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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更多>>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对于自己的家庭,任老曾这般说过：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隐藏
<凤毛麟角者：一代大师任继愈> 第一部分 第1节：引子 引子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在北京辞世。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他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继愈在学术界的地位，台湾著名语言学家周法高这样概括：“他主编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现在成为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重镇，大有取冯友兰、汤用彤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 任继愈的老师、著名学者熊十力评价任继愈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任继愈是当之无愧的大师，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传奇经历和学术地位，更在于他一生谦恭平和，堪称学人典范。任继愈的一生，仿佛一部厚重的书籍；任继愈的学术思想，也犹如一座博大精深的图书馆。 媒体在报道“国家图书馆设任继愈先生灵堂”的消息里，称任继愈先生为“一代宗师和著名学者”，在“一代宗师”这四个字里，包含了对他学术上的高度肯定和人格上的崇高敬意。诚然，任继愈先生一生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在人们心目中，他已成为一种文化和学识的象征。 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国家图书馆向任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学界大家的智慧和阅历承载着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启示着今天、明天和未来。 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 第一章 在路上 第一节 小学时代 多思的童年 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4月15日出生在山东平原县的一个军官家庭。任家虽非冠盖交接之族，也是富裕殷实之家。自明朝以来，任家祖辈都是读书人，诗礼相传，家风颇佳，家教优良，读书都卓有成就。 任继愈的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皆为同班或同级同学。后衔至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尽管资格很老，但因他为人耿直，不屑吹吹拍拍，所以官也没做太大，官运没有亨通，最后在参议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任继愈的母亲本分、正直、善良，她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有贪图享乐、坐享其成的思想。 细雨润万物，多情而无声。可以说，母亲的早期教育深深地影响了任继愈。 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任继愈从四岁起入私塾识字，后来私塾换为小学。“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希望这个学生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任继愈日后“走偏了道”，并未能让老师的愿望得到实现，也未能继承韩愈老夫子的“衣钵”。 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家庭里头，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其实是勾心斗角；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 下面一段话是任继愈对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 我对巴金的《家》很有同感，就是那个样子。在封建大家庭里，财产是共同的，收入都交公，没有私人财产，然后统一分配。这种平均分配很不公平，好的坏的、勤的懒的都一个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个例子，亲近她的，待遇就好些，反之就差些，还要受歧视，这就不公平，就会有很多私弊的地方。封建家庭的突出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反驳，婚姻不能自主，等等。我的父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很受气，于是就离开这个家，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这也是我们世代书香的任家出的第一个行伍之士，但父亲仍然很喜欢读书。 由于热衷行伍而勇敢地走出封建大家庭的任继愈的父亲，不仅使他自己摆脱了太多的束缚，同时也给他的小家带来了自由。这样的前提下，小时候的任继愈就很幸运地吸收到了来自外界的“自由空气”。在“自由”的呵护下，任继愈“茁壮”地长大。后来，任继愈的两个弟弟也都成了学者，一个曾在首都经贸大学当教授，一个是工程院院士。 第一部分 第2节：难忘的曹老师(1) 任继愈进私塾学认字以后，自由的家庭氛围使他思想开阔，无拘无束，凡事总喜欢刨根问底。 有这样的一件事，可作为任继愈打小就喜欢问问题的佐证。 有一次，小小的任继愈忽然看到一种小东西，这种小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方砖上，一个蚂蚁在爬着，它爬得很慢，似乎在边爬边思考的样子，又像是边跑边等谁。任继愈在焦急地等待着，试图看看小蚂蚁要到什么地方去。时间过得真慢——爬着爬着，任继愈开始为这小家伙担心起来，因为它拐向了冲下的路——它头朝下爬起来！任继愈担心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怕小蚂蚁一不小心掉下来会摔个粉身碎骨，和它小得可怜的身体比起来，方砖多么大呀，距地面多么高呀！二是怕小蚂蚁头晕。他知道自己如果头朝下的话，一定会头晕的。一旦小蚂蚁头晕，最后的结局同样必然是摔个粉身碎骨。于是，他赶忙拉来了母亲，让母亲和他一起观看。“小蚂蚁会头晕吗？”任继愈用小手牵着母亲的大手问，他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童真的担忧。“不会的。”母亲有点好笑，但还是耐心地回答心爱的儿子。“那，我为什么头朝下的时候会头晕呢？”任继愈忽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傻孩子，因为它是蚂蚁，你不是蚂蚁呀！”母亲觉得自己的回答很巧妙：既掩饰了自己不明其理的尴尬，又“解答”了儿子的疑问。可母亲没想到的是，她的回答让任继愈更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小家伙是蚂蚁而自己不是蚂蚁呢？为什么蚂蚁头朝下就不会头晕而自己就会头晕呢？母亲是不是也不知道呀？任继愈不再往下追问了，因为他从小就是懂事的。从那时起，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时，任继愈便到书中去找答案。事实上，书里神奇无比的那个世界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他。 孩童时代，任继愈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并且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就已经显示了任继愈长大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大家的天赋。因为哲学的特性恰恰在于寻根问底，就是要求你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社会发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问题，如果没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作为一个孩子，是绝不会想到的，更不会设法去探究的。 朱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马上就问：“天上还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只想知道事物的表面，他还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任继愈也有这样的素质和思维方式。正因如此，才使他日后在哲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精彩，越走越无人能够企及。 20世纪初叶，那时正值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与此同时，进步的国人也在不甘寂寞地努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极富责任感使命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沧桑时代的背景下不遗余力地寻找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最佳答案。 因战事频繁，人们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继愈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不得已更换过很多地方和学校，这些学校多是在鲁南一带。不过，任继愈却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完成了他的小学学业的。这所学校因为师资整齐、教学认真而在山东颇有名气——不过，只收男生。 难忘的曹老师 任继愈就读的山东省立模范小学当时是级任制，由一位老师从低年级接收，一直跟到学生毕业，然后回头再从低年级开始。学校分为高小、初小两个部。 任继愈读初小时的级任老师是一名叫曹景黄的教员，山东新泰县人。曹老师教的是语文课，有一次上《论语》课，讲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曹老师说：“蔡是乌龟，古人以龟为神物，近人以乌龟为贬义，骂人的话。我的村庄取名、蔡家庄、，是、乌龟庄、。”任继愈和他的同学都笑了。从此，他不仅记得曹老师是新泰人，还记得他家乡的村庄名。 小学时候的任继愈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曹景黄老师。也正是这个曹老师，为任继愈的古汉语阅读和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部分 第3节：难忘的曹老师(2) 有一次，曹老师让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深得曹老师的赞赏，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骄傲。这样以后，他在学习上、写作上的兴趣更浓厚了。 曹老师的语文课绘声绘色，幽默风趣。他善于把一些深奥的道理变成一下子就能搞懂的东西深入到人的脑海里去。即使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东西，曹老师好像也能够舌绽莲花地讲出来，让任继愈觉得很有意思，因此听起来欲罢不能。他还善于将一些新知识、新观念传授给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教学生读死板的圣贤书。可以说，曹老师完全摆脱了一些老师最惯用的一招——照本宣科，正是他给了任继愈和他的同学们从未体验过的教育新鲜感。 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曹老师敢于提出来解决。甚至，曹老师敢于踏进当时（甚至是现在）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里。比方说现在很多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的课程空缺——不但没有专门的老师去讲解，甚至根本就不敢接触这些东西，视这些东西为洪水猛兽。可是，曹老师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几乎是开创性地给学生们讲了极为可贵的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让同学们得到了珍贵的开蒙。须知当时还处在读“四书五经”等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大背景下，曹老师竟然胆敢给他的学生传播“万人唾骂”的东西，并主张婚后的性生活要有节制。且别说在七八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后来，任继愈在一篇名叫《追求》的文章中这样回忆： 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 任继愈还向人谈过，曹老师讲语文那些基本训练时，很认真。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让人看得懂。曹老师的这个教育任继愈到现在都铭记在心。 学《论语》“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这一章时，讲到“巧言令色，鲜矣仁”，曹老师结合课文，举了一些社会上流行的巴结上司，拍有权有势人物马屁的可耻可笑的举动的例子，指出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是最可耻的。这给学生很深的印象，有时引得哄堂大笑。 对于这位与众不同的老师的教诲，任继愈时常挂记于心。许多教诲几乎像刻在任继愈心里一样，无论岁月如何延宕，也不会忘却。这个小学老师对任继愈的做人影响很大。曹老师教他们做人要正直，不要奉迎，不要讲违心的话，不要显摆自己，要尊重别人。任继愈一生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正直的节操，应该说，曹老师功不要没。可见，一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往往让他受用一生。 我最忘不了的，是我小学的老师——小学老师最无私，学生的成就越大，他越开心。然而，到了大学，却有些不同，某些先生总怕学生超过自己。人没有心胸不行。 这是几十年后任继愈的夫子自道。 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让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的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 由于早年遇到了像曹老师这样的好老师，任继愈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谦虚、正直、诚实的性格。不夸大自己的长处，不晦饰自己的短处。隆隆师恩，拳拳相报。这样的好习惯既让任继愈终生受益无穷，也为后来者矗立起一座人格的高峰。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我不是名义上得到多少分，我的成绩嘛，比那个满分也不是太差。就最终结果来说，应该是这样。 任继愈说。 第一部分 第4节：难忘的初中老师 第二节 中学时代 难忘的初中老师 1928年，山东济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城里的秀美景色处于日本人的蹂躏之下。任继愈因为不能在济南升中学，便回到了他老家平原县中学读初中。县里只有初中，已办了两届，他是第三届入学的，称中三班，每年只招收一个班，约为四十人。 平原县是个穷县，农产品有小麦、棉、花生。有马颊河经平原县境流入渤海。因沿津浦铁路，风气尚不甚闭塞。 任继愈三岁时即离开了老家，十三岁再回来的时候，对故乡的情况就比较生疏。平原县中学设在县城的东南角，与县文庙为邻。校门正对着琵琶湾，一泓池水，终年不涸，景致倒也算得上秀丽宜人。 在故乡读初中的时光，任继愈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图画老师赵香波、张宁宇。这两位老师分别教任继愈水彩及写生，使他知道了画家齐白石、徐悲鸿，还有山东画家吴天墀这些名家。他们还教会了任继愈懂得透视学。一段时间后，任继愈的水彩画有的被选入县文化馆陈列。1937年抗战开始前，这些被陈列的水彩画在他暑假回山东时还曾看见过。印象深刻的还有国文科的任幹忱、刘海亭二位老师。 刘海亭，山东潍县人，原来在济南模范小学高小教书，也许由于“五卅惨案”，还是其他原因，到平原县来教国文。刘老师到了任继愈他们班上，点名时发现了他，于是倍感亲切。他教学认真，讲解生动活泼，改作文也一丝不苟，且写得一手赵体字，大字写得更佳，学校的重大活动，横标大字都由刘海亭老师执笔。教了一年书，还差一个月就要放暑假的时候，刘老师因事去济南，学校托他为学校买下学期的教材，同学们也有人托他代买文具及其他用品的。按惯例，学校下下学年的聘书，都在这一段时间，平原县中学教师的职位也成了角逐的目标。刘老师是个书生，有人谋求取代他教这一班国文课。于是就有人说他买材料有贪污行为，并到处张扬。刘老师无从申辩，自觉无颜见人，就不再来上课，含辱悄然离开了学校。班上有一位同学赵某，也乘刘老师处境险恶，跑去找他，说代购的文具价钱比县城贵了，向刘老师要回了五角钱，回到班上向别的同学夸耀。 当时任继愈虽然只是个小孩子，还不懂得世道险恶，就也觉得刘老师只会教书，不会办事，但他还觉得这位同学太没有情谊，即使代买东西贵了5角钱，也不应该找刘老师去要，尤其不该在刘老师倒霉的时候去要。后来任继愈升入了大学，又见了当年的老同学，才知道有人为谋求刘老师这一班的教学职位，不惜给他栽赃，使他蒙羞离去。 多年来，虽然时光流逝，不再回头，但任继愈心里一直存留着一个念想：想再见到这位可敬的老师，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刘老师带着遗恨，蒙受不白之辱，离开了平原县中学。真正应被责罚的是那些居心险恶的小人。 另一位数学老师秦文部，教学有经验，只是选用的教材不大合用，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翻译外国的混合教学教科书，把几何、代数混编在一起，效果不及分科编写的教材好，只有任继愈他们这一班用过一次。这种编排方法，却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数学综合思维，任继愈的数学基础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 任幹忱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平原人，家境贫寒，因学费不够，就休学一年，赚了钱之后又回去读书。他讲课时往往顺便讲到北大教授的一些轶事，比如黄季刚先生。 任老师说，黄季刚先生学问很好，很受北大的器重，只是脾气有些古怪。有一次，黄先生到北大上课，上课铃响了，学生已坐满了教室，黄先生却在教员休息室不动。教务处职员跑去请他，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黄先生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钱还没有到呢。”教务处赶快去带他取了薪水，他才去上课。听了这件事，任继愈就觉得黄先生的做法太不近人情，却佩服北京大学蔡元培带出了尊师重教的博大学风。为了留住人才，不惜打破行政惯例。北大教授中，像黄季刚先生也只此一家，如果每个教授都这样，北大也无法应付。任幹忱在北大读书，得到一些当时国内一流名家的教诲。他讲课深刻，旁征博引，不像一般老师，讲明白字句，串讲一遍就算完成任务。 第一部分 第5节：书中自有天地 任老师还讲文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为人等。让任继愈及他的同学感兴趣的知识。比如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任老师把汉武帝对待文人的态度及司马迁冤案的来由讲得很充分，通过任老师的讲解，司马迁的愤激不平之气就跃然而出。他讲《芜城赋》，就结合南北朝政治形势来讲，把文章风格讲活了。一年后，任老师离开学校，回到北大继续读书。任老师也是任氏家族人，按辈分和任继愈的祖父同辈。因此，他给任继愈的印象尤深。 初中毕业后，任继愈到北京升高中，任幹忱老师在北大未毕业，就替地头不熟的任继愈租房子，买生活用品，指导他应该注意的事项，仍像个老师一样。抗日战争时期，任老师在重庆青木关的体育委员会里当了秘书。而任继愈，在西南联大读了研究生。于是，任老师就托任继愈求刘文典写过一幅字，他视同拱璧。任老师四十岁才结婚，中年得子，取名“兆明”，还特意告诉任继愈他中年得子的喜讯。日本投降后，任继愈便和任老师失去了联系。可能是任老师随体委去了台湾省，而任继愈回了北京。 任继愈的英文老师姓涂，山东菏泽人，刘海亭老师走后，他又兼教任继愈他们这一班的国文课。涂老师喜欢讲新文学，比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的几篇古典戏剧，“卓文君”、“聂政”就是涂老师选出来特意给任继愈他们讲的。涂老师多才多艺，有时也在班上朗读他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是一位才子型的老师。任继愈的另外一位老师姓唐，毕业于黄埔军校，山东高密人，教任继愈党义及军训、体育课。唐老师对学生蛮横、粗暴，有时用体罚。有一次，责罚一位同学，该同学不服，唐老师大叫：“拿绳子来，给我捆上！”唐老师虽然讲过他参加东江战斗，多么勇敢，但任继愈及同学不约而同地对他印象不佳，并从此对国民党存有戒心。 书中自有天地 任继愈最后的初中时光是在济南度过的。济南是美丽的山城、泉城，湖光山色惹人眼，垂柳殷意牵人衣。美丽的大明湖，碧波荡漾，照人脸庞，站在粼粼湖边，沐浴在清风里，能够使人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产生飘飘欲仙之感。趵突泉水灵动而多情，盯久了，眼前便不再是纯粹的泉水，而是来自神仙聚居地方的琼浆玉液一般。风吹过来，冒出的水花轻轻随风颤动着，向在对人致意似的。初来此地的人尤为兴奋，他们围站在泉边，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泉水似乎听懂了人们的话语，就显出更为活泼的水花来。 但任继愈却无心去欣赏济南的美景，因为他的心是孤独的，是没有活水注入的一潭清波。不是任继愈内心封闭，不愿意向外界敞开，也难怪，父母亲人都不在济南，他是孤身一个人来到这儿求学的。当时，他寄居在亲戚的家里。这亲戚实际上是任继愈父亲的朋友，尽管父亲的朋友对任继愈很好，对他的生活非常照顾，但到底不是严父慈母的那种感觉。因此，任继愈是孤独的，是寂寞的，是百无聊赖的。他思念远方的父母，他的心向着他们飞翔，飞到他们身边，尽享天伦之乐。然而现在，他仍然枯坐在远离家乡的一间小屋里，任眼泪簌簌下落，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所幸，一种东西吸引了任继愈，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的精神不再仅仅凝聚于暌离的亲人身上。 这东西是书。 由于孤独，任继愈又拾起了小时候的习惯——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看书，看书，看书，任继愈走进书向他展示的那个全新的世界中去，排解思亲的忧愁。性格使然，他坐得住，能够长时间地沉浸于各种书里面，忘记了一切。尽管外面有时候很热闹，但他并未被这种热闹吸引住，在书中，他的心是一枚铁针，完全被书这块大大的磁石吸住了。 书给任继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知识，做人的道理，还有宁静的心情，短暂的快乐。尤其是后者，对任继愈来说，是最难求的啊！ 任继愈各种书都爱读，只要能够见到的，他来者不拒。他喜欢文学，喜欢那些让人哭让人笑让人欲罢不能的文字；他喜欢深刻的东西，喜欢那些让人默默深思让人频频颔首的道理。任继愈喜欢鲁迅，因为他觉得鲁迅深刻，鲁迅与众不同。 第一部分 第6节：火热的高中生活 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对北大有印象，对那些作家有印象。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念鲁迅的书，如《风波》呀什么的，就是初中开始念的。那时的国文课就讲这些东西，课本里就有。 我喜欢文学，喜欢鲁迅的作品。……我觉得他看问题比较深刻，透过表面现象，一针见血，有这么一个好处。我觉得鲁迅的文辞也很美，有力量，有功夫。……我喜欢鲁迅的文章，还喜欢鲁迅写的字。 迷失书香里，浑忘寝与食。在书里，任继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他暂时缓解了愁苦。 火热的高中生活 时间是一辆牛拉的太平车，虽然老旧，虽然沉重，虽然缓慢，但仍然一刻不停地向前、向前，并沿途留下两行深深的沟辙，和粗重的滚动声。 任继愈的高中是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的。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我那个高中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停办了，那叫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那时上学，家里钱少的上不起，存在这么个问题。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 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宗真甫，河北人，留学法国，所以他的办学思想有点法国大学的风格。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外，二年级以后，还开设了选修课程。教材不用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而是授课老师自行选编。高中不分文理科，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 给任继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学校招生，不限于北京市，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北京土生土长的反而占少数；还有学校不限制学生的爱好，体育、美育和德育、智育并重，任继愈的国画知识就是在这时学到的。 宗真甫是一个教育家，有远大眼光，有过人魄力，他没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学，放在死读书上，而放在全方位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础上，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宗真甫先生亲自教选修法文课。他的发音优美，可以直接阅读法国重要文学、哲学著作，听他的课不失为一种享受。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也有兴趣，后来还写过关于《墨子》的一篇著作，很有见地。 在这里，任继愈又遇到了几位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恩师。如果说，小学时候的曹老师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启蒙的话，后来遇到的老师则引领着他昂首阔步地行走在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中了。任继愈高中时的国文教员先后有几位老师，这些老师是：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 刘伯敭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给学生选的教材是从《左传》、《国语》到孟、荀、老、庄及宋元等人的文章。他讲的语文课像文学史，又像哲学史。从他选的教材中，任继愈读过张煦、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人关于老子年代的讨论，使任继愈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这些闪着光芒的名字，这些透着智慧的文字，这些精彩绝伦的世界，这些食不厌精的精神食粮，呼唤着任继愈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的营养。 虽然这个时候，任继愈仅仅是一名高中的学生，虽然这个阶段仅仅是他整部人生大书中的一个章节，虽然他的精彩生命刚刚起步不久，但他的眼界和见识已经飞跃到了一个同龄人难以达到的高度。这个阶段对于任继愈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后来的名满天下。 让任继愈倾心和难忘的是，当时，北平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风民主、开放、活跃，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之道。 在这样自由民主的氛围下，鲁涤平这位倡导民主的教师就有了挥洒的天地。那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必须有“党义”课。鲁涤平老师早年留学日本，喜欢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三民主义党课不重视。他和任继愈小学时的曹老师有些相似的是，他把他教授“党义”的课堂变成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第一部分 第7节：北大哲学系 攻击之前，他先选用“三民主义”中的一段话，指出：“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你看可笑不可笑？”以此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 良好的治学精神和校园氛围，使得在这里受教育的学生，肯钻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大多出类拔萃，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1956年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个驾飞机起义的刘善本就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第二届的学生。 但遗憾的是，这所中学的寿命太短了。 1931年到1935年这四年间，北平被日本侵略军一步步进逼。学生和教师因不满于南京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学生运动连年不断。每次学生游行及宣传活动，总有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参加，这引起了北平警察对这所学校的注意。正好由于北平大学各院校不愿意掏钱办这样的中学，便借故宣布停办，由学生自行转学。学校创办的第二年暑假，学生发动了护校运动，留校的同学推举代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电，申明不应停办的理由。最后，大家提出，如当局不收回成命，即联合起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根据同学名册，通知家在铁路沿线的同学按规定时间车次上车，会齐同去南京。学生的愤怒像潮水，暂时将当权者的气焰逼退了稍许。北平大学当时怕事情闹大，让了步，答应以后虽不再招生，但一定将学校维持到已招进的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自行停办。因而这个学校只办了两届，毕业了六个班。 尽管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份量。可以说，这不平常的四年，对任继愈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如烟如花如梦如幻般美丽又实实在在的四年，是任继愈一生具有奠基作用的里程碑。 第三节 大学时代 北大哲学系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有许多想法，尽管有些想法并不清晰，也并不长久。但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这些略显稚嫩、影像模糊的想法支撑着他过去的岁月。就像一个人行走在美丽的小溪畔，看到一些招摇的小花，总想俯身摘取一朵放在鼻边。 中学时代的任继愈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善良愿望曾经一度占据他整个的思维。但哲学，神秘的哲学，光芒四射但丝毫不逼人的哲学，随即就把任继愈深深吸引。 1934年。 这一年，任继愈十八岁。 这一年，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夙愿得偿，年少得意，因为这是他最想读的一所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任继愈觉得，生活在他的面前绽开了可亲的笑容，命运也为他开辟了一条他最愿走的路。因此，任继愈的心情每天随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一起飞翔。 任继愈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习是刻苦而快乐的，兴奋的潮水冲破了堤岸，难以遏制，也不想遏制。无数个相似而亲切的日日夜夜，任继愈身上鼓噪着青春的力量。 唯一让任继愈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他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这种隐忧像一片灰色的云飘浮在任继愈的天空，但云里并不带雨意，后来，一阵风吹过，这片云就随着风一起飘到远方去了。可能是年轻吧，任继愈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 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部分 第8节：难忘的“小长征”(1)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的兴趣却在于西方哲学史。对倏忽而逝的大学时光，任继愈始终充满感情，他说三年级时的一次长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更是将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愫深深注入他的学术血脉之中。 第四节 西南联大 难忘的“小长征” 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铁蹄下，在炮火和硝烟之中，“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这时，任继愈正上大三，北大决定南迁，任继愈随校南移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 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两百四十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时年二十一岁的任继愈也报名参加了这次“旅行”。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两百多名师生开始了旅行。“旅行团”的带队老师是闻一多，一路上风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但对于血气方刚的任继愈和他的同学们来说，这次走出校门的远程“旅行”的底色是鲜亮的兴奋。此次被称为“小长征”的旅行历经六十余天，全程三千多里路。没走过长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些。虽然辛苦异常，但辛苦是建立在收获之上的。因此，“旅行”团的“团员”们是用一路新奇一路故事、一路笑声一路歌，来回报这前所未有的辛苦的。 湘西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 路两边山谷青黛，鸟鸣声声，沟壑溪涧，溪水平缓，清澈见底。不时能见到山涧中的牛和羊在溪水边上，悠悠吃草或咂咂汲水的情景，它们悠远而悠闲的叫声回荡在原本宁静的山间，有了这些声音，使得山间更加宁静。看管牛羊的孩子们，有的躺着小憩，有的互相追逐嬉戏。仿佛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忘记了正在吃草的生灵，其实它们也实在不需要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在如此美丽的景致面前，牧童和牛羊都放任了自己。当任继愈他们经过山区乡民的吊脚楼时，远不见主人进出，或是见着了，也看不到他们行止匆匆。世上的争端与硝烟，血与火，生与死，升与谪，毁与誉……与他们全然无关。 在任继愈及其老师和同学的视野中，湘西，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宁静、祥和与淡淡美丽如水粉的图画…… 在如此美景中行走，即使是累一些，也会迅速缓解的，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剂让人精力充沛的良药；再说，与可亲可爱的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大家说说笑笑，完全忘记了路途的疲劳和战争的狰狞，尽管他们是被无情的战争威逼着离开心爱的校园的。 远了，远了，那亲切而熟悉的校园；近了，近了，陌生但同样亲切的大自然。对此，任继愈他们的心情还是晴朗的。 途中，他们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尽管标语的字迹已经模糊，但仍能辨认；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先贤的足迹成了一声号角，鼓励着涉世未深的“团员”们。一路上，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边走边写生，既把美丽的景色记下来，更把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遗迹记下来。他们步行艰苦，风餐露宿，并且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由于山高、林密、沟深、洞多、水多，疆界封闭、观念落后，使得本地淳朴与野性同生同长同灭，所以这个地方简直成了炼匪、养匪的天然温床。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这洞就是匪的代名词。这就是湘西匪民的真实传照。但所幸的是土匪看任继愈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 而随着北大南迁的任继愈，则在风餐露宿的迁徙中，胸中汹涌起一种类似军人的浪漫与豪情。浪漫如果说是缘自他的内心，那么，这种军人的豪情应该得自他父亲的遗传。走在高山密林之间，任继愈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与诗人一同回到那个“撩乱边愁听不尽”的烽火年代—— 第一部分 第9节：难忘的“小长征”(2)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任继愈回忆这一段峥嵘岁月时这样说道。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走进乡村，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他亲身体验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深入湘西等穷乡僻壤，看到的是贫穷、愚昧、瘟疫、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无处不在的鸦片毒烟……但就在这样悲惨的环境里，挺立着中国的脊梁：深陷于穷困中的农民，出粮出人，承担着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担，那些被绳子捆着拉走的壮丁，一旦懂了爱国主义这个道理就拼死抗击日寇。 任继愈的所见所闻，无不令他震撼，深深地震撼。一腔来自于叫做爱国的情愫或者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书生情怀油然而生。 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年轻的任继愈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 万里山河，赤地千里，亲历亲见，顿悟尤深：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一路上，面对破碎的山河，任继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抗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 正是在这次“旅行”期间，看到农民的贫困，为老百姓的抗战精神所打动，任继愈开始注意中华民族文化根源的问题。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民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它源于何处？它的支撑是什么？这些问题，当时的任继愈并不明白，但他明白的是，这种民族精神并不只是像书上写的那样。 他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苦难，其间不乏崇尚庸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灾难。然而无论在什么时代，社会的需要总会召唤出高尚，召唤出高尚者，以此作为民族的脊梁。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穷极一生，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关注脚下这片多灾多难而坚强可敬的土地。他从热衷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祖国、人民、使命、热血，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这根基召唤着他，迈开自己的脚步，怀着虔诚的心情。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无痕，人生留迹。任继愈不改初衷，一如既往。他的脚步坚定无比，这脚步永往直前，从未停止过。 从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的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这是他后来能够成为哲学大师的天赋；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在老师的影响下任继愈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他们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个他最想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然而，那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他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并将一生托付给这项非凡的事业。 第一部分 第10节：校园学术民主氛围浓厚(1) 这事业让任继愈的人生无限精彩！ 后来，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 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这种“沉重之心”即是深深的责任感，对国家的，对民族的。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任继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杜继文回忆，任继愈曾说“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这实在是堪称经典的大家之言。 “在任继愈一生为学中，他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杜继文说。 校园学术民主氛围浓厚 1937年，是任继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第三个年头。是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各推一人为常委，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蒋梦麟、张伯苓常驻重庆，常委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 西南联大对当时身处战乱的学子们来说，是读书惟一的理想之地了。在未到之前，任继愈一直对这个地方满怀憧憬。可当他兴冲冲赶到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眼前的情景击碎了他的想象：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只有茅草屋顶的校舍，窗户没有玻璃，运动场是野草遍地的土坝……这还是任继愈心里最基本最起码的设想，其他的更不用说，更是奢望。 到这里不久，任继愈的心理就发生了质的改变，他被这里的一种东西完全吸引了。 在那么一个艰苦的时代里，虽然条件艰苦得难以言状，西南联大却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这成为中国当时思想状态的一个缩影。 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心心相通，俨然是血脉相连的亲人。西南联大由几所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课余经常举办一些学术讲座，任继愈有时间就去听。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对于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任继愈回忆说： 那时在云南，快毕业了，有一次在集会上讲演，冯友兰先生说，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印象深极了。 当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个流亡生活，就要求参军，到第一线去打敌人。钱先生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后方念书就是苟安、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啊，你才能读得好，才能报效国家。 冯友兰先生也算我的老师。不过我在学校的时候选他的课，分数考得不好，七十几分。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之一。他当时去了，给我的分数就高不起来了。我更多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这跟冯友兰的体系不大一样。 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你要不提这一部分，肯定有缺陷，要讲吧，语言又有限，总感觉隔着一层讲不透。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不算。这个看法就没法弄到一块。 给我讲哲学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有哲学，不是没有哲学。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内容还是那个内容，换个名称啦。我听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很有口才，他跟钱穆先生都很有口才，讲课很有吸引力，听的人很多。当时都是大教室，选课的听，不选课的慕名的也去听。 第一部分 第11节：校园学术民主氛围浓厚(2)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继愈认为，那一段“转战后方”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 他曾略微自得地说： 张岱年先生一生都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时，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而我去了。 1938年，随校南迁的任继愈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9年他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和贺麟，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生活在任继愈面前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之间，谈学问，也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据任继愈回忆，这种师生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的风气，三校其他院系也有。如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帮助老师买菜，物理系的吴大猷夫人患急病，学生朱光亚背着送医院。此种故事甚多，无须多举。师生之间朝夕见面经常地交流，有学术的，有思想的，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北大文科研究所，正所长是傅斯年，副所长是郑天挺，罗常培戏称郑天挺先生为“山长”(古代的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和任继愈他们同住的导师有罗常培、郑天挺、陈寅恪、汤用彤、姚从吾几位。关系嘛，虽然名分上是师生关系，实际上是朋友甚至亲人的关系。 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学业的进步，任继愈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第一批研究生中，涌现许多名家，如王玉哲(南开大学)、杨志玖(南开大学)、阴法鲁(北京大学)、周法高(中国台湾省，院士)、逮钦立(东北师大)等。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有王瑶、冯契、季镇淮、王浩等。 南开未招研究生。 西南联大的日子，让任继愈从中受益匪浅，这其中的受益，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有生活上、思想上的。这种东西，铭刻在任继愈的心上。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 在联大这个巨大的平台上，让任继愈记忆最深刻的是学校的学术民主。 在任继愈看来，联大的创立是非常有好处的。首先是，三个学校强强联合地加在一起，学生和教师之间都可以互相观摩，都很受启发。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故，有充实的根据，教师即可让他的论文通过。这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既调动起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反，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还有选修课，考试的内容经常与老师课上讲的不一样，但学生只要能言之成理，也能得到高分。任继愈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任继愈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有一件事让任继愈印象极深，这件事后来在他接受采访时不断提起： 一位叫吴宏聪（现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的同学，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但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他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有时远远地看到老师，立即像做贼一样逃开，生怕被抓个“现行”。不久，老师终于知道了吴宏聪的心事。老师说，学生的观点不必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吴宏聪这才消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联大的另一特别之处就是，老师讲课都不用统一教材，而是按自己的研究长处来讲。 在1942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都要全国统一，并交由教育部核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经过认真考虑、讨论，对教育部的办法提出异议。全文较长，又是文言，简述大意如下： 第一部分 第12节：听名师讲课 大学包罗万象，任务为百年树人，各大学自有其教学经验，宜稳定，不宜多变。同一课程，不同学校，讲授内容各不相同，教育部行政领导时有更迭，如果一切都由教育部决定，朝令夕改，大学将无所适从。今天的教育部官员，也多当过大学教授。当他在当教授时，专教一门专业，兢兢业业，尚恐出错。为什么到了部里，忽然成了万能的指挥者(原文为“智周万物”)，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三校创办之初，办学方针都是遵循教育部方针办的，施行多年，为国培养人才，说不上有功，尚未出现流弊。全国大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部的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的规定似可以允许例外。 呈文发出后，未见教育部第四次来文，显是提出的异议被他们接纳了，师生们这才因保住了自己的一块阵地，长舒了一口气。 学校还有一个风气，就是教师照本宣科会觉得不光彩，因此，教师上课时不仅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还要求讲课年年有更新。同一课程，如“唐诗”，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一样古文字学，唐兰与陈梦家不同。同一课程，同一教授，今年与去年不同。 几十年之后，任继愈还能够清晰记得闻一多先生由于讲唐诗和《楚辞》讲得好，这门课每年都有很多人修，还有其他先生讲这门课，学校就让几位先生每个学期轮换开课，这样学生就可以接受到不同的观点，此举对学生很有启发。教师们从三个学校汇聚到一起，也都一心一意做学问，并且互相比着，很有朝气，从而互相促进，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文科老师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期写成，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时隔七十多年仍是各自领域的重要参考书。 联大的师生们在科研工作中从不抱残守缺，在战时与海外大学交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各领域。有一次，西南联大中有人回国时带回一本新书(江泽涵教授的一本《拓扑学》)，当时尚不具备复印条件，教授们曾辗转手抄，争先恐后，乐此不疲。 西南联大的这一独特之处，其实就是原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方针，就是“海纳百川，心系天下，百家争鸣，不断创新”，也就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由于民国期间长期军阀混战，政治混乱，只有教育界几所有水平的大学保持着“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小块净土。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成为文化城市。这种环境使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得以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办学方针实事求是，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 到了晚年，任继愈曾感慨地说： 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完全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后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再现这样的学术气氛，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我想可能是小农意识在其中作祟，这种意识的直接结果就是不相信间接经验，而崇尚直接经验，当然，这就导致了后来别的国家在轰轰烈烈地发展……而我们不但没发展，反而在退步。而且，西南联大还有一种民主和宽容的人文气氛，民主和宽容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听名师讲课 任继愈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中写道：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教授听教授的课程，这在联大的课堂，是常见的场景，可见教授之间互相取经的学风。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听讲只有三五个学生，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准也来听课。 在任继愈的记忆中，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介绍唐代的寺院培养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佛教信仰，讲述因果报应。向达先生的演讲就像长篇故事有连续性，十天半月讲不完。从甲地换到乙地，接着讲，听讲者听得入迷，经常追随讲者也从甲地跟到乙地。任继愈听向达的演讲时，正在昆明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哲学专业研究生，而向达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第一部分 第13节：战火之中的书声(1) 任继愈也听过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的课。课堂上的陈岱孙总是衣冠整洁，谈吐高雅，既有中国学者风度又有英美绅士派头，这给分散在海内外的西南联大的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课前一两分钟他已站在黑板前，难得的是他讲完最后一句话，合上书本，下课铃也同时响起，让同学们既惊叹又欣赏。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没有废言。他不念讲稿，但每次课后翻阅笔记，不需增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继愈撰文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西南联大还流传着陈岱孙先生的一段佳话。因为联大的校舍的屋顶是用白铁皮覆盖的，条件非常简陋。有一次，陈岱孙在上课，屋外瓢泼，头顶雨滴叮当，学生根本听不清他讲什么。无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 任继愈能够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也有开阔学术视野。他在文章中写到冯友兰先生演讲时的一件趣闻逸事，由此可见哲学家冯友兰精神风流。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先生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冯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 学者黎东方在重庆讲《三国》，比后来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还要轰动。据任继愈的回忆文章，黎东方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讲演，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任继愈也分得一张票。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只行军床，这样与貂婵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任继愈只听过一次黎东方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他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一般学者学不了。 战火之中的书声 当时的云南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下，也无意间扩大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空间。 联大不提倡读死书，同学们都关心国家大事，而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支持抗战。 在任继愈眼里，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已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 当时的情形是，上课时间很不稳定，飞机天天在学校上空盘旋，很多时候，师生们都要给飞机躲猫猫。尽管每天都要躲轰炸，并且物价飞涨，但学生的心气不减，都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生活。那个时候，抗战是大家一致的信念，这信念让人们的脊梁空前的强硬而有力。 任继愈还记得，当时西南联大的本科宿舍是一座三层建筑，屋顶还是稻草的，每间宿舍要住40名学生。由于物资紧缺，学生每顿饭都是半饥半饱，师生吃的稻米都是仓中的陈米，有的甚至还出自道光年间，可谓历史悠久，淘米的时候水都是绿色的。尽管条件艰苦，但学生们却并不在意，要是怕人多相互干扰，也就是在床之间挂条被单挡一挡。人多往往便于讨论问题，有时几个学生在宿舍中争论问题到很晚，常常到第二天起来再继续，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也是在这种环境中成才的。由于战争阻隔，不少学生都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学校便出台了“代金制”，负担贫困学生的吃饭费用，于是像李政道这样一批优秀的学生才得以顺利地继续学习下去。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岁月，让任继愈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灾难面前能够坚持到底。宁折不弯，愈挫愈坚。任继愈回忆道，学校里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民主和互相尊重的氛围。老师和学生的宿舍离得很近，任继愈他们注意到，老师屋里的灯每天晚上十二点前就没熄过。有高标在，于是学生也不敢早睡，一直苦读到深夜。朗朗的书声便成为这个时期的夜里独特而动人的风景。 第一部分 第14节：战火之中的书声(2) 任继愈当时就读的哲学系，一个年级仅十几人，与有一两百名学生的经济系相比显得有些冷清，“但学校不在学生多少，即使一个班就两个学生也会照常开课。”学校是日军飞机经常光顾的对象，每当警报一响，学生们就往山上跑，大约从早上九点躲到下午两三点再回学校，学校也尽量躲过轰炸时间安排课程。由于联大的学生来自三所学校，必修课经常在一起上，因此学生之间的交流很多，各学院之间也不是相互隔绝。拿研究生来说，导师设置往往是一正一副，如果导师是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么副导师就是研究外国哲学史的。这样学生的研究面更宽，也更注重不同领域的对比和交流，这样的学生在出国之后仍然表现得很优秀。 联大对基础课十分重视，初等的物理、化学课往往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所以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入门也正。学校十分重视一些基本训练，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不分文理科都要学。而大一国文课都是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这样的名师来教，让学生们大开眼界。英语教师有王佐良、李赋宁、叶柽、查良铮等十来位，这些教大一国文、英文的教员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作家、专家、学者。 因地制宜，联系实际，也是联大的教学特色。当时闻一多讲《诗经》，是结合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来讲，这样就把课讲活了。所以尽管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很艰苦，但师生都能够善于利用机会，使任继愈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校还有规定，凡英文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所以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个个英文都是过硬的。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踊跃报名，被选中之后，培训一个月即可上岗，可见英语底子过硬。除了对国文和英语的重视外，学校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一门课，此外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诗人吴宓体育不及格，留学就晚了一年，让他去学游泳。这事搁在现在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让任继愈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社团活动十分丰富。在那里，学校里的社团很多，有诗社、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等。每天晚上几乎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除了教授做学术报告外，还组织讲文学、讲政治等。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只要经过昆明，经常被邀请来此讲学。学术的空气和政治的空气有机地融合于联大的上空，融合于联大人的心里。 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苏联之行。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艺术题材也多以革命为主，连教堂的壁画都被钉上了，画家的自由创作很不受重视。在当地一场抗战画展上，徐悲鸿作了一幅名为《绿色的跳舞》的画，画面上是一座房屋，房屋前面，一棵大树的叶子在随风飞动。当即有参观者提出疑问，这幅画里怎么没敌人？讲解员机智地解释道，敌人在房子后面躲着呢。听到这里，学生都哈哈大笑。这件事让任继愈难以忘怀。 杜聿明将军也到西南联大讲述他参加缅甸战争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这里介绍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情形，让学生们了解到英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同样艰苦，但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一座百货大楼遭到轰炸，被炸出一个大洞，第二天仍挂出‘openasusual’的牌子，敌人又炸出一个更大的洞，百货大楼就挂出‘moreopenasusual’。”每当想到在联大的火热生活，任继愈就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他的脸上会不知不觉地浮上笑容，使得他不再像一位老人，不再像一位饱学之士，不再像大师，而像一个孩子，纯真的、喜欢不厌其烦地讲自己喜欢的故事的孩子。这些人士的见闻，让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他们的乐观精神同时也感染了正在经历战火的学生们，使他们不被困难吓倒，一直保持着蓬勃向上的氛围。在任继愈孩子一样耽于回忆的目光中，西南联大的影子慢慢清晰起来。三四十年代北平学术界的艰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时不我待”的民族危亡关头所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像一扇隐秘的通道，在人们面前缓缓开启。而西南联大的一批老学人，不仅仅是“经师”，更是“人师”。在任继愈等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心中，联大已经沉淀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判断，支撑着他们的脊梁。比如神圣感、崇高感、使命感，比如“学术追求不是一份糊口的工具，而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安身立命的脊索”，这些都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生命和精神的丰富滋养。 第一部分 第15节：收获于联大的爱情 关于西南联大，它的形象应该不仅仅存在于任继愈这样曾经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心中，它应该鲜活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战争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联大毕业的本科生(包括持北大、清华、南开学籍的)，总计有三千七百余人。这些毕业生在当时以及新中国建国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西南联大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已有事实证明，西南联大选送出国的优秀学生，到外国也是该校专业的尖子，有的人当了课题组的领军人物。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 所谓奇迹，无非是对稀见事物的一种称谓，奇迹的出现绝非偶然。魏晋哲学家王弼说过：“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正是对西南联大应运而生、横空出世的最好解释。 如问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我在西南联大先当学生，后来又当教师。‘五四’精神不仅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发扬民主，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总课题。西南联大虽已结束，联大精神是常青的，百年树人，实现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全民族前进的大方向。前景无限，共同奋斗，任重道远。”“西南联大虽早已结束，但联大精神是常青的。” 收获于联大的爱情 生活在向任继愈打开了一扇门的同时，又向他打开了一扇窗，一扇明亮的轩窗。 1941年，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生活像一条河流，在他的生命里欢快地流过。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在英国留学的、研究哲学史的名叫王维澄的同学，他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子化胡考》，胡就是胡人。这文章写得很好，现在研究道教的，还没有超过它的。王维澄从国外回来以后，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教哲学史。他爱人在联大附中教语文。有一阵，她生病请假，让任继愈去代课，王维澄问任继愈行不行。这让任继愈很是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踌躇着。但架不住老友的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答应，竟成就了一段佳缘。 当时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语文的是冯钟芸，因为是同一年级的课，接触得相对较多，一来二去，任继愈和冯钟芸便认识了。 冯钟芸1941年以优异的成绩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同年夏季，到西南联大附设学校任语文教师。1943年夏，似乎是老天要玉成一段姻缘吧，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 当时的联大中文系拥有像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的著名学者。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任继愈便常去借书。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正巧冯钟芸备课也到那里借书，这样二人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时的“感情基础”，此时相见，眼睛里便又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更为巧合的是，冯钟芸的伯父是冯友兰，有时候任继愈到冯友兰家去谈点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碰上。 这以后，两个人的心越来越近，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任继愈和冯钟芸谈结婚之事很晚，这件事让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非常关心这一对年轻人婚事的汤用彤先生，就亲自跑到冯家去，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因为任继愈家人一个也不在联大）去谈这桩大事情。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都穿长衫，他还加一个马褂，跑到冯家去，很有意思。 第一部分 第16节：往事并不如烟(1) 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和任继愈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他对任继愈的印象也很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二位系主任便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俩人去吃饭；罗先生有时还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包括罗常培在内的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起来。结婚之前，任继愈和冯钟芸还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汤用彤那时候有三个学生，一个已经结婚，任继愈和石峻还没结婚。石峻跟任继愈同岁，作为老师的汤用彤也为石峻创造机会，但没有成。那时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流亡时期，国破家亡的时候，师生之情尤重。 那个年代流行早婚。其实，在任继愈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给他订过婚，但任继愈把婚退了，也没见过那个女子。 1946年回到北京，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结婚成家。 结婚以后，夫妻二人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天地。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相信赖和尊重，素为邻里同事称羡。 任继愈的妻子冯钟芸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她的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者，正是杰出的父亲首先为冯钟芸创造了一个不凡的家庭氛围。冯钟芸的大伯冯友兰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家，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他们三人以“三冯”享誉学术界。在河南唐河，“冯家三兄妹”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骄傲，而且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堂妹冯钟璞（即宗璞）是我国著名的女作家。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是她的堂姑父。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三十多人。 冯钟芸的父亲冯景兰虽不像其兄冯友兰那样名声显赫，在地质学界却也是一块丰碑。早在20年代，冯景兰就在广东考察发现了红黄色砂质岩经过风化以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文现象，他把这种地文现象命名为“丹霞地貌”，这一命名一直为国际地质学界所沿用。妹冯沅君（淦女士）是一代才女，现代作家、学者。冯沅君是曾受鲁迅称赞的五四时代著名女作家，时有“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之称。他们的堂妹冯让兰是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 冯钟芸后来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除了工作之外，冯钟芸还笔耕不辍，并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冯钟芸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关汉卿评传》《贯云石》，以及散文自选集《芸叶集》等。 任继愈夫妇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留存于岁月的深处，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 第五节 联大的老师们 往事并不如烟 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军堂”、“知不足斋”等。 任继愈在北平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读书三年。当时北大的学生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任继愈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只是这小天地是相对封闭的。 “九一八”以后，日本与军阀连年生事，硝烟呛人的气味日浓，空气里流亡的恐怖日益逼人。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任继愈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抗日战争期间，任继愈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就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这间斗室里，任继愈度过了七八年的时光。 第一部分 第17节：往事并不如烟(2) 这一间斗室，有着令人难忘的故事。 这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寅恪先生赴英国讲学，任继愈也毕业，就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万千气象，岫云出没，甚招惹人。读书倦了的时候，思绪疲了的时候，任继愈便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了许多。 任继愈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就休息，早上四点就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阴阳的生物钟。那时生活极穷，物价飞涨，人人轻易不敢逛街，倒是远离了物欲的种种诱惑。“躲进小楼成一统”，任继愈倒也读了不少书。为埋头读书，任继愈自号书室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有“潜斋笔记”多卷，遗憾的是，这些书后来在“文革”中，毁于火。 至今，那一段读书岁月仍然是任继愈人生最畅意的时期——没有尘俗纷扰，不用操持生计，可以一心向学、专志读书，真正尝到了“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 1946年，侵华日军战败投降，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继愈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任继愈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任继愈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好转。 任继愈1937年转入西南联大学习并于1938年毕业，又于1939年考回联大的研究生，194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6年随北大迁回北平，他在西南联大学习工作了整整九年。 九年，不平凡的青春时光。 几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晚年的任继愈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岁月时仍充满深情。 令任继愈永远怀念的是联大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他深切地感受到精神独立、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彼时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可谓群贤毕至，硕学通儒不胜枚举，团结师生的唯一凝聚力是爱国主义。 团结一致、不忍受屈辱，敢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这一腔热血是高度一致的。这种精神渐渐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传统。 任继愈说，“汉奸”这个词，是骂人最重的词。中国人之所以觉得被人骂做汉奸比骂他祖宗三代还重，就是因为联大的这个传统留下的。任继愈常常拿历史上的奸臣秦桧作例子。秦桧念书的时候，成绩不可谓不好，不可谓没有才气，他一心想出人头地，不可谓没有志向。后来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状元，且步步高升为宰相，而且在宰相一职上做了很多年，苍天不可谓不眷顾他。而且秦桧的书法写得非常好，可是，后代没有留下一幅秦桧的书法。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他这个人不好，是奸臣，奸臣是人人痛恨和鄙夷的，谁愿意保存奸臣的字呢？于是，秦桧的书法就没有人保存了。 任继愈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是凝重的表情。 关于联大的爱国传统，任继愈还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还是和秦桧有关，不过又具体了些。 80年代的时候，华裔纷纷到国内“寻根”，这是一件让人激动也让人为之流泪的事情。华裔中，姓王的找姓王的，姓李的找姓李的，都各自找他的祖籍，在本族宗祠前含泪祭拜。华裔中有一个姓秦的，也回来找他的祖籍，他的祖籍是无锡。秦桧在南朝做过宰相，他的后裔家族很大。论起来，这个华裔应该就是秦桧的后裔。但他回来找到以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后裔，他说自己是秦少游的后裔。原因当然是非常明显的：秦桧是大奸臣，认了他是自己的“宗人”，面子上丢不起这人；而秦少游是苏东坡的朋友，才名远布，没有恶声，当然对面子有好处。于是，秦少游又无端多了一个后代。 第一部分 第18节：冯友兰先生(1) “中华民族的不可战胜就在于此，很了不起。外来压力不屈服，一定要反抗，这根本就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任继愈慷慨激昂地说。 任继愈说抗日战争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他自始至终就坚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任继愈回忆了一个叫傅鹰的北大化学系教授的故事。在国外，傅教授因为听说解放军在长江里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时候，心情激动极了，因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是中国的领土，是不容许外国的军舰进入和耀武扬威的。但英国人的船舰进入长江之后，实力强大的国民党都不敢向英国人开炮，共产党敢。于是，傅教授就回国了。其实，那个时候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是一批人，不只是钱学森一个。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继愈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继愈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典型”。 事情是这样的：北大教授冯友兰1945年去了美国，1946年回来，离港的时候，美国人说，你这个护照得留着。抗战期间，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出入不用签证，很宝贵。冯友兰说，我不回来了，我也不要了。 任继愈提及冯友兰先生从国外回来，放弃国外的优裕条件参加抗战的事情时，脸上写满了自豪。 每当这样的时候，和西南联大有关的一个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情景，又浮现在任继愈的脑海中；和西南联大师生有关的只言片语，也温暖着任继愈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些回忆的片断，虽然远隔岁月的风烟，虽然一如拉洋片般的模糊，但让任继愈强烈地感受到流淌于其中的联大精神。是这些师长们在支撑着一个“大学”的灵魂，支撑着任继愈，一个以学术为生命，以祖国和民族为图腾的学术灵魂。西南联大老师们的手，赫然在任继愈的面前，那些手仍在坚定地传递着力量，这力量，给了任继愈一生都用之不尽的财富。 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任继愈联大求学时期，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台柱子，当时任文学院院长。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任继愈听过冯友兰的课。在任继愈的心里，冯友兰是一个讲课特别有条理的老师。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讲课时，冯友兰慢条斯理，要是记笔记快能跟上他讲话的话，那就能记出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为冯友兰讲课没有废话。 晚年，冯友兰写书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就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念给他听，再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上冯友兰是出口成章，任继愈在这一点上特别钦佩冯友兰。他说，人们说一个人有才，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马可待”之类的词来形容他，比如说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当场出口成章写出来的，被传为千古佳话；但那只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冯友兰先生晚年则是“出口成章”地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并且这些书都是传世之作。 任继愈认为，冯友兰具有独特的抽象概括能力，善于把复杂的事物说得非常简单。比如说冯友兰讲名家公孙龙和惠施的学说，有许多人都在讲他们二人的学说，但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让人一听就懂，更没法讲清楚公孙龙和惠施学说的区别。冯友兰则超出众人：他把公孙龙的学说概括为“离坚白”，把惠施的学说概括为“合同异”，很简单的三个字，就把他们的思想讲明白了，区别也讲清楚了。 冯友兰说话非常有趣，非常有幽默感。 任继愈讲了一件事。 第一部分 第19节：冯友兰先生(2) 在哲学年会的一场学术报告中，冯友兰讲的是朱熹哲学。冯友兰说，世上的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就是原则，是形式，是结构；“气”是物质，是质料，是材料。比如说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这是“气”。做茶杯就是要根据茶杯的形状把陶泥做成茶杯，物质在英文中又称为“材料”（stuff），冯友兰就在报告中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可见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冯友兰还有些趣事，当然这些趣事都来自于任继愈的回忆，可见他对西南联大，对冯友兰感情之深。 冯友兰教育学生的方法非常有趣。他常说读大学是以自学为主；当研究生就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进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游不过去，中途就会沉下去。有人把你捞上来，说明你没有走完你应该走的路。做学生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你把着手教，是教不出人才来的。冯友兰的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仍然能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深刻的启迪。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他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他的挚友金岳霖曾经幽默地讲过一则故事： 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冯友兰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并曾担任过清华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冯友兰先生做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与清华许多名教授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朱自清的日记里经常出现冯友兰的名字。 与冯友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没有见他发过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没见他闹过情绪，影响过他的生活节奏。日常生活中体现着他的哲学境界。 冯友兰的成就，一半靠天赋，一半靠勤奋和毅力。1937年，北大清华等三校迁到湖南，文学院借住衡山脚下的一所学院。冯友兰教授“朱子理学”，这门课程的讲稿出版时改成《新理学》。他随讲随写，每天按时写作，从不间断。和他同住一室的郑昕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 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像他这样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中国寥若晨星。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30年代初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 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贞元六书”是他的哲学创作。 除学术理论著作外，冯友兰还有很出色的文学诗学修养，擅抒情，为文似不经意，而洒脱自然，超越古人藩篱。他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遣词典丽，文采丰腴，情感激越，命意深沉。碑文初稿曾分送文史有关专家征求意见，西南联大饱学能文的教授很多，对这篇文章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照原稿刻在碑上。 抗战时期，在昆明，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有一次和任继愈谈到我国南北人才的差异，汤用彤说：“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厚，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芝生，南方少见。” 任继愈在他的一篇纪念冯友兰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 冯先生的文才、诗才，出自天赋；冯先生的勤奋和毅力，应努力去学；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学。 哲人长住，哲理长存。 日来月往，悠悠此心。 第一部分 第20节：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正是三四十年代。而三四十年代自创系统的哲学家，背景几乎都与西南联大相关。 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的钱穆先生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期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旁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第一部分 第21节：导师汤用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份，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任继愈在北大哲学系上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他中国通史。任继愈回忆那时的情形时说，《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钱穆）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钱穆给任继愈留下过很好的印象。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时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他不是说献给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什么的。”“他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老师。”任继愈后来曾这样对采访者说。 导师汤用彤 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是学贯中西的大儒。1930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北大文科研究所规定，导师外还要有一位副导师，任继愈的副导师是贺麟先生。 在抗战时期，国家多难，大家都在流亡中，学生生活有困难，老师很愿意予以帮助，师生关系比在平时显得更亲近了很多。 任继愈回忆说，汤用彤先生很关心他们的婚事，曾经代表他的家长，穿长衫又加一个马褂，很郑重地到冯家去提亲。任继愈动情地回忆说，正是因为汤用彤和罗常培这两位系主任的厚爱，才促成了他和冯钟芸的婚事。 汤用彤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真、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汤用彤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他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这种“矛盾”的形象在任继愈的心里始终难忘。 在学生和后辈眼里，汤用彤先生熔铸今古，会通中西。他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这些都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毫无争议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放光芒。 汤用彤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此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汤用彤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而且与老一辈学者一起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和学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6年，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季羡林受汤用彤先生的邀请来北大任教，晚年，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对汤用彤先生的提携仍感激不尽：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汤用彤）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前两者我已经不敢当，后一者人数极少，皆为饱学宿儒，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竟也滥竽其间，我既感光荣，又感惶恐不安。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的垂青与提携，说既感且愧，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后来也恐怕没有人打破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恩情，它对我从那以后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还在起着激励的作用。 第一部分 第22节：熊十力老师(1) 如今，物质的西南联大已不复存在，精神的西南联大却在代代传承。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景海峰，是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高足，而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正是汤用彤，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熊十力老师 回忆起联大的老师，任继愈铭记不忘和首先想到的总是熊十力老师。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介绍北大的老师们，他们介绍的其中一位老师让任继愈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位老师在家里上课，且是北大唯一一位在家里上课的老师，他就是熊十力。比任继愈高两届的同学说，他们听熊十力讲课还在北大红楼。到了任继愈这一届，熊十力老师就不在教室上课了，因为他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拘束。熊十力认为在教室里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上课的话，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于是，他就给选他课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的话。学生对这封信深以为然，于是就贴在哲学系办公室有很长时间。 这以后，熊十力的家就成了他的教室。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任继愈在北大哲学系当学生，后来又在北大教书，前后约三十年时间。熊十力在这三十年间，除了有短暂的时间不在北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离开北大哲学系。这三十年间，国罹劫难，人遭苦厄，社会相、人心相呈现得更加分明，使任继愈更加深了对熊老师为人与为学的认识与怀念。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当然，熊十力老师与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们冷暖与共，并无不同。熊十力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他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他觉得坐着讲不提气，也是对所讲的内容不尊重虔诚。熊十力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东荪在熊十力的面前，也成了学生，于是，尽兴之余，熊十力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抗战时，听过熊十力课的郑昕说过他自己的感受。郑昕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十力讲课，他最怕熊十力的棒喝。于是每次都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熊十力远一点的位子坐下。听了这话，任继愈才知道熊十力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 任继愈觉得，听熊十力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比如熊十力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的时候，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可以说，熊十力不仅是以他的知识教育人，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听讲的人。 “九一八”以后，北平——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同学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的课也上不成，但他是很高兴的。并且，熊十力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的行为，十分不满。“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军占领，熊十力冒险化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锡嘏(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着他，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刘公纯生怕熊十力感受风寒，幸好未生病。 从北平脱险后，熊十力住在壁山县中学里，中学校长钟芳铭非常欢迎熊十力住下。熊十力的学生钱学熙夫妇、刘公纯也随他留在那里。其间，熊十力并没有闲着，他在忙着写他的《中国历史讲话》。当任继愈和贺麟从重庆南温泉去壁山看望熊十力时，他兴致勃勃地向任继愈他们大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可以说，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写这一著作。当任继愈他们去时，熊十力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一个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讲的时候，熊十力真像个孩子一样。 第一部分 第23节：熊十力老师(2) 在四川八年，熊十力的生活很不安定，加之物价腾贵，大后方民不聊生，熊十力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和家属不在一起。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熊十力始终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十力在1939年离开壁山中学，住到南温泉鹿角场学生周鹏初家，当时任继愈也在南温泉，每星期天都到熊十力住处。后来，任继愈回到昆明，他中间到过嘉定乌尤寺，和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久，书院遭到日寇的轰炸，熊十力膝部中弹片受伤，就离开了复性书院。后来，熊十力回到壁山来凤驿，与梁漱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叫西寿寺的古庙里。任继愈和贺麟先生曾同去看过他。就在那天晚上，梁漱溟还向任继愈他们讲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泽东同志住在一个大炕上，连续谈过八个通宵的事。熊十力这时还没有忘了讲学。 这段时间里，韩裕文从复性书院退出，随同熊十力。熊十力对韩裕文也分外关心，韩裕文是任继愈在大学的同班同学，为人笃实，学问也朴实，对中国的理学、西方的古典哲学，有很深厚的基础。韩裕文在熊十力那边，学了一两年，因为生活无法维持，不得不离开，到了昆明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学名著编译会”当专职的翻译，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当于大学的讲师。1947年间，韩裕文赴美留学，因肺癌不治，半年后病逝于美国。熊十力为此十分伤痛。 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勉仁中学后，熊十力被邀到勉仁中学去住。梁漱溟的几个学生，黄艮庸、云颂天、李渊庭等也成了熊十力的学生，这时熊十力还是修订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在北碚给勉仁中学讲哲学的时候，结识了郭沫若。郭沫若听说熊十力爱吃鸡，就在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熊十力，以后两人通过信函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这期间，郭沫若还向熊十力介绍了周恩来。熊十力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熊十力的老朋友邓高镜，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到大后方去，北平收复后，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学，又见到了他。见他生活潦倒，熊十力自己还约集林宰平、汤用彤诸人按月给他生活费，由任继愈每月发工资后汇寄给邓高镜。这种资助一直到邓逝世。 抗战时期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到四川的江津，称支那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先生是内学院的创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十力、吕澂、汤用彤都从欧阳竟无问学。吕澂是欧阳先生事业的继承人。梁启超当年在南京也从欧阳先生学佛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已突破佛教思想体系，由佛入儒，欧阳先生认为他背离佛教，背离师说，命人写《破新唯识论》以驳斥熊十力的学说。熊十力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从此师生不相来往。任继愈和熊十力相处三十年间，熊十力谈起欧阳竟无，总是带有十分敬意，认为他是一代伟人，有造诣的学者，没有不满的言词，只是在学术观点上不一致。欧阳竟无在江津病危，熊十力听说后，还是到江津内学院探视，希望与老师最后见一面。当时内学院的同仁，认为欧阳先生垂危，怕见了熊十力情绪激动，受刺激，反而不好，没有让熊十力与欧阳竟无见面。熊十力出于师生情谊，前往作最后的诀别。事后人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认为熊十力重情重义，并无不当。 马一浮与熊十力多年来是学术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赏。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时，马一浮为此书作序。文中有“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矫舌而不下”的话，认为此书的见解超过道生、僧肇、玄奘、窥基。此先，马一浮与熊十力抗战期间在复性书院有一段时间有点因不愉快而分手，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十力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十力也转给任继愈。熊十力的生日，马一浮有诗相赠，有云“生辰常占一春先”，因为熊十力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初四。 第一部分 第24节：君子坦荡荡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十力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对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对），熊十力也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跟熊十力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十力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仿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任继愈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 熊十力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十力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十力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人。但交往的情形都是这些人到熊十力家，熊十力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十力也友好。熊十力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十力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十力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十力，背对着江面。熊十力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十力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十力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十力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了。 任继愈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任继愈说过，熊十力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他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赠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他对韩裕文讲过像×××，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台湾)。 全国解放后，董必武、郭沫若函电邀请熊十力到北京来。熊十力路过武汉，当时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海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毛泽东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共产党没有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熊十力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了共产党的尊重。 熊十力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有机会去与多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甚密。陈毅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解放初，熊十力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君子坦荡荡 “从熊十力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任继愈如是说。 熊十力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典型的哲学。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十力毫不沾边。熊十力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任继愈认识的学者中，熊十力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第二部分 第25节：解放初的北大(1) 关于熊十力，任继愈觉得，在熊十力的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十力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送给了他。后来任继愈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十力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对联上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十力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十力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年以后，熊十力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十力理想的动力。（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事实上不只熊十力一个人，而是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哲学家个人的具体遭际，以及对文化的认识、观点的差异，各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十力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十力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这是任继愈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一文中的一段话。 熊十力是个真正的思想家，他是自学成才。年轻时家穷，什么活都干过。他为人正直，认识很多官僚。蔡元培很尊敬他，请他到北大教书，但他只教他愿意讲的一门课，所以一直只当个讲师。因为北大规定，只有讲三门课的老师才能当教授，但我很欣赏他的授课方式。 这是任继愈在接受访谈时的一段话，毫不掩饰他对熊十力的敬佩和褒扬。 任继愈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任继愈曾是熊十力的弟子，然而，他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这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的影响。任继愈后来自述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回了一封信,说任继愈“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 任继愈之所以一定要直接对熊十力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不应该骗老师，应该实话实说。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样，任继愈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种世界观、价值观，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难怪当年他和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钟芸谈恋爱时，冯友兰先生说，“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直来直去的”。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后还有第二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那么，这个人就必然应是任继愈。其追求真理的热烈迫切，其为人的坦诚磊落，其对老师的尊敬热爱，都可从这对他自身具有历史意义的告白中得到印证。 这就是任继愈与其老师熊十力有过的一段君子之交的故事。 第六节 北大教书 解放初的北大 从1942年起，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 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从此成为他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生活崭新的画卷在任继愈面前展开，欣喜之余，他开始对这画卷进行如痴如醉地研读。 第二部分 第26节：解放初的北大(2) 1949年，任继愈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北大师生共同度过了许多初解放后兴奋狂欢的令人难忘的日子。 1952年，北大从沙滩搬入燕园。此时，政府早已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就是汤用彤先生一人。马寅初德高望重，但实际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个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在任继愈看来，校领导是团结的。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是天天搞“运动”。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虽然像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国家站起来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学校的基层干部、党员齐作楷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让任继愈感到既新鲜，又温暖。那时的北大校长，在涨工资时非常谦让，这些事情给任继愈极深的印象，以至他多年后被采访的时候还津津乐道。 五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再加上清华文理两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群英荟萃，俨然成为西南联大文科力量的大本营。 追溯起来，西南联大主要由三代学人构成：第一代是五十岁左右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等人，除了英年早逝的，基本都转移到了北大；第二代是四十岁上下，像古代汉语大师王力、清华研究戏曲的浦江清、联大校委会秘书川岛等，院系调整之后都进了北大中文系；第三代则是三十岁上下的钱锺书、余冠英等人，解放后都到了北大文学研究所。 解放初，这三代学人都还在北大发生影响。但最活跃的，却是更晚一辈人，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批人在解放后都成为北大的教学中坚，哲学系有任继愈，其夫人冯钟芸乃冯友兰侄女；有张世英，其夫人是闻一多的学生彭兰；还有王瑶、李赋宁，这些人在联大都是二十岁出头，院系调整后到了北大，正是四十不惑的年纪。 这是五十年代初考入北大的学人胡经之的一段回忆文字。 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教材，而是依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汉语，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讲授语法修辞。文学课则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组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不得了，曹靖华讲俄苏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虽然没有一位能将外国文学通史完整讲完，却始终各展所长。 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有三段大好时光。一是1923－1927年期间的“整理国故”运动，二是西南联大时期，三是1950－1957年。解放初期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黄金年代，那时生活稳定，环境宽容，许多学者每年都能出一部专著。 还是讲一讲我自己的情况吧。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先是在城里时工资被评为1100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种物价一小时一涨，火箭似的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按级别评定工资，我依稀记得：马老(马寅初)是三级，等于政府的副总理。以下是汤老(汤用彤)、翦老(翦伯赞)、曹老(曹靖华)等，具体级别记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几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 以上是当时同为北大教授、同为“山东好汉”的季羡林的一段回忆。 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纵然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这是季羡林后来在回忆燕园生活的几句话，这种感受当时的任继愈同样具有。 北平刚刚解放，知识分子忽然迎来了春天，任继愈就像忽然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任继愈天天都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之中。对于这样的瑰丽风光，任继愈不能让自己视而不见，他不由得陶醉于这大自然的馈赠之中了。当然，这样的时候，任继愈心中想到的更有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更有那里的书香。乘着东风，为国家、为北大多尽些绵力，是任继愈心中鼓噪着的理想。 第二部分 第27节：学生眼中的任继愈 1956年，任继愈被评为北大教授，并和他的山东同乡季羡林同时入党。 这一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着眼于如何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大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3月起，全国就竞相刮起了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破格入党，整个上半年全国发展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其中除了任继愈、季羡林以外，鼎鼎大名的还有金岳霖、冯至、严仁康、侯仁之、邓稼先、谢希德、戴芳澜、曹靖华、蔡楚生等等等等。那年，梁思成也递交入党申请书，终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与79岁的陈垣同时入党。再说句后话，陈垣79岁的高龄入党纪录22年后被任继愈的业师贺麟一举打破——80岁，而一直没有入党的是季羡林的业师陈寅恪。 3年后的1959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任继愈被毛泽东表扬为“凤毛麟角”，终成不是学部委员的学部委员级学者。 学生眼中的任继愈 1956年起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第一次招研究生时任继愈招了17个人，为的是让更多青年有求学机会。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绝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他的弟子还列举了许多学术以外的生活“轶事”： 大学时，李泽厚不幸患了肺结核，任继愈觉得他是一个人才，经常给李泽厚一些钱，让他去补充一点营养。李泽厚对此很感激，师恩难忘，后来，定居美国的李泽厚每次回来哪怕谁都不看，也得去看老师任继愈。“我每次回国，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一定要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我上大学时是个穷学生，身体也不大好，任继愈每个月都资助我一些钱。”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回忆任继愈时说： 他是我父亲汤用彤的研究生。西南联大解散后，北大迁回北平，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我之所以对佛教开始有一点了解，不是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是从任继愈先生那儿学到的。我经常去他家，不仅仅他是我的老师，他的夫人冯钟芸（冯友兰的侄女）也是我中学的老师。 吴泰昌在《琐忆任继愈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讲述： 我和任继愈先生认识较早，接触也多一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岁月中，有不曾间断的联系。我1955年冬认识任继愈，是因他的爱人、在中文系的冯钟芸老师的引荐。冯老师对我和同学殷晋培热情关心，休息天不时请我俩去中关园她家里玩。我们闲谈时，任继愈都在书房伏案工作，常常是他出来招呼一下又回书房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继愈曾被派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大学讲学。冯老师假期时去探望过。有次冯老师刚从布达佩斯回来，约我们去她家度周末，请我们吃带回来的巧克力，她说任继愈在那里很好，也记着你们，希望我们多跑图书馆，说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丰富众多，要静下心来，勤看，勤记。由于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吃巧克力，记忆新鲜深刻。我本科学习期间，听过季羡林先生讲授东方文学的课，听任继愈先生的课则稍晚。1960年本科毕业后，我留校做文艺理论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要我们在学习《文心雕龙》时，增加些有关佛学方面的知识，我去选听了任继愈在哲学系开设的这方面内容的课，我还当面向他讨教过。任继愈说，《文心雕龙》中的用语涉及佛教界的许多术语，首先要弄懂原词原义，不要用现代人的理解去望文生义，并建议我去看范文澜先生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心雕龙注》，他说范注在校勘、征引、释义等方面多有建树。此书现在市面上难找，但北大图书馆一定有。 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说：“他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 第二部分 第28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观(1)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曾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的直接老师就是任继愈，在欧阳中石眼中，任继愈先生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他是一个真正有君子之风的人。” 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是任继愈1960年代的学生，他说：“任公在学术上一直是勇于创新的，比如1982年我们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议，但他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现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回忆说：“任继愈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对北大哲学系一直非常关怀。82年北大哲学系成立，我们有幸听任继愈先生讲课，大家都有个重要的印象：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我觉得，任继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任继愈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 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他的弟子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人在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第二章 在书中 第一节 潜心宗教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任继愈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开此先河，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继之，随后又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整个60年代，哲学界学者纷纷开始服膺马克思。 上个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张岱年都曾多次修改自己的著作以适应环境。这些变化可以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三次序言中看到。张岱年1937年的《自序》颇为自信，而1957年的《新序》与1980年的《再序》中，却从唯心唯物对立的角度，对自己进行了语气严厉的批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初版中则一再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同时向苏联学习，力争运用唯物史观去否定自己过去的认识。冯先生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后来冯友兰重写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任继愈与这两位前辈均有亲谊。张岱年之妻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而任继愈之妻冯钟芸则是冯友兰之弟冯景兰的女儿。也就是说，任继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的侄女婿。冯友兰与张岱年分别在1990年与2004年过世。虽说三人均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任继愈的学术观点却自成体系。 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任继愈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 任继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 受命创建宗教研究所 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降，二千多年来，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它善于吸收一切有价值的外来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断发展，几千年沿着既定的方向，走着自己的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从来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来迎接外来文化的。大致可以举出以下几种特点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开发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道路，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看作是黄老清静无为的理论。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派)在唐代最初传入中国，中国人认为这个教“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这完全是当时唐人的新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著《天方性理》以迎接这一外来教义。中国最早介绍佛教的著作《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都以中国传统忠孝观念来理解这一外来宗教。 第二部分 第29节：马克思主义哲学观(2) 还应当指出，佛教的根基虽出自天竺，但中国人所认识的佛教并不是直接取自印度，而是来自中亚。魏晋时期，佛教经典均根据西域文字翻译成汉文转手引进的。 中国传统宗教的忠孝观念曾得到一切宗教的认同。后来的儒佛道三教会同，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文化虽然带有佛教的某些特征，但这些特征无不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研究佛教不知不觉与儒、道两家会合；研究儒教又必然与佛、道两家贯通；研究道教又必然与儒、佛二家相会。 对于任继愈来说，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投身宗教研究则是历史的机缘。 在建国之初，任继愈就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试图以此重新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体系。 20世纪50年代，任继愈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其实，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都是注意的，但这一点儿任继愈原来并没有领会。后来，任继愈和毛泽东交往了几次，对此体会渐深。任继愈过去写的一些关于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 毛泽东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佛教史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文集》里有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认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伊斯兰教的没有见过。” 这就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1959年10月13日，任继愈被毛泽东接见。刚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说，任先生，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接着，毛泽东就讲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研究这个问题。宗教问题非常重要，要开展研究。稍顿，毛泽东忽然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回答毛泽东，除了他研究佛教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毛泽东接着又问任继愈，道教和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口气太浓，任继愈没有能够听懂，直到毛泽东连说了两遍后任继愈才明白。于是，任继愈就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专门在研究。毛泽东说，这样不好。毛泽东又问任继愈，哲学系一共有多少人，任继愈据实回答了数目。毛泽东有些奇怪地问，既然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宗教问题？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来，先做着。 大约1963年冬天，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四国之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地位提高了，在国际上是个大国，人家很重视中国，并进行研究。我们也应该了解他们，因此，周总理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有非洲、拉美、美国、日本等，之后，就建立了一些研究所。如苏东、拉美、美国、日本研究所。另外，中央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就是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以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历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 正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众多研究所里面，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任继愈参加筹备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的，当时设在北大，先由中宣部负责，具体做工作的有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国务院宗教局长肖贤法。工作开展起来以后，研究所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在国外影响很大。 第二部分 第30节：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到汉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佛教。佛教我没接触过，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学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研究佛教。当时毛泽东问我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几个？我说佛教就我研究，别人都不研究这个，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 这是任继愈在媒体面前说的一段话。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任继愈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学。 任继愈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任继愈是做得最好的一位。 其间，在1961年，任继愈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学，任继愈走出了一条新路。 不堪回首的岁月 1956年，任继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自豪。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革”的一个前兆或序幕。 领袖的关心和厚爱，使任继愈离开了他读书、任教30载的北大，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也使他受到的极“左”干扰和冲击相对少一些。然而，任继愈并没有不择手段地青云直上，他有自己的风骨。 任继愈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已经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但他也没能避免如火如荼的各种运动。1970年，几经周折之后，任继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在捡牲口粪的时候见到一堆人粪，心里颇为踌躇，此时想起毛泽东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认为粪不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为此写诗说“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他的内心是真正服膺毛泽东的教导的。 李泽厚谈到任继愈的这一转变时说：“任先生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贺麟、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相信，包括宗白华这样的远离政治的人。像贺麟，在80年代已经八十岁了还申请入党，没人逼他，也没必要逼他，说明他是真信。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是当时入的党，像季羡林就是。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个。了解他们，得还原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环境。” 任继愈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开拓者，但有人认为他是政治投机。在曾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的唐绍明看来，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发，“那个时代有一批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将它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去。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向他讨教，但他从不对此炫耀”。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任继愈早上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继愈为人十分和善，所以很少有人为难他。“十年浩劫”，任继愈虽然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对文革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仍然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任继愈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像发一次高烧对病人是难以避免的一样，迟早要发，早发作可以早治愈，早治好不就可以早前进了吗！任继愈觉得，有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人，他们的招牌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想的做的却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因为他们的心里活跃着的是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中落后的东西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复古、狭隘、图近利、报复，个人的恩怨能记一辈子，这就是小农意识，这是一种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小农意识不可能并存，非有矛盾斗争不可，不可能和平共处，最后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文革”十年，小农意识占了上风，马克思主义被打压下去；现在马克思主义又取得了领导地位，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斗争中，新的战胜旧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部分 第31节：慈爱的邻家老人 对于将来是否还会有政治发烧，任继愈认为矛盾、斗争总还会有，但像“文革”这么大的斗争不会再有了。他指出社会中的病态、不正常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先发现病情，才会有针对性的药产生，这就好比先有走私，后有反走私；先有“黄”，再扫“黄”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有一则“新闻”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晚年的任继愈对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的看法—— 中新社北京四月八日电(记者应妮)在傅雷百年诞辰纪念之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直言，“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当这位九十二岁的白发老者颤巍巍说出这样的话，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筹备达两年之久的、最大规模的傅雷纪念展“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今正式对公众开放。首次展出了傅雷先生的全部著译手稿和家书一百多件，如傅雷翻译的世界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邦斯舅舅》等珍贵的著译手稿，手抄歌谱和古诗词读本，以及傅雷大多数家书手稿和部分信札墨迹。 著名学者任继愈在展览开幕式上坦言“沉痛且激动”，“他是我尊敬的长辈，尽管从未谋面……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慈爱的邻家老人 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在河南信阳的干校里，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恶劣，光线太暗，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视力也受到了损害。 就像贝多芬耳聋一样，对于任继愈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治疗眼疾期间，为了能继续读书做研究，他甚至跟一个盲童一起学习盲文，但找到一个助手协助工作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踌躇之时，他想到了同在北大居住的邻居刘苏。 说起当年这段往事，刘苏记忆犹新。 “他这个人从来都是非常关心人的，而他的关心不是在口头上。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了，我三个孩子都是肝炎，那时候我自己没有任何工资。所以一方面，我帮他解决眼睛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也能够帮助我一点，这样，他一开始就来找我。”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任继愈的热心促使刘苏更加努力，面对视力上无法逾越的困难，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工作。“他看得很远，认为今后业务还是要开展起来，他为这个做准备。我们就读马列著作，《资本论》从头到尾全读，有时候那个字音、字义是多音多义的，对那个句子不了解，他又看不见，没法写在纸上，我就在他手上，写在他手心里。‘啊，明白了。’他的声音有些兴奋。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读。” 晨起日落，透过任继愈书房的窗户，每天都能看到两人工作的身影。正当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一个意外突然来临。1977年，任继愈从北大搬到南沙沟小区，原本一桥之隔的距离，现在却要刘苏花上半天的路程，而此时，刘苏突然得了重病，无法走路。正当她因为不能继续协助工作而愧疚时，任继愈的一个举动再次让刘苏感动不已。“任老不知道怎么就了解到，亲自送150块钱到我家来，我当时说不行，我不能要，我没法还，他说你不要考虑，以后再说。我就到天桥的二手车市场上买了一辆自行车。任老关心人总是很细微，很默默地这样，很周到。”虽已时隔多年，再次提起那段往事，已过古稀的刘苏老人仍难掩对任老的敬佩和感激。她说很多记忆都在岁月的风蚀中渐渐淡去，但有些记忆会一直铭记在心。 “文革”结束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 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到1987年调至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任继愈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年里，任继愈呕心沥血，为宗教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978年起，任继愈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任继愈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 第二部分 第32节：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宗教(1) 与此同时，任继愈还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还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继张岱年之后，任继愈出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二任会长,并于70年代后期，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任继愈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可以说，任继愈无论在中国宗教学史还是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先生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了研究所工作的八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经成为各个方面的骨干，这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知道。至于他为培养人才所做的那些超额的付出，则很少为人所知。“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挂在他名下的就有17个。这是那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先生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说过：“那时候我对你们只好、放羊、了。如果我不挂名，许多青年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可是我们那一期挂在他名下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记得先生的负责和认真。他一个人教我们三门课程，每门课每周三个小时。他是当时研究生院公认的最认真负责的导师。 为培养人才，从他在北大时候起，就经常资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还念念不忘先生资助他的那份情谊。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同学们，也有不少得到过他形式不同的资助。至于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生，自己恐怕都难以说得清楚。以致我的有些如今已为人师的同学，也经常以不同形式资助自己的学生，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么对他的。 他关怀着自己的学生，甚至亲自为患病的学生家属寻找药方，在电梯停运的情况下登上七八层高楼去探望。他关怀着青少年一代，不止一次向中小学捐献有关的书籍，参加有关的公益活动，不断督促我们把《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和相关书籍送到青少年手中。他不知帮助过多少青年学者找到能够发挥自己光热的工作，也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世人的眼里，任继愈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学问家，但是，在这些熟悉他的人的讲述中，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自愿褪去光环，真实质朴、善良可亲的老人。 第二节 做特立独行的学者 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宗教 近二十多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恰巧是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1978年底，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南京成立，任继愈出任会长。与会的任继愈语出惊人：儒学是宗教，教主就是孔子。与会的时贤觉得任继愈这个玩笑开大了，任继愈镇定地解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 任继愈认为，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研究的结果中，还未发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人类社会从没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个进步，低级的社会不产生宗教，这同小孩的生长发育一样，几岁的小孩就没有宗教意识，鬼神观念是大人灌输给他的，光是他自己就不会相信有上帝。但到了一定程度，有了自我意识，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才产生宗教意识。 任继愈认为，宗教意识可能最早是生死意识，从灵魂开始。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当时，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继愈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上有所突破。说是突破，但何其难也！如果从当时世界思想界的形式来看，突破这一观点决不逊于从万马千军中杀出重围，因为不仅是外国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连中国的思想界，“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也占据着“主流”。当然，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情况与主观因素。 第二部分 第33节：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宗教(2) 正当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看似文弱的老头竟然挺身而出，抛出了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言论。任继愈的“儒教是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儒雅、和善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 1980年，任继愈重又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 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他手中源源不断地诞生。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任继愈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道： 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同时任继愈认为，儒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所以，任继愈断然得出结论说，儒教就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外国的政教合一，是教皇给国王加冕，拿破仑还被加冕呢。中国的皇帝就是教皇。任继愈认为，天坛就是宗庙，那是祭天的地方，别人没有资格。他认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人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的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儒教是教说”这个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这些年来，任继愈的这个观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得到了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关于“儒教就是宗教”的观点，任继愈曾经接受过《时代人物周报》记者的采访—— 时代人物周报：“儒教是宗教”的观点逐渐得到了认同。你能否重新阐述一下这个观点的内涵？ 任继愈：其实，这个观点是一个旧有的陈说，不属于我个人发明。“三教”在唐朝就有了，也并不是我规定的。唐朝每逢典礼，朝廷便召集“三教”(佛教、道教、儒教)辩论于殿上。任何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主，而儒教的教主就是孔子，并且有祭坛和庙宇。天坛便是儒教的祭坛，它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道教，而是儒教的。 作为宗教，儒教有自己的典籍，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四书五经”。同时，它还有自己的教义，就是规范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的“忠”和“孝”。这两条是做人的根本原则，这种思想甚至影响了佛教和道教。唐宋以后，佛教和道教在吸收每一位新教徒的时候，都要重申“忠”和“孝”。否则，教徒既成不了佛，也成不了仙。 第二部分 第34节：儒教是中国古代的宗教(3)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儒教在中国历史中，势力最大。这是因为儒教的教皇和国君是同一个人。而西方的拿破仑若想当皇帝，还需要教皇加冕才行。在中国便不存在这个问题，皇帝既代表神的旨意，又拥有世俗的权力。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会产生“中国无宗教”这种观点？ 任继愈：之所以滋生了“中国无宗教”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言，儒教没有这几大教突出，无论形式还是宗教的色彩都是如此。但人们却忽略了儒教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存在，并影响了我们的行为、道德、伦理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无宗教”延伸出的“中国无信仰”这种说法？ 任继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的。形成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将信仰神秘化了，人们一谈到信仰就反胃。在封建统治与农耕社会，各种宗教受到人们的推崇，比如“忠”和“孝”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形态与家庭结构造成的。后来，这种一家一户、家长负责、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田园式农耕社会衍生的“忠孝”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家长负责制”本身是不民主的，不需要民主，也不可能民主。现在我之所以要重提“忠”和“孝”，只是为了将它们提到一个哲学理论的研究高度加以探讨。毕竟，现在是一个旧的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还尚未建立的时代。哲学不是孤立于社会，而是服务于社会。 关于任继愈的“儒教是宗教”的哲学主张，任继愈的学生李申也曾经加以阐述—— 我从1978年成为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三十多年来一直追随着他。先生教给我们最基本的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 先生最著名的哲学主张就是“儒教是宗教”。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个无宗教的民族，中国文化也不是无宗教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宗教文化。先生陆续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在中国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 任继愈的学生、好友、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现在的人去寺庙就是烧烧香，这是一般大众的佛学意识。但任先生开创了用唯物史观来辨证看待佛学，来研究其经典。” “他的著作《中国佛学史》在日本佛学界影响很深，可以说，任继愈先生是建立起中日佛学沟通的桥梁。”杜继文说。 1979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相继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这是新时期我国学者在宗教学领域完成的最重要的成果。台湾省的出版社很快出版了该书繁体字本，日本也在此书各卷出版后第一时间翻译出版了日文本，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是少有的。此后，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荣获中国图书奖的《中国道教史》（上下卷），以及他为普通读者主编的通俗宗教史简本系列《佛教史》、《道教史》、《伊斯兰教史》等书也都相继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第二部分 第35节：无神论思想做武器 无神论思想做武器 应该说，任继愈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巨擘，但他的研究，不是站在迷信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 任继愈认为，研究宗教，不能陷入宗教中去，应该从了解世界了解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的高度去认识。比如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就要同西方打交道，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宗教不了解，共同语言就不多，甚至在做生意方面，也会发生困难。比如一批货是赶在圣诞节卖的，你连圣诞节这个日子是哪一天都不知道，不赔才怪呢。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任继愈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有一年，当记者告诉他“中功教父”张宏堡已经在美国被捕的消息，他说：“这样的人，早就该抓了，封建的遗毒，祸国殃民。”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任继愈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继愈曾写给正在编《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李申（李申系任继愈的学生）一封信，信上附了一份材料，信中说：“请你们开会讨论一下这份宣传品，有针对性地编一篇文章批驳风水迷信的反科学思想。”难怪李申说：“任先生这代人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这股劲头，我自愧不如。” 任继愈原先任宗教学学会会长和无神论学会会长两职，宗教学学会是个热门，任继愈把会长让给别人当；无神论学会是个冷门，任继愈却一直不肯放弃。任继愈一直认为，宗教虽然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说到底，人类文明是以科学和无神论为基础的。任继愈有个想法，目前的社会思想状况多元复杂，各种宗教力量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无神论的相关理论、学说、宣讲却相对缺失。他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会对年轻人造成很坏的影响，所以必须要重视“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因此他才一直孜孜倡导要建立这一学科。 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 1、违背科学常识，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重要特点就是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比如正负宇宙，是借用了正负物质说；再比如宣称可以用电脑来预测人的前途和命运等。 2、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有些所谓的“大师”，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 3、贩卖伪科学，宣扬真巫术。最典型的事件，是外气效应。有人宣称能在远距离发功，在古代这被称为禁咒术，是地地道道的巫术，现在只是加了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 4、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把这种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 坚持无神论的任继愈，不惮于不被理解的寂寞，却深忧于封建主义及宗教迷信的借尸还魂。法轮功活动猖獗时，他对“法轮功”不屑一顾，认为它是人们必须警惕的。 关于迷信和邪教诸问题，任继愈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任继愈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现在令人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在伪气功盛行的时候，任继愈与学生李申讨论要与伪气功作对，李申出于对老师的安全考虑劝他别这样做，那时伪气功的势力很像黑社会，但任继愈还是走上前去了，将无神论学会的活动开展起来。开始该会开年会时参加者不到20人，状况有些冷清，而且没有资金，差点被有关部门取消。但任继愈咬牙坚持下来，无神论学会搜集了当时很猖獗的“法轮功”的材料，上报中央，为打击“法轮功”出谋划策。 第二部分 第36节：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1996年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写了一部宣扬真科学、批判伪科学的《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调研报告，整理出版。当时无人为此书出版表态，任继愈挺身而出，为此书写序，他表示：“捍卫科学、破除迷信，应是学人当然的义务。” 我们国家以前的学问，不论是儒，还是释，还是法，还是道，其实总体框架之上，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封建集权制下的一种学问。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另立了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学术观，而任继愈的这种“科学无神论”的学术观点，无疑是无产阶级学术观旗下之一种。新中国六十年的新学术观要与几千年的封建学术观相对抗，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任继愈是在用一种全新的学术态度对待学术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任继愈却不信任何宗教。 “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任继愈公开表示。 任继愈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任继愈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而谈到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任继愈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在任继愈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础是信仰，哲学的基础是怀疑。宗教不如哲学那么彻底，宗教的寿命比国家长，哲学的寿命比宗教长。 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缺少科学性。”任继愈曾经这样说。 学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学术。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在很多人看来，“师承”是一个人的荣耀，甚至是一份学术资本。然而，任继愈却很少提及。尽管汤用彤、贺麟这两位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学者曾是他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正、副导师，也是他一生极为敬仰的前辈。但他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众长，有所创建。 他曾说，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等一代学者，之所以能“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投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治学精神，任继愈懂得，要继承先辈先师的这份遗产，需要现代的思想方法。对于他来说，属于他的“现代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部分 第37节：哲学家的偶像(1)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继愈先是相信儒家，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从他禀告自己老师熊十力的话中可见一斑。他告诉自己的老师说，他要和过去告别，要用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研究。 任继愈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上世纪60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这样说。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继愈对学术的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继愈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他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继愈当场回绝。 任继愈晚年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这些无不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任继愈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以学术为生命，就要让这一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不仅如此，任继愈还用自己的学术光彩点亮了无数研究者的治学之路。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继愈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继愈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说：“任老鼓励青年人首先认真读书，不要急于动笔写作。任先生当时不太同意我写玄学方面的著作，确实我还没有充分准备好，这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到任先生对学术的严肃认真。他在学术、生活和政治上都是一位非常有原则的学者。” 任继愈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在学术上，他不光是对别人这样说的，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并且，不是一时一事地这样做，而是以这样的态度贯穿始终。 哲学家的偶像 任继愈曾说：“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前者不平则鸣，毫无畏惧、永不妥协；后者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天然本色。如前者不易，如后者亦难。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明星”。 他还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自己的偶像： 居里夫人是个普通的人，是普通家庭的普通一员，又是在科学上有光辉成就、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科学成就，要有一定的条件，但也不是等待一切条件具备后再干。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不等待条件具备，勇于克服困难的科学家…… 第二部分 第38节：哲学家的偶像(2) 很多人经受住了失败，经受不住成功，过了艰苦关，过不了荣誉关。居里夫人始终一贯，自强不息。科学成果归属于个人，还是归属于人类，《居里夫人传》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鲁迅用严峻的目光、严峻的语言、严峻的要求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对中华民族有深厚的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今天仍在障碍我们、四化、的一大堆绊脚石，《呐喊》时代起作用，今天还在起作用，更加使我们认识到除旧布新的紧迫性。《呐喊》值得再读…… 追求真理，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契机和动力。追求真理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时热烈迫切，稍有风吹草动，就丢掉、抛弃、甚至背叛，反唇相讥；一种是追求到了就矢志不渝，不管遇到何种风浪。任继愈属于后者。“文革”中，他已经是由毛泽东主席肯定的“红色教授”，共产党员，即使仅仅附和几句，也立刻就会青云直上，但任继愈没有，他保持住了一个学者的操守。作为宗教研究所所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没有发表过任何违背宗教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过激言论。在此后“无神论无人讲”的年代，任继愈则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积极建议党和国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建议创办无神论的研究机构。 任继愈的学术研究明显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倾向。比如中国是一个宗教大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受“儒、道、释”三家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受毛泽东所托研究“佛学”，可以说任继愈的学术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学术。难能可贵的是任继愈精于学问，不攀龙附凤，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节操。 任继愈始终记着他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作学问就要立志，作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有记者问任继愈：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是这样回答的：“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任继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里，对韩愈做出了很好的评价，说他抱负宏大，自视甚高，忠君爱国，他的文章切合时弊，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 通常文人更看重苏轼的上半句“文起八代之衰”，而任继愈则看重后句“道济天下之溺”，即韩愈其文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有着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情怀。 平日与朋友交谈，除了学术交流，任继愈说得最多的都是国家大事。朋友问：“一辈子研究宗教，您信教吗？”他慨然一笑：“就是要不信仰才能研究，我是无神论者。马克思说过，如果跪着看谁，谁就一定比你高了！”问：“毛泽东为什么评价您早年的佛学研究文章是、凤毛麟角、？”他正色一应：“不说这个，不谈我自己，谈天下大事。” 若让他谈谈自己，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每到“关键处”，任继愈总是轻巧地把话题岔开。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与他人相比，自己并非最出类拔萃者，都是机遇，“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