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苗子先生于2012年1月8日，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百岁顽主黄苗子》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他在书、画、艺术史方面的成长轨迹以及他与文化界友人们的逸闻趣事。黄苗子的夫人郁风也是我国画坛上首屈一指的大家，在生活上两人互相关爱，在工作上两人相互扶持，是文化艺术界令人羡慕的天作之合。本报今起连载其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黄苗子在重庆
抗战期间，黄苗子、郁风位于枇杷山的新居，很快成了在重庆的同仁们聚会的新场所。苗子夫妇十分恩爱，据一位“二流堂”的朋友回忆：“上班苗子走时，在门口，接吻告别。有一次我们正好在，大家跑去看，有情趣。一对好夫妇。”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展开了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频频会见各界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9月下旬的一天，黄苗子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见到了毛泽东。办事处老钱郑重其事地介绍：“这是黄祖耀”。
毛泽东问他，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苗子说自己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书中谈论说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的血汗，不知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后能否抵抗得住？毛泽东回答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不止是外国经济侵略。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作主，权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
随后，他们又聊了些战后财经方面的问题。20多分钟后，老钱进来招呼大家吃饭。
饭桌被摆放在大厅的左角，苗子注意到夏衍、乔冠华、许涤新等人都来了。毛泽东很客气地邀请黄苗子坐主位，苗子执意不肯，而是紧挨在毛泽东身边坐了下来，说这样好多听主席说话。吃饭中途，夏衍提及江青来重庆看牙病时曾去苗子家看过郁风，毛泽东这才明白原来黄祖耀就是黄苗子。他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你是黄苗子。”
1945年11月初的某个早晨，黄苗子去中一路下坡处的一家产科医院看望郁风：郁风快要临产了。途中遇见王昆仑，他将黄苗子拉到路边，拿出一首词给苗子看，并神秘地说是毛泽东所作。黄苗子问是否可以发表，王昆仑说可以，但不要注明来源。
到医院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词给郁风看，郁风让苗子将词转交给吴祖光。郁风住院后，《新民报》的重庆版晚刊《西方夜潭》便由吴祖光代为编辑。11月14日，《新民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独家刊登了毛泽东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
选择此时在重庆发表，自然有其政治上的含义。黄苗子在词后加上了一条编者按：
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写完后，他将按语交给王昆仑过目，然后，在王昆仑的建议下，又补充了如下两句：
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二）黄苗子与左翼记者
1936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黄金价格上涨，由每两2万元上调到了每两3.5万元。但就在消息公布的前一天，重庆、昆明等地的黄金销量突然比平日爆增了1万多两。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质疑的矛头一致指向官方，认为有人事先泄露了调价信息，是一起重大的变相贪污案。
《商务日报》的左翼记者杨培新很快从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的一位龙姓小姐处得知了事情的真实始末。拿到龙小姐提供的材料后，杨培新找到了升任财政部长不久的俞鸿钧，指出他对“黄金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俞鸿钧回答说，做出黄金价格上调决定的会议是由宋子文主持召开的，参与者有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钱币司长戴铭礼和自己。至于黄金突然多销一事，他可以将那天昆明、重庆等地的销售数据提供给杨培新。在销售记录上，杨培新看到有不少以银行通知转账的方式购买黄金的客户，每笔的购买数额为500两；很明显，这些人应该是在获知消息后抢购的买主。
因为俞鸿钧在提供信息时开诚布公，再加上共产党的政策是集中攻击四大家族，分化瓦解政学系官僚，杨培新在发表文章时也就没有再去强调俞鸿钧的责任,而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心存感激的俞鸿钧认为杨培新是个人才，建议由他来担任自己的政策秘书，专心研究财政政策。在向组织汇报后，杨培新婉拒了这一提议。虽然有些遗憾，俞鸿钧依然在私下交代黄苗子说，无论杨培新有什么需要，都应尽量予以帮助。
不久，报纸上续登了杨培新采写的《黄金案听审记》。法庭上，受审的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锦坤依然桀骜不逊，杜月笙的大弟子杨管北却审时度势，出言谦逊，向法官不停地表示敬意。作文时，杨培新在白描中隐含讽刺，颇有鲁迅风骨。乔冠华看到报纸后拍案叫绝，问是哪个老记者的手笔。黄苗子回答说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乔冠华当即说，我要见他。当时在重庆，乔冠华、夏衍、陈家康、廖承志四人是黄苗子家的常客，被并称为“四大才子”。黄苗子邀请杨培新每逢周日来家，杨培新因此得以和乔冠华等人熟识。
国共谈判结束后，考虑到上海即将重新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杨培新和同事们便计划着去上海创办《商务日报》。为了在上海打开局面，杨培新和黄苗子商量，决定请俞鸿钧、吴铁成帮忙写介绍信。在黄苗子的介绍下，杨培新见到了吴铁成的秘书汪公纪，并经汪公纪引荐，面晤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成。在问清杨培新和黄苗子的关系后，吴铁成嘱咐汪公纪执笔，按照杨培新的要求写下八行书，要求各方面对《商务日报》予以关照。俞鸿钧这边则由黄苗子亲自执笔，分别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以及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说，《商务日报》为工商界喉舌，对抗战救国有很大贡献，应该准予发放报纸登记证。此外，黄苗子还以俞鸿钧的名义致函上海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刘攻芸，要求从已经没收的敌伪产业中拨给《商务日报》营业部和宿舍。
（三）郁风——驻京记者“问蕉”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迁回南京。黄苗子、郁风到达南京后，搬进了莫干路21号：一座花园簇拥着两座紧密相连的三层小洋楼。这里本来是汪公纪的私人住宅，黄苗子一家搬来后，住进了其中一栋。昔日重庆“二流堂”的朋友们，都陆续来到了南京。黄公馆依然是佳客满座，访者云集。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眼看一触即发。6月16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11名代表组成了上海和平请愿团，决定赴南京吁请和平。23日，在上海各界数万人士的欢送下，请愿团从上海北站出发，并于下午7时到达南京。但就在代表们刚刚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突然遭到数百名化妆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的辱骂、围殴。这场围攻持续了四五个小时，直到晚上11点左右，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现场“维持秩序”。当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时，已经是24日凌晨。
24日早晨，得知消息的郁风匆匆赶赴中央医院采访。请愿团团长马叙伦因为受伤而无法开口说话；刚刚从昏迷中恢复知觉的学生代表陈震中正托人打电话给上海学团联，让他们帮忙补办一份证件：在混乱中，他们的财物都已经被抢得不知去向；妇女代表雷洁琼向郁风展示了自己昨天挨打时所穿的蓝纱旗袍：旗袍从胸口处一直开裂到腰部，整件衣服遍布着黑色的污泥脚印，胸前印着碗口大的血迹……
郁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愤。次日，上海《世界晨报》便登出了她用驻京记者“问蕉”的名义写下的长篇通讯：《下关不幸事件别记》。在“下关惨案”中，《新民报》记者蒲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也遭遇了殴打:
今天下午我去看小高时，他脸上还是肿得发紫，但已比昨晚退去好多了。上嘴唇完全肿得歪在一边，眼睛剩了一条线，不再像那大圆灯笼了，鼻子旁边是抓破砍伤的血痕。高集和蒲熙修前后被打了四次：最初是糊里糊涂地当他们是代表而被打的。后来《大公报》下关的营业主任带他们突围出去，又被打回来。第三次是一位热心的市府新闻专员钱江潮先生，自称是他的责任，先向“难民”们交涉，向警宪们交涉，讲好要护送两个记者出去；走到车站门口，离钱的汽车已不到3丈远时，两面的人又围拢来就打。高和蒲见势不行，只好又抱头回到候车室去，而钱专员却被打得一套西装不翼而飞了。这时，高才知道他们——两个记者，也是在挨打的黑名单上的了。在那最后一场关起来闷打中，高集是唯一还了手的。他看见3个女子被他们打着，撕头发，蒲熙修则伏在雷洁琼身上，她的背和臀部被大皮鞋踩着踢着，他实在忍不住了，一面骂他们的野蛮，一边冲开打他的人，奔过去想替她们解围；但几次被踢倒，直到他自己被打昏了。
今天，在高家我看到高太太高汾的脸苍白得可怕。她要忙着招呼客人，听电话，招呼病人，写电报稿给《大公报》……今天上午，她已收到《新民报》陈铭德社长的慰问电。他们自己的报馆却到下午7时止尚未收到任何一句话。但高汾还忙着打电话草电报。
（四）岂止吟诗唱和
困厄的时候，黄苗子依然和文友们作诗应合，只是多了些许调侃。1946年底，乔冠华被派往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苗子听说后，便写下“书翻费尔巴哈论，饭吃高罗士打行”的句子寄了过去。乔冠华去香港后，的确经常在皇后大道的高罗士行（酒店）会客、吃饭。看到黄苗子的来信，乔冠华莞尔之余，也在复信中赠答：“见说黄苗子，如今大不同，衔多名片阔，肚大裤裆空……”
郁风的妹妹郁晓民去上海读大学。她在学校担任文艺部长，和姐姐读书时一样，也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学生运动中，郁晓民被抓过好几次。一次，为躲避搜查，黄苗子将郁晓民安排住进了南京中央银行招待所。凑巧金山也暂时住在这里。再次来招待所时，黄苗子给郁晓民带来了一堆书：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与政治无关。见郁晓民穿着工人服装，苗子又让她去烫发，恢复成小姐模样，然后和金山结伴逃往上海。
虽然每当郁晓民遇到麻烦，黄苗子总是很着急，晓民却一直对姐夫的“官僚”身份怀有敌意。黄苗子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理解，他笑眯眯地对晓民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官僚，人可以扮不同角色。可以以不同方式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局势紧张的时候，由于黄苗子的特殊身份，莫干路21号也曾经是一些左翼文人的避风港。1947年5月20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在南京组成请愿团，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在军警和学生的冲突过程中，郁风把妹妹郁隽民、《大公报》记者高汾等人拉到一块，毫不客气地拦住了警察的马队。碍于高汾等人的记者身份，军警并没有在现场采取过激的举动。但到了6月初，高汾却突然得知，自己已经在特务的逮捕名单上。为避风头，她和高集便暂时藏进了黄公馆，一直等到黄苗子向吴铁成求过人情，确认外面已经没有风险后，才得以重新回到自己家中。
王昆仑也是黄公馆的常客。自从1940年在重庆，黄苗子在郁风的介绍下与王昆仑结识后，两人就成了知己。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委员的王昆仑常常仗义直言，他不畏权贵的做派让黄苗子很是欣赏。黄苗子明白王昆仑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所以，每当王昆仑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经济帮助时，他总是予以资助。吟诗唱和时，黄苗子曾写道：“撒手尘沙应一笑，凄风玄夜为谁来。”
来到南京后，不时能听见有关王昆仑和他夫人曹孟君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传闻。随着内战局势的日益明朗，王昆仑在国民党内的处境也日见艰难。1947年冬，王昆仑获知，CC系终于决定对自己及曹孟君下手了，他立即借着养病的名义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国治病。在信中，王昆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请求发给护照；二，请给予外汇。黄苗子正好和委员长侍从室的一位副主任熟识，他找到这位副主任说：孙科、吴铁成对王昆仑很关心，他想出国治病，请你帮个忙。副主任也明白王昆仑是孙科的太子派人物，便批准了王昆仑的出国护照。黄苗子再次找他商量，终于又为王昆仑争取到了一千元美金。
（五）原地待命，静候解放
1948年3月10日，黄苗子夫妇收到了王昆仑从美国纽约寄来的明信片。安全出逃的王昆仑对置身其中的这座国际都市并没有太多好感，他在信中写道：
告诉你们，我就住在这看一眼便使人心乱如麻的世界第一大城市里，幸亏我是一个病人，居然做到“万人如海一身闲”的境地……
信外附诗一首：蚁穴蜂巢地，乌烟瘴气天，满街泥拌血，盖世腿和钱；杜鲁门将闭，华来士渐添。高楼衔小月，人说此邦圆。
1948年5月，俞鸿钧调任中央银行总裁，同年8月，黄苗子也被调往中央银行，担任秘书处副处长，负责总裁室事务。年底，解放军开始向长江一线进逼。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获得解放；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在国共两党的这场角逐中，谁将成为最终的执牛耳者，趋势已经很明朗。
11月，郁风带着两个孩子，悄悄去了香港。从表面上看，她是送两个孩子去探视祖母，实质上，她是有意想将孩子留在香港，以便能够从容面对暴风雨的前夜，甩开胳膊大干一场。在香港中环最豪华的吉罗斯大酒店，她见到了夏衍和潘汉年。郁风询问，一旦解放军横渡长江，自己这些外围人士该有哪些行动？潘汉年平静地谈到了解放军进城后的政策，嘱咐郁风和黄苗子原地待命、静候解放。他说，让黄苗子注意保存档案，尽可能保住国库，并委托郁风到上海后，带个口信给地下党员、企业家蔡叔厚，让他尽快对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进行策反。
一周后，郁风到了上海。在和黄苗子通电话时，黄苗子的语气有些异常，让她暂时不要回南京。郁风立刻领悟到南京那边出了问题。她没有多问，而是在租界的母亲家中住了下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黄苗子再次打来电话，告诉郁风说可以回家了。原来，郁风去香港的事情被国民党CC系特务察觉，他们放出消息说郁风是和共产党接头去了。消息一经散布，黄苗子在国民党内的局面便显得极为被动。特务此举，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打击吴铁成派。
黄苗子动用各种关系进行了疏通。郁风回到南京后，原先散布流言的特务头目亲自出面请郁风吃饭，表示欢迎她省亲归来。一场惊险就此揭过。
没过多久，黄苗子被调往上海中央信托局秘书处担任处长。举家搬迁到上海后，他便和郁风一起，遵照夏衍等人的叮嘱，静静地等待解放时刻的到来。
1949年4月21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战线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千里。23日，解放军攻破南京，并迅速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解放的枪声离上海越来越近了。
5月初的一个下午，黄苗子去国际饭店参加了一场同事的婚礼。4点左右，他回到位于外滩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时，发现上海公安局经济科科长正等在那里。这位科长要求黄苗子和信托局副局长罗吟圃一起去趟警察局。罗吟圃是这天的值班副局长。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已经于一周前去了广州，打算把上海总局的资金尽可能地转移到香港，黄苗子则代表沈熙瑞留在上海进行联络。
（六）从香港北上
在汉口路，黄苗子看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负责人也在。科长口头转达了他们局长、军统头子毛森的命令，指责这些金融机构“破坏战时金融政策”。黄苗子这才明白公安局为何找上自己。
一周前，这几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全体职工包围了各自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要求给大伙发放安家费以备不测。这次围攻看得出有组织，有计划，中央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在办公室里呆到深夜依然无法脱身。黄苗子等人见状，只好在半夜向中央信托局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电话请示。得到批准后，是日清晨四点，职工代表和黄苗子等人驱车来到了中央银行金库，当场给每位职工分发了4两黄金、60块银元。至此，沈熙瑞才得以自由，并随即飞去了广州。
毛森要求这批金融界官员立即收回发放的金银，否则不能离开。黄苗子等人面面相觑，彼此心里都很清楚，已经散发的金银无论如何是没法收回的了；毛森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各个金融机构交纳一笔保释金，以在逃跑前再捞一把。
黄苗子想到了蒋经国。他知道蒋经国这几天在崇明岛：为抢运物资到台湾，蒋经国每天都坐镇到深夜。正好，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在前几日去过崇明岛参加会议。黄苗子立即给骆美中打电话，问到蒋经国的联系方式。
午夜3点，黄苗子将电话拨到蒋经国在上海的寓所时，才终于和蒋经国通上话。蒋经国因为和俞鸿钧一向关系密切，所以对黄苗子也有所了解。黄苗子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此事是由上级决定，他们几人无从负责。蒋经国听完，答应立即给毛森去电话。
在和蒋经国通完电话后不久，依然还是那个科长出来，说毛森吩咐，让在场的人立一张字据，承诺在两周内将发出的“安家费”如数收回，并承认这次“发放事件”纯属扰乱金融。字据写出后，黄苗子等人逐一在上面签了字。
这是戒严时期，夜间不可以外出，黄苗子等人必须等到天亮才能离开。在公安局对面的汉密尔登大厦，住着黄苗子的一个朋友。在想办法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后，黄苗子等六七个被扣的金融界人士终于在警员的护送下，离开了公安局。穿过马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心底长出了一口气。为避免两周后毛森依然穷追不舍，黄苗子和郁风决定不再固守上海，而是于5月7日改名登机，去了香港。
在他们飞离上海20多天后，5月27日，解放军攻克了上海；郁风的妹妹郁晓民也是进城大军中的一员。郁风离城前，本来已经和陈白尘说好，自己将作为美术界人士迎接解放，可变故突发，陈白尘便推荐郁风的另一个妹妹郁隽民加入了美协。
抵达香港后不久，在孙师毅主编的《文汇报》上，黄苗子借用笔名“田圭”发表了《从徐堪看崩溃中的蒋朝财政》：蒋政权的末路，军事和财政同时崩溃。军事的崩溃表面上还没有什么，只是奸淫掳掠苦了前线的老百姓，财政经济的崩溃则是一发不可收拾，全国上下除了豪门猾吏可以混水多摸几条鱼之外无人不受其祸害……
1949年9月，在周恩来的指示、安排下，黄苗子、郁风由香港出发，乘船经青岛去往北京；迎接他们的，是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七）香江碎影
解放前夕黄苗子夫妇为什么会去香港？这与黄苗子的家世有关。
黄苗子191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现名中山），祖父是清末举人，做过福建总督何璟（筱宋）的幕僚。父亲黄冷观倾向革命，是早期的同盟会会员。1918年左右，还叫黄祖耀的黄苗子随父母移居到了香港。
父亲黄冷观来香港后，最初在《大光报》负责编务，几年后便成了总编辑。《大光报》是一家基督教报纸，董事长是孙中山先生学医时代的同学、香港著名医生尹文阶，白胡子白头发，西装笔挺，对黄祖耀的父亲极为尊重。
在主编报纸之外，父亲每天还用黄昆仑的笔名为《循环报》、《华字报》、《华侨报》、《工商报》等几家大报写社论和小说，送稿的任务就交给了黄祖耀。黄祖耀也很乐意有个机会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于是，每天放学后，便按照登记本子上记录的，对当时香港报界的巨头一一拜访，顺便结识了不少朋友。当时在《大光报》做校对，后来成长为《华侨报》总编辑的吴灞陵，时任《香江晚报》编辑，后来参与创办《成报》的汪玉亭……这些人都和黄祖耀无话不谈。
在学塾生活之外，礼拜六对黄祖耀来说是比较难熬的。当时香港在周日不出版报纸，父亲在礼拜六也就相应比较清闲。闲下来的父亲会拿出书本，用剪有圆洞的白纸覆盖在书页上，一次露出一个字，让黄祖耀辨认，如果念不出或者念错了，父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便会握紧，朝着黄祖耀的前额狠狠凿上一记。
在香港的书塾读了不到一年，黄祖耀被母亲送到了广东中山县的外婆家。
黄祖耀的舅舅失踪后，留下了妻子、一双儿女和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转眼间，黄祖耀快十岁了，舅舅家的大儿子也已经去了广州，在岭南大学求学；大女儿二十多岁，知晓诗书、足不出户；小女儿十六七岁，虽不识字，却体力强健，能挑百十来斤的担子，而且脾气爽直；小儿子比黄祖耀小一岁，也到了适学年龄，却一直闹着不愿去学堂。百般无奈中，外婆给黄祖耀的母亲去了信，表示希望黄祖耀能来乡下读书，带动表弟一块去学堂。
在外婆家陪读了一年多之后，黄祖耀重新回到了香港，除了学四书，同时还学算术、格致（物理）等课程。
十一二岁的黄祖耀，开始喜欢跟着二哥和三哥去必列者士街青年会参加国庆纪念。当时参加这项活动的中国青年并不多，而二哥经历过五四运动，思想比较进步。在纪念日，青年会会组织大家唱歌、演说，还给每人发一面小小的五色旗。
国庆节的新衣配上胸口别着的五色旗，总让黄祖耀觉得十分神气。
有一个国庆日，散了会，黄祖耀正这么神气地走在街上时，无意中发现脚边多了双不停踏动着的大皮靴。突然，一块脏泥从黄祖耀身边飞过，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大皮靴上。黄祖耀还来不及抬头看那皮靴的主人，他的领口已经被一双黄毛手抓住，同时有声音叽里咕噜地从头顶传来，伴随着手指示意，洋人要黄祖耀将靴上的泥擦掉。小黄祖耀又怕又气，红涨着脸嚎啕大哭起来。围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洋人终于悻悻地放开了手，走掉了。虽然有惊无险，这一天却在黄祖耀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特殊“纪念”。
（八）15岁信笔落纸，竟然是漫画
1926年，黄祖耀的父亲和他的好友黄燕清共同创办了中华中学。史料中描述：
黄氏主理《香山旬报》时，曾兼任中山烟洲小学校长，又设工艺传习所。1926年春天，在香港创办中华中学，当时适值省港大罢工，港人很多都离开香港，学生人数不及三十名，经过惨淡经营，未及三年，学生已超过一百人，到黄氏1938年逝世的一年，学生已有四百名了。
黄祖耀也随之进入了中华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在书法方面重要的启蒙老师——邓尔雅。在邓尔雅的指导下，黄祖耀开始学习《张迁》、《史楷》等汉隶，并且临摹《鱼公姬夫人墓志》这样的隋碑小楷。按照先生的要求，学生们以大块方砖作纸，用笔蘸水作墨进行临写，一个大字占满一方砖，等水干后继续写。方砖约一尺二寸见方，广东人叫“阶砖”，在房间铺地用，吸水性很强，随写随干，用起来十分方便。尔雅先生对学生们说，写大字比写小字更能锻炼腕力，而且显气魄。大字写好了，小字就容易写好；但写惯了小字，未必能写好大字。他还主张初学者一定要从楷书入手，然后循序渐进；先务方整，勿求奇纵。少年人爱新奇。在苦练了一段时间的楷书后，黄祖耀弄到一套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郑板桥手写全集。板桥体疏放奇特、变化颇多，黄祖耀一见，如获至宝，便开始偷着摹写。父亲看到了，极其不悦，告诫说：“你学写字不守规矩，学那些‘江湖气’将来一定失败！你不知道郑板桥是从隶书、楷书开始写的，他用隶体渗入行楷，有深厚的基本功，你从皮毛模仿是没出息的。”
和黄祖耀一样，经常出入邓尔雅之门的，还有青年画家黄般若。比黄祖耀年长12岁的黄般若在那时的画坛已经崭露头角。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广告日历本上，每页均有一幅线描国画，在这些国画中，每隔几页，总会有一幅黄般若画的梅花、翠鸟或者神佛，这让黄祖耀很是羡慕和佩服。
在绘画课上，同样也是父亲朋友的李孝颐提到，他的叔父——“鹿门九爷”在清光绪年间，曾到上海跟从任伯年学画。与老师的讲述相重叠，广东故居里，那终年悬挂着的四屏花鸟画陡然在黄祖耀的记忆里清晰起来，美术史的神秘大门“轰”的一声在他心中陡然开启了。
15岁时，在黄般若等朋友的鼓励下，黄祖耀终于提起了笔。可该画些什么呢？他信笔落纸，发现竟然是漫画。稿件投出去后，很快得到本地报纸的青睐，黄祖耀也成了报纸的固定作者。双方合作时间最长的要算《骨子》报，黄祖耀给对方画了一段时间的连载。
受过各种画派的熏陶，为什么出现在黄祖耀笔下的偏偏是漫画呢？黄祖耀在《自述》中调侃：我从小就是个没正经的人。对绘画艺术偏爱漫画，书法呢，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他自称为“六分半书”）；连作诗都喜欢作“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一类打油诗。
这些信笔落成的漫画，或许恰恰揭示了少年黄祖耀骨子深处的两分不羁、三分幽默。
1928年4月，《上海漫画》在上海落地。周刊由当时已经在漫画界享有盛名的叶浅予先生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漫画界的中坚人士参与编绘。黄祖耀在香港见到了这份刊物，很自然地对它着了迷。
（九）黄般若改“猫仔”为“苗子”
《上海漫画》周刊每期四页，八开八版，四版彩色石印漫画，四版单色图文。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印着张光宇的漫画——《立体的上海生活》：一家四口在一起，父亲侧身而坐，母亲立着给婴儿喂奶，父亲和母亲之间站着一个小男孩，一只手高高地举着红苹果。人物的相貌、表情都很模糊。
在《发刊的几句话》中则这样陈述：
太平洋怒涛与飓风的冲突，产生了黄海怀抱里的上海……包容了古今上下功利与心灵的冲突，如同死囚自怨的狂吼。冷静的暮色，好像古墓里的枯骨，光明的青年，常把热血洒遍了大地。眼前的诱惑，还须你用心灵去裁判。朋友感受罢了！我们不愿意染了色彩，来污秽了全人类的灵府，只有感受与表现罢了。……我们不愿意做旧礼教的功狗来骂罪恶，也没有兴趣来赞美那名利的虚荣。
无论在图画还是文字方面，周刊都以它特有的怪异、朦胧给黄祖耀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视窗。叶浅予每期一版的长篇连载漫画《王先生》、张光宇的戏剧素描、鲁少飞的新装图说、张正宇的人物肖像，以及现代主义作家叶灵凤的专栏文章……这一切都如同隔海来风，悄然而迅速地滋养、启迪着这个初涉画坛的15岁少年。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香港，漫画已经为报刊读者所欢迎。因为担心被父亲知道，所以采用笔名“猫仔”在本地报刊发表漫画的黄祖耀，很快注意到，在小报《探海灯》、《工商报》以及《华字日报》的周末副刊上，常常会出现一个单字的画作署名——“波”，并且用小斜方框框住。有时，署名也会移到题名下方，变成了两个字——“波若”。黄祖耀立刻联想到了自己的忘年交黄般若，一查证，果然是他。秘密被揭穿，好像两个捉迷藏的小孩撞到了一块，两人间的友谊由此又深了一层。
后来，在陆羽居茶楼聚会时，黄般若建议黄祖耀干脆将“猫仔”两字的偏旁去掉，这样就成了“苗子”。本性诙谐的黄祖耀大为高兴，从此坚持使用“苗子”二字，他的本名黄祖耀反而很少有人叫了。
一年多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学生绘画展览。黄苗子模仿比亚兹莱创作了一幅黑白画：《魔》。画面右上方是颗巨大、狰狞的魔鬼头颅，在烈焰中似笑非笑；走笔夸张、怪诞，颇有海派风骨。比亚兹莱是英国19世纪末一位天才而短命的黑白装饰画家，很受苗子和黄般若的喜爱；而他们最早接触到比亚兹莱的作品，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上。很快，漫画《魔》在中学绘画比赛中受到好评，并被送去参加了展览。
黄般若给《魔》拍了照片，苗子忐忑不安地将照片寄给了《上海漫画》编辑部。不久，上海方面来了封信，打开一看，署名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叶浅予。信中是些鼓励的话，并且告诉苗子，《魔》已经被《上海漫画》采用。此后有几个星期，每当想起叶浅予的署名来信，以及那封信所蕴涵的肯定与鼓舞，16岁的苗子总是激动得夜不成寐；从此绘制漫画成了他坚持一生的功课。
果然如信中所述，在1929年8月3日出版、第六十七期《上海漫画》上，同时刊登了那次展览中的三幅作品，其中两幅为国画，一幅为漫画。至于另外两幅作品如何也被编辑部看到并选中，却不得而知。
（十）从香港到上海
1931年1月，在接受了中华中学四年的系统教育后，黄苗子被父亲送进了香港华仁书院攻读英文。但苗子并不喜欢英文；那些讨厌的字母每日在眼前重复出现，对他来说不啻是种折磨。
过了这年10月的生日，苗子就该成年了。但身着长袍马褂，口衔雪茄的父亲却依然严厉，手中的藤条或者鸡毛掸子，还是会冷不丁地落在苗子身上。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在过去的一年里，苗子他们的课上得并不安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在此后半年内步步进逼，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这些消息，以各种形式在一些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
战火迅速蔓延到了上海。当“一·二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香港时，黄苗子再也坐不住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上海去！
至于去上海后，自己能做什么，苗子一时还理不清楚。他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路费从哪里来？
广州有家《半角漫画》，还欠着苗子不少稿费，他决定亲自去领。到广州推开编辑部的大门并说明来意后，埋首办公的编辑们纷纷抬起头来，吃惊、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苗子稍稍有点窘，他镇定住自己，一直等到把稿费完全领齐。稿费并不丰厚，却是上海之行的基本保障。
在老朋友黄般若的帮助下，苗子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然后，在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后，说不想再学英文了，要去外地，便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香港的西营盘码头。
夜幕渐渐降临，站在客轮上等待起航的苗子，心情也随之悄悄激动起来。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大哥的喊声：“祖耀——”
大哥走了过来。原来，父亲发现纸条后，立刻让大哥、四哥分析种种可能，并分头去找。兄弟间朝夕相处，大哥自然也能隐约看出苗子对上海的向往，所以，径直来到了码头。3月的夜晚，客轮上渗着丝丝凉意。苗子在脖子上围了条围巾，身旁立着一只藤箱。大哥劝他跟自己回去，苗子坚持不肯。犹疑片刻，大哥掏出一些钱来，递给了苗子。
苗子懂了，突然有些难过。
轮船抵达上海后，码头上人潮汹涌，到处都是接人的木牌。苗子稍稍有点迷茫，该往哪个方向去呢？
有人轻轻拍了拍苗子，示意他跟着自己走。这是在船上认识的一个木匠，宁波人，会说广东话，和苗子很聊得来。木匠是从新加坡过来，准备回家乡探亲去的。他好心地叮嘱面前这个青年学生，上海目前危机四伏，一不当心，就会闯祸。在木匠的带领下，苗子来到了英租界的新新旅馆，暂时住了下来。
苗子的计划是先休整一两天再说。但在旅店住了没多久，便有人敲门，并指名道姓找黄祖耀。访客衔着雪茄，是位中年绅士，自称姓龚，是上海警察局的督察长。
原来，上海市市长吴铁成是苗子父亲的旧交。在确切得知苗子已经去了上海后，苗子的父亲立刻给吴铁成拍了电报，拜托他找到黄苗子，并关照苗子的一切。吴铁成接到电报后，便把找人的任务交待给了面前这位督察长。新新旅馆附属于广东人开的大新百货公司集团，而警察局在大新百货公司里安排了联络人员，所以，在苗子登记完的那一刻，督察长就已经知道他住在哪里了。
（十一）与丁聪初识
督察长掏出名片，说自己是吴铁成多年的老部下了，今天特地来接苗子。苗子只好尾随着他，去了吴铁成那里。
吴铁成是广东人，和苗子的父亲既是同乡，又同为同盟会会员。在苗子印象中，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吴来香港办事，顺便看望过父亲。孙中山组织讨伐陈炯明时，吴铁成在香山组织东路讨贼军，苗子的父亲曾参与此事，并短期担任秘书长。
见到黄苗子，吴铁成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他依然劝苗子回家，苗子不愿意，说要在上海参加抗日运动。吴铁成说：“抗日战争，主要是军队。军队不足，再征人民，然后才是海外华人，现在还轮不到你们。”苗子却依然不肯改变主意。吴铁成见状，终于说：“你不要到处跑了，就在我这里，我给你安排个事情干。”
吴铁成吩咐在战时临时办事处（法租界西爱咸斯路）的市长办公室隔壁摆上张小桌子，由黄苗子负责统计伤兵数目。到了第二年（1933年）元月，他又将黄苗子派到了上海公安局监印股任科员，专门负责在公文上盖章。
苗子身上还带着香港彭湘灵委托他转交给表妹的100港币。稳定下来后，他登报找到了这位女子。女子名叫潘菲，和男朋友祝秀侠一起挤住在亭子间里。祝秀侠是一名红色教授，被捕出狱后，开始和周扬等人一起办刊物。著名教育家、早期共产党小组成员之一的陈望道，也正好是祝秀侠的老师。这是苗子最早接触到的左翼文人。
因为工作清闲，苗子在上班的间隙，也会偶尔涂抹，画上几笔漫画。这天，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进到黄苗子办公室，看到苗子办公桌上抗日题材的画稿，来了兴趣，自告奋勇地说：“我有个好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原来，局长的这位好朋友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左翼人士邹韬奋，他们俩曾经是在德国时的同学。沈怡把苗子的作品带了过去，作品很快刊登在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杂志上。
浏览报刊时，一位在《东方》杂志开辟专栏，同时为《晶报》长期供稿的漫画家引起了苗子的注意。漫画家对时事的讽刺极为辛辣，文字却天真有趣且富有变化，署名是黄文农。苗子受其影响，更加坚定地认为，可以“融书画于一炉”。叶浅予曾在晚年回忆说，中国漫画史上出了三位大师，其中之一便是19世纪20年代的黄文农。可惜的是，这位被漫画界两位高人同时如此推崇的天才画家，只活到31岁，便因为腹病而早逝了。
因为经常出入一些漫画杂志的编辑部，苗子很快和一群同样热衷漫画的年轻人混熟了，丁聪就是其中之一。丁聪的父亲丁悚，是上世纪20年代最早的一家美术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者之一。经常在报刊上创作装饰画和漫画的丁悚，被业内尊称为“老丁”。“老丁家”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气的文艺沙龙；每到周末或者民俗假日，总是聚满了电影、话剧、京剧、出版、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名流。认识苗子时，丁聪才16岁，还在上海清心中学念书。在丁聪看来，比自己大3岁的苗子“像一个跳蚤，蹦来蹦去，非常活跃”。苗子会在周末叫上丁聪，去城隍庙附近的公园里给动物们画速写。有时候，丁聪会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画人体；而苗子，在美专张弦教授的介绍下，每月只需3元学费，便可以在学校里来去自如，所以也常会抽出半天时间去美专画素描，两人因此得以经常碰面。
（十二）矮脚虎黄苗子
苗子初次去恒勤里（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丁聪家时，是在一个周六。虽然对丁聪家的热闹早有耳闻，但在推开客厅大门的那一刻，苗子还是吓了一大跳。楼上楼下都是人，一大堆常在报纸或剧院里露脸的电影、话剧明星在这里三五成群、各得其乐，“寄爹”、“寄娘”地唤个不停，让丁悚夫妇俩应接不暇。苗子紧张得脸红心跳，在匆匆问候过丁家伯伯后，就赶紧去了三楼丁聪的屋里。
1933年1月，也就是苗子到上海后的第二年，有个华侨投资创办大众出版社，把黄苗子也拉过去办《小说》半月刊，负责美术。在苗子的主张和坚持下，《小说》被办成了一本通俗的文艺刊物，封面和插图均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当时已经有“黄苗子是吴铁成干儿子”的传言。时任上海市公安局秘书长孙璞，恰巧也是广东香山人，而且是苗子父亲在广雅书院时的同学。孙璞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李烈钧的部队呆过，回广州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吴铁成熟识，并长期在吴铁成手下工作。见到子侄辈的黄苗子，孙璞自然十分高兴，邀请苗子去他家居住，并同车上下班。
孙璞是南社诗人，喜欢收藏古画，在文史掌故、古文诗词方面颇有造诣。每天晚上，黄苗子陪侍在孙璞烟榻侧畔，听他谈天论地，倒也很受教益。孙璞收藏了许多字画，尤以广东名家的居多，苗子近水楼台，得以仔细欣赏。孙璞建议苗子点读《汉书》。他语重心长地重复一句古话“腹有诗书气自华”，说写字一定要有文学修养，若没有文学修养，写得再好也只是个写字匠，而且俗气；反之，若饱读诗书，有学问，书法自然会充实、俊秀。苗子遵照孙璞嘱咐，开始用红笔逐字逐句地点读汉书，每逢断不了句时，就去查史料，翻字典，或者询问孙璞。苗子有着很好的古文功底，依然花了整整一年，终于将这本被誉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准绳”的《汉书》断句完毕。
孙璞也会把他和柳亚子唱和的诗作拿给苗子看，并带苗子去拜见柳亚子。柳亚子是南社发起人之一，黄苗子也因此成了南社诗人中的一员。
苗子在香港读中学时也曾经学着写诗。在古代诗人中，他最喜欢“鬼才”李贺，觉得他诗歌中的意象诡谲神秘，仿佛黑夜里发光的流萤，让自己又爱又奇。这种对诡谲意象的偏好，在成年以后的黄苗子看来，却觉得有点青春期无病呻吟的味道。
在柳亚子座上，苗子认识了林庚白。孙璞介绍说，林庚白是福建人，当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因为新思想不容于北京政要，所以跑来上海作寓公，并打算办一本诗歌类的刊物。柳亚子对林庚白办刊的想法极为支持，并建议苗子写几首诗歌来投稿。此时，苗子离开香港才一两年，对家乡和故友依然很怀念。他依言写了几首，果然被林庚白采用。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无可奈何吾别你，莫名其妙水连天，于今但有登楼望，都觉全无见面缘……”苗子一惯的诙谐、风趣，在诗中清晰可辨。
后来，苗子参加过两次盛大的南社纪念会。江浙、上海一带的南社诗人，都纷纷前来参与。第一次正好有108人参会，与《水浒传》里梁山泊的好汉数目暗合。于是，在报刊上刊登的《南社点将录》中，便将柳亚子称作了“呼保义柳亚子”，也给黄苗子冠上名号，唤作“矮脚虎黄苗子”。
（十三）初到南京
因为常去张弦宿舍谈天，苗子开始接触到巴黎画派，并开始和决澜社的庞薰琹等来往。有时候，苗子会去上海法租界麦赛而蒂罗路看望庞薰琹。“决澜社”在那条路上租了一层公寓，庞薰琹本人也住在那里。庞薰琹是当时新兴美术启蒙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留学巴黎，回国后在上海昌明美术学校、上海美专任教，与张弦、倪贻德共同发起成立了美术团体“决澜社”。
公寓里总是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陈设，甚至连椅子也被折了起来，等到客人来了才会打开。唯一抢眼的是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粉彩、水彩画还有油画。在公寓的一角，有座带楼梯的小阁楼，庞薰琹和妻子丘提晚上就住在那里。庞薰琹比苗子大7岁，总是穿着一件宽大的咖啡色长袍，蓬松着头发，给人落拓不羁的印象。苗子很喜欢听他用常熟口音给自己描述艺术圈的一些典故；而庞薰琹，也总是眯缝着眼睛微笑着，用他的快乐情绪感染着黄苗子。
一天晚上，当苗子去看望庞薰琹时，庞薰琹正在作画。见到苗子进来，庞薰琹一鼓作气，给苗子画了一棵松树，并在画上题字：
一大山人画。八大有什么八大？我只有我的脖子大，别的都很小，故自名一大。
苗子兄来，给他画一幅高松，祝他日高千丈。
不到三十岁的庞薰琹，无论他的作品，还是自身的言谈举止，都充满了青春活力，给人以理想和爱的感染。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的阴影无处不在。
又是一个夜晚，在蜡烛形的壁灯下面，庞薰琹的面容显得异常忧郁、严肃。决澜社社员、油画家周真太受到特务追捕、下落不明。黄苗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庞薰琹这么心事重重。在得知具体情况后，苗子便去公安局刑侦队询问，却得知周真太并没有在押，估计已经逃脱了。虽然还有些担忧，但毕竟可以松口气了。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漫画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叶浅予在自传里回忆：《上海漫画》出版三年，最显著的社会影响是投稿者日增，出现了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一代漫画家。如胡同光、胡考、丁聪、张乐平渐露头角。及至1932年《时代漫画》月刊问世，郑光汉、张英超、华君武、汪子美、高龙生、黄尧、陶谋基、梁白波、特伟、黄鼎、张谔、蔡若虹等人出现，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阵容。与此相应，新的漫画刊物也相继问世，计有《中国漫画》、《独立漫画》、《生活漫画》、《漫画界》等四五种。
此时的苗子，除了为《生活》、《良友画报》、《时代漫画》等上海各大报刊陆续提供画稿，也开始写些漫画方面的评论文章，比如《我的漫画理论》、《谈漫画》、《廖冰兄的画展》等。
1934年以后，在决澜社的一次油画展上，经过庞薰琹的引荐，苗子得以和心仪已久的漫画界“前辈”叶浅予相识，却惊异地发现，原来叶浅予只比自己年长了6岁。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了密友。
1935年的时候，叶浅予和女画家梁白波一见钟情，很快发展到公开同居。这位漫画界“老大哥”的婚外恋情一时被大小报刊炒得沸沸扬扬，他决定带着白波先去南京避一段时日，同时委托律师和上海的妻子商谈离婚事宜。同年5月，对生活正好感觉到无聊的黄苗子，也顺势辞掉了手头那份闲差，和漫画家陆志庠一起，跟着叶浅予他们去了南京。
（十四）婆汉迷
初到南京时，四个人寄居在成贤街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家一个空出来的亭子间里。
白天，叶浅予去图片社工作；晚上，四个人一起打地铺。志庠听力有故障，而苗子因为初来乍到，无亲无故，一时也没有工作，几个人的生活开销完全压在叶浅予一人肩上。马彦祥那时正闹情感纠纷，苗子他们置身其中有些尴尬，终于，叶浅予在常府街三山里重新租了一层小楼给大家住下。随即，苗子去了《扶轮日报》（陇海铁路主办）编辑副刊，叶浅予也开始给《朝报》画漫画连载，四个人的生活压力减轻了许多。
张若谷写过一篇关于巴黎的小说《婆汉迷》，标题是法文Bohemian的音译，指流浪汉或者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在苗子看来，用“婆汉迷”来形容他们在南京的生活倒也贴切。
但这样的生活依然是开心的。叶浅予画过一组漫画速写，题名《皮啖泥啖》，是英文Picnic（野餐）的音译；有时候，四个人会租上马车去鸡鸣寺野餐。在天津《大公报》因为画农村写生而深受读者欢迎的赵望云，在北方有“鼓王”之称的刘宝全，来南京时都会拜访叶浅予；南京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卢冀野、徐悲鸿、吴作人……更是时常往来，这让苗子他们颇不寂寞。
上海那边，漫画界不时有消息传来。因为漫画的影响日益扩大，开始有人提议成立专门的组织。1935年，叶浅予特地从南京回到上海，参加了“漫画协会”的成立大会。
在南京《扶轮日报》工作了四五个月后，苗子开始面临拖欠薪水的考验。到了1936年春，苗子终于只身回到了上海，留下叶浅予他们，继续在南京过着“婆汉迷”的生活。
回到上海后，苗子在环龙路租了一处前楼住下，同时去了上海市政府机要室担任科员。他如此形容这段日子：
我一半搞漫画和编辑《小说》半月刊（大众出版社出版）；一半过着买旧书，上馆子，坐舞厅的小官生活。我不会跳舞、抽烟和打麻将，但舞厅外头的一种小博具——吃角子老虎，却“吃”了我不少钱。
因为常去舞厅，苗子认识了周扬、夏征农等左联人士。周扬，这位左联的主要领导人，每次在舞场都是西装革履，风采翩翩，这让苗子印象尤为深刻。
当年的小朋友丁聪，已经在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毕业。在黄苗子的介绍下，丁聪去了良友出版公司担任编辑。良友出版公司里面大多是广东人，因此，公司及其下属的几家画报被戏称为“广东帮”；叶浅予、张光宇等所在的时代图书公司，由邵洵美做老板，刊物有《上海漫画》、《时代漫画》、《论语》等，被称为“上海帮”。在良友出版公司里，只有丁聪和赵家璧操一口上海话，其余的人均讲广东话。苗子是广东人，所以和两边都很熟。他和丁聪经常去《时代漫画》编辑部玩，有时候玩着玩着苗子就不见了，让笃诚的丁聪干着急。
一次，《良友画报》的编辑郑伯奇打电话给苗子，说作家穆木天被捕了，希望能帮忙解救。苗子明白这事肯定与左联有关，可仍立刻去托人疏通。穆木天获释后，一直纳闷，不知为何人所救。
到了夏天，在漫画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次漫画展览得以顺利举办。地址选在上海南京路新开张的大新百货公司四楼，展览共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界的600多幅漫画作品，黄苗子也是筹备委员之一，和王敦庆一起负责书记事项。
（十五）19岁的郁风
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与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交叉处有家洗染店，从1935年秋天开始，每天都会有一些固定面孔的年轻女子在这里进进出出。在洗染店里，顺着拐角的楼梯上去，是一间临街的厅堂。厅堂很大，却只有简单的桌椅陈设，显得比较空旷。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机构——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就被设置在这里。
在这些神色匆匆的年轻女子当中，有因为出演电影《桃李劫》走红的陈波儿，还有因为《打出幽灵塔》、《受难的女性们》等小说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作家白薇……俱乐部名义上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公开宣传抗日和妇女解放，但私底下，也肩负着在劳工妇女中宣传阶级斗争的任务。
19岁的郁风是俱乐部里年龄最小的姑娘，她个头高挑，性情活泼，在中共上海文委负责人曹亮的安排下，参与创办了这个俱乐部。曹亮的公开身份是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务长；他的妻子梁淑德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打扮入时，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公开身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对郁风而言，曹亮是她参加具体革命工作的第一位领路人。
俱乐部刚开始筹建时，资金相当缺乏。这时，联华公司正在制作电影《母亲》，而主角林楚楚是广东人，说不好国语，有人便建议由从小在北平长大，说一口流利国语的郁风来配音。郁风录制了两个通宵，顺利完成任务，并得到了一百多块钱的酬劳。这笔钱，被用来支付俱乐部的房租。
每周总有一两次，郁风她们会以教会的名义，换上女工的服装，到工厂的夜校里去给女工们普及文化知识，趁机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阶级斗争，甚至鼓动工人罢工。
这年年底，“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为了对北京学生进行声援，上海妇女救国会决定在妇女节这天，在全市范围内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同时，在游行之前，组织不同的宣传队去邻近的郊区、乡镇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在关于游行事宜的秘密商讨中，面孔尚不为特务们熟悉的郁风被任命为游行的总领队。
1936年3月8日下午两点，上海妇女界的七个团体在北四川路青年会举行了联合集会，知名人士何香凝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妇女界团结起来救亡图存。会议结束后，游行旋即开始。
在和陈波儿等明星的频繁接触中，郁风对话剧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加入了业余剧人协会。在陈鲤庭的介绍下，郁风认识了五幕剧《武则天》的导演沈西苓，并被邀请出演武则天B角。
话剧《武则天》的制作团队颇为壮观：导演沈西苓、编剧宋之的、作曲贺绿汀、舞台监督应云卫、乐队指挥江定仙、唐高宗A角顾而已、B角魏鹤龄、唐中宗A角严恭、B角陶金、武则天A角英茵……相对声名显赫的魏鹤龄等人来说，新人郁风丝毫没有大舞台的经验。
为防止做法官的父亲知道自己抛头露面，郁风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闻郊”。
（十六）黄苗子和郁风的初次碰面
1936年，话剧《武则天》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正式上演。在戏院门口的大幅海报上，郁风和魏鹤龄饰演的唐高宗夫妇身着皇家服饰，两相顾盼，十分传神。郁风用她特有的创作激情对角色做了极具天分的演绎。
在宣传品中，业余剧人协会的实验剧团被形容为“中国第一大规模职业话剧团”，该剧也被称誉为“伟大谲奇宫闱史剧”。编剧宋之的则说：我只集中了一点来描写，便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及挣扎。（《写作〈武则天〉的自白》）
风头上的郁风很快成了文艺圈里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的谈资。这天，她跟着叔叔郁达夫去拜访暂时回到上海的叶浅予，还未上楼，便听见人声鼎沸，估计聚集了不少朋友。郁达夫一边上楼一边大喊：“叶浅予——叶浅予——”一个个头不高的男青年探出头来，似乎在继续刚才的话题：“达夫，你还不管管你的侄女！”郁达夫应声道：“你瞧，我带她来了。”男青年这才注意到郁达夫身后还跟着个姑娘，稍稍有些愣怔。大家开怀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
这个男青年就是黄苗子。在他的记忆里，这是和郁风的初次碰面。郁风上楼后，陆志庠悄悄对苗子说：“这个人好啊！”苗子接过话头：“是蛮好，不过比我高一点。”
1937年4月，吴铁成调至广东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苗子也随之去了广州，担任吴铁成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吴铁成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让一直跟随在他左右的黄苗子，其身份也不自觉地变得微妙起来了。“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叶浅予、梁白波再次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当地的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等成立了漫画宣传队，于8月下旬奔赴南京，为抗日宣传服务；漫画协会也顺势更名为“中国漫画界救亡协会”。10月，漫画宣传队撤到了武汉，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扩大队伍，吸收了第二批成员如廖冰兄、麦非、黄茅、张仃等；协会再次更名为“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并创办《抗战漫画》月刊。
黄苗子抵达广州后，依然积极从事漫画活动。他一方面给《救亡漫画》投稿，一方面约请部分流亡到武汉的上海漫画家们来广州，参与编辑广东省军训处主办的《国家总动员画报》。这一时期，广州的漫画组织有：漫画界救亡协会、全国漫画协会华南分会、抗日后援会漫画组、广东省党部漫画宣传工作队，以及广州美术学院内部的漫画研究机构。正是这些组织，将身处广州的本地或者外地的漫画家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37年8月下旬，在广州禺山中学，全国范围内的漫画家和本地的木刻家联合举办救亡展览，轰动了整个华南。黄苗子也为展览提供了两幅作品。
1938年初，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战时工作委员会，并选出了当时漫画界的十五位中坚人物担任委员工作，远在广州的苗子也是委员之一。三年后，1940年7月7日，黄苗子在《大公报》发表了《三年来的抗战漫画》。
（十七）郁风的父亲郁华
早在“七·七”事变前，郁风的父亲郁华就已经为她办好了去法国留学的手续。一开始，郁风并不反对父亲的决定；她喜爱美术，愿意去巴黎接受最前沿的艺术熏陶。可是，形势突变，8月13日，日本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历时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由此拉开序幕。国难当头，郁风再也无心去纯粹的艺术世界里游弋。第一次，在郁家公馆，郁风和父亲发生了争执。
这是上海善钟路上的一处花园洋楼。1933年，郁华被调到江苏高级法院任职，一家人也随之从北京迁到了上海。
郁风的父亲郁华，出生在浙江富阳一个私塾先生家里。15岁那年，郁华的父亲去世，只给家中留下了六亩薄田，以及富春江边的三间木屋。郁华的母亲把田卖掉，摆起了小摊，同时接些洗衣、缝补的活计，就这样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
16岁那年，郁华考取了杭州府道试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21岁那年，他再次考取了杭州府的官费留学资格，成了浙江省首批一百名官派留学生中的一名，赴日学习法律；五年后回国，获法科举头衔，任职外交部；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他开始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等职务；民国二年，郁华再次奉命赴日，考察那边的司法制度，回国后，继续担任大理院推事，同时兼任司法储才馆及朝阳大学等院校的刑法教授。在北京西城巡捕厅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1916年出生的郁风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1929年，郁华调任大理院东北分院推事、刑庭庭长，大部分时间需要呆在沈阳，留下妻子儿女继续在北京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部通知郁华不得擅自离开沈阳，说有要职委任。怀着不好的预感，郁华连夜只身离开了沈阳，在皇姑屯附近的农户家中，换了身庄稼汉的衣服，走水路回到了北京。
被侵略、被凌辱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上空。当香港的苗子正在校园里蠢蠢欲动、预谋出走的时候，北京的郁风也毫不迟疑地走上街头，一次又一次加入到了游行请愿的队伍中。也在这一年，15岁的郁风开始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就读。因为初中尚未毕业，无法进入大学，她便请父亲的一个朋友为自己办了张假的毕业文凭；在假文凭上，她的名字由先前的“郁淑民”改成了“郁振民”。进入艺专时，负责报名的人一时疏忽，竟然将“郁振民”错写成了“郁风”。郁风将错就错，索性以“郁风”为艺名，并终身沿用。中国画坛也因此在日后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郁风”。
当时，北平大学刚刚组建，各个学院分散在北京城的不同位置。担任艺术学院主任的是画家卫天霖，戏剧系主任则是戏剧家熊佛西，可谓人才济济。每天早上五六点，郁风便和初恋男友一起，赶去北海公园写生或者画水彩。有时候若需要，还会赶去郊外，在那里呆上一整天，也画上一整天。
（十八）从北平大学到中央大学
即使能闻到远方硝烟的味道，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日子依然是浪漫而有趣的。除了绘画，郁风也会去音乐系学习发声，去戏剧系学习表演。偶尔，戏剧系缺少演员，也会拉绘画系的郁风去参加。
离开北京时，虽然尚未毕业，郁风却拿到了艺术学院的专科毕业文凭。这时候，上海开始流行讲普通话，这对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郁风来说，无疑如鱼得水。她先后给两户人家做过家教，后来又去了培成中学给孩子们讲授水彩课，开始有了收入。
一天，在翻阅报纸时，郁风注意到了一则广告：新亚学艺传习所正在招生。因为希望能够继续在艺术领域深造，郁风报名参加了考试。可惜的是，这家传习所只办了半年就倒闭了。
进入传习所后，郁风才发现，这家传习所的幕后创办者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组织。为学生们授课的，有剧作家、导演陈鲤庭等；同学中，则有后来著名的左翼木刻家黄新波。正是从这里开始，郁风接触到了一些简单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单纯的艺术领域之外，又一番景致在郁风面前开始悄悄呈现。
来上海一年后，郁风去了南京，再次成为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学生。因为已经学过两年油画，郁风不需要经过考试，而是直接以旁听生的身份入学。
此时，在艺术系任教的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知名画家徐悲鸿、潘玉良。刚从欧洲游历并举办画展回来的徐悲鸿，声名如日中天，每次授课时，教室里总是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郁风见状，便改去了潘玉良那边。
与徐悲鸿那边的拥挤相对应的，是潘玉良这边的冷清：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两三名学生。因为人少，学生和老师之间反尔可以充分互动。授课首先从画模特儿开始。潘玉良曾经用几天的时间为郁风画过一幅肖像：在教室外面的花园里，树荫底下，18岁的郁风梳着小辫，身着粉红的衣裳，身上洒落着明亮、斑驳的阳光……和雷诺阿的风格有几分接近。遗憾的是，郁风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张画。
已经有一定绘画功底的郁风很快表现出她的艺术天分。入学不久，她便和北平艺专的老同学方菁一起，在南京鼓楼举办了一次水彩画展。
郁风的思想轨迹依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王昆仑很快闯进了她的生活。他是郁风一位女同学的哥哥，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但其实也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学院派艺术的不满，认为脱离现实。他对郁风说：“你应该到上海去，参加社会斗争，在斗争中发展艺术。”在郁风的眼中，王昆仑成熟、博学而且风度翩翩。“斗争”、“革命”、“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多么美好的字眼！虽然，那些深奥的理论她还不是能够完全理解，却已经被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
在1935年第24期的《时代漫画》上，刊登了郁风的一幅漫画。画面上占据视觉中心的是一名瘦骨嶙峋的裸体模特，模特和画家之间有一番对话——画家说，哎，可惜太没有肉的曲线了！我的意思说做模特儿应该胖一点才行！模特儿答，先生！那您除非到洋楼里太太小姐中去找才有啊！
60年后，1997年，香港的一家报纸在《时光倒流》栏目中，重新发表了这幅漫画，并评价说：这幅画描绘画室所见，主题却点在贫富之差，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心。……此画黑白堪少，大部分用深浅不一的网，很有层次。
（十九）粤地再重逢
在王昆仑的影响下，郁风只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了一年，便匆匆拿上结业证书，回到了上海，并按照王昆仑的安排，找到了曹亮，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郁华当然理解女儿的心理，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父亲，他也了解女儿的艺术理想。战争会过去，青春会过去，人类对于艺术的向往和追求却永远不会止步。
争端从表面上看停息了。家里开始帮郁风订船票，收拾行李……可是，在登船的前一天，郁风突然消失了。
家里顿时乱成一团。几天后，郁风来信，说自己一切安好，只是国家正在抗战，她实在无法离开祖国。“七·七”事变后，上海文艺界也成立了文艺界救亡协会，并创办《救亡日报》。在报纸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握手合作，文艺界救亡协会也成为了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团体。由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救亡日报》的社长并题写报名，左翼文人夏衍担任总编辑。报纸日印一张，四开大小。
在抗战的硝烟中，郁风成了《救亡日报》的一名漫画记者。
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夏衍等人决定把《救亡日报》转移到广州去出版。郁风并不是报社的固定职员，却也表示，愿意和大伙一块去广州。
母亲一直病着，还躺在床上，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不久前，为了买纱布捐赠给我方的伤员，母亲在去先施公司的路上，不巧遇到国军的飞机发生故障，扔下了炸弹。弹片、烟尘四处飞溅，在混乱中，郁风的母亲也被炸伤了。她吟诗一首赠给郁风：“各有兴亡责，休教转念差。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
郁风和于立群、林林、叶文津、姚潜修等人先乘海轮去了香港。第三天，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路口，他们遇到了郭沫若。为了保密起见，郭沫若没有提前透露自己的行程，却在郁风他们出发后，登上了紧跟其后的另一班海轮。这次的“偶遇”，其实都在郭沫若的提前安排中。
当天下午，郁风他们便搬到了郭沫若入住的六国饭店。几天后，一行人来到广州，开始筹备恢复出版《救亡日报》。
身在广州的黄苗子，对夏衍等人的到来自然感到分外高兴。1936年前后，在上演话剧《赛金花》时，苗子去后台看金山，正好夏衍也在，当时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此时，广州市面上能见到的报纸有十多份，《救亡日报》走的是知识分子路线，销路不广，两千元毫洋的活动经费很快就赔光了。正在为难之际，黄苗子建议夏衍以郭沫若的名义去请求吴铁成，免去报社从香港进口白纸时需要缴纳的关税。可以虚报一些用纸的数量，将多出来的白纸放在市场上出售，然后用所得利润去维持报纸的运营。夏衍依照黄苗子所说行事，果然奏效。
第二年年初，黄苗子的父亲黄冷观在香港去世，这在当地是件大事。夏衍等人决定借此机会露露面，扩大共产党人在当地的影响。在郁风和黄苗子直接取得联系后，开吊那一天，廖承志、潘汉年、夏衍、郁风四人带着他们联合署名的花圈出现在了中华中学的灵堂上。前来吊唁的人很多，不时有人在夏衍等人落款的挽联前流连，并且窃窃私语。报界很快作出了反应，报道说，廖承志、潘汉年、夏衍这样知名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公开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也因为这次吊唁，郁风和苗子在香港的家人有了初步接触。
（二十）先后到达重庆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1940年，吴铁成调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黄苗子也随之迁任部长室总干事，并兼任国民党在香港创办的《国民日报》的挂名经理。在郁风去香港不久，苗子也来到了香港。
苗子父亲创办的中华中学，位于沿海的半山。1938年，黄冷观去世后，苗子的大哥黄祖芬，便遵从父亲的遗愿，接过了掌管学校的重任。距离当年和大哥在码头话别，一晃已经7年有余，苗子内心的唏嘘，可想而知。
郁风来到香港后，一直借宿在朋友家里。苗子得知后，立刻安排她住进了哥哥家。两人的关系由此更亲近了一层。
在半山学士台、桃李台，一时间名流荟萃、笑语喧哗。张光宇兄弟两家，徐迟一家三口，叶灵凤一家，以及众星拱月的叶浅予，单身汉丁聪、冯亦代等都聚居在这里。这些艺术家们，或者从上海，或者从广州、武汉、重庆等地过来，在这里暂时立住了脚：戴望舒负责主编《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负责主编《星岛日报》的画刊，叶浅予主编和出版《今日中国》英文版，丁聪担任《大地》的编辑和《今日中国》的编务……
在香港安定下来后，漫画家们开始寻思联合一些作家，办一本图文并茂的同仁刊物。当时，香港本地只出版有摄影画报和一些娱乐性、广告性杂志，在纯文艺刊物方面还是空白。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即刻得到广泛赞同。正逢夏衍从桂林过来为《救亡日报》购置印刷器材，在郁风的张罗下，黄苗子、叶灵凤、叶浅予、张光宇、徐迟、冯亦代、丁聪等人一起在中华阁载茶室和夏衍碰了面。大家各抒己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达成一致：叶浅予负责的画报有外汇盈余，可以投一点资；郁风因为刚到香港，有些空闲，便被指定为主编；叶灵凤、徐迟、郁风负责看稿；至于发稿，跑印刷厂，开邮箱，拆信回信，算稿费等杂务，则主要由郁风承担。
又经过几次协商后，刊物的名称被确定为《耕耘》。因为黄苗子的身份比较特殊，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为《耕耘》捐款最多的人。香港的出版法规定，登记刊物要缴纳三千元港币的保证金。为便于登记，大家一致建议由苗子担任刊物的发行人，不想登记依然受阻。苗子转而找到了一家印刷厂帮忙承印，谎称刊物是在桂林编辑、印刷、出版，然后邮运到香港出售，这样就避开了登记手续。
在筹备《耕耘》的同时，郁风也在《星岛日报》担任画刊编辑。11月23日晚，刚刚下班回到家中的郁风突然接到了总编辑的电话，说她父亲郁华在上海遇刺。
黄苗子得知此事后，立即托朋友帮郁风购买回上海的船票。出于对郁风的安全考虑，苗子在花费了大价钱后，才订到了一艘邮轮在大菜间的豪华舱位。就这样，在得知噩耗后的第三天，郁风登上了回上海的行程。
邮轮在海上整整驶了3天，才抵达上海。等郁风赶到家中时，父亲已经入殓，她甚至没有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
广州沦陷后，母亲曾寄给郁风一首诗：
多少哀鸿宿野田，南疆烽火正连绵，
天涯游子无消息，累煞慈亲夜不眠。
在上海，母亲也担心郁风的安全，开始催促郁风离开。几天后，郁风回到了香港。此时，黄苗子已经再次去了重庆。
此间黄苗子在给郁风的信中，还是没有谈及儿女私情，只是冷静、客观地展示了“陪都”重庆在抗战时期的一个侧影。
香港沦陷，郁风也辗转到了重庆。
（二一）苗子写诗写散文
黄苗子在重庆一呆就是八年。1941年，吴铁成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黄苗子也随之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不久，他受到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的赏识，被邀请担任俞鸿钧办公室的荐任秘书；1944年11月，俞鸿钧接替孔祥熙升任财政部部长,来年四月苗子也随之升任财政部简任秘书。
俞鸿钧与吴铁成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37年前，吴铁成任上海市市长时，俞鸿钧是市政府秘书长；吴铁成调任广东省主席后，俞鸿钧曾先后出任上海市代理市长、市长。黄苗子能够得到俞鸿钧的赏识，可以说亦非偶然。在秘书系统，只有国民政府和五院各部及省政府各厅的秘书长为简任，秘书科长为荐任，其他秘书人员均为委任。“简任”即“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简择任命”之意。在国民政府中，行政官员被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简任的对象主要是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各省政府主席、厅长以及各直辖市长、局长等。只有曾任或现任最高级荐任文官三年以上者，才有资格成为简任官。
战时前方虽然吃紧，作为“陪都”的后方却依旧歌舞升平。“白玫瑰”是闹市区有名的咖啡店，以后为方便“盟军”，又特意增设了舞场；比较知名的饭馆如姑姑筵（总店在成都）、九华源、大三元、凯歌归，生意也是一家比一家兴隆。虽然处在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在苗子内心深处，对大后方的腐朽生活却是相当抵制的；钻研艺术，让看不惯官场生活的苗子得到了某种安慰。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不少书，并且开始在叶灵凤的指导下学习写散文。叶灵凤对他说：“写散文并不神秘，你看到的、感觉到的，用你自己觉得最恰当的那句话说出来——写文章就是在纸上说话。”
在诗歌方面，苗子开始喜欢李义山。他模仿李义山的风格写了一首《无题》：
无限伤心孔雀诗，不堪惆怅治春时。
有情皓月终难掇，飘梦芳年剧可思。
枳棘栖鸾沉鬼火，高邱无女照神旗。
星辰似此期将旦，忍向寒灯记寐词。
这首隐晦缠绵的七律被孙师毅贴在了书房的墙壁上。一天，孙师毅兴奋而神秘地告诉黄苗子说，这首诗被“胡公”发现了，“胡公”对它十分欣赏。“胡公”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周恩来。苗子闻言十分欣喜，他反复琢磨，觉得这首小诗只有最后两句可读，再就是诗歌整体的风格十分隐晦，也算一个特点；不知道“胡公”喜欢它，是因为哪一点？《无题》中提到的“孔雀诗”，其实是苗子另外作的十几首七绝。七绝中有一首被送给了郁风：
乳香百合荐华缦，慈净温庄圣女颜。
谁遣梦中犹见汝，不堪重忆九龙山。
在古典诗词中，除了李义山的诗，龚定庵的诗和辛弃疾的词也让黄苗子颇为欣赏。受到当时流行的何其芳新诗的影响，黄苗子也写了一些唯美派诗歌。其中有一首《过河》：
沉云滞雾朦胧月，柔橹分波淡宕诗；
凉到雨花愁琐碎，灯船摇梦过河时。
（二二）两人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
因为长年从事秘书工作，苗子早在不觉间练就了一笔好字。在重庆，苗子结识了几位书法家朋友：沈尹默、潘伯鹰、曾克耑。这三人交往甚密，常在一起吟诗写字。沈尹默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他早期爱做新体诗，25岁那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对他说：“昨天我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这番批评弄得沈尹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仔细研读了《艺舟双楫》（包世臣著）等前人著作，并每日取一刀八尺纸，刻苦临摹汉碑。这样坚持了两三年，又转而临摹六朝碑版，兼带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直到俗气消尽，风骨挺立，才开始研习行草。沈尹默告诉黄苗子：“作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前贤法则；二、时代精神；三、个人特性，三者缺一不可。”在接受陈独秀批评7年后，沈尹默受蔡元培委任，开始在北京大学主持书法研究会。沈尹默的治学精神和卓越成就，一直被苗子引为楷模；在3位书法家中，苗子最为佩服的也是沈尹默。
在这些朋友中，曾克耑偏好褚遂良。受曾克耑的影响，黄苗子也花了3年的时间研写褚遂良，从《圣教序》开始，然后是《阴符经》。“皖南事变”发生时，黄苗子的身份依然是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办公室总干事。此时，吴铁成除担任国民政府海外部部长一职外，还兼任着香港国民党总支部主任委员，因此，他许多时间都在香港，重庆的事情则由黄苗子负责联络。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海外部秘书长童行白（CC系）找到黄苗子，让他向香港发送密电，将国民党中央针对八路军办事处的5条计划汇报给吴铁成。
黄苗子随即面见了邓颖超。国共合作刚开始时，黄苗子作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的随行秘书，曾经接过邓颖超去吴铁成的官邸。以后，在《救亡日报》的聚会中，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里，黄苗子都曾见到过邓颖超。在黄苗子转述了国民党的5条计划后，邓颖超很诚恳地表示：“我们共产党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新华社记者的发言中，毛泽东列出了“日寇和亲日派”的15条计划，其中包括了黄苗子提供的有关内容，如第七条：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第八条：封闭《新华日报》。
郁风一到重庆就去找夏衍，并在夏衍安排下见到了驻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郁风的激动溢于言表。她不失时机地向周恩来表示：希望能去延安。这个想法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他们建议郁风留在国统区，说这里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重庆，郁风见到了相别多时的黄苗子；虽说相识已有7个年头，两人的关系却一直停留在不温不火的状态。郁风性情直率、张扬，打小就爱在男生堆里混，颇有几分豪气；比起大多数女生的扭捏，男生的做派更让她觉得舒服痛快。到了晚年，郁风回忆：“我有一个想法，男女之间除了爱情之外，有没有友谊？但总是失败。一是，周围经常有人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很难继续下去；二是对方并不想只当作朋友，往往有进一步的想法，不限于友谊，我也就只好赶紧躲开。”
（二三）“依庐”和“碧庐”
丁聪、叶浅予等老朋友也辗转来到了重庆。1942年，这些艺术家们筹办了《香港的受难》专题展，郁风也是参与者之一。随着迁徙到“陪都”的文化人越来越多，衣食住行成了他们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1943年7月，夏衍的妻子带着子女来到了重庆。在这之前，夏衍一直挤住在文工会的会客室；如今，一下子多出了三个人，老地方显然是住不下了。缅甸华侨唐瑜得知后，特地在临江路附近的一所大杂院里为夏衍一家腾出了一间小屋。随后，唐瑜卖掉了胞兄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一种泥墙、竹架的特殊建筑，重庆穷人在战时赖以栖身），自己和夏衍各住一间。新建的“捆绑房子”没有门牌，为方便邮差辨认，夏衍在屋前竖起了一块木牌，上书两个大字：“依庐”。夏衍一家在“依庐”一直居住到抗战胜利；《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等剧本都诞生在这里。
唐瑜是左联成员之一，笔名“阿朗”，据说为了躲避包办婚姻而来到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潘汉年、夏衍等人的指导下主编过《电影新地》、《小小画报》、《联华画报》、《银座》等报刊。到重庆后，唐瑜出任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帮助吴祖光、张骏祥等人出版过剧本。滇缅公路通车后，唐瑜回过一次缅甸，再次返回重庆时，他的哥哥派了两部大卡车，一辆小轿车与他同行，作为临别赠与。两部卡车中，一辆装满了战时短缺而畅销的各类物资，另一辆则装满了食品。回到“陪都”的唐瑜，将车上储存的部分物资卖掉，到最后，干脆连车也一并卖掉了。一次，吴祖光和唐瑜一起走在中一路的某个路口，看到迎面驶来一辆豪华耀眼的新车，唐瑜却突然挪不动步子了。汽车穿过雨后的积水，将唐瑜溅得浑身上下都是泥点，唐瑜依然没有反应，只是扭头呆呆地注视着汽车消失的方向，半天才说：“这车是我的”。
为了方便更多的朋友居住，唐瑜将自己在昆明一家电影院的股份转让掉，在离“依庐”不远处租下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督工建造，盖起了一所可供十多人居住的大房子，并在客厅里砌了个漂亮的壁炉；与“壁炉”谐音，这所宅子被命名为“碧庐”。
为庆祝“碧庐”竣工，唐瑜等人特地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重庆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庆祝从此多了个同仁聚会的场所。在《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的中共人士乔冠华见到“碧庐”后，称赞唐瑜的设计很有西班牙味道。这座二层小洋楼，吴祖光夫妇、金山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人都先后在这里住过。这些文化人虽然大多数无党无派，但都对共产党人怀有好感，其中一些甚至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他们非常愿意在夏衍的领导下，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共产党方面也常常选择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会议。
时间久了，国民党特务当局也觉察到了。在“碧庐”前方约20米远的坡地上，有间竹子搭建的小茶棚。从某天起，茶棚里每天都有几个人在那打麻将。唐瑜他们知道这座楼被特务们昼夜监视起来了，干脆在二楼窗口处也铺开了一桌麻将，和他们“打擂台”。
（二四）“碧庐”成了“二流堂”
夏衍、黄苗子、郁风、戴浩、冯亦代等人自然是“碧庐”的常客。在这里的住客中，盛家伦是最为散淡的一个，生活没有规律，也疏于著书立说。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碧庐”友人圈里难得的通才，他中外文俱佳，既能和乔冠华谈论国际形势，也能和徐迟探讨现代派艺术……盛家伦的自由散漫让黄苗子很是喜欢，两人甚至相约去书店偷书，以得手多少来判胜负……
苗子与丁聪也得以在重庆重聚。一次，两人去参观一个关于近东地区风景的展览，在展厅，苗子注意到了一张印有古埃及壁画的明信片，上面的壁画美不胜收，苗子越看越爱，干脆将明信片无声地收入了自己的皮夹。参观结束后，两人走到展厅门口时，一位与黄苗子相识的管理人员朝他伸过手来，十分谦逊有礼地说：“黄先生，这明信片等展览会开完，由我们送到府上好吗？”黄苗子偷偷地看了一眼丁聪，却发现丁聪早已经急得满头大汗，似乎是他自己做了错事。
这一时期，秧歌剧《兄妹开荒》从延安流传到了重庆。在剧中，来地里送饭的妹妹骂假寐的哥哥是“二流子”“二流子”。在陕北话里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称呼让“碧庐”里的住客觉得颇为有趣，便将它首先安到了盛家伦身上。但生活不规律、晚睡迟起原是文艺界的普遍现象，于是，“二流子”的称呼被叫来叫去，成了大家取笑彼此的代名词。
一天，郭沫若和徐冰等人刚踏进“碧庐”的门，便听见里面笑声一片，原来，大家又在拿“二流子”相互取笑。郭沫若也来了兴致，当即说：“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纷纷说“好”。徐冰叫人去取纸笔，以便让郭沫若当场题字作匾，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宜的笔、墨，更别说大幅的宣纸了，只好作罢。
来重庆不久后，郁风遇到了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徐悲鸿已经在重庆筹备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正计划带领一批师生前往成都青城山写生。他热情地邀请郁风同行，郁风欣然同意。
在青城山，郁风体验到了战时难得的闲适与安谧。
在成都，郁风无意间看到了一张话剧演出的小幅海报，海报上赫然印着“丁聪、吴祖光”几个字。原来，这两个老相识也来到了成都。郁风欣喜不已，一番周折后，她也成为了“中艺”剧团的一名服装设计师。
此间，她和苗子的通信也变得频繁了。在这之前，苗子虽然曾和一位小姐有过交往，郁风的影子却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久历战乱，两人都有些疲惫；重庆重逢，无疑为彼此感情的升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整日在官员们中间周旋的黄苗子，在信中透露了官场生活带给他的苦闷，一些繁文缛节让他烦躁：
我常常想有一个自己的时间，一个清净的地方让自己去休息，把脑子清理一下——犹如清理那乱七八糟的衣箱一样……可是现在即使有这个可能，我也不想，我怕，我不知道怎样安排那“一个人”的时间，我失去了我一切的自信……
（二五）革命的需要
只有与“二流堂”的朋友们在一起时，苗子才依然散漫、快乐得像个孩子。但看起来不羁的黄苗子，也会在意部分人对自己的看法：
干爹（注：即夏衍）对我的印象也不见得很清楚（虽然我知道他很爱护我），有过两次我心里气得要死！就是最近的事情，他每次见到我总用劝诫的口气说：好好着做一点事情啦，不要再吊儿浪当了！我真想不到我给他的印象是吊儿浪当四个字呀，我希望别人对我的印象是吊儿浪当，我一点都不会生气，因为我平时就装出吊儿浪当的样子来应付人，可是，我不愿意我平日敬佩的干爹会对我下这样评语……世间吊人者，人亦‘吊’其人！活该。
这些日记般的信件，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他星星点点的思念：雨点打在水上，温水里冒出烟来，一点一点的打进心头，郁闷的心里恐怕也正在冒烟吧。我一个人坐在池边，抬头看山上的竹子，经过雨洗渐渐儿绿得更新鲜，我轻轻地唤着F，F，Darling，就好像你也在我身边，那感觉，像竹子一样嫩绿而轻盈的感觉，我想已经过了人的境界而通到神灵了吧。
雨过天晴，我们骑着Bai将军从徐州俘掠过来的阿拉伯大马，在村路上细细驱骋，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叫做管夫人的女高音歌手，‘假使换了F，F多好呢！’我想。
在温泉这两天半，告诉你，我已经arrange（安排）好一个很美好的秋天了。
当郁风中途回到重庆时，黄苗子终于郑重地向她求婚了。认识这么多年，郁风对黄苗子也不乏好感，但始终有个坎隔在两人中间，阻碍关系继续深化：郁风一直在夏衍领导下从事中共的革命工作，黄苗子却是国民政府的官员。这种身份的差异会不会导致两人日后的分歧？苗子的告白，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到了面前。所以，郁风并没有立即答复黄苗子，而是去了重庆郊外的盘溪：中国美术学院座落在这里，她需要把思绪好好理一理。
郁风前脚刚到盘溪，老领导夏衍后脚也跟到了这里。原来，苗子不甘心坐以待毙，便去找“干爹”夏衍当说客。夏衍欣然应允，拉着吴祖光就从市区过来了。和郁风在中国美术学院碰面后，夏衍先把吴祖光支开，然后把郁风单独带到了田野里。郁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表示不愿意当官太太，怕生活会因此而改变；毕竟，做好朋友是一回事，结婚又是一回事。夏衍开导说，苗子很有才华，人也很好；你和他结婚后，照样可以做革命工作，甚至还可以影响他，做更有利的工作。他补充了一句，这也是革命的需要。还有什么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郁风心里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
1944年5月20日，在重庆郭沫若家中，黄苗子与郁风举行了订婚仪式。仪式由夏衍主持，来参加的有“二流堂”的朋友及其他好友。
柳亚子为他们题了一幅嵌字联：
“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
古文中，“凤”与“风”相通，“郁凤”即“郁风”。“格”在古语中指“感动，降伏”，《书经·大禹谟》中有“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句。全联的含义是：在烈火中飞出了金光闪耀的凤凰，舞动干羽降伏了黄苗。郭沫若在对联后面添上两句，续成了一首七绝。新添的两句是：“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芦笙”为苗族乐器，“瓜瓞标”则寄寓多子。
订婚后，郁风重新去了成都，开始在峨眉山静心作画。苗子的来信也充满了宁静、欢欣。
（二六）喜结连理
几年前，黄苗子曾经买下一些药品寄放在朋友处。这些药品如两大瓶磺胺噻片等，在战时都相当紧俏，足可以卖个好价钱。他托人将药品卖掉，同时在重庆两路口附近买了一块地，准备用来盖房子。“碧庐”的成功设计、建造让唐瑜颇感自豪，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黄苗子此次盖房的好帮手。
在给郁风信中，苗子开始谈到未来新居的一些细节。
房子没有图样，你听见一定奇怪，可是事实已在动工却没有图样的，只凭着阿朗（唐瑜）同我两个人画了一个大意，今天有意见今天改，明天有意见明天变。可大致是如此的：地方很小，因为要把旁边山地开辟甚为困难。山坨以下，非有石保坎不可，要全筑石保坎则非数百万元不能成功，只好小一点，但是也好，省得开公寓。
这房子没有走廊，可是有一绝美之花架临江，可以代替，而且非常美观，你的意见怎样？有什么要改的地方，赶快写信来，现在刚刚竖好屋架子，还来得及，至于你要的放鞋的架子（在衣橱内，衣橱嵌在墙内的）和烛架等等，都可办到，房子在想像中虽不堂皇富丽但很精致，看了这些草图，你大致满意否？（最可惜是不能有楼，因为地基不固。）
许多狗旦道具都在准备，希望你也买些回来，沙发已有人送了一套，自己订了一套藤的，吴家送一只……
1944年11月26日，重庆的嘉陵饭店灯火辉煌，在吴铁成的主持下，黄苗子和郁风正式结为伉俪。叶浅予、戴爱莲夫妇，冯亦代、郑安娜夫妇分别担任男女傧相，黄苗子的母亲也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了仪式。
各界名流都来捧场。和苗子已经有大约8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庞薰琹，如今也在重庆。他特地画了一幅《黄苗迎风图》，作为苗子和郁风结婚的贺礼。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担任证婚人并题诗相贺：
无双纱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落款为：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廿六日为祖耀定子两君结缡，期近始知，不及备仪；辄即眼前细事成二十八字，写以奉贻，戏谑之言，聊供笑乐云尔。
多年以后，作家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回顾了这场婚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郁风终于嫁给了黄苗子，我参加了他们在嘉陵宾馆举行的盛大的婚礼。那大厅里布置得金碧辉煌，中间放了一块像有三层楼高的大蛋糕。行礼如仪，然后就是舞会。……由于她（注：指郁风）曾经对我有过指点迷津的作用，我很感激她和尊敬她，当然一直是保持着很深的纯洁友谊的。看到她有了一个美满的姻缘，我也感到安心和欢喜。我前去祝贺了他们，只是那天没有和她跳一次舞，我早早地就退场了。”
结婚当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们虽然不方便在婚礼现场露面，却于事后将郁风、黄苗子接到了曾家岩五十号（办事处所在地），由董必武主持，高集、高汾夫妇等人作陪，在小范围内为他们设宴相贺。过了不久，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在听说此事后，也特地邀请了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以及郁风、苗子三对夫妇吃饭，庆贺黄苗子、郁风喜结连理。（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悦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