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 我采访了红灯区老大 荷兰红灯区游记

我采访了红灯区老大
—海平面下的旅行(九)

“红灯区是阿姆斯特丹港口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吸引各国游客的重要景点,是阿姆斯特丹的标志景观,但现在市政府想把我们赶出去,我不会就此罢休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老大JanOtten坐在我对面,一边剧烈咳嗽着,一边坚决有力地挥舞着手,含糊不清的英文中,我终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前景似乎不太妙

“我们老大经常接受各类采访,不过你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家媒体(自由摄影师),他可重视了。”来之前帮忙联系的朋友笑着说,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虽然国内媒体不宣传,但中国大陆的游客一点都不少,已经是“红屋”秀场最大的客户了,而“橱窗女郎”们也都学会了说几句简单的中文揽客,具体是什么网上已经流传很多了,就不用介绍了。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有个好听的绰号:花街,花街上最吸引人的是“橱窗女郎”。清楚地记得13年前,当我初次见到这样特别的“橱窗展示”时,是一种混杂着好奇,迷惑,甚至有些惊恐的心情。身为女性,第一次看到大庭广众下如此暴露的展示,那是在“性”这个领域躲躲藏藏,半遮半掩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虽然近些年某些国人的所为已经不亚于红灯区女郎了)。女郎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诱人装束,让这些真真假假的火爆肉弹造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但如此丰满甚至彪硕的身材,却让我感到一种恐惧。


13年后,我再次进入“花街”时,已经游历各国,见多识广,红灯区的橱窗女郎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把目光投向了阿姆斯特丹这道秀色大餐的背后,2010年应邀参加阿姆斯特丹文化周活动时,曾经跟随欧洲媒体团走进改做时装设计室的红灯区的橱窗内部,一个我从未曾想过会踏入的空间,没有了粉红色灯光下的暧昧,这里就是一处普通的运河屋。作为市政府全力推行的红灯区改造的一部分,“红灯区时装”(RedLight Street Fashion)看起来挺有创意,只是两年过去了,不知道那18家时装设计室的经营如何。

(2010年采访过的“红灯区时装”设计室)


红灯区时装只是阿市年轻的副市长Lodewijk Asscher拆除红灯区的举措之一,他上任后致力于打击隐藏在红灯区灯红酒绿背后的虐待与剥削现象,“我们必须摒弃对红灯区情色浪漫的表面印象。”Asscher在他的《新阿姆斯特丹》一书中提议终止橱窗卖淫,并且打击阿市的贩卖人口活动,妓院和大麻咖啡店必须在未来让位给餐饮业和“正常的”商店,让阿姆斯特丹洗心革面,不再以红灯区,大麻馆儿作为城市的招牌。如今这位社会民主派已经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担任了五年多的副市长,在政界已有相当的影响力,还经常被称为工党下任领导人的有力人选。


红灯区的经营者们面对政府的整治如何反应呢?通过朋友介绍,我找到了被称作红灯区的“无冕之王”,活跃于色情业35年的当地老大杨.奥廷(JanOtten),他的“红屋”秀场(CasaRosso)深受游客们欢迎,旗下经营着多家色情场所,比如性博物馆,Banana脱衣舞酒吧,也是最后一家偷窥秀—位于红灯区中心OudezijdsAchterburgwal街上近30年历史的“性王宫”(Sex Palace) 的所有者。



杨并没有大老板的派头,更不像传闻中的黑道老大,他和很多普通荷兰人一样,粗糙的脸庞,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随便,为人很热情,将近七十岁了,每天晚上还都和手下的弟兄们一起,在红屋售票口处招揽客人,对一手打造起来的色情业可谓尽心尽责。这位荷兰前散打冠军,曾经是红屋前任老板手下的一名马仔,但颇具头脑的杨,由门口售票的升为经理,后又进入管理层,最终买下了“红屋”,并经营得有声有色。


秀场每晚八点开始,里面是循环场,45欧一张含饮料的门票,可以不限观看场次,随买随看。一般有八对左右的表演者轮流上场,中间还有单人舞女串场,完全是赤裸裸的性交表演,没有激情,没有温情,有的只是技巧和力度的展示,看多了便觉得无趣。仔细观察一下,里面的中国游客不少,但大多神情严肃,不苟言笑,面对舞女的幽默挑逗,倒是西方观众表现得更轻松自如些,尤其是互动环节,中国人看起来都很紧张,生怕被拉上台献丑。


和杨约了在他的办公室采访拍摄,在红灯区另一条街上,典型的运河屋,狭长的走廊,门上那头戴着领带的小红象是标志,“我们是红灯区的一部分,红灯区文化是阿姆斯特丹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无法改变的。很多人认为我们是黑手党,比如本地的人口贩卖行为总会扯上‘红屋’,这是不公平的,”杨忿忿不平地说,“相反,红灯区的治安比之前好了很多,因为我们花了不少钱,雇佣了19个保镖,都在警局登记过的,这一带现在已经没警察什么事儿,小偷小摸这样的犯罪少了很多。(作者:能不好吗,红灯区老大管理下的)。我们还改善周边的环境,你看运河里的这些天鹅,都是‘红屋’养的,有108只,每天的饲料费就50欧。游客非常喜欢这些天鹅,以前红屋生意可好了,周末门口都排着长队。”


“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姆斯特丹人,相反现在那些市政府官员都不是阿姆斯特丹人,他们不在乎传统文化(红灯区文化),而是一门心思想把我们赶走,很多橱窗被收回做他用,色情场所也被迫搬到远离市中心的郊外,我们的产业是这里最大的,他们看上了‘红屋’所在的中心位置,一直想逼迫我们离开。”


我完全相信杨的话,因为之前听到过政府方面的改造计划,看样子是痛下决心要铲除存在了上百年之久的古老产业。“他们在毁灭阿姆斯特丹的旅游业,最近红灯区的工艺品店和超市被责令晚上十点关门,以前都营业到夜里两点。现在这里的很多店铺商家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本来干净漂亮的运河,你看岸边开挖整修,没完没了,游客行走都不便,这不是变相给我们找麻烦吗?还有,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一修就是数年,最近又要整修梵高美术馆,这样游客就更少了,这些官员瞎搞下去,会大大损害阿姆斯特丹的旅游业。”

“我在2004年的时候还当选为阿姆斯特丹二十位杰出商人,到了2007年,我就成了罪犯了,因为换了个新政府,视我为眼中钉,完全不考虑我为当地经济和治安做出的贡献。我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在荷兰银行工作,二女儿在机场工作,要是我真的是罪犯,她们会有这样体面的工作?”从底层奋斗上来的杨,不甘心自己创立的产业就这样被毁掉,因此他聘请了律师,一直在和政府打官司,讨个说法。看来世界上哪个地方都有类似的矛盾。


“您对红灯区的前景怎么看?”“未来十年红灯区不会有太大变化,之后就不好说了。”我能感觉到杨说这话时的担忧,已经七十岁的他,十年后是否还有这样的精力去和政府打官司,不得而知。


“怎样定义您的这种生意呢?”我曾经听到过一些评价,说红灯区女郎是社会工作者,这一次,从杨的口中我又听到了类似的说法,“我不经营橱窗,‘红屋’秀场只提供正常的性爱表演,而非SM或者其它变态的演出,这些表演者是艺术家。很多人从未见识过真正的性爱,我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人们得到享受。”听起来不错,为了吸引观众,保持新鲜感,红屋的“艺术家”们每三个月换一次,而著名的“偷窥秀”女郎更是一个月就换一次,在一个巨大的转盘上坐着一位赤身裸体或穿着暴露的女人,转盘周围竖立着带窗口的小房间。只要投入2欧元,窗口就会自动打开,游客便能有几分钟的时间观看。上世纪60年代末阿姆斯特丹首家偷窥秀开业,这种新的色情表演顿时成了吸引游客的热门节目。最鼎盛时期,阿姆斯特丹曾一度拥有六家偷窥秀,其中的一半都为杨所拥有。


“我曾有三家,包括Nieuwendijk街上靠近证交中心很大的一家,靠它挣了不少钱,特别是从股票经纪那里,他们常常会在间休时间来看偷窥秀。但市政厅却要把所有偷窥秀赶出市中心,偷窥秀甚至几乎消亡了。当然也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如今你不用出门,在家上网也可以看了,这对于整个色情表演业来说是非常可惜的。这最后一家偷窥秀运营还不错,如果它挣不到多少钱了,我会把它改成一家膝上舞(lapdance)酒吧。”


我特别提出想采访一位红屋的舞女,记得13年前,我问导游在红灯区工作的女郎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的解释让我难以置信:她们中有些人还拥有高学历,为了挣学费出来做的。然而,今天这里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成为了红灯区性工作者的主力。露西,来自罗马尼亚,在荷兰生活了15年,在“红屋”也已经工作了7年,当然露西是艺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少用真名。她看起来有三十多岁,还算漂亮,因为是独舞演员,身材很健美,肌肉也很结实。


“我每天晚上从七点开始,一直到夜里两点,一共6场演出,每周工作四天,”她轻松地告诉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职业呢?”“我是单身母亲,有一儿一女,白天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还去健身中心教舞蹈,晚上在这里工作,可以挣到不少钱,虽然是红灯区,但表演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橱窗女郎的那种纯卖身,我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看过她在台上的脱衣舞表演,虽然挑逗,但的确需要一定舞蹈功底。


在这样的采访中,短短十几分钟的聊天,我很难了解到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毕竟老板就在旁边,也不太可能有机会私下里专门接触这个行业的其她女郎。但霓虹灯下的人口贩卖活动也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进入这个行业,从业者都处在一种复杂的环境中。阿姆斯特丹副市长Asscher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红灯区所存在的问题,“在那些香艳的橱窗背后却有许多严重的犯罪活动。她们的护照被收走,皮条客虚构了所谓的债务,以此来要挟她们靠卖淫来偿还,如果她们干活不够,还会遭到毒打虐待。”或许露西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这样幸运。


采访结束后,杨特别安排了手下的保镖陪同我逛红灯区,那是一个像007电影中的大金牙那样的人物,魁梧的身型让人望而生畏,有这样一位保镖在身边,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虽然在他的陪同下我可以进入一些女人禁入的场所,比如BANANA裸体酒吧里面见到那些活色生香,玉体横陈的场面,不由得感叹这里真的是男人的天堂。门口的打手们看到有熟人陪同,都对我非常友好,不过我还是有些紧张。

(有这样的保镖陪同逛红灯区,心里有底气多了)


入夜,红灯区人声鼎沸,橱窗的粉红色灯光下,妓女们那为招揽客人特别订制的闪烁着荧光的胸衣格外显眼,橱窗前人来人往。保镖带着我来到另一个街区,这里要安静许多,我注意到橱窗闪烁的是淡淡幽蓝、淡紫的光。“这里的橱窗‘女郎’是变性人,”我恍然大悟,难怪之前看到关于红灯区导览指南的小册子,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橱窗里的女郎不一定是真正的女人。


附近就是安葬了伦勃朗的老教堂“OudeKerk”,街对面矗立着一位尽心尽力倒在岗位上的妓女雕像,雕像的碑座上铭刻着一行文字:“向全世界的性工作者致敬!地面上更有一座浮雕:握着一只乳房的手,象征着红灯区,据说曾被窃过,现在浮雕用铁链拴着。没有向导,很难发现这样的地方,难怪杨推出的红灯区导游业务,15欧元一次,生意不错。

这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红灯区狭小的街道里还有一家日托所,据说最早是专门替在红灯区工作的性工作者照顾她们的孩子。而红灯区橱窗的楼上便是正常的荷兰住家,他们对每天下面发生的一切都熟视无睹,关起门来过日子。红灯区是属于外国游客的,熙熙攘攘的游客浑然不知,红灯区背后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这场博弈已经开始,将卖淫归于自由、幸福和宽容是荷兰的一大错误?如今荷兰人开始反思他们将卖淫合法化的选择,于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在阿姆斯特丹又面临着一次生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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