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0年07月18日 17:53 凤凰网读书 【大 中 小】【】 共有评论29条
摘自：李永铭，范小方 著 《43位战犯的后半生》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阅读提示：白崇禧（1893—1966）素有“小诸葛”之称，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统一广西、北伐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制定了不少的战略计划，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战术主张。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军事家杨杰曾说白崇禧是国民党内三个半军事家之一，日本人在淞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
白崇禧（1893—1966）素有“小诸葛”之称，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统一广西、北伐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制定了不少的战略计划，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战术主张。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军事家杨杰曾说白崇禧是国民党内三个半军事家之一，日本人在淞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所有这些称谓和评价，不论是褒是贬，都充分显示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能。晚年的白崇禧由于一步走错，落得在台岛非疾身亡的结果。
桂系出身的小诸葛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1898年，白崇禧就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由于白的天赋过人，加上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赞赏。在求学过程中，他的家境已日趋困难，而且不久，全家只能供他一人上学。当时的老师白莲洲先生深知他天资敏悟，又很用功，常常背书到深夜，从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而受到先生的责罚，因此决定减免白崇禧一半的学费，并让其弟白崇祜也入学，这样兄弟两人得以同窗就读。
因家境困难，小学毕业后的白崇禧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回家务农。1907年，14岁的白崇禧决定离开家乡，开始新的生活。白父在白上小学前已去世，母亲支持儿子外出求学，卖掉了两亩半糯谷田，为他凑了路费。这时，桂林陆军小学堂正好招生，由于此时科举制度已废除，进入陆军小学堂无疑是进入仕途的一条途径，白崇禧决定报考陆小。陆军小学堂只招120人，而白崇禧以第六名被录取，与李宗仁、黄绍竑为先后期同学。但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入学不到三个月，他突发恶性疾病，不得不回家休养。这病一拖一年，只好从军校退学。病情逐渐好转后，他不甘心在乡下混日子，又同六弟白崇祜去桂林，报考了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在900多人的应试中，白崇禧位居第二，被顺利录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随队开到武汉。南北议和成功后，各省学生军奉命解散，白崇禧被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经过半年训练，被保送进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了三年。1915年，白崇禧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直到1917年结束了他坎坷的求学之路。回到广西，他成为马晓军的“模范营”中一名普通的少尉连附。从此，白崇禧正式进入广西军界。
1920年的粤桂之战，桂军失败。此后广西局面混乱，马晓军在百色被自治军刘日福部偷袭，在百色城的部队全部被缴械，马晓军、黄绍竑被扣，白崇禧跳城逃脱。随后，他收集残军进入贵州，在黔军支持下回师讨伐刘日福。由于白崇禧身先士卒，深得部下拥戴。一天晚上，白崇禧冒雨巡查阵地，突然脚下一滑，摔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股骨，昏死过去，醒来后已不能行动。然而，激烈的战斗已使他离不开战场，他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终于一鼓作气，打败了刘日福的军队，回到百色。马晓军此时也得到释放。不久，白崇禧因腿伤赴广州治疗。由于延迟医治，左腿股骨已长骨痂，无法再施手术。在广州休养了一年，左腿稍短成为终身残疾。
马晓军的部队后来由黄绍竑率领，投入在玉林的李宗仁部队。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黄绍竑决定脱离李宗仁部，向沈鸿英“假投降”，以便进驻沈所占据的梧州，伺机取而代之。黄派陈雄赴广州活动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联络。
白崇禧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白崇禧的这番话为黄绍竑所接受。陈雄、白崇禧由廖仲恺等介绍，在广州大元帅行营晋见了孙中山。白崇禧向孙中山报告了广西的形势，表示广西加入广东革命的决心。回到广西不久，白崇禧即带着黄绍竑的亲笔信去玉林，与李宗仁详谈广西发展大计。这是李、白首次聚会，彼此坦诚相见，十分投机，这次会晤成为他们后来长期合作的很好开端。1923年，孙中山任白崇禧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4年白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提出先攻陆荣廷后击沈鸿英之策，并得以施行，于1925年结束旧桂系军阀对广西的统治，白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在与旧桂系的搏杀中，白崇禧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于是有了“小诸葛”的美名。
北伐与抗战1926年3月两广统一之后，顺应历史潮流，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9日正式誓师北伐，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之职，统筹全局，指挥作战。他随北伐军总司令部经长沙、武汉，然后进军江西。随后，白崇禧担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向东追击。他运用声东击西战术，先后占领杭州、宜兴、吴江等地。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高潮中，白崇禧进入上海，兼任淞沪卫戍司令。
4月2日，蒋介石、吴稚晖、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4月12日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崇禧是这次政变的指挥者与执行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抗衡，宁汉相争。李宗仁、白崇禧不愿蒋介石坐大，逼迫蒋介石下野。在随后的龙潭战役时，白崇禧从上海筹措军政费用返回南京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白崇禧知南京战事紧张，临危不乱，在无锡就地指挥，配合李宗仁，取得胜利。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唐生智”，白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8年1月5日，南京政府任命白为西征军总指挥，进攻湖南唐生智部，25日占领长沙，并将唐军收编。
1928年4月8日，两湖各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向北进发。5月31日，白部攻克保定。6月1日占领宣化后，向怀来追击。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张作霖知道已无可抵挡，于6月2日通电出关。4日，张作霖的专列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预先埋置的烈性炸弹炸毁，张当场身亡。6月8日后，白崇禧部开进北京。11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9月2日，白崇禧由北平到达天津，誓师东征张宗昌残部。白设司令部于唐山，指挥进剿，张军一触即溃。
由于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两湖，还在平、津两地扩充军队，并且排挤了忠于蒋介石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严重地妨碍了蒋的个人独裁。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将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此举激怒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率部宣告反蒋。蒋介石撤销了李、白本兼各职，并将两人开除出国民党，致使矛盾更加激化。3月29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分化手段，收买桂系师长李明瑞等人阵前倒戈，迫使桂系放弃武汉。在北方的白崇禧部也被蒋介石分化收买。白崇禧在廖磊的帮助下，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南下香港，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探悉。蒋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等该轮驶到吴淞口外，即用武力强行搜查，将白逮捕解京；如果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把它击沉，外事交涉以后再说。幸好这一情报为桂系得知，于是请许崇智设法营救。许即花10万块钱，以日本军校同学关系疏通了日本人，派一快轮追上太古公司的轮船，将白崇禧接过日快轮，直接把他送到香港。但桂系的反蒋并未动摇蒋的根本。
1930年5月10日，李、白又同西北的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与冯、阎、桂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双方动用兵力100多万，死伤30多万。至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获得胜利。白崇禧随李宗仁退回广西，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桂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平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立即开赴华北战场，加入中国军民抗战的行列。白崇禧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作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被蒋介石采纳。淞沪抗战，白崇禧多次上前线督战。1938年3、4月间，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第10师团，歼敌1万余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参与指挥了1938年6月至10月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坚持打了四个半月，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了加强重庆外围实力，增设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战区的军事，委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1939年底至翌年初，白崇禧亲自指挥桂南战役，并亲临炮兵阵地督战。经长期迂回，苦争恶战，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到次年春战役结束，击毙日军第5师团12旅团长中村正雄，日军死伤约8000人，为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
内战中的蒋白交锋1946年6月，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是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里，国防部长只是一个摆设。尽管白崇禧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充当反共急先锋，可蒋介石是直接下手抓军权，绝不让白具体染指，甚至不让他参加官邸作战汇报会议。
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执意参加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开始本不同意李氏竞选，但在李宗仁的坚持下，不得不出面助选。李宗仁赢得大选后，更遭蒋介石忌恨。蒋首先拿白崇禧开刀，1948年6月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并将中原地区划分为徐州与武汉两个战区。此前，白崇禧总结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并建议：中原只能设一个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但蒋介石没有接受白的设想，还是在徐州成立了另一“剿总”，由刘峙主持（后由杜聿明指挥）。这样，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总部也就设在了汉口。
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
蒋介石见他不受命，即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出面，请他喝酒看戏，又派吴忠信去劝驾，都被他顶了回去。最后只好请黄绍竑从中劝解。
黄绍竑一到上海，先将电话打到白府，白听出是黄的声音，就问：“是那个人派你来的吗？”“是的。”黄直接回答并不隐藏。
“你的来意早知道了，谈什么呢？”“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是不会知道的。”白崇禧放下电话，去了黄家。一见面，他就嚷嚷道：“你想想，陈小鬼（指陈诚）同我是死对头，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吗？先整了李品仙，这回轮到我了。古话说得好：‘岂有奸权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黄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实在太不亮了。”黄接着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黄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黄的一席话说动了白。白高兴地说：“季宽呀，你这一席话，简直胜过喝了十瓶桂林三花酒！痛快！”“哈哈！我是对自己人说自己话啊！”黄绍竑也开怀地笑着说。
“好！我也是自己人不说他人话。”白直爽地说，“你以为我跑到上海来是表示消极吗？我要抓军队，不但要抓广西的军队，还要抓住老蒋的军队，因此，去武汉是我求之不得的。”他表示，这次到上海来，就是学竞选时以退为进的策略，跟老蒋讨价还价，要老蒋答应他两个要求：一是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和区域；二是到武汉之后，要直接向老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的节制。还准备将桂军的张淦兵团和徐启明兵团抓到华中，直接掌握。再抓住河南的张轸。黄埔系在华中带兵的将领李默庵、刘嘉树、黄杰等都是湖南人，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准备请黄埔出身的湖南人陈明仁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再升他为兵团司令。然后把他派回湖南，让他看守湘桂大门。这样，不但抓住了华中的黄埔将领，且战可以去中原，守可回到广西去，无论时局怎样变化，都有后路可走。
第二天，白崇禧回到了南京。由于白崇禧表示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蒋就答应了白崇禧的一切要求。
９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接着又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打下锦州。在南京的何应钦赶紧筹划应急，他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以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白崇禧开始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阳儆挥”电下达这一作战指示。
30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军覆没，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从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洽商中原统一指挥问题。当天下午，白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满口答应接受了指挥中原作战的任务。然而当晚，他从李宗仁处了解到，美国已提出要老蒋下台，由李宗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沪宁方面要求国共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白于是决定拥兵武汉，静观动向。第二天的会议上，白崇禧拒绝中原指挥任务，还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回到武汉后，白崇禧又给何应钦打了电话，说：“南京可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当国民党军主力在淮海地区被包围时，蒋介石仍想把剩下的部队调去“解围”，以为这样就能转败为胜。其实就当时局势来看，这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为了应付蒋介石，他只同意其手下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奉蒋介石之命而派去增援的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不能动弹。蒋介石仍不死心，为挽回败局，准备从武汉地区抽调5个军支援，但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白崇禧的坚决反对。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八军最先从鄂西开到汉口，白知道后就立即命令该军留在汉口，不准再东移。后经顾祝同多次疏通，白才勉强同意调走二十八军。紧接着第二十军也来到了汉口，白以四川人不愿意远离家乡的情绪，唆使第二十军军长向国防部申请免调。同时白也在旁“加油助威”，宣称武汉的重要性，而且不配给车皮、船只，使其无法运送。国防部一再电催，白就是不执行命令，双方形成了僵局。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徐祖贻从中斡旋，白这才极不情愿地放走了第二十军。
再一次的交锋使得蒋、白的关系更加紧张。蒋急令宋希濂部调出参战，决定由湖北沙市将部队船运南京。当船只开到汉口时，白突然派警卫团把所有的船只都看守起来，不许登船。南京国防部电催，白不予放行。这时，淮海战场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盼望救兵如救火，这可急坏了蒋，他亲自打电话给白。刚开始，蒋还好言相劝，说明淮海战场形势紧急，希望部队马上东调，白则一再强调武汉的重要性，认为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了，不能再调走。蒋很是愤怒，便指责白故意违反军令。白也不甘示弱说：“合理的军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蒋介石除了生气之外，也只能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东运，可已来不及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获得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共歼灭蒋介石的部队55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为进军江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的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见蒋的势力行将殆尽，趁机发难，再次逼蒋下台。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给蒋介石发出亥敬电，要求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接着，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并要求“总统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蒋也因此怀疑白、程勾结并逼他下野。由于蒋介石对白的“亥敬”电无任何反应，同时，又因平津战役爆发，塘沽战事激烈，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称：“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与我，恳请趁早英断。”接着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也来“亥州”电，表达同样主张。蒋介石进退维谷，只得黯然下野。
此时的白崇禧，自认为拥有数十万军队和半壁江南，能与人民解放军周旋，梦想与中共“划江而治”。虽然中共一直在做白的工作，并给他一定许诺，但他却坚决反对北平和谈最后文件的签字。他筹组了一个半环形湘粤联合反共防线。然而，这样的防线也没能让白崇禧的愿望得逞。蒋介石在幕后拆台，使李宗仁无法指挥，白崇禧再精明，也无力支持已倾的大厦。随着衡宝战役与桂柳战役的结束，白崇禧的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击得粉碎。
痛苦的晚年白崇禧彻底惨败后，李宗仁到美国治“病”去了。桂系实力已输得精光，何去何从？此时，摆在白崇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像李宗仁那样，移居海外；一是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于选择哪条路，白崇禧犹豫不决，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当程思远问白崇禧与解放军对抗下去，有何把握时，白氏即坦率回答说：“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罢了！”而在此时，蒋介石也来信邀请白到台湾，并允诺去台后“自有重用”，还派专人送金砖到海口，说是发清白崇禧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白是不敢贸然去台湾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他有所忌惮的话，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掌握了几十万的军队，如今他只是个“光杆司令”。这点白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白不知道蒋“邀请”的用意，猜测可能是想让他劝说李宗仁，使得蒋介石重新复职。白崇禧派李品仙先行赴台，名为办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桂林绥靖公署结束事宜，实际是赴台打听政治行情。李品仙赴台后，即致电白崇禧，称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这就坚定了白崇禧赴台的信心。1949年12月30日，白在蒋介石函电的催促下，终于从海口飞往台湾。白崇禧的至交、立法委员何遂曾向白氏进言：“上将回台，将必难免一死，应乘机起义，响应共军。”白氏回答：“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白崇禧赴台是一项轻率的决定，他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多次与蒋介石斗争，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所以没有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白还有牵制李宗仁的作用。但白崇禧这一进入台湾后，就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了。
白崇禧到台湾不久，又将家眷20多人从香港接到了台湾，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安置大哥、九哥、六弟、二妹等亲属，他自己一家则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一幢旧式平房中。有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就问白：你怎么全家都搬来了？某人到美国去，某人到日本去，某人到泰国去，某人在香港，某人出境证都预备好了，你还搬到这里来？白却回答说：“我们大陆丢了，我们是现役军人，负很大罪过，中央不处罚我，自己良心自责。台湾是复兴基地，祖国领土就只剩这一点点，希望在这生根发展回去，除此之外，现役军人死无葬身之处，跑到哪里去？”不过，话虽这么说，白崇禧心中也是茫然得很。有一天，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去打猎，途中谈起时局，两人都认为希望渺茫，感到很绝望。白崇禧说：“我是信仰宗教的人，对世界局势，人类的前途，真主会有一个安排，我们打猎吧！”孤悬海外，如波涛中扁舟一叶，白崇禧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真主身上了。
此时的白崇禧还对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存有一线奢望，他自负地认为，蒋介石还要靠他统兵杀回大陆。蒋介石自12月10日离开大陆退往台湾后，即紧锣密鼓地为复任“总统”做准备。他一方面发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监察院”等党政机关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同时派吴忠信找到白崇禧，要其写信规劝李宗仁。于是白崇禧又与吴忠信联名发了个电报给李宗仁，说明海内外要求“总统”复职，实在有此需要，希望李宗仁答应以“副总统兼特使”名义在美国养病，争取美援，内外相维系，共维国势。1950年1月16日，白又与李品仙等联名给李宗仁发了电报，提出建议，称如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应请致电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李宗仁的态度是既不返台，也不辞职，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3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之公意”为辞，宣布“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在蒋介石复职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宗仁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即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抨击蒋介石的“复职”为“违宪”。为此，白崇禧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
李宗仁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不能治他的罪，白崇禧就不能放过。当年白崇禧几次乘危逼宫，这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蒋对此忌恨不已，但他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而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崇禧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视。敏感的白崇禧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减少外出活动和与朋友的交往，连打猎下棋的爱好也自动收束。有一次，白的轿车开出去后，即发现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多久，那辆吉普车抛了锚，白崇禧知道那是一辆盯梢的车，连忙命自己的司机停车，并派侍从人员去告诉那辆车上的人不要着急，慢慢修车，白崇禧自觉停车等他们。奉命监视的特工人员没料到被白崇禧看出了行藏，显得相当尴尬。还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连忙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闻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人是有任务的，白崇禧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真不愧是小诸葛。
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处罚白崇禧，却由湖北籍“国大代表”敲山震虎，在“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提出弹劾案，主要有两点：（1）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2）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不过，蒋介石暂时还不想借此清算他，陈诚也为白崇禧开脱。
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旧案重提，并有40多名“国大代表”联名。白崇禧不得不再次以书面答复。最后，“国大”会议决定将此案保留，一场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不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在香港《新闻天地》刊登文章，提及当年白崇禧逼宫事。1959年蒋经国在台湾出版《危急存亡之秋》一书，将白崇禧逼宫案原原本本地披露了出来。这样一来，白崇禧再想辩护也不行了。
逼宫案成了白崇禧晚年的最大心病，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想站出来辩护，真是百口莫辩，不出来辩护则又等于默认。白崇禧时刻担心蒋介石一怒之下，清算旧账，拿他开刀。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组建中央委员会，同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以安置“党国元老”，白崇禧并未能在这两个机构中占一席之地。当然，白崇禧也并不完全是平头百姓，他在台湾还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大代表”、“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头衔，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礼仪性活动。罢免“副总统”李宗仁的职务，就由他主持国民大会“处理”。
白崇禧在台湾真正属意的一项职务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中国回教协会1938年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担任会长，次年改称理事长。以后这一职务一直由白担任。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台北，邀请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名义访问中东，蒋介石恐其一去不复返，不予批准，并授意回教协会改选理事长，白崇禧不得不将担任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辞去。不过他在台北主持修建清真寺，在回教事业上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白崇禧在台湾生活十七年，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很少有事可做。平时在家读书写字，据说白崇禧的书法造诣颇深，但不轻易示人。此外，他还有两大爱好，即下围棋和打猎，藉以打发时光，舒解寂寞。
白崇禧晚年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从1963年2月开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派出科研人员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人，访问白崇禧128次，时间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66年11月24日白氏逝世前8天止。贾廷诗等人将白氏口述整理成初稿后，由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校阅，前71次的访问记录稿并送本人订正，以后部分因白氏突然去世，未经审阅。1980年至1985年，香港《中报》月刊征得白氏家属同意，在该杂志上连载白崇禧回忆录。
1984年5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将白氏口述回忆录以《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公开出版。
白氏回忆录，从自己的家世说起，依次叙述他求学、从军以后几十年亲身经历的大事，对统一广西、北伐战争、反蒋战争、抗日战争及全国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重要战役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作战经验和教训，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氏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白崇禧所代表的新桂系在北伐后的二十余年间，与蒋介石既合作又对抗的特殊经历，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加上身处台湾特殊环境，因此，白崇禧在口述自己的回忆录时，难免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托词辩解，或刻意回避。在当时的环境下，白氏如此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事实上，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即迁怒于白崇禧，他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崇禧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不久，这位杨副官报告：“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这样，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于山野外杀死他。
谷正文密令侦防组：“暗杀不准用枪。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
”经过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崇禧当时已年逾七十，不会徒步上山，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侦防组派人到现场实地勘查后，决定等白崇禧上山时，把握时间破坏途中一木制小桥，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便会连同轨道车一起坠入50余米深的峡谷。
经过实地演练，他们还找到了螺丝松脱法，能丝毫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白崇禧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10点37分，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拍去尘土，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望望四周的山野，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后，谷正文和毛人凤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蒋介石并未苛责，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再从长计议吧！”白崇禧经历这次险情后，行动更加谨慎，这使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
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置白崇禧于死地。
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情况，赖少魂报告说：“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疴，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补”不起。赖少魂奉命后，立即给白崇禧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往后数月，白崇禧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
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
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
另有一说法是，白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白崇禧死讯传出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与“国防部”部长蒋经国立即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前往白府吊唁，并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礼治丧。接着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顾祝同等200余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协助办理丧事。12月9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轸念勋猷”挽额以及“旌忠状”。上午7时50分，蒋介石亲到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告别，鞠躬致敬，并献花致祭。8时50分，在何应钦主持下，公祭仪式开始，前往致祭的台湾党政军高级官员和各界人士有严家淦、张群、孙科、陈立夫、蒋经国、黄国书、李嗣璁、莫德惠、顾祝同、张知本、谷正纲、陶希圣、谢东闵、李石曾、叶公超、黄杰、俞大维、于斌、郑彦棻、石觉、李国鼎、罗列、刘安祺、高魁元、徐焕升、赖名汤、陈大庆、梁寒操、余汉谋、蔡培火、李品仙等，共2000余人。公祭团体有“国民大会”，“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以及“国防部”与陆海空军联勤警备总部，广西和广东同乡会等159个单位。
公祭仪式结束时，由“现役”一级上将顾祝同、余汉谋、黄镇球、周至柔四人将大幅“国旗”覆盖在灵柩上，随后由遗属将灵柩扶上灵车。出殡行列由宪兵摩托车队开道，后面依次是：军乐队、仪仗队、装载蒋介石颁发的挽额专车、“旌忠状”专车、陆军一级上将旗车、所获各种勋章专车、灵柩车及家属车队。12时20分，灵车抵达台北市近郊的六张犁回教公墓，按照回教仪式与夫人马佩璋同穴安葬，并由回教教长率领教友300多人为白崇禧灵魂祈祷。与国民党其他死去的将领一样，他的墓地也是朝着大陆方向的。
家庭生活白崇禧夫人马佩璋是广西桂林人，回族，出生于诗礼之家，肄业于桂林女子师范。当年的马佩璋，是桂林有名的美人，亭亭玉立，秀外慧中，品学才貌兼优。因此，上门说媒者很多。但马佩璋的父亲马维琪择婿标准极严，而且坚持非教门不通婚的回教规矩，这使真正合乎准女婿候选资格的人少而又少。最后，马维琪看中了新桂系的风云人物、且同属回教的白崇禧，央人做媒，成就了这一桩美满姻缘。1925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打败了沈鸿英，收复桂林后，白崇禧与马佩璋即奉家长之命，在桂林完婚。其时白崇禧32岁，马佩璋22岁。
白夫人马佩璋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物，不喜抛头露面，不慕虚荣。其日常生活就是相夫教子。他们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伉俪情深，老而弥笃。家庭生活的温馨，对处于逆境中的白崇禧是一种很大的慰藉。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因高血压症逝世于台北一家医院，终年59岁。老年丧妻，对于身处逆境中的白崇禧无疑在精神上是一大打击。据说，在夫人下葬的那一天，“白将军眼泪几乎没有断过”。可见哀痛之深。
白崇禧用回教仪式安葬妻子于台北近郊六张犁回教公墓，于右任题写了碑文。按照回教规矩，亡者40天内家属须于每日清晨到墓前诵经祈祷。白崇禧以69岁高龄，每日必躬率儿孙辈准时前往夫人墓前念经，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见者无不为之动容。据熟悉白氏晚年生活的人称：白夫人亡故后，白氏精神大不如前，有时好像茫然有所失，一副在那里寻寻觅觅的模样。
白崇禧、马佩璋夫妇育有子女10人，子7人：先道、先德、先诚、先忠、先勇、先刚、先敬；女3人：先智、先慧、先明。据说，长子白先道为白崇禧与南宁一位王姓女子所生。白氏夫妇家教极严，家中有什么喜庆活动，上学的孩子不得请假；有时孩子顽皮，不听教诲，常令白崇禧生气。在白氏夫妇的严格教育下，白氏子女均学有所成。五子白先勇，1937年生于南宁，从小酷爱文学，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依阿华大学。童年的漂泊生活，成年又离别故土，耳闻目睹父母先后抑郁去世的现实，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失落”、“悲怆”的基础，也给他笔下平凡的日常生活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凝重的历史感。1958年，白先勇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小说）发表。1960年，他与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玉卿嫂》《毕业》等小说。1962年去美后，发表《纽约客》《台北人》等著名作品集。后留美执教，成为当代知名的华人作家。白先勇的作品融合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和中国的传统表现方式，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近年来，他积极到大陆从事文化交流，并致力于昆曲艺术的传播与推广。他编排完成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大陆与海外华人中，反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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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
（执笔：郭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