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我的父亲丰子恺

“父亲对人生境界的比喻,就像三层楼。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第一层,能把生活过好,锦衣玉食就满足了。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还有一种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第三层楼,走向灵魂生活,这就是宗教了。”


丰一吟:我的父亲丰子恺

为何今天还在谈论丰子恺?

文|林颖

上海,徐家汇。车马的喧嚣在清晨的薄雾里渐起,高楼林立的商圈还未退却昨夜的兴奋。丰一吟的家,就隐匿在这片钢筋丛林之中。

短袖,白发,戴眼镜,面庞慈祥,83岁的丰一吟抬头眺望阳台外隐隐绰绰的楼群,手中拿着一本《丰子恺文集》。在文集的扉页上,细密地标记着一列又一列的页码,字小如蚁,却清晰利落。

“最近我正在编一本《丰子恺语录》,从父亲7卷本的全集中把有意义的话挑选出来,给后人读读不是很好? ”丰一吟说。

对她来说,这又是一次精神之旅。

每天晚上,丰一吟忙完要画的画、要写的字,就会捧起文集,一页一页读过去。读到精彩之处,打个钩,画条线,在扉页记下这句话的页码,第二天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如今,她已摘抄到了第4卷,1万多字。

“当年,我和大姐像开荒一样编辑这套全集。我们跑到徐家汇藏书楼,从过去的《文学周刊》、《良友》等杂志上寻找父亲的文章。没有复印机,我们就用复写纸一篇篇抄下来,每天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现在真的方便多了。 ”

这套数百万字《丰子恺文集》的出版,终于没有让一代大师的精神湮没于历史的尘埃。

自1975年父亲去世后,丰一吟就全身心投入到父亲作品的整理、研究中,编纂父亲一生海量的画作,出版有关丰子恺谈论哲学、宗教、艺术、文学、音乐、教育的文集,创办丰子恺研究会,接待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学者、友人……37年来,她和亲人们一起整理了父亲4000多幅画作,出版了上千万字有关父亲的作品,积累了国内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有关丰子恺的资料。

如今,她是丰子恺7个儿女中唯一健在的。她渴望让父亲作品中的真善美,再次穿过时空的雾霭,照亮当下国人的心灵,提供一个别样的精神参照。



他编的老教材受欢迎,是因为他很了解儿童的心理

1929年,丰一吟出生在浙江石门镇,排行老六。外公以“得一以宁”为意,给她取名叫“一宁”。后来丰一吟进学堂读书,名字被错写成“一吟”,从此就这样叫开了。

丰一吟常常自嘲:“人家都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名字也起得如此风雅。其实我小时候很懒,不爱读书,能玩就玩,一整个童年几乎都是玩过来的,哪里有现在孩子这么辛苦?”

说起童年,丰一吟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在“缘缘堂”生活的那段岁月。

1932年年底,父亲丰子恺结束了12年漂泊的教书生活,回到石门老家,自己建房。

丰子恺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他亲自动手设计、建造,一年之后,一座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的中式建筑展现在世人眼前。丰子恺请恩师弘一法师为之命名“缘缘堂”。

丰一吟记得,父亲不仅建造了一座供全家人居住的房屋,更是创造了一个儿童乐园。

他在院里安装了秋千,院内还种上了缤纷的花草树木。一到夏天,哥哥姐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就变得格外热闹。

“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一大群孩子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我们还剥莲蓬吃,抽出里面黄色的纤维,当做‘烟丝’,塞进中空的莲蓬茎里,抽起‘莲蓬烟’。”在这个暑气逼人的夏天,丰一吟依稀记起70多年前的趣事,意犹未尽。

在缘缘堂的日子,也是父亲创作的黄金时代。在丰一吟的印象中,父亲的画作里,儿童是永恒的主题,成为模特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兄弟姐妹。

“你看,《爸爸不在家的时候》画的就是我大哥丰华瞻小时候,他趁爸爸不在家,爬上椅子胡乱涂鸦;《阿宝赤膊》里害羞的3岁小女孩,就是我的大姐丰陈宝;还有给四条腿的椅子穿鞋的阿宝,也是我大姐;这张是11岁的二姐林先专心看书的样子;还有姐弟3人扮演新娘、新郎官和媒人,那是我的宝姐、瞻哥,还有三姐丰宁欣……”丰一吟如数家珍一般讲述着每张画中的人物。

在丰一吟12岁那年,父亲给她画了一张像,一个齐耳短发的小姑娘正在写字,留白处题有陶渊明的一句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幅画今天被丰一吟的侄子珍藏。

丰子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

“父亲就是如此真诚地爱我们、亲近我们,他才能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心理,从而发现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 ”丰一吟说。

在丰子恺看来,在儿童的世界里,房子的屋顶可以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长出花草,飞出蝴蝶,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穿上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让它下来……在孩子身上,充满了灵气,看不到成人的虚伪和丑恶。

“然而,这个充满想象力、迸发旺盛生命力的世界,往往不能被成年人理解。成人总是说他们淘气,禁止他们吵闹,很少设身处地为他们想,还要强迫儿童来适应自己的世界,接受成年人的思想标准和审美尺度。”丰一吟说,父亲曾经画过一幅《小大人》的画来讽刺成年人的这种想法:六七岁的男孩被大人穿上小长袍和小马褂,教他学大人走路,女孩则带到理发店去烫头发,涂脂抹粉。这些都是畸形的成长,违背了儿童自然的天性。

1935年,丰子恺和教育家叶圣陶为改革当时的小学教育课本,出版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编写内容,丰子恺书写并画插图。

丰一吟那时还小,她常听到姐姐们在学习这套课本。记得一次大姐念道:“爸爸在园里种菜。弟弟问,为什么不种花?爸爸说,要种的,先种菜,后种花。”看起来是说种花种菜的事,其实里面有个大道理,既要重视吃,又要懂得爱美,物质和精神,两者不可偏废。“没想到今天这套民国老教材居然热门起来了,”丰一吟说,“正因为编书的人很了解小孩的心理,知道他们的脾气,画的都是孩子熟悉的东西,所以小孩都喜欢看”。

丰子恺说过,儿童要变为成人,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青虫的生活与蝴蝶的生活大不相同。成人们总想在青虫的身上装上翅膀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而他要做一只敛住翅膀同青虫一起爬行的蝴蝶。

有了这样一位尊重儿童天性的父亲,丰一吟和兄弟姐妹们在无拘无束之中长大。

丰一吟说,她从小就不喜欢画画,爸爸也没有让她接班,家里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是搞艺术的。“爸爸的教育方式是,从来不硬要我们学什么,让孩子自己选择人生道路。”而对于自己很着迷的京剧,父亲倒是尽力给她创造学习和欣赏的机会。”他知道我喜欢京剧,就为我买来旧唱片听,还专程带我拜访梅兰芳先生。到了现在,逸夫舞台一有好戏,我就会马上去订票。 ”丰一吟说着神采飞扬起来。



无论怎样,总是保持风雅和高尚的生活气度

在缘缘堂只住了五年,却被父亲称作“华屋”时代。但平静快乐的日子很快被抗战的烽火打破。 1937年11月,战火烧到了家乡,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逃向西南内陆。从家乡出发,经过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到达重庆,一逃就是8年。

“逃难的艰辛,是我们小孩子难以理解的。父亲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了萍乡就已白了三分。 ”丰一吟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无不感慨。

为这次逃难,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叫《艺术的逃难》,意思是,依靠他的艺术声望,在逃难路上一家人得了不少方便。

“有一次我们买不到火车票,就直接爬上火车。遇到查票罚款,父亲给了列车长一张名片,他一看,哎呀,是丰子恺,不但没有罚钱,还告诉父亲有两个学生在此地可以帮忙。 ”

“还有一次,父亲在路上写的对联被一个加油站站长认出来,我们正愁没车,他恰好有车,结果他放弃了让家属先走,反而送我们先走……”

后来,丰子恺携家带口到达了遵义,暂时远离日寇骚扰,生活稳定了下来。

艺术家的生活,即便是在逃难中,也不失风雅和高尚的生活气度。

“在遵义的日子,父亲依然没有忘记给我们上课,他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古诗词,还阅读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作品《爱的教育》。”丰一吟说,那时候她把《滕王阁序》背得滚瓜烂熟,很多年后还不会忘记。

每周六晚上,丰子恺都要召开一次家庭学习会。每次买5元的糕点果品给孩子们吃,他一边吃一边讲故事。这会定名为“五元会”。在石门话里,“五元”和“和谐”读音近似,所以又叫“和谐会”。后来物价涨了,他就买10元的东西,学习会就改名为“慈贤会”。 (注:石门话里,“十元”与“慈贤”音近似)

不久,抗战胜利,丰子恺又携家眷踏上返乡之路。“返乡之路甚至比逃难更苦”,丰一吟说,“当时,我们没钱也没权,买不到机票和轮船票,只能坐火车绕大圈走陇海线,到了徐州再换火车到上海。那时候火车开得非常慢,一个卖小吃的人,跳上一节车厢卖完了东西,再跳下来,还来得及爬上另外一节车厢。”

1945年,丰子恺一家人终于回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返乡凭吊缘缘堂。这座凝聚父亲心血的建筑,早已在1937年毁于日寇的炮火。



善良与纯真,是守护世道人心的根本底线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抗战时期,父亲曾与好友曹聚仁因为《护生画集》展开争论。论战的重点,就是在抗战时期,还要不要护生、慈悲?”丰一吟说,如果理解了父亲的“护生”之旨,就能明白曹聚仁对父亲的误会。

1927年,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之后,开始与法师合作第一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法师写诗。

1929年,在法师50岁生日时,丰子恺出版了第一集《护生画集》,为恩师祝寿。到了1940年,他又出版了《护生画续集》,祝恩师60寿辰。

之后,弘一法师来信嘱托丰子恺,在他70岁的时候,做第三集;到了80岁,做第四集,以此延续下去,到他100岁时,做到第六集。然而,抗战期间,丰子恺从遵义逃往重庆的路上,就听到了法师以63岁圆寂的消息。在法师去世之后,丰子恺仍坚守约定,每隔10年结集出版一本《护生画集》,即使在惊涛骇浪的十年浩劫中,也没有放弃此事。《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6集,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间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有的人认为,护生,是佛教的事,而佛教往往使人联想到迷信。丰子恺觉得这些人很狭隘。他在《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一文中说道:“《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护生,就是护自己的心。”

“父亲觉得,如果一个顽童一脚踩死了数百只蚂蚁而毫无愧疚,这一点点的残忍心如果扩大开去,将来就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所以护生的行为,并不是仅仅保护动植物,实则是为人生。”

丰一吟说到自己小时候,有一次随便踩蚂蚁,被父亲看见,父亲连忙劝阻说:“蚂蚁也有家,也有爸爸妈妈在等它回家,你踩死了它,它的爸妈就要哭了。”以后,每逢蚂蚁搬家,丰一吟非但不伤害它们,还把一些小凳子放在蚂蚁经过的路上,劝过路人绕道行走。长大之后,她才知道这是“护生”。

然而,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战争时期,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再说护生、仁爱,还有必要吗?

1938年春,丰子恺一到汉口,有人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掉了。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而你却主张护生、慈悲,那岂不变成了不抵抗?丰子恺听了很反感,觉得曹聚仁没有明白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的关系。“父亲认为,提倡护生,并不意味着不抵抗。恰恰相反,正因为爱同胞、爱家国,才更要奋起抵抗。他说,我们抗战,是为人道、为正义、为和平而战,所以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护生在当时的意义又在哪里?

正如丰子恺在1938年的《一饭之恩》中所言:“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元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丰一吟认为,父亲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他考虑的是更为本源的问题。“他告诉人们,无论外在的世界如何纷扰暗淡,人的内心都可以保留一抹亮色。他的仁爱与悲悯,善良与纯真,是守护世道人心的根本底线。这正是对战火过后,一个常态社会需要什么样身心的公民更为深入的思考。”



对人生境界的比喻,就像“三层楼”

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日月楼。这里是丰子恺的旧居,如今日月楼的二三层,除周一、周二之外,都免费向公众开放。1954年以后直到1975年去世,丰子恺一直居住在此。

沿木楼梯拾级而上,每一层台阶上都铺着地毯,积满了时光的灰尘。二楼正中间带阳台的房间,就是当年丰子恺的卧室兼书房。阳台三面有窗,头顶还有一扇天窗,每天可见日月轮转,斗转星移。 “当年父亲看到此景,脱口而出‘日月楼中日月长’,小楼就起名为‘日月楼’。 ”丰一吟回忆说。

书桌上的笔墨纸砚摆放依旧。丰一吟说,“就在这张书桌上,53岁的父亲从头学习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俄文,还边学边译,带我一起翻译出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一至四卷,计一百余万字。从1961年8月至1965年10月,父亲还译出了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成了父亲建国后的主业。”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丰子恺也不能幸免于这场浩劫。那些流淌真善美的画作,被攻击为“毒草”。丰一吟第一次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委屈地流泪。“在这之后,父亲似乎横下了一条心,冷眼旁观,泰然处之。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都不再触动他的心灵。”

“你难以相信,他在1970年悄悄译出了日本古典文学《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1972年译成日本古典小说《伊势物语》。父亲似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从1971年到1973年间的凌晨时分,他偷偷写下了《缘缘堂续笔》的33篇作品,甚至《护生画第六集》的百幅图都是在1973年极秘密的状态下创作的。”

1967年11月底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是丰子恺幼子丰新枚的新婚之夜。“我们全家人都等着父亲回来吃团圆饭,他却被揪到离家很远的虹口区去开批斗会,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冒雨而归。一进门,他气喘吁吁喊着‘我来迟了’,还笑嘻嘻地将揣在怀里且陪着他批斗的一对小镜子分送给新人,并即席赋诗一首:‘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他用诗句勉励这对新人,不要被眼前的月黑风狂挫伤锐气,眼光要放远一点,光明总有一天会到来。”丰一吟感慨地说。

“父亲对人生境界的比喻,就像三层楼。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第一层,能把生活过好,锦衣玉食就满足了。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还有一种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第三层楼,走向灵魂生活,这就是宗教了。”丰一吟常常回味这几句话,正因为父亲已经爬到了第二层,心中还望着第三层,他才能将一切苦难化作云烟,在浩劫中屹立不倒,永葆一颗澄明温暖的赤子之心。

说到自己,丰一吟笑了,“我算是超越了第一层,只能爬到第二层。不过,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父亲,他留下博大的精神财富,日日催促着我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妪认真勤勉,不敢浪费人生的每一秒。”

日月楼的最后一层是阁楼。记者没料到,留言墙上贴满了五彩的小纸片,写满来访者的感想,仿佛一道彩虹让这不大的空间充满温暖的色调。

有学子,有旅人,有爱好者,有研究者,有青年,有老人,有妇孺……寥寥数语,洋溢着对大师人格的景仰与热爱。有人说,这里是隐藏在都市中的世外桃源。有人说,读先生的文字,看先生的画作,无不清新淳朴,这个时代多么需要。有人说,慢下来,去掉浮躁,在这儿让灵魂洗涤。有人说,我们会像您一样,时常微笑……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谈论丰子恺?也许,在这里,已经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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