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文字是人类历史上除了语言之外的另一项最伟大的发明，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就彻底摆脱了语言和思维的原始状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以深度认知和思维为特征的时代。如果说是语言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的话，那么文字就是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原因和标志，马克思曾说过“文字的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语言历史有百万年之久（一百万到两百万年之间），而人类的文字史却只有短短的五千年左右。然而在是一个人类的思维能力突飞猛进的五千年，人类从陶器时代进化到了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宇航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时代，人类在思维和认知水平上有了空前的提高，是任何其它五千年所无法比拟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可见文字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文字在世界各文明发祥地被发明的时间虽有先后，但是相差不大，可以说人类通过百多万年的语言实践，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开始发明并使用文字。一种象形文字首先在古埃及被使用（或说是在美索布达米亚地区），这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文字本身也经历了不同的进化阶段，从象形文字演变成了现在很多先进文明国家使用的拼音字母文字。文字的这个发展规律被世界权威语言学家们总结成是沿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拼音文字，这样一个进化公式演变的。当然，文字的这个演变过程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速度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拼音文字首先是在欧洲普及的，而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就处于一种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之间的一种文字状态，日文是一种使用音节字母的表音文字，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很晚才有文字出现。纵观世界文字进化的先后和发展阶段的地区分布状况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和阶段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它们是完全吻合的，这一现象印证了文字的先进性决定社会文明先进程度和社会发展状态的社会语言学结论。
二．落后的汉字是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总根源。既然文字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落后的文字状况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和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汉字的问题，远在中国的宋代有个叫邓肃的学者就说过：“外国之巧，政治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之繁，故迟。”这一速一迟的文字差别就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国社会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华文明曾在汉唐宋等时期出现过相当繁荣的物质文明，中华文明不仅在亚洲地区甚至在世界上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然而回顾这两千多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在思想认知水平上（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不大。以人类1/4人口历经三千多年的时间，在有相当丰富的物质文明基础的前提下，在和欧洲面积相当的地区范围内，中国人的思想认知水平的发展十分落后，对世界做出的科学贡献实在是少之又少。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陶醉于“四大发明”的神话之中，却不知道世界上的重大发明数以百万计，而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发现）实在是九牛之一毛。四大发明（发现）无一例外的都是非理论的和非抽象的。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以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贡献,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阿基米德两千多年前就阐述了浮力定理和扛杆原理。中国人有创造力,郑和的船造的挺大,可是就是没听说中国有人发明过浮力定律,曹植称象也是个传说,而且他称完象也没总结出个一般性的浮力定律出来。中国的割圆术据说早于欧洲,可是中国人再手巧也格不出圆周的极限来,祖冲之最后也没给出圆周率的一般表达形式。历史上,中国人是用手创造了中华文明, 而不是用脑,因为我们的脑子里缺少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是语音为基础的文字的特点和产物,以图形为基础的汉字不产生这东西。现在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物质文明的时期,我们又企图用手打造另一个文明而不是用脑。也许在上海或中国某个城市里,哪天会出现一座世界第一高楼,我一点也不会惊讶,但如果你因此说中国人的科技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就会惊讶。因为只用手是造不出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说中华文明曾领先过世界的人最好再想想,在下这个结论。
很多学者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总结了汉字对中国社会发展阻碍的深层原因并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点。
1．汉字不利于文化普及，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长期处于无文字的愚昧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有文化的人占人口比例是很少的，三千多年的汉字应用到1949年的时候，还有80%以上的人是文盲。社会的平均文化水平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先进的思维最后如果希望成为社会共识的话，都需要有相当的社会平均文化水平来支撑，否则就是再优秀的思想也无法说服社会上的每个人。文化的荒漠化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落后的汪洋大海，任何先进思想和文化都无法在中国社会的愚昧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2．汉字不利于文化交流，使中国人的思想与世界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产生了一个天然的隔阂。语言学上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有一个定论，就是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字是第二位的。人们的语音语言的交流是最容易最直接最普通最频繁的交流，汉字意译外来语的特点阻碍了中国人对外语言交流，使中华文明长期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
3．汉字表达不利于抽象和逻辑思维，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深入认知水平和思维水平的发展。汉字除了不利于普及之外，更不利于深层思维。汉字为基础的汉语缺乏明确的语法结构，而语法结构是人类语言认知和思维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由于汉字的难学，常用汉字个数就有限，中国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现有汉字字义的狭小空间之内很难走出，形成思维惯性。同时，以字组词的汉字表达方式，使中国人在思维上形成一种从现有的概念中拼凑其它概念的思维习惯，缺乏创新的意识。事实上，单字是最好的抽象概念的载体，由单字组成的词是现有概念的组合，所以不是抽象概念的好的载体，同时由于望文生义而产生的误解也是个大问题。比如：革命（revolution）的字面意思和它的真实意思完全不同，而90%以上的中国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词的；再比如：动物（animal）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移动的物体，和它的本意不同，不会动（或会自己动的）的东西是否不是动物，在中国人中就有误解。可见以字组词的缺点。
4．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使汉语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汉语是单音节声调语素语言，这个特点和汉字的非拼音特性是有关系的。汉字无法从音素（比音节小的语音单位）的层次上记录或表示汉语，汉语就无法发展成多音节和多辅音的语言。同时由于汉字不提供标准的读音，汉语地区方言分歧越来越大，上海话和上海隔江的蒲东话就有区别，更别提苏州，无锡，宁波等和上海相距不过百里的地区竟然发展出多种非常不同的方言。汉语的单音节特点造成了汉语同音字词多的现象，因为汉语的音节总数才四百多个，远远不够承载汉语语义之用，致使汉语向声调语言发展，普通话中有四个声调（广东话有七个声调）。包括四个声调的普通话也才不过1200个不同的音节，所以汉语出现了严重的同音现象。这些都是汉字之过而非汉语的问题，汉字的混乱和复杂成为阻碍汉语文学习使用的拦路虎，在清末就有人提出废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极端方案。简体字长期流行于民间，而繁体则使用于书面，流行的繁体字基本是在清代初年整理编制的。汉字是鞋汉语是脚，不把鞋换掉，汉语就永远也长不大。
5．汉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性格甚至是民族的性格。汉字的学习是从小开始的，有的人从四五岁就开始学字，汉字又是一种无规律的文字，必须逐个记忆，汉字的书写认读都是分开的加重了学习的负担。对于很多平均水平以下的儿童来说，汉字学习是非常吃力的。儿童的性格和价值观的成长和汉字学习的时期是重叠的，这中压迫式的文字学习方式严重影响了儿童心里的正常发育过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和消沉负面思维等都是和早期的汉字学习有关的。
6．汉字的非字母结构不利于文字的机器处理，使中国的文字使用效率极低。美国人可以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计算机（软硬件包括网络发展）从实验室到普及应用的全部过程，现在硅基芯片的发展几乎走到头了，而中国人却花费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汉字的键盘输入问题。汉字文献的计算机检索，汉字通讯，汉字软件等等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7．汉字的非字母结构还影响了文字对所有需要的思维领域的涉入。汉字无法进入代数，物理公式，化学公式，金融等领域成为象字母文字那样作为运算符来实现机器处理。同时汉字不易于造新字也使它无法协助思维向所有需要记录新发现的地方渗透。
汉字的这些天生的缺陷，使中华文明无法再前进一步。如果除去欧洲的拼音文字文明不说，只是在亚洲，汉字文化圈可以说是一个曾显赫一时的文字文化，比东南亚和南亚无字地区要文明和先进。日本，韩国，越南都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从中国引进汉字作为他们的文字，汉字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汉字文化对本地区的影响可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但是当东西方两种文字文明终于在中国的清朝时不期而遇的时候，这两种文明的优劣就比较出来了。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朝输了，不仅输在战场上，更重要的是输在了文化上，输在思想认知水平上，输在社会形态上。这个事件对大清的子民们倒没有什么触动，赔点银子就完事了，日子照旧过。但是它却深深的触动了一直崇拜中华文明的日本，他们由此看到了一种文明的末落，和另一种文明的升起，并决定要跟随新的文明。1866年日本在众多学者的建议下进行了文字改革，决定限制使用汉字这种难学难用的文字的数量（一千多个），推广使用早在千叶时期（公元8世纪）就开始在民间妇女下层人士中流行的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音节注音符号“假名”字母文字。这种文字虽然比不上欧洲的拼音字母文字，却比汉字容易学的多，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日本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了自己的文化宗祖国中国。以汉字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在历经三千多年的发展后，终于在清朝末期走到了自己发展的尽头，只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意识（或不愿意识）而已。随后韩国，越南都分分脱离汉字文化圈而另谋出路，韩国自己发明了谚文这种字母式的拼音文字（发明于145X年，一度中断，二战后重新使用），越南在结束殖民统治后开始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文字。汉字文化圈又缩回到自己的发祥地汉人社会中，并惨淡维持着不死不活的境况。
汉语韩语日语的区别比较：
这三个东亚语言虽然看起来很有联系,实际上的区别却很大.主要表现在:
1汉语是孤立语,而日语和韩语则是粘着语.这就是说,汉语的意思会因为语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而日语和韩语则是靠主语,宾语,和谓语后的助词表示意思,其词序相当自由.
2汉语是主谓宾结构.而日语和韩语则是主宾谓结构
3汉语没有时态和动词,形容词的词尾变化,而日语有过去时和现在时,词尾有变化.而韩语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时,词尾也有变
4日语发音较少,一般最好学发音.一般都是辅音+元音表示一个音节.汉语的发音相对较难,一般也是辅音+元音的发音结构,只是有了声调的变化和双元音和辅音相拼的现象.韩语的发音最为复杂,它的发音完全包括了日语的发音,也几乎包括了汉语的大部分音节,而且还有用辅音+元音+辅音拼成一个音节的现象.如:gulpak一般外国人很不好掌握,而且韩语还有音变现象,很难。
5汉文是表意文字.韩文是拼音文字,日文是两种的结合,假名是拼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
6正是因为韩文的发音比日文复杂的多,所以韩语中几乎很少看见汉字,而日语因为发音较少,所以不得不采用汉字和假名混写的方式来表达。
7日语由于音节很工整,几乎都是辅音+单元音的发音方式,所以听觉上觉得入耳,汉语虽然音节不是很工整但由于有四声变化,所以也比较动听,而韩语采用了用辅音+元音+辅音这种方式拼成一个音节,所以听觉有些野蛮,不是很入耳.但韩国人学汉语和日语发音有先天优势.而日本人学外语则很困难.中国人处于两者之间。
有人说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始终是最先进的，只是在近两百多年才落后其它国家，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秦汉的霸业，有唐朝的鼎盛繁荣，有宋代的物质文明，甚至到清朝中期中国的GDP还占世界的1/4多。实际上，如果深入的了解欧洲历史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中国从秦汉以来2000年,没有发展出任何超过希腊公元前水平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成果.2000年,重复着200年一个王朝的杀人循环,最少时三国时代全国只剩下700万人,谈何文明.2000年没有给现在留下一个超过1000年的大型建筑,现在人想知道古代人的生活情况只有挖古墓了.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早在公元前4-500年就比中国文化先进，当老子用古文言谈论他的〈道德经〉的时候，希腊学者们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已早就使用拼音文字开始对包括几何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医学，美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农业等有了比中国的诸子百家更深入更广泛更客观的研究，他们的哲学研究的是思维的本质,形式和内容,什么叫客观存在,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如何定义人,宗教的意义,物质的属性和构成等等，成果累累，奠定了欧洲后来发展的思想基础。即使现代中国人，有几个能赶的上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辩能力的?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公孙氏的“白马非马”等，这是自然语言的正常表达吗?与其说是深奥的哲学思想还不如说是深奥的文字游戏或字迷，和柏拉图的文字叙述之逻辑清晰内容之广泛深刻根本就没得比。可见汉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戏弄中国人了。当孔子“有教无类”广施教育的时候,柏拉图办的“学院”也在教授数学,哲学,政治,医学等,比孔子的“仁,中庸,礼,乐”,“三纲五常”等主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常识”(黑格尔对孔先生的评语)要客观的多。之后的古罗马帝国也很辉煌,其石质和水泥建筑也好于秦砖汉瓦,军车公路也比秦汉时的车和土路平整的多。只有在欧洲的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期里，中国的宋代才比欧洲稍好却还经历了之后的元清两朝被外族灭亡和统治之灾。中世纪虽然为欧洲带来了一种宗教形式,同时也通过传教而普及了拉丁文字,这才又埋下了下一波文艺复兴的种子。文艺复兴通过对人权的呼唤和人的尊严的觉醒作为和神权抗争,平衡了宗教的绝对精神控制。随后才有思想自由的以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此时期欧洲的科学发现蓬勃发展,直到现在的高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一环扣一环,有一条清晰的发展痕迹,从古希腊哲学思想基础--王权--神权--人权--思想自由和科学--高科技社会。如果说一个社会有一个从累积到发展的过程,那么欧洲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典型的这种累积和发展的过程,这个累积就是人类的思想认识累积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思想意识从萌芽到普及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绝对离不开文字做为有效载体的决定作用。而中国呢,秦后是汉,唐.....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中国人在频繁地更换不同姓名的皇帝,而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始终停滞在先秦的水平上没再进步一寸(如果没有后退的话)。这种轮回式的朝代替更,不是由于思想意识的提升引发的,而是自然灾害和统治者荒淫无道民不聊生,迫不得已所至。直至今天的所谓“人民共和国”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宝塔式的封建统治结构。古希腊人两千年前就提出了用“共和”这种代表制的民主形式取代市民直接民主,而中国人现在连什么是“共和”都不知道尽管他们自称是“共和”,就象他们自称是“共产”“社会主义”而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意义一样.回看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思想意识的累积和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是停滞的,是固化了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形态没有任何突破,周而复始,一轮又一轮.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没有突破,而这绝对是由于作为思想的唯一载体的汉字所至。汉字没有提供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进步的有效功能,甚至连文字的普及在两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进展。1949统计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有近90%的文盲,而中国古代个朝代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直到清末,当两种分别独立发展了两千年的文明首度见面时,中华文明已经堕落到不堪一击的悲惨状况,中国人的思维意识落后欧洲不止千年。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命运的基因早在菲尼基人发明字母文字后就决定了。就算竹子开始时比松树长的高，但是竹子永远也长不到松树的高度，这是物种基因决定的，文字就是文明发展的基因。
尼采曾讥笑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这样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重。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三．中国现在的汉字使用水平到底如何？在汉字的繁难是每个诚实的中国人都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的难度在于：1。汉字笔划多字形复杂，难记难学难写难用；2。汉字的构字方式和语音语言无关，一字一形一音（或多个音）需要分别记忆。汉字学习在形义音三个方面完全是分离的，先要学认字义，再学字的读音，然后还要学字的书写，需要付出三倍的工夫，否则就会出现会说不会认，会认不会读，会读不会写的尴尬情况。这种繁难的文字阻碍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使用掌握汉字的权利和机会，在历史上读书是有钱人家子弟才负担的起的，社会的文字普及率十分低，中国在四九年时统计的中国的文盲比例竟高达80%，这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普及国语和白话文之后的结果，中国例朝例代的文盲比例会是一种什么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汉字没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步入文明社会的工具，他们被隔离在人类文明社会之外，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停滞在封建社会状态的最重要的根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出反封建尊重科学和民主的同时，也明确的提出了推行白话和使用拼音文字的语文改革。虽然五四的汉字拼音化没有成功，但是白话文却成功的在中国社会普及了，这是中国历史一次成功的语文改革，尽管不彻底。五四运动带来的这个小小的语文改革为其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中国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化普及工作也有了起色，这些都是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出现完全不同于晚清时代社会精神面貌的重要原因。五四之后的改朝换代并不是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家体制上看和清朝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还是宝塔型的社会管理结构，而真正推动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动力是来自五四的白话运动和之后49年开始的简体汉字运动。
白话和简体字对在中国大陆普及文化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由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变了，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变了，中国人可以在相当范围内自觉的使用文字来处理从国外引进的观念概念和成果，才造成了中国社会今天的进步。这个进步只是由于这么一个小小的语文改革的事件，而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有待于更深层的文字改革，因为前章所例举的汉字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语文应用水平虽有提高（比清末）但是还是问题很多。1999年国家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经过五十多年的扫盲努力，中国社会还剩下8千6百多万文盲，尽管从绝对数字上看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仅次于文盲大国印度，但是从比例上看，93%的文化普及率应该算是个可喜的成就了，毕竟在49年时中国的文盲比例曾经高达80%。我们先不追究这个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夸大成绩缩小问题向来就是中国底层干部们文过饰非的惯用伎俩和拿手好戏），单看中国政府制定的扫盲标准就令人怀疑这个文化普及率的真实社会效果。中国政府制定的成年人（15岁到45岁）扫盲标准在农村是以认识1700个汉字为脱盲标准，对城市居民是以2000个汉字为脱盲的标准，这个标准制定的很低。另外，对于多数不常用汉字的人来说，汉字是学起来难忘起来容易，有村干部说扫盲容易保持难，再加上这种低水平的扫盲标准在没有任何统一考试的情况下纯靠各人自己报的统计数据实在是有自欺欺人的嫌疑。现在公认的常用汉字是6-7000个，认识1700到2000个汉字能算是扫盲了吗？应该至少还算是个半文盲。如果说到半文盲，我们再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大纲，其中名文规定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学生应该能够认识3500个汉字并会写其中的3000个汉字，看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平均毕业水平是制定在半文盲的水平上的。如此看来，中国社会的文盲和半文盲有多少就很难确定了，如果说清朝和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是文盲的问题，那么现在经过五十多的努力，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已经转变成文盲和半文盲混合的问题了。
为了这个已经很降的很低的语文普及水平，我们付出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对比中国儿童为达到这个汉字普及水平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发现巨大的反差和不合理。汉字的学习要用九年的时间，每天埋头用功读写，才能最后完成3500个汉字的学习（平均），实在是个没办法接受的现实。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不是用在培养价值观和性格，而是强按在书案上学汉字。2001年5月沈阳市铁西区的一个13岁的女孩魏某被发现在家中服药自杀。在她身旁放着临终前写下的字条：“妈，你回来叫我，因为我要写作业！”后面还共有10个感叹号。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承受不了学习的压力才服药自杀的。辽沈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死去的小女孩仰面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厚厚一摞纸和笔，纸上“夫、斗、庙、程”每个字都写了满满三页。据她妈妈讲，这是老师前几天留的作业，因为孩子前几天写错了这几个字，老师便要求把这几个字每个写3000遍。一个女13岁的女孩子，由于不堪汉字学习的重负就这样自杀了，这种惨剧全国有多少？又有多少儿童由于学习汉字而受到性格的压抑或学习负担过重，难道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汉字的这种自虐式的文字学习方式没有关系吗？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阐述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时说：“十年的时间，两千七百多个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合格”。这样的教育结果和学生们付出的努力成比例吗？对比国外的情况，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国家的孩子们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文字的学习，英美的孩子也可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以同样的轻松的程度完成他们的文字学习，我们的情况真是糟的可怕。
如果孩子们的努力可以使他们受益终生也不枉这九年黄金般宝贵的童年时光，然而汉字的学习是如逆水行舟，乃是终生之累。步入成年后，中国人的文字学习还没有完结。社会的文字应用水平十分低下，一个在长沙卖袜子的女孩手里拿着一块写着“妹子大减价”的牌子沿街吆喝，错别字现象在中国十分的普遍。上面所说的如此逼迫孩子们学习汉字的老师们的水平应该是社会语文水平的一面镜子吧，他们又如何呢？1999年6月26日，武汉市第六届教师5项基本技能竞赛出现了一个另人难堪的尴尬局面，在选出的24个使用频繁的汉字中,该市131名从该市两万多名中青年教师（45岁以下）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出类拔萃的教师中只有1个人顺利过关。这次选拔的人员一共有138人,其中7人因故缺考。据报道,在出现错误的130人中,错误一般都在3?7个（13%到35%）,其中最多的达12个,出错率高达50%。在两万名优秀教师中选拔的尖子老师在24个常用汉字的应用考试中出错率高达50%，这是个十分震惊的结果。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教师的语文功底尚且如此,那两万多名被淘汰没有过关的教师又如何呢?这个现象并非武汉所独有,如果在全国开展类似的考试的话，出现错误的比例一定会更大。我们由此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常用字这么多人都用不好?为什么这么汉字这么容易出错?对于任何一个有勇气面对中国语文现存问题并希望解决问题的人来说，是不会再回避汉字本身的问题的，不解决问题就会永远生活在问题之中。
汉字是所有母语文字中最难学的文字
1. 各国的文字学习情况
这个名题应该是争议比较小的.原文中我已经介绍了中国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定的教学大纲,在完成九年义务教务后,中国的学生平均可以完成认识3500个汉字,并会写其中的3000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徳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国,北欧诸国等学生的文字学习可以在一年内轻松完成.英文是欧洲拼音文字中最不规则的(也是包容性最好的)文字,先不论造成这个现象的历史原因和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英美的孩子们也可以在一年半左右完成文字学习.美国的教系统统计的数据是九年内可以完成平均50,000个英文单词的学习.
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的情况如何呢? 韩文是一种采用两维书写的字母拼音文字,这个文字是14XX年由韩国的一位国王倡导发明的.据介绍,这个文字的特点就是容易学,有多容易学呢?按发明者的说法是,聪明的人可以在一个早晨就学会,而笨点的人在几天之内也可以学会,可见此种字母拼音文字学习的容易程度.日本的假名(分两种分别表达本国的和外来的语言),共一百多个,是属于音节式(不是象韩文那样的音素式)的字母,日本孩子在文字学习中是先学假名后学日文中的汉字(2000个左右),对于假名的学习,可以很快完成,而汉字的学习要进入到中学甚至对于很多日本孩子,他们终生也学不会多少汉字.
在中国也有个特例。中国的小学生在学习汉字之前都必须学习汉语拼音，因为汉字本身不能提供读音，同时为了今后可以使学生自己使用字典，所以汉语拼音的学习成了一个必备的汉字学习工具。如此看来中国的小学生本实际上等于学了两种文字，一个是汉语拼音字母,另一个是汉字。对比这两个文字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分配情况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的概念。汉语拼音拼音的学习在中国的小学校里基本上在半年内就可以完成(之后就可以拼些所有的汉语拼音,无一例外)，汉字的学习要九年，最后才能学完常用汉字的一半。从使用的精力上看，汉语拼音的学习十分轻松，汉字的学习却十分的困难。汉字要写，要认，要反复的练习，而使用25个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学习却很轻松，几乎不花工夫。当然，这个比较会引起争议，因为汉语拼音现在并不是文字而是汉字的音标，这样比较很难服众也有欠公平。可是如果我们将现在的汉语拼音文字化，既创造出一种有拼读规律并和汉字一一对应的文字系统的话，就算它比现在的汉语拼音复杂的多，也可以在一年内完成。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差异。不过我们中国人比较固执，不太愿意改变现状，据说在山西有个小村子里有一口老井，已经使用了近千年，除了井绳换了无数根外其它一切照旧，问其原因据说是此井乃祖上的遗产大家对它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不能吃了井水就忘了井恩，同时当地人说他们也没有觉得不方便。
2。文字改革是世界的发展趋势
文字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决定性）是这个文字改革发展趋势的动力。日本，韩国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日本和韩国的民族素质比起中国来说要强的太多（平均）。马来西亚和印尼在二战结束后也开始了他们的文字改革，马印两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叫做BAHASA，是一个彼此十分相近的语言，
经过双方的努力他们决定使用Bahasa为两国的共同语言文字。之后马来的情况是愚昧的当地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社会文化普及的问题，就是由13，677个岛屿组成的印尼也很快提高了文化普及（80%左右）。当然，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文字普及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才刚刚开始，他们的社会发展的后劲还有待发展。马印两国的文字语言统一成了国际上最成功的文字改革国际合作的范例，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统一与他们殖民国家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可以与其相提并论。
印度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多种族多语言（或方言）的国家。在印度，没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可以占到30%以上的统治地位，所以独立后在确定国家语言时延续了殖民时期的上层语言文字英语英文作为他们的国家语言文字。然而问题是英语不是印度任何本地印度民族的母语，英语只是在上流社会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用的语言，这种使用非母语文字造做为国家语言文字的决策造成了印度现在语文状况落后，文盲遍野的情况。所以说印度的问题也是文字造成的。可见企图通过普及非母语来实现语文现代化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对比中国现在的英文热）。
阿拉伯国家的文字和语言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阿拉伯的文字和他们普通老百姓讲的日常用语是不同的，比我们的文言文和口语的差距还大，所以造成了社会上文盲多的原因。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掌握文字，而普通人没有文字使用。九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在通过世界母语教育协会在埃及召开了首届统一语言文字的会议，企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的学者也在积极地为改变这种语文现状努力着。
多数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除了南非）的文字是在殖民统治时期由殖民主义者从宗祖引入的，也不是当地的母语言文字。给非洲国家的文字普及带来了巨大的问题。现在国界上有很多组织在积极推动使用母语和母语文字就是针对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的措施，因为实践证明，使用非母语文字是造成文盲的重要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对世界上的语言文字状况有了一最最初步的了解。我之所以费笔墨介绍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文字使用情况的地理分布可以说明文字是如何影响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二，也是因为总有不少同胞喜欢把中国和印度非洲做比较。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印度非洲也是文字问题造成的，而且他们在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那末从容不迫了。
3。 汉字为什么难学？
这确实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如果不承认，只能说明嘴硬，嘴硬要是有用世界上嘴最硬的就是阿Q，可惜被拉到法场给斩了。汉字学习的最大的问题是形音分离和形的复杂。一个中国的文盲，虽然识不了多少字，可是并不妨碍他使用语音语言和其它人交流，所以说世界上只有文盲没有语盲（哑巴除外）。语言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语言获得能力是天生的，只要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接触到语言环境，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小快速的掌握语言交流能力，哪怕是一个中国出生的孩子被放到国外，也一样，可见语言的获取能力也是不分语种的。人类的这种语音语言的能力是通过百万的进化逐步发展出来的，是由人类大脑内的特殊硬件（脑神经系统）来实现的。汉字没有充分利用人类的这个天生的语言本能，而人为的割裂了语音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自然联系，所以造成了中国人对学习文字的难度。
学过音乐的人都知道乐谱对音乐发展的重要性。当然没有乐谱也一样可以谱曲唱歌，但是音乐的丰富和复杂是从有了乐谱才开始的。如果一个音乐的记录的方式不是音乐调的高低而是用一套复杂的图形符号来记录对音乐感受的描述，比如“此段是快板，要有节奏感和力度”什么的，或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来描述音乐，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的音乐符号系统，那么对语言来说也一样，不记录语音而通过图形符号来企图记录每一个语义，就是汉字的最大问题。记录音阶使用7个符号即可，而记录音乐的感受好多少个符号？要多少也不够。
问题是语音的记录是客观的，它只将语音语言的外壳语音传递给接受方，再由接收的人自己去感受；而语义的传递不是客观的，是一个人的理解和描述，是主观的，接收者无法回避前人的影响。汉字传递的是语义而不是语音，造成了汉字使用者的非抽象思维方式。使用乐谱可以帮助记忆整篇音乐，而使用描述语言是很困难的，所以使用汉字的人在将演的时候离不开稿子，而使用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的人可以比较容易的记忆就象记忆乐谱中的音乐一样。
这些都是汉字之所以难学的主要原因。结论：汉字难学，因为违反语言学的规律，人类的语言学习是天生的而图形学习和记忆是后天的，不记录语音的文字会产生巨大的思维障碍，因为人类大脑内的思维基础是以语音语言为基础的而不是图形（聋哑人比盲人聪明的原因）。
四．中国社会发展汉字拼音化是唯一出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的引入，而是社会科学的引入。使用汉字思维的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根本就无法接受社会科学的结果。同时普遍落后的国民文化素质也是任何社会科学引入的瓶颈，什么民主，法律，道德，社会行为准则，自由等等都不适合中国。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科学，而几乎所有西方的社会科学都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假设，就是人是自私的同时又是明智的，人会追求个人利益在社会中的最大化。而一个文盲半文盲遍野的国家，人的理性是缺乏的，行为是无规律的，自私是短见的（如果不是愚昧的），致使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结论都不适用于中国。汉字没有办法使中国人的素质提高，拼音化是必由之路。
从世界语言学的观点看，文字是语音语言的书面记录，语言是第一位的而文字是第二位的。人类的语言历史有百万年之久，在这慢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大脑对语音语言本身的音义体系的接受建立了一套直接的物理结构，所以人类的语言获得能力是天生的，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世界语言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就之一。汉字的所有缺陷都是因为违背了这个语言学最基本的发展规律所致。一个孩子一般在六岁左右就基本上可以完成语音语言的学习，象成年人一样说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词汇的丰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但是语言的所有框架和语义的组织都已经具备了。如果使用字母式的拼音拼写文字，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已经学会的语音语言和书面文字语言建立对应关系。于人类对语音记忆的能力相反，人类对图形符号形状的记忆却不是很强，而且是需要特别的训练才能掌握。字母文字就是充分减少对图形的记忆，使用最简单的26个字母并以记录语音中的音素为基础拼写不同的字形来充分利用人类对语音学习的优势，减少文字学习的负担。汉字却是人为的割裂人类对语音学习的天份，以图形的方式来表达字义。在拼音文字语言中，语音是核心，语义和字义都是附着在语音基础上建立的。而汉语汉字是两套独立的体系，一个是语音和语义系统，另一个是字形和字义系统，这两套系统再通过字义和语义的对应统一在一起。汉字就是违背了语音语言是人类学习语言天份的科学发现这个规律，使中国的文字学习困难重重。所以说汉字是一个违背科学的文字。
中国人的汉字拉丁化的路已经走了一多半了，现在中国的小学生们必须首先学习汉语拼音作为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而这个在56年开始推广的汉语拼音方案距离汉字拼音化（文字）只有一步之遥。由于种种原因，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在最初是作为给汉字做音标来设计的，尽管使用中起了很大作用，却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拼音文字方案，倒给反对汉语拼音文字的人一个攻击汉语拼音化的口实。这个错误说起来还是汉字造成的。西方的字母文字具有同时在音素层次上写拼字音和字形的双重功能，它的名字应该翻译成“拼写文字”或是“字母文字”会更恰当些。但是，中国在早期翻译这个英文原字alphabetic（或是spelling）时阴错阳差的选择了“拼音”这个翻译，尽管拼音是这种文字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结果造成了中国人对这种文字的深刻误解，而实际上这个英文字是一个单独的字，没有“拼音”的意思，汉字以字组词才造成了这个错误（可见汉字翻译是如何误事的，“革命”也是个很误事的翻译词）。如果只是拼音而不拼写字形的话，英文的right，write，rite；too，to，two等都将无法区别，特别是对汉语这个同音字多的语言来说，“拼音文字”会被误解为只拼写语音而不拼写字形（象汉字那样一字一形）。这“拼音”和“拼写”的一字之差断送了汉字在上世纪初走上拼音化的机遇，也误了中国人的大事。
汉字拼音化不是今天谁的主张，从最初的西方传教士使用拉丁化的方言文字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汉字改革的道路是曲折艰难的，它的难不在于技术上，而在于如何说服使用汉字的人意识到汉字问题的严重性，这如同要说服井底之蛙一样难。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作家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对汉字做过如此的评价，他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毛泽东也说过“汉字必须改革，走全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并在建国初期就推动制定文字改革的方案，几乎就把汉字拉丁化了。可惜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拘泥于“拼音文字”这个认识，没能发明出一套即能拼音又能拼写不同字形的文字系统，而最终没能成功，汉语拼音方案也不过就是一个音标方案而已，真是功亏一篑。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有中国语言学之父美称的赵元任先生，也是早期积极推动汉字拉丁化的人。赵先生本人会讲33种不同方言和3种外语，他的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也是其它人难望项背的，赵先生治学严谨，美国语言学界对他的评价是“赵先生是不会错的”。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国语罗马字，并积极地在推广普通话的条件下推行这个文字。此外还有语言学家王力，林伯渠，吴玉章，瞿秋白，周恩来，语言大师吕叔湘，周有光等都对汉字拼音化有过重大的贡献，他们从语言学专业角度，社会发展角度，历史角度等多方面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精英人物对汉字问题最高最深刻的认识水平。
社会一般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士对汉字拉丁化最大的误解有这样两个：1。汉语只适合汉字，拼音文字不适合汉语；2。中国方言众多，汉字拼音化会造成国家分裂，语言分裂。这些似是而非的误解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对汉字拼音化的决心，包括毛泽东本身。其实，如果单从以字形表义这个角度看，使用已经不象形的汉字方块字和使用字母汉字来说没有区别，只要可以做到一字一形，而对字母文字来说拼写字形是它的特长，百万英文单词都可以拼不出重样的来，数千个或一两万个汉字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如果汉字可以记录汉语，字母文字只能做的更好，因为字母文字可以在音素水平上记录汉语，可以为汉语提供更便捷的语音记录平台去发挥汉语的潜能。上面已经解释过，汉字才是汉语成长的小鞋，汉字不仅不适合汉语，而且还是汉语所有问题的根源。说汉字适合汉语是缺乏语言学常识的见解。至于说汉字拼音化会造成中国的语言分裂甚至国家分裂，这就是纯粹是庸人自?的说法。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多语言人口组成的移民国家，人口中决大多数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可是使用英文的没有非但没有分裂而且还有不少地区和国家希望加入美国。一个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靠的是共同利益，靠的是科学社会管理模式，靠的是思想的统一。从这点上看，可以导致上述条件发生的文字才有是利于国家的统一文字，反之则是不利于国家统一的文字。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一直是分分合合，而总体上分的时间比合的时间要长，更不提还有三次被异族灭亡的历史，二次大战中又差点让日本人给灭了。现在中国也没有完全统一，是文字问题还是思想认识问题？汉字不是一个好的表音文字，它不提供标准读音，这是地方方众多的主要原因，而使用提供标准读音的字母文字一定会更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进而不仅统一文字还可以统一语言。秦统一文字被说成是千古的伟业，但是如果稍有常识的人会了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使用统一文字的，并非秦皇一人的专利，美英国都是使用英文，德国使用德文，俄国使用俄文，中国并不例外。但是长期使用不标音的汉字所造成的汉语语言分裂却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观。在使用统一文字两千年后，中国的语言却更加分裂，不标音的汉字对此罪责难逃，居然还有人为汉字歌功颂德，真是颠倒黑白。
说服汉字拥护者汉字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推理逻辑和能力。社会上也常常看到一些对于汉字拼音化的异议，很多认识都很肤浅，更多的是纯从汉字感情出发的言论，多属强词夺理类性的。比如有个叫彭小明的先生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位彭先生对语言学一窍不通，纯粹出于对汉字的感情撰文从德文文改的角度抨击汉字改革。他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德国有很多人不愿意对德文中的四个不便于键盘输入的变音字母上面的点进行改革，所以汉字也不应该改革。这种推理比六岁孩子的还幼稚，但居然会有众多的国人追捧在网上转来转去（可见汉字拥护者的理屈）。德国人如果不为了便于键盘输入而改个四个字母上的点（也一定有不少人提出要改，否则就不会有改不改的问题），我们就绝不改汉字为拼音字母文字，真是有逻辑的推理，好象汉字的键盘输入比德文这四个点的问题小的多似的，这种思维水平只能归功于汉字。另一类反对汉字字母拼音化的人的理由也很情绪化，他们最多的理由是英文也不是完美的，所以汉字没必要拉丁化。比较事务最忌讳的就是不知道比较的目的，两个东西比较是看谁更好而不是看谁最完美。这种借口既无知更无理，在美国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比较级的含义，如果对一个美国孩子说：Thisthing is better than that one.这个孩子决不会和你强词夺理说“这个也不是完美的，那个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语言本身已经传递了清晰的语义，没有争论的余地。而在中国的语言表达中，这中思维上的混乱却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人不会比较事务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中国人不知道民主和独裁谁好谁坏，最常用的说词也无非就是：民主国家也不是一切都好，独裁国家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这种思维混乱常常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实在是让听者瞠目结舌。
绝大多数使用汉字的人都会对汉字产生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当了解了汉字的问题严正性的时候，还固执己见从感情出发对待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就不可理解了。
关于中英两种语言文字的比较
中文和英文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两种文字都是视觉符号系统，两种文字中的每一个基本符号都代表有声语言的一个片段，两种文字都用一个或者几个基本文字符号按线性组合的方式来记录各自语言中的词句，等等。
中英文之间的差别主要的有三条。首先是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英文记录英语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素，而用来记录音素的基本符号是字母或字母组合，如[a][ai][sh][ng]等等，称为形素（grapheme），每一个形素记录英语中的一个音素；而中文记录汉语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用来记录音节的基本符号则是汉字，每一个汉字记录汉语中的一个音节。
其次是两种文字在基本符号数量上的巨大差异。英文以音素为基本记录单位。英语有48个音素，理论上有48个形素就够用了。由于这个基数很小，所以虽然英文中有一音多形的情况，但实际上使用的形素也不过一百十几个。而中文以音节为基本记录单位。汉语中能够区别不同意义的音节总共有一千二百多个，所以至少需要一千二百个汉字才够用。实际上中文里的一音多形情况更为严重，所以汉字的总数远远超过汉语音节的数目。常用的汉字在三千到四千之间，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流通的汉字则有七千到八千。如果考虑到各种异体手写体等不同字形的存在，实际的字数更大。
最后是两种文字在语言使用和认知心理上的差别。前面说过每一种语言的主体都是有声语言。每一个人一生中花在听话说话方面的时间远远超过读书写字的时间。因此人们在大脑中储存的词汇及其用法绝大多数是听来的而不是看来的。这在孩提时代尤其如此。拼音文字的好处是基本符号数量很少，再加上一些发音规则，需要记忆的内容不是很多，很快就能学会。而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符号和发音规则就可以认出或者写出头脑中已经掌握的词汇。至于汉字的数量则即使只考虑常用字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几千个字的读音和用法都要一一学习掌握，因此很费时间。海峡两岸政府规定的六年制小学毕业生的识字量都在三千字左右。这意味着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有很多话会说却不会写，或者听得懂却看不懂，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尽早开始利用他们头脑中已经掌握的词汇通过大量阅读来开发智力。初学中文的困难还使得许多想学中文但又没有太多时间的外国人望而却步，也使得国内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格外艰巨。
有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完全错误的观念，以为几千个汉字就代表了汉语的全部词汇，抵得上英文的"十万蝌蚪文"。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想一想，词是概念的表象。如果说汉语的词汇仅限于几千个汉字所代表，岂不是说中国人愚钝到只能表达几千个概念吗？如果说汉语也有十万词，只不过十万词都由几千个汉字来记录，那英文的十万个词仅由二十六个字母来记录，岂非更高明？其实这些人想说的是汉语的词都是合成词，只要学会了记录这些词的汉字就可以知道这些词的意义，而英文词则需要逐个死记。说这种话的人对中文英文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其实汉语的构词法相当复杂，单是构成合成词的语素之间就有主谓、偏正、动宾、动补、并列等等不同的关系，而用来书写这些语素的汉字常常有多种意义，哪里都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呢？如果真是的话，还要《辞源》、《辞海》、《中文大辞典》等工具书做什么呢？至于同音语素有不同书写形式的问题，那也并不是汉字的专利，英文中不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吗？何况汉字异形的未必异义，同形的也未必不异义。"学人"的"学"和"学子"的"学"是一个意思并不等于"汉人"的"汉"和"汉子"的"汉"也是一个意思。这些都是需要逐词死记的。另一方面，英语的词汇绝大多数也都是由几个语素组合而成的，单是以自由语素合成的词就有一两万，而用粘着语素构成的词更多，其中不少也可以见形知义，如bedroom，football，armchair等等都是。
退一步说，无论汉语的构词法和英语的构词法有没有区别、有多大区别，那也只是这两种语言范畴之内的事，跟记录这两种语言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硬要拿作为中文书写系统基本符号的汉字跟作为英语造句成份的英语单词进行比较，那么，除了会得出一些十分荒谬的结论以外，是一定比不出个所以然来的。
一、汉字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产生
1．汉字起源的几种说法
汉字起源的说法繁多，历代学者各抒己见，主要包括：
⑴汉字源于结绳。
认为汉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记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据《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一书契。”说明结绳是记录事情和经验的符号，《系辞》把结绳和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文字是结绳符号的发展。其实结绳只有数目记载。结绳的方式比较复杂，所结的绳很像鱼网，是用横绳和纵绳交织在一起，结成不同形状的绳结，作为不同的符号。
⑵汉字始于八卦。
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八卦相传是庖牺氏（伏羲）所制定的八种符号。这八种符号以—（阳爻）--（阴爻）为基础，错综为八个不同形状的符号，作为标识自然界、动物界和人体的标志。如乾卦代表“天”、“马”、“首”，坤卦代表“地”、“牛”、“腹”，坎卦代表“水”、“豕”、“耳”，离卦代表“火”、“雉”、“目”等。
⑶汉字源于图画。
认为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曾说过：“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古代猎食鸟兽，必须有辨识鸟兽足迹的知识，因为兽潜鸟骇，只有靠鸟兽在地上留下的蹄爪的印痕，才能追迹寻求，获得禽兽。这种鸟兽蹏迒之迹，是一种自然界中的点画符号。人们由此进而认识到用简单的点画符号，可以分辨不同的事物。
⑷仓颉造字
认为文字是仓颉创造的。有的古书说仓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还有一种传说，说仓颉观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迹，启发了他发明文字的灵感。还有人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
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的各种说法，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2．什么是中华文明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前后的夏王朝，其标志是“禹传子，家天下”。近来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
把拥有统一的世袭王朝作为中华文明开始的标志和把国家的产生和文明的开始割裂开都是不科学的。国家的产生和统一的世袭王朝产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初的国家都是城邦。两河流域公元前3500年国家就产生了，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1750年）才建立统一的世袭王朝。希腊地区公元前2000年国家就产生了，公元前337年科林斯大会才建立统一的世袭王朝。意大利地区公元前700年国家就产生了，公元前27年屋大维才建立统一的世袭王朝。（世袭王朝包括血亲与过继）中华文明开始的标志，也应该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城邦国家产生。
3．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决定了汉字起源的多元化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决定了汉字起源的多元化。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原始社会晚期及文明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商以前的符号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就包括苏美尔文字、阿卡德文字、阿摩利文字、亚述文字、埃兰文字、赫梯文字、胡里特文字、米坦尼文字、乌拉尔图文字等多种文字。比两河流域大得多的中华大地，汉字起源如果只有一种文字反而奇怪了。我们研究汉字起源时，也要注意多线梳理，不能什么文字都往甲骨文上靠。同时，汉字的起源的方式也不会是一元的，应包括结绳、图画、刻划、个人整理等。对汉字的起源方式的各种说法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也是因为这些说法都是坚持一元说。
4．汉字产生也推动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
一般来说，对汉字产生推动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人们往往过分强调汉字对文化的贡献，这其实是舍本逐末了。文化发展不一定是靠文字记录。像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荷马史诗》、《吠陀》长期都是口耳相传。汉字起源推动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更主要的是汉字便利了人们的交往，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此外，汉字产生不仅推动了汉族地区文明的产生发展，也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明的产生发展。在中华文明产生发展初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像著名的《夏禹书》，总共只有12个字，其中5个是古彝文，7个是甲骨文，充分体现了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破解汉字起源之谜，不能就汉字说汉字，必须把汉字起源纳入中华文明起源这一系统工程中。汉字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是交相辉映的，必须联系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以多元的视角探索汉字的起源。
二、先秦时代：汉字的统一化趋势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1．最早的汉字
不少朋友认为，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也有朋友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现的一系列原始社会晚期及文明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都是原始文字。
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大合适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可辨识的文字。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六书”的构字规律，是一套比较成熟的文字了。所以甲骨文不可能是最早的文字，其它目前难以辨识的符号不能说不是文字。同时，文字是符号，但文字不是一般符号，而是“代替语言的符号”，必须形成一定的系统，所以认为原始社会晚期及文明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都是原始文字也不合适。
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考古工作者还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墓葬（距今已有4500多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个图象文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这些文字是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所以称为“象形字”。字体的结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因此，“象形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已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前面说中华文明开始应该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里又说。中国最早的文字“象形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不是不一致了吗？没有错，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产生而非文字的产生。文字只是交流的一种工具，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结绳记事等记录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文字，一般来说，结绳记事等记录方式较发达的地区文字的产生往往滞后，例如美洲印加人已经建立统一的世袭王朝，可是仍然没有文字。中国自古就有结绳记事的传统，文字的产生滞后于国家的产生是极为正常的。
2．先秦时代汉字发展的趋势
不少朋友认为，文字的产生以后，文字的发展都是从繁到简的，其实这样说是不合适的。如果以笔画和字数多少衡量文字的“繁”与“简”，先秦时代汉字发展并非从繁到简。先秦时代汉字发展呈现两种趋势：复杂化趋势与统一化趋势。
⑴汉字的复杂化趋势
从虞夏时期的象形字到殷商甲骨文，再到西周金文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汉字主流呈现复杂化趋势，一方面笔画日渐增多，另一方面字数也逐渐增加。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战国时期的大篆丝毫不比虞夏时期的象形字简单。虞夏时期的象形字发现的数量很少，殷商甲骨文发现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拿殷商甲骨文同东汉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来比较，就会发现：原来的一个字，分化成了几个字，笔画也随着加多了。
顺便说一句，殷商除了甲骨文也有金文，不过殷商金文和西周金文不同，而和殷商甲骨文类似。西周除了金文也有甲骨文，西周甲骨文和殷商甲骨文不同，而和西周金文类似。所以我们应该准确的说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最好不要笼统的说甲骨文、金文。
为什么汉字会出现的复杂化趋势呢，必须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思考。汉字出现复杂化趋势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无疑是阶级分化，下文还要详细介绍。
⑵汉字的统一化趋势
汉字的统一化趋势，即汉字的主流影响日趋扩大，地域化、民族化的汉字影响日趋缩小，最终实现汉字的统一的过程。
先秦时代的汉字，除了虞夏象形字、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战国大篆这一主流，还存在诸多支流，例如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和六国古文等。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六国古文，又称东方六国文字，简称古文，是战国时代除秦以外东方各国的文字，分晋、楚、齐、燕四系，与西周金文相比，字形差异很大，几乎面目全非。这些地域化、民族化的文字影响日趋缩小，最终随着秦的统一而衰亡。
汉字的统一化趋势也必须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思考。汉字出现统一化趋势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下文还要详细介绍。
3．先秦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对汉字发展的影响
⑴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汉字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尽管中国文字的产生滞后于国家的产生，但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较高，汉字发展得极为迅速，呈现跳跃式发展，实现了后来居上。
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的虞夏象形字还是极为粗糙、原始的。但是到了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殷商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具象的象形文字的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到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民间流行的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
⑵阶级分化加剧与汉字的复杂化趋势
阶级产生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但国家的产生绝非阶级分化的终结，相反，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分化。文献资料、历史传说、考古发掘都表明先秦时代阶级分化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罪恶的愚民政策。汉字的复杂化趋势就是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字数也很多，几乎要穷尽人的一生的精力才能掌握。显然，广大劳动群众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字的，这就有效的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文化垄断。
当然，广大劳动群众也不可能被愚弄，大力开展简化字的工作，战国时期民间已通行小篆，战国末年又出现了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再用大篆，而用较为简单的小篆表明汉字的复杂化逆流的破产。
⑶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与汉字的统一化趋势
从虞夏万国到殷商3000诸侯，再到西周1800诸侯、春秋百国和战国七雄。中华文明的城邦数量不断减少，规模日益扩大，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说，虞夏商周也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实质是以一国为首的城邦联盟，类似公元前337年科林斯大会实现的以马其顿为首的希腊统一。而秦统一中国是消灭了城邦割据的更高层次的统一，类似于14、15世纪英格兰的统一。）
同时，先秦时代民族融合也不断加强。一方面形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另一方面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也不断加强。
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为汉字的统一化趋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例如，古蜀人融入汉族使古蜀文字“巴蜀符号”逐渐消亡，秦始皇统一中国更是直接导致六国古文的覆灭。最终，秦始皇实现了“书同文字”，把汉字统一到了小篆上来。
4．先秦时代汉字发展的趋势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⑴汉字的复杂化趋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首先，汉字的复杂化使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简单质朴的虞夏象形字一般人很容易掌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笔画繁多，字数也很多，只有少数统治者能掌握。这样就人为的造成了统治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差别，使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到了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不同阶级使用不同文字的现象：群众用小篆或隶书，统治阶级用大篆。
其次，汉字的复杂化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可以想象，极端复杂的文字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广大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低下极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战国时期，尽管冶铁技术已发明了数百年，大部分兵器还是青铜，更不必说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了。
最后，汉字的复杂化还阻碍了民族融合。极端复杂的文字使少数民族如读天书，春秋战国时期，认识大篆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夷狄”成了不识字、没文化的代名词，这显然对民族融合极为不利。
⑵汉字的统一化趋势极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首先，汉字的统一化趋势是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汉字具有超方言特性及超语言特性。语言学家把中国各地的方言分为八大方言区。有人说，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就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欧洲的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差别比中国方言的差距小得多，但是他们绝不愿意承认各自的语言是“罗曼语”的不同方言。尽管这些国家都用拉丁字母，但不能实现“书同文字”，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
其次，汉字的统一化趋势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这还不包括“巴蜀符号”等少数民族文字。试想虞夏万国就算只有1000种文字，已经足以使交往变得难于上青天。汉字的统一化趋势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汉字发展呈现两种趋势：复杂化趋势与统一化趋势。汉字的复杂化趋势违背了社会发展潮流，造成了阶级分化加剧、阻碍中华文明的发展、阻碍民族融合等一系列严重的恶果，受到人民群众的强烈抵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再用大篆，而用较为简单的小篆表明汉字的复杂化逆流的破产。汉字的统一化趋势符合社会发展潮流，极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先秦时代汉字发展趋势的主流。
三、由秦至清：汉字的简化趋势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1．篆到隶：秦亡与汉盛
⑴“书同文字”的两重性
秦作为中华文明上升时期的一个王朝，明显的具有两重性：进步性与反人民性。“书同文字”这一重要的政策充分体现了秦朝这种两重性。
“书同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比较彻底的汉字规范运动。它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为国家统一提供了牢固纽带，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书同文字”实现了小篆的官方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简化汉字的愿望。这一切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民间汉字隶化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如果真正反映人民简化汉字的愿望，应该把汉字统一到更为简便的隶书而非已经开始被人民抛弃的小篆上来。但是，秦始皇反人民的本质使他不可能放弃统治阶级长期坚持的愚民政策，因此他坚持使用篆书而非隶书。小篆之害，何止十倍于焚书！人民对秦始皇愚民政策极为不满，也播下了秦朝早夭的种子。
顺便说一句，不少朋友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命李斯统一文字，创立了小篆。后来徒隶程邈，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了新的字体隶书。实际上正像汉字的产生一样，小篆和隶书都不可能是个别人的创造，而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李斯和程邈只是作了整理工作。事实上，由于大篆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民间早已开展了简化字的工作，创造了许多简体、俗体字，这是小篆的主要来源。战国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即隶化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不过关于隶书的传说强调，秦始皇“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规定隶书专供隶役应用。这也隐约体现了秦始皇反人民的本质和人民对秦始皇的不满和反抗。
篆体比六国古文简便，故而秦始皇能灭六国统一天下。“书同文字”舍隶书而用小篆，故而秦朝二世而折，14年而亡。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汉字的简化潮流不容违背。
⑵隶书的推行与汉的繁盛
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汉代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脱去古体（包括结构、笔画的写法）而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严格意义上说，从汉代简化的隶书开始，汉字才算真正形成，小篆及先秦文字等复杂的文字只能算是“古文”，即汉字的前身，我们今天之所以称中国文字叫“汉字”而非“秦字”、“周字”、“商字”也缘于此。随着隶书的推行，汉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
隶书的推行的突出贡献是促使汉民族形成。众所周知，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华文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阶段悬殊，在当时做到“语同音”是不现实的，今天推广普通话工作也尚未完成。汉民族形成代之以共同的语言的是“书同文字”。然而，秦代的“书同文字”舍隶书而用小篆，使官方文字并未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受，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书同文字”。事实上，古蜀文字“巴蜀符号”，六国古文等在秦代也并未完全消失。而隶书到西汉得到普遍推行，使官方文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巴蜀符号”，六国古文等文字最终消亡。隶书成为汉民族形成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汉代汉民族最终形成。
隶书的推行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极大的推动了科技文化的发展。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试想，如果继续使用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的篆书，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接受教育。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共八十万字。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试想，如果继续使用字体繁复篆书，光写这么多字恐怕就会把司马迁和班固累死。在科技方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试想，如果继续使用字体繁复的篆书，一天写不了几个字，社会上怎么会有改进造纸术的需求呢？
隶书的推行还推动了民族融合、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里不再详述。
2．隶到楷：隋唐的繁荣
汉字的简化趋势并不因隶书的推行停止。早在西汉初期，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就演变出来了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的草书。西汉末年，为了端正草书的漫无准则和减省汉隶的波磔，由隶书发展演变而成了楷书。东汉晚期又出现了介于草书、楷书之间的行书。
草书、楷书和行书都是隶书逐渐简化的书写字体。经过长时间的竞争，楷书脱颖而出。主要原因是楷书笔画平整，形体方正，能够同时反映汉字的简化趋势和规范化趋势。楷书经三国时魏人锺繇及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改进发展日益成熟至于定形，于是有代替隶书之势，终于在南北朝成为通行的主要字体，汉字至此已规范化。随着由隶到楷这一次大转变的完成，隋唐中华文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
楷书的推行的突出贡献是促使中华民族形成。汉代汉民族最终形成，但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仍然交往较少，存在一些隔阂，原因之一是隶书仍然不够简化，少数民族学习较为困难。楷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少数民族纷纷学习汉字。以南诏为例，在南诏官方文书中皆使用汉字。唐武后圣历元年（698）所立的安宁《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俗字体，如冈（冈）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诏德化碑》通体全是唐代汉字，且辞藻华丽，颇具唐风。少数民族纷纷学习汉字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在唐代相互不视为外族，中华民族形成。
楷书的推行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极大的推动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和汉字进一步简化，文化教育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关系。隋唐雕版印刷术发明，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这和汉字进一步简化也有很大的关系，试想如果汉字还是隶书甚至篆书那么复杂，怎么刻印呢？
此外楷书的推行还推动了汉字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汉字像数学符号一样，只表意，不表音，有超语言特性。但过分复杂限制了汉字的推广，楷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隋唐时期，朝鲜、日本等国曾经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极大的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3．汉字简化的停滞和中华文明的衰落
隶到楷这一次大转变完成后，汉字简化呈现停滞的景象，一直到晚清，官方汉字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中华文明的发展也由上升转向衰落，到晚清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代之而起的不是大一统的重建，而是辽、西夏、金同北宋、南宋的分立。其中，占主导的两宋以积贫积弱而著称于世，“靖康之难”使北宋覆灭，《绍兴和议》使南宋对金称臣，末代皇帝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在崖山集体跳海自尽宣告了南宋灭亡。代之而起的元朝完全建立在民族压迫上，从未出现过盛世。到了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灭亡的边缘。
汉字简化的停滞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首先，汉字简化的停滞严重摧残了科技文化。1911年辛亥革命时，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5%，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0%。不要忘了，中国实行科举制，日本没有实行科举制，中国读书动力可比日本足的多。之所以出现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远远落后于日本，过分复杂的官方汉字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宋代开始，对古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金石学逐渐产生。清代又流行考据学。这种文化复古主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人创新精神不断丧失，严重摧残了科技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汉字简化的停滞完全是统治阶级为保持文化垄断，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罪恶的愚民政策的后果。从民间看，汉字简化并未停滞，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今天我们使用的简化字，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只不过，统治阶级这一时期日益腐朽，基本丧失了进取心，不但不承认简化字，坚决推行反人民的所谓“正体字”，甚至大力推崇古体字，大搞文化复古主义。广大劳动群众也不可能被愚弄，他们冷眼旁观日益腐朽的统治阶级上演的一幕幕丑剧。在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派统治下，中华文明不走向衰落才怪。
此外，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也根据汉字创造了不少文字，如契丹文、西夏文等，但是这些文字比汉字还要复杂，违背汉字的简化趋势，很快消亡了，这些民族文明也随之衰落，这也加速了中华文明走向衰落的进程。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等国也根据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比汉字简便的多，所以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起来了。
纵观由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字的简化趋势是中华文明的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趋势不容违背。顺应汉字的简化趋势则国治国兴，违背汉字的简化趋势则国乱国衰。
四、近代以来的简化字运动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1．简化字运动的兴起
近代的汉字简化，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提升识字率，在太平天国玉玺及官方文件都书简体。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到了1909年鼓吹俗体字的《教育杂志》创刊。陆费逵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五四运动以来，简化字运动迅速发展。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少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同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提出八种汉字简化原则，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标榜赞成简化字运动。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这是近代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当时，社会各界普遍批评《第一批简体字表》不够彻底，国民政府恼羞成怒，胡说简化字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1936年2月公开撕毁了赞成简化字运动的假面具，通令《第一批简体字表》暂缓推行。
拉丁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道路
世界五大洲中，（1）欧洲是拉丁文字的发源地。在44个国家中已有35个国家实现了文字拉丁化，即除希腊用希腊字母，俄罗斯等一部分斯拉夫民族用斯拉夫字母外，均使用拉丁字母。据悉，近来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俄语文字改良运动，重新启动了自十月革命后停止的文字改革进程，企图利用最新的语言学成果使俄语无损伤地转向拉丁字母文字体系。另外，曾受俄罗斯文化统治的其他几个斯拉夫民族也开始考虑改变文字，向拉丁化文字过渡。（2）美洲（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拉丁化是从16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后开始的。共35个国家100％实现了拉丁化,就连美洲本土的1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也采用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3）大洋洲的拉丁化始于1788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侵入澳大利亚，现在包括土著毛利族等许多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所有文字都已拉丁化。（4）亚洲，近100多年来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多起来。有些原本使用非拉丁字母的民族，改用了拉丁字母。如，7,200万人口的土耳其民族，自1928年起，用拉丁字母取代了已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字母；2.2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也由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8,400万人口的越南民族，1945年独立后，逐渐放弃已使用二千余年的汉字以及13世纪由本民族发明的字喃，使19世纪末法国殖民时期创造的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国语字”成为了越南语的正式表记法；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亚国家也先后都实现了文字拉丁化。日本于1937年起也把拉丁罗马字作为辅助的拼音工具。据说，韩文／朝鲜文的拉丁化方案早就有了，只待朝鲜半岛南、北方统一后再实施。（5）非洲的53个国家中，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21个，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19个，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5个，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2个，南非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2个，而这些语言均采用拉丁字母。事实上，除了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使用阿拉伯文字，埃塞俄比亚通用的阿姆哈拉语仍使用其古老的文字（共345个字母）外，非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语言以及众多的部族语言均采用了拉丁字母。
由波兰的医生柴门霍夫博士[注6]于1887年创制的世纪语以及其他许多人创制的各类所谓“辅助语”（即人造语言，多达600种），也都是基于拉丁字母。
据悉，不久前从原苏联脱离出来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民族国家，都先后宣布将他们的民族文字由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目前，其中一些国家的文字拉丁化已经完成，一些国家正在推行，余下国家即将进行。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一直努力制定非拉丁化文字的拉丁字母拼写的国际性标准，以便利情报的国际传输和检索。
建国初期，关于汉字的拉丁化拼音方案问题经数年的激烈争论后，51年前得以颁布。这一方案的实施为后来的普通话推广、编写字典、资料索引、印刷排版、电脑打字以及外国人学汉语等方面已显示出其优越性，为国家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保存并发展我国的一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化，提高科学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政府组织语言学家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经过调查研究，先后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佤、黎等10个民族制订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其中，分别为苗语的不同方言制订了4种文字方案，为哈尼语的不同方言制订了2种文字方案。后来，又为景颇族的载瓦支系列制订了拉丁字母形式的载瓦文方案，为土族制订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土文方案。上世纪80年代，根据本民族的要求，又为白、独龙、土家、羌、基诺等民族设计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方案。此外，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于上世纪60-70年代曾推行的文字拉丁化一度放弃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近些年来维吾尔文拉丁化的呼声和要求再度出现。进入21世纪后，新修改的拉丁维文由新疆大学和维吾尔计算机信息协会发起，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推广实施。最初，拉丁维文被称为维吾尔语计算机文字（简称UKY），后来为了避免人们把计算机文字理解成一种机器语言，遂改名为拉丁维文（ULY），他和老维文一样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文字。拉丁维文的创建最初是为了便于计算机上维文的使用，从而结束了维文拉丁转写杂乱无章的局面。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拉丁维文还被国际上广泛接受，特别是海外的维吾尔团体。又悉，今年元月31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委员会召开了“哈萨克文字拉丁化方案审定会”，来自各地以及自治区各行各业专家就此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决定就此方案再次征求民众的意见。
作为十三亿人口中国的官方文字、具有三千五百多年历史、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汉字，恐怕是世界上最难以实现拉丁化的文字。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崛起，汉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之形势，不少学者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主张汉字拉丁化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署名秦斯的作者于今年2月26日在“汉字改革论坛”网页上发表的题为《精减汉字数目，推行汉语双文制，全面推进汉语文字信息化进程》之长篇文章，很值得一读。这里摘要该文章的前几段如下：
随着科学技术和交通、信息事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进程日益加快，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多样，各国都在全力追求民族发展手段的科学化、高效化。进入这样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字系统必须科学技术化、国际大众化、简易化，否则会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汉字太多，严重削弱了中文系统的科学技术性，极大地增加了学习和处理难度，因而须要精减。同时，汉字与国际化、大众化的拼音文字在技术体制上不兼容、难接轨，因而必须实行汉语“一语双文”。
实践证明，文字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其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
在自然性方面，文字只是人们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的工具。与交通工具一样，任何文字都有一个技术性、科学性问题；都有一个先进与落后的比较，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和改进、完善、变革的过程。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研究它。
在社会性方面，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它与民族文化、感情、习惯甚至民族凝聚力都有一定的联系。这时，文字体系就好比法律制度，它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精减汉字，虽然有利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汉字的精减会一时影响到以汉字为载体的文艺创作，就会受到一部分文艺创作者的抵制。
所以，只要变革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方便绝大多数人，就不怕有人反对。只要有利于民族兴盛就不怕丢掉文化包袱。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全世界文字的拉丁化程度远高于李学金教授的文章中给出的数字[见附页二]。我们最新的统计得知，全世界共195个国家中，目前已有157个国家的官方文字采用拉丁字母或以英、法、西、葡语之一为其官方语言或通用这些语言(包含已宣布将其民族文字由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的前不久从原苏联脱离出来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以及蒙古国），即全世界80%国家的文字已拉丁化或通用英、法等语言，请见下表：
世界文字拉丁化统计表
洲别
国家总数
文字拉丁化国家数
文字非拉丁化国家数
备注
欧洲
44
35
9
79.5%拉丁化
亚洲
48
23(含以英、法等语为官方语言之一或通用这些语言国家)
25
不久前脱离苏联后决心将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的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及蒙古国都被视为文字拉丁化的国家。
非洲
53
49(含以英、法等语为官方语言之一或通用这些语言国家)
4
92%拉丁化
美洲
35
35
0
100%拉丁化
大洋洲
15
15
0
100%拉丁化
合计
195
157
38
80% 拉丁化
从上述的世界文字拉丁化趋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拉丁化道路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道路。
人脑对两种类型文字的输入、处理与输出效率的比较
1、人脑对汉字的输入效率比对拼音文字的输入效率低
2、人脑用汉语思维的效率比用英语思维的效率高
3、人脑对汉语的输出效率比对英语的输出效率低
这里的两种文字类型指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为了便于比较，下面都以汉字（汉语）作为非拼音文字（语言）的代表）。
一、人脑是怎样对文字进行输入的
人脑对文字进行输入的最基本方式是阅读。要完成对一个字的输入，人脑必须对所看到的字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即能理解这个字的意思），不然，人脑就没有完成对这个字的输入。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既使是不出声的阅读（即默读）也存在一个潜在的发声过程，否则他就不能完成对文字的输入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阅读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形→音”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是在阅读汉字时还是在阅读拼音文字时都是存在的。
二、人脑对汉字和拼音文字输入效率的比较
效率的第一层涵义是速度。人脑对文字的输入效率，第一层涵义就是指阅读的速度：在对一篇文字的理解程度达到相同水平的情况下，谁的阅读速度快，谁的输入效率就高。对这一方面的对比研究如今已能找到很多资料，但老妖发现这些研究都是片面的。以下是一篇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摘录：
“……对于汉语熟练的中国人来说，阅读广度相当于1.7个英文单词，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其阅读广度约为1.8个英语单词，结果很接近。⑷阅读速度也比较接近。汉语熟练的中国人阅读速度相当于每分钟390个英文单词，美国人的阅读速度约为380个英文单词……”
从上面摘录的这点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与美国人在短期的阅读行为中大脑输入文字的速度接近（中国人表现稍好）。但这种研究只局限在短期的阅读行为上，如果要进行长时间的阅读（一个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是否能做长时间的阅读，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情况又会如何呢？这就涉及到效率的第二层涵义：效率是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即在总功相等的前提下，有用功越多，效率越高；换句话说，人在阅读过程中做的额外功越少，效率越高。目前老妖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所以只能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老妖没有条件去进行这方面的实验）。
从以上第一条分析我们知道，阅读过程是一个“形→音”转换的过程。虽然阅读中文（非拼音文字）和英文（拼音文字）都要进行这种“形→音”转换，但完成这种转换的困难度是不相同的。拼音文字本来就是表音的文字，所以对它进行“形→音”转换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大脑在进行这种“形→音”转换时是要消耗能量的，而要消耗能量就必然会产生疲劳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阅读中文时大脑消耗的能量相对要多，也就更容易产生疲劳感。这只是阅读中文易产生疲劳感的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汉字是一种二维的非线性文字，这种二维非线性结构比拼音文字的一维线性结构要复杂得多。实验已经证明，长期注视复杂图形比长期注视简单图形更容易使人疲劳。因此，汉字的这种二维非线性的复杂结构是让阅读者容易产生疲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疲劳感在阅读少量文字时表现并不明显，但在作大量阅读时，这种因阅读两种不同类型文字所带来的疲劳感差异就会非常明显。综合以上两个因素，老妖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阅读中文比阅读英文更容易让人产生疲劳感。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在长时间阅读方面，大脑对拼音文字的输入效率比汉字的输入效率要高得多，这是因为阅读拼音文字时做的额外功要少得多，其效率必然就高。
对于那些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讲，也许他们在阅读时确实可以跳过“形→音”转换环节，但还是没有充分的例子来说明通过这种方法进行阅读时，阅读中文比阅读英文的效率要高，反而那些速读高手往往产生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跳过“形→音”转换的阅读方式很有可能会使大脑更易疲劳，老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特殊训练，但有时也试着用这种方法去阅读，结果读了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了，而且对所读的文字有点“不知所云”的味道。当然，这也许正是因为老妖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结果。这里面还有很值得研究的地方，老妖将另文探讨。）
三、人脑对两种类型文字（语言）的处理及输出效率的比较
人脑对文字（语言）进行处理的过程,实质上是人脑思维的过程。人脑的思维机理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只需涉及思维的浅层表象。人脑思维需要载体，那么，人脑是用什么载体进行思维的？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日常的思维稍加考察就不难得出结论：人脑主要是通过图象和语言进行思维的。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文字进行思维，也就是说，文字并不能作为思维的载体。所以，探讨两种不同的文字类型对思维效率的影响是没有意义的。
语言是人脑思维的主要载体，不同种类的语言对思维效率有没有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这种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后面将通过汉语和英语这两种典型的人类语言来作一番对比研究。
如果把人脑比作电脑，那么人类的语言就好象电脑唯一能够识别的0和1这两个数字。注意，人类的语言不是象电脑使用的程序，因为电脑实际上是不“认识”什么程序的，它唯一能处理的是0和1这两个数字（严格来说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这两种说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在硬件速度一样的前提下，能够识别多少种状态的电脑最快呢（以前听老师说过好象是使用3.6进制的电脑最快，但老妖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因为要描述同一件事物，状态数少则需要提取更多的状态来表示，状态数多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某种状态。人脑通过语言进行思维，因此以上提到的状态数就等同某种语言的词的音节数（注意，是词的音节数，不是单音节数，而是多音节数（也包括少量的单音节），因为词才是人脑能够处理的最小单元）。汉语中的同音词大约占总词数的11.6%，而英语中的同音词很少（没查到相关资料，估计不到1%）；如果每一个英语单词都可以找到一个汉语词汇与之相对应的话，那么虽然汉语的音节数要少，但实质上这两种语言能够提供给人脑的思考单元数（即词汇量）是一样的，因为人脑不同于电脑，人脑可以把相同的音节当成不同的思考单元来处理（即人脑在思考的时候，它可以把相同的音节理解成不同的意思），而电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汉语思维比用英语思维的效率更高，这是因为用汉语进行思维时人脑用于搜索音节的时间要少（究竟高多少，老妖无法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接下来探讨人脑对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的输出效率。一般的看法认为：人脑对语言的输出效率与人脑对语言的处理效率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对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群而言无疑是成立的（但还可以找到少数与此相反的例子，比如成语“大智若愚”就是指那些思维敏锐但口头表达能力差的人）。但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人群，这种相关性还会成立吗？下面你将会找到问题的答案。前面所进行的探讨基本上是纯理论性的，这里老妖将先从现象谈起，然后再给出一些理论性的解释。从电视节目中（老妖无法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只能通过电视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使用拼音文字的老外，小到普通民众，大到政府官员，说起话来无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使用汉字的国人说起话来无不是结结巴巴、“这个、那个”之声不绝于耳，好象喉咙里塞了一团狗屎，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令人大感不快（老妖经常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而赶紧换台）。大量的事实说明，人脑对英语的输出效率比汉语更高（注意，这里的输出效率不是对着稿子念看哪个快的意思，而是经过大脑思考后的语言输出）。所以，以上谈到的相关性对使不同语言的人群而言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人脑对汉语的处理效率更高而对它的输出效率反而更低呢？我们又要回到人脑的思维过程上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前面说了，语言是人脑进行思维的重要载体，但人脑通过语言进行思维并不是对语言的清晰再现，它使用的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语言，这里称之为“思维语言”。思维语言脱胎于自然语言，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思维语言使人脑的思维效率大大增加。汉语的同音词多，使用汉语作为思维语言，其“模糊性”就更大（“模糊性”大并不防碍大脑对它的理解），因此用汉语进行思维的效率就更高（这与前面得出的结论可谓殊同归:)）。正是由于用汉语进行思维比用英语进行思维时的“模糊性”更大，才使人脑对汉语的输出效率比对英语的输出效率更低。因为人脑对语言的输出实际上是把思维语言转换成自然语言的过程，思维语言越“模糊”，其转换成自然语言的难度就越大。使用汉语进行思考的人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检索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国人说话时常停留在“这个那个”上，其实就是一个检索词汇的过程。对于使用同种语言进行思维的人群，对语言输出效率的差异不能从语言上去寻找原因，这是由于个体间的差异造成的，这不属于老妖的研究范畴。
四、总结
在作少量的阅读时，人脑对汉字的输入效率比对拼音文字的输入效率高；在作大量的阅读时，人脑对汉字的输入效率比对拼音文字的输入效率低。
人脑对汉语的处理效率高但对汉语的输出效率低都可以从汉语的音节数相对较少上找到原因。用汉语进行思维的效率高并不意味着其思维精度也高，这里面其实存在负相关性，关于语言对思维精度的影响将另文探讨。
人脑对汉语的输出效率比人脑对英语的输出效率低，那么人脑对汉字的输出效率将会更低，因为书写汉字（或输入电脑）时多了一个“音→形”转换的过程（至于说汉字是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这是指训练有素的打字员的输入，这是一种纯“机械运动”，是一种条件反射，文字不是经大脑思考的产物；另外这种速度是指最快的速度，而不是指平均速度，只有平均速度才能说明问题）。
某种文字（语言）的输入、处理和输出效率不会对一个民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它们影响的只是这个民族的某些外部特征，真正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精度，而这种思维精度可以从这个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上得到反映。
汉语是伟大的，英语是愚蠢的!!驳"汉语的严重缺陷"
汉语是C语言，高度灵活；
英语是Basic，是半成品，僵硬呆板；
汉语可以从基础上构造一切；
只要想得到就能表达出来；
而英语则是固定配置；
不能很好地表达个性的需要；
汉语的最小单位是字，英语的最小单位是词；
两个汉字可以组成一个词，而英语的词就是词；
比如汽车火车自行车都有车这个字；
于是抓住了共性和个性；
共性上加个性就是新概念；
可组合性非常强；
而英语的bus、car、bike没有任何共性；
因此中国人只要知道几千个字就可以表达世界；
而英语由于没掌握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每一个事物都要造一个词；
描述世界需要极大的词汇量；
十分愚蠢；
事实也是如此；
聪明人一般学不好英语，而死记硬背的笨蛋都出国了；
汉语里没有时态；
只有表示时间的词；
因此不需要在动词上变来变去；
只要把动作与为数不多的表时间的词组合
就可以清晰地表达时间中的动作；
而英语里为了表示时间要把所有的动词都变换形式；
这些动词数以千计；
不是有表示时间的词吗？
为什么还要在动词上变化？
还是愚蠢；
英语只能横排不能竖排；
竖排是神经病；
而汉语就没有这个问题；
汉语从前就是竖排的；
汉语可以从右往左排；
在阅读上没有困难；
但是英语的单词因为是表音的；
只能从左往右读；
如果把英文语句从右往左排；
读者必定跟吃了摇头丸一样；
30分钟后头晕至死；
英语以空格作分隔符；
本身不表达任何含义；
却占一格；
浪费版面；
浪费bit天理难容；
而汉字没有这个问题；
汉字之间不需要空格；
这个字与下一个字不会混淆；
这就是汉字的优势；
汉字是方的，英语是长条的；
因此汉字写的扁一些长一些都可以；
不会比例失调
而英语如果写成方的就非常难看；
并且由于有的单词长，有的短，都写成方的；
也不知道占几行；
并且，由于英语的长
英语书一般也很长；
浪费纸，不环保；
这行的词无法与上一行的词对齐；
看上去乱七八糟的；
汉字书写自由；
可以倒笔画；
而英语就不行，英语必须按照顺序写；
如果倒笔画了；
将一塌糊涂；
英语单词有长有短；
换行是个问题；
如果用-号；
一个单词被分两行看起来费劲；
如果整个单词换到下一行；
对齐又很困难；
汉字的信息含量非常大；
比如道字之字有很多很多含义；
而英语则十分弱智；
一个词的含义有限；
关于这个观点各位可以参考文言文；
英语表音，而汉字表音形意；
在读音上有启发性；
而根据形可以直接想象客观存在的样子；
而英语缺乏相应的内涵；
moon与月亮没有任何关系；
horse与马也没有任何形象上的联系；
机械的很；
汉语可以表意；
看到偏旁可以理解大意；
而sleep算什么玩意？
不过是字母的组合
无法反映客观实际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英语就是拼音；
汉语可以用拼音表达；
中国的小学生都会拼音；
可见英语之简单；
事实上中国人完全可以把语言建立在拼音之上；
而拼音由声母韵母构成；
可以很简单地组合出汉语的发音来；
而英语就笨的跟笨蛋似的；
一个词需要很多音标；
有人说汉语难学难写难认；
要改成表音文字；
而英语能读一般就会写；
于是比汉语好；
其实那是放屁，崇洋媚外；
汉语拼音是中国的拼音文字；
比英语简单得多；
完全可以做到能读会写；
但是中国人只把拼音当作识字的工具；
当作小儿科；
语言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和客观世界的；
而不是一些字形和声音；
读和写，在语言表达世界方面；
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语言的含义；
是语言表达世界的能力；
而汉语在表形和表意方面比英语强一万倍；
从汉语本身就可以直接映射部分客观世界；
而英语完全缺乏这个功能；
英语仅仅是语音的编码；
而汉语则是音形意的编码；
是立体的编码；
阅读英语时人们往往注意了读音；
而忽略了含义；
然后再从音去检索意；
这种音与意的映射全靠死记硬背；
语言反映了人的思维；
英语国家的人；
比中国人单纯呆板幼稚的多；
他们宏观思维能力很糟糕；
处理事情缺乏灵活性；
做事偏激；
与阿拉伯的极端分子处于同一个档次；
汉字输入比英语麻烦；
这只能说计算机笨蛋，而不能说明人笨蛋；
毕竟汉字是按照音形意编码的；
现在的计算机和程序还没聪明到能够完美地处理汉字的程度；
计算机能够很好地处理英语；
说明英语的水平也就是计算机的水平；
计算机不能很好地处理汉语；
说明足够丰满和复杂；
难道汉语的先进也是一种错吗？
世界变化发展
新的概念层出不穷
字母文字应付的办法只好是造词
过了上千上万年之后
超负荷将把字母文字压垮
整个世界唯有汉字独领风骚
将汉字创新成完美拼音文字是中华民族伟大理想和目标！
汉字拼音化改革实践,近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三个方案：‘北拉’、‘国罗’、‘汉语拼音’直接间接地把文改的方向引入了一个最大的误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以千计拼音文字方案无一例外地都在汉字的字音上兜圈子，几乎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窠臼。‘北拉’、‘国罗’是以新、老国音为语音标准，‘汉语拼音’以普通话为语音标准，在语音上完全地迁就当时的一两代人，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固有的表意功能。舍表意而完全地追逐拼音文字纯表音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一两代人的语音习惯和千秋万代的子孙后代极容易掌握文字的伟大目标比起来，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现在的人们不会自私自利到只要我们这一两代人可以省事省力，就完全不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着想的地步吧。
人类的所有的语言都由四大部分构成：语意、语音、语言的形式、语法，具体到汉字来说也就是：字义、字音、字形及缀字成篇的规则。汉字四要素中的最本质、最重要、最基础的灵魂部分就是字义。字音、字形及缀字成篇的规则都是传达字意的外壳或工具，它们和字义关系犹如交通工具和其负载的载荷一般，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做到对汉字进行文字制度上的彻底的变革，让汉字的字义部分及其他的三部分形成一整套很完美的文字系统以便更好、更有效率、更轻易，更准确地让人们掌握。汉语入门很难，对外国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但深造起来远比自然的所有的拼音文字容易得多。英、法、西等拼音文字入门要比汉语容易得多，但深造起来很难。但大多数的人使用文字的要求是不高的，只用于一般的日常的交流沟通，著书立说的这部分对文字使用要求很高的人群毕竟是很少数。入门较易的文字容易普及，入门很难即使深造起来很容易的文字则比较难以普及。中国文盲众多除了和教育资源、条件有关以外，文字使用的门槛过高也是不容否认的一大障碍。语言与文字的根本的灵魂部分就是语意、字义，文字形式、字音、语法都是从属于语意、字义的附属部分，只要能达到更好地为语意服务的目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的其他三大部分都可以进行彻头彻尾、脱胎换骨的大变革。汉字的问题远不止字形表音功能差这一大顽疾，这只是汉字众多痼疾中的一种，甚至远不是症状最严重的一种，汉字袪病化难的根本化解之道只能由文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来解决。文字形式、字音都只是为语意服务的躯壳，不要把文字形式和文字等同起来，照一般人的那种逻辑推理方式，那人类的文字已基本上被英语一统，法、德、西、意等几十个国家的母语该都是英文了，那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结比较深的国民那还不活活气死。革新后的新文字还是百分之百的汉字，语言还是很纯正的汉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汉字改革事业之所以无突破性进展就是因为所有的文字改革方案都坚持在新、老国音或普通话语音基础上革新汉字。汉字创新问题的突破口就是在保留字义还是字音之间做出取舍。保留字音的话，掌握新文字字音的门槛还是很高的，这个入门的门槛就是要准确地掌握普通话语音。汉字创新如不在保留现有字音基础上来进行，那么汉字改革的所有大难题都可迎刃而解，所有不可逾越的大难关都将不复存在，汉字改革事业将步入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崭新的广阔天地。汉字创新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千秋伟业，文字是人民大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将汉字更新换代完美的易学易用的新文字就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最广大的民众使用文字的门槛以及适应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要求，是不由任何人、群体甚至国家的意志所左右的。在本世纪初，汉字拼音化改革运动必风起云涌，成蔚为大观的燎原之势，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有决心将汉字更新换代陈完美的新拼音汉字，并使之成为人类中所有文字中最完美最易学易用的新文字。
中国人自己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起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首创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把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公诸于世，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就可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通字》、1909年黄虚白《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五四运动前后，五四以来主张废除汉字的意见十分强大，我们还曾将拉丁化定为国策。如语言学家吕叔湘有言道：汉字加封建专制要变成拼音文字加民主。钱玄同1918年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文章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顽固的野蛮的幼稚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之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傅斯年甚至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鲁迅在五四前后及以后的三十年代也多次说过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说这种极其偏激言论的还有吴稚晖等，就连比较温和的胡适也坚持汉字必须要废除，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改革的搁浅停滞而感到遗憾，但他坚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已经向汉字拼音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说：“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预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学者来认真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茅盾说得更清楚，他说：“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既能用汉字写，也能用拼音字母写，听报告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我并不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废除汉字（方块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内或在百年之后还要用汉字，让我们的子孙的一代能用‘两条腿走路’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解放前，文字改革方案中影响最大、推行范围最广的有两种拉丁化的方案：一为“北拉派”，二是“国罗派”。尤以北拉推行最广，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著名人士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书中还提出了在全国各地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推广、研究拉丁化文字的新高潮。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和支持。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现在通行全国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创制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两个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文字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取代汉字，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取代，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正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代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改革汉字，使用拼音文字已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
这里所说的社会精英分子，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如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毛泽东、章士钊、吴稚晖、周恩来、瞿秋白等，也有教育学家如蔡元培、胡愈之、陶行知等；有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巴金等等；还有批评家成仿吾、梁实秋、胡风、朱光潜、李长之等；有文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钱钟书等，语言学家：赵元任、黎锦熙、王力等。他们往往兼跨多个领域，社会、文化和学术身份相当复杂。这份名单自然还可以再开列的再长一些，再添上数百上千如雷贯耳、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的名字。不过仅仅以上所举的社会名人对文字改革的热切关注已足以说明语言问题在现代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被她所吸引的不是一个或几个社会文化领域，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全体。
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指出：“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应该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标准。它的制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布之后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当努力推行，而不应当另起炉灶；要想用其它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 刘导生的这段报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改变。十分明显，这个政策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政策。刘导生的报告没有提毛泽东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国家正式宣布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汉字工具。汉字是正宗的、法定的文字，而拼音不是法定文字。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的地位是从属于汉字的，它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在1986年5月3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做出结论。”这个纪要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用不用拼音完全取决具体情况的需要，绝对不是强制的，而汉字是法定文字，汉字的使用才是强制的。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地对于“拼音化方向”作了如下的说明：“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代表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实际上我们在会前关于这个问题倾听过社会上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也倾听过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我们相信现在这样的表述，将会得到国内外更加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将能团结更多的人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并且更好地完成过去还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任务，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这样，就把当时我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的背景说得更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这样，就从法律上确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和作用。
表面上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轰轰烈烈、大鸣大放的文字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了一个低潮期。但实际上正是从那时起，汉字的拉丁化改革已步入一个“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崭新的境界。为什么呢？汉语拼音方案一开始就是被当作将来替代汉字的一种拼音文字来制定的。而在颁布实施以后也一直想经过实践证明，待条件成熟后，正式地作为国家法定的文字来取代汉字。但作为汉字注音字母公布实施以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汉语拼音只能作为汉字的注音符号来使用，它远远不能承担起文字的职能，在文字的使用功效上甚至远远地不及现有汉字的万一。和一种完美的文字比较起来，它有着许多极大的缺陷。第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同音字、词的问题，汉字的同音字问题本来就比较严重，而汉语拼音则又把每个汉字的这个缺点放大了几倍到几十倍不等，如将它单独承担起文字的职能，只能造成书面语的歧义百出，文字使用最根本的要求，即准确表意功能被破坏殆尽。第二个大缺陷是它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字形表意的功能，在拼音后的文字形式里已看不到一丝一毫表意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至于其它的许多缺陷如正词法等也就不用再一一列举了。从国家法律上明确地界定汉语拼音的地位，我认为还是太迟了，以致谬种流传，使整个汉字的拼音化改革运动陷入里一个极大的误区，几十年都停滞不前，没有大的突破。中国的汉字拼音化改革之所以迟迟没有大的进展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汉字的同音字的问题。书面语的拼音文字在字形上没有原汉字的区别明显的特征，是汉字实现拼音化不可逾越的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整个中国文字改革界得出的权威性的共识。
半个多世纪的汉字拉丁化改革迟迟未有突破性的进展是因为犯了根本性的大方向的错误。自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日起，国家、政府就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让其作为替代汉字的拼音文字来使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语委才正式明确地表示拼音只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不是拼音文字，2000年才在法律上规定拼音是从属于汉字的注音工具，以至谬种流传，直接间接地把文改的方向引入了一个最大的误区。汉字的拼音化、拉丁化和保留汉字的表意功能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完全保留汉字表意的优点，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其表意的功能，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只是在保留字音还是字义之间做出取舍。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三个方案：‘北拉’、‘国罗’、‘汉语拼音’。‘北拉’、‘国罗’、是以老国音为语音标准，‘汉语拼音’以普通话为语音标准，近一个世纪的数以千计文字改革方案无一例外地都在汉字的字音上兜圈子，几乎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窠臼。在语音上完全地迁就当时的一两代人，完全地阉割了汉字固有的表意功能。舍表意而完全地追逐拼音文字纯表音的功能，舍本逐末，肤浅之至。在关系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伟大而古老的汉语言文字革故鼎新的这件天大的事上要有雄视古今、俯仰百代、高瞻远瞩的宏大魄力和视野。汉语得以长存几千年的谜底就是她语意这最重要部分独有的恒久不衰的魅力。今天的汉语的语音和春秋战国时的古音已大相径庭，就是和秦汉、隋唐时的语音也相去甚远。日本从古到今使用过的汉字有五万多，日文最主要也是使用汉字的字义而不是其字音。现在谈谈日语的语音，要了解日语的语音首先要弄清何为训读？何为音读？训读是用日语语音读汉字（汉语词），汉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保留汉字的字意而用日语同义词或相应的词的原读音作为汉字的读音，这就是训读。音读是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人用日语固有的语音依照汉字的原音读汉字，就是音读。因汉字传入日本时期不同，而有古汉音、吴音、唐音、宋音等等之别。总之，日语汉字的音读来源于古代汉语读音，古汉语的读音虽与现代汉语的读音有较大的差别，但还是一脉相承的。汉字的原音又因用日语音模仿，难免有些出入，但日文中音读的汉字的读音和现代汉语中汉字的音还是有些许相似的。日本的汉字一般都有两种读音，一是音读，二为训读，音读和汉语音还少许联系，而训读则无丝毫的关联，但并不影响汉字的字意在日文中的使用。再说中国的方言音，各地可以做到书同文，汉字在各地的书面语的使用中没多少难度，但语同音则难上加难。汉语许多方言音的语音差异程度甚至超过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语音的差别程度。这些例子充分地说明字音并不是汉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不能更改的部分。文字改革如画地为牢，不跳出这个圈圈，那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要想创制一套替代汉字的完美的文字，思路不能仅仅限于保留汉字的字音上，一两代人的语音习惯和千秋万代的子孙极容易地掌握文字的目标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与其为了保留字音，把字音弄得很复杂，还付出了舍弃汉字字形表意优点的极其巨大的惨重代价，不如完全地换个思路来考虑汉字的改革。
象形文字朝字母进化的历史，很奇怪只有中国把最古老的象形的文字留下来，是个奇迹。象形文字在3.4千年前广泛使用于各个早期文明中。
相传，有一个叫卡德穆斯的腓尼基木匠，他的聪明远近皆知。有一次，他在别人家里干活，需要一件工具，恰好忘记带来了。他随手拿起一片木头，用刀在上面划了点什么，然后让一个奴隶送给在家中的妻子。卡德穆斯妻子看了木片，什么都没说，就递给了奴隶一件工具。奴隶惊呆了，认为他的主人是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通过木片上的符号来表示出他需要的东西。据说，卡德穆斯在木片上划的就是腓尼基第一次出现的字母文字。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来向卡德穆斯求教，卡德穆斯就将他发明的字母文字教给了其他人。这样腓尼基字母就逐渐传播开来。
实际上，腓尼基字母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实际需要的结果。腓尼基人忙于商业和航海业，记账签署“文件”之类的事可不容忽视，但是，当时流行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无疑太费时了，视时间如金钱的腓尼基人怎能忍受得了？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割舍了旧写法的美观，从埃及象形文字中借得一点画儿，又从巴比伦文字里简化了一些楔形文字，把旧写法的几个画重组成一组。如此，借鉴了前人的成果，又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发明了简便的22个字母。
近现代考古学家们在乌加里特古城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用楔形符号写的字母文字泥版。学者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字母文字表的《识字读本》。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由此演进而来的。这种字母的确是省时省力，但是却没能代替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有人解释说，当时也曾提出过许多改良措施，但在埃及和巴比伦，写字是一种很郑重的事，几乎是神圣的，结果，改良被当作渎神之举而付诸东流。这一说法的真伪现在无从考证，然而在没有文字的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的字母大获成功。随后，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的拉丁字母。如今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是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演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说，腓尼基字母文字是欧洲国家字母文字的始祖。
如今，人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寻找到了今天的欧洲国家字母的缘起，以下便是例证。
A在字母表上名列前茅，是事出有因的。在古腓尼基的时候，字母Ａ叫aleph，意思是牛。当时A的写法是V，样子象牛的双角。当中并有斜斜的一横。牛是腓尼基人的衣食之源，任劳任怨的劳动力，一群牛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一大笔财富。希腊人把它翻转过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在腓尼基语中，B叫做Beth，意思是帐篷或房子。腓尼基人当初写字母Ｂ时，看起来很像原始的两间一套住房。一间给男人住，一间给妇女住。因为生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住房。所以B就排在了第二位。
D在腓尼基语中叫deleth，是从埃及象形文字那儿吸收过来的。埃及象形文字D，意思是门，样子也很像门。
第三个字母“C”代表骆驼，这符号像一只骆驼的头和脖子而叫“Gimel”。因为骆驼对腓尼基人而言是个重要的旅行工具，希腊人把符号掉个头并叫它“Gamma”，罗马人借用并赋予它一个优美的曲线，从而称之为“C”。
G被认为是骆驼和它那弯曲的头颈。
腓尼基语的L叫lamed，即“鞭子”之意。赶骆驼离不开鞭子。
腓尼基人善于航海，字母Ｍ叫mem，表示海上的波浪，意思是水。
然而，可悲的是，腓尼基人把装满财物的大柜子尊为国家的荣耀和最高理想，从不留心书籍和学问，从不鼓励艺术和科学，不知道怎样聪明合理地使用他们的钱。于是她灭亡了，毕竟没有一个国家能只靠单纯的物质产业就能建设得好。
腓尼基文明长眠于地下已有３０００年了，其是是非非难以分清，但其文明的光芒却照耀着勇敢奋进、讲究实际的人们破除束缚，勇往直前，这已足矣！同时，它也警醒着后世的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毛主席教导我们：汉字一定会被更先进的拼音文字代替！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作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当吴玉章发言后,毛主席接过话题,立即谈到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一事。他说,吴玉章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么?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报告针对一些人对拉丁字母的担心,指出:“有人说,拉丁字母是外国字,用拉丁字母拼出来的声音一定像外国语,不像中国话。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字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我们用拉丁字母来记录中国语言,决不会使中国原来的语言有所改变。正像我们用阿拉伯字记数目字,念出来仍然是中国话‘一、二、三、四’,不会变成阿拉伯话。”“也有人担心,用拉丁字母来拼音,将来我们的拼音文字的名词也会有多数、少数(单数、复数),男性、女性、中性,第一格、第二格,变成英文、德文或者俄文一样……。这些话自然也是误会……,英国人用拉丁字母写出来的是英国话,越南人用拉丁字母写出来的是越南话,我们中国人用拉丁字母也能写出道地的中国话,决不会变成外国话。”
汉语“难学”可以说是公认，不过是不是“最难学”就没有定论了。为什么“难学”，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汉语汉字多：据统计，汉语中汉字总数可达到五万字以上，最常用的也有3000—5000字。除了数量远远大于英语的26个字母，单个汉字的写法也比字母复杂得多。更何况，很多汉字自身就有多种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汉字组成的词组又有更多不同的含义……由此可见，汉字数量多，写法复杂，词组丰富，这是汉语的第一大“难”；
2、汉语发音少：汉字总共只有几百个发音，而且几乎每个汉字都发单音。乍一看，读音少应该会使得读汉字的学习变得简单，但是你要是把这几百个音和上万个汉字对应起来就会发现汉语的听说非常复杂，因为庞大的汉字数量和“严重不足”的读音，必然意味着很多汉字都有相同的发音（同音字），而大量的同音字的存在必将给汉语的听说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你往往必须有着深厚的汉语基础、较大的词汇量和较强的上下文理解能力，才能从一句句外人听起来大同小异的发音中准确地找到其真正的含义。这是汉语的第二大“难”；
3、前面说过，汉语有着非常丰富的汉字和词汇，但是在这浩如烟海的词汇里面，你几乎很难找出两个意思完全一样的词。因为哪怕两个词的词义看上去非常相近，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很多诸如使用语境、历史典故、文化背景等细微的差距；与之对应的，生活中两件事物、两种动作之间，哪怕差距再小，往往能找到不同的词汇与之对应。比如说有人统计过，在汉语里面，单单和“看”这个动作相对应的词汇，就多达几十条。这几十条不同的词汇，把“看”的过程、方法、心理、目的等等细节，描绘得丝丝入扣。可以说，庞大而丰富的词汇量，使得汉语更加准确、细致和精彩，但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这显然又是一大“难”；
4、汉语语系不同：西方语言大多属于拉丁语系，像英语、德语、法语，它们都由拉丁语发展而来，它们之间不仅语法相似，甚至很多词汇都是相互借鉴。因此，如果一个英国人想学习法语或德语，难度并不算太大。但汉语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和表音的拉丁语系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拉丁语系的西方人想学习汉语，几乎就要把自己的母语放一边，一字一句从头开始，难度不可谓不大。相比之下，东亚的很多语言，如日语，由于来源于汉语，和汉语属于相同语系，因此日本人学习汉语比欧美人要容易得多。这也是汉语“难”的一大原因；
5、汉语文化底蕴厚重：五千年使得汉语里面融和了太多的历史和文化。现代汉语里仍大量保留的成语、典故就是其表现之一。这些要素的存在使得汉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又不缺乏厚重的底蕴。当然，这也意味着，外国人要想学好汉语，必须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这条本来就很艰难的道路上增添了更多的障碍。
6、汉字数量繁多，结构复杂。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因此语素文字的字数也要有几千个以至上万个。如果再加上异体和古体，就会更多。现代汉语的通用字就有7000字，《中华字海》所收的古今汉字竟多达86000多字。而表音文字的字母一般只有几十个，比汉字的数量少得多。从形体说，文字都是由不同的线条构成的，表音文字用到的线条的种类少，汉字用到的线条的种类要多得多。汉字的线条成为笔画，笔画再组合为部件。现代汉字的笔画和部件的种类都比较多，汉字基础部件就有560个；笔画的组合方式和部件的组合方式都很多，这就使得汉字的结构十分复杂，比表音文字要复杂得多。数量繁多，结构复杂，使汉字的学习和使用都比较困难。
（五）进行国际文化交流难。语言文字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拉丁字母是世界性的字母，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使用它，同是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进行文字交流十分方便。科技术语可以转写，人名地名也可以转写，都比较方便。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等字母，和拉丁字母进行转换也不困难。而汉字和拼音字母不同，让汉字进入拼音文字十分困难，只能借助汉语拼音。例如，把“北京”写作Beijing。同样，要让字母文字中的科技术语和人名、地名进入汉字也很困难，要靠翻译。有时意译，有时音译，非常复杂。例如，science写作“科学”是意译，写作“赛因斯”是音译。internet写作“互联网”是意译，Internet写作“因特网”是音译。这么复杂对国际文化交流是不利的。
如果日常交流或听力:韩语最难
如果精通和书写文字:汉语最难(文字难，但"说"是很简单的)
如果是读高级的东西:英语最难(看下面文字就知道了)
如果说语法等复杂的:法语
如果说发音等复杂的:阿拉伯语(自己去听就知道了)
英语汉语摩擦音较多,说多了很累,但感觉发音清晰,英语语速快一些,汉语语速很慢,有顿挫,韩语语速较快,囫囵音多,发音时舌头变化少,听起来很模糊,日语发音很优美.其他的没研究过,阿拉伯语说起来,感觉嘴唇不用怎么动,一个字强.....
汉字的优势在于，汉字是二维表现方式，二维是平面媒介表达信息能达到的最高效率。中英文对照，英语的字母对应汉字的笔划，单个汉字对应的是英语的词，中文的词对应的是英语的词组，中文表达、传递信息的优势一目了然。中国国家汉字的扫盲标准是1500个字，理工科的大学生一般掌握2000个汉字。就凭这2000个字，大家可以读书、看报、搞科研。只要有小学文化就可以看懂绝大多数文章，有初中文化，其掌握的科学知识，就足以了解绝大多数产品的使用。比如高科技的电脑要求高吧，在中国那些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经过一年半载的培训就能熟练操作，一些没有条件上高中的初中生也能做到。
汉字的重复利用率非常高，历代积累的汉字总数以万计，康熙字典就收录了4万多，专家指出常用仅三千五，选取当代的常用字作为学习和使用汉字的重点，是历代历朝整理和教学汉字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的《三字经》《千字文》都是用当时的常用字编成的识字课本。
而英文呢？例如因为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单词，想正确认识，需要的时间精力只有少数人能够应付，英文真是笨人的语言，由于在表达方面的缺陷，靠字母的一维线性组合，试图给天下每一事物起一个名字，一种东西就是一个单词。宇宙无穷，英文词汇无穷——可惜人的精力有限！
英文是发散的。
在英文世界里，一般美国高中毕业生掌握的单词量也就在三千到三千五百个左右，这样已经应付日常生活需求足矣，但是没有20000个字别想读报，没有30000个字别想把周刊读顺，大学毕业10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懂80000字。新事物的涌现，总伴随着英文新词，例如火箭(ROCKET)，计算机(COMPUTER)等，可汉语表达这些很轻松，不就是用“火”驱动的“箭”么，会“计算”的“机”么！可英文就不能这么干，不能靠组词，原因是“太长”了。如火箭将成为“FIRE-DRIVEN-ARROW”，计算机将成为“COMPUTAIONAL-MACHINE”等。人的视角有限，太长的字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与读者的理解能力。这是因为英语的字母对应汉字的笔划，单个汉字对应的是英语的词，中文的词对应的是英语的词组，中文表达、传递信息的优势一目了然。
目前英语词汇量已经超过40万，预计本世纪中叶会达到百万。而汉语则相对稳定，现在只有很少的古文知识的中学生就可以琅琅上口地读屈原的楚辞。英文就难了，太不稳定。现在的人们读沙士比亚的原著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读400年前英国诗人乔叟的诗了。由于英语以表音为主，同时号称是讲者分布最广泛的语言。正因如此，讲英语者往往因语义词汇和地域习惯，引起误会。因此谓英语是“世上最广泛被误解语言”，也绝不过分。英语也是世界上最容易引起人事纠纷的语言。就目前英国和美国还分出了英式和美式英语，加上其他所谓的英语国家，虽然都说英语，其拼写读的差异不次于中国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交流的难度是远超过使用表意的中文的。
现代所有学科领域，中国都有很好的学者，没听说哪位因汉语“不精确”而搞不好研究的。中国的火箭照样可以精确升空，中国的原子弹照样可以精确爆炸。所有的英文科技文献都可以翻译成汉语。个别人会说了，为什么中国现在落后，就是由于中华文化中杀气少，数百年来对杀人武器研究太少，遭到掠夺以至落后了，虽然如此，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中国现在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复兴。汉语文献影响力正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在世界范围内增强。
研究表明：汉字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字符号系统，其信息熵很高。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逐渐扩大汉字容量，随着汉字容量增大，信息熵的增加趋缓；汉字增加到12370以后，不再使信息熵有明显的增加。我国科学家指出：汉字的容量极限是12366个汉字，汉字静态平均信息熵的值（平均信息量）是9．65比特。通过数理语言学中著名的齐普夫定律（ZIPF’SLAW）核算，这是当今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符号系统。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文字的信息熵的比较如下：
法文：3．98比特
西班牙文：4．01比特
英文：4．03比特
俄文：4．35比特
中文：9．65比特
可以看出，拼音文字的信息熵小，差别不大。汉字的信息量最大。
汉字对拼音文字的这种信息熵优势是什么概念？简单的比喻就是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的差别。十进制数字系统需要人记忆0-9，10个符号，二进制只需要记忆0和1两个符号。十进制乘除要记忆9X9表，二进制只需要学会与、或、非的简单逻辑。但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不使用二进制数字系统呢？因为那样很浪费，一个数字“7”表示成二进制就成了“111”，记个大数不把人累死？反过来，人类为什么不用十六进制，或更高的进制呢？一方面是人脑智力的限制，另一方面，十六进制也未必能大幅度提高信息熵。这种信息熵反映在文字上，就是联合国文件中，中文版本一定是最薄的。信息熵高是不是就不利于计算机处理呢？这方面恐怕还很难下结论。简单的比较汉与英文的输入速度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字”与“word”是不同的概念。要比较只能比较同一内容的中英文两个不同文本，计算击键数的差值。在“词”的单位基础上，现代汉语与英语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现代英语为了应付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科技、新概念，也在不断地造词。无非是借助拉丁词根、或重新组合已有单词，结果越是专业科技的词汇，就越长、越难记。或者是大量使用缩写：如WTO、FBI、IBM、UFO等等，缩写一多就容易混淆、难以理解。在这方面，现代汉语造词的优势就十分突出了。这就是汉字字符集信息熵高的优势。
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作为信息化的标准，来衡量汉字与英文字母的优劣是件很荒诞的事情。现代计算机技术说到底就是基于“二极管”的技术，将来的发展很难预料。难道要人类高度智能的思维模式，去模仿“二极管”式的思维？那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试想，难道当年就因为发明了黑白照像术，人们就该废掉油画的色彩？难道当年就因为摩尔斯电码适合新发明的电报，人们的语言就都应该改成“嘀嗒”？
汉字在应用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不应该忽视，但是没必要过分夸大。当年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直到清朝末年中国还在大量使用雕版印刷术。其原因就是汉字数量太大，要制造一套足够印书的字模难度太大，也不经济。最后还是20世纪初，西方人引入了机制字模，中国才实现了活字印刷。在20世纪，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的初期，汉字处理软件的缺乏也曾经是一种阻碍，但是很快也就解决了。现在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汉字的传播比以往更方便了。
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语言是一种工具，文字代表语言，当然更加是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得加以改进或改革。有时候一种文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语言，于是产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语音结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和越南原先用汉字，现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汉字为主体，搭着用些假名（音节字母），现在以假名为主体，搭着用些汉字。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是不是适应现代汉语的情况，能不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文字问题不能脱离语言问题来考虑。在历史上，汉字改革问题一直是汉语文改革问题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国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跟现在是不相同的。那时候，一个人从小学会了说本地话，六岁上学读文言书——《论语》、《孟子》或者《国文教科书》，看你进的是哪路学堂，——也学着写文言文。说话和读书各管一方，有些联系，但是很不协调。比如你学了许多汉字，可那只能用来写文言，要用它写本地话就有许多字眼写不出。
一个人要是一辈子不离开家乡，自然不会发生语言问题。可要是上外地去上学，或者去当学徒，或者去做买卖什么的，家乡话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学哪里的话，除非你家乡话跟那里的话差别不大，能凑合。我上的中学是江苏省第五中学，在常州，老师有常州人，有苏州人，有宜兴人，有江阴人，有无锡人，有靖江人，说的话全跟我的家乡丹阳话不一样。头一个星期我上的课全等于没上，一个月之后还有一位动物学老师的话只懂得一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语”，就是后来有了“国语”，也只是在小学生中间闹腾闹腾，社会上一般人很少理会它，因为在吴语区它的作用还赶不上一种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办事，最好是能说上海话，其次是附近几个县的方言。要是说“国语”，连问个路都有困难。
书面交际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话小说，全是无师自通。遇到不认识的字，意思好猜，——有时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没地方问。我记得在《儿女英雄传》里第一次碰见“旮旯”两个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这两个字没法子念半边儿。
这种情况，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父亲、我祖父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大家习惯了，以为是理所当然，想不到这里边会有什么问题，也想不出会有什么跟这不一样的情况。
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并且拿来跟上面的情况做比较，引起了种种疑问，提出了种种建议。远在宋朝，就有一个人叫邓肃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①明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明末学者方以智受它的启发，也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更多了，于是兴起了一种切音字运动，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朱文熊、王照、劳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是中国经历了二千年封建统治，又遭受了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越来越衰弱，人民越来越困苦，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正在先后出现的时代。爱国主义唤起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注意，从海陆军备而工商实业，而科学技术，而文化教育，认识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不大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于是他们提出切音字的主张，认为这是开民智、兴科学的关键。最早的切音字运动者卢戆章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些切音字运动者，有的只是提出一个方案，做了一些宣传，有的也曾开班传授，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象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指归的语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权以前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其次，他们对于语文改革的整个内容，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认识不足，或者虽有认识，可是顾虑重重，不敢冲破障碍，提倡彻底改革。语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汉字，推行一种普通话。三者互相关联，而彼此倚赖的情况不尽相同。改用白话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话的普及做前提，因为有流传的白话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许言文不一致的情况继续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这件事，却非同时推行普通话和采用白话文不可。否则拼写的是地区性的话，一种著作得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动摇文言的统治地位，则拼音文字始终只能派低级用场，例如让不识字的人写写家信，记记零用账。这样，拼音字对于汉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给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点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运动的总结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的变化可大了。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经给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任务还是给汉字注音。
① 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引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呢？很显然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拼音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普通话通行的范围还不够广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这也是事实。大致说来，对于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现在不妨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的理由拿来研究一番。
（1）汉字难学（难认，难写，容易写错），拼音字好学（好认，好写，比较不容易写错），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带认带猜，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学起来虽然难些，可以一劳永逸，还是值得的。
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决不能象汉字的写法，一个个音节分开，一定要分词连写。先学汉字后学拼音的人，总是要在脑子里把拼音字还原成汉字，就觉得它不够明确；一起头就学拼音文字的人，学一个词是一个词，并不会感觉不明确。当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词仍然需要区别，也是可以想法子区别的。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读和写两个方面。写的时候要在许多同音字里边挑一个，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写错别字不是一直都是语文教学当中最头疼的问题吗？这是汉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汉字，这毛病就一天不得断根。而且一个别字为什么是别字，有时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无成见的眼光去看问题，象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我家里有个六岁的孩子，学过的汉字不多，有一天写了四个字让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诉他“地”字错了，该写“第”。他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写“地”，我倒给他问住了。是啊，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职务呢？“地一个”，“地二个”，“地一千零一个”，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误会的可能呢？要说不让“地”字兼差吧，为什么“轻轻地”、“慢慢地”里边可以写“地”呢？这可是连读音也不一样啊！怎么能怪孩子们想不通呢？
（2）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说起来是某五个字音，现代的曲阜人说起来是另五个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说起来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这就是说，汉字是跟抽象的汉语相联系的，具有一种超时间、超空间的性质。反对拼音文字的人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这种便利，各地方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方音来拼写，别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现在的人写的文章几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会拼音文字的人将要完全不能看古书，因而不能继承文化遗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说这个话的人对于汉语文的目前使用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从前，写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个地方的读音来拼写（别处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来拼写（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来），除了用汉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了普通话，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话，不会有各行其是的问题。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悉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这样，不但是普通话没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还可以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几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读古书的问题，现在也不是不经过特殊学习就能读古书，将来也无非把学习的时间延长一点儿罢了。而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总是比较少数的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
总之，汉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话文、普通话也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这是不容埋没的，但是事物有发展，形势有变化，既然后者更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3）现代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无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准确。而一切部门的工作里边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这件事情上，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显而易见的。拼音文字的单位是字母，数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机械化；汉字的单位是字，数目多，没有固定的次序，难于机械化。字母打字比汉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电报比四码电报快，用拼音字编的词典、索引、名单比用汉字编的查起来快，还有一些新技术，象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做翻译等等，更加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用汉字进行的。
（4）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是拼音的，只有汉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我们需要翻译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其他资料，如果用拼音文字，人名、地名可以转写，许多国际通用的术语也可以不翻译。现在用汉字，全得翻译，于是译名统一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人名、地名用汉字译音，既不准确，又难记忆。科技术语用意译法，对于理解和记忆是有些帮助，可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除了一套汉文术语外，还免不了要记住一套国际术语，成了双重负担，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无影响。又如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化，吸收我国科学技术成果，很想学汉语，可是对汉字望而生畏。外国留学生都说，汉语学起来不难，他们的时间一半以上花在汉字的学习上。
总起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拼音文字的优点（也就是汉字的缺点）大大超过它的缺点（也就是汉字的优点），而这些缺点是有法子补救的。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学的学制缩短一年，或者把学生的水平提高一级，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计——那么，光凭这两项就很值得了。
自然，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还有许多研究和实验的工作要做，需要积极地做起来；坐下来等待，拼音文字是不会自己到来的。那么，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个工作，可以办些拼音报刊，编写些拼音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包括连环画报。现在有些小学生学拼音的成绩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读物，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词汇规范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编写拼音书刊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可以试试在一般书刊上就一定项目试用拼音代替汉字，例如叹词和象声词。又如外国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写，可以从中总结用汉语拼音转写外语的规则。此外还可以多方面扩大汉语拼音的用途，如电报，科技和生产部门的代号和缩写，盲字，教聋哑人“说话”，等等。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对反对派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还要努力争取中间派，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有不少人，你要问他对拼音文字的意见，他说，“我承认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变文盲。”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换个工作单位还要左考虑右考虑呢，何况换一个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诉他，改用拼音文字决不是一个早晨的事情，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时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变文盲是不会的。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最后，谈谈简化字。汉字简化是一件好事情。一部分汉字笔划多，形体复杂，写起来麻烦，在群众的笔底下早就纷纷简化了。可是有些字你简你的，我简我的，互不相识，造成混乱，这就不好了。自从1956年公布经过审定的简化字表并分批推行以来，混乱的情况基本上消灭了。是不是所有需要简化的字都已经简化了呢？没有。有些需要简化的字，象新疆的“疆”、西藏的“藏”，因为一时不能确定最好的简化形式，暂时放一放；有些久已在群众中间广泛流行，象“算”简化为“祘”，“赛”简化为“宀西”，因为一时疏忽，没有列入字表。需要补充简化的字还有相当数目，但是不会还有很多很多了。
有些同志对汉字简化有一种片面的想法，认为简化的字越多越好，笔划越少越好，不但是十笔以上的字全得简成十笔以下，就是原来已在十笔以下的字也要减它一笔两笔。这种想法之所以是片面的，因为只看到文字需要简易，忘了文字也需要清晰，还需要稳定。如果把所有的字都简成十笔以下，势必多数字集中在五笔到十笔，很多字的形象都差不多，辨认起来就费劲了，错认的机会就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文字需要相对稳定。1956年以后印的书刊数量很大，如果现在再来一大批简化字，就要相应地产生一大批“新繁体字”，今后的青少年念起那些书来就有一定的困难了。或者让他们学习那些新繁体字，那是浪费人力；或者选一部分书改排重印，那是浪费物力。以后再简化一批，就又产生一批“新新繁体字”，这样折腾下去，什么时候能够稳定下来呢？不断简化论的不足取，道理就在这里。
简化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写字能够快些。写字要快，本来有两条路：可以减少笔划，也可以运用连笔，就是写行书。光是减少笔划，如果还是每一笔都一起一落，也还是快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写字总是带点行书味道的，但是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有时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教教学生写行书，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认识？这里又遇到一个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体和手写体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得互相迁就，一方面在简化汉字上搞“草书楷化”，一方面在学校里只教楷书，不教行书。为什么别种文字一般都是既有印刷体又有手写体，大致相似而不完全相同呢？这是因为要求不同：印刷体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写体要求写起来快，所以连绵不断。如果我们允许手写体和印刷体可以在不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简化字本来是可以不去简化它的。例如“鱼”字的底下，如果书上印成四点，笔底下写成一横，似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说来说去，简化汉字只能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管怎样简化，改变不了汉字的本质，仍然是以字为单位，字数以千计，无固定的次序，不能承担现代化文字工具的重任。有些人想在简化汉字上打主意，把字形简到不能再简，把字数减到不能再减，用来代替拼音文字，这恐怕是徒劳的。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
警惕“汉字优越”论的回潮！
《幼教专家提出“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新概念》报导说：“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是：拼音文字主要是音码刺激，在人左脑发生作用，而汉字具有音码、形码（图形）、义码三种不同的刺激，在人左右脑同时发生作用，是一种智能型的文字，婴幼儿学习汉字不仅能开发左脑功能，而且也有利于开发右脑功能，科学的婴幼儿汉字教育有助于婴幼儿智慧潜能的开发。”
1989年，中国掀起了“汉字优越”论的炒作狂潮，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篇报导说的汉字能在人左右脑同时发生作用、是一种智能型的文字、学习汉字有助于智慧开发，等等。十多年过去了，1989年出生的孩子们现在也上小学了，跟美国同龄少年相比，中国孩子们的智慧高出多少？在美国，十岁左右的少年差不多一半左右已经会使用计算机，中国的同龄孩子们怎么样？
报导提到的所谓文字对大脑作用的言论，来自六、七十年代一些人的做的片面研究，所用研究方法和结论已经被后来的科学研究推翻。近些年来，有关大脑和文字信息处理的科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不管是来自欧美或是亚太地区的，都没有说汉字和拼音文字对人类大脑的作用有左右之分，更没有一个说使用不同语言文字对人的智慧开发有什么不同，相反，这些报告清楚地指出，一个人的智慧开发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大脑功能正常，一是兴趣和训练，跟民族文化背景和学习哪一种语言文字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报告很多，我想提一提《科学美国人》杂志刊登的“视觉阅读障碍”一文(SCIENTIFICAMERICAN,NOV.1996，英文版98-104页，DYSLEXIA)。这篇报告说：从1896年第一篇有关阅读障碍的医学报告发表以来，不少人认为智商高的人一定有很强的视读能力。可是，成千上万人的实际说明，智商跟文字视读能力无关。许多世界公认的天才都有文字视读障碍，可是，这些人对人类的科学技术与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用汉字对研究报告提出挑战。报告作者回答说：“中文有50%的字符是由语音因素构成的，象英文一样，视读能力可以通过大脑处理与语音有关的信息的能力来鉴别。”
事实也能证明人的智能跟是否学习汉字无关。牛顿发展了三大定律，至今造福人类。达尔文开创了进化论，孟德尔创立了基因学基础。居里夫妇发现了X光，发展了放射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基本认识。沃伦兹开创了混沌学，将物理学、气象学和数学提高到全新水平。克尔和司马利等人发现了巴基球，为材料科学开辟了新前景，获得1996年诺贝尔化学科学奖。这些人为人类科学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不会使用汉字！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当中，会读汉字的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些人的智商都是低的吗？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然而，马克思不会汉字，他的智商没有学汉字的人高吗？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大都是拼音文字，难道一部分中国人是左脑发达、右脑没有开发？
据1997/6/15的《纽约时报.科学版》报导，美国JoyHirsch博士等几位科学家多次研究发现，人在幼儿时期开始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是“一脑一制”，即不同语言文字的兴奋灶都处在一个大脑部位；成年以后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是“一脑两制”，即不同语言文字的兴奋灶处在不同大脑部位。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语言文字的兴奋灶形成跟开始学习的年龄有关，跟语言文字的种类没有关系。可见，不同文字对人的智慧开发程度高低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说学习汉字的智商高、或学习拼音文字的智商高，都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科学道理的说法。
从信息学和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讲，所谓“汉字具有音码、形码（图形）、义码”是不伦不类的说法。首先，汉字是人能阅读的字符，编码是机器阅读的二进制，音码、形码和义码是编造的概念。其次，所有的文字都有音、形（图形）、义，否则，如何记录、阅读和理解？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不同之一，是符号的抽象程度，不是什么“智能型”。文字是符号，本身没有任何智能。第三，古代文字，例如埃及古文字、马雅文字，等等，跟汉字一样，形的特征非常突出。如果有音、形、义三者的文字是所谓的“智能型”文字，天下也不是只有汉字才是“智能型”文字。不管从哪一点说，报导所说的“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是违反基本事实和违背基本科学道理的概念炒作。
用语言文字和生理现象的不同来区分哪个人或哪个民族的指挥开发更高，不是新东西，而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中国人自己不就曾经因为文化和生理现象的不同而被种族主义者称为“东亚病夫”吗？为了证明“汉字优越”这样似是而非的谬论，有些人和有些媒体不惜搬用种族主义的旧垃圾。
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国家的一些人还抱着所谓汉字是一种智能型的文字和更有利于智慧开发的观点。这就是中国和法国的汉字优越论的炒作者们，他们之间你引用我、我引用你，好像在国际上都是有根有据的，其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研究过大脑和语言文字的脑过程。举例说，中国的汉字优越炒作者就经常引用一位叫白乐桑的法国人的话，说拼音文字只能开发左脑智慧、汉字能开发左右脑和使人智商更高。可是，白乐桑是一名汉语教师出身的官僚，对大脑学和心理学等等没有任何科学界承认的建树。白乐桑的东西又引用安某，而安某是一位香港商人，在语言文字学和脑科学方面同样没有任何建树，他引用的又是那位在中国的汉字优越炒作者。尽管他们试图通过互相引用造成一种国际现象来炒作“汉字优越”论，但是，他们却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法国的信息产业和网络工业，在西方工业国家中是最落后的。据法国电视台LeJournal报导，也根据其他西方国家媒体报导，法国信息产业之所以落后，基本原因就是政府官僚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极端民族情绪，对此，越来越多的法国大众非常不满，他们已经像其他工业国家的人一样，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开办网络公司等形式来打破语言文字方面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束缚。
有些读者也许会问：这些争论跟信息产业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绝大部分数据都是用文字来储存和管理的，所有网络的操作程序编程语言是用文字记录的。信息时代对中文提出了不少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中文的文字方式如何改革。为此，许多中国科学家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接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成员的时候，江泽民主席对1989年以前的近百年文字改革工作做出了充分肯定，鼓励大家把文字改革的事业继续下去。李岚清副总理几乎每年都接见语言文字工作者，勉励大家做好文字改革工作。文字方式是信息产业基本建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此，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是相当重视的。然而，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有些人总是想方设法地阻碍文字改革工作，其中危害最大和欺骗性最强的就是“汉字优越”论，其基本炒作手段之一就是说汉字是智能型的、汉字比拼音文字有更高的智慧开发功能。
我把新华网的那篇报导给一些中国信息科学和语言文字科学专家看了，他们中有一位说：“没想到又进行关于汉字优越论的错误宣传。这种言论涂上了民族情绪的色彩，很迷惑人，在当前特别有害。如果这样的言论成为国策，将使中国不仅失去打字机时代、失去计算机时代，还将使中国失去网络时代，永远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悲的是，不少人看不清楚，还误以为是爱国，让其泛滥成灾。”这位中国专家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受到尊重，有的被信息产业接纳为国际标准。他的话，分量很重，应该在信息产业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汉字优越”论炒作开始到现在，十多年了，而且，来回重复的是一个东西：汉字比拼音文字有更高的智慧开发功能。这个牛不知吹了多少年和吹了多少次了，结果呢？从1989年到1995年，搞了几百个中文输入法，最后是所谓“智能型”的文字的软件市场被拼音文字国家的公司控制了。现在，有些媒体又试图鼓吹汉字优越，难道中国互联网也要重复软件市场的命运吗？如此下去，中文信息产业还有多少地盘留给中国自己？为此，笔者呼吁：警惕“汉字优越”论的回潮！
汉字和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
语言文字就是思维方式——某哲人的话
N年以前，我就知道了“语言文字是思维方式”的说法，但根本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是囫囵吞枣的把这句话记在了脑子里而已。而如今这句话却使我倍感此话的深邃，并将这句话深刻领会后的心得体会与博友们一道分享。
中国文明停滞不前的问题，中国人无法应对复杂性社会问题（详见我的文章《中国问题的实质：简单Vs复杂》），中国人创造力低下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落后，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人缺乏形式逻辑思维能力。
人类的思维方式大致就只能分为三种：1、形式逻辑思维方式，2、归纳逻辑思维方式，3、类比逻辑思维方式。众所周知的是，从客观性和可靠性来看，形式逻辑最强，归纳逻辑次之，类比逻辑最弱。
人类的思维方式还可以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大种，但实际上介乎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大种之间的思维方式并非不存在，只是持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两种思维方式兼而有之，有无法有效的划分到抽象或形象这两种思维方式之中，我就将这种两种思维方式兼而有之的思维方式称之为混合型思维方式，更准确的说法是：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思维方式就是“模糊型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分类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找出各种思维方式是采用什么样的逻辑进行思维的：1、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抽象思维能力，形式逻辑能力强的人，其抽象思维能力必然很强。2、归纳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模糊型思维方式，归纳逻辑能力强的人，兼而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其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都不突出。3、类比逻辑思维方式对应于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突出。
下面，简要的描述一下三种思维能力的人的社会“客观”作为：
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符合康德意义之“形式逻辑是人脑固有的功能和属性”，因此，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能力最强，也最符合事物的客观属性，因此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创造性、预见性和应对复杂的未知世界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两类思维能力的人，因此，这类人是引领人类从已知世界走向未知世界的带头人，这类人的突出作用无法取代。亚里士多德、康德、牛顿、爱因斯坦等就是这类人的突出代表。
模糊思维能力强的人，抽象能力弱于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但强于形象思维强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是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的承前启后的一类。从社会学分布来说，这种类型的人占社会成员的多数。
形象思维能力强的人，由于他们采用的思维工具是类比逻辑，可靠性和真实性很低，所以这种类型的人如果不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模糊斯文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是在文学艺术等易于发挥形象思维的领域中，也不可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一个个体，单独拥有一种思维能力，应该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都兼而有之。从人的思维能力的统计学正态分布来看，抽象思维为主的人较少，形象思维为主的人也较少，而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兼而有之的人则占多数，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人群分布原理的，社会成橄榄形形态，两头小，中间大。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考察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题，和西方世界截然不同，这种情况是因为汉民族的民族特点决定的。从孔孟老庄的文章著作来看，他们都是以类比性思维方式为主，少量具有“半归纳逻辑思维方式”为辅。孔子五十岁后才有能力研读《易经》，说明易经这种半归纳思维（详见我的文章《易经八卦原理的破译》一文）对孔子这种只具备类比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半归纳思维对孔子来说，也是艰深和必须下苦功才能研读的。所以，上古之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的思维能力，顶多是介乎于半归纳思维和类比思维之间，除了荀子和惠子略微触摸到了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以外，其他的所谓的思想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归纳思维能力偏弱，类比思维能力较强的人，因此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的思维能力非常低下，甚至无法达到我所说的“模糊型思维”的程度。
这就是所谓“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家的思维能力的真实水平，无论是孔孟老庄，没有一个可以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抽象思维的大师相提并论，甚至无法与古希腊哲学的小萝卜头芝诺相提并论。两千多年前小萝卜头芝诺提出的几十个悖论，包括著名的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就是当今中国的所谓“哲学家”，都无法完全解读，害得我只能到网上找到英文版才真正的理解了芝诺悖论的意思。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极端落后，导致了中国文明自汉朝以后，就停止不前。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不断的循环汉朝史，黄宗羲定律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文明并未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有所质变，只不过是随后的朝代将汉朝的统治术精致化和艺术化罢了。
自春秋以后，中国再也没有所谓的“大思想家”出现，而出现的所谓“思想家”，不过是对孔孟老庄思想的修修补补，干的全部是“匠人”的活计，程朱理学不过是将儒学精致化的活计，思维方式没有丁点可取之处。这种现象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末时期都没有半点转变的迹象。中国社会发展陷入了停顿状态，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道德原因，但是，中国文明的踟蹰不前，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落后，有着天然的和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根据篇首的“语言文字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假设，我们就可以逻辑性的发现，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承载物，汉文字本身的落后，使得中国文明一直无法进步的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的是，汉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就是人类思维初级阶段的产物，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进化到拼音文字时，汉文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易经》的缘故，中国文字的进化停顿了下来），进化过程突然停止，结果思维方式就一直禁锢在象形文字这种以原始的类比思维来进行思考，结果，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维方式被凝固了下来。
当中国人传唱着“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这种类比思维的时候，有谁仔细琢磨过，这种美如水壮如山，到底是怎么个美法？怎么个壮法呢？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完全是一片模糊，让人昏昏然不明所以。而拥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早就将美和壮，用一套客观标准定了下来。比如说，美女的标准：两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三围是多少，鼻梁的鼻翼多厚，嘴唇的厚度宽度多少等等。小伙子健美的标准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乐观的认为中国人的抽象能力如何如何时，我简直嗤之以鼻。难道谭祠同、吴玉章、陈独秀、蔡元培、刘半农、鲁迅、瞿秋白、钱玄同这些当年呼吁废除汉字的有识之士就没有看出来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度贫弱的本质吗？
中国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很多人会以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可是现实的结果却极度令人失望。当理工科出身的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时，其抽象思维能力贫弱的让人不可思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理工科出身的中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那么弱智？其实答案很简单：中国的教育制度只懂得依葫芦画瓢，在极为狭窄的领域内，按照一套标准化程式化的程序思考问题，结果出了这个狭窄的领域后，因为汉语言文字的强大类比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人思考社会问题时，根本就不懂、也根本不会用形式逻辑对社会科学问题进行抽象思维，结果中国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之尴尬就原形毕露了：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只懂得类比思维的愚蠢，另一方面由于类比思维的语言文字体系强烈的影响理工科出身的人，结果中国的理工出身的人在本领域内，也只能是一个具有“模糊思维能力”，于是中国的理工科，在全世界面前的表现，简直让死爱面子活受罪的中国人羞愧难当。
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就只具备模糊思维能力，而广大的民众，则以类比思维为主体，这样的中国人总的思维能力平均下来，模糊思维能力都达不到，完全是类比思维为主体，模糊思维为补充，这就是中国人面对的尴尬局面。也是中国人没有学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预见能力的真实现状。这种连自知能力都欠缺的汉民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由于中国人思维能力的贫乏，即便是中国的所谓精英，其贫乏的大脑都无以学习和借鉴先进高级的思维方式，于是中国人这种思维能力给中国带来的地位，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只能扮演他能扮演的角色。“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欢心”、“宁与外邦、不予家奴”了。我在《大隐悖论》一文中，曾经描写过中国在世界经济食物链链条的地位和作用，看来，中国人有目前的地位，其思维能力的恶劣作用，当属第一位的。
要改变中国人在世界上糟糕的地位，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二项，除了这两项条件外，中国人国际地位的转变那简直是水中月和镜中花，永远都是一枕黄粱。
这必要条件是：彻底废除汉字，采用汉语拼音，这是中国一百多年前仁人志士得出的结论，非经此次变革不可，否则中国永无改变自己的希望。
这充分条件是：向苏联学习，在所有的教育体系中，极端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将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强调到繁琐的地步，让中国人贫乏的只有类比逻辑方法的大脑，彻底的注入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苏联的经验表明，一个落后的斯拉夫民族，在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形式逻辑的繁琐教育（矫枉过正的教育）后，迅速的崛起于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汉字和中国科学的发展问题选自《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概论》片段
从五四以来就不断在讨论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但是有技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方方面面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得专门开一个讲座才行。我只能用不多的话阐明它。首先，你如果说中国有没有科学，你就得说什么叫科学，然后才能说它有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先为科学正名。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西式科学，或西式理论科学不那么发达，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性。科学不等于技术。与西方社会相比，技术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的发达。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16世纪以后西方的技术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按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统计，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差不多85%以上来源于中国。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中国的科学理论好像不是特别发达，可是技术却那么发达，这似乎产生了一种悖论，就是科学和技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节，产生一种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状态。西方传统的主流观点总认为是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科学理论先于或高于技术。而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恰恰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我认为，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关系是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的。在一些的情况下，理论超前；在另一些情况下，技术超前。科学并不永远指导技术，技术也不可能总是超前于理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尽管从大体来说较之现代技术要原始、简单一些，但它的基本原理在那个地方。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最初的设计，提供了后来进行加工的基础，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手枪、手榴弹、地雷、火焰喷射器、机关枪、大炮、火箭，这些东西在中国早就有了，而现代武器跟当时中国发展出来的相比，其基本原理区别不大，只不过现代西方科学家们做得更精巧一些。
由此引出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技术搞到那个程度却不进一步发展它？为什么中国人技术上那么发展，理论却没有跟上去？西方人即使阐述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原理，也往往用整本整本的书来论证，而中国人往往几句话就完了，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来解释它，但我不妨只就文化发展九因素的中的一个因素，比方说第二个因素，语言文字诱导、暗示因素来做解释。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综合性的，图象感很强，它虽然已经不完全是象形字而是主要是形声字了，可是早期它是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至今残存着相当多的象形特点，因此它就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去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语文。学过英语的就知道英语有性、数、格，有主语、宾语，状语、定语这一连串的东西。你学拉丁语，光是一大堆语法规则就念得你焦头烂额。它的语法非常的发达。所以西方人的教育很注重语法教育。西方的16世纪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语教学的小学、中学就叫grammarschool,直译就是语法学校或文法学校的意思。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注重学习语法，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老教给他这个是单数，那个是复数，这是名词，那是动词。此外还有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须知科学理论就往往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西方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形态上实际上就很类似臻于精密的语法系统。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语法体系里面内涵着科学推量的基本成分，它的形式逻辑实际上就是语言成分里已经包含的那种东西，所以西方人只要强化语法训练，由于日积月累的熏陶，就有助于为科学推理的能力的建立打下基础。所以，西方式的理论科学形式就很容易被诱导、暗示，得到进一步的繁衍。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则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可以说没有一本语法书。马建中的语法是拿了拉丁语法来套汉语语法的，把汉语强行地拉入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里。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可是人们立刻会问：中国人没有语法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似乎人类要思考，就非得有西方式的语法才行似的。实际上，事物发展往往有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趋势。当出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产生另一种优势来加以弥补。汉语言文字自身当然有语法规律，可是由于它的语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它就无须强调语法功能。单从它的文字来看，其图像特点强，写一个门就象一道门，写一个山，就象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岂不十分省时、省事？西方印欧语系语文却缺乏这个直接表意功能。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弯弯曲曲的，你必须把它们一个个死记住，记住它那个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的符号形式及其含义，用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所以它在表意上非走弯路不可。印欧语系语文的直接表意功能有了缺陷，这一缺陷恰恰要由它的发达的语法系统来弥补。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统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加以界定，使每个字词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号定位，被繁琐的语法规则所制约住。你看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须把它的含意死死记住。因此你学英语时，你得积累一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大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但是中国字你不需要记住1万字，记住3、4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所以汉语言文字之所以不强调语法系统，是因为它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五四时期某些学者抱怨汉语言文字文法不精密，试图通过硬译的笨办法输入新的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的想法，今天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回到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上来，我们就会发现，既然汉语言文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强大，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具体的东西，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就会相对强些，因此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写诗，填词方面，势必非常发达。而技术性的东西往往实践性强，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也是很需要想象力的，因此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容易超前做出来。所以西方人，例如李约瑟，就感到很奇怪：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好像没有上去，而技术上却做出来了。实际情形是，技术需要非常生动的想象力，某个东西该怎么，技术发明人往往趋向于把那个东西在大脑中构想出来，因此才容易付诸实践。而古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所以擅长于技术制作。技术的超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直接表意上的超前。汉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可以经常潜移默化地暗示我们不断地跟客观现实相结合，发展发明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纯粹符号类的理论思考，因为与现实生活有距离，容易受到忽略，由此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技术超前，理论滞后。这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西式理论科学比较薄弱这个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后来还发生了变化，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渐渐地也开始学语法这一整套东西了，因此实际上现在中国人是兼而有之，兼有了两种磨练思维能力的语言功能，语法思维和语象思维。因为现代汉语的整个语法体系现在学生也懂了，虽然不需要这套语法，中国人照样可以理解、表达的。李白、杜甫，屈原......他们根本就不懂语法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东西不合语法。他们还是语言大师。
还有一个很重要东西值得一提，这就是：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字相互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西方的语言可以规范文字，中国的文字可以规范语言。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注重语音变化，但声音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容易发生流变。一旦流变，它的拼写就必须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迁，因此变化的机会比较多。这就使得文字跟着语言走，结果就是语言在规范文字。而中国呢，它就倒过来了，文字在规范语言。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文字始终是统一的，因此它乱不了，因为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为准。你到南方去，很多地方话你听不懂，例如广东话，上海话，你听不懂它，但是写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它服从于文字。用文字整肃语言，结果使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它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被彻底地毁灭过。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而中国呢，五千年文化一根线下来，它就不中断，非常的稳定，所以许多学者们都感到疑惑，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西方文化它那么容易就被中断了，而中国文化却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呢？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它也同样得益于中国的文字的这种超稳定结构。你现在看四书五经那些书，会发现很多字你到现在都可以认识。这是很奇怪的，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认识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欧语系的文字，不说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着就相当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今天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语、中古英语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要说你看不懂，就是英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因为它拼写的变化太大了。它的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语言不断地变，文字拼写就跟着变，结果变出了很多种语言。因此，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的话，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象中国一样大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例如没有汉字的话，它也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国家。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就因为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
另外，从思维模式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也是跟语言文字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那中国思维为什么是立体性的呢？你一看到汉字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了。一个汉字，它的笔画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伸展，横的、竖的。因此这就可以诱导思维不要单向发展，而要四面都发展。这样一来，就容易全面。所以中国人想事情总是事先把各种东西都预见到，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说话也总是留有余地，不会把什么事都说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这就是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这些话语结构，现在中国人也喜欢用，这都是向西方人学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是这样。《易经·系辞》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它有同归处，也有百虑，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西方人往往趋向于把事物对立起来考虑。中国人则不光考虑对立性，也考虑合的一面，考虑合二而一的一面，谓之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阴阳太极图中的所谓阴阳鱼，一黑，一白，你感到奇怪吗？实际上不奇怪。它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图示化。我们的思考起来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两个阴阳鱼互相交织在一块，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在旋转起来的每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们既是阴又是阳，既是阳，又是阴，不断地变化。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是以流变的观点来看。顺便说说，这个阴阳鱼其实并非象许多学者相信的那样是什么陈抟老祖画的。陈抟老祖固然也可以画，但是不需他画，这个阴阳鱼太极图是可以自己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你如果把八卦阴爻、阳爻符号-一个长横，两个短横那种符号--按照64卦的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一个圆的形式，然后想法固定在什么支架上让这个圆图旋转起来，当旋转的速度达到每秒24转时，就会产生一非常完整的阴阳鱼。因此这个阴阳鱼不是乱画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可以认为这种太极模式是宇宙一切运动形式的缩影，是爱因斯坦一生呕心沥血机理想要找到的统一场模式。这种太极图跟涡流形状很相似。有人发现大脑的脑电波的运行也跟这个太极图很相似。如果你到远方观察地球上大气涡流的旋转形式，或遥远的星云的旋转形式，例如银河系的旋转形式，或者说宇宙最初处于浑沌状态时候的星云旋转形式，它们很可能跟太极图的构成模式是相呼应的。因此远古中国人的智慧是和事物、和宇宙那种生发模型有种暗合因素的。带着这样一种眼光，你就可以用比较开阔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只有当你解清楚了中国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不把一种文化彻底解，你就无法彻底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为只有有比较才有鉴别。当你有了一个参照系统，或者说参照框的时候，别的东西才能看清楚。你首先要么精通西方文化，要么精通中国文化，然后把其中为一个参考座标，借以了解对立面，这样来了解对立面，往往可以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阴阳互补型，它还同时是内向型。而西方人的思维则外向型的东西多一些。中国人看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由远到近，而西方人则往往是由近到远。我们容易从宏观入手进入微观，比方我这个讲座中西文化比较，就是很大一个框框，先说大框框，叫作提纲挈领，然后慢慢地一步步深入，进入比较具体的分析、比较。西方人就不一定，他可能由一个很小的点出发，然后由此扩张出来，以点成面。比如海德格尔从一个大家都认为不怎么起眼的Being（一译"在"或"存在"）入手，一步一步，剥茧抽丝式地挖掘这个概念的各个层面的哲学含意，最后延伸到探索哲学上本体论的一些最重大的命题和人生哲学问题。所以中国人容易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的东西，整体的先把握住，再来看个别的；西方人容易从个别的东西出发，推而广之，到认识整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往往有直观成份，一眼就把握住了某种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一语中的。有些真理性的东西，他那个直观一下就告诉他该怎么认识，他几句就把它说了出来。而西方人不是，他是理智的成份强，他要慢慢推论。如果没有实证的东西，没有一整套的推理过程，他是不承认、不认可某种结论的。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我们再把这种思维模式推论到其他领域，比如用来解释哲学，又怎么样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哲学体系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可以和人是一个整体，这个天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上帝，有的人认为是上天，有的是无所不在的一种最高原则，宇宙运行的最高原理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解释。这样来解释天，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别的国家的学者也能有这样的解释。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其实，只要了解了中国文化衍生的具体环境，就知道这类思想必然要由中国人来发扬光大。我们无须引证其他论据，光是从汉字的构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汉字本身有它的图画性质。汉字实际上就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缩影，因此它还保留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象婴儿生下来时那个脐带还没给割断似的。你看到这种字的时候，它老是把你拖向客观世界，使你感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到人本身与它及它所表征的自然界是同体的。所以单单是文字本身的特殊的直接表意功能就会诱导、暗示中国人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不赘。
我很同意我吃我在先生的贴子《汉语语法对中国人的思维能力的影响》中关于汉语汉字的评论，在这里我想再与先生探讨一下。
196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预测非常乐观，以为到21世纪，就可以诞生“人工智能”，计算机就可以象人一样进行思考。当时不少大学的研究室都开展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一些小说家也写出科幻小说，幻想人类制造出比人脑更聪明的超级电脑，结果造成超级电脑统治人类的悲剧。
可是40年过后，人们发现人脑的思维方式远比当初人们预计的要复杂，用电脑来代替人脑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了，渲染比人脑更聪明超级电脑的科幻小说也已绝迹。为什么电脑赶不上人脑？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计算机用所谓“计算机语言”进行“思考”，而人脑用各种人类语言进行思考。计算机的各种语言：BASIC、FORTRAN、C、PASCAL、JAVA等，与人类的语言相比，非常简单幼稚，我们不可能用计算机语言来交换思想，表达感情。现在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交换复杂思想、表达各种感情的计算机语言，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的计算机，才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
由于计算机无法直接听懂英语或汉语，我们必须化人力把我们的想法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计算机语言。所谓“程序员”，其实就是在人脑和电脑间作翻译工作。如果计算机能够直接理解人类的语言，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计算机下达命令，电脑程序员也就无用了。有人预测到22世纪有可能出现能直接听懂人类语言的计算机，但也有人认为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是根本不可能的。
计算机之所以难于理解人类语言，是因为电脑和人脑的思维方式不同。人脑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思维，电脑却用简单的二进制方式进行思维。电脑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将其简单化为0和1两种，然后再在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基础上进行“思考”。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电脑的二进制式思考方式，中国人思考时，把一切事物都变成“阴阳”、“正反”、“虚实”、“好坏”、“善恶”这样的“非零即一”的二进制数字，而没有0.2、0.5这样的中间数字。据说电脑二进制模式的发明，就是根据中国人的“阴阳八卦”。
中国人采用这样二进制式的思考，必然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粗糙化。比如中医的基本概念都是一组组简单的二进制概念：“虚－实”、“表－里”、“凉－热”、“补－泄”等等，中医理解病人的病情，开方下药，其实不过是将这些简单二进制概念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由于个人对：“虚－实”、“凉－热”等非定量概念的理解不同，一个病人如果找10个不同的中医看病，这10个中医将给病人开出10种不同的药方。即使对于同一种病症，几乎没有两个中医会开出同样的药方。而对于同样的病症，西医开的药方都是基本相同的。
中国人创造的汉语，也有这种简单化、粗糙化痕迹。汉语的语法和欧洲语法相比，要简单得多。比如英语的语法比较讲究，要考虑事情发生的时间，在讲话时对动词进行词形变换；还要考虑事物的单数复数，可数与不可数，阴性阳性，在讲话时对名词进行词形变换；对事情进行修饰时，还要考虑修饰名词时用形容词，修饰动词时用副词，在讲话时对修饰语进行词性变换。
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词形变换，所以不得不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由于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思考，进行适当的词形变换，才能使其说出的话不犯语法错误。这样的语言在无形中锻炼了欧洲人的思考能力，使欧洲人的大脑更善于进行复杂的思维。
相比之下，汉语根本没有任何词形变换。中国人讲话时，根本不用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用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更不用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只要把想说的词汇堆砌出来即可。因此中国人用汉语讲话时大脑进行的活动，比欧洲人简单得多，这样就使用汉语的中国人的大脑不能得相应的锻炼，就造成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较差，对世界认识的简单化和脸谱化。
汉语几乎没有什么语法可言，其实汉语就是简单地对词汇进行堆砌。汉语本来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因为汉语中没有词形变换。比如“欺骗”这个词，在说“我们被欺骗了”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动词用；在说“欺骗是不良行为”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名词用；在说“他的话具有欺骗性”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形容词用。可是用英语来说这些话时，“欺骗”就不得不用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这三个不同形式的词。英语之所以需要对词汇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是因为说英语时我们必须根据话语中词性对词汇进行词形变换。
如果一个人搞不清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他讲英语时必然出错。而一个人即使搞不清汉语的“欺骗”这个词什么时候当动词用，什么时候当名词用，也并不会说错话，因为汉语不需要词形变换。本来讲汉语不需要对词性进行分类，可是现代中国人硬是套用欧洲语法，把汉语词汇也分成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反而把中国人搞得更糊涂。
讲英语时人们要考虑时态、语态，单复数，由此来对动词进行变化，还要考虑到哪个词当名词用，哪个词当形容词用，才能确定用词的词性。以上这些都是说汉语时不需要考虑的。由此可见，讲英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要远远高于汉语。所以经常讲汉语的人，用脑的程度就远远低于经常讲英语的人，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大脑欠思考，看问题简单化粗糙化。
日语的语法虽然没有欧洲语法那样复杂，但也比汉语复杂的多，说日语时需要很多词形变换。比如未然形、推量性，被动态、使役态等词形变换。因此讲日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也要高于汉语不少。这也可能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思维能力强一些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汉语语法过于简单，难免助长中国人简单化思维的倾向。是不是可以参照欧洲语法给汉语中也引入一些词形变换，让中国人说话时大脑更多得到一些锻炼，或许对改善中国人的脸谱化二进制思维方式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