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米勒机组所在的大黄蜂航母
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
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是骄狂之时，首都东京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利特中校，教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
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盟国飞行员，中国民众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降落中国的75名飞行员，8人被日军俘虏，3人降落时丧生，其余64人全部获救。
炸弹首次扔到东京
1942年4月18日，日本首都东京上空晴空万里。
一场防空演习刚刚在11时结束。自从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就经常在本土进行这样的防空演练。日本正在猖狂之时，战火都烧在别国领土之上，本土从未遭受打击。防空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连防空警报也没有拉响。
防空演习结束后，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从东京起飞，前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他的座机起飞不久，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架日本巡逻飞机，不以为意。但是两机越飞越近，有人开始感觉到“那架飞机样子很怪”，到了能看清对方驾驶舱的距离，日本飞行员惊叫起来：“美国飞机！”
如果那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知道日本飞机的乘客，如果那架美国飞机是战斗机而不是轰炸机，那么东条英机可能等不到二战后的审判，而落得一个和山本五十六一样的下场。
历史不能假设，这架美国飞机的目标并不是东条英机，而是机腹下的东京。
当天，共有16架美国轰炸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每架轰炸机都载了4颗500磅（约230公斤）的炸弹或燃烧弹。所有炸弹都落在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的领土之上。
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物记载，在这场空袭行动中，美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日本城市，造成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毁。
从战术角度上看，轰炸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发动的这次报复，战果远远抵不上珍珠港的损失。直到两年后，美国才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真正意义上的轰炸。对东京等核心城市夜以继日的地毯式轰炸以及两颗原子弹，彻底崩塌了日本负隅顽抗的信心。
一号机飞行员波特多年后与朱学三重聚。
1942年的这次对日轰炸则是一次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行动。美国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全速运转了起来，并且用扔到日本头上的炸弹宣示了决心。
日本对从天而降的轰炸措手不及。空袭结束后两个小时，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发布的战况是“敌机坠毁九架，我方损失轻微。”不久，这一数字又被更改为三架。实际上，16架美军轰炸机，虽然受到高射炮火的袭击，还曾经与战斗机遭遇，无一被击落，无一受重伤。
对这些出现在日本本土之上的美国轰炸机，日本没能提前预警。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袭之后，日本甚至也不能确定这些轰炸机又去了何处。
直到四天之后，汪伪政权在南京出版的《国民新闻》援引日本方面消息，继续鼓噪“敌机坠海”。与前几日相比，这篇报道的标题透露了些后续信息：空袭日本国土后的美机似向我国大陆方面遁走。
轰炸东京后飞往中国是美国数月来精心安排的结果，只不过，和最初的计划产生了些不得已的偏差。
苏联拒绝美国飞机着陆
1942年初，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连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临行前，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对他提起，“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在中国境内需要准备多处机场。”让史迪威尽快“在中国的几个主要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一百号特别汽油，以及一些航空用润滑油。”
同时，美国也向重庆政府提出了要求。对于这件事，蒋介石记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美国声称，美军有轰炸机将在中国东南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蒋介石下令给当时身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指挥官顾祝同，要求他在4月初前完成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
早在珍珠港遇袭的两周后，美国便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于日本的报复行动。轰炸日本本土的设想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这就是后来以轰炸指挥官名字命名的“杜利特行动”。
美国做出了详细的轰炸日本计划，但为了确保奇袭成功，美国方面对这项计划进行了最严格的保密，甚至对行动最重要的盟友中国也没有透露半字。中国方面一直认为，美国的飞机会从东南亚方向飞来。
一号机组成员在浙江省天目山（右一为贺扬灵，右四为杜利特）。
在美国制定的轰炸方案中，最初考虑的盟友其实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以当时的军事发展水平，有能力轰炸东京的只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对象是军舰，航程短，只能抵近日本本土起飞，这无疑将使美军航母置于危险境地，刚刚在珍珠港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无法承受。
于是，美国军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陆军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美国陆军的轰炸机航程是舰载机的三倍多，可以确保航母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外。
不过，这个设想面临一个现实难题：陆军轰炸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
浙江文史专家王国林研究“杜利特行动”多年，他告诉记者，轰炸机体型庞大，起降距离远远超过航母的飞行甲板长度。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和飞行员进行特训，可以实现在航母上起飞，但是在航母上降落是不可能的。舰载机降落时，是用制动钩钩住航母甲板的拦阻索，硬生生地把飞机拉停。而轰炸机没有制动钩，它的机体结构和强度也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拉力。因此，执行完轰炸任务的飞机只能选择在陆地降落。
美国最先考虑的是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机场。在计划的初期，美方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能以赠送轰炸机作为条件使用苏联机场。但苏联方面却明确予以拒绝。
拒绝美国的提议，苏联也有自己的苦衷，此时的苏军正在西线与德国苦战，对东线的日本一直谋求避免直接冲突。美国虽然没有透露轰炸日本的计划，但谁都能想到，日本刚刚偷袭了珍珠港，这时美国借用靠近日本的机场是什么目的。
能给美国提供协助的盟友只剩下一个：中国。
当时的中国已有近半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距日本较近的沿海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一带还有部分区域可供选择。
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伟勇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地区有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有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有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都难以承担降落大型飞机的任务。
1942年2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顾祝同和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专程来到衢州机场所在的衢县召集了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宣布要扩建衢州机场，会上不仅要求飞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设防甚密，内外布置，建筑壕堑，征工征木。”
这般浩大的工程，远非小小一个衢县所能承担，周边的十里八乡都被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的壮劳力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船载肩扛，翻山越岭。
前往验收监工的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衢县的人口，不过4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它的人口数多出10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树木，不见人头。”
杜利特
中国没有人知道美国飞机会从哪里飞来，这些飞机会做什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盟军和中国在亚太战场上同仇敌忾，利益一致。浙江当地的民夫汗流浃背地穿梭于工地之上，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曲，仅仅用了四个月，机场扩建工程便宣告完成，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够容纳当时各种型号飞机的起飞降落。
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同样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郑伟勇告诉记者，日军占领浙江北部后，为了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时的轰炸，直到1942年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到了一次袭击。但每次日军空袭之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工人快速整修好。
四月初，轰炸机使用的一百号特别汽油被安放到了衢州和丽水机场。
蒋介石4月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得到的最后通知，“美军将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两个跑道。”
行动提前一天半
4月2日，美国“大黄蜂号”航母停泊在位于旧金山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16架B-25轰炸机被吊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航母起航。七艘巡洋舰、驱逐舰和加油船也相继出海，组成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特遣队。
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外形没有什么变化，内部都动了“手术”：机身腹部的旋转机架拆除，腾出的空间塞进了一个60加仑的油箱；报务员舱内放入10只5加仑的油罐；连狭窄的过道间都被扔进了一个新研发的“储油皮囊。”
这种大手笔的改装出自行动指挥领导者杜利特的手笔，他不仅是个技术娴熟的特技飞行员，还获得过机械学博士学位，对于飞机的内部构造了然于心，他知道，对于这场长途奔袭，B-25原本的储油量远远不够。
为了避开日本外围的警戒线，机组计划在“大黄蜂号”距日本本土800公里处起飞。根据情报，这是日本本土的警戒范围。加上从日本到中国机场的距离，必须保证B-25改装后能够达到3600公里航程。
3日，杜利特将被甄选出来的16个机组80人召到了一起，直到这时，这些飞行员才明确知道了他们的任务。“我们将在19日下午起飞，直取日本，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会在中国沿海不远的机场降落，航油已在那里准备好，加油后，我们要起飞前往重庆。”
停驻在“大黄蜂号”上的Ｂ－２５轰炸机。
杜利特拿出地图，让飞行员自选轰炸后属意的降落地，为了稳妥起见，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海岸线最近的衢州机场。
第二天，两位海军军官为这些即将出征的勇士们上起了“文化课”，授课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日本的历史、风俗和政治理念；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距；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区别；便服和军服的款式差异……两位临时教师还重复着这样的发音：“Lushu hoo megua fugi”（据当事人回忆的注音），告诉飞行员们，它是中文版（粤语方言）的“我是美国人”，说出这句话将能得到中国人的帮助。
13日，另一艘航母“企业号”加入了护航队伍。船队向前行驶，逐渐接近日本。
4月18日清晨，“企业号”的侦察机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渔船，祸不单行，“大黄蜂号”的雷达也侦听到了一艘日本小舰艇的动静，更糟糕的是，通讯室同时发现这艘舰艇正在发出日文电报。
备战铃打响，从睡梦中惊醒的机组成员们纷纷奔向飞机。
未到危险区，却已踩了雷。原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启用了新的防卫措施，几十艘渔船、小舰艇把警戒范围扩大到距离日本本土1300公里。
山本五十六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因为这次偷袭而成为日本的“英雄”，但留学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在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差距。对美国开战前，山本五十六曾预测：“如果在开战后的一年之内，还满可以干一阵子，以后如何，很难预料。”
事实也的确如山本五十六所预料的一样。
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马上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保护。只是，他的未雨绸缪并没有起到作用，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8日8时15分，杜利特驾驶一号机，在冲到离甲板还有1米处时，成功拉起了机头，9时20分，第16架飞机升空。预定19日下午的行动被提前了一天半。
三个小时后，日本东京响起了爆炸声。
轰炸机投弹之时，一般被认为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窗口，而这次轰炸任务奇迹般地顺利，16架轰炸机扔完炸弹，全身而退，向着中国飞去。
但是，因为行动的提前，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危险重重。
杜利特机组起飞时，“大黄蜂号”航母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040公里。按照他们的油料储备，轰炸日本之后，他们已经很难再飞越中日之间的海面，而且，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到来了。
天公作美，一股四十公里时速的尾风为机组送了行，大部分的飞机都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
唯一的例外是八号机。由于频繁改装过程中的失误，它有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油量指示表很快报警。飞往中国已经绝无可能，只好把方向调向了最近的非日本控制地——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
八号机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机场，飞机和飞行员毫发无伤。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对外隐瞒消息，将这五名飞行员软禁了一年多。
八号机成了整个行动中唯一安全着陆的轰炸机。
飞向中国上空的15架飞机很快遇上了麻烦。傍晚时分，天气开始变坏，乌云密布。轰炸机在云层之上，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陆地。
杜利特机组按照地图，摸索着衢州机场的方向飞行，请求引导降落的电波发出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地面回电。
郑伟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驻在衢州的空军第十三总站为19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
但是因为杜利特行动与原定计划的一天之差，这些工作失去了意义。
当时派驻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十三总站负责站长陈又超回忆，18日晚上七八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B-25在19日、20日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
19日凌晨，陈又超按照原定计划，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空勤指挥、消防、警卫各就各位。六时许，云层中传来了隆隆机声，但机场等来的却是三架黑色无国徽的小型战斗机的袭击，三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然后机枪扫射，接着几架轰炸机又开始对跑道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
此时，轰炸东京的机组在中国上空消失了踪迹。
杜利特等人此前接到指示，在降落中国机场加油后前往重庆，接受“飞虎队”的陈纳德指挥，但陈纳德本人却没有接到任何人对这件事的只言片语。
陈纳德把杜利特机组与机场联系的失败归咎于美方事前过于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即使杜利特等人临时改变了计划，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盟友，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的机场。”
天上掉下美国大兵
4月18日，浙江西北部天目山一带风雨大作，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坐在官邸中，处理当天的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在暴风雨中传来。
贺扬灵立刻拨通了电话，通知防空哨和驻在附近的部队机关，要求他们“提高警觉，实施灯火管制。”
贺扬灵的大女儿贺绍英告诉记者，父亲1939年到任天目山后，附近地区遭受过多次敌机侵扰，甚至连自己上过的学校都曾经被炸为废墟，所以当父亲听到外面的声音后，第一反应就是“又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了。”
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和往常不同，过了二十分钟，不远的山外传来一声巨响，屋外除了雷电风雨，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怪事一个接一个。第二天辖区内的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降落伞部队，乡民正在围捕”，紧接着，行署的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有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
难道飞机投下了敌人的侦察兵？日军要出动地面部队了？贺扬灵猜测。
没过多久，青年营李营长又来了电话，原来，要送上山的两个外国人都是美国空军，这些人在昨天晚上驾机袭击了日本重要的城市。
只听说日本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没想到炸弹也有落在鬼子头上的时候。贺扬灵后来回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
七点三十分，李营长带着客人们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一上来便握紧贺扬灵的手，热情地诉说自己和同伴的来历，贺扬灵终于得知，他名叫杜利特，正是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副驾驶员科尔。昨天晚上因为飞机即将油料耗尽，飞行员只能相继跳伞。杜利特和科尔在附近村民的指点下，19日清晨辗转投奔到了青年营。]
此时的杜利特已经经历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风雨与饥饿，粒米未进，衣冠不整，但他情绪十分激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感谢着“极佳的运气和上帝的佑护”。
下午，行署又迎来了三个金发碧眼的新客人，其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神色紧张，但是看到杜利特时，他立刻消除了戒备，和两个同伴狂喜地冲过去，五个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活着！”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号机的领航员波特、射击手伦纳德与投弹手布雷默，因为被误认为所谓的“敌人降落伞部队”，他们差点和自己盟国的百姓交了火。后来，他们才哭笑不得地听说，在航母上学的那句“我是中国人”是粤语发音，而且极不标准，对方言浓重的浙江百姓讲这句话，怕是比英语还难懂。
波特跳伞到了附近的碧棕村，被认做了“日本佬”。这个单独闯村的“敌人”成了众矢之的，村里的两个民兵一个奔上前将他死死抱住，一个扑上去夺走了他防身的手枪。
波特被五花大绑，扭送到了当地的祠堂。很快，村民们又发现了一个“高鼻子”——布雷默，他刚刚下山，同样被关了起来。
村民们押送着二人，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上级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只懂得一点“洋文”，借助笔谈和手势，他还是很快搞清了两个人的真实身份，波特和布雷默被松了绑，在朱学三家做了座上宾。
这两个美国人不是敌人而是友人，村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把他们送到浙西行署，不过，捆绑押送变成了簇拥欢送。
队伍走到了相邻的射干村，听见一阵喧闹声，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要抓的是一号机的射击手伦纳德。
原来，跳伞落地在射干村的伦纳德同样遭遇了村民的误会，他见势不妙，便向村后的高山跑去，民兵们一路追赶，双方都已经子弹上膛。交火一触即发之时，为布雷默和波特送行的队伍正好赶到，伦纳德被解了围。
从五位飞行员口中，贺扬灵了解到昨日那场千里奔袭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遭受到一场迎头痛击，贺扬灵喜出望外。贺绍英当年只有6岁，放学回家的她看到这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他们是哪里来的？”父亲明显心情大好，半开玩笑地告诉她“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
由于当时年纪尚幼，贺绍英现已回忆不出飞行员们的更多举动，她只是依稀记得，父亲的秘书在旁充当翻译，那个小个子外国人神色激动，一直在连比带划地说着什么。
因为飞机失事，机上的通讯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本机组全部人员的安全后，杜利特最急迫的需求就是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与贺扬灵频繁交涉的正是此事。很快，杜利特拟定了一份电报稿，由行署向重庆的最高统帅部发信，转告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轰炸东京已获成功。”同时，贺扬灵与沿海其他地区也进行了交流，获悉“至今查明五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递交给美方时，是4月21日，美国本土在行动后首次得到机组消息。
杜利特惦念着其他的战友与飞机。23日，行署为五名飞行员备足了车马食物，将他们送往衢州机场。27日，杜利特专程赶往上饶，拜访顾祝同，商量营救被俘的六号机组成员。此次会晤结束后，顾祝同下令各区县在杭州湾到温州湾沿线注意搜寻，并告知海岸线活动的船主，留意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当时的浙江淳安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人手，安排了搜救行动，连高山密林处也没有放过，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军占据区，请盟军放心出来！”
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下，附近的家家户户都知道当地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分别跳伞在淳安和遂县，他们很快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款待。
夜闯封锁线
十五号机的炸弹扔在了神户东北部的钢铁厂，日本的防空炮火随即在它的四周爆出烟云。十五号机调转机头，很快脱离了日本防空炮的射程范围。他们飞越大海，中国的海岸线已经近在眼前，飞机却在雨幕中熄了火，只能水面迫降。
十五号机的降落地点在浙江三门县檀头岛一个名为“大沙村”的村落，这里时常有日军滋扰。坠海的飞机让村民们以为是日军轰炸，他们立刻扶老携幼往山上逃。19岁的新嫁娘赵小宝和丈夫麻良水跑到山腰，夫妻二人忽然想起，家中的灯没有熄，会招来鬼子。两个人大着胆子返回家中，在经过自家猪圈时，忽然看到里面藏着黑乎乎的一团东西。麻良水大着胆子一拉，连滚带爬地出来了四个黄头发蓝眼珠的人。
麻良水年轻时候走南闯北，他认出这几个是“洋人”，但是这些人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麻良水只好跑出去，找来村里的教书先生。
先生也不通外语，他想了个简便的法子来确认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份。两张纸递到了四个外国人面前，一张画着日本的太阳旗，一张画着中国的青天白日旗。对于这两张简陋的图画，“洋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们见到太阳旗，攥紧了拳头，一拳砸下；对于青天白日旗，他们却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并和麻家夫妻与教书先生一一握手。
在场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是帮忙打日本人的。
十五号机迫降的巨大动静也惊动了日本人，他们开始沿着海岸线进行搜查。
在60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赵小宝谈起当年的情形，依旧心有余悸，“那时我们这里被日本兵占领着，要让鬼子发现了，不光美国兵要被抓，我们全村人都要遭殃。”
即使知道会有性命之虞，麻家夫妻还是决定救助这些“打日本”的外国朋友。19日中午，得到风声的日军闯入大沙村进行搜查，美国机组成员藏在了麻家的夹墙里，没被发现。
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是大沙村已经不是安全之地，必须立刻将美国人送出去。
附近的三门县城尚无日军的踪迹，麻良水想到，自己有个表兄在附近的南田岛韭菜湾从事游击活动，只要能够偷渡到韭菜湾，就可以让武装部队护送这些外国人到三门县城。
但是从大沙村到韭菜湾，划船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两地中间的南桥港是日军重点布防的水域，是一条封锁线，日本兵时常驾驶炮艇沿途巡逻，曾经有偷渡者被发现后遭到屠杀。要闯过封锁线，只能趁夜偷渡。
为了掩人耳目，麻家夫妻煞费苦心。
赵小宝拿出了大号的渔民衣服给美国飞行员换上，还叮嘱他们蜷缩在船中，藏起他们高大的身躯。在亚洲人群中，白种人的肤色一眼可辨。赵小宝灵机一动，用炭灰和水涂黑了他们的脸庞。至少在夜色之中，他们的相貌很难辨认了。
19日晚上，海面伸手不见五指，起伏的潮水泛起阵阵波涛，一艘小小的渔船被几个黑影推到岸边，飞行员们蹑手蹑脚地登上船，麻良水长橹一推，驶离了岸，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划着船，一边四周张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小船沿着岛礁边上慢慢划行。夜色掩护着他们，碎浪遮盖了船橹的吱呀，平安顺畅闯过封锁线。
22日，十五号机飞行员到达三门县，很快他们得知，还有一架美国飞机落在了附近的海面上，机上的所有人都受了伤。那是同样在海上迫降的七号机。
七号机迫降不顺，巨大的惯性将他们冲上了海岸，主副驾驶劳逊和达文波特直接被甩出了机舱，劳逊的左膝划出了一道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达文波特的胫部被严重割伤，其他三人的面部、背部、腿部也血流不止。
附近的海面上，敌人的舰船正在巡逻，但是几个重伤员基本都丧失了行走能力，只好听天由命。
幸好，附近的游击队员们先一步发现了五个美国人，将他们背离了海岸线。
游击队的队长郑财富曾经在英国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但是海边的村落缺医少药，郑财富决定，将伤员送去相邻的海游县救治。
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着岸边静悄悄驶来。
游击队员抬着担架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逊等美国伤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同担架扔到了沟洼中。
没等伤口剧痛的美国伤员们喊出声，已经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了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
飞行员们立刻把声音吞了回去，劳逊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稍稍地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立即让他忘掉了伤痛。
一艘涂着太阳旗标识的机枪艇划破水面，向帆船快速靠近。短短的几分钟，劳逊已经汗如雨下，他后来回忆，“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于煎熬，这是身体和思想上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游击队员神色自若，虽然七号机的残骸已经被发现，但是日军没有察觉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终于向深海驶去，在渐渐苍茫的夜色中化作了黑点，大家都松了口气。
担架被抬入了船舱中，开船后，游击队员们将食指放在了扳机上，随时准备对付可能的意外。但这一路平静无波。很快他们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
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六日间，七号机和十五号机的十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底下逃了出去。
十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
六号机的迫降没有成功，飞机油料耗尽后，一头扎进了大海，两名飞行员丧生，幸存的三名机组成员随着波涛，漂到了海岸。黄昏时，这三个精疲力尽、湿漉漉的外国人被爵溪镇渔民叶阿桂发现。
叶阿桂和他们完全无法交流，但还是将他们救起，送到爵溪镇长杨世森家。确定了这三人美国飞行员的身份之后，杨叶二人决定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并找了十几个亲朋好友作掩护。
此时的爵溪镇已经失陷，伪军一个连队的兵力在此驻守，叶阿桂救助三个美军飞行员的过程，正好被几个伪军看见，他们迅速向附近的日军报告。
第二天，3个飞行员一副渔民打扮，混在十几个村民中向小镇的东口走去。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却没能走出镇子。后来由当地政府提交第六专署的呈文中记载了惨烈的一幕：“行至白沙湾附近，突遭敌兵四五十人，蜂拥而来，狭路相逢，无可避匿，悉数被获。敌军强迫被虏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横尸向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
3名美国飞行员就这样落入敌手，他们和跌入沦陷区被俘的十六号机组成员被关押在一起。很快，日本人就从这些战俘口中问出了他们计划中的降落地：衢州机场。
4月下旬开始，日军开始了目标明确的轰炸，衢州机场弹痕累累。
郑伟勇告诉记者，因为美国飞机全部无法使用，中国方面必须出动运输机才能把飞行员运往重庆，而衢州机场并无战斗机护航，在已经成为靶子的衢州机场贸然起飞，其危险性不言而喻。4月底，杜利特等人转路衡阳机场，从那里乘坐重庆政府派来的飞机。
还在病床上的七号机组成员暂时留在临海治疗。
临海并不是座安全的城市，日军离这里只有20公里，随时都可能攻下这座县城。但是伤势最重的劳逊伤口感染发炎，急需手术，不可能安全转移。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劳逊感慨，“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不知采用什么办法，另一座城市的知名医生来到了临海，珍贵的手术药品通过秘密途径送到，周边的村民们还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劳逊在当地医院完成了截肢手术，保住一命。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逊等人被安排转移。他们的身体尚未完全复原，当地政府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逊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中国人给他们送上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逊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很快，他们的交通工具从轿子变成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的奢侈品，不知道是哪位富商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三个中国士兵一路护送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与日军发生交火，但劳逊等人的行程却是危难重重。日军几乎是掐着他们的步点进行着轰炸，不过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想要前往的机场。
衢州、丽水、南昌、吉安……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些机场无一例外地被日本飞机空袭破坏。七号机组辗转四省，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使用的机场。
有飞虎队护航的大西南成为唯一的庇佑地，6月4日，飞行员们乘坐中国政府专程派来的运输机从桂林机场升空，此时距离轰炸东京的4月18日已经过了将近五十天，劳逊等人是最后一批到达重庆的机组成员。
降落在中国的75名飞行员，8人被日军俘虏，3人降落时丧生，其余64名全部获救。
25万人血洒浙赣
东京遭到轰炸后，日本社会惶惶不安。动荡的民间情绪给日本军界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样针对本土的袭击只是一场前奏。在获得轰炸行动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支援的情报后，以图彻底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机场。
预定接应美国飞行员的衢州机场成为首要的目标。5月底，日军分三路向机场方向进犯，6月7日，敌人占领衢州机场。
日军占领机场后，马上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劳役，摧毁机场。附属建筑和近旁营房，全被烧毁，五公里以内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部被砍掉，机场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
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同样被破坏殆尽。
这场由日本本土遭受空袭而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对美国的恨意全撒到了中国身上。浙赣一带的很多村子，只是因为曾经有美国飞行员经过就遭遇灭顶之灾。据一位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记载，“杜利特成员为感激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给一点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了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砍头。”
在给美国政府的电文中，蒋介石写道，“日军受到美国轰炸东京的意外打击，进攻中国的沿海地区，那里有美国飞行员降落。他们屠戮那个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
也因为日军疯狂的报复心理，浙赣战役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致影响了整个战局。
1942年前，日本的战略意图是重点向中国西南进攻，逼迫已经迁都重庆的中国政府投降。但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让日本举国震动，特别是美国飞机在轰炸之后飞往中国，更让日本感到惶恐。当时美国飞机只是在中国东部降落，如果飞机的航程再远一些，它们很可能从中国起飞。那样的话，日本本土将随时处在被轰炸的威慑之下。日本只能把进攻矛头再次瞄准了中国东部，投入大量兵力发动了浙赣战役。
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记载：“最初计划投入40多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82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浙赣）铁路的任务，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住地，其作战规模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浙赣战役）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更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三个多月的战役。
截肢后的劳逊回到美国后，撰写了一本名为《东京上空三十秒》的回忆录，记载自己参加过的那场行动，在书中他写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照片由浙江省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