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页.短篇小品.书架
下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一章(本章免费)
意想不到的台湾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每个人都不希望发生意外的事情，如：飞机、火车误点，或发生事故，等等。但每个旅行者又都盼着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意外的奇遇，意外的收获，意外的刺激和兴奋。如果一切都在预料和计划之中，从一出发就知道归来的全部细节，像按照剧本在演出一个早就设计好了的故事，那外出的兴味将会大打折扣。
台湾算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吗？除去幼儿，不知道有台湾存在的中国人，大概微乎其微。我从上小学开始，同学们就根据我的姓给我起外号，听到这些外号很容易想起台湾，因为台湾也有姓蒋的且“蒋”出了名气的人。
知道有台湾，跟熟悉台湾不一样，对大多数中国大陆上的人来说3台湾基本上还存在于地理和历史的教科书中，或新闻媒介的宣传中，缺乏具体的感性的了解。似乎熟悉，又非常陌生，给台湾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一去这样一个地方就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高雄市文艺协会向我们发出赴台邀请是1994年10月初的事情，计划在当年11月底成行，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办理入台手续，应该足够了。连台湾的同行都把去台湾看得简单了。它不是出国，却难于任何一次出国。
台湾负责签证的部门，给我头上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官衔儿，根据这个他们任命的头衔儿便拒绝我入台。情报不准确，却敢于堂而皇之地拿出来使用，让我意想不到。高雄的朋友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去解释，行期也就一拖再拖，由11月底推到1995年2月，2月推3月，3月推6月，到终于成行的时候，高雄文艺协会为我们每个人填各种各样的申请表、登记表近百张一我无法想象为什么需要填这么多表？把我的前半生填的所有的表加在一起，也未必有100张。是谁说世界进入了电脑时代？中国海峡两岸的交流似乎还得靠墨水沟通。据说这已经是相当大昨进步了，去年初有个10人左右的作家团访台，填表8000余张。
当我为了进出关验证方便，把机票和港台地区通行证的复印件以及台湾地区旅行证的复印件等订在一起，变成了厚厚的一本。这本奇特的纸页参差不齐的书，是海峡两岸的作家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才获准“公开发行”，我将凭着它进入台湾，做为期10天的访问旅行。
其实，台湾离大陆比想象的要近得多，飞机从香港起飞，一个小时后就降落在高雄机场。倘若不是绕道香港，从厦门直飞高雄或台北，也就是一起一落间的事情。办入台手续的时候觉得台湾很遥远，赴台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飞机的年代，想上青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坐着飞机上青天不过眨眼的工夫。赴台方便，犹如上青天。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双脚已站在台湾岛上了。
不知为什么，高雄让我想起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一派热带风情，蓝蓝的海湾，高高的柳树，大道两旁是妩媚的棕榈，凡有空场就停满汽车，五颜六色，像一个堆满色块的染料盘。由于刚从香港来，觉得从高雄机场通向市区的大道格外宽阔，空气湿润而清新不想我对高雄的第一印象很快被纠正，车进市区，常常被塞住，满街满巷都是车，一半是汽车，一半是摩托车，如云如雾。绿灯一亮，大街上便腾起风暴，滚过雷电，万车争先，令人眼晕。据传台湾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居世界第一。气温高达341。有些年轻的摩托车手却戴着花格口罩，过滤污染严重的空气。
有人说现代经济要靠汽车拉着跑。我对中国大陆上的汽车的印象是：两级分化。一类是又土又脏又难看的低级车，另一类是豪华轿车。走在大街上一目了然，差别明显，贫富悬殊。在台湾大街上看不到我所说的低级车，也难得见到豪华车（也许是5显），大多是中档车，有台湾自己制造的，也有进口的，外行很难分辨出它们及它们的主人们的身份和级别。
也许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强大，也要取决于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和富足。
从外表看，高雄的摩天大楼不多，城市建筑也不拥挤，西有寿山，内有爱河，植被茂盛，街道清洁，跟中国南方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差不多。从一下飞机，就没有太多的异域他乡的隔膜感，台湾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叫国语）语言没有障碍，就容易交流，容易沟通情感。当我一个人上大街，逛商店，看景点，或者走进当地人的家，比在广东、福建还要方便。台湾的“国语意识”真是有远见，实际是一种文化意识、中国意识。使台湾这个一岛之地，有了比它的地理条件大得多的包容性和发射力。
很快我们和高雄文艺协会的作家们熟识了，又结交了一些当地企业界和文化界的朋友，在交谈和说笑当中，在一吃一喝的时候，我常常产生身还在大陆的错觉。诗人潘雷说：“台湾是大陆的缩影”一这也是我来台湾前所没有想到的。
10天后我们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两岸男男女女的作家们，哭得眼睛红红的，告别变得困难了一这样的场面也是我以前出访所难以见到的。
莲雾
这名字有点奇特，有点柔媚和孤寂，像一部爱情悲剧中一个人物的名字。
它其实是一种水果。唯一的一种在台湾生产而大陆所没有的水果。到达高雄的当天晚上，在欢迎我们的酒会上，从一个相貌精干的人嘴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水果的名字，立刻被它吸引，或许是被那精干的人的谈吐所吸引。
他叫阮百灵，年纪在40岁上下，身材不高，身上没有多余的肉，但不给人以瘦的感觉，反觉得他精壮，有力气。面色微黑，眸子晶亮，说话时表情生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是那种见面容易熟，熟了容易热的人。他特意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林边乡赶到高雄来欢迎我们，并邀请我们安排时间到他的家乡去作客，多了解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他自己就是地道的台湾人，自称农民，却专营“防水防热系列工程”一用大陆上的习惯说法是“农民企业家”，或者是“阮总”。他的名片上却没印上一个头衔儿。在别人介绍他时头衔儿却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创办了“及时雨文教基金会”，
专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善事。比如：前不久，在林边乡举办了福建武夷山画院院长蒋步荣先生的画展，惹得“万人空巷，轰动一时”，他自己花数万新台币买下了蒋先生的一幅画。我想象不出，一个大陆画家的画展，怎会在台湾的一个乡镇产生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呢？
这个“及时雨”值得认识，这个林边乡值得去看一看。
阮百灵却跟我大谈莲雾，他讲此果的皮儿极薄极嫩，吹气可破。果肉酥脆，甜而不腻，咬一口满嘴清香。他如此推崇一种水果，带着毫不掩饰的对家乡的自豪。他越说越神，激动了大家对莲雾的好奇心，最后却宣布收获莲雾的季节巳过去，市场上早就见不到这种水果了。
我笑了，他问我笑什么？
我说，刚才我们一见面的时候你说，两人相识是缘起，相交是缘续，相知是缘定。你我有缘，即使达不到第二种境界，想达到第二种境界应该没有问题。跟莲雾，只能承认无缘。
阮百灵变得认真了：我想办法，尽量让你们吃上莲雾。
我们在高雄市活动了两天，第三天去垦丁国家公园。路过林边乡的时候，阮百灵已在路边等我们，带来100多个刚摘的椰子，一箱芒果。没有莲雾，他没作解释，我也没有问。他先把椰子、芒果搬上车，然后上车为我们当导游。
车窗外阳光烈烈，高温难耐，阮百灵的到来给车厢里注入了一股清凉，一股生气。在炎热的夏季作长途旅行，口容易干舌容易燥人容易渴，天然的鲜椰子汁是最好的饮料，清凉解热。然而我在海南岛却有过抱着椰子却喝不上椰子水的经历，此物砸不开，摔不破，把自带的水果刀弄坏，也未捅出一个洞。借当地人的弯刀，没有砍破椰壳，却砍破了自己的手指。阮百灵左手托着椰子，右手抡刀，两下就能割出一个洞，插上吸管，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在旅行的焦渴中，还有比这个更惬意的享受吗？
他给大家唱歌，讲自己经历过的有趣的事情：曾经从相当于4层楼高的椰树上摔下来过，只受了一点轻伤；也曾经出过大的车祸和在很小的时候掉进过大海。可谓海、陆、空难全经受过了，本来只有一条命，却捡回来三条命，老天留他，必有大用。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管大用小用，反正得对得起这条屡经大难而不死的命，尽力助人，多做好事。
阮百灵陪我们在屏东县度过了愉快的雨天，登上了台湾岛最南端的那个尖儿一鹅銮鼻。拜访了当地一些很有味道的人物，如养殖大王林莲祥，石头收藏家林国龙，参观了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到山顶上一座孤零零的石板屋里访问了排湾族的一位老太太……一切都很好，就是没能见到莲雾。我几乎已经忘记这种水果了，不再对它抱有希望。在石板屋下面的道边上我们告别了阮百灵。
又过了一天，我们在凤山市吃午饭，快结束的时候，阮百灵带着妻子和女儿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我们餐桌前。大家惊喜，握手，寒暄，让座，待餐厅重新安静下来，服务小姐给每桌端上一碟切碎的白色水果，入口香脆，微甜。其珍贵在脆，牙齿一碰即碎，碎而不绵软。脆得有声有色有水感，以前是“夏果收新脆”，可见“脆”是夏果的一个重要品质。而当今世界上的瓜果太缺少这种脆了！脆瓜变面瓜，苹果正在变成木果，黄瓜削了皮都不脆，难得还有脆得这么正宗这么可人的水果——阮百灵告诉我这就是莲雾。他的一个朋友的园子里还剩下这么儿个，质量不是很好了，聊胜于无。
我嘴上说着感谢的话，心里却大叫遗憾：我吃到了莲雾，并没有看见莲雾。看到的只是莲雾被大卸八块后的碎块。它没切前是什么样子呢？这娇贵的水果果真如雾里藏莲，想见它的真面目还真不容易。
很快我们在台湾的全部行程都结束了，6月30日早晨5时起床，匆匆忙忙赶到机场办理行李托运和出境手续。谁也没有料到阮百灵和他的妻子也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他该几时起床？4时还是3时？还带来了一箱莲雾，急急忙忙往每个人的包里塞。
两岸作家的眼泪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控制不住了。我手里拿着一个莲雾，最后一个向阮百灵挥手后走进了高雄机场，在等待出境的时候仔细端详这种水果，形状和大小类似柿子椒，底部呈粉莲红，越往上红色越淡，到顶部变白，果然清丽不俗。
蒋步荣先生要送给我一幅画，请我出题，我便请他画一幅莲雾图。画成后悬于我的书房，每当看见莲雾，便想起一个人。每当有人问：这是什么水果？我便讲一遍阮百灵的故事……
飙车
台湾人爰说，能在台北开车，跑遍世界都不怕了。台北市路窄，车多，车速快，如果再碰上飙车族……
目前台湾人谈论最多的不牵扯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必有忌讳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大谈特谈的话题，就是：飙车。
飙车最早是一种风景。
想想看：几辆，几十辆，几百辆，乃至几千辆摩托车，像从天上掉下来，像从地里钻出来，如狂飙奔突，风驰电掣，在城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忽而从前面袭来，忽而从后面钻出，铁马金戈声乍沸，霹雳车缠电火急。那该是一种什么景观？
很自然很快飙车变成了一种社会公害，开始被取缔一一狂飙已经形成，要取消谈何容易？警方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先是在台北集中打击飙车族，然后是高雄，是台中……飙车族居然给警方下战表：1995年6月25日夜里，将袭击台中市警察局，以示报复。
据说他们的报复手段就是开着飞车撞警察，或者把鸡蛋、石头、西红柿之类的东西投向警察，投向警察局大搂一一这似乎又是一场剌激。
追求刺激是人的一种天性，以青少年时期为最烈。但剌激要分是什么性质的，受穷挨饿，衣不蔽体，够刺激的吧？好像没人喜欢。倒大霉、得大病就更刺激，也就更没人喜欢。人们喜欢的刺激，带有一种“玩儿”的意味，享受新奇。用生气眼红的人的话说，是“吃饱了撑的”，“有钱烧的”！许多刺激实在也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追求得到的。
飙车族最初追求的就是一种开飞车的感觉，到摩托车修理部把马力从90沈改大为巧。，形成一股风，一种时髦，不能改也得改，不给改不行。商品时代的修理部为了多赚钱，哪还有什么不行的事呢？改装后的摩托车如同大马拉小车，起动快，加速快，开起来有一种飘浮感，更具刺激性。“飘飘薄青云，意是凌神仙'
渐渐觉得光是开飞车已经不够过瘾了，开始尝试撞人的刺激：或者从前面飞来把人吓得惊叫一声逃开，逃得慢了就被撞个屁滚尿流；或者从后面偷袭，把人撞飞、撞个半死，车不减速，绝尘而去。
再以后又觉得光是撞又不过瘾了，开始抢一飞车抢掠女人肩上的坤包和男人手里的皮包，如探囊取物。赶上高兴或不高兴，还要打，还要杀，大街上急景流如箭，猎猎杀气高。
玩出了人命，一个人玩就势单力孤，剌激程度不够了。于是几个人、几十人、几百几千人一起玩，多为18岁以下的少年，在夜里12时到.凌晨3时之间最猖狂。终于成了“狂飙”。
飙车现象并非只在台湾有。美国有“飞车邦”，或叫“飞车党”，骑车人的年龄范围更大些，装束剌眼，让人一见就很容易想到不是好人，只要有一群一伙的摩托车出现也难得会有好事发生。但没听说有几百几千辆摩托车凑在一起闹事的。
日本叫“暴走族”，如果写成“暴走卒”，就很像一个相扑运动员的名字。带有典型的日本文化特点。他们似乎只追隶第一个等级，即开飞车的刺激。没有后面那几个层次的享受。
只有“飙车”两个字，最形象，最生动，带有中国文化的韵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飙车族从一诞生，命运似乎就已经决定了。
有人担心，年轻人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得了！有人不以为然，新旧交替，互相看不惯，历来如此。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自然会脤从社会体制的规范。
无论悲观也罢，乐观也罢，一个事实无法回避：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世代转换时期”，美国出现了“崩克”，取代了“雅皮士”。法国的“新人类”叫“弄波爵士”。在更多的国家发现了“侃派”。“新人类正一批批地降临到世界上来”。旧人类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成为新人类的天下。新的还会变旧，又有新的产生……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理事长扇谷正造，在《怪异的一代一新人类》一书中，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语气说：“一个幽灵在日本徘徊，这个幽灵就是新人类……”
也许经济发达、图象一一电子机械文化发达的地方，新人类产生的快，产生的多。他们是现代富裕社会的产儿。钱多了总是要派生出许多东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感”就“动”
6月27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鼓荡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艺术原本就有一条经验，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
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金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
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鲁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
艺术不是公认被当作“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酒后，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6月30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三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战文学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50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50年前的那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碓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文学精神的萎顿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
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远，言不及义，还是赶紧停住为妙。
遍地基金会
对促进台湾和大陆进行交流，一个功不可没的组织是一个基金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其董事长是辜振甫。著名的“汪辜会谈”，成了到目前为止海峡两岸最高规格的接触。
台湾各式各样的基金会很多，似乎每一次聚会都能发现几个基金会。有时你不主动去发现，基金会还会撞上你。
在高雄飞香港的班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位台湾太太，她很自信地断定我是跟书有缘的人，于是主动答话，谈读书。原来她是“周太太读书基金会”的成员，这个基金会只有七个会员，全是太太，不再扩大，人多了不便活动，不便讲话。每两周聚会一次，每次两个多小时，只谈读书体会，不得谈家长里短，婆婆妈妈。这次聚会要推荐出一本新书，供下一次聚会时讨论，中途有人不喜欢，还可以再推荐新书。这个组织是由一位姓周的太太倡议成立的，并拿出了一点自己的积蓄给大家买书。其实这个读书会花不了多少钱，聚会地点各家轮流，谁做东负责提供茶水就行。
据这位读书基金会的太太讲，在台湾这种自发的小组织很多，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又不坐班的太太们，更喜欢参加这样的读书活动。我问她读不读大陆的书，她说简化字读起来太困难了……
这大概是最小的基金会了，且属于自助自娱的性质。更多的基金会是助人、助事，或纪念某个人、某件事。
台北一富翁，领导着四个性质不同的基金会。其中一个是每月向一个文艺组织资助二十多万元新台币做活动经费，包括给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发六万元的津贴。
一个作家每月需要从一个富人那里领取工资，这说明商品社会有情，还是无情？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商品世界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假如你靠写作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另谋其他职业。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依靠，可以终生端“铁饭碗”。但每个人活得都不错，至少不比有“铁饭碗”的人在经济上差。商品经济培养人的生存能力，长本事。道是无情也有情。台湾文艺团体很多，有些文艺家协会、作家协会，从会长到会员都另有职业，他们的关系既松散又紧密。松散的是平时分布在各行各业，互不搭界，各干各的，没有经济、人事、政治上的攀比、竞争和种种矛盾。如果大家要聚在一起，那只为了一个原因：有文学活动。因此，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情意，反而更紧密。你如果觉得这种紧密妨碍了你，可以疏远一些，可以不参加一些活动，没人怪你。
毫无疑问，五花八门的基金会表达了商品经济有情的一面。其根据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是为了做好事、做善事而成立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个鼓励做恶学坏的基金会。
既然产生了这么多基金会来做好事，那就说明这个世界很不完美。无以计数的基金会对贫富悬殊的商品社会起到平衡和保护的作用，它使一些富人变成了善良的好人，甚至是英雄，载入史册。无论他们有多富，是怎样富起来的，今后还会有多富，都被社会承认是道德的事情。一些亟需钱的事和人，又很幸运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就有可能通过基金会得到所需要的钱。让现代人在紧张激烈、冷酷无情的商业竞争中，感受到一点温情，一份真诚。得到帮助的是极个别的事和人，知道有基金会存在的是整个社会，缓解了许多冲突，给商品世界增加了些许情感亮色。
市场经济唯市场的马首是瞻，是“唯利是图”的。基金会则是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对此加以调节。
没有人能告诉我，世界，或台湾，总共有多少基金会？基金会有多少品种？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分一下类，发现文教方面的基金会最多。这既说明天下的文教行业都比较穷，最需要帮助，又说明经济时代对文化的重视。金钱向文化倾斜，借助文化提高经济的品格，塑造良好的形象，对发展经济大有裨益。办基金会并不完全是赔本的事。
根据基金会的多少，其品位和办事效率如何，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
市场经济又可以称为“富人经济”，基金会正是“富人经济”的产物，没有富人的赞助，没有钱，是办不成基金会的但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愿意办基金会，也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名副其实，有些基金会只挂牌子不干事，或干事很少。基金会更不都是赔钱的。有的把基金拿去投资、经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现代种种基金会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古代施舍粥的大锅。它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可以观察当代诸多的社会情态和人的心态。
台湾有多富
每当我去一个地方回来，熟人们总要问：那里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似乎很笼统，其实很具体，就是指那里的经济状况、贫富程度怎么样。世界进入经济时代，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经济，希望听到对自己经济状况的参照系。正常的好奇心、攀比心刺激进步，不足为奇。我从台湾回来向我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台湾的富已被当今商品世界炒得沸沸扬扬了，到底富到什么程度？一个状似芭蕉叶在世界海岛中居第二十八位的地方是怎么富起来的呢？
我不是去考察台湾经济的，无法对台湾的经济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价，只能说出一些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现象
从城市的表面看，台北不如香港，类似广州。台湾第二大城高雄不如深圳。但台北的汽车似乎比纽约、东京、香港还要拥挤，汽车多也说明一种经济现象。我们深夜乘车从台北到高雄，高速公路上仍然车如流水灯如长龙，常常被塞住。可谓高速公路速不高，多数是载货车。我不禁想起了京津塘高速公路，在上面行车才能享受到髙速无阻的快乐。我想起80年代初去海南岛，环岛游了一圈见到的货车没有超过五辆……
据说正是这条从南到北贯穿台湾岛的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台湾的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63年，主要依靠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使经济得以复苏。第二阶段，从1964—1973年，依靠外国贷款和私人投资大搞出口加工，成为台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即所谓“十年经济起飞期”。这个阶段后期台湾岛内兴建完成了十项重大工程，振奋了人心，也振兴了经济，使台湾人引以自豪。如：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桃源国际机场、台中港、高雄造船厂、石化厂、核电厂等。第三阶段就是1974年以后，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化工工业。
在住上，相当于二星半或三星级的高雄英雄馆，八楼以下没有电话，每天给客人发一条纸毛巾，状如薄毡，卫生，易回收，但想把身体很快擦干爽也不容易。我们游览垦丁囯家公园时，住在青年活动中心，是每间屋可住六个人的大通铺，也很有意思，使大家重温了野营拉练和上山下乡的情景。
我对台湾农村的印象格外强烈。假如我在屏东县林边乡看到的村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关于台湾农业问题解决得不错的传说就是有根据的了。我没有见到传统概念上的土房或砖房，居民点多为白色的小楼或白色的小屋，掩映在绿色之中，村庄都不大，略大一点的就是镇，除去规模小，表面上和城市差不多。我到山上还拜访过一位排湾族的老太太，老人仍住着石板屋，石板墙的外壁上有神秘的雕刻和绘画，石板屋四周是大王树、椰子树、棕榈、香蕉等热带植物，门口摆着一个舂米用的石臼，臼里放着两根木杵，显然已不再使用，变成了摆设，旁边还有一尊木雕人像。石板屋外表不起眼，里面却相当现代化，
客厅敞大，铺着地毯，里面有卧窣、卫生间、厨房，设施似乎不比英雄馆的客房差，石板屋的后面是一道山谷，谷底有一条河，弯弯曲曲地流出大山。前面有一片平地，停着一辆别克轿车，平地连着下山的公路。住在这样的地方真好福气，有青山大河，清新的空气，原始的野趣，又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
旅游公司为我们派出的导游李先生，在一次讲解中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据说快超过日本了，800亿的美元，200亿的黄金，但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当时是这样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台湾的外汇储备和社会的富裕程度不相称，老百姓没有感到外汇储备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其实，台湾的外汇可能有一半存在外国银行里，可供岛内使用的并不充裕。
台北的一位企业家告诉我说，李登辉的月工资是10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00万元，如果此言确实，李的收入和普通台湾人的收入太不成比例，名为工资，其性质已经变了，
台湾社会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普通人的社会，有许多富翁，有许多不靠工资吃饭的人。打工族的月工资据说不超过10万新台币，大学教授在12万左右。作家们贫富不一，有的要靠干别的工作养活自己，有的则吃穿不愁，台北一老作家写了100本书，自称钱花不完。
台湾的物价也相当高，和物价相比，台湾普通人的收入不算很高。
这就是我对台湾经济的全部印象，浮光掠影，零零散散，不知那些提问者对这样的回答是否满意？
佛缘
1993年12月1日，在皇历上这不是个很好的日子，尤其“忌出行”。然而我们飞往仰光的时间经中缅双方商议后就定在这一天，乘早晨七点多钟的班机。
前一天晚上，一位作家看来并无恶意，更不像开玩笑，却说出这样祝福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发生空难
算一段时间飞机事故确实多，但为朋友送行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失口就是缺乏教养。
为什么不前不后不早不晚偏偏在这种时候，在这神不该失―口的事情上有人失口呢？
总之是不祥之兆，搞得大家心里很别扭。
一位老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们，要不要带点方便面和蚊子香？旅游履的人又说缅甸非常好，风光绮丽，民风淳朴。
我们到底对缅甸知道多少？
我在出发的前一天上午还在赶稿子，思想尚未转到緬甸上来，没有为出访做好充足的准备，实际上也不知该如何准备。糊里糊涂，别别扭扭地就上了飞机。反正是人家请的，到了缅甸再说吧。但愿能平安到达仰光。
坐稳后系好安全带，我便闭目合十，开始念经。驱赶那位作家的失口给我们带来的晦气，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把心里的所有事情都留在国内，清清净净、空空大大地接受缅甸。
飞机准时起飞了，非常平稳。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感觉好多了，才睁开眼睛，停止念经。后来翻译汪晓蓝告诉我，登机后她们看我一念经，就松了一口气，也很感动。在什么人都有的公共场合能够旁若无人地打坐念经，需要真诚，也需要勇气。緬甸是个古老的佛教国家，倘若团长端着个无神论的架子，与人家格格不入，她们几位就不好办了。
我们这是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其组成还有四川的老作家王火，上海的诗人、电影剧作家冰夫，北京的老编辑王扶。冷了有“火”，热了有“冰”，倒了有人“扶”。王火说团长和翻译正好是“蒋汪合流”。这是个真正的作家团体，每个人性格不同，才华各异，谈吐诙谐多智，又相互照顾，都有很好的修养。所以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半个月内成了好朋友。组团时客客气气，解散时难舍难分。每个人都有一串故事，以后我将分别写来二这是后话了。
飞机升入万米高空，地面已经看不见了，那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也随之消失了。但团团片片的祥云又制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地面”，这“地面”托浮着机身，让人感到飞机下并不虚空，没有高悬的感觉。所以云是空中航行不可缺少的伙伴。飞机飞得轻巧悠然，似乎并不在意它所负载的责任和重量，毫无压力。舷窗外的白云越来越纯净，纯得透明，白得刺眼，白到极致忽然生出色彩，红黄蓝紫，如同魔毯在飞机前面铺展开来。这魔毯瞬息万变，突然在中间托出一个滚圆的巨大的太阳，黄黄的，没有光焰，没有热度。随之云彩也幻化出亭台搂阁，山川树木，一派创世纪的景象！我感到在太阳后面应该走出手拉手的亚当和夏娃……
3个多小时后飞机在昆明机场平安降落，下人上人，稍事休整。再度升空后我发现机仓里多了两个身披袈裟的大和尚。心里长舒一口气：皇历是错的，今天是好日子，就该出行！绝对会平安无事，这次缅甸之行一顺百顺，一定会很圆满。
一点不错，我们的班机准时平稳地在緬甸的首都仰光降落。近几年我多次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像这样准时的时候还真不多。
在舷梯旁有一队手持鲜花的缅甸少年儿童，我猜测一定是来欢迎机上的两位大和尚的。果然是佛教之国，重佛敬佛。但不知这两位法师是缅甸的和尚访问中国归来呢？还是中国的和尚来緬甸访问呢？我们让出机仓内的走道，让两位大和尚先下。走在前面的一位大头圆面，沉静，慈和，真好法相，让人顿生亲切和信任之感。
下机后我向来接我们的中国驻绚甸大使馆的一等秘书韩学文打听，才知那两位大和尚是中国佛教代表团，一位来自西双版纳，一位来自德宏州。晚上还有一班机，沈阳杂技团将来緬甸演出……今天可真是黄道吉日！
仰光美得不可思议，是个绿色的城市。街道和建筑物掩映在繁茂的树木之中，红花托着白墙，草地对应着阳光和蓝天，照耀整个城市的则是大金塔。我的车紧随在警察的开道车的后面，一进仰光就看见了这座举世无双的“瑞达光佛塔”。每个人见到它的第一眼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呼：大金塔！它是仰光的标志，也是缅甸的象征。每年有成百上千万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仰光，主要是为了参拜大金塔。它金光熠熠，突出而不孤傲，惊人而不骄人，神圣而又神秘。与整个城市的风格、气氛非常谐调。
仰光没有摩天大楼，楼房多在六层以下，式样各异，少有相同的建筑物，与品种繁多的热带植物正好相称。整座城市建设规划得很有文化品位。马路的便道上排满私人的小汽车，我想起刚才緬甸作家协会的主席吴妙丹到机场去接我，就驾驶着自己的日本尼桑轿车。可见缅甸人是很富有的……
汽车把我们送到茵雅宾馆。宾馆大门口正在燃放鞭炮，站着一大群服饰鲜艳的人，宾馆前面的广场上停满小汽车。这里正在举行婚礼一太好了！我们到哪里不是碰上吉人，就是碰上喜事、好事，是我们有福气？还是我们来到了福地？
宾馆豪华宽敞的大堂里洋溢着喜气，但并不嘈杂，不影响宾馆的正常业务。总台照样为新来的客人办理入信登记手续，脤务员照样为客人搬运行李，接来送往。一楼商场里的金银珠宝，灿灿生辉，更增加了一种富丽堂皇、吉庆欢乐的气氛。
新娘一身雪白的嫁衣，白纱在地上拖了老长。所有女宾客无论老幼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发髻上插着鲜花。新郎一身黑礼服，显得庄重大方。男宾客一律缅式装束，上身有点类似中国老式的带疙瘩袢纽的长袖褂子，下身是筒裙，脚穿拖鞋。大约有三四百人，真是豪华婚礼。摄影机、照相机，灯光闪烁。庞大的结婚队伍跟在新郎新娘的后面，穿过大堂，进入后楼的宴会大厅。大家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或者只笑不说话，即便说话声音也很轻很低。还有一些小孩子，也没有对这座大宾馆表现出丝毫的好奇心，并不东游西逛，也不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兴趣只在婚礼本身。因此几百人的婚礼不仅没有给宾馆添乱，反而成了一大景观，来自各个国家的客人看得津津有味。在宴会厅的门口摆着两个大礼品架子，类似百货商店的货架，上面摆满了亲友们送的礼品。我出于职业习惯顺便打听了一下这样的婚礼要花费多少钱？缅甸朋友说需四万元左右。我看见礼品架上有好几个直径在70厘米左右的银盆，精美至极，既可实用，又是很富有特色的工艺品，每一个标价都是四万元〔按官方汇率合6600美元）。
我的房间在四楼，走进去很凉爽，把32X3的高温挡在了门外面。房间高大，宽敞，干净，舒适，应有尽有。一张宽大的柚木写字台，晚上可以在上面记点东西。电视机有十几个频道，一天24小时15有节目，还可收到香港的中文台。更令我满意的是窗外有个很大的阳台，可以在上面练功、做操，甚至可以跑步。最重要的是我的阳台正对着大金塔。白天它金辉耀眼，到晚上，在一片夜色中唯有它仍然光芒闪烁。每晚临睡前，我都站到阳台上对着大金塔静静地站一会儿。
神奇的佛塔建在了一个神奇的位置上，下午我们坐着车在仰光市转来转去，似乎在任何一个角度，进入任何一条陌生的街道，都能看到大金塔。它好像对我们在不断指引、揭示。只要看到大金塔，就能确定我们宾馆的位置。
夜里我睡得很香，在大金塔下有一种安稳感，何况宾馆里又是这样安静。在沉沉睡乡里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这声音非常悦耳，又熟悉，又陌生，勾起了我一种渺远的记忆，在童年？还是在家乡……我渐渐醒来，听出是鸟的鸣叫。不知有几千只，或者几万只，才组得成这般雄浑动人的天籁大合唱？
我睁开眼，屋里还是一片漆黑。打开台灯看表，刚过五点钟。但睡意全消，觉得精神很好，觉已睡得足够了，便起身走到阳台上，天际刚有一丝泛白，大金塔还在静静地闪着光。宾馆停车场后面的树林梢头落满了鸟，甚至偌大一片树林竟不够鸟来占的，你争我夺，忽起忽落，叽叽啾啾，千鸣百啭。鸟群为什么这般兴奋？莫非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又有喜事降临？难怪缅甸的青年人都希望能在这里举行婚礼，或许茵雅宾馆正坐落在一块风水宝地上……
在这样美妙的早晨一况且这又是来缅甸后的第一个早晨，再回到床上去睡懒觉，简直是一种罪过！
我换上外出必备的游泳裤一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宾馆后面有水光，外面套一条浅色长裤，上身是短袖蓝色运动衫，学缅甸朋友赤脚穿拖鞋便下楼了。外面空气湿润而清香，天已放亮，我可以考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了。
茵雅宾馆似乎是按照这样的原则修建起来的：让客人既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能看到原始风光的野趣。它的后面被浩大的茵雅湖拥抱，碧玉斑斑，清流泱泱，岸边长满连宾馆服务员也叫不出名字的奇树异花。宾馆的前面则像一个野生植物园，绿色是立体的，最底层的是遍地的青草，草叶像中国的韭菜一样宽大、油绿、水灵，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像绿绒毯，铺满角角落落，看不见土，凡有土的地方就铺着这样的绿绒毯。青草的上面是热带灌木和一朵朵、一串串、一片片的野花。灌木和野花的上面是参天大树，有些树干之粗三五个人伸开手臂也抱不过来。在遍地皆芳草的森林深处有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径，早晨时间有限，我没有走到头，不知这片森林到底有多大。这个地方太美了，豪华宾馆世界上多得很，但把豪华宾馆修在这样一个野趣天成的湖边密林深处：恐怕就极少见了。我想下湖游泳，脱了长裤才发现水面上有蛇游动，不知是否有毐，遂不敢造次一一由水蛇看管这片偌大的湖面可比在岸边立个“禁止游泳”的牌子管用多了。于是穿上长裤重回林子，放开喉咙纵情长啸，加入群鸟的合唱，十分痛快。
今天的确又是个好日子，我们上午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去看大金塔。
缅甸有个规矩，任何人进佛塔必须赤脚。大金塔建在一个高高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基座上，有东西南北四条宽阔平缓的楼梯可登上基座，进入金塔。1楼梯两边都是小商店，专卖佛像、鲜花、供品、香烛和佛教的纪念品，花花绿绿，醒目又兴旺。进楼梯前就要脱鞋，四条楼梯外面各放着一片拖鞋和少量皮鞋、运动鞋。穿皮鞋、运动鞋来的都是外国人。游人不必担心，别看是一片片无人照管的鞋阵，既不会丢失，也不会拿错。除了步行的四道楼梯外，通大金塔正门还有一条电梯，我们的车队则停在电梯的入口处，大金塔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在电梯外铺了红地毯，放了一排凳子，让我们坐着脱鞋。
缅甸国家出版事业董事长陪我先登上电梯，电梯很长，渐渐地靠近大金塔，心里不觉生出一种静穆和虔诚。下了电梯，眼睛突然为之迷离，一时被大金塔的辉煌惊呆了！来不及细看，大金塔管委会的人递给我一把鲜花，应该先去拜佛然后看塔。
我走进佛塔，里面恢宏壮丽，佛陀居中而坐，法相生动可亲。我把鲜花插在佛陀脚前香案上的花瓶里，这才真是“借花献佛”。然后，点着蜡烛，点着香，陪同我的董事长不知为什么突然加快了动作，已经在佛陀前的地毯上跪倒了。我想其他陪同来的缅甸朋友和我的团员们都在后面看着我怎么办，据说有些代表团的团长到这儿就不跪，不知是不敢跪，还是不想跪？我不管别人怎样，来到佛国怎可不拜佛，不跪又怎么叫拜？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很自然地跪下去了，合十，磕头，许愿。事后王扶果然对我说：“你在前面一拜，我们就好办了！”
拜完佛，汪晓蓝代表我们向大金塔捐了款。主人请我们到另一个房间里喝荼，吃点心，拿出一个堂皇的大本子让我题字。那种场合没有时间思索，急急忙忙写了八个字：“金塔辉煌，佛光普照。”然后谢绝主人的美意，走出来仔细欣赏大金塔。
真巧得很，又碰见了在飞机上遇到的两位大和尚，来不及说话。只相互点点头。这时候，任何人站在大金塔下，其全部注意力必然被塔所吸引。岂止是吸引，它的伟力，它的完美，能够霸占人的想象力，剥夺人的想象力。面对大金塔你丧失了想象力，即使由你天马行空，拼命去想象，也不可能比眼前见到的更奇异，更壮观。让人觉得这并非人力所能为，定有神助佛帮。迎着灿烂的阳光，它比阳光更灿烂，金辉四射，夺人眼目。
大金塔高320英尺，底部周长1280英尺，状如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字。已经挺立2500多年了，仍如新的一样，通身金灿灿，明晃晃，光华千丈。据传塔基下压着佛陀给的8根头发，所以会长盛永固。仅塔身上的纯金就有七吨多。塔顶有一贵金属制成的宝伞，重1.25吨，上系直径为27厘米的纯金球，四周镶有数千颗钻石，644颗红宝石，551颗蓝宝石。大金塔的每个角上都挂着风铃，有100枚金铃，14900枚银铃，在微风中叮叮铃铃，若断若续，忽强忽弱，似有佛乐自天上传来。有许多黑色的鸟在大金塔上空盘旋，鸣叫，伴乐而舞，随乐而唱。
大金塔周围还有68座大小不等式样各异的小塔，分红、白、黑三种颜色，拱围着主塔，组成一个巨大的塔群。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一样，从哪一个角度看都精美绝伦！欣赏大金塔只应照相，只能绘画，用文字来描述它显得苍白无力，失之太远。
来拜佛看塔的人很多，但不乱，没有一个人往地上丢东西。有许多緬甸人是全家人一块来，烧香，磕头，许愿，捐款。大金塔各个角落，各个佛像前都有人在拜，或磕，或坐，或躺。大金塔里摆着不少捐款的钱柜，我眼看许多人都往里面放钱，每个柜里的钱都很多。当地人的风俗是挣了一百元，就应该捐给佛五十元，佛还会让你再挣一百元。过去有化缘的和尚，各家各户早晨妙的第一个菜，做熟的第一碗饭，先送给和尚吃。赤脚走在塔群中的大理石地面上，很舒服。我忽然悟出，赤脚进塔不只是表示对佛的虔诚和尊敬，对拜佛者的身体也有莫大的好处，脚掌踏在热乎乎的石板上，岂不等于足掌按摩？可使血液通达全身？大金塔下面的石板地大都是导热的，气温越高它就越热。唯有中间一条两米宽的白色大理石通道，永远是凉丝丝的。无论阳光多烈，就像在今天这样的暴晒之下，人走上去仍然是冰凉的。我赤脚一会在热石上走，一会儿在凉石上走，甚觉神奇，问了几个人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宇宙间有许多神秘的人类尚无法知道的事情！
从此，我们每到一地，主人都安排先去拜佛看塔，然后再进行其他活动。
12月3日黄昏前，我们在蒲甘想登上他冰瑜塔顶看落日。以往我多次看过日出，还从未认真观察过落日的景观，主人既然把它作为我们的一项活动内容，必有道理。但他冰瑜佛塔非常髙，楼梯又窄又陡，砖石结构很不平整，赤脚踏上去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耐力了。许多人爬了一半就退回去了，我坚持要登上塔顶，看到落日。快接近塔顶的时候，在一段平整的塔外走廊上，放着一把长椅子，上面盖着红布，椅子上坐着的正是那位活佛样的大和尚，真是奇遇！
他含笑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身边。我求之不得地与他交谈起来。他法名都龙庄——也有一个龙字！是云南西双版纳允景洪坎洁总佛寺的住持，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比我们早一天来到蒲甘，明天飞往曼德勒，我们是后天飞往曼德勒。这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跟着都龙庄法师的足迹走，是法师在前边引导着我们。
所以我们一路非常利利，所到之处都会碰上喜事，好事：开业庆典，宝石乡的农民发财后的草地狂欢，一年一度的缅甸国家文学奖发奖大会……
半个月里水土改换，起得早睡得晚，节奏紧张，从精神到身体没有一点不舒服。年纪最大的王火老，连头疼脑热、肠胃不和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王扶和汪晓蓝的状态最能代表全团的精神面貌——她俩一天到晚笑个没完，有说不完的话，有讲不完的笑话，似乎每时每刻都让她们碰上值得大笑一番的事情。王扶大姐说，这半个月里比以往十年里说的话都多，笑得都多。
身在佛国，心见如来，自然胸内澄净、平和、宽厚。才会觉得处处是福地，天天是好日子，经常碰见好人。
对佛国的访问结束了，但佛缘永在
古城堡寻古
老公别太猛:霸上新妻
首页.短篇小品.书架
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二章(本章免费)
在缅甸过作家节
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冬天：北京天寒地冻，一派肃杀的冬天；昆明和风习习，春天般的冬天；仰光骄阳如火，热气蒸腾，如盛夏般的冬天。
12月1日，确实是缅甸的冬季，旅行的最好季节。
緬甸文化部副部长和国家出版事业董事长率领着作家协会主席、秘书长等一队人到机场迎接我们。这给了我对缅甸的第一感觉一一很重视文化。
气温高再加上主人的热情，我已大汗淋漓。因为我身上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外套厚质西装，一副在天津过冬的装束。突然，出现在仰光炽热的阳光下，臃肿笨重得如同一头北极熊。我暗自揣度，缅甸的首都为什么叫仰光呢？光者，阳光也。仰慕阳光，信仰阳光，真个好名字。冬天到缅甸来访问实在幸运。
在机场利用等行李的空档，缅甸国家出版事业董事长吴昂奈因先生邀请我们一行五人在12月14日，参加他的一年一度的国家文学奖发奖大会。这是好事，喜事，没有理由拒绝，我很高兴地代表其他几位同行接受了邀请。
但心里也并未把这个太当作一回事。当今世界盛行奖励，到处都在发奖，文学也不例外。我们订了15日的回程机票，16日上午就要参加《人民文学》的一个发奖会，下个月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的图书发奖大会。这期间还有一些发奖会因来缅甸而逃避了，不想来到缅甸仍然碰到发奖会。是我们有福气？还是文学有福气？难逃奖励终归是幸事，乐事！
我请教吴昂奈因先生，他的“出版事业”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
他讲既是政府，又是企业。按中国的习惯也可以叫作国家出版局，负责图书的管理。领导着几家国营出版的印刷厂，编辑出版国家级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一本儿童刊物，每期15万册一这个数字令我震惊，发行量如此之大在中国都是了不起的。但我们有12亿人，而缅甸不足4千万人。缅甸全国有60多种刊物，每年出版3000多种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并不都由“出版事业”具体领导，缅甸绝大多数出版社是私人的——这一情况又出我意料。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印象，我原以为缅甸是跟'我们差不多的社会主义体制。私人出版社如果出版了有伤风化、损害公德的书籍，则由“出版事业”负责审定和处罚。但众多的私人出版社没有一家是赔钱的，不存在赔钱问题。缅甸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们有幸赶上了，是沾了緬甸同行的光。14日早晨8点钟，我们来到仰光的国家剧院，有1500个座位的剧院已经坐满了人，都是作家、文学宫的会员，或许还有文学爱好者。时间这么早，人来得这么整齐，大家情绪这么热烈，真是一派节日气氛。在缅甸，文学竟然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号召力，令人感动。
我们刚坐好，剧场的侧门打开，队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就座，而且是一队将军们。他们是缅甸的国家领导人，要和作家们一块儿过节。走在前面的是缅甸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的秘书长钦纽中将，用我们熟悉的说法是国家领导班子中的二把手。看上去50岁出头，沉稳、睿智。
大会由作家协会主席吴妙丹和诗人吴文佩共同主持，宣传部长缪丹准将讲话并给八名国家文学大奖的获得者发奖。
颁奖是大会的高潮，却并不一窝蜂地拥上台，领奖的一大群，颁奖的一大群，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大会的组织者到了高潮，便要精雕细刻，采用电影里的慢镜头手法，喊到一个获奖者的名字，获奖者从台下走到台口，稳重地登上舞台左侧的梯子，穿过摆满鲜花的大舞台，从宣传部长手里接过奖品，握手，鞠躬，然后从右侧的梯子下台，再回到座位上。整个过程自然，缓慢，需要两、三分钟，只突出一个获奖者。全场的目光、灯光、照像机镜头、摄'像机镜头都对准获奖者，让他（或她）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获奖的男作家一律着缅式礼服，里面是雪白的带疙瘩襻的小褂，疙瘩襻是系上的。外面套一件颜色稍微深些、式样相同的外衣，疙瘩襻不系，敞着怀。下身是筒裙，称为“笼基”，脚上是拖鞋。步履飘逸，从容自若，一派绅士风度。
女作家的衣着鲜丽，一个个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头发，乌黑发亮，挽成各式各样的发髻，插着带香味的鲜花。据说缅甸妇女格外重视头发，大都留长发，倘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宁愿割鼻子，也不剪头发。认为“大丈夫的威严是手臂，女人的尊严是发髻”。
蒲甘一位老作家去世了，由他儿子上台代父领奖。一位叫貌漂彬的儿童作家去世，由他的夫人上台领奖，当宣传部长把奖品送到她手里时，并说：“我怀念你的丈夫”。她站在台上哭，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国家文学大奖的奖金是5万元，按官方汇率合8000美元。
继缪丹准将之后，宣传部副部长吴登盛又上台为21名作家颁发了二等奖。二等奖奖金为2.5万元。
缅甸文学奖共分五项十四奖。这五项是：一，国家文学大奖；二，吴恩佩文学奖；（吴恩佩是个诗人，死时捐出880万元设立此奖）三，手稿奖；不论是作家还是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自己的作品不能出版，便可把手稿送到评委会，倘得了手稿奖，出版就不成问题了，我见今年获此奖的多为青年人，中国管他们叫“业余作者”。此奖实在功德无量，鼓励创作，发现人才四，爰国主义题材奖；五，建军节文学奖。
发奖仪式结束之后，吴妙丹宣布休息30分钟。在剧场前面的大厅和两侧的休息厅里，摆了许多长条桌和长条凳，桌上摆满小菜、点心，每人还有一碗凉拌面条，香、酸、咸、甜、辣都有一点，味道奇佳。国家领导人也和到会者坐一样的凳子，在同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厅里吃同样的面条儿，边吃边和作家们聊天。
缪丹请我坐到钦纽的旁边，中将向我问好，询问我来缅甸半个月的感受。
我坦率而简略地介绍了在缅甸的主要见闻和对这个发奖大会的印象，当作家几十年，能在緬甸过上一个作家节，很高兴也很荣幸……
钦纽中将反应机敏，说话很干脆：“我们执政五年来关心文化事业，扶持文学创作，可以说文学艺术已进入繁荣时代，也可以叫获奖的时代，发奖多，资助出版多……”
他讲了一个故事，东枝省一个年轻的作家叫勃欧，前年来参加发奖会，利用休息时间向钦纽反映：他写了一部小说，出版商怕赔钱不肯出版。钦纽当场责成宣传部请专家鉴定勃欧的手稿，如确有价值就由宣传部资助出版。宣传部每年有经费3亿元，可资助出版20多种图书，近3万册。勃欧的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学界的好评，今年获得了国家文学奖——我在东枝曾采访过这个作家，这部书使他一举成名，总共可给他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
钦纽中将高屋建瓴地从文化艺术又谈到经济形势社会现状以及对许多我所关心的问题作了解释。是我在缅甸的访问中极重要的一次谈话，是我在緬甸的采访中最重要的一次采访，对我了解缅甸，将来描写缅甸有很大的帮助。
可惜，当我们谈得兴趣正浓的时候，铃声响了，我们只得握手作别，希望后会有期。
緬甸的颜色
人的一生可能会去过许多地方。过许多年以后这些地方变成一片片不同的颜色存在记忆里。当我第一次飞过新疆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暗红色的山峦，起伏连绵如滔滔火海。东北则是一片白茫茫，是浑圆的透彻的无一遗漏的雪白。卡拉奇周围是土黄色，光秃秃，根草不生，没有一片绿叶。日本是黑色的，像大海里的一块礁石。美国是嫩绿色的，到处都是草地，经常在嫩绿中会出现一块块铁灰色，那便是居民地，如同大地的一块块发亮的疮疤。飞机给人类提供了俯瞰地球的高度，哪儿有人类居住，哪儿的色彩就不协调，人多的地方绿色就少——这是我多次从飞机上观察大地得出的结论。
按照这个经验，进入缅甸以后我在空中便找不到居民地了。从高空看缅甸的土，像战士的迷彩服，以绿色为主，或深或浅，或亮或暗，点缀着金点银片白练：金点是千万座佛塔的塔尖；银片是星罗棋布、大小不等的湖泊；白练就是密如蛛网，弯曲如蟒蛇的河流。
缅甸的土地上没有直线，没有人为的方块。所有线条都是自然的，圆润的，染不可成，画不可得。粗看都是绿，细看绿千层，恣情任性。恬静自适。看不到地球被人类破坏的伤口，也就找不见居民地。以后我们坐緬甸航空公司的小飞机在各地飞来飞去，才发现了緬甸色彩的规律：浅绿、翠绿、草绿是山野大地；浓绿、重绿、墨绿是城市和乡村。因为有人居住的地方，树木也得到了管理，得以参天，云盖障空，浓尘浸绿，把大部分建筑和街道掩映其间。
真是人间福地。
置身缅甸的绿色之中，立刻有洁净、舒放之感。巨树蓊郁，芳草连天，奇荏层迭，洗尽俗尘，使人能很快从偎集的杂务中解脱出来，心体欢畅。
缅甸作家协会邀我们在野生动物园的湖边举行座谈会，各种野生动物都可以旁听，还可以有啸叫鸣唱随意打断我们的发言。会后联欢、野餐、骑象、逗熊、遭受猴群的袭击……缅甸的天空格夕卜蓝，云格外轻淡洁白，太阳和月亮同时悬挂在空中。
夜晚，我们坐在伊洛瓦底江边聊天，似乎只有在童话中，在遥远的童年记忆里，才见过这样的夜空，星星格外多，格外大，格外亮，空气饱含水分，带着植物的清香。我喜欢緬甸的绿色，这绿色平和，厚重，覆盖着缅甸，传播着一种福音。它不仅保护了缅甸人的生存环境，也培养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缅甸人性情和善，处处焕发流溢出宽厚仁蔼的品格。大家彬彬有礼，相互谦让，安详，审慎，持重，社会呈现着一种道德之美、秩序之美。甚至连緬甸人的相貌也和其他一些热带地区的人不同，水灵、秀逸、漂亮的人非常多。人原本就诞生在森林里，森林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爱绿色是人与生具有的一种情愫。缅甸人有一个优美的自然生存环境，长期受到绿色的调节，受到森林的庇佑，怎么可能长得不羡呢？
在曼德勒省的野生植物园里，我见到了狂欢的人群，大树参天，草地洁净，人们击鼓弹琴，载歌载舞，在草地、林间打滚儿，嬉戏。我们碰上这场面都会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什么浮泛的客套，什么外国人的礼仪，全用不着。生活在这样的原始大绿之中，和爱绿的人们为伴，人就不会冷漠乏趣，不会感情枯竭。
巨大的绿色是缅甸的巨大优势。目前，地球上的森林覆盖率只有30%，而缅甸是57%。在这无与伦比的森林资源中，有30%是珍贵的柚木，使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柚木王国。不只如此，按一般的规律，长树的山里没有矿，有矿的山上不长树。如中国一些风景优美，山青水秀的地方，矿产很少。而在北方一些秃山恶岭之中却埋藏着矿物，煤都的山是秃的，镍都的山是秃的，沙漠和盐碱地下藏有石油。緬甸则不同，山上长树，山内有矿，既是植物王国，又是宝石之乡，盛产令世界垂涎的红、蓝宝石和各种美玉。
缅甸人爱绿色，绿色厚爱緬甸人。
今天的人类已经明白，如果以丧失绿色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达，是文明的失败，是人类的失败。更不要说那引起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反而严重地毁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国家……因为缅甸人的爱绿天祥和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使他们没有走这样的弯路。在强大的绿荫下，四千万人过着没有污染的、恬静自然和富足的生活。
緬甸作为一片繁茂的绿色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看“大马”如何奔跑
任何一个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出国，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所去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感觉：食住行是否方便？社会富裕程度如何？物价高低？社会秩序怎样？等等，想不了解都不行。而且会很自然地和自己的国家相比。
倘是去美国、日本等世界一流的经济发达国家，无论见到怎样的经济奇迹，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世界上天天都是关于他们的报道，你所见到的往往还不如听到的。倘是当你去一个你对它所知不多、名气不大的国家，所见到的情况和中国相比也可称得上是创造了经济奇迹，那你受到的震动就非同一般，感慨很多，想的也很多。
我的马来西亚之行就是这样。它又称大马。
其经济状况不必细说，我也细说不了。其实从外表看，富裕的国家同富裕的家庭一样，大同小异。只有贫穷才会多事，才会花样翻新。大马比一类发达国家要落后些，但物价很低，比中国还要低得多，比如乘出租车、吃饭比中国差不多便宜一半。而他们知识分子的收入比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要高出四五倍。但是，我更关心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大国、中等国家，甚至是小国，都能搞得很好呢？在采访中得知：
原来马来西亚经济的起飞就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和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他们的办法很多，其中有一条让我格外感兴趣——因为中国也开始试着走这条路，从目前看只是还没有大马政府十几年前那样的决心和魄力。
一位经济界人士介绍说：马来西亚经济的起飞，得益于推行私营化。在80年代初政府就发布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计划，分期分批地把航空公司，还有中国人认为的喉舌广播电台以及交通命脉铁路、港口等变为私营或公私合营，并允许外国企业家购买这些企业的股份。最近政府又公布计划，加快私有化的步伐，一些所谓国家经济的要害部门，如国家电气局、邮政、能源、文教卫生机构等，也可以私营或公私合营。这将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又可以用这些钱去干应该干的和急于想干的事情。
私有化一一折磨了人类几千年，自共产主义诞生以来，世界上有许多人，包括一些伟大的人物和平凡的大众，都想尽早地消灭私有制。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只有愿望和理论，没有建立起一个成功的事实。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股公有热。
即便是资本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国家也兴起一股国有企业热潮，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起许多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几十年过去了，其中一大部分企业失去了活力。自七十年代末开始，世界上先后有五六十个国家又掀起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浪潮，并很快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首先是欧美诸国，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在位11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推行私有化卓有成效。日本将著名的“铁”变为“私铁”，不久即扭亏为盈。最讲整齐划一的新加坡自1985年开始，已将二十多家国营企业实行私有或联营。还有泰国、台湾、印度、菲律宾等，马来西亚是起步较早的。
中国经济想与世界经济接轨，想躲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是不可能的。况且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个体私营企业已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其情状也如春笋出土，挺然，猛然，不躲不避。如名气很大的巨人集团，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等等。而合资经营则没有这般张扬，在悄悄地进行。先是在浙江、广东等南方诸省的中小型企业中自发地搞起来了，几十家、几百家，大多是陷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求助于私人资金和私营管理机制，找到新的生机。也有一些私人企业主想借国家的力量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竞争。后来，这“静悄悄的产权革命”革到了大型国有企业的头上，如：广东横跨珠江的四座大桥（广州大桥、人民桥、海珠桥、海印桥）珠岩隧道及三家水厂的60%的资产股权，以30年为限转让给了泰国国际集团。顺德著名的华宝集团60%的股份，被香港蚬壳电器工业及公司大股东翁氏家族斥资12.8亿港购得……
这悄然而起的产权革命，必将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但这已经是第二次合资经营了，第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前——
“1950年8月，中央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规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1951年2月，新中国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民生实业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卢作孚任总经理……”不久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疾风暴雨式的公私合营运动。一旦形成一股政治风暴，就是粗糙的，很难要求公正和合理，不测算股份，不根据资产分配权力，使合营成了一块空招牌。
谁能想得到还没有超过半个世纪，合资经营又回来了。据说卢作孚的后人在长江又竖起属于自己的民生公司的牌子，仍然富有生命力。
经济的发展确有自己的规律。但经济搞得好的国家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一个作家出国感受最强烈的却是经济问题，这是作家的悲哀？还是经济的悲哀？目前中国的成年人都喜欢谈论经济、关心经济，正说明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不用老百姓操心的程度。
榴裢难忘
马来西亚请我去是出于文学的原因，我心里却另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尝一尝榴裢。
这个东西名气太大了，堪称“臭名昭著”。因有奇臭，而有奇香，又臭又香，名声响亮。凡吃过的人终生难忘，都对它大讲特讲，这种奇怪的东西，奇怪的味道，别人越讲得多你听着越玄、越想亲眼一见，亲口一尝。马来西亚正好是榴裢的故乡，不愁闻不到臭吃不到香了。
到吉隆坡的前几天日程安排紧张，没有自己活动的时间，只有到处留意，却不见榴裢的影子。几乎每次餐后都有水果，宾馆的自助餐水果种类更多，唯独没有榴槌。我只好向当地人打听榴槌哪去了？他们又向我大吹此果，并称它为“果王”……我对封号不感兴趣，如今到处都盛行称王称霸，就我所知道的“果王”、“果后”已有好几个，如：芒果、荔枝等。榴裢既然也称“果王”，为什么不进宾馆？不登大雅之堂？他们解释说政府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将榴裢带入宾馆、机场、车站、码头、饭店等一切公共场所。因其臭熏天，别人无法忍受。哎呀，真是个凄惨的“果王”。
以后到马六甲市游览，看到一辆装着榴裢的卡车停在路边，围着几个人一边买卖一边吃。这个东西站在道边上吃最好不过了，其味道随着大气扩散得快，不会妨害别人。
我终于见到榴裢了一一呈长圆形，但不规则，一头大一头小，浑身长满木刺儿，像青黄色的刺猬。大的如变形的排球，小的也比剌猬略大，或草青色，或更黄一些。外壳坚硬，卖主把它打开递给我，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好在我早有思想准备，身子挺住，双脚未退。有人曾问过我敢不敢吃，我当时口出大话，说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非吃不可。此时已没有退路，只能朝着那奶白色的果肉下口了。一口咬下去，不像闻起来那么臭，而且略带香味，微甜。连吃几口，对榴裢的印象大变，只觉味美，不闻其臭。当地人可以此当饭，我吃了一个，也觉得肚子有点饱了。到后来咬着那绵软的果肉，如同吃怪味馒头一样。
我和一位台湾作家吃得淋漓尽致，只苦了不吃榴裢的女主人，在回吉隆坡的路上，她坐在车前面一言不发。我想是被满车怪臭逼得不敢张嘴，不敢深呼吸。我们赶回吉隆坡，还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
如果就带着这一身榴裢臭走进文学讲座的会场，会怎样呢？其实，文学不也是又臭又香一会儿臭一会儿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或吃起来臭闻起来香的一种东西吗？世间这种又臭又香、有臭有香的东西太多了。
但，香和臭结合得最完美的是榴裢。后来我又请人带我看了榴裢树，想不到的高大！果林的主人介绍说有25米高，差不多等于六层楼的高度，以前叫它“韶子”。我问榴裢树这么高怎样采摘果实？主人讲不用采，熟了它会自己掉下来。我摸摸头，扬脸看看空中垂挂着的青刺猬，这要砸到头上，命必休矣！主人解释说，别看它浑身是刺儿，但长着眼，有灵性，决不会伤着人。果熟以后都是在中午12点左右或午夜12点左右往下掉。
真是奇果，善果。榴裢榴裢，怎不让人“流连忘返”。
追踪历史之魂
一一在日本看碑
要到日本去，我提出来想看的碑非看不可的只有一块，那就是京都岚山的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多碑。
日本的碑多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是现代人造的。并非那种“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的碑，也不是像墓碑那样普及得人皆可造的小碑。让我感受深刻值得一书的当然是那种成为社会一景并有历史的隆重的或奇特的纪念意义的碑。
大城、古城且不说。以北海道一座海滨小城小樽为例，仅有十七万人口，却有近十家博物馆、文学馆、美术馆；只文学纪念碑就有十五座。每一座都有独特的构思独特的造型，其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小林多喜二的纪念碑建在风景优美的山坡上，周围是野树野草野花，前面可俯瞰大海波涛，后面是大山，远处可见积雪，在阳光下闪烁耀眼。风水相当不错。纪念碑本身则像一本打开的书，厚重，辉煌。呈铁红色。
小林多喜二是有成就的名人，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享受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现代日本人都视他为自己民族的骄傲。纪念碑之外还另有小林多喜二的纪念馆、故居可供游人、后人、崇敬者参观瞻仰。
日本的纪念碑有国家或地方政府修建的，有私人集资造的；有铁碑、石碑；有丰碑、怪碑。
丰碑者如北海道开发一百年纪念碑。一个庄严雄伟的黑色“人”字，人头如利剑，拔地一百米，直插青空！脚下是色彩纷呈的大地，名为“野幌森林公园”。
东京塔则是日本现代化的丰碑。全高三百多米，红白相间的巍峨铁碑。乘电梯可升至二百五十米高处鸟瞰东京全貌。在地面上看色彩丰富、旗帜招展、干净漂亮的东京城，在高空看则是一片拥挤不堪的高低不等的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灰白色水泥堆块。这是现代文明的骄傲，还是现代文明的垃圾？只有皇宫四周被绿色包围。塔底有许多游乐场所，如水族馆、餐厅、电子游戏室、蜡人馆。我进了蜡人馆，据说明书介绍，这里再现了许多世界著名人物的形神。每一个蜡人不也是一个名人的生动的纪念碑吗？进去以后却颇有些失望，看完全馆只有布什和林肯很像真人。最不像的是毛泽东，个子很矮，神情全失，站在蒋介石和胡志明的身边，蒋、胡倒坐在太师椅上。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日本的伟人或历史名人，只有一两个外国人不太了解的日本歌星。我问陪同的横川健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后半个馆倒是雕塑了不少欧美的影星、歌星以及强盗杀人的惨烈恐怖的场面，颇不伦不类。
怪碑如东京的一繁华大街上竖起一块巨石，上刻“殉国小次郎”。非常招眼，像个大公司的广告招牌。小次郎乃一“暴走族”.〔喜欢骑着不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年轻人）成员，骑车在此撞死。他的同伴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出事故的地方立了这块碑。我感到新鲜的是日本社会的包容性，竟然在繁华区允许这样一块碑存在。它能提醒所有驾车的人注意安全，也可警戒“暴走族”们。遇有像我这种不肯忽视自己的感觉又爱寻根问底的人，东京人大大方方地公正地介绍“暴走族”的情况……
后乐体育馆门前有两块横放的粗砺而不规则的大石，在上面磨光了几个地方，刻上一些在战争中殉难的著名棒球运动员的名字，名为“安魂碑”——他们不能再参加比赛了，让他们喜难运动的灵魂安息吧！当后人来看球赛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们。遇有好的比赛，年轻的球迷们就带着背包、毯子或塑料布提前一天乃至几天在这“安魂碑”前安营扎寨，排队等待买票。这是很简单很容易建造又意味深远的纪念碑。
严肃的注重感情的民族多立碑。
注重历史注重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民族多立碑。
发达的注重文化的民族多立碑。
碑是民心，是历史之魂。
我就是怀着这般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去寻找周恩来总理的诗魂。他在一连串神秘的事件和氛围中迎接了我一一
干燥的五月的一个黑色早晨。我向来一睁开眼便很清醒，决不迷糊。但神差鬼使般在刮胡子的时候不在意不觉疼地刮掉了七块皮，血从嘴的四周渗出来，很快弄红了半个脸和脖子。可谓大面积受伤，只差没有把嘴刮掉。
我感到震惊。一不是因为疼痛和难堪。
刮了几十年的脸从未有过这样的失误。何况这是在国外，一向还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肯太马虎。
不会是要出什么事情吧？
我重看巳经烂熟于心的日程安排，没错，全天的活动就是游览京都，拜谒周总理诗碑。
哦！我心有所动。向窗外望去，京都陷在一片浓重的灰暗里，空气潮湿。自然界已经为大哭一场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我们吃完早饭出门的时候，雨果然泼洒下来了，不大不小，凑气氛是足够了。日本的司机无可挑剔，看我们一露面就把汽车开到眼前，非常麻利地跳下驾驶室，绕到另一侧打幵车门，为我们撑着伞。从宾馆门到汽车门只三五步远，他也要弯腰施礼，毕恭毕敬地一个个护送，决不让雨滴落到你身上。汽车里收拾得像豪华客厅，使你不忍心把鞋子踏上去，再没有教养的人坐进这样的汽车也会检点自己的行为，注意卫生。
岚山在京都郊外。我们到达时，雨恰恰停了。山川树木无比洁净，挂着青翠的水珠，像婴儿的眼泪晶莹透明。岚山莽莽苍苍，树木茂密，在一片碧绿中有星星点点娇嫩的淡红。顺山势奔跑着一条桂川，急水如云，其声潺潺。周总理的诗碑坐落在桂川岸边的山坡上，一丛绿树包围着一块浑圆的青色巨石，上面刻着廖承志书写的周恩来总理的诗——《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氚山、
两岸苍松、失着几株櫻。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糢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姘。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我揣摸诗人当时的心境。距离“五四运动”还有一个月。“五四”、“四五”，是两个神奇的不论怎样组合都有伟大魅力的数字。
周恩来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世界事务活动家，中国历史上一位功高盖世的国务院总理。没想到竖了一块他的诗碑。而且不是“真理愈求愈明白”，是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还偶然能见着“一点光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向有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参加的协约国集团投降。美、英、法、日等协约国成员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名曰建立战后和平，实则重新瓜分世界。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军阀政府向“和平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山东夺去的一切权利，却遭到人家的蛮横拒绝。贫弱和落后酿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六十多年后又恰恰是日本竖立了这块周恩来的诗碑。
陈独秀发出呼喊：“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
李大钊则号召：“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再造神州。”
民族精英的呼号呐喊引发了么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军阀政府把这种公众的愤慨视作无政府状态。其实，公众的麻木、沉默才是更危险更隐蔽的无政府状态。
周总理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东渡扶桑，写上了《雨中岚山》。之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就思考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
雨又下起来了，紧一阵缓一阵。雨滴时大时小，迟迟寂寂。
诗碑前的花束被打散了，花瓣飘落。我的伞丢在汽车里，倘若手里有把伞一定支起来护住花束，护住周总理的诗魂。
无边无际的雨丝散发出无边无际的包围感。默中藏雷，静得神往，让雨水洗刷这污染重重和忧患纵横的世界吧。有死亡和鲜血做伴才叫历史。
伤痕累累的历史也须向巨人般的诗碑屈下一膝。天地同泣，悲叹一个伟大的英灵消失了！
然而他那明智的力量，灵活的缜密，钢一样的弹性，行动的果敢，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大智大慧忍辱负重富于变化的气质，幻化成这座丰碑，“遗世独立，与天为徒”，托起人类精神的一块天空，像历史一样脉脉无言，又胜过千言万语。这硕大圆石的坚实和悠久像大地、天空、太阳、空气和雨水一样。
雨水浇湿了我的头发，打湿了我的西装，仍不想离开，不忍离去。且管束不住自己那狂野的思想。在静默里看到一个深邃的世界/不再习惯生命的麻木和浮浅，想随心所欲地表达对生命深层自由的欲望和冲动。
陪同我们的人说：“凡有重要人物来拜谒周总理诗碑，都要下雨。”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赤裸裸的真诚同样有感天动地之力，呼风唤雨之功。我的真诚太死，太沉，和着雨水在流，流不尽。山下的桂川，便是真诚的一道伤口。
心里再次胀满无可名状的悲怆。对生活的信念忽然又增加了一种游移而模糊的意义。
我将深味这悲凉和浓雾般的迷离。
周总理的诗魂并不寂寞。他也没有沉默。倒是我的想象和思索成了自己的一种负担：仿佛能拉我坠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冷酷的深渊。
愿我的这些想象和思索，再加上良知，编织成一个不凋谢的花环，常献于诗碑之前。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日本人的小气
我们一行五人是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访问日本的。在日本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他们承担。也是一种“大锅饭”。
我外出是非常随和的，坚决奉行“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原则，无非是想过几天松心日子，吃几天省心饭。日本对我们的接待无可挑剔，吃饭更没有说的，这个请那个请，基本上是大宴会接小宴会。自己在宾馆或到大街上的饭店里点菜吃饭只是有数的几次，而且也不用我们付帐，或在帐单上签个字，或由日中文化交流协“实报实销”。这是多么省心！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根据自己的胃口挑选新鲜的感兴趣的饭菜。这次日本之行却没有吃“省心饭”的感觉。每逢自己点菜时总要动脑子斟酌一番，不光考虑口味，还要考虑彳介格，尽量给主人省一点。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在十几天里就能形成这样的心理？
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吗？
不错，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日本的富裕，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认。日本有几个世界第一：
经济增长率世界第一，百分之三点七。
在海外投资世界第一，1298亿美元，第二位的英国只有900亿美元。
机器人在工业上的应用世界第一，93000个。
人均收入世界第一，1987年就达到2.3万美元，其次才是联邦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
储蓄率世界第一，百分之十六点五，羡国只有百分之五点八。
平均寿命之长也超过所有先进国家，如瑞典、挪威、美国、法国、德国等。
还有两个世界最低，失业率和离婚率。
198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而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
简直是富得惊人！
然而日本人的节省也令人震惊，有时甚至让人难以理解。
不管是别人请客还是文化交流协会自己请我们吃饭，几个很辛苦的普通干部从来没有份儿。把我们送进餐厅他们就走开了，我们的酒菜还没有上齐，他们不知到什么地方已经吃完回来了。可想而知那饭菜一定是相当简单便捷，也许就在宾馆的房间里吃盒饭。
我们离开东京到外地几个城市去访问，日方派一位“局级干部”陪同。每到一地，凡当地的主人设宴请客（也就是说不花他自己单位的钱），他都陪着一块吃。没有人请客，当我们自己用餐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餐厅，嘱咐我们想吃什么就要什么，然后就消失了。不知他到底吃不吃饭，吃什么，到哪里去吃？很神秘，也弄得我们很尴尬。我们是他请来的客人，吃饭的时候主人竟然不陪同。我们就真诚地让他一块吃，他当然不肯，也许是不敢。倒好像我们是主他是客。以后就习惯了，也不再让他。但点菜时不自觉地就注意到节省了。
我想这是文化交流协会的制度。订这制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节省。如果说这个组织不是很有钱，那么大名鼎鼎的世界最富有的丰田汽车公司，职员们每次只能申请领到一支铅笔，足可作为佳话流传。
一个月薪30万日元的职员（折合人民币约近九千元），在神户参加一个丰盛宴会，饭菜剩的很多，“打包”后带回京都。当晚由京都快件邮回东京给家人吃。
这大概就是日本人被世人指责为“小气”的地方。然而这“小气”，却大有研究的必要，一个穷国倘若也敢如此“小气”，肯定也能富起来。
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小气”？
在日本人传统的价值观念里，从小就灌输一种“贫国心态”与“危机意识”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岛国，人口密度大，必须要兢兢业业，严密保护自己的市场，外国产品不要多买，工作不能松懈，精神不能放松，收入要尽量储蓄。总之，“日本时刻准备应付不可预测的经济及其他大地震”。
在困难时期，这种“危机意识”正是日本民族急起直追的重要动力。现在日本成了“世界第一个金融大国”，“世界首屈一指的财主”，仍然是这种心态，且对自己经济行为不做大的调整，难免会引起国际上的妒忌和指责。
当一些落后而又没有危机感的国家指责日本时，就不能不深思一下了。
我也认为日本人的生活质量低于其他许多发达的国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刚刚开始学习生活，过去在物质的大循环中人是机器”。根据我的观察，目前普通日本人的主要娱乐形式就是喝酒和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可以用钱买到自己需要的梦幻，在想象中自己很快成为“大明星、勇敢的武士，或与美貌热情的恋人相见，或？享受慈母的爱抚”。喝酒几乎又是工作的延续。一家保险公司证？实，东京百分之八十的大公司职员“经常处于疲劳状态”，三分之一的人称他们是“是用酒同疲倦斗争”。厚生省一位官员说：“日本人天生腼腆、规避。酒精可使他们轻松愉快。”
在酒肉之间，同事的关系得到加强，新职员借着酒劲敢于批评其公司和上司。同时他们也得到告诫，不要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友或公司之外的朋友身上，而应把精力集中在公司的繁荣上。这渐渐地变成一种习惯，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家只是睡觉的地方。日本百分之十二的家庭妇女每天只有10分钟时间与丈夫说话，另有百分之三十，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能见到丈夫。
而酒吧，仅在东京的银座区（相当于北京王府井）就有2690个，全国有10万个。女招待至少有100万。每个公司都有一份允许其职员光顾的酒吧名单，人们在那里可受到等级相应的招待，有时还可以把费用纳入公司的帐号。
日本人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干什么用呢？
他们的老板们有想法：高价收买和兼并外国企业；进军新行业，多元化经营和发展自己的公司；增加研究开发费用；向慈善机构捐款改变自己的形象。
再过十几年就可实现“日本世纪”的构想，依靠强大的经济、金融和技术的综合力量，领导世界潮流，驱动世界经济。
日本人既然为自己制定出了诱人的目标，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他们。为了这一目标，他们“小气”得令人可敬可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