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中国东晋时期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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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东晋时期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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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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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
陶侃（259－334年），字士行（或作士衡），汉族，本为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后徙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中国东晋时期名将，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咸和七年（334年）卒。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姓名：陶侃
别名：士行、士衡
国籍：晋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鄱阳（今江西鄱阳）
出生日期：259年
逝世日期：334年
职业：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
主要成就：稳定东晋政局，战功赫赫
治下荆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遗
封爵：长沙郡公
追赠：大司马
谥号：桓公
目录
个人简介 史书记载 生平大事 历史评价 人物轶事 陶侃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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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史书记载 生平大事 历史评价 人物轶事 陶侃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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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
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编辑本段史书记载
《晋书.陶侃传》：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髟皮}，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见侃，虚心敬悦，曰：“君终当有大名。”命其子与之结友而去。
夔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曰：“《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庆后为吏部令史，举侃补武冈令。与太守吕岳有嫌，弃官归，为郡小中正。
会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后以军功封东乡侯，邑千户。
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侃出兵御之。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为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击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
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又以臻为参军。轶与元帝素不平，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于帝。帝见之，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顷之，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而帝使侃击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侃节度。侃令二将为前锋，兄子舆为左甄，击贼，破之。时周顗为荆州刺史，先镇浔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朱伺救之，贼退保泠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朱伺等逆击，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众。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贡对曰：“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讨江夏贼，杀之。贼王冲自称荆州刺史，据江陵。王贡还，至竟陵，矫侃命，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击侃督护郑攀于沌阳，破之，又败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涢中，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必不可。”侃惑之而不进。无何，贼至，果为所败。贼钩侃所乘舰，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战，仅而获免。张奕竟奔于贼。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
侃复率周访等进军人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击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辞诣王敦曰：“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脣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敦于是奏复侃官。
韬将王贡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诱五溪夷，以舟师断官运，径向武昌。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斩千余级，降万余口。贡遁还湘城。贼中离阻，杜弢遂疑张奕而杀之，众情益惧，降者滋多。王贡复挑战，侃遥谓之曰：“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贡初横脚马上，侃言讫，贡敛容下脚，辞色甚顺。侃知其可动，复令谕之，截发为信，贡遂来降。而韬败走。进克长沙，获其将毛宝、高宝、梁堪而还。
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广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俊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暠。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于是设盛馔以饯之。侃便夜发。敦引其子瞻参军。侃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进至始兴。
先是，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机复遣使诣王敦，乞为交州。敦从之，而机未发。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劝弘取广州，弘遂与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俱谋反。或劝侃且住始兴，观察形势。侃不听，直至广州。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俄而弘率轻兵而至，知侃有备，乃退。侃追击破之，执刘沈于小桂。又遣部将许高讨机，斩之，传首京都。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于是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
太兴初，进号平南将军，寻加都督交州军事。及王敦举兵反，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寻转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复本职，加散骑常侍。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侃遣将高宝进击平之。以侃领交州刺史。录前后功，封次子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王敦平，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余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庆。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迈，瞻丧至不临。五月，与温峤、庾亮等俱会石头。诸军即欲决战，侃以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擒之。累战无功，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侃不从，曰：“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侃笑曰：“卿良将也。”乃从根谋，夜修晓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业垒，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陈陵东，侃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贼众大溃。峻弟逸复聚众。侃与诸军斩逸于石头。
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苏峻之祸，职亮是由。及石头平，惧侃致讨，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寻以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降之。
属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辄领江州。侃闻之曰：“此必诈也。”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默遣使送妓婢绢百匹，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发使上表讨默。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曰：“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侃既至，默将宗侯缚默父子五人及默将张丑诣侃降，侃斩默等。默在中原，数与石勒等战，贼畏其勇，闻侃讨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苏峻将冯铁杀侃子，奔于石勒，勒以为戍将。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杀之。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增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达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
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阳。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上表固让，曰：“臣非贪于畴昔，而虚让于今日。事有合于时宜，臣岂敢与陛下有违；理有益于圣世，臣岂与朝廷作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非独臣身而已。若臣杖国威灵，枭雄斩勒，则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笃，又上表逊位曰：
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诛，山陵未反，所以愤忾兼怀，不能已已。臣虽不知命，年时已迈，国恩殊特，赐封长沙，陨越之日，当归骨国土。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籓。不图所患，遂尔绵笃，伏枕感结，情不自胜。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此方之任，内外之要，愿陛下速选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陛下虽圣姿天纵，英奇日新，方事之殷，当赖群俊。司徒导鉴识经远，光辅三世；司空鉴简素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器用周时，即陛下之周召也。献替畴谘，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赖。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仰恋天恩，悲酸感结。
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
侃舆车出临津就船，明日，薨于樊溪，时年七十六。成帝下诏曰：“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又策谥曰桓，祠以太牢。侃遗令葬国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
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苏峻之役，庾亮轻进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侃性纤密好问，颇类赵广汉。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未亡一年，欲逊位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笃，将归长沙，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朝野以为美谈。将出府门，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裛，“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编辑本段生平大事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
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幼年勤奋学习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凤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 陶侃搬砖
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陶侃故居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建兴元年（313），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好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 陶侃像[1]
。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平息叛乱，都督八州
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 陶侃半身像[2]
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万嗣：“君终当有大名。”
杨晫 ：“《易》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此人非凡器也。”
黄庆：“此子终当远到。”
刘弘：“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
扈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王敦：“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
《晋书 陶侃传》：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
“长沙勤王，拥旆戎场。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赖之重，匪伊舟航。”
“ 古者明王之建国也，下料疆宇，列为九州，辅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齐政，俯寄宣风。备连率之仪，威腾阃外；总颁条之务，礼缛区中。委称其才，《甘棠》以之流咏；据非其德，仇饷以是兴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节，并紊天纲。......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无求备”，斯言之信，于是有征。”
司马衍：“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前进位大司马，礼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喜兹宠荣。”
梅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
谢安：“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师圭：“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
《世说新语》：“陶公性检厉，勤于事。”“ 陶公少有大志。”“陶性俭吝。”
编辑本段人物轶事
原文
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老耳”……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馀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译文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公少时②，作鱼梁吏③。尝以坩鮓饷母④。母封鮓付使⑤，反书责侃曰⑥：“汝为吏⑦，以官物见饷⑧，非唯不益⑨，乃增吾忧也⑩！”
注释
①选自《世说新语》。刘义庆，南朝宋文学家。
②陶公：陶侃，晋朝人，陶渊明的曾祖。少时，年轻时。
③鱼梁吏：掌管渔业的官。
④尝：曾经。以：把。坩：如坛罐之类的土器。鮓：古时把鱼储藏起来作为食品叫柞，像现在的腌鱼、糟鱼。饷：送给。
⑤封鮓付使：把腌鱼封好交还给来使。
⑥反书：回信。曰：说。
⑦汝：你。为吏：做官。
⑧以官物：把公家的东西。见饷：送给我。
⑨非唯：不但。不益：没好处。
⑩乃：反而。增吾忧：增添我的忧虑。
编辑本段陶侃故居
晋都陶侃故居叫陶公山，位于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 都昌陶侃故居
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的衣冠墓建于元初，因“国破思良将”的原因吧!葬墓建造虽然简陋，却很威严，从江边沿石级而上，靠左围墙有双合墓庐门，门框上嵌有石匾，上刻“陶公墓室”四字。进门右道一排三间青瓦平房，是守墓人的住所。墓前石栏杆，栏杆左右有石柱，上刻“媲衡山千秋不朽，偕湘水万古流芳”的对联。石栏杆前有石香炉、石方桌和“鼓型”石凳。墓前的小花园也很别致，除常绿灌木外，还按季节栽有多种蔬菜，藉以悼念陶侃。 岳麓山陶侃故居
由于战乱，部分古迹已毁。但陶侃的主冠墓保存完好，墓碑上所刻的《晋督都陶桓公墓》七个大字，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