做出的这些姿态，我们掌握确实情报，是俄国的阴谋在起作用。
这些预兆性的行动是在进行所谓“英国战役”的时候发生的。西方报纸和广播实际上不予注意。西方的历史学家也不予注意。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常常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感到迷惑和麻烦。然而这个围绕着罗马尼亚石油所进行的紧张的不显著的行动，却远比所有浪漫的登头条新闻的英国空中混战严重得多。那些反复研究英国之战的作家总是纳闷阿道夫·希特勒为什么对英国战役那么不感兴趣。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军事年表和地形图有足够的理解，因而对元首在这场毫无结果的空战期间着眼于至为紧要的多瑙河低地这一做法无法表示赞赏。
七月底，英国战役刚开始，希特勒命令约德尔将军开始部署对苏联入侵，时间预定在一九四○年底或一九四一年春。西方作家经常以这个行动为例，作为德国领袖“背信弃义”的确凿证据。这是没有观看地图或者研究年表的结果。如果在俄国加紧了对普洛耶什蒂的挤压之后，希特勒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那他就会犯罪恶的玩忽祖国利益之罪。
伟大的战略全景
希特勒的世界观是黑格尔的世界观。伟大的黑格尔教导我们，国家、帝国、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们的兴旺时期。它们兴起来，它们消失。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但是每一个时代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由它发号施令。在这个世界主权的承袭中，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主宰——世界精神——的进化意志。于是，历史的主宰在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意志中得到了体现，象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世界帝国。平常的道德不能应用于这种人的行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每个时代道德的新形式和新主题。
这种黑格尔的世界观，当然，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正好相反，后者希望伟大国家的行为象进修学校里有教养的年轻姑娘那样，并且认为，按照它的道德标准，一个武装起来的强大民族和某些鞋店里的白脸职员没有两样。大的资产阶级强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通过与军事掠夺毫无区别的行动，建立了它们的力量，扩展了它们的领土。在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之后，它们当然很容易就会来谴责这个想接着扮演其世界角色的年轻有为的德国。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这种说教的人。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是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
重心
克劳塞维兹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条原则，即如果我们要通过战胜其中之一而战胜全部敌人，那么就必需以打败这个敌人作为战争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敌人身上我们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进攻俄国，目的是控制地球上具有无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广大中心地带，这是对重心的真正打击。
许多似是而非的议论认为，英国是“真正的”重心，因为它能够组织另一个联盟来与德国对抗。这是头脑里摆脱不开拿破仑式类比法的人写的东西。一九四一年春，英国处于中立状态，事实上是离开了战争，顶多进行些小规模的空袭干扰。它不再统治海洋了。日本和美国都超过了它。它们还没有成为德国的紧迫问题，当然将来总有一天德国要和美国算帐。
既然英国在军事上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它还不投降？显然，因为它希望苏联，或者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其进行援助。美国相距很远，而且几乎还没有武装起来。而俄国呢，则正在很快地重新武装，并且就在我们的边境，公开地威胁着德国在普洛耶什蒂的生命线。的确，它以俄国人外交上惯用的粗鲁方式，给我们小麦和石油，企图抚慰我们；但是它拿回去的却是机器，用来武装自己对付我们。长时间地用这种方式依靠一个斯大林，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对世界帝国的要求，总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德国比它的两个对手：苏联和美国，小得多。它的优点，只在于目标一致，纪律严格，和希特勒强有力的领导。到一九四一年，很明显，弗兰克林·罗斯福打算等他的工业一转向战争体制就开战，哄骗他的不情愿的国民跟着他走；同样明显，斯大林却只找一个保险的胆小办法，在普洛耶什蒂把德国的喉管割断。六月二十二日前夜，希特勒在一封给墨索里尼的坦率而雄辩的信里，把这一情况说得很清楚：“苏联和英国，都对这个……被长期战争压垮的欧洲……感兴趣，……在这两国的背后站着美国，怂恿它们往前……因此，我长期地苦苦思索之后，最后决定，在绳索没有拉紧之前就把它割断。”
巴巴罗沙是否正确？
“希特勒应该先打垮英国。”这种议论没有现实基础。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到不论什么地方夺取他的国家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这方面很象恺撒。而他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一点，他又象亚历山大。但是他的战略，却是拿破仑式的，因为象拿破仑一样，他的中心问题也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拿破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速度、力量、突击，在攻击点上高度集中兵力，以便把他的敌人各个击破。希特勒就是这样做的。他对宏伟的战略倒是目光敏锐的，然而带点儿冒险性；但他对战术行动的完全外行的干预，以及他在紧要关头缺乏军人的才干，却是毁灭性的。
一九四○年五月，在战败了法国，把解除武装的残余英军赶出欧洲大陆的时候，他只调了二十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红军二百多个师。这是一场奇妙的赌博，然而也是一场有眼光的赌博。有可能去拿下柏林的斯大林，却表示出特别乐意让德国去毁灭法国，而他自己则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抢夺土地。
到一九四一年，苏联变得更强了。它挺进到距离普洛耶什蒂一百英里的地方，取得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它在正对着德国和被德国征服的波兰领土的边境，集结了三百多万兵士。它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保加利亚，在芬兰自由行动。这些要求，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年十一月提出来的，终于使希特勒忍无可忍。
希特勒觉得，他真正只有三种选择。他或者自杀，让德国人民自己去交涉投降；或者杀过海峡去，进行一次压服英国的不会有结果的尝试，同时让自己的后背受到来自东方的背信弃义的袭击；或者撇开被打垮的无用的英国，趁自己力量最强的时候，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整个历史目标。巴巴罗沙就是解决的方法：即一条战线的拿破仑式的冲击，而不是开展真正的两条战线的战争。
未来没有偏见的历史学家，决不可能因为转向东方而责怪希特勒。从一开始他就是孤注一掷。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行动和倒霉事件，由于历史的偶然，他当时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冷酷的、以同样材料构成的、蜘蛛般狡黠的天才弗兰克林·罗斯福，因而他精心计划的冒险失败了。
罗斯福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罗斯福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他处于暂时的劣势，而他的对手则是最强的时候。这位美国总统的弱点在于内外两方面。德国人在他们的领袖后面团结一致，而美国人却是一盘散沙，被罗斯福的高傲和不可靠弄得不知所措，惶惶不安。希特勒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正处在力量和战斗状态的顶点；而罗斯福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只有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海军。那么，这位美国总统怎么能把重担往肩上挑呢？
然而他却挑起来了。他最善于在劣势中施展计谋，他的总统职位就是坐在轮椅里赢得的。
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丘吉尔的力量。只有丘吉尔，这个对希特勒怀有无比仇恨的业余军事冒险家，才能使英国继续作战。丘吉尔，就象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既当陆军将军，又当海军将军，干得很出色。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帝国却越来越糟。摆脱这位说大话的首相，选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德国讲和，是英国一个自救机会。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就无法想象现在的世界地图是什么样子了。
但是大英帝国这块粉红色的地区仍然遍布地球。罗斯福的《租借法案》这着妙计，使丘吉尔保持了力量。一九四一年，美国人给英国人的东西极少。然而《租借法案》给了这个勇敢的战败的民族以希望，而战争就是靠希望来进行的。
希望也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一年送到苏联去的主要物品，当然到十一月、十二月时供应物资开始逐渐运去。斯大林了解美国的巨大工业潜力。这种了解，以及罗斯福答应援助的诺言，支持他去战斗。他懂得，既然罗斯福决不肯使许多美国人为救助苏联而流血牺牲，他也许会把各种武器全都给俄国人，利用斯拉夫人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去为美国人争取世界霸权而战斗。
护航的决定
罗斯福对世界事务巧妙、吓人的奸诈本能，从来没有象他在大西洋护航问题的做法上那么好地表现过。
大多数美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对欧洲战争是漠不关心的。那些最稳重的人反对插手。罗斯福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孤立主义者”。然而，在他周围，那些拍马屁的人不断地催促他开始为到英国去的美国轮船护航。的确，把美国的粮食和武器装到英国轮船上，然后让它们沉到海底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罗斯福固执地拒绝进行护航。他已经得到情报，知道要进攻俄国。事实上，除了斯大林全世界好象都知道这件事，罗斯福当然不愿插手。他知道大量的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被杀死。这个前景使他心里十分激动。
但是在大西洋上爆发一场战争，可能使巴巴罗沙停止进行。直到六月二十二日黎明，希特勒都可能取消命令。德国参谋部会如释重负地来执行这道从巴巴罗沙撤下来的命令。
弗兰克林·罗斯福懂得一个当时很多政治家不能理解的道理——就是希特勒归根到底也得依靠公众的意见。德国人在他后面团结起来，准备作出一切牺牲，但是他们并不打算马马虎虎地去自杀。与美国开战的消息会使德国军队丧失士气，无法向俄国进军。德国公众不了解美国的军事弱点。尽管有戈培尔的宣传，可他们记得上一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参战才打败的。
罗斯福准备与德国打仗，他热切地要求打，但是得等到我们和斯大林的一大群暴徒搞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以他拿定了主意，不听顾问们的话，兜来绕去地避开新闻记者对护航问题的刺探。对护航迟迟不作决定是他确保德国和俄国之间开战的一个办法。他就是这样干的。他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迷惘而沮丧，甚至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转向东方的时候，他达到了他可怕的目的。
隆对巴巴罗沙的辩护是不寻常的；大多数其他德国军事作家都谴责它是两条战线作战的致命开端。看来隆似乎是参与了这个行动的策划工作，要不就是参谋部送呈的计划，正好与他在最高统帅部所作的研究相吻合。每一个人都珍惜自己的思想，军人更是如此。
关于普洛耶什蒂油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论点，在许多别的军事历史中并不强调。早在一九四○年七月，希特勒就计划进攻俄国。当时互不侵犯条约才签了一年，斯大林还一本正经地把大量战争物资，包括石油，运到德国去。希特勒的行为看起来倒象是有点不守信用，如果在这两个大凶犯之间还有信用可讲的话。在德国著作中一般替自己开脱的说法是，苏联军队的部署表明了斯大林的进攻意图，而希特勒不过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数德国历史家现在承认，俄国人的部署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始终把进攻俄国以便取得Leben－sraum [ 作者注：德语：生存空间。 ] 看作是他的主要政策。所以很自然地，他会在一九四○年七月就开始策划，当时他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正处在最高峰，而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就是全景，石油供应问题也许只是一个细节。然而无论如何，隆的议论说明了希特勒的问题。
—— 英译者按
第八章 向莫斯科进军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巴巴罗沙”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进攻的概念
切馅饼
评论
绿皮卷宗
向南迂回
指向克里姆林宫的尖顶
“巴巴罗沙”侵苏计划的地理形势
在战争中，胜败就是一切，而德国战败了。战败使它在战场上的历次胜利黯然失色。它的敌人没有取得过象它一样的胜利，而是在最后以人的数量和机械装备的优势压倒了它。
打败仗也很自然地使战败者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军事历史家，很遗憾地包括德国名将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瓦尔利蒙等在内，都普遍认为我们入侵俄国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拼凑起来的”或“没有战略目的的”。这种历史性的家丑外扬，除了丧失军人的尊严作自我辩解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令人伤心地棋差一着，打了败仗，失去了世界帝国，已经够受的了，更没有理由再把我们全国上下的最大努力描绘成一种不在行的愚蠢行为。这种阿谀奉承的著作，迎合胜利者的偏见，对谁也不光彩，而且歪曲历史。
我自己曾被派在马克斯将军的参谋部临时工作过，在一九四○年秋冬两季，这个参谋部曾经作出关于入侵苏联的最初军事计划，后来又起草了作战方案。所以我是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的人。这个方案不论从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动用人力和物力的数量以及巨大的政治赌注上来说，都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从细节上说，巴巴罗沙是极其复杂的，几乎不是任何个人的智力所能掌握的，但从整体的轮廓来说，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计划。它的优点和力量就在这里。它有可靠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的依据，任何战争都不可避免地要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前提下，这是一个稳健的计划。
请读者稍稍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我绘制的很简单的地图。以后我在叙述作战过程时，还将提供四十几张从档案里找到的军事形势图。现在扼要说明一下巴巴罗沙袭击计划的内容。
图1 巴巴罗沙计划简图
第一线是我们主要使劲的地方，是在波兰的出发线。全线自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自北至南，共长约五百英里（此外还从罗马尼亚采取防守措施，目的在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
第三线是我们的目标。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向南到喀山，再沿伏尔加河到里海，全长几乎两千英里。其最远目标，离出发点约一千二百英里。
第二线是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条线从芬兰湾的列宁格勒经莫斯科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差一点没有到顿河的罗斯托夫。全线长近一千二百英里，离出发点六百多英里。因此，表面看来我们是被俄国人阻止在半途上，但实际并不如此，我们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才停止前进的。
进攻的概念
一九四一年春，我们的情报部门报告，红军正在西边靠近把波兰分割为二的线上集结。斯拉夫军队威胁性的集结，警告我们有布尔什维主义席卷欧洲的危险。这是元首决定发动预防战的主要理由，它证明了我们早先提出的计划是有道理的。
但斯大林的军队的威胁性部署仍然使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准备放弃他在俄罗斯广阔上地上调动军队的极有利条件，而把红军集中在我们能够迅速予以粉碎性打击的两小块土地之内。当时斯大林不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优势。根据我们当时可靠情报，我们的进军，可能要以一百五十个师团来对付二百个师团，三千二百辆坦克来对付一万辆坦克，还有空军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的地方，情况还不清楚。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在训练、指挥、战士和装备的优良素质上，以及出其不意的决定性的闪电式进攻。芬兰战役以后，冒这样的危险看来是合理的。
巴巴罗沙的战略目的是在夏季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击，使粉碎后的苏联成为一些非武装的社会主义行省，自波兰边境到伏尔加，均由德国人驻防和统治。伏尔加以东的原始土地，冰冻的西伯利亚荒凉地区，以及乌拉尔外的空旷森林，可以包围起来有工夫再占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从这些边远地区，现有的轰炸机都飞不到德国。
在作战方面，我们希望同时发动三次巨大的闪电突击，两次在沼泽地带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边境的纵深防御，然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包围并肃清已被打散的军队。这样，红军的大量主力几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
这些是我们估计能够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并不就此完了。我们完全知道，敌人会在莫斯科与边境之间保存大量的后备军力，他们会在一定的地方挖战壕，固守下来。我们也知道顽强的斯拉夫人在保卫自己的祖国时，战斗力最强。所以我们预期并计划在七月上旬，也许在第聂伯—德维纳线以外地区发动第二次的中路大战役，包围并消灭这些后备军力。最后，当打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线以后，我们还准备遭遇俄国人的最后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苏联这个脊柱地区其他大工业城市的自发性的群众自卫（后来也确实遇到这种抵抗）。据我们判断，一旦我们打断这一条脊椎骨，那么除了对惊恐万状的居民进行扫荡和可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以外，一直打到我们的最后目标阿尔汉格尔—伏尔加线，就没有别的阻力了。
当然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一次冒险的赌博。战场是苏联本土，在一头长五百英里、另一头长一千七百英里这样一大片漏斗状的土地上。漏斗向北的斜坡是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一线，向南的斜坡则是从喀尔巴阡山脉到黑海。我们的兵力必须在单调而无边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扇形展开，越向前进，交通线越长，前线的兵力也越薄。这一点是我们估计到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俄国农村的荒凉和道路的简陋，不是适合于闪击战的地区。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错误。事实上，共产党俄国的极低的标准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个可怕的防御力量。他们没有花力量修建象样的公路，铁路的路基很不完善，并且路轨的宽度显然有意与我们的不一样。
按照隆的观点，德国参谋部攻击其他国家的计划总是防御性的，假设性的；但总是由于别人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行动，引起他们按计划行事。关于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动机，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论，但看来他并没有进攻的计划。苏联对德国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安抚德国人，防止他们进攻。
—— 英译者按
切馅饼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巴巴罗沙计划一开始就打响了。在整个前线上我们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效果。这些成就将给战争史留下极大的奇迹。古德里安写的书里记载着，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周围的德国炮兵怎样静静地等待着在黎明前对毫无疑心的布尔什维克开始猛烈的炮击，望着俄国最后一次供应列车忠实地离开苏联境内进入波兰我们的占领区。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斯大林和他忠实的信徒们怎样受到元首机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现在把这次突然袭击叫作“背信弃义的进攻”，好象在生死斗争的开始，德国还能顾得上遵守室内游戏的清规戒律。
一步占先以后，巴巴罗沙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德国空军发现了地面上苏联庞大的第一线空军，就在几小时内把它消灭干净。在步兵挺进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们装甲部队的钳形攻势按原计划前进。六天以后，我们已到达明斯克和德维纳河岸，俘获了近五十万敌军以及数以千计的枪炮、坦克。只有在南线，伦斯德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余地区，红军象个没有了头但还在挣扎的巨人一样。既见不到斯大林，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已经在忧郁痛苦里瘫痪了。
两个星期后，沿着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个巨大的装甲兵包围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围；在北线，我们占领了波罗的海国家，把波罗的海变成德国内湖，并继续通过荒野地区迅速到达列宁洛勒附近。伦斯德加速挺进接近基辅。我们又俘虏了几十万人。俄国人在—些小包围袋里继续顽强而勇敢地战斗，但就整个战局来说，我们已不再遭遇一个国家军队的有组织的抵抗了。根据各战场的汇报以及显示在最高司令部面前的一幅图画，我们又打赢了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三个星期内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警察行动。现在的任务是肃清残余。这样在波兰、法国之后，又加上了苏联。
当然，这样大规模的进军，必然有人员的伤亡和物资武器等的损耗，所以接着是停战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声称这次休整是“因犹豫不决而贻误了全局”，但显然他们对后勤工作一无所知。休整是我们原来计划的一部分。一点也不是犹像不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打了胜仗的德国军队在胜利的兴奋中喜气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装备，这情景，当时的老战士现在一想起来还感到很激动。
作为一个熟悉巴巴罗沙最小细节的参谋人员，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总部举行的著名的会议，当时，希特勒用双手在桌面的地图上一挥，得意地对戈林、罗森堡、鲍曼以及党内其他高级官员说：“大致说来现在的任务是，把这块巨大的馅饼按照我们的需要切成小块，以便能够：第一，控制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剥削它！”
希特勒扳着手指算着，他那臃肿、不健康的脸上带着喜悦的微笑，苍白的双颊因胜利而略显一点潮红，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会议结束后，他非正式地说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个师团，以便把人力调回工厂。为了最后粉碎英国，结束战争，他要缩小坦克与枪炮的生产以利于一个加速海、空军建设的计划。这些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从战场上明显的实际情况看来，东线战役已经胜利了。
评论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谈战略很容易，可以放马后炮，而且不负责任，但是没有人会真正重视这些战略家是怎样想的。战争已经结束，没有什么事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来作决定，他们不过消耗一些不值钱的纸张和墨水而已。可是在胜负末定之前，每一个战争的决定都牵涉到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许还影响到国家的存亡。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不加思索就把当时参加实际工作的军事人员的判断一笔抹煞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关于巴巴罗沙计划的评论中，很少有人加这份小心。
对于我们这场战争，三个错误的批评是经常不断出现的，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评论家们用其中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观点。他们提出的论据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入侵苏联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只有在欧洲的一小块土地、人口只有八千万的德国，要想压服有近两亿人口、领土辽阔的俄国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残酷对待俄国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双手欢迎我们，帮助推翻他们厌恶的共产党统治。接着就一定会搬出那个老故事，说农村妇女怎样用鲜花或面包与盐来欢迎德国侵略者；
第三，这个计划犯了军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领土和经济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
好吧。对第一点，我的答复是：你从世界地图上看，象英国这么个小岛，人口只有三、四千万，是不可能统治人口近五亿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但不管怎样，英国很长时期都统治着这些地区。不仅如此，这些领地都在数千里以外，不与英国接壤，只有海上航运一线相连。苏联相反，与德国陆运相联，直接在我们大炮射程之内。
这些评论家忘了，苏联是由一个小小的极端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他们推翻了旧政体，统治了比他们自己多一万倍的居民，好多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也忘了，一个凶残的为数不多的蒙古侵略者，所谓的“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了斯拉夫人一世纪多。一句话，这些评论家对征服异族的历史，军事统治的技术，特别是在现代交通和军事装备条件下的统治的技术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征服了苏联，我们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们占领了几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条论点当然是与第一条矛盾的。如果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压倒俄国人，那么对他们采取缓和政策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够加速我们的灭亡。这些评论是以他们对德苏战争整个性质的那些谬误见解为依据的。应知道，严格说来，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
历史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上只剩下两个工业强国，只有两个。他们互相对峙，他们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奋斗。如果布尔什维克得到胜利，我们知道德国就必定灭亡；如果德国国社党获胜，大陆的中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武装起来的、比德意志帝国大得多的、威胁性的布尔什维克存在的余地。
绿皮卷宗
绿皮卷宗是戈林领导下的东线经济参谋部所拟订的关于征服俄国后进行经济剥削的总政策的指示，在这个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经不少了。在纽伦堡审判中，我确认我没有参与这个行政计划的起草，因为我的主要责任在作战方面。
绿皮卷宗的建议不用说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让几千万俄国人饿死。戈林承认了这一些，文件都已列入记录，所以想否认它是愚蠢的。想证明绿皮卷宗是“附合道德标准的”既无意义，亦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做一些军事性质的观察也许是有道理的。
绿皮卷宗计划是以明显的地理情况作为依据的。南俄“黑土带”地区的粮食不仅供应它本身以及本地区的工业需要，而且供应北方的整个工业区的需要。北俄从来就是一个低产贫困的地区，由于气候不良和土壤贫瘠造成长期粮食不足。绿皮卷宗建议搜括南方的谷类、肉、煤、油料、脂肪以及工业产品，以便维持我们前方部队的需要及缓和国内的供应紧张。计划对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热量需要，以便他们能继续从事生产。但德国依靠俄国农产品的需要量既然这样大，自然会造成大范围的粮食不足。北俄地区人口的锐减被认为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也许，我们对俄国的统治计划，与美国人灭绝红印第安人、把他们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抢走比起来，就更不“道德”。也许，我们缺少西班牙人掠夺墨西哥和南美洲、毁灭迷人的印加和阿兹特克文化时那种维护宗教的崇高心灵。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面也搞不很清楚，是否英国征服印度，欧洲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对中国贸易上的掠夺，比绿皮卷宗提出的计划更好、更道德一点。但公正的读者永远不要忘记，从德国人的世界哲学观看来，当时俄国就是我们的印度。
我们德国人从来就缺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特殊才能，不会给自私心披上虔诚的道德外衣。我们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惊。阿道夫·希特勒是个世界历史人物，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铁的事实。他给日耳曼的国家提出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性的目标。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上帝意志的启示，远远超过微不足道的道德限制。也许在德国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剧之中，上帝已有一个隐约的设计，要经过若干代之后人们才会明白。绿皮卷宗是这种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世界哲学的观点来考虑，这不过是一个民族想从人类浮士德式无穷无尽的路程外另辟新路的正当行为。
按照上面的这些观点，认为我们必须厚待乌克兰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们帮助我们来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统治的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谬可笑了。德国当时是一个既强大又贫穷的国家，不没收南俄的粮食，就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除非使俄国人一开始就丧失了斗志，并认识到如果不服从，不干活，除了遭受铁拳和镇压没有别的前途，怎么能期望斯拉夫人能安于贫困与强迫劳动，安于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而不进行认真的反抗呢？阿道夫·希特勒说过，统治南俄的唯一办法是谁要愁眉苦脸就把谁枪毙。他有时说一些话措词很刺耳，但是关于这一类事，他所说的很少是不现实的。
最后必须指出，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征服苏联，所以绿皮卷宗的统治计划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它不过是一个不能执行的假设性的计划而已。因此，在纽伦堡审判中强调了这个问题是歪曲事实的，也是过分的。
隆对这个也许是写在纸上的最残忍的统治计划绿皮卷宗所作的哲理辩解，对一般美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我还是读了这一段以后才下决心翻译《失去的世界帝国》的。
—— 英译者按
向南迂回
主要是根据古德里安的材料，许多作者认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三个星期打到离莫斯科只有三分之一，路程的斯摩棱斯克以后，希特勒没有让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继续推进，而是命令他去南线协助伦斯德完成对基辅的包围网，这样早在七月中旬希特勒的败局已定。他们的论点是，我们因此而丧失了几个星期宝贵的时间，装甲兵团的装备也过分损耗，所以减弱了最后打击首都的力量。
这些对“向南迂回”的批评是有很多漏洞的。首先，在第聂伯以东完成对基辅的袋形包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地面军事行动的胜利。在一次打击中，德军击毙或俘虏的军队和装备，几乎相当于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全部军力的一半！把这样巨大胜利一笔抹煞，说成是“战术上的牵制攻击”当然是不对的。由于这次胜利，我们巩固地获得了南俄的财富，使我们在以后的几年能够继续打下去并几乎打胜。我们获得了粮仓、工业基地和燃料储备，这是德国人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政策的全部核心。
的确，克劳塞维兹说过，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去赢得领土或经济上的利益。但大受批评的”向南迂回”也取得了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巨大成就。
万一南线的敌军突围而出，并在侧翼攻击我们呢？即使我们消灭了莫斯科正面的敌军，占领了首都，我们的处境能比拿破仑好一些吗？拿破仑基本上采用了古德里安的战略，在莫斯科攻取“战局的重心”。问题是，他到达那里以后，人马缺粮，左右侧翼又受到威胁，呆了一个时期，无路可走，只有撤退，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结局。
我们这些制定巴巴罗沙计划并注视它的发展的人，手头少不了一本克劳塞维兹的《回忆录》。如果说在一九四一年可怕的冬天德国军队巩固住了阵地，其主要理由是因为我们没有重复拿破仑的错误。至少我们攫取了南方，这支持了我们，使我们有希望继续作战。当古德里安到“狼穴”来抗议“向南迂回”的计划时，希特勒对他说，将领们对战争的经济方面都很无知，他说的是冷酷的真理。他们象受捧的运动员一样，只关心显示自己的技能，而让别人去操心场地、观众和开支等问题。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也许算是有才华的明星。
认为中路攻势被削弱了的论点，由于古德里安完成南线的任务以后回到北线取得九、十月的可观的胜利这一简单的事实，论据本身也削弱了。在这次九、十月的战斗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显得被削弱。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毫不含糊地指出希特勒因不是职业军人而犯下的错误，其中有些造成了灾难，但“向南迂回”是一个稳健的、必要的而且成功的行动。
指向克里姆林宫的尖顶
中路和北路的红军残余又吃了败仗，狼狈地向俄罗斯的望不到边的大地后撤，成批成批地被俘，更多的是成批成批地丢弃坦克和武器，在夜间穿过我们的包围圈溜走。在北路，我们的全部目标都已达到，只是没有打下列宁格勒。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濒于绝望和几乎毁灭的境地。波罗的海沿海已经归属我们，所以能从海上供应北路的军需，并与我们的芬兰盟国在军事行动上保持联系。在南路，我们围攻了克里米亚，迅速向高加索油田挺进。在中路，装甲兵团巨大的钳形攻势已从南北两方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实际上已进入莫斯科城郊。包克的无坚不摧的步兵，自斯摩棱斯克一路势如破竹，从正面一直冲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在俄国战争文献中，十月十六日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大逃跑”的一天。这一天，外交使团、政府机关以及一大批苏维埃的大头头，与成群的平民一道，仓惶放弃了城市，东撤到乌拉尔的安全地带。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发表了绝望挣扎的演说，动员妇女儿童在即将来到的我军通路上挖沟。俄罗斯中部平原正开始降雪。秋天泥泞的季节也已从九月开始。天知道在这种条件下，进军是多么困难，但我们照样前进了。从来没有一个军队在更大的困难下显示出比我们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士气。从最高的将领到最下层的士兵都焕发着无比的热情。德意志民族在元首的领导下，走过了九年难以置信的道路，现在又穿过积雪泥泞的荒野，在那映着低垂寒冷的红日的、朦胧的俄罗斯地平线上，道路的终点已经在望。我们先头的巡逻部队已经看到了克里姆林宫尖顶。世界帝国终于呈现在德国人面前，唾手可得了。
冯·隆将军对希特勒的巴巴罗沙整个计划的执行采取宽宏态度，大概是由于他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并在当时受到希特勒的眷爱。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在基辅袋形包围中俘获的军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最坚强的抵抗部署在莫斯科周围，十月份如果消灭这些军队，就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我在那里呆过一个时期，但是判断苏联地面战役问题不是我能胜任的。这条战线上的全部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
—— 英译者按
第九章 珍珠港的灾难
阿尔明·冯·隆 [德国]
[出自《失去的世界帝国》] 1966.5.27
动荡
日本的大错
“打击敌人的心脏”
“了解你的敌人”
并不存在的“轴心”
山本五十六的作用
这是罗斯福策划的吗？
动荡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续了几世纪的欧洲均势；同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未来的全球均势。
十二月四日，我们的集团军群中心在漫天风雪中长驱直入莫斯科近郊；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在摇摇欲坠。法兰西帝国早已崩溃。大英帝国也已瓦解，虽然英伦三岛还在勉强支持，但我们日渐扩大的潜艇封锁已越来越使它们在饥饿线上挣扎。除了美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拦阻我们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但美国过惯了轻松舒适的生活，内部又争吵不已，使它的力量削弱得无法作战。罢工使它的工厂瘫痪了一半，但它依旧开足马力生产奢侈品和装饰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战舰为中心的过时的海军上，而且为了威慑日本人，竟然冒着危险选夏威夷为海军基地，却不能影响德国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七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我们跟一个转变成侵略性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美国发生了战争。这个美国在德国的疯狂的敌人统治之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工业紧急转而为战争服务，征召庞大的新的陆空军，以打倒我们。莫斯科战线上的红军，得到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和新开到的原始的、拚死作战的西伯利亚师团的增援，已经转入反攻。在另外地方，苏军正在逼迫我们从罗斯托夫后退——这是阿道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领导我们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国人民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了，但是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在东西两面受到人口等于我们五倍而领土等于我们二十倍的两个工业巨人的威胁。
象这样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一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一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他当然不会为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浪费眼泪。
下面是丘吉尔听说的一段话：“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没有提到流眼泪。我曾经指出，冯·隆将军在提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总无法保持冷静。
—— 英译者按
日本的大错
日本袭击珍珠港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战略上的错误。
法国和英国势力的崩溃，使欧洲人在远东的殖民地几乎藩篱尽撤。日本是这笔财富的天然继承者。它需要利用这笔财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欧洲人在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环绕地球的中途，把东亚征服，把它的资源掠夺去。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日本是东亚所存在的唯一强大势力。与其让死去的欧洲帝国里几个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继续过他们上流绅士的寄生虫生活，倒不如让这个亚洲民族把一片富饶的地区接管过来，这样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对于这个为命运所注定的勤劳聪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关系。在总参谋部，我们推测日本会在对它最适当的时机进军。我们根据世界哲学的每一种证据赞成这样做。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战术上看是一次极其杰出的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罗沙相媲美。这两个例子又都说明，不管紧张的战争空气和各种预先的警告与暗示，一个贫穷的小国可以使一个富有的大国猝不及防地受到打击。在这两种情况下，突袭被用来大规模摧毁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巴巴罗沙的突袭依靠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去哄骗敌人，这个条约在当时还在生效。日本人更胜一筹，他们在和平谈判中间对敌人发动了突袭。
当然，在发动这两次袭击的时候，都有人大声叫嚷着“无耻”和“出卖”，仿佛这类私人道德标准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似的。一个穷国想要取富国而代之，就必须使出它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历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的事情。黑格尔教导说，上帝的意志只有在历史的结局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观点上看，巴巴罗沙和珍珠港都是向着宏伟的世界新秩序推进的理想主义的一招。
所不同的是，巴巴罗沙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要不是由于一些不幸的没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个半月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在内，结果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对珍珠港的突袭恰好相反，它是战略上的失算，所以丘吉尔把这个事件叫作疯狂的自杀行为，这一次他倒是说对了。
只要违反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足以使得战略上的计划成为无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违反了两个规律。被日本所忽视的两个铁的作战法则是：
1．打击敌人的心脏。
2．了解你的敌人。
“打击敌人的心脏”
打击敌人的心脏”这个规律，只是从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这正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忽视的。
他们工确地判断欧洲战争是他们夺取东亚的绝好机会，从那一时刻起，他们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应该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侵入西伯利亚呢，还是南进去发掘欧洲各国殖民地看守得不严的财宝？当然，南进更诱人些。但是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被只是容易到手的掠夺物或是抵抗最小的战线引入歧途。
战争的报酬所包括的正好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分配世界广大的土地。这是剧烈的全球性的冲突，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的阵容是合乎规律的：富的对穷的，黄金对黑铁。德国是站在蒸蒸日上的一边的唯一的头等强国，这一边正在设法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进攻苏联是它伟大的使命。一旦做了俄国的主人，德国就会无敌于天下。根据逻辑推断，日本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把苏联打垮。随着德国的胜利，日本人就可以在东亚占有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德国被打败，日本就很少有希望保持住即使已经到手的庞大利益。
如果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进攻西伯利亚，德国向莫斯科的进军肯定会成功，俄国人在十二月就无法转入反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么已经崩溃，要么已经签订第二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因为在十二月拯救了莫斯科的，只是由于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把西伯利亚一线的后备军抽调一空，全部投入战斗，这样才在最后一秒钟间不容发的关头扭转了战局。
再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是三与一之比，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日本只要在那年秋天对西伯利亚发动突袭，就会促成俄国的崩溃。十月中旬，恐惧紧紧揪任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直到政府最高级人员的心，各部也不顾体面，象惊弓之鸟似的从莫斯科仓皇逃走，而那位吓破了胆的独裁者却发出刺耳的总动员命令，来拯救这座城市。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说是斯大林本人曾经秘密地逃跑，惊慌平息以后，又秘密地回到莫斯科，把知道这件丢脸行为的人统统枪决。俄国的统治者在拜占庭迷宫里发号施令，使人没有方法查对这个插曲的真伪。
无论如何，这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好时刻，对于日本民族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的优柔寡断的领袖们既在军事思想方面缺乏训练，又有东方人的奇怪性格，混合着过分的鲁莽、机警和感情，他们让时机永远从手指缝中溜走了。历史象一个女人，当她欣然顺从的时候，就得坚决把她占有。不然，她就会嘲笑爱抚她的人，决不宽恕他，决不再给他第二次机会。
“了解你的敌人”
因此，第一个错误是以南进代替北进，以抢夺战利品代替打击心脏。但是，如果日本不在第一个错误之外又犯了近于真正疯狂的第二个错误，尽管力量分散，轴心国家还是会赢得战争的。
姑且认为南进的战略是对的，它的明显的进程是以最大的速度和兵力进入东印度群岛，迅速巩固战果，准备击败美国的任何反抗。美国人也许根本就不会采取行动。美国有巨大的势力反对把美国青年派去替亚洲的绅士们送死。罗斯福也许只是唾沫飞溅地骂出一些刺耳的话，一看到希特勒打了胜仗，他就是这样骂的。罗斯福决不向舆论的范围以外迈出明显的一步。这是了解敌人特点的万能钥匙。由于东方人思想乖僻，日本人已经把它忘了。
即使罗斯福无视他的半数人民的意见，派遣海军到东亚去跟掘壕固守的日本人作战，这个舰队也会在敌人的领海中，在离补给线很远的一端，在以地面为基地日本空军的航程以内跟敌人决一死战。这一场战斗就要成为有空军力量加盟的又一次对马海峡的战斗 [ 作者注：对马海峡是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海峡，一九○五年五月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与俄国在那里进行海战，俄国从遥远的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本全部消灭。 ] 。为了一个不得人心的事业而遭到这样丢脸的杀戮，可能引起对于白宫里这个丝毫不受人爱戴的权术家的弹劾。
但是甚至这也不是日本人的错误的最糟的一面。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大的工厂。这个崇拜金钱万能、享有从印第安人那里盗窃来的极好的矿物资源的唯利是图的国家，却把工厂的巨大生产力用来制造玩具和不重要的小玩艺儿。但是这种生产力很容易改成以巨大得难以想象的规模制造军火。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使美国保持意见分歧和软弱不堪的状态，等到它成为没有盟国的孤立国家时再对付它。
这种前景近在眼前。一半的美国人听到德国战胜了苏联，都会欢欣鼓舞。直到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前一天，《租借法案》的计划依日陷于官样文章和惰性的泥沼，这就反映出人民中间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在这一方面，阿道夫·希特勒有很大的功劳。他是一个器量狭小的人，对于美国无知透顶。可是他的近于女性的直觉向他提出警告，必须不让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斯福有机可乘，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他。所以元首忍受美国总统一切公开的下流辱骂，追使德国潜艇忍耐过分的挑衅。
但是元首的这个英明战略被扔在珍珠港的炸弹炸得粉碎。一亿三千万美国人原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是一夜之间，却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的集体。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庞大的作战计划和军费，这在几天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八月间，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几个星期的辩论，才以一票的多数通过，现在却在几小时内一致通过了凶狠的宣战决议以及罗斯福计划已久的一切庞大的惊人的作战计划。
这是珍珠港事件的主要结果，因为舰队不久就修复并加以扩充了。德国本来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帝国也已掌握在手，但在一个星期内，却转入了毫无希望的战略守势，除非我们的敌人犯下同样愚蠢的自杀性错误，我们除了被打垮外别无出路。
并不存在的“轴心”
也许有人会问：“德国怎么会允许发生这样的灾难呢？”回答是：日本人并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我们发现珍珠港成为进攻目标的时候也跟美国人一样，就是说，是在鱼雷和炸弹在那儿爆炸的时候。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轴心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存在过。这是被宣传吹胀起来的一只貌似凶恶的橡皮气球。它的目的是恐吓。三个国家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各自为政，关于它们的进攻、入侵和战略上的决定，通常甚至不预先通知它们的伙伴。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墨索里尼忽然拒绝参加作战，直到法国快要垮台，他才慌忙参加进去。意大利独裁者并没有通知希特勒就入侵希腊。希特勒进攻俄国，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告诉意大利领袖。不过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情报部门曾经向我们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去了。
在轴心国武装部队之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参谋会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英美两国就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它们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采取联合作战的战略。现在他们可以从容地考虑帮助斯大林摧毁我们、把斯拉夫的洪水引到易北河是否明智了。然而盟国的军事行动都是联合作战的榜样，而“轴心国”的战略却是无效的。这里是个自为战，不幸的德国被两个第二流的伙伴束缚住手脚，它们做出卤莽任性的冒险，因而使它遭到毁灭。
山本五十六的作用
日本为什么采取这种越出常轨的、注定要失败的途径呢？
它是靠一九○四年在旅顺港偷袭俄国海军而突然闯进现代历史的，它大概还在留恋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这个方式。日本海军参谋部主张采取正常的行动：先把东印度群岛拿下，如果和美国海军遭遇，就跟它在日本附近的海面上决一雌雄。但是袭击珍珠港的计策是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设想出来的，他以辞职相威胁，强迫他的海军和政府接受他的意见。山本五十六完全反对和美国作战，理由是，企图对抗一个在工业上占七比一优势的敌人是没有希望的。可是他又坚决主张，如果一定要他作战，他就要一开始把美国舰队打垮。对于这种袭击的更广泛的后果，他是懵无所知的。海军参谋部认为这种袭击是一次太冒险的赌博，但是山本五十六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在战术上，他的战绩是不能磨灭的。只要人们读到或者写到这段历史，“珍珠港事件”必将成为成功的突袭的同义语。它在世界语言中跟“滑铁卢”一样著名。
那么，日本的舰队怎样能够集合，横渡太平洋驶到离夏威夷群岛二百英里以内，避开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切侦察和所有的海上和空中巡逻，出其不意地袭击美国的陆海军呢？根据战后的揭露，美国曾经识破日本的电报密码，看出它秘密的外交海底电报，这就使这个谜难解了两三倍！美国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的调查记录多达几百万字。然而它依旧是个谜。
作为德国的一个参谋军官，我把珍珠港事件看作象萨拉米斯战役 [ 作者注：一八○五年英法海战中英国舰队击败拿破仑舰队的战役。 ] 或者特拉法尔加战役 [ 作者注：公元前四八○年波斯战争中希腊人击败波斯人的战役。 ] 那样一个抽象的战争问题。山本五十六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使美国人感到吃惊，正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是那么愚蠢的行为，那么凶狠的赌博，那么拙劣的战略，那么糟糕的政策，那么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即使成功，这也是日本所能尝试的最坏的军事行动。所以美国人也就犯了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错误。于是日本人毫无理性地干了起来，凑巧获得了成功。
在审问被撤职的吉美尔海军将军时，被告的申诉中有一段短短的记录，似乎可以提供解开谜底的钥匙。在那些日子里，需要把空投鱼雷投到深水里，才能使鱼雷有可能在预定的深度线上笔直前进。根据美国专家的意见，最浅的深度大约要有七十五英尺，而珍珠港是三十英尺深。所以战舰受鱼雷飞机攻击的危险性被认为是“很小的”，从而没有装备防鱼雷网。十二月七日，空投鱼雷击沉了七艘战列舰，给珍珠港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日本人发明了一种鱼雷，可以向不到三十英尺深的水里进行空投，从五月到十二月，日本航空兵就已练习向浅水里投雷的技术了！这件事总结了一九四一年两国之间智力上的差异。
这是罗斯福策划的吗？
历史性的怀疑产生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那就是怀疑珍珠港的失败是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助手们一手策划的。依照这种看法，他们从破译的外交密码电报中已确实知道日本即将进攻，却向夏威夷的指挥部隐瞒了这个消息，使那里的武装部队对敌人的打击毫无准备。根据这种看法，罗斯福断定使美国坚决参加战争在军事上比损失几条战列舰更重要。这种推测是那些措手不及的将领想起的。他们和支持他们意见的人直到今天还保留他们的看法。
当然，这种卑鄙的行为罗斯福是干得出来的。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根据记载，证明珍珠港的司令部和太平洋的所有美军一定知道战争已经逼近。的确，他们只要看看报就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是在最宁静、最太平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那些职业将领这样措手不及。事情是发生了，然而这是不能原谅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罗斯福知道敌人要朝哪里进攻。日本人对于他们打算进攻的目标完全保守秘密。连他们自己最高级的外交官也不知道。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知道。因此决不会把这样的秘密交给密码电报。
美国军人之所以措手不及，是因为他们没有作战的心理准备，如同红军在六月间的情形一样。在被袭击的前夕，毫无疑问，珍珠港的军官们都象多数美国军人那样，遵守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周末夜晚的风俗，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第一批炸弹落下的时候，他们就没法使用他们无数的飞机和高射炮来保卫自己。这里，“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准则肯定帮助了日本人。美国军队无论驻扎在哪里，如果再次受到袭击，合适的时间总是星期天早晨。民族性是改变得很慢的。
罗斯福在珍珠港要是打了个胜仗，肯定要比他遭到一场灾难好得多。击退敌人的进攻会提高士气。珍珠港失败使美国人经过长时间才在精神上恢复过来。罗斯福不是低能儿，只有低能儿才会放弃机会来个反突袭，把驶近来的暴露的日本舰队击沉。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向珍珠港的指挥部发出即将空袭的警告，只是因为他也跟别人一样，不知道也猜不到日本人会干出这样古怪的事儿来。认为珍珠港的失败是阴谋策划的那种看法，只是替自己的失职找到一个无聊的借口罢了。
当然，事实完全是这样：弗兰克林·罗斯福先向日本断绝了石油供应，然后鲁莽地要求日本同中国媾和，并且退出东亚，作为恢复供应的代价，这样就迫使日本不得不进攻美国。他把日本逼得无路可走，使得这个高傲的好战的民族没有别的体面的办法可以找到退路。但他原是个玩弄策略的能手，这些全球性政治策略他一向是公开玩弄的。报纸上满是报道这次外交上交换条件的消息，所以谈到里面有什么阴谋是愚蠢的。罗斯福大概始终希望能够威吓这个比较弱小的民族，想不通过战争就使它就范。希特勒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完全会干出同样的事情来。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德国军队不会使他因遭到突然袭击而丢掉面子，象罗斯福的军队那样。我们是真正的军人！
只要不涉及德国人的品行，隆的军事洞察力是极敏锐的。关于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评价，不幸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忽略了那些日子在华盛顿和夏威夷发生的真正拙劣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他的结论应该接受，就是说，指挥官们在战场上遇到突然袭击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在原子时代，我国军队如果遭遇同样的失败，就会招致美国历史的告终。下一次不会再有恢复的余地了。
—— 英译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