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考证
相传《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编年史。《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一说“著在周之春秋。”二说“著在燕之春秋。” 三说“著在宋之春秋。” 四说“著在齐之春秋。” 各国的史书都叫《春秋》。可见《春秋》之名，来源很久了，但它的成书年代一直无法定论，学者们偏重于它是先秦时代的《经》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说，《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名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它二种是《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囗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同时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诗经·鲁颂·閟宫》：“春秋匪解。”提示了《春秋》成书的年代接近于《诗经》的年代，或早于《诗经》成书的年代，或与《诗经》同时。本文探索的是《左氏春秋》成书的年代。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传》，记事的内容除涉及春秋至西周二百四十四年的佚史以外，上涉及黄帝、炎帝、尧、舜、禹、桀、汤、纣，文王、武王等传说历史的事迹，下涉及君、公、侯、伯、子、男、大夫、卿、士的事迹，几乎构筑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左传》所引史料多出于《尚书》、《诗经》、《周易》、《周礼》、《仪礼》、《老子》、《韩非子》、《墨子》等古籍，这些古籍后人一致公认是先秦时代古人编撰的书，《左传》成书的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但公认不等于《左传》硬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文献，要检验它的行文是否符合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组合体例，检验所述的历史事迹是否与先秦时代的历史挂得勾上。假若《左传》文句组合不是先秦一字一词一义格局，所述的历史事迹先秦时代并不存在，那么，《左传》成书于春秋战国以前的年代就值得怀疑了。
《左传》是解释《春秋》的读本，《春秋》成书的年代肯定早于《左传》，但从《春秋》行文的格局来看，多出现词组词的句子，不具备先秦时代金文、简文一字一词一义的句型，其文风与汉代早期文献句型一致。
《春秋》隐公三年：“冬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春秋》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文句中的“石门、长葛、楚丘” 乃词组地名，与先秦时代单音节地名格局不符。（1）
《春秋》首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文中的“邾仪父、郑伯、天王、惠公、仲子、宋人、伯来、公子益师” 均为词组词名词，与先秦人名均为单音节名词不符。这些名词不需要注释，人们便知道文中确切的内容，它比先秦一字一词一义文句组合行文迈进了一大步，接近汉代早期的文句出现词组词组合格局。从行文的句式来看，《春秋》成书的年代不超过战国晚期，是接近西汉早期的产物。
《左传》使用“我、余、吾、朕”人称来叙述史迹已经约定俗成，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如桓公六年：“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閒也。’”庄公十六年：“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 与之盟而赦之。”“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僖公三十二年：“先轸曰： 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 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无逆朕命。” 可是，先秦时代的“吾”、“朕” 并不是人称。《墨子·公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注》：“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屈原作品中出现大量的“吾”字，如《天问》：“吾告堵敖，以不长。”《招魂》：“乱曰：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离骚》：“惟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来吾道夫先路。”“謇吾法夫前修兮”·····，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致把“吾”当作一人称“我”字来解释，因此，这些内容至今无法读通。因为先秦时代的“吾” 还没有资格充当人称，更不能充当一人称来读。这些句子的原意是：“抗秦情况上报城邑长官，连及劳役抗秦不需增加。”（2）“迅速抵御敌侵江南征讨。”“思考替进抗秦连及和同。”“举军抗秦尽黔中乃纳兵。”“招致抗秦引众前导车战。”“爱国抗秦效民引导整治。”（3）文中的“吾”是指“抵御”，引申为“抗秦”。 而《左传》中的“吾” 已经充当约定俗成的人称，可见它的成书年代晚于战国晚期屈原作品的年代。“朕”在《左传》中是人称，，而在屈原作品时代它不是人称。《周礼·考工记·函人》：“眡其朕，欲其直也。”原指皮甲缝合之处，也泛指缝隙。引申义为两地交界处、边界、边境。《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原意是：“地处大南方的农民后代，边境辅佐击敌称为大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原意是：“环绕边境战车再次车战，趁着行动迷路没有远距。”（4）《左传》中的“朕” 已经衍化成人称，推知“朕” 在《左传》中已经失去了原意。一个文字原意的衍化是需要时间推移的。
《左传》中出现大量的“何” 字，字义约定俗成为疑问代词。如：僖公十五年：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襄公十年：“向戌辞曰：‘君若犹辱镇抚宋国，而以偪阳光启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贶如之！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乃予宋公。” 可是“何” 在先秦时代却不是疑问代词，而是动词。《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役。”原意为“担”。通“荷”。指“担荷”。《天问》中有123个“何”字，两千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何” 释作疑问代词，致使《天问》内容中无故多出一百七十多个荒诞的问题，至今无人能够通读它。如果把它释作“担荷”，引申作担荷抗秦之事，《天问》内容便揭示出来了。屈原作品中除《天问》外，还有《招魂》《离骚》《九歌》《九章》，同样出现很多的“何”字，没有一例是疑问代词的，（12）标明了战国晚期“何”字的原意是通“荷” 的。而《左传》中的“何” 已经失去了原意，衍化成汉代的疑问代词了。由此也可以证实《左传》成书的年代晚于战国晚期。
《左传》所载历史事迹涉及上古历史人物最早的莫过于黄帝、炎帝、共工、少皥氏、大皥氏。如：
僖公二十五年：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皥氏鸟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
黄帝与炎帝大战的事迹写进了《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黄帝），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佐证黄帝和炎帝是中国上古时代开篇的帝王，人们从没有怀疑过它们的存在是虚无的。因为《左传》记载了黄帝与炎帝大战的事迹。“黄帝”和“炎帝”的战争在战国中晚期编撰的《山海经》中是有确切记载的：“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己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后人把这段文字认作黄帝征伐炎帝大战的主要文献依据，“黄帝征伐炎帝大战”的历史事件源于此。文中的“蚩尤”是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之臣，炎帝兵败，蚩尤奋起以与炎帝复仇也。从表面上看，这段文献的确记载了“炎黄大战”的事迹。可是《山海经》是先秦时代的地理文献，它的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文中并不存在后人所认定的“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等人物名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黄帝” 指“黄土、大地”，“炎帝” 指“炎热、大地”，“蚩尤” 指“愚蠢、罪过” 的人，“共工” 指“共同、劳作” 的地方。先秦时代无“地” 字，借“帝” 为“地”。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有连在一起的广大山区，有共同劳作的土台，开拓者不敢向北向发展。有人开拓之域，覆盖着苍翠的外表，称之为黄土大地的小旱灾区。愚蠢罪过的天兴起旱魔征讨黄土大地，黄土大地就是时节应和的垅田在共同期望的州土之野。应和的垅田要积蓄灌溉之水。愚蠢罪过的人祈请风大刮雨效力地下，即使大风雨下来，黄土大地还是面临天灾小旱，大雨停后，就凋落了愚蠢罪过的天灾，旱情不得再次降临这里，但所在的地方仍然无雨。豆类耕田人议约播种豆类于这里，地方位于空净无物水域的北面。豆类耕就成为人们耕种仿效模式。旱情要消灭，所希望逐一解除旱情者，根据月令说：‘神奇的水要北行灌溉，先修治水的通道，掘通田间的水道沟渠。’”（5）
《山海经》中的“黄帝”“炎帝”“共工”都是地理名称，到《左传》中却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从地理名称衍化成历史人物名词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空间。
“少昊” 的事迹也见于《山海经》内容中：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这段文字的原意是：
“东方人或物聚集区以外的大山谷，有处小天地。小天地亲属善良失意之民在此生活，废弃了他们的冢墓和尊严。”（6）
《山海经》中的“少昊” 是指“小天地”，是地理名词，不是上古历史人物名称。由地理名词“少、昊”衍化成《左传》中的“少昊氏”，由“少昊氏” 又衍化成“大昊氏” 的。
《左传》还记载了高阳氏、高辛氏、尧、舜、鲧、禹、桀等上古历史人物，如：
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
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左传》中的“高阳氏”、“高辛氏” 最早见于屈原作品《离骚》内容中：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文中的“高阳”“高辛” 在句中都不是词组人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实指“广大、南方”、“巨大、辛酸事”，这两则文字的原意是：“地处广大南方的农民后代，边境辅佐击敌称为大功。”“大军扶助已经接受遗留，共同大辛苦事首先我军。”（7）文意中根本见不到“高阳氏”、“高辛氏”的影子。可是，它们竟充当了《左传》中显赫的历史人物。
《左传》中所载的“尧、舜” 人物名称源于《山海经》和《屈原作品》内容中：
《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北。”
《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方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初看起来，《山海经》和《离骚》内容中的“尧、舜” 的确是历史人物，是尧、舜存在中国上古史的铁证。然而《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它只记载与中国地理有关的山、水、村落、物产、民俗等，不记载历史人物。这本《中国地理志》正文囊括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的地理状况，书中没有一个“地”字出现，却出现很多“帝”字。《山海经》中出现的“帝”字都假借为“地”，如果把这个“帝” 字释作古帝就大错而错了，使得整个文本丧失《地理志》的内容。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帝王，秦始皇帝以前，中国并无古帝存在。如果有“古帝”存在，秦始皇决不可能自称始皇帝。因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黄帝、炎帝、尧帝、舜帝都是秦始皇称帝以后的产物。《说文》：“尧，高也。从垚，在兀上。”原意为“高远的山”。舜，木槿。《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传》：“舜，木槿也。为落叶灌木，夏、秋开红、白或紫色花，朝开暮敛。”它的原意指山上的木槿树，引申义为光华、光照、美景，与古帝人名没有关系。从“高远的山”衍化成古帝尧，从“产木槿树的美山”衍化成古舜帝，是后人误释“尧”、“舜”原意的结果。上述两段文字经破译复原成：
“地面的高山，地面产禽兽的山，地方记载有红木的山，地面的美山，都有许多台地在山上，台地四面相连接，位置在广大无垠山区的北面。”（8）
“从前终年国土边境完整，安定众民这里公所存在。聚集治理衰乱亲附郡官，和乐黔中密切役卒民众。那高山精英它光照边界，已沿反秦路还取得战车。”（9）
译文中没有古帝的影子，可见《左传》中的古帝“尧、舜” 乃是《山海经》“高山尧”、《离骚》“木槿舜” 衍化后的产物。
《左传》中出现的“鲧、禹” 在《山海经》和《楚辞》中也有出现：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楚辞·天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垮？东流不益，孰知其故。”
这两段文字是后人认定“鲧、禹” 治水事迹的源头。从现代汉语来看，这两段文字的确叙述了鲧、禹治水的事。可是，它们属先秦文献，文句为一字一词一义组合，文字都使用原意。这里的关键字（词）是“鲧、禹、何、帝”。鲧，《说文》：“鲧，鱼也。从鱼系声。”原意指大鱼。引申为鱼肉。禹，《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 引申为动物的总称。（禽为羽虫，兽为毛虫，龟为甲虫，鱼为鳞虫，人为倮虫。）何，《说文》：“何，儋也。从人可声。”引申义为“担荷”。帝，先秦无“地” 字，“帝” 假借为“地”。这两段文字的原意是：
“洪水滔天时代，大鱼浅游地的繁殖之域，已淹没在洪水中，洪水不顾及地上的生命。地域节令以言告神祈福和乐，引退大水凋落大鱼在荒野天祭。大鱼一次又一次繁殖，产生鸟、兽、虫、人活动的繁荣时代，地域就是生命鸟、兽、虫、人陈列的居处，以安居汇合的州域。”（10）
“没有担负治理广大地域，民众抗秦连及辅佐治理。大家都说抗秦形势忧虑，抗秦未考察就巡狩国土。洞察黔中山地逾越受命，大批难民抗秦治理南夷。顺着期望成就国家功业，楚地担荷抗秦效法南夷。长久阻敌处于征战山区，劳苦服役终年没有改易。把持军队执拗受侮难民，劳役抗秦连及改变风气。继承成就引导抗秦功迹，黔中变成击敌劳绩战场。抗秦继承原本连续基业，因而挫敌谋计没有成效。巨大抗秦潜力边境深入，担荷抗秦连及塞满边境。土地并连一起汇成采邑，抗秦连及修筑采邑城墙。水域广阔会聚相应战马，担荷抗秦纵令担荷列次。难民担荷抗秦公所军垒，军队担荷抗秦公所成就。举起旋转抗秦凭靠强盛，地方抗秦连及楚夷竭力。汇合聚集力量稳定局势，连续困境抗秦挖堀潜力，楚地国土边境没有失去，纯熟执掌边境变故原因。”（11）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中国上古时代并不存在鲧和禹历史人物，鲧、禹治水的事完全是后误释先秦文献中的原意而产生的衍化神话，却被《左传》当作上古时代的历史事件写进了书中，让鲧和禹充当中国上古时代的古帝，害得历史学家都走入误区。
《左传》中出现很多中国上古时代虚无的历史事迹：
成公十三年：“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
昭公四年：“楚子示诸侯侈。椒举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嵬，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诸侯汏也，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无乃不济乎！’王弗听。”
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哀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
庄公三十二年“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僖公六年：“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亡。”
《左传》所载的“虞、夏、商、周”历史事迹构筑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所谓的“虞”实指后代传说中的“虞舜”时代。所谓的“夏” 指“夏禹至夏桀” 原始社会时代，“商” 指“商汤至商纣” 的奴隶制时代，“周” 指“西周至东周” 封建制时代。所述的都有确切的事迹，使人们确信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经历了这几个时代。可是，先秦时代没有文献可以证实它。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了黄帝、炎帝、尧、舜在《山海经》和《楚辞》中是虚无的人物，只能认作后代兴起的传说人物，这个传说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夏代它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时间跨度几千年之久，是一个“大”的时代，可以称为“夏”代。这个时代没有文字，根本不存在文献资料流传下来，后代所构筑的夏代历史就是从《山海经》、《楚辞》中的“夏、禹、启、桀”文字误释中衍化出来的。如：
《大荒西经》：“·····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国山。”
《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和。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
《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离骚》：“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山海经》、《离骚》中的“夏” 指“大”，“禹” 指“虫”，“启” 指“开拓”，“桀” 指“残暴”，都不是人物名称。这四段文献的原意是：
“·····水西有一座多雨的潮湿之山，水东面有覆盖的山。有鸟兽共同生存之域的山。”
“共同劳作的民众称作辅助柳林的一支，汇合在山头，使用受纳物资于汇合的山中，辅助柳林所至的地方，挖掘成湖泽、溪流。虫败坏辅助的柳林，都涂染了一股血腥味，不可能种植五谷粮食。虫被挖掘杀死后，终年充满人劳作，终年湿润，于是造成了能耕作的众多地方土台。位置在宽广无垠群山的北面，安抚顺利之域的东面。”
“广大欢乐的民间，大地开拓时在此舞动草木，汇合更替季节，田土是开拓的垅田，许多垅田重叠成梯田，东边控制漳蔽的地方，西边控制围绕的地方，水环绕着半璧似的山。位置在广大南北走向山区的北面。一说是广大遗漏的民间。”（12）
“每天举戏乐连及始忘身，其要义用劳役填塞周围。大凶暴的敌人经常邪恶，于是各县夷民因此灾祸。农民艰辛忙去阻止暴行，大归向功用因而无长久。炽烈军队紧急恭敬警戒，反复评论引导还谋选择。”（13）
破译的内容中根本不存在夏代的历史文献，所谓的禹、启、桀都不是人物名称，却被《左传》编进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中，把它们尊为夏代的国君帝王，没有史志的真实性，纯属杜撰之例。
《左传》中所谓的商代历史事迹出现在《山海经》《楚辞》中：
《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干巫山。”
后人把这段文字认作商汤伐夏桀的文献依据。释译成“有一个人没有脑袋，拿了一把戈和一面盾站在那里，名叫夏耕尸。原来成汤攻伐夏桀在章山，战败了夏桀，把夏耕斩首在他的面前。夏耕站立起来，发觉自己丢了脑袋，赶紧想法逃避罪咎，于是便窜到巫山去躲藏起来。”（14）粗略一看，内容确实叙述了商汤征夏桀的历史，使人们相信《左传》所述的商代事迹有文献可证。可是，《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它只记述中国的地理概况，不记载虚无的上古历史事件。这段文献经过一字一词一义地破译，它的原意是：
“有人开拓的地域没有山头，操作割切气势成就这里，名称为大耕作景象。过去田土旱涝时砍伐木桩于大材之山，制胜旱涝后，断绝耕作区在它的前面。耕作区既然建立，无山头，避免这里灾难，于是和同于起舞的山。”（15）
释文中见不到商汤伐夏桀的史迹影子。
《天问》：“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熟使萃之。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伙将之。”
“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集。”
这几段文献被后人认作殷商兴起和灭亡历史源流的铁证。从现代汉语来看，这几段文献的内容的确涉及到殷纣、周武王的事迹。可是先秦时代的古汉语“纣、受”并没有人称的含义，它指“马緧、应和。”“叔旦、比干、雷开、阿顺、梅伯、箕子、伯昌、西伯、师望、武发”等都不是人称，它们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这几段文献的原意是：
“适逢聚会辩论和亲盟约，担荷实行抵御秦军决定。民众军队汇合行动快速，精审派遣任务聚集他们。抵达进攻驾御亲身行动，拾取战果日子没有赞美。担荷党援筹度奋发民众，巩固这里差使连及呼唤。教授众多民众命运退让，逐渐辩方正位稳定推行。类推成就这样消亡敌人，消亡敌人作恶于是抗秦。辩论派遣军队征伐敌人，担荷抗秦连及行动这里。”
“军队成就王业驾御目标，精审受命出使起事惑众。担荷抗秦凶险辅佐地方，谗言献媚奉承肯定郁结。并列干犯担荷抗秦迎敌，能够遏止敌侵潜伏这里。猛烈扩展抗秦山区顺应，因而恩惠疆界这里民众。担荷抗秦民众都有旺气，士卒抗秦旺气分散大地。义军把持黔中应和酷刑，奔走抚爰国土周备猛烈。”
“把持兴盛号令从大到小，执持刑法兴起划分田界。担荷法令治理岔道国土，差使黔中州域众多城邑。变易潜匿成就岔道国土，担荷抗秦军队能够依靠。众多州域民众疑惑扫除，担荷抗秦公所稽查战况。应和恩惠这里斗敌残酷，栖息把持边境形势上报。担荷党援成就边境惩敌，众多差使连及不需援助。众人盼望生存极力抗秦，成长担荷抗秦史志记载。击鼓杀敌掀播抗秦声势，国土民众担荷抗秦欢悦。继承抗秦奋发激战众敌，担荷抗秦公所忧郁胜负。充满主事边境垒壁作战，担荷抗秦公所行动疾速。”（16）
破译的内容中只有楚黔中郡军民抗秦的事迹，由于后人误释原文原意，把它衍化成殷周时代的兴亡史了，《左传》却把这段衍化出来的文意当作中国殷周时代的史迹写进了书中。
先秦时代中国没有商周时代文献留传后世，后人绝不会知道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商、周时代存在。商至西周的历史虽然客观地存在着，但无文献可以证明它。地下偶而出土一、二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有一、二个铭文，铭文最长的莫过于西周时期的《曶鼎铭》，也只有四百多个文字，至今无法通读，不能说明商周时代的历史。尽管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盂鼎，《大盂鼎铭》上出现了“文王”“武王”，字铭，但它们都不是名词，都包含了两个单词各自的词义。它的原意为“以文德、成就王业”、“以武力、成就王业”，可知周代不存在什么“文王”、“武王”。商周时期的文字多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人们称之为“甲骨文字”或“殷墟文字”。这种文字最初出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1904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1928年后作了多次发掘，先后出土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达十余万片。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在四千五百字左右，可认识的一千七百字左右。里面没有涉及到殷商历史事迹的文字，更没有见到商汤、商纣的影子。西周时期的甲骨文出土甚微，不能提供西周的历史事迹。《左传》中所载的虞、夏、商、周历史事迹在先秦找不到文献史料来印证它。《左传》史料来源于《尚书》、《诗经》、《易经》等古代书籍。
《尚书》中有《虞夏书》、《商书》《周书》二十八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这部书按时代分为四大类。计有虞书五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夏书四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书十七篇：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盘庚（三篇）、说命（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三十二篇：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篇章。这是一部自古至今说不清的书，伪作的成分太多了。我且不说它历史的真实性怎样，单从它的文体来看也不具先秦文史体系。《尚书》为记叙文，文句为词组词组合，文中已出现了词组人名、地名、形容词，出现了“帝、尧、舜、禹、······”等虚无古帝，“朕”、“吾” 充当了叙事的一人称，“何” 作疑问词的出现，文句组合没有先秦文句一字一词一义的格局，所述的史迹又没有先秦文献可印证，文篇内容又多打了汉代早期神话传说时代的烙印，都可说明它不具先秦史志的体例。《左传》的史料有一部分来源于《尚书》，因此，《左传》成书在先秦的年代就值得怀疑了。
《左传》还有一部分历史史料采自于《诗经》。僖公二十七年：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见今《尚书·益稷》）。而《诗经》的时代摆在《尚书》的前面。那么，《诗经》成书在什么时代呢？
《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见《诗经·小雅》、《诗经·鄘风》篇）襄公二十九年：“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令德之后，维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 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攜，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宜，施而不费，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从所引的内容来看，《左传》时代的人已经熟读诗经。但从《诗经》丰富的内容来看，它已经突破了先秦时代“诗言志”的格局，由史志类型的诗衍化成后代的纯文学诗赋了。因为，诗中涉及的史迹完全是经过人工加工而美化的言语，史料性甚微，而《尚书》、《左传》竟把它作历史文献大量引用，深化，构筑了《尚书》和《左传》虞、夏、商、周历史史迹的主线。《左传》作者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是已经成型的书，书有正式书名，篇有篇名，《左传》不但引用《尚书》、《诗经》内容，而且引用了书名和大量篇名，提示了这两本书成书的年代。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帛书，共十二万言，经整理，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一两千年的古佚书，内容涉及到先秦时代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帛书》破坏比较严重，但基本已经复原。奇怪的是，洋洋十二万言的古佚书，十五大目、四十分目均没有标题。（16）此墓下葬的年代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抄写的年代当在墓主人在生的年代。可知先秦时代的古书一般是没有标题的，流传下来的古籍，标题篇名基本上都是后人整理古籍时编目的。而《左传》所引的《尚书》和《诗经》都有规范的书名和篇名，以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没有书名和篇名为准，《尚书》和《诗经》的成书年代不超过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春秋》成书年代略后，《左传》成书年代更晚。至于《左传》中引用的《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仪礼》、《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文献书籍，其时代不会晚于《左传》成书的年代。
注释：
1、张中一《屈赋地名浅论》《屈原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2、11、16张中一《天问破译》见《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3、4、7、9、13张中一《离骚破译》见《屈原作品破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5、6、8、10、12、15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14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韩中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见《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