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爱新觉罗姓，读音作ài xīn jué luó 。满语读作Aisingoro Hala]。在《百家姓》中排第215位。
爱新觉罗，拉丁文转写为 Aisin Gioro ，是清朝皇室姓氏。“爱新”是满语“族名”、“金”的意思。“觉罗”是姓氏，是以努尔哈赤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觉罗”（今黑龙江省依兰一带）作为姓氏，发源地在宁古塔旧城东门外三里。“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是根据远祖部族，支系远近划分的。意思即为爱新部族远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等等。
清朝统治者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清亡以后族人多如金、王、孙、艾、罗、肇、范、关、鄂、赵等。觉罗一词在女真语里是“远方”的意思，后来，就演变成了远支，与 mukun宗室区分开来，比如满语里goro mafa 外祖父 goro mama 外祖母 goro omoro 外孙，觉罗其实就是远支的意思。觉罗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姓gioro。
满洲姓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姓（哈拉），一部分是基于血缘宗亲关系的族名（穆昆）。爱新觉罗一姓中，觉罗为姓，爱新是族名，两者的关系类似汉族中某姓和某家族的关系（张姓与桐城张氏，翁姓与常熟翁氏等）。除爱新觉罗外，觉罗这一姓氏还有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等分支，都源於同一始祖。那拉氏有叶赫那拉、乌拉那拉、辉发那拉等分支（叶赫、乌拉均为地名），瓜尔佳氏有苏完尼瓜尔佳、安图瓜尔佳等分支。因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该族遂成望族，以全称相称，「爱新」遂变为姓氏的一部分。
清代将爱新觉罗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示血缘远近区别，同时将一些有功之臣赐姓为觉罗，如觉罗纳木泰（原姓舒穆禄）、觉罗吴拜（原姓瓜尔佳）等。
清亡以後族人多取汉姓, 如金,、肇等，也有一定赵姓为爱新觉罗，但多为伊尔根觉罗后代。
一、姓氏源流
第一个渊源：源于古肃慎族。
目前，中外学者公认的看法是，先秦古籍中的肃慎族人，就是今天满族的最早先民。肃慎族起源于鸟图腾。汉朝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出现的邑娄族人(后汉、三国)、勿吉族人(北朝)、靺鞨族人(隋、唐)、女真族人(辽、金、宋、元、明)，都是肃慎族人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民。
从考古学上看，新开流文化是肃慎族人先世的遗存。那么，分布在三江流域的、由新开流文化演变而来的饶河小南山遗址、今东北抚远的海青遗址，可能是商周时期肃慎族人留下的遗迹。小南山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饶河境内。在兴凯湖以北、穆棱河下游和乌苏里江左岸地带，还有同类型的虎林姚营、吉祥、大、小穆棱河、五林洞遗址。从年代上看，它晚于新开流而早于海青。海青遗址也在乌苏里江左岸，分布范围大致在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黑龙江的汇流地带。这个地带，或许是古肃慎族人的发源地，是肃慎族人的最早故乡。
肃慎族人，是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据使籍《竹书纪年》记载：“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大国也。”虞，就是“唐尧虞舜”中的舜帝；夏，就是公元前2100年建立的夏朝。这就是说，早在四千多年前，肃慎族人已经定居在白山黑水之间。所谓白山黑水，就是今天的长白山与黑龙江一带，一般也泛指东北地区。《山海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而不咸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
肃慎族人，又称息慎、稷慎、肃昚，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肃慎族人就是严肃谨慎的人，但这很难说得通。稷慎一词，可能是稷神的音转，稷是古代粮食作物，黍、高梁叫稷，粟的别称也叫稷。在中国古代，农官就叫稷，农神也叫稷。这样看来，稷慎人可能是植物图腾氏族发展来的，这在远古神话传说中并不少见。
肃慎又与肃昚的读音相近。“昚”与“骕”二字读音相同，骕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因它飞奔的形状近似肃昚鸟而得名。骗，是雁的一种，又是传说中的五方神鸟之一。这就是说，肃慎族也可能以鸟为图腾，而这种鸟很可能是鹅鸠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鹰”。在满语中，猎鹰海东青叫“宋昆”，正是汉语鹅鸠的译音。宋、昚、慎是同一字的转译，就源于鹅鸠这种鸟名。汉语鹅鸠一一鹰，满语译作宋昆，再汉译为海东青。汉语称雁为雁鹅，可知肃昚既是雁名又是鹰名。
有人说，肃慎、息慎、稷慎，是“女真”的同音异译，在通古斯语中为“人”之意，是他们的自称。而满族人是女真族人的后代，这也表明了肃慎族人是满族祖先的这一事实。
肃慎族在人种上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原远古居民有血缘关系。在华夏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同时，肃慎族的共同体也在形成。综合人种学资料、考古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目前出土的安图文化、西团山文化和莺歌岭文化，据今约三千年，相当于西周早期，很可能就是肃慎族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
可以这样推断，肃慎族人是在今黑龙江中游地区形成为民族的。从分布来看，历代有所变化。早先，周天子大会天下群臣，周边少数民族头人按方位入座。肃慎族人的头人呢，就在东面的北方座位上。当时燕国的辖境，远至内蒙的哲里木盟，接近肃慎西部地区。这样看来，今辽河以东，北至黑龙江中游，南至松花江上游中段，东抵海滨的广大地区，就是肃慎族人活动的范围。
从史籍《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之类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可以了解肃慎族人的很多情况。他们以狩猎经济为主。弓箭是他们的武器和工具，这种弓有三尺五寸长，用野兽、大牲畜的皮、筋来作弦，射程较远，杀伤力大。
肃慎族人喜欢养猪。但与汉族的习惯圈养不同，他们习惯自由放牧，任猪群漫山遍野乱跑，随意繁殖。一到寒冷季节，他们要杀掉一大批，用冰雪冻上猪肉。只留一小部分，饲养在人们过冬的地穴里。各家族的首领们，把冻肉平均分给家族成员。只把冻肉在火上暖一暧，大家就那么生吃起来。他们用猪皮裁制衣裳，还用猪毛纺线：他们不习惯于穿裤子，只在腰间系一块遮羞布。他们还在身上搽上一层猪油，用来防寒和皮肤干裂。条件好的富有人家，还畜养大群的马、牛、羊。
肃慎族人的住房，在夏天和冬天是不同的。夏天，在密集的几棵之间，他们搪上一些横木，然后铺上树枝和柴草。这样，既可防野兽侵袭，又可防蚊虫叮咬。冬天，他们又搬进深深的洞穴，要用长长的梯子，才能通到下面。在洞底的中央，他们生一堆火，周围铺上树枝、柴草和兽皮。这就是一个相当温暖的家。
肃慎族人不论男女老少，时兴留着长长的发辫。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他们的性别。肃慎族人的婚姻十分有意思，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一对相爱的男女，只需男子把一根美丽的羽毛插在姑娘的头发上，女方同意了就可以先被带到男方家里，然后再向女方家庭送些彩礼，这就算正式结婚了。肃慎族人只有已婚女子才讲贞操，妻子一旦死了丈夫，就必须要终身守寡。
肃慎族人重视青壮年，轻视老年人，父母去世后，子孙不许哭泣，说是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肃慎族人就千里迢迢地赶到中原来朝贡，还用自制的弓箭作为贡品，表示加入舜的部落联盟。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有一只带箭的鹰飞来死在陈侯的宫廷里。陈侯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说：鹰来自远方，箭是肃慎氏的。陈侯派人到旧档案库的金柜里，果然找到了肃慎贡矢，同鹰身上带的箭一模一样，从而证实了孔子的说法。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王朝。肃慎族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随即派人来进贡槽矢石砻，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周成王征服东夷之时，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也建成了，肃慎族人又派人前来庆贺，贡献了一种类似鹿的动物“大麈”。当时周成王还叫荣伯作了一篇《贿肃慎之命》，对远道而来的肃慎表示慰勉。周康王在位之时，肃慎族人再次到洛阳来进贡。可当时的燕国、山戎、古朝鲜很强盛，阻拦了肃慎族人西来的道路。要不然，他们与中原地区会有更多更密切的往来。
肃慎族的文化遗址有今莺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镜泊湖南，距今约三千年，在时间和地域上，与关于肃慎的记载有很多吻合之处。在莺歌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以及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用具。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还出土了一批陶制小型原始艺术品，包括陶猪、陶狗和陶熊。这些古代文物的出土，表明这里的居民使用石器、骨器和陶器，从事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兼事渔猎，还有了简单的手工纺织。从出土的陶猪的形态来判断，已知猪是他们的主要肉食来源。从陶猪的形象看，头占全身三分之一，脊部鬃毛高耸，处于野猪到家养猪之间的过渡体态。猪的饲养，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农业为前提。而大量农业工具的出土，又表明这已不是什么问题了。这里的人们，还修筑了半地穴式的简易住屋，“穴地而居”为的是要抵御北方的严寒。
还有宁安牛场、大牡丹、吉林延吉小营子遗址，以及俄国远东滨海地区的“贝丘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北起牡丹江下游和兴凯湖畔，南至北朝鲜东海岸，东到日本海沿岸，西达张广才岭东麓。莺歌岭遗址文化说明，有可能这支氏族在这里时间较长，在三千年以前发生了分化，一支东去，一支西进。在这一区域内的各部族，发展不尽平衡，文化也各有差异，而共同特点就是使用“栝矢石砻”。在古代文献中，肃慎与栝矢石砻联系在一起，“栝矢石砻”；几乎成了肃慎族人的特有标记。
第二个渊源：源于古邑娄族。
从秦、汉到两晋时期，在原来肃慎族人活动的地区，代之而起的是邑娄族人。
邑娄，又作挹娄。史籍《后汉书·东夷传》中说是“古肃慎之国”。邑娄和肃慎，既不同音，也不同义。邑娄，与医巫闾谐音。医巫闾山，又叫无虑山、广宁大山、北方镇山，是东北的三大名山之一，位于辽宁北镇县西北五公里处。山岭重叠，俨若列屏，苍松翠柏，掩映古寺，是一方旅游胜地。秦朝以前，在医巫闾山区有一个相对落后的部落，就是所谓的野人。这种野人，明清两朝还有零星遗留。医巫闾山，古为神山。有人说，是神人医和巫盖房子居住的地方，叫医巫结庐之地。
另外，庐、闾、娄三字为音转，娄也是村、屯、城堡的代称。这样，邑娄族人，就是邑村、邑屯或邑堡的人。有人考证，元朝的沈阳路一带是邑娄故地，清朝奉天府的铁岭县、承德县及宁古塔、黑龙江，也是都邑娄国的属地。
先秦一结束，肃慎族人的地位动摇了，渐渐让位于邑娄族人。从秦、汉到两晋时期，除了邑娄族人以外，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民族，还有夫余族、高句丽族、乌桓族、鲜卑族。不过，与先前肃慎族人最有渊源关系的，还要算是邑娄族人。
“邑娄”一词，在古代东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有燕娄、邑勒、鸭卢之类不同的译法，转译为汉语时又按中原人的理解选用适合字眼。今天的鸭绿江，即古代鸭卢江，也可以写作邑娄江。南北朝时的燕娄城，实际就是汉朝的邑娄城。今吉林永吉县有伊勒们河、伊勒们站，很有可能是历史上邑娄族人活动过的地方。
从春秋战国以来，邑娄族人自西而东迁移，从今天辽宁西部山区，转移到东部山区，再到吉林南部，最远至黑龙江东南部。与此同时，肃慎族人的老氏族，也从今天黑龙江宁安一带向东迁徙，越过乌苏里江，远至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这样，邑娄族人就占领了肃慎族人的旧地，同那里的非肃慎族的居民——“野人”，即玄夷的后裔倭人结合起来，重新组合一个“独无法俗，最无纲纪”的野人集团，这就是两汉之际史籍中所说的邑娄族人。从此，它取代了肃慎族人的地位而闻名于世。
早期邑娄族人，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制。每个氏族(邑落)有氏族长(大人)，占据一座有险可守的山林，修筑设防的堡垒，各自为战，久久不能形成统一的军事联盟集团，没有统一的首领。
满语中称岩穴为“叶鲁”。后来的忽汗、越黠、胡里改、火儿旺阿、移澜、依兰，大概是它的音转。邑娄与叶鲁同音，就是穴居人之意。这种穴居，是一种普遍现象，与先前的肃慎族人大致相同。大的村落，由三、四十座房子组成；房子是半地穴式的，人从顶部的烟孔出人；住房中的器物多寡不一，表明各家各户之间已有贫富的分化。人们还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在那些较深的地穴里，器物要明显比浅地穴的多一些。这说明那些富裕的人家，住在深深的地穴里，史书上也说“大家深至九梯”，大致是说起码要搭九级梯子，这才下得去、上得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像中原内地的富人家住在的高楼深院一样。
在他们的住房遗址中，发现储藏有黍，还有石镞一类石器，这说明邑娄的经济生活，是原始农业与畜牧、狩猎同时并存的。
在黑龙江中、下游和滨海各地，邑娄族人建立了许多定居村落，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以五谷为食，穿麻皮衣服，饲养猪、马、牛。与先前的肃慎族人一样，他们也以猪为贵，爱吃猪肉，用猪皮做衣，冬天也在身上涂一层猪油来御寒。此外，邑娄族人还善于爬山打猎，也惯于水上捕鱼。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这些大江大河里，到处可见邑娄族人驾一叶扁舟打鱼的身影。
邑娄族人“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在他们活动过的地方，出土大量的以“青石为镞”的石箭头，东康遗址还出土过箭囊。邑娄族人的弓箭，比肃慎族人又有突出的进步，他们在箭镞上还涂上了毒药，杀伤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有人说，邑娄族人是一个强悍、好斗的民族。他们穿行于山林之间，往来于大河上下，不是在频于应付战争，就是在忙于杀人越货的勾当。邑娄有两个邻居，西南面是强大的夫余族部落，东南面是弱小的北沃沮族部落。夫余族部落已发展到国家阶段，邑娄族人却还处在氏族社会。相比之下，自然是夫余强而邑娄弱了。邑娄族人老是受夫余国的欺负，可反过来，他们又去欺负比自己更弱的北沃沮国。邑娄族人长期臣服于夫余国，间接也与东汉王朝保持了隶属关系。夫余国奴隶主贪得无厌，屡屡追加邑娄族人的租赋，逼迫他们起而反抗夫余国。
邑娄族人的葬俗，并不那么复杂。人死了之后，不像汉族人那样要停丧，而是当天就要把死者安葬在郊外。木头横竖交叉做一个小的棺椁，再在上面放上一些猪肉，作为给死者吃的东西，这与汉族的杀牲殉葬也是相似的。
邑娄族人的文化，与先前的肃慎族人、后来的勿古族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邑娄族人的文化，就像一座桥梁一样，一头连接肃慎文化，一头通向勿吉文化。
第三个渊源：源于古勿吉族。
勿吉族，始见于南北朝，但族名和族源很悠久。秦朝以前的居就族人，秦、汉之际的夫租族人、沃沮族人，隋、唐以后的乌惹族人、兀的改族人、斡拙族人、吾者族人、如者族人、乌稽族人、窝集族人之类的氏族、部落、民族的名称，与勿吉族人均很有关联。“勿吉”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族人，就是林中人的意思。在气候寒冷的东北，森林既是人们的好住所，也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好场所。
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勿吉族人，摆脱了邑娄族人的控制，占据了先前肃慎族人、邑娄族人的故地，成了肃慎文化、邑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光大者。
起初，勿吉族人在松花江流域定居，一度加入了邑娄族人部落。在长年征战中，邑娄族人消耗了本部的实力，难于驾驭旧肃慎地的各部落。公元五世纪初，勿吉族人踏进了奴隶制的门槛，他们很快便取代了邑娄族人，从此名声享誉中原，史籍《魏书》称之为“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族人也是肃慎族人的一部分。肃慎族人曾与之并存一段时间，居住地与夫余族人、豆莫娄族人相近，主要是活动在松花江两岸。具体而言，勿吉族部落的地理位置，在松花江东流段和北流段的广大地区，即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中心区域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的松花江丁字形大曲折一带。而这一地域，就出现了夫余族人和勿吉族人考古文化交融混合的现象。说明了这支力量的崛起，同时也是肃慎、邑娄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历史上，勿吉族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他们中一支重返中原；二是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勿吉族人灭掉了称雄一时的夫余国。
勿吉族人在高句丽国以北，南界长白山，西至洮儿河源，北面和东面“不知所极”。考古学家认定，黑龙江绥滨同仁遗址，是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文化。这样看来，勿吉的北境，起码已达黑龙江中游一带了。
在肃慎族人、邑娄族人生产的基础上，勿吉族人农耕的比重增加了，种植有粟、麦、稷和葵，采用中原人早已淘汰的偶耕。作为森林民族，狩猎业仍占主导地位。他们还有了手推车，可是有牛、马，却不知如何使用它们。在他们眼里，牛、马和猪狗一样，饲养它们为的就是宰杀了吃肉。尤其是多猪善射，这是自肃慎→邑娄→勿吉始终一贯的。所不同的是，邑娄族人善“捕鱼”，勿吉族人善“捕貂”。此外，勿吉族人还学会了“嚼米酿酒”。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勿吉族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
勿吉族人“筑城穴居”。房屋的形状，就如同一个大的坟丘，上面留一个出入口，进进出出也得用梯子。这与邑娄族人“常穴居”，“大家深至九梯”和肃慎族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基本相同，依然保持了“穴居”的习惯。从穿着上看，女人们一般身穿布裙，而男人们老是身穿猪、狗皮袍。男人的头上插一根虎、豹尾，自然是为了显示勇敢。可有一种习惯，就不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了，那就是无论男女，均用尿来洗手和洗脸，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道理，有待考证。
勿吉族人称长白山为“徒太山”，汉语译为“太皇山”。他们把长白山当作神山来祭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在后来的女真族人、满洲人也都是这样做的。长白山成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是一种从那时起一以贯之的象征，维系了生于斯、逝世于斯的人们的愿望与情感。
勿吉族人同夫余族人的斗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是邑娄族人反夫余国压迫的继续。这场战争，以最终推翻了夫余国的奴隶主政权而告结束。从此，散布于吉林各地的勿吉族人，与中原王朝交往更密切了。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他们前后与北魏、北齐交往有三十七次之多。从交往中，自然也带回了汉文化，从目前在同仁、老山头的出土文物来看，主要是铁器，包括铁削、铁锛、铁镰、铁带卡、銎铁锛，这对当地农业生产自然有很大的促进。
第四个渊源：源于古靺鞨族。
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其时，肃慎族人迤逦西进，在南者为勿吉族人，据夫余国故地；在北者为黑水靺鞨族人，据有北夫余国故地。占据夫余国故地的勿吉族人，后同夫余族人一部分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粟末靺鞨族人；而另一部分勿吉族人，与北大余族人即豆莫娄族人融合，从而形成后来的黑水靺鞨族人。
从这时起，直至隋、唐、五代时期，在辽宁东部、吉林和黑龙江大部，通古斯人占了主导地位。这是那一时期东北民族的重大变化。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的室韦族人、豆莫娄族人、乌洛侯族人、肃慎族人、勿吉族人诸部落，不仅彼此相通，还各自结交中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同时，中原汉族王朝对这些民族的分布情况和生活习俗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进而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立了一系列行政机构，伴随管理的加强和交往的密切，先进而丰富的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给东北各族的历史进程以重要而积极的影响。靺鞨族人取代了勿吉族的地位，进而称雄于黑龙江中下游和长白山以东以北地区的。至于勿吉族人，依旧还分布在这一带森林中，他们就是后来的那些窝集部人。
“靺鞨”之名，初见于《北齐书》。靺鞨，是貊族同音词，是貊族与貉族融合而成的。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族名的类似情况，还有如真番族、满番族、满离族、黄头室韦族、黄头女真族、如者室韦族、兀者女真族，回跋族。
貊族与貉族，在进入东北后逐渐结合成为新的民族。邑娄取代肃慎，勿吉取代邑娄，靺鞨取代勿吉，是一条较为清晰的演进轨迹。从总体来看，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居民，无疑是肃慎族后裔。就居民成分而言，靺鞨族人是肃慎族后裔的这一结论，自然也是成立的。所以在史籍《隋书》中记载：“靺鞨即古之肃慎氏。”在史籍《唐书》中也记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
在靺鞨族人中，较大的部落有七个：
白山部，以长白山得名，分布在松花江发源处；
粟末部，在长白山之北，分布在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延边；
号室部，在拂涅之东，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黑龙江依兰县；
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分布在吉林扶余、榆树县、黑龙江双城、五常县；
安车骨部，与金代的“按出虎”为一音之转，分布在阿什河流域；
拂涅部，在伯咄之东，分布在牡丹江流域宁安县；
黑水部，黑水即今黑龙江，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
他们之中，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是粟末部和黑水部。总的说来，靺鞨诸部的分布区域，大致是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
到了唐朝，靺鞨族人最终形成两大集团：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分别在渤海都督府、黑水都督府的管辖之下。唐朝中叶，安禄山曾做过平卢节度使，黑水靺鞨、渤海靺鞨，自然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
靺鞨族人是在肃慎族人故地发展起来的，而靺鞨族人分布区域又多肃慎居民，因而社会生产必有地域上传承特点。靺鞨诸部落的社会经济，与北魏时的勿吉大略相同。不过，由于靺鞨族人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靺鞨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每一处遗址存在有诸多细微的差异，反映了靺鞨族人各部在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各自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同一勿吉文化和夫余、沃沮之类不同文化的融合。靺鞨族人的陶器极富特色，一般为泥质陶，也有夹砂陶，有手制，也有轮制，陶罐多敞口和侈口，短颈，斜壁深腹，平底，口沿上大多附加堆纹，在颈、肩部往往饰以篦点纹、凸弦纹和水波纹。
靺鞨族人使用铁器已很普遍，出土最多的是吉林大海猛遗址、黑龙江中游的靺鞨遗址。大量铁制武器和生产工具的出土，反映了靺鞨工匠在金属加工方面的高超技术，也说明靺鞨族人是勤劳善战的民族。不过，靺鞨族人还没有最终摆脱和排斥石器，在遗址中也零星出土了刮削器、石镞、砺石。在靺鞨族人的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马骨、猪骨。马是靺鞨族人的骑乘、运载和狩猎工具，猪是他们的重要衣食之源。这表明了靺鞨族人的经济生活，乃是畜牧、农耕和狩猎并存。这也是靺鞨文化所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
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靺鞨族人，仍以原始的渔猎经济为主。有少量的农业，种植粟、麦、稞、还会用米酿酒。猪仍然是主要财富，是区分贫富的标志。富人死后，要用上百头猪祭祀，穷人只用几头猪了事。黑水靺鞨族人素以劲健剽悍著称，习惯于编发辫，头上插有雉尾冠饰，缀野猪牙串于脖子和腰间；擅长于步战，手持一尺二寸长的矢石砻，就是过去肃慎族人的“(木苦)矢”遗制；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先挖一个地穴，穴顶支架起木头，覆盖上泥土，外形像一个坟丘，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半地穴式房屋。夏则出随水草，冬则人处穴中。唐朝在黑水靺鞨族人的居地设置了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
地处松花江上游的粟末靺鞨族人，适宜于农耕，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水平，比其他各部要发达得多。在中原王朝影响下，粟末靺鞨族人率先跨入阶级社会，进而迅速封建化。社会内部的私有制逐步取代了公有制，对邻居的财富产生了更强烈的贪占欲望，战争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有部分粟末靺鞨族人南迁，他们的酋帅曾做了唐朝的官员，而留居故地的大量粟末靺鞨族人，则成为后来后渤海国(唐朝渤海都督府)的主体民族。
契丹强盛，攻灭渤海，黑水靺鞨从属于辽国，改称五国部，成为大辽国监领下的松散的部落联盟。
第五个渊源：源于古女真族。
宋、元两朝时期，女真族形成和崛起，从根本上改变广东北地区的历史，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宋朝人说女真族“本名朱里真，番语讹为女真”。可见，朱里真是汉名。为避辽兴宗耶律真的讳，改称女直，也写作女质。
女真族一名，最早出现在公元七世纪。史籍《金史》中是这样记述女真族的起源的：女真族的始祖函普，有兄阿古迪弟保活里。在唐朝贞观年间，因氏族离散，年逾六十岁的函普，从高丽旧居出走。他的哥哥信佛，留在了高丽，只有保活里随他出来。走到完颜部时，正巧碰上人们互争财物，械斗不已，函普出面调停，平息了事态。作为酬谢，完颜部族人送给了他一头青牛。为了在这里站稳脚跟，他又用这头青牛作为聘礼，和完颜部的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的女儿结了婚，婚后生了二男一女，他和他的子女们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完颜部人。
完颜部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女真族是由这一带的朱里真人组成的，与采集珍珠的居民有关。完颜一词，是从汉语“蜿蜒”音转的女真语。依傍绥滨蜿蜒河而居的黑水靺鞨一支，如星散一般分布各地以后，就以蜿蜒河之名来作为氏氏。“蜿蜒”、“完颜”乃是同音异写。所以，完颜部作为黑水靺鞨一支，是从蜿蜒河畔辗转游徙，迁移至阿什河之滨的。天长日久，女真语“完颜”演变为汉语的“王”。完颜氏，是女真族中的王族。女真族从长白山移居黑龙江中游，而完颜部就定居在完达山。完达山，相传是完颜部人女真王到过的地方，主峰在黑龙江中游北岸的俄国境内。
在辽国时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有七十二部落”，地方数千里，人口超过十万户，散居山谷之间。渐渐地，女真族由分散的氏族部落统一起来。部是从部落发展来的，族由氏族血缘关系改组而成。不相统一的部落，发展到“远近相服”而推举了“酋领”的部族，酋领必然派出自己家族成员，到那些归附的部落取代原来首领的职权，于是出现了以氏代姓、统属其部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辽过时期女真族分布范围较广：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居于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束沫江(今第二松花江)之间，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的称之为“回跋”或“回霸”；居于松花江以北、宁江州(今吉林夫余石头城子)东北，直至黑龙江中下游的称之为“生女真”；居乌苏里江以东而近东海(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
契丹贵族对女真族的政策，是实行“分而治之”。他们把强宗大姓骗至辽东半岛，编入契丹国籍，称为“合苏馆”，又作曷苏馆、合苏衮、是女真语“藩篱”的意思。这些人就是“熟女真”。另一部分留居粟末水(今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之东，这些人就是“生女真”。黑水靺鞨后裔，是生女真族人的主体。后来建立了金国时期的完颜部，就是生女真族人的一支，亦是黑水靺鞨的直系后裔。
辽国时期的生女真族人长期没有本族文字，通常还是用结绳、刻木之类原始的方法记事。他们既不懂汉文，也不懂契丹文，至多通晓契丹语，仅仅凭记忆往来传话和充当翻译。至于成文的天文和历法就更谈不上了，只是凭借世代相传的经验来识辨四季和记忆自己的年龄。以“青草几度”来判断岁月，草青一次当作一年，自然本人也就增长了一岁。生女真族人遇到疾病，很少用药医治。同时，居处地势的复杂和生产生活的多样化，炼就了生女真族人的娴熟骑术。史籍《说郛》上说他们“骑上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楫，俘马而渡”，简直可以说是神奇至极了。农副产品除自用和就地交换外，还远运到宁江州的榷场上去出售，主要货物有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密腊、麻布之类。
生女真族人习惯于依山谷而居，住的是木板屋，大门一律东向。家家产户烧火炕，用来取暖、抗寒和除湿。他们久居深山，多饶林木，因陶器粗陋，瓷器又难得到，于是盛行使用木器，碟、盆、杓之类生活用具多为木制。女真族人很喜欢饮酒，爱吃别具风味的肉菜粥糜，这是由鲜肉和野菜捣成的肉馅泥。他们还采摘芍药花的嫩芽做成鲜脆佳肴，味脆美，香久留。
生女真族人地处寒冷地带，衣裳多用各种皮毛制作，富人以貂鼠、狐貉皮为裘，贫者以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为衫。在婚姻形态上，大体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同时存留诸如自寻配偶和抢婚的遗风，还表现为“男下女礼”，就是在女家举行结婚仪式，鼓励“入赘”。
而生女真族人中最强大的完颜部，后又分为十二部，以部为氏。
函普的后人，担负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绥可时期，已定居安出虎水(黑龙江阿什河流域)，种植五谷，制造舟车，建筑房屋，学会了烧炭和炼铁。乌古迪时期，史称“自景祖(乌古迺)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乌古迺奠定的基础，为他的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女真族的强大，引起辽国贵族的不安。不仅派重兵防御，大辽皇帝还年年东巡。辽国每年要向女真族征收贡马万匹，契丹贵族强买女真族的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等物品，还随意强抢、殴打女真族人。辽国和契丹贵族的残暴，自然也引起了女真族人的不满、愤怒和反抗。
1、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时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壮大了武装力量，还领导了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骊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的武装斗争。他生前还和南宋王朝达成协议，南北夹攻辽军，协助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宋、金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频繁。
完颜阿骨打在繁忙的战争年代，仍很注意农业生产，对黑龙江流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做了不少努力。在他生前还创制了女真文字。公元1125年宋、金两国联合攻灭了辽国。后来，宋、金双方缔约，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崛起于白山黑水的金国，拥有了北部中国的广大版图。
金国时期采用了宋、辽宫廷官制。在地方上，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并行。猛安谋克，是女真族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
金国时期有十九路总管府，分掌各路兵马和居民。东北地区分属北京路、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以今辽宁宁城县为中心，领辽西地区和吉林北部。上京路以今黑龙江阿城县为中心，领吉林北部、中部及长春、黑龙江。东京路以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管辖辽东广阔地带。
女真族人在夺取了辽国政权以后，强令中原人口搬迁到黑龙江流域。这里，土地平坦肥沃，人来多了以后，出现了到处有村落、庄稼满田野的兴旺景象。农业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如松花江畔的肇州、冷山一带，不仅种植五谷和蔬菜，还从外地移植回鹘豆、西瓜、红芍药、桃树、李树。
金兵从中原掳掠来一些木匠、造船匠，学习修造中原式的运粮船。他们还广泛应用中原建筑的工艺流程和风格。开矿、冶炼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矿洞规模之大，冶铁炉之多，还有金银制品、陶瓷烧制、铁制农具的生产技术，大大超过辽代。几乎与中原一样，只是质量稍有不及而已。如铸铜以铜镜居多，工艺一般虽较粗糙，不过也有像在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双龙纹铜镜这样的精品。
金国时期也有了自铸的铜钱，包括“正隆通宝”，“大定通宝”、“泰和重宝”，还发行了叫“小钞”、“交钞”的纸币。商业贸易以国家经营为主，以盐为大宗。只有很少量的一些金、银首饰的交易归私人商家经营。金、银器上的“上京翟家记”字款，说明上京的翟家是自产自销的私人银号。
女真族人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还有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文字最早是由一个叫完颜希尹创制的，他仿照汉字楷书，参照契丹文而创制了女真大字。后来，又颁行一种女真小字，是仿照契丹字和汉字的偏旁创制而成。这种女真小字流行很广。流传至今的女真文已经不多，吉林扶余县石碑崴子屯有一通碑，叫《大金得胜陀颂碑》，是目前最为珍贵的女真文字实物。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朝，凡是在女真族人地区任职的文武官员，晋京朝见的奏疏、表章，一律要用女真文字书写。在中国文字史上，女真文字和契丹文字一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女真贵族不仅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还自觉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金国建国之初，女真族人的文化还很落后。入主中原后，征集到大批汉族图书，一批汉族文人前来归附，使女真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女真贵族自幼学习汉族语文和各种文化知识，朝廷还采用骈体文写诏谕和奏章。唐、宋诗词，也是金国时期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女真贵族完颜踌，能诗善画，他在《思归诗》中有“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这样颇为风趣的诗句。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歌舞音乐也受中原影响，常用乐器有的箫、琵琶、笙、鼓之类。宫廷乐工、歌女也能表演柳永的《望海潮》一类的乐曲。
女真族人信奉珊蛮教。珊蛮，即萨满。在女真语中，把巫婆叫珊蛮，所以珊蛮教实际是一种巫术。重要的是，后来的满洲人也信奉萨满教。金国时期女真族人也接受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各地出现了许多佛寺和佛塔。
南宋理宗赵昀端平元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大蒙古汗国木亦坚汗孛儿只斤·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在蒙古人铁马金戈的有力打击下，盛极一时的大金国土崩瓦解。先前徙居中原、华北和辽东的女真族人迅速被汉族同化。而那些留居在故地的女真族人，似乎一夜之间作鸟兽散，重又分散为众多的部落，接受了来自元朝新政权的统治。
在元朝，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称之为混同江，元朝在这里设立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邻、荸苦江五个万户府；又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设东征元帅府，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千户所，在滨海地区设鲸海千户所，在黑龙江下游设兀者野人、乞列迷万户府。一般情况是，万户府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又有百户所。这些女真部落，“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太祖朱棣曾派人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招抚女真族人。女真，原作“朱里真”，又作“朱里扯特”、“主儿彻惕”、“主儿扯惕”、“拙尔察歹”，满语称之为“珠申”、“诸申”。
2、明朝女真族人的分化和重组：
明朝先后设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奴儿干部司三百八十四卫，统辖整个东北地区。女真族人分布在松花江以东，黑龙江下游以西，濒临日本海，南界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区。明初，依照分布区域，把女真族人划作三大集团：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以原渤海国建州为部名，分布在长白山、牡丹江、绥芬河之间，以今吉林珲舂县、黑龙江宁安县为聚居地。建州女真原为居住在黑龙江三姓(今依兰)的火儿阿部。明初，火儿阿部酋长阿哈出，赐名李思诚，任建州卫指挥。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阿哈出死后，他的儿子释家奴，赐名李显忠，世袭父职。宣德年间，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部从三姓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婆猪江(今浑江)一带。正统初，因受海西女真、朝鲜的侵扰，又迁到苏子河上游的灶突山(今辽宁新宾县呼兰哈达)附近。建州女真另一支，为居住在三姓附近的斡朵里部，酋长为猛哥帖木耳(孟特穆)，明永乐八年，因野人女真侵扰而南迁，几经转迁，于明正统初年重新集结于浑河流域。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设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万历年间，明朝先后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公元1583～1593年，努尔哈赤用兵十一年，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中心，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599～1616年又相继统一了扈伦四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自己称汗，国号“大金”，以赫图阿拉为兴京，史称后金。
海西女真族人，沿用了元朝地名，因居地在东海之西而得名，分布在松花江下游的吉林扶余县至黑龙江阿城县一带。海西之名始见于元朝，泛指海西诸卫的女真族人。海西女真有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又有山夷、江夷之分。山夷依山作窟，即熟女真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真族人人。哈达、叶赫属山夷，而辉发、乌拉则属江夷。后迁至呼兰河流域，呼兰与呼伦(扈伦)为音转，又称呼伦四部。十七世纪初，为努尔哈赤所统一。
野人女真族人，同样是沿袭元朝旧名，是女真中比较落后的一部分，故冠以“野人”之称，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两岸及乌苏里江以东。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东海窝集部，分为萨哈连、呼尔哈、瓦尔喀、库尔喀四部。而呼尔哈部，是建州女真的老家所在。后来，留居原地的仍为呼尔哈部，而迁走的就是建州女真。
明朝时期，女真族人是重新组合的民族。建州卫、毛怜卫的女真族人，多是渤海族遗民，从事农耕定居生活，种谷纺线，饮食服用，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海西女真族人，多是金国时期完颜部后裔，同样也从事耕稼，他们倚山作寨，亲属聚居在一起。野人女真族人，又称女真野人，是女真族人同赫哲族、鄂伦春族融合而成的一支，风俗与海西女真相同，所不同的是，“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
3、满族的最终形成：
满族爱新觉罗氏家族，满语为Aisingioro Hala，原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地方，始祖名叫猛哥帖木儿，汉译“孟特穆”，是胡里改(乌德盖人)、斡脱怜(斡朵里人)两个万户的部族酋长阿哈出的儿子，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也就是“大清肇祖原皇帝”。他曾为元朝末期世袭万户，还接受过李氏朝鲜政府的上将军职。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公元1405年)，猛哥帖木儿被永乐大帝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后来，改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左都督)，旋即提升为都督佥事、右都督，驻今辽宁开原一带。猛哥帖木儿完全忠于大明王朝，多次朝贡，还把女儿嫁给了永乐大帝。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协助明军与蒙古瓦剌部作战时牺牲。在猛哥帖木儿之后，所部族人形成了以建州卫为核心的建州女真一族。
由于猛哥帖木儿一生为人公正忠直，因此女真族人皆尊称其为“托恩多”，满语为“Tondo”，快读的汉音即为“佟”或“童”或“董”，所以在史籍《明实录》、《朝鲜李朝太祖实录》等文献中都记载：“猛哥帖木儿姓‘佟’或‘童’或‘董’。”因此一直到明朝末期，该支女真族皆称佟氏、或童氏、或董氏，一直到明朝末期，依旧称清太祖为“佟努尔哈赤”。
在佟·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他将宗族姓氏统一改称为“爱新觉罗氏”，成为后世满清王朝的第一尊贵国姓。在史籍《皇朝通志》中明确阐述：“国语以‘金’为‘爱新’，‘觉罗’乃姓也。”这句话影响了整个后世，并成为学术界基本认同的定论。
“爱新觉罗氏”的汉义就是“金觉罗氏”，而其他与满清宗室有血缘关系的远支族人，则只能称“觉罗氏”。那么，“觉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庞大而神秘的“哈拉”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满族中间流行这样一个神话：
当初，天上降下三位仙女，长女名恩古伦，次女名正古伦，三女名佛库伦。她们在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尔瑚里池沐浴，当时有一神鹊衔一颗红果吐落在三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她拾起来吞下后，遂有身孕，只能一个人留在人间，生下一个男孩，即爱新觉罗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长大后，佛库伦命他以“爱新觉罗”为氏，并告诉他：“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说罢，仙女忽而不见了。
母亲离开后，布库里雍顺折下柳枝编成筏子，顺松花江而下，一直漂流到鳌莫惠地方鄂多哩城。时逢城内三个姓氏家族的酋长为争城主地位而终日械斗。布库里雍顺被一个到江边取水的人发现了，感到非常奇异，立即报告了三位酋长。酋长们立刻停止了争斗，率领部众到江边观看。布库里雍顺对他们说：“我乃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当地人更加惊异，随后相互插手为辇，拥奉布库里雍顺而归，共立为主，建国号“满洲”……
这个美丽的故事，被纳入了史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然然，这个被满族人神化了的传说，显然是不能成为爱新觉罗氏族源头的论据的。
那么，猛哥帖木儿是否就姓爱新觉罗氏？然而，无论是在元朝、明朝还是朝鲜的史书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满清王朝在二百六十八年间都没有任何解释。史学家孟森认为“童”是建州女真的公姓，也有学者认为“童”不是姓氏，而是满语“Tondo”(托恩多)的快读，而“Tondo”的汉义是“公正”、“忠直”。按满族人的习惯，喜欢使用美名作为人物的尊称，比如金国有“勇石鲁”、“贤石鲁”等等，就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氏朝鲜朝官修《龙飞御天歌》中，称猛哥帖木儿为“夹温猛哥帖木儿”，并明确说“夹温”是其姓氏，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在女真族老姓和满族姓氏中，都没有“夹温”这个姓氏，在满清王朝官修的文献《皇朝通志》(清朝通志)、《八旗姓氏通谱》等中，也都未记载有“夹温”这个姓氏。学者孟森把“夹温”和同一书中出现的另一个姓“古伦”，解释为满语“爱新”的“互异其翻音之字”，就是说同词异译。但了解满语的人都知道，满语“古伦(Gurun)”是“国家”、“部落”之意，也就是满族姓氏“郭罗氏”，其汉义为“国”。而“夹温”一词与满语“鹰(Giyahun)”有关，是否就是“觉罗(Gioro)”的异译或误译？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研究员提出了一个观点：“觉罗”是建州女真长期形成的庞大哈拉——觉罗哈拉。这个哈拉不同于满族的其他哈拉，各觉罗间没有血亲关系或血亲关系非常疏远。因此，出现了哈拉间通婚关系，如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诸妻中，有伊尔根觉罗氏二人、嘉穆瑚觉罗氏一人、西林觉罗氏一人，嘉穆瑚寨主伊尔根觉罗噶哈善，是清太祖的亲妹夫，等等。
刘小萌的观点的确值得重视，但是一个人口众多、散处各个地方的“觉罗哈拉”，为什么从来未见其金国女真的姓氏承传？他们当初从哪里来？最初的姓氏叫什么？为什么宣称自己与女真民族并无关系……等等，这都是需要考证之迷。
据考证，“觉罗哈拉”的形成，绝不仅仅是一个建州女真就可以完成的，其构成的历史和群体应更加广远。从学术的角度观察，还是应当重视早期的俄国学者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Sergei Mikhailovich.Shirokogoroff，公元1887～1939年)于1915～1917年在东北考察时从原著满族人中收集的悲凉传说：
在很早的时候，即蒙古和南宋联手灭金国的时期，已经失国潦倒的金国遗民们无奈地从中原逃回祖先的故乡，为了生存，一路上向人乞讨，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的文化底蕴的“丐帮”。他们为了纪念国耻和自己的凄惨遭遇，抛弃了自己的本姓，以“乞丐(Giohoto)”为姓氏，形成了一个女真复国主义的特殊“哈拉”，散处在东北各地生息繁衍，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祖先的愿望，建立了雄霸天下的满清王朝，“Giohoto”也就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转为“觉罗(Gioro)”，姓氏史就这样被模糊了。
刘小萌发现，在清朝殿本《钦定满洲祭祀条例》的卷首中，记载有乾隆大帝的上谕“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一语，但其满文实际为“Meni gioro hala wecengge”，这句话的正确汉译应该是“若我们觉罗姓所祭祀的……”显然，这证明了满清皇室一直在主观上刻意掩饰、剥离爱新觉罗氏与其他各个以身份称谓或居地名冠首的觉罗氏诸如阿哈觉罗氏(Ahagiolo)、阿颜觉罗氏(Ayangioro)、民觉罗氏(Mingioro)、察喇觉罗氏(Calagiolo)、格伦觉罗氏(Gerungioro)、哈尔哈觉罗氏(Harhagioro)、呼伦觉罗氏(Hulungiolo)、嘉穆湖觉罗氏(Giyamhugiolo)、舒善觉罗氏(Susangiolo)、舒舒觉罗氏(Susugiolo)、通颜觉罗氏(Tongyangiolo)、西林觉罗氏(Siringiolo)、伊尔根觉罗氏(Irgenggioro)……等等的特殊血缘或族源之间的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高宗的第五子荣纯亲王爱新觉罗·永琪的七世孙、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爱新觉罗·启琮(金启琮，公元1918～2004年)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钦笔撰写的《盛京赋》中，发现“爱新”是“徽称”，“觉罗”才是“姓氏”。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天下觉罗是一家”的观点和论断。
满族始称“满洲”，有“旧满洲”(弗，Fu)与“新满洲”(伊彻，Yice)之分，其基本包含了整个东北地区乃至蒙古东部草原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因此，诸如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裕固族、土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皆在“满洲”的涵盖之下。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以女真族人为主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建州三卫”的出现，标志了满族核心主体部分的形成。在“女真族”的旗帜下，不止是女真各部，还有赫哲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先民们，也采用了女真族人的名号。到了公元十五～十七世纪，满族才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满洲之为族称，是以建州、海西女真为主体，同时又包括了大部分野人女真、当地汉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是构成满族的重要因素。
概括起来说，肃慎族人作为满族的最早先民，尽管史籍中语焉不详，但考古发掘的结果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物证。至于肃慎族人及其后裔，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族人以下的邑娄族人、勿吉族人、靺鞨族人、女真各族人的形成发展过程籍皆作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但又不能把肃慎族人以下直至明朝女真族人的世代相承关系，与满族的整体形成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满族真正作为一个完整民族群体的出现，应当认为是在明朝末期的公元十七世纪之初。这不是说构成满族的所有成员到了明末才降临世间，而是表示这时已从女真族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历史，起源于明朝女真族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从女真族到吞融其他各个少数民族形成满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是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4、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起点。这年，因祖父佟·觉昌安、父亲佟·塔克世为明朝将领李成梁所误杀，佟·努尔哈赤愤而起兵复仇，率先攻击唆使李成梁的尼堪外兰部落。从此开始的一系列战争和招抚，又远远超出复仇的目的，结果，不但于一系列的凯歌声中创建了后金，还统一了女真各部，进而促进了满族的形成。
统一女真各部落是以满洲部为中心展开的。努尔哈赤的统一战略的过程，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从所谓环满洲的各部下手。从明万历十一～十六年(公元1583～1588年)，佟·努尔哈赤连克苏克素护河部的图伦城、嘉班城、萨尔浒城及安图瓜尔佳寨，浑河部的兆嘉城、贝欢寨，哲陈部的阿尔泰山城、巴尔达城、洞城，迫使栋鄂部、苏完部、雅尔古部归附。至此，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取得初步成功，为满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明万历十七～二十六年(公元1589～1598年)，佟·努尔哈赤又连克鸭绿江部、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朱舍里部、讷殷部，特别是经过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著名的富尔佳齐和古勒山之战，大败以叶赫部为首的诸部联军。至此，佟·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满族共同体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了。
从明万历二十七～四十七年(公元1599～1619年)，佟·努尔哈赤先后吞灭了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叶赫部，完全统一了呼伦四部。与此同时，又扩大了对东海女真诸部的征服。这样，佟·努尔哈赤不仅把满洲的地区扩至图们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更重要的是，他还使从各地来的各族人融入了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
佟·努尔哈赤还做了对满族的形成起极其重要作用的两件大事：第一，是在明万历十一～四十三年(公元1583～1615年)，他在传承故金国“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使之成为满族崭新的社会组织，并扩展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使八旗制的每一旗下，都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第二，是在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他亲自主持创制了满族文字，这就是流传迄今的满文。
自公元1583年起兵，到公元1619年灭叶赫部，佟·努尔哈赤将自己的“佳年华”全部投入到满洲的创建，前后用了三十七年时间，最终奠定了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
5、皇太极改定族称：
佟·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接掌后金政权之后，进行了两项重大的政治改革举措：
第一，爱新觉罗·皇太极废除了族名旧称“珠申”(女真诸申)，改定为“满洲”，从满族这一共同体形成的实际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自然也就为新、老满洲成员所乐于接受。
第二，在明思宗朱由检崇祯九年(后金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天聪十年，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正式称帝，立年号为“崇德元年”，改国号“大金”为“清”，史称清太宗，追封父亲、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为清太祖。改国号“后金”为“清”，凸显了将取“明”而代之的战略决策。爱新觉罗·皇太极宣布：“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珠申。夫珠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爱新觉罗·皇太极的这一席话来看，满洲这个族名，在以往的历史上存在过，但因时代遥远而一度湮没无闻。经爱新觉罗·皇太极访诸族老，得以追溯出旧名“满洲”。他认为，珠申这个族名，是指席北(锡伯)族的墨尔根部落的后裔而言，与建州女真的族名毫无关系。除此而外，爱新觉罗·皇太极之所以要以满洲取代“珠申”这个族名，还在于明末清初的“珠申”一词，汉译为“奴隶”之意，当然有损于一个统治民族的声誉。从此，“女真”就此正式更名为“满洲”了。
至于满洲族名的源流，是从传说中“九夷”之一的“满节夷”(满饰夷)演变而来的。建州女真的后期活动地区，恰好是古代满节夷人居住的地方。后来，这些地方的居民，又称“满番”、“瞒咄”、“满珠”等，而瞒咄、满珠、满洲，皆是同音异译。
不叫“满珠”而称“满洲”，与传统的“五行相剋”的道统辨证说法大有关系。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明太祖朱元璋以火德建立大明王朝，国性属火，火剋金，因此灭了金属之元朝；而“满、洲”二字皆有三点水，取以水剋火之意，因此爱新觉罗·皇太极改“金”为“清”作国号，就是取以水剋火之意。明火燃至崇祯，当为大清之满洲所灭，这就是清朝之所称“清”的由来。
6、爱新觉罗得姓：
东三省，无疑是满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故里，因此世人称东北地区为“满洲”。
长白山，位于东北地区的东部，走势由东北向西南，是今天中、朝两国的界山。它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发源地，因主峰白头山顶多白色浮石和积雪而得名，满语称之为“果勒敏·珊延·阿林”。在史籍《山海经》中，称之为“不咸山”，汉、魏时期称“盖马大山”、北魏时期称“徒太山”，隋、唐时期称“白山”、“太白山”，金国灭辽国之后始有“长白山”之称谓。
长白山平均海拔在一千米以上，以平行山脉与宽广山间谷地分布为地貌特征：北部的完达山、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有牡丹江平原；吉林哈达岭和龙岗山脉之间有辉发河宽谷；哈达岭和大黑山之间有饮马河、伊通河河谷平原；龙岗山脉和老岭之间有浑江谷地。那里山势雄阔，林深似海，绵延千余里。山巅冬季白雪皑皑，山间夏季云雾缭绕。
长白山地垂直自然景观带十分明显，中央人民政府在1960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区，1980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网，被列为国际生物圈保留地的组成部分。保护区内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有森林、苔原、湖泊、温泉、瀑布。自低而高，分为海拔一千二百米以下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带景观、海拔一千二百米～一千八百米的针叶林带景观、海拔一千八百米～二千米的山地岳桦林带景观、海拔二千米以上的山地苔原带景观。
长白山是天然的博物馆。有煤、铁、铜、镍、铅、锌、金和油页岩之类矿产资源，又是中国重要的林业木材基地，被誉为世界著名的“红松之乡”。这里植物繁茂，盛产人参、党参、贝母、天麻、五味子之类名贵药材；动物资源也很丰富，东北虎、紫貂、梅花鹿、马鹿、丹顶鹤、中华秋沙鸭，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
在满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中，一直流行的禁忌伤害鸦鹊的习俗，反映了满族萨蛮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即乌鹊崇拜，因而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又作“以鹊为祖”。满族人不仅不伤害乌鸦和喜鹊，不允许吃它们的肉，还要想方设法去讨好它们。满族人有这样一种旧俗，每逢祭祀祖先，就要在院中竖立一根神竿，称“索罗杆子”，其顶端要么装上一个锡斗，要么扎上一个草把，然后放入碎肉、米食，专门招引乌鸦来吃。
“图们”的满语为“tumen”，汉义为“千、众”，引申为“三江”万水之源的意思。“三江”就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三江以天池为源头，居高临下，排闼而出，白浪层叠，奔腾倾泻，景色十分壮观。三江沿途穿山过岭，接纳了无数条支流，细大不捐，终归浩浩荡荡汇入大海，充分显示取之不竭的生机、宽广博大的胸怀和神奇魅力。
长白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名山，古籍中多有“与五岳同祭”的记载。史籍《山海经》中称它为“不咸山”，意为有神之山。既是神山，自然就应当祭祀了。在金、清两朝统治者眼里，长白山自然就更了不得了。早在金国时期，王室一向视长白山为“发迹之地”。南宋孝宗赵昚(赵慎)乾道八年(金世宗完颜·乌禄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金世宗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到了南宋光宗赵惇绍熙四年(金章宗完颜·麻达葛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金章宗又进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还修建了庙宇，确定了祀典，准备好祭品，岁时前往祭祀。
清朝统治者承袭先世遗俗，尊长白山为本朝“龙兴之地”。乾隆大帝年间，礼亲王爱新觉罗·永恩曾作了《望长白山》一诗，很能代表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看法：“另勋白山高，云深人莫至。树色郁青苍，兴王肇基始。”于是，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一直到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册封和祭祀不断。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大帝派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阿穆鲁·费耀色前往长白山拜谒，撰有《祭告长白山文》和《长白山寻根记》，称颂“仰缅列祖龙兴，实基此地”。这次拜谒活动从农历6～8月历时两个月，回京复命后，康熙大帝下了一道圣谕说：“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著礼部合同内阁，详议以闻。”农历11月礼部建议：请求册封长白山为“长白山之神”，还要在山上设帐立碑，每年春秋二祭(望祭、叩祭)。康熙大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形成了清廷祭祀长白山的制度。第二年春，觉罗·武默纳再上长白山，赍敕封长白山之神，祀典的规格与祭祀五岳一样。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宁古塔将军富察·常德提出请求，希望在乌拉望祭长白山之处，修建亭殿，以严肃祀典。清世宗批准了这个请求。第二年在乌拉城(今吉林吉林)西南温德亨山(小白山)建成望祭殿。在望祭殿神案上，安放满、汉文合璧的“长白山之神位”，神牌为黄色黑字木牌。除了每年春秋二祭，每月初一、十五日的朔望两日，由将军、副都统轮流到望祭殿捻香致祭。从此，小白山成为月月冠缨往来，岁岁香烟缭绕的祭祀圣地。
在长白山以东约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山名叫“赤峰”，俗称红土山，山下有一“圆池”，因“池深而圆，形如荷叶”而得名。据说，赤峰和圆池，与文献中的布库里山和布勒瑚里湖的地理位置大体符合，正可以作为爱新觉罗始祖发祥的实证。于是，定名圆池为“天女浴躬池”，在圆池西南一侧，还立了一通“天女浴躬碑”作为纪念。
与皇族有关的祭神祭祖，按理皇帝是要亲自参加的。但是长白山路途遥远，皇帝实在难以顾及得上。遣官代祭就成了惯例。代祭亦称“御祭”，实际上是代表皇帝的行为。从清圣祖执政时期起，每岁春秋祭日，通常是由盛京派员主持祭祀。若有重大事件，朝廷还要从北京差遣重要官员前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代祭官员不是任何人可以充任的，而必须具有皇族宗室的身分，这样，代祭才算是“名正”而“言顺”。
每次祭祀长白山，清朝皇帝都要亲自撰写长白山神祝文，由代祭官员带到现场去宣读。到了清朝末年，东三省总督巴岳特·锡良又奏请修建长白山神祠，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批准。但随即的辛亥革命将腐败的清朝政府推翻，兴建工程未就而罢。
民国二十三年(日伪满洲国执政君爱新觉罗·溥仪大同三年，日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康德元年，公元1934年)10月24日，爱新觉罗·溥仪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分“巡幸”吉林，登临小白山望祭殿，焚香叩拜长白山。这是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最后一次叩拜长白山，原本是想希望神山和祖宗的神灵多多保佑他。这时的长小白山早已今非昔比，伴随前清王朝的灭亡，已由以往铃兰遍地、冠盖云集的名山秀野，变成了乱石咸集、无人问津的荒山野谷。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的伪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恐怕难免是一脸的愁云，至于说到心情，恐怕也更多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怜了。
7、猛哥帖木儿(孟特穆)及其后代：
清朝统治者无不推崇猛哥帖木儿(孟特穆)，认为他是大清朝的老祖宗。猛哥帖木儿就是从鄂多理城逃出来的那个孩子“樊察”的后代。不过，也有学者推演后说，樊察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猛哥帖木儿为人机智勇敢，为祖先报了仇，拯救了自己的家族。在元朝时期，猛哥帖木儿出任斡朵里万户一职。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猛哥帖木儿率先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入京进贡，被授予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协助明军平定女真头目杨木答兀的叛乱中战死。
在元、明之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些女真部落开始向南迁徙。原来三个万户中的女真胡里改部在首领阿哈出的率领下，溯松花江移驻辉发河上游的凤州；女真斡朵里部则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至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半岛的斡木河流域，活动在镜城一带。有学者认为，传说中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乘筏行至鄂多理的事迹，反映的应是猛哥帖木儿率部从遥远的北方溯松花江下游南迁、进而加入到三姓部落的真实经历。
女真斡朵里部在南迁的过程中，人口户数迅速增加。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女真斡朵里部不过一百八十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到了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由凤州迂回会宁故地，部众已有一千余户，六千三百余人。当然，这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剩五百余户。斡朵里部的正常发展，遇上了空前的重大挫折。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猛哥帖木儿的次子充善(佟山、董山)，因在斡木河一带不得安宁，只好率领余部从会宁西迁往辽东，最后落脚在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会聚到一起。
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抚顺的营盘与浑河汇流。苏子河从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了爱新觉罗氏家族崛兴的基地。充善初到苏子河时年方二十二岁，他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又多智谋，深受部民拥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政府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让充善管理建州左卫，凡察管理建州右卫，与李满住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从明孝宗朱祐樘弘治～明穆宗朱载贺隆庆年间(公元1488～1572年)，屡遭重创的建州女真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八十多年中，他们与毗邻的明朝和朝鲜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佟·努尔哈赤是锡宝齐一支的后裔。“锡宝齐”，又称“锡宝齐篇古”。锡宝齐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福满的第四子叫觉昌安，居住在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史书中称赞他“素多才智”。觉昌安带领兄弟子侄战败了邻部酋长硕色纳和加虎，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浒河(苏子河)迤西一百公里内诸部，势力逐渐雄强。觉昌安的第四子叫塔克世，他就是佟·努尔哈赤之父。
自清肇祖猛哥帖木儿以下，佟·充善、佟·锡宝齐、清兴祖佟·福满、清景祖佟·觉昌安、清显祖佟·塔克世，前后六世，历史轨迹依稀可辨。爱新觉罗氏的祖先们，由原籍的松花江畔斡朵里辗转南迁，几度周折，历时两个世纪，最后落脚在紧靠明朝辽东的赫图阿拉一带。爱新觉罗氏家族及它姓女真先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执著南迁，备尝艰辛，付出了沉重代价，同时也大为密切了与先进农业民族的关系，使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为爱新觉罗氏家族从众多女真氏族中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后金政权的缔造者佟·努尔哈赤，一向也被认为是清朝的开国皇帝，是他最早把“爱新觉罗”规定为自己家族的姓氏，不过从历史上看，这一姓氏的出现恐怕还要更早一些。
远在金国时期，佟·努尔哈赤先祖的姓氏记载为“加古氏”，元朝时期称“夹谷氏”，明朝时期称“夹温氏”，这个姓氏用女真语称读，就是“觉罗氏”。在史籍《金史》中记载了这个姓氏家族的汉化姓氏：”夹谷曰仝，仝同佟姓，夹谷姓即佟姓。”因此，佟·努尔哈赤曾经称自己“佟其奴”，这个“佟”，与佟佳氏在满洲的读音一样：“觉罗”。至于称“爱新觉罗氏”，那是在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受封“天命汗”之后，在姓氏之前冠以“爱新”之后形成的尊贵复合姓氏。
显然，爱新觉罗氏家族，原是“觉罗”家族的成员之一。“觉罗”是女真族人中的巨族大姓，历史悠久，伴随着氏族“穆昆哈拉”的不断繁衍，出现了许多分支，诸如舒舒觉罗、锡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伊尔根觉罗之类。爱新觉罗原本也是“本原氏族”(母氏族“哈拉”)觉罗之下的一个“穆昆哈拉”，与别的众多觉罗姓氏，具有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
“爱新觉罗”是满语，汉译“爱新”意为“金”，“觉罗”意为氏。用更直白的话来说，爱新觉罗就是金氏。因此，在姓氏学领域中，完全可以称佟·努尔哈赤原本就是姓“觉罗氏”，但绝不能称其原本就是姓“爱新觉罗氏”！不过，爱新觉罗之“金”与汉姓之“金”在内涵上完全不同，其“金”表示的是五行之属的“金”。
元朝是五行之属的“土”，而明朝则是五行之属的“木”，木克土，自然就灭了元朝取而代之。但是满清是五行之属的“金”，金克木，自然就灭了明朝取而代之。
因此，若要将满族的爱新觉罗氏真正转译为正确的汉姓，那就是佟氏、或仝氏、或童氏。
8、满族姓氏的演变过程：
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然而至辽、金时期的女真族人，才有文字记载的姓氏。据《满洲源流考》记载：“《金史》所载姓氏，均与满洲氏族相合，第译对字讹，今悉据八旗姓氏通谱改正”。这里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满族的主要姓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说法，则完全是站得住脚的。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的姓氏，除了极少数因译音差异难以找到相应的满族姓氏外，一般均为满族所沿用。在满族的八大姓中关(瓜尔佳氏)、马(费莫氏)、富(富察氏)、那(纳喇氏)、郎(钮祐禄氏)、赫(赫舍里氏)，原本就是金国时期女真族的姓氏。那么，后来作为皇族姓氏的爱新觉罗氏，是不是也是沿用了金国时期的姓氏呢?
金国时期女真族人姓氏夹谷，汉化姓氏即为“佟”(仝、童、董)。金国时期有一非常著名的将领叫夹谷·清臣，胡里改路人，他的女儿就是宫中的昭仪。因夹谷·清臣的贵戚身份，当地的一些人也袭用了夹谷这个姓氏。后世的猛哥帖木儿就出自斡多里部的夹谷氏家族，故而自称姓“佟”。
金国时期的女真族名家大族姓氏，是满族姓氏的重要渊源之一，爱新觉罗氏家族也不例外。“爱新觉罗”这一称谓，出现的比较晚，那是伴随着佟·努尔哈赤势力的日渐扩大，兼并的女真氏族和部落日益增多，于是他就以“大金之裔”自诩，还用金国时期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姓氏，以此称其父亲佟·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爱新觉罗”。据文献《旧满洲档》的记载，“爱新觉罗”作为佟·努尔哈赤兄弟的姓氏，始见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农历9月，四年后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佟·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从此，“爱新觉罗”成为尊贵的皇族宗氏。当然，“爱新觉罗”作为佟·努尔哈赤家族的姓氏，比这个记载要更早一些。
但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虽然是建州女真中最重要的一支，堪称核心，而在当初人口并不多，仅三数十人而已。据史籍《建州纪程图记》、《剿奴议撮》的记载，在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之前，佟·努尔哈赤在多数对内的情况下自称姓爱新觉罗，而在对明朝、朝鲜、蒙古的外部场合下，则自称姓佟、或姓童。
那么，佟·努尔哈赤的姓氏到底是什么呢？多数学者认为：佟·努尔哈赤家族和女真佟佳氏“世代联姻”，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萨敦哈拉”(异姓联姻)，例如：佟·努尔哈赤的元妃哈哈纳札青就是佟佳氏，生长女东果格格、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孝康章皇后也是佟佳氏，佟图赖之女，生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孝懿仁皇后还是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其惠皇贵妃也是佟佳氏，是孝懿仁皇后之妹；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孝慎成皇后依然是佟佳氏，舒明阿之女；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的端恪皇贵妃也是佟佳氏。
女真族人的佟佳氏是汉族人的姓氏，“佳”是一个特定的缀连读音用字，专指汉族血缘或其他民族血缘的氏族部落人，特别是对于祖先原为汉族，在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胁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的氏族，绝大多数皆在汉姓用字之后缀连“佳”这个读音，以示其于“纯粹”的女真族人有所不同。而女真语“佟佳(Donggiya)”直译为汉字，就是金氏。在女真族人中，以金为氏(汉姓佟或童)的氏族不止一个。猛哥帖木儿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阿哈出，虽同属建州女真，又皆以金为氏，却又是两个不同的氏族。
猛哥帖木儿的姓“夹温”，女真语就是“金”，而汉化姓氏用字就是“佟”、或“仝”、或“童”。建州女真火儿阿部的酋长阿哈出(李思诚)，原本女真姓氏为古伦氏，自金国时期建立以后，同样也改姓“金”，汉姓自然也是佟或童。猛哥帖木儿和阿哈出，是两个以佟姓自称的不同的氏族，而这两个佟姓之间又恰恰存在联姻关系。因此，其后代佟·努尔哈赤既自称姓爱新觉罗，又称自己姓佟，就完全不矛盾了。
女真族的“夹温”即“爱新”，“觉罗”即姓氏。“爱新觉罗”不过就是满族觉罗氏大家族中显得超然的一个显赫家族而已，就如同嬴秦王朝之“嬴”、刘汉王朝之“刘”、李唐王朝之“李”、赵宋王朝之“赵”、乞颜·奇渥温·孛儿只斤蒙元王朝之“孛儿只斤”、朱明王朝之“朱”一样。
爱新觉罗氏家族，汉姓即佟姓，金氏。
二、迁徙分布
唐、宋时期，女真族的部落划分逐渐明晰化，完整的部落组织结构趋于明确，主要有：
完颜部，世居安出虎水(阿术浒、安术虎、案出浒)，分布在黑龙江哈尔滨东郊阿什河；
温都部，分布在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蜚克图河)以北地区；
蒲察部，分布在阿什河及伊通县境内；
斡勒部，分布在阿什河之北；
徒单部，分布在黑龙江木兰县布雅密河(今白杨木河)流域；
泥庞古部，分布在黑龙江呼兰县境内；
术甲部，世居琶里郭水，分布在木兰县佛特库河(今黄泥河)流域；
加古部，分布在黑龙江五常县境内的活龙河流域；
术虎部，亦称乌虎部，分布在来流水流域；
乌萨扎部，分布在来流水流域；
裴满部，分布在五常县境内；
乌林答部，分布在瑚尔哈河(今牡丹江)的支流海浪河(今海兰河)流域；
唐括部，分布在黑龙江五岳河附近；
达鲁古部，世居洮儿河、嫩江下游一带，分布在吉林前郭县境内；
纥石烈部，分布在星显水(今吉林延边布尔哈图河)、陶温水(今汤旺河)、徒笼古水(今多陇乌河)流域；
温迪痕部，分布在统门水(今图们江)、胡论水(今活龙河)、移离闵(今饮马河)流域；
乌古伦部，邻近奥屯部、乌塔部；
乌塔部，邻近乌古伦部；
陀满部，分布在图们江附近；
乌延部，分布在蝉舂河(今延边嘎呀河)、星显水、阿不塞水流域；
斡准部，分布在苏滨水(今绥芬河)流域；
职德部，分布在绥芬河流域；
含国部，分布在乌苏里江上游一带；
兀勒部，世居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合流处的东兀勒河一带；
主偎部，分布在扎伊芬河流域；
秃答部，分布在都尔河流域；
鳖古部，分布在布库河及松花江、黑龙江汇流处；
婆离八部，又称颇里八部，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伯力一带。
在宋、辽时期，辽国契丹贵族还特别设了一些机构，目的就在于以女真治女真。当时，北女真分布在辽河中游一带，辽国特别设置了北女真国大王府、北女真兵马司管辖；而南女真分布在辽东半岛上，辽国特别设置了南女真国大王府、南女真汤河司管辖；鸭绿江女真：对于分布在鸭绿江一带的女真族人，辽国特别设置了鸭绿江女真大王府管辖；对于分布在长白山区的女真族人，辽国特别设置了长白山女真大王府管辖；对于分布在海兰江流域的女真族人，辽国特别设置了蒲卢毛朵部大王府管辖。而零散的生女真族人则部落众多，居处更为分散。
到了明朝时期，爱新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在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只包括有佟·努尔哈赤的六祖以及他们二十二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
自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一直到清朝灭亡止，后金、清朝一共存在了二百九十六年，经历了十一代十二位帝王。在这近三个世纪中，后金、清朝的皇帝们都拥有众多的后妃，他们的子孙也拥有远超过常人妻室的妃妾，加上自古以来崇尚多子多福的古老传统习俗，因而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后裔子孙繁衍得十分迅速。
在清朝入关之前的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时期，整个爱新觉罗氏皇族成员不到一百人；到了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时期，皇族成员的总数是四百一十九人；到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时期，皇族成员约有四百九十人；到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时期，皇族成员已超过一千人；到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时期，皇族已近四千七百人。满清王朝灭亡以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新觉罗氏家族后裔已达二万人。
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中，收集了这个家族几百年来的世袭繁衍材料。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佟·努尔哈赤这一支嫡系的后裔，仅男性就有近三万四千多人，整个宗室的后裔有四万六千多人，还有觉罗氏系统的后裔计三万四千多人，合计有八万余人，而这还仅仅是男性。如按皇子与皇女的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爱新觉罗氏家族在整个满清王朝存在的近三个世纪中，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有八万多人，觉罗氏的后裔有近六万人，整个家族计有后裔近十四万人。不难看出，这近三百年的时间，爱新觉罗氏家族处于一个拥有特权的时期，子孙繁衍的速度是很快的。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七十多年间，爱新觉罗氏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分已成了历史，政府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也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而且没有任何新的家谱问世，对其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十分困难。
不过，有一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整个爱新觉罗氏的人口仍然还在不断地、迅速地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形成了众多分支。
据本书估算，如今，具有姓氏学含义的“爱新觉罗氏”的人口总数，大致在三十六万～三十九万人之间，还不包括分布在台湾省、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韩国、朝鲜、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地的族人。
三、郡望堂号
1、郡望
辽东郡：在中国历史上，“辽东”这个称谓有四重意思：①郡、国名，战国时期燕国置郡，洽所在襄平(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一带地区；西晋时期曾改称辽东国；十六国时期的后燕国末期，其地归入东海郡；北燕时期又复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一带地区；北齐时期废黜；到东汉安帝时分辽东、辽西两郡地置辽东属国都尉，治所在昌黎(今义县)，其时辖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带；三国时期的曹魏改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辽都卫，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为辽东都司，治所在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其时辖地为今辽宁省大部地区；自明正统后期因兀良哈诸族南移，渐失辽河套(今辽河中游两岸地)；从明朝天启元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间，全境为后金(清)所并。③军镇名，明朝“九边”之一，相当于辽东都司的辖境，主要是镇守总兵官驻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隆庆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后冬季则移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朝末期废黜。④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
2、堂号：
辽东堂：以望立堂，亦称扶余堂、襄平堂、辽阳堂、凌东堂。
四、家谱文献：
1、简介：
《爱新觉罗宗谱》是清朝时期诞生的一部大型统谱。
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次由内务府编修玉牒，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到了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逊清廷又通知各地宗室、觉罗呈报户口，准备再次续修家族宗谱。但由于没有了江山，再要做撰谱的事情就很不容易了，其续修宗谱的事情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农历闰5月才算勉强完成。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爱新觉罗氏宗室熙洽在东北上书给伪满洲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请求续修爱新觉罗氏家族宗谱。次年8月，爱新觉罗·溥仪下了一道“圣旨”，修谱所需的费用由“恩赐款”项中支用，不足部分由同族人捐助。这次修谱，关外由朴厚、钟继、溥瀛、斌碹、金松乔、庆厚等人负责。除了汇总、普查资料外，充分利用了各宗支的原修家谱。关内京津方面则由载涛、载润负责，把各府家谱正本送到东北。同时，这次修谱还参照了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玉牒，实际上是历次玉牒的总汇，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正式铅字排印精装版八册。
《爱新觉罗宗谱》的首卷转录自《皇朝通志》的“爱新觉罗源流”之外，只包括了例言、世系图、世系谱(录)三部分，与普通的民间家谱略有不同。子孙排行字语(字辈)作为谱录的排列依据，融人在世系谱之中；一般族谱中的“告身(恩纶录)”记载的多是家族受到皇家赏赐，但爱新觉罗氏本系皇族，自然也就无所谓皇家的恩纶了；由于历代皇室皆编有专门的《圣训》，记述了历代祖先对子孙的训示，而《宗人府则例》实际上是以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皇族“族规”，因此在《爱新觉罗宗谱》中也就没有一般族谱中的“家训”部分；至于像科举、传记、墓图、著述这几部分，同样因皇家各有专门的书籍，在《爱新觉罗宗谱》中也没有必要重复记述了。
《爱新觉罗宗谱》的首册是“星源吉庆”，也就是为帝系图，以及历朝帝后大事，附录妃、嫔及皇子女。另外七册为世系表：甲册为清文宗、清宣宗、清仁宗、清高宗、清世宗、清圣祖、清太宗位下的世系子孙；乙、丙两册为清太祖位下世系子孙；丁册为显祖位下世系子孙；戊、己、庚三册为清景祖、清兴祖位下世系子孙。
《爱新觉罗宗谱》的世系表中的内容，包括名字、生母姓氏、生卒年月日时、寿数、妻妾、子嗣、爵秩、封赠。不同于竖格玉牒，没有关于女儿、女婿的记载。
参照原来玉牒的直格形式，这次修成的《爱新觉罗宗谱》改为横格，布面封皮也统一用黄色。今有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分装二十八册，另索引二册、《星源吉庆》一册。
2、宗室与觉罗：
爱新觉罗氏皇族，依据与历代清朝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大者而言，分为宗室与觉罗两大部分。
宗室，是指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后世子孙，也就是努尔哈赤及兄弟们的后裔，包括塔克世系、努尔哈赤系、皇太极系、福临系、玄烨系、胤稹系、弘历系、颙琰系、旻宁，系、奕泞系、载淳系、载泥系、溥仪系。
觉罗氏，是指清兴祖福满和景祖觉昌安的后世子孙，还有塔克世兄弟的后裔，包括福满系、觉昌安系。爱新觉罗氏宗室身系黄带子，觉罗氏则身系红带子，以显示贵族的不同身分与地位。爱新觉罗氏宗室又依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近支与远支。近支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还有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别的各支则为远支。
爱新觉罗氏宗室成员因罪革退者降束红带子；觉罗氏因罪革退者降束紫带子。据《玉牒》的统计，在宗室各支系中，先后有十八个支系被降束红带子：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长子爱新觉罗·阿尔通阿之长子爱新觉罗·舒尔赫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次子爱新觉罗·阿敏的孙子爱新觉罗·塞克图之次子爱新觉罗·拉哈礼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次子爱新觉罗·阿敏之次子爱新觉罗·爱度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六子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孙子爱新觉罗·杨桑之长子爱新觉罗·务能义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三子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九子爱新觉罗·脑岱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巴雅喇的四子爱新觉罗·巩阿岱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巴雅喇的五子爱新觉罗·锡翰一支；
清显祖塔克世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巴雅喇的八子爱新觉罗·德玛护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长子爱新觉罗·褚英的曾孙爱新觉罗·苏努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次子爱新觉罗·代善的九世孙爱新觉罗·兴瑞之子爱新觉罗·全亮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次子爱新觉罗·代善的次子爱新觉罗·硕托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次子爱新觉罗·代善的三子爱新觉罗·萨哈廉之长子爱新觉罗·阿达礼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六子爱新觉罗·塔拜的孙子爱新觉罗·额尔济图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七子爱新觉罗·阿巴泰的四子爱新觉罗·岳乐之十九子爱新觉罗·务尔占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十子爱新觉罗·德格类一支；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的第十六子爱新觉罗·费扬古一支；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长子爱新觉罗·豪格的五子爱新觉罗·猛我之三子爱新觉罗·延信一支。
在觉罗氏各支系中，因罪被降束紫带子的，最少有两支：
清兴祖佟·福满的第长子觉罗·德世库主的儿子觉罗·尼扬古的儿子觉罗·瓦哈之长子觉罗·阿三一支；
清兴祖佟·福满的第次子觉罗·刘阐的儿子觉罗·陆虎臣的曾孙觉罗·塔思护的曾孙觉罗·长安保之十二子觉罗·丰盛额一支。
3、袭爵：
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直系先世要受到追封，他们的后代子孙也受到清朝的封赐。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先祖被迫封为皇帝者有四人：佟·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被追封为清肇祖原皇帝；佟·努尔哈赤的曾祖父佟福满，被追封为清兴祖直皇帝；佟·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被追封为清景祖翼皇帝，佟·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被追封为清显祖宣皇帝。在他们的后裔子孙中，封为亲王的一人，郡王二人，贝勒一人，一等男爵七人，二等男爵四人，三等男爵六人，一等子爵五人，二等子爵三人，合计三十三人。
袭爵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多数皇族的爵位是按辈递降承袭。如父为亲王，子无殊功则一人降封为郡王，孙无殊功则一人降封为贝勒，曾孙无殊功则一人降封为贝子，以下类推。另一种是按原封世代承袭，即所谓“世袭罔替”。清朝建立之初，有六个亲王、二个郡王，他们的王爵以后每代由一人承袭，习惯上称之为“八大铁帽子王”。清朝中叶以后，又恩封了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因此满清王朝一共有十二个“铁帽子王”。
爱新觉罗氏的后世子孙，承袭先辈爵位的形式大多是子袭父爵，但不是汉族那样的嫡长子承袭制，而是在诸子中选择最具才能、功勋最大者承袭，有的是由最喜欢之子承袭，有的则是由最心爱的妻妾所生之子承袭。例如：
第一代豫亲王：是爱新觉罗·多铎的子孙承袭王爵：
第二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多铎的次子爱新觉罗·多尼承袭；
第三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多尼的次子爱新觉罗·鄂札承袭；
第四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鄂札的五子爱新觉罗·德昭承袭；
第五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德昭的十五子爱新觉罗·修龄承袭；
第六代豫亲王：先是由爱新觉罗·修龄的长子爱新觉罗·裕丰承袭，其因事被革爵后，又改由爱新觉罗·修龄的次子爱新觉罗·裕兴承袭，后又因事被革退，最后由爱新觉罗·修龄的五子爱新觉罗·裕全承袭；
第七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裕全的次子爱新觉罗·义道承袭；
第八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义道的长子爱新觉罗·本格承袭；
最末代豫亲王：是由爱新觉罗·本格的嗣子爱新觉罗·懋林承袭。
从中不难看出，爱新觉罗氏家族的贵族爵位如同皇位一样，皆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择子继承制。
佟·努尔哈赤及兄弟们的后裔子孙中，受封及袭爵者多达一千九百七十八人，包括亲王一百四十人、郡王九十四人、贝勒六十三人、贝子五十三人、镇国公八十八人、辅国公二百零九人、镇国将军一百四十八人、辅国将军二百四十九人、奉国将军二百六十一人、奉恩将军六百七十三人。
4、嗣子：
嗣子，主要是为了承袭爵位而立的，但当嗣子承袭的爵位因事被革除，他就不再作为嗣子，而要仍回到本支去。例如：
佟·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封为睿亲王，至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死后无嗣，由同母弟爱新觉罗·多铎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多尔博过继给他为嗣子，袭睿亲王爵。次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以谋逆被革爵，爱新觉罗·多尔博当然也就无爵可袭，只好仍回原支。到了一百二十七年后的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大帝为爱新觉罗·多尔衮昭雪，追还原封王爵，世袭罔替。然而爱新觉罗·多尔博早已过世了，但仍被追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嗣子，由他的子孙袭爵。
在爱新觉罗氏家族史上，还出现几个“嗣子世家”。在这几个家庭里，有多名子孙过嗣给他支做嗣子。
例一：
清高宗的第十一子是爱新觉罗·永理生子甚多，他的次子爱新觉罗·绵懿过继给三兄爱新觉罗·永璋为嗣子；四子爱新觉罗·绵偬直接过继给十二弟爱新觉罗·永璂为嗣子；长子爱新觉罗·绵恕的次子爱新觉罗·奕纶过继给四兄爱新觉罗·永碱之子爱新觉罗·绵惠为嗣子；七子爱新觉罗·绵傧之孙爱新觉罗·载岐过继给十二弟爱新觉罗·永瑾之孙爱新觉罗·奕缮为嗣子。
例二：
清宣宗的第五子爱新觉罗·奕谅过继给清仁宗的第三子爱新觉罗·绵恺为嗣子；长子爱新觉罗·载濂之子爱新觉罗·溥修过继给爱新觉罗·载濂的五弟爱新觉罗·载津为嗣子；次子爱新觉罗·载漪过继给清仁宗的第四子爱新觉罗·绵忻之子爱新觉罗·奕诘为嗣子；四子爱新觉罗·载瀛之子爱新觉罗·溥忻过继给九子爱新觉罗·奕谣为嗣孙。
例三：
清宣宗的第七子爱新觉罗·奕误的次子爱新觉罗·载泥过继给清文宗为嗣子，就是后来的清德宗(光绪皇帝)；五子爱新觉罗·载沣的长子爱新觉罗·溥仪，过继给清穆宗为嗣子，就是后来的清逊帝(宣统皇帝)；六子爱新觉罗·载洵过继给清仁宗的第四子爱新觉罗·绵忻之子爱新觉罗·奕誌为嗣子；七子爱新觉罗·载涛过继给清仁宗的第五子爱新觉罗·绵愉的六子爱新觉罗·奕谟为嗣子，后又改继给爱新觉罗·奕譞的八弟爱新觉罗·奕诒为嗣子。
五、宗族特征（资料下次补充）
六、字辈排行
爱新觉罗氏家族，生子取名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情，不过这也仅限于近支宗室。至于远支宗室和觉罗，相对较少受到束缚。
在《爱新觉罗宗谱》中，乳名和小名随处可见。像小明、小喜、小群、小桂、小柱、小贝、筱鹤；大力、大喜、大林子以及落柱、老疙瘩、老生打。人名中的数字，多数反映的是排行，如小四、小五、小九、二小、二福、二锁、二喜、二秀；二庆、二肥、二胖、二铁、三锁、三福、三秀、三宝、三泰、三德、三寿、三珠、四保、五福、五全、五德、五龄阿、八宝、九龄。希望生女儿，就干脆给男孩起名叫二凤、芯莲、牛妞。
有些名字，反映出长辈对子女夭折的忧虑，如钉铸、铁锁、所林、拴柱、留住、保住。还有如汉人叫“狗剩”的，是想过往的妖精对这条小命不屑一顾。希望孩子长大结实、勇猛、有福气，就叫石头、石柱、铁山、铁柱、虎哥、顺哥、远福。
在远支宗室和觉罗中，使用数字取名也是一个特点。多以孩子出生之时家中老人的年岁来取名，如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三，反映了人们延年益寿的愿望。同时，这种方法无需高深的文化，简便易行，琅琅上口。在《宗谱》中这类名字在三百个以上，从五十起，一直到九十，九十以上较少。这些人也多数是无爵无职的，即使有爵职，爵不过奉恩将军，职不过参领、佐领。
入关前，爱新觉罗氏家族按满族习惯，从名字上分不出辈分。入关以后，康熙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给子孙取名也采用辈分字。他生有三十五子，除夭折的十一子外，其余二十四个儿子一律使用“胤”字作辈分字，还规定儿辈为“胤”字辈，孙辈为“弘”。字辈，曾孙为“永”字辈。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大帝逊位，继位的第四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按照避讳的规矩，将自己的那些兄弟的“胤”辈字一律改为“允”字。惟一的例外是，后来清世宗依为臂膀的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病逝后，清世宗以其“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所以，特别恩准恢复他的名上的“胤”字，以爱新觉罗·胤祥之名安葬。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执政年间，皇六子爱新觉罗·永瑢画了一幅《岁朝图》，进呈给孝圣皇后，乾隆大帝在其画面的题诗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一句。后来，他取其中的“永绵亦(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到了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清高宗又规定：以后皇嗣取名，“永、绵”二辈字改用“颐、曼”，而别的人仍用“永、绵”作辈字。
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从大臣选出的十个字中，清宣宗钦定了“溥毓恒启”四字，作为“载”字以下的字辈。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清文宗又续拟了“焘闾增祺”四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
这样，清朝宗室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前后共计有十四字：“胤弘颐曼奕载溥毓恒启焘闾增祺”。如果以佟·努尔哈赤为第一代的话，那么爱新觉罗·皇太极是第二代，爱新觉罗·福临是第三代，爱新觉罗·玄烨是第四代，以后爱新觉罗·玄烨这一支系，胤(允)字辈是第五代，弘字辈是第六代，永字辈是第七代，绵字辈是第八代，奕字辈是第九代，载字辈是第十代，溥字辈是第十一代，毓字辈是第十二代，恒字辈是第十三代，启字辈是第十四代，焘字辈是第十五代，闾字辈是第十六代，增字辈是第十七代，祺字辈是第十八代。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日伪满洲帝国康德四年，公元1937年)，伪满洲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又增十二个辈字：“敬志开端锡英源盛正兆懋祥”，作为“祺”字以下的辈字。
而那些支派较远的爱新觉罗氏宗室，另有自己编排的字辈。如豫亲王爱新觉罗·保泰一支，将“载”辈字改用“常”辈字，“溥毓恒启”辈字则分别改用“松柏清国”辈字。
在爱新觉罗氏宗室中，皇帝亲兄弟的子孙出生后，都要奏请皇帝来取名。另外，还有奉旨改名的，至于对废宗室的改名，则具有惩罚的意味。雍正下旨八弟允祺改为“阿其那”(意味狗)，九弟允糖改为塞思黑(意为猪)，允祺的儿子弘旺改为菩萨保。对原废太子允礽的儿子弘皙，乾隆大帝把他开除宗籍，还改名为四十六。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整个满族被剥夺了统治者的地位，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坍塌无遗。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民国初年出现了大批满族人更改汉姓的普遍现象。
如今，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基本上统一为：“福玄胤(允)弘颐(永)曼(绵)奕(亦)载(常)溥(松)毓(柏)恒(清)启(国)焘闾增祺敬志开端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古代的女真族人并不重视自己的姓氏，皆冠以部族名为姓。比如完颜部的人就很多姓完颜，叶赫部的人就大都姓叶赫。努尔哈赤远祖姓夹古，是爱新（旧女真“按出虎部”）部族的远支。遂其一支都冠以觉罗。遂随部族冠姓爱新（满语：aisin，金的意思）又因其为远支，则冠以觉罗（满语goro或gioro，远支的意思）。遂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其子皇太极建国清朝，效仿汉制，取消远支大宗之分，使爱新觉罗成为一个姓氏。由于古代女真族远支宗室划分详细，遂许多姓氏就出现了觉罗的划分：伊尔根觉罗、阿颜觉罗、舒舒觉罗、葛籣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扈伦（呼伦）觉罗、嘉木瑚觉罗、阿哈觉罗、伊拉拉觉罗、察拉觉罗等等。诸觉罗的前两（三）个字是地名或身份，后两个字是姓。
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原初期，子孙并未按照辈分命名，康熙年间才开始采用汉人按辈分取名的方法。康熙初年，几名皇子曾先后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康熙二十年才固定划一采用“胤”字，其中康熙帝之子雍正的名字为胤禛，孙辈用“弘”，曾孙辈用“永”。
康熙六十年时，康熙曾就爱新觉罗的这个姓与乾隆有过对话。
康熙：“你知道爱新觉罗的意思吗？”
乾隆：”是金子的意思。“
康熙：”那你觉得这世上最宝贵的是金子吗？“
乾隆：”不是，仁义为最宝贵。”
乾隆时，又根据他作的一首诗，定了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旗”。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近支辈分
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清朝皇族兄弟在避讳上亦没有划一方法。胤禛登基后，其兄弟则改名为“允”字辈，但其子乾隆帝弘历即位后，并不要求兄弟避讳。当乾隆传位予永琰后，为免其他人要改名，反而将永琰改名为颙琰。道光帝绵宁继位后也把自己名字改为旻宁。
家族庞大，为了细分，由嘉庆开始，又规定同辈同一世系第二个字的部首要相同。例如咸丰帝叫奕詝，有同父异母兄弟奕?、奕誴、奕譞等，他们的名字的第二个字都是“言”部。庆亲王奕劻，因其不是道光之子，则是“力”部。
辈分顺序
顺序
辈份用字
名字部首
例
1
雍正
胤 / 允
礻
胤禛（雍正帝）
允礽（原太子）
2
乾隆
弘
日
弘历（乾隆帝）
弘晓（怡亲王）
3
嘉庆
永 / 颙
王
永琪（荣纯亲王）
颙琰（嘉庆帝）
4
道光
绵 / 旻
心
旻宁（道光帝）
5
咸丰
奕
纟
言
奕纬（隐志郡王）
奕譞（醇亲王）
6
同治
光绪
载
氵
载沣（醇亲王二世）
7
宣统
溥
亻
溥俊（原大阿哥）
溥仪（宣统皇帝）
8
毓
山
毓岩（宣统帝嗣子）
9
恒
釒
恒钧（毓岩三子）
10
启
启功
咸丰帝只有两子，长子同治帝无嗣，次子未命名夭折；而光绪帝和宣统帝均无子嗣，因此将道光帝的直系子孙当作近支。道光帝是“绵”字辈，近支至“恒”字辈已为六世，“启”字辈以下行辈的第二字偏旁已无统一了。注：上表格中雍正前还有皇太极，顺治，康熙。
七、【爱新觉罗姓宗祠通用对联】
八、历史名人
佟·觉昌安：(公元？～1583年待考)，满族，爱新觉罗氏第一代祖先。明朝建州左卫枝部酋长。
佟·觉昌安是明朝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佟·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做向导。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哈达万汗王台将建州卫指挥使王杲计诱杀死，得了明朝的封号，得意非常，又联络明朝总兵李成梁，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一支兵虚张声势，取建州卫城池、宁古塔部落；一支兵间道来古埒城，约通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并力攻打。这古埒城乃弹丸之地，人烟稀少，哪里挡得住这些大军？城主阿太章京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急忙差飞毛腿到建州卫报告乞援。老都督佟·觉昌安听得孙婿被困，急得六神无主，两眼圆瞪，怒道：“王台这厮，俺誓要杀他片甲不留！”遂同儿子塔克世到校场点齐了兵马，带领全部兵士，浩浩荡荡杀奔古埒城来。这时古埒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阿太章京和佟·觉昌安的孙女儿急得坐卧不安。忽听得城外炮响震天，忙差快马出去打听。停了半晌，快马回报：“是建州卫的救兵到了。”二人大喜，连忙上城巡视，果见尘头大起，连珠炮响，建州卫兵马如潮涌般地冲来。白发蟠然的老都督偕同塔克世都督，因救孙女心切，见人便杀。
然而，王台的兵队早有准备，一声呐喊，炮响连天，两边兵马便交战起来。王台的兵马，以逸待劳；觉昌安一路上人不停步，马不停蹄，早已人困马倦，如何挡得住王台的兵马？双方一阵厮杀，只把佟·觉昌安的兵马杀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回。
点点人数，已损失三千多人。佟·觉昌安懊愤异常，独坐在帐中闷闷不乐。他儿子佟·塔克世走进来说道：“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来见父亲。”佟·觉昌安听了大惊道：“他来见俺做什么？敌将既来快快杀掉就是了。”佟·塔克世听了心中不悦，说道：“尼堪外兰乃贪利小人，他既来见，岂有怀着歹意的吗？父亲不见他，让俺来见他！”说着，向营外就走。
佟·觉昌安听儿子一顿抢白，忙回头小声说道：“你要见俺也要见，你可叫他进来。”佟·塔克世气愤地走到外面。佟·觉昌安见儿子走出营外，他心想：尼堪外兰同俺建州卫本有仇恨，但他是俺叫他做了图伦城主的，算起来同俺应该没有什么仇恨，他今要来见俺，也许是为俺帮忙，待他进来，用好言同他说，让俺兵马进城，救出阿太章京夫妻，等他进城再把他脑袋砍下；然后再打退王台、李成梁的兵马，岂不是一举两得的计策吗？觉昌安想到这里，心中欢喜，连声叫快请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见。
只见佟·塔克世领着一人进了帐来，那人便是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见了觉昌安，口称：“老都督在上，奴才叩见。”行了个全礼。佟·觉昌安问道：“你为何联络明军，听王台的话，发兵攻打古埒城？”尼堪外兰叩头不迭地说道：“奴才不知古埒城主与都督有亲，故敢冒犯，今闻主子远道驰救，方识有婚姻关系，现已向明总兵面前陈说，主子威德及人，不宜与敌，李总兵已愿退兵，若主子再令古埒城主向明朝岁献方物，李总兵且当表奏明廷，请给主子封爵，晋受主子龙虎将军印。”
佟·觉昌安道：“汝言果真吗？”尼堪外兰急得连声发誓道：“奴才如假言哄骗主子，愿死乱刀之下。”佟·觉昌安大喜，忙令备酒席款待。尼堪外兰又道：“明日傍晚，主子进城，奴才的兵马定然退出五里之外，让主子的兵马进城，免致误会。”说罢，不扰酒席，匆匆上马而去。
到了第二日，夕阳西下，佟·觉昌安便传令拔寨进城。兵马走到古埒城边，果见尼堪外兰的兵马统统退去。佟·觉昌安同塔克世跃马进城，到了阿太章京府中。觉昌安见了大孙女，忙不迭地抱在怀中抚慰，阿太也抱膝请安，一面备办盛筵，一面又拿许多酒肉犒赏兵士。佟·觉昌安父子、阿太夫妻团了一桌，盘膝坐下，开怀畅饮，席间又谈些离别之情。佟·塔克世和阿太猜拳行令，只吃得酒醉饭饱，大家才各自安歇。
正在好睡，蓦地里炮声大震，喊杀连天。众人从睡梦中惊醒，不识何处大兵从天而下，身不及披衣而头已断，手不及持刃而臂已离。纷纷扰扰，叫苦连天。那一阵一阵的火光，照得那雪亮的刀枪如电闪一样。佟·觉昌安的兵士睁了矇眬的睡眼，连方向也弄不清楚，东一趱少了一只脑袋，西一跑丢了半边身子。佟·塔克世都督早已被乱兵砍成肉酱。可怜觉昌安至死还抱住大孙女，跑出两道门，背后抢上五七十个士兵，把长孙女由老都督怀中强拖过去，一阵乱刀砍了。老都督见了，大吼一声，抢过了一把刀，朝着众兵砍去，有十数只脑袋落地。看看众人围上，难得脱身，就狠了心肠，将刀刃向颈上一抹，一阵凉风过顶，这赫赫有名的老都督竟身首异处，与世长辞了。那阿太章京也被砍成肉酱。
这一场好杀，只杀得尸体遍地，碧血斑斑。到了天明，只见那尼堪外兰扬扬得意，骑着一匹马来到府中，先计点本部兵士，只损失十余人，想是被佟·觉昌安临死砍杀的；后又点佟·觉昌安部下兵马，计一万五千人，第一次接仗丧失三千余人，尚有一万一千余人，这一夜杀死的五千余人，杀伤的七百余人，综计尚余兵五千名足数，马一千四百余匹。尼堪外兰计点完毕，将五千名建州兵、一千四百余马匹，统统换了旗帜，编为图伦城兵士，归自己节制。那些建州卫的兵本不肯降服，只因迫于势力，不得已俯首投降。
尼堪外兰吩咐打扫尸身，出示安民，盘查仓库，挑选美女，将古埒城的精华搜罗殆尽。第二日，明朝总兵李成梁、哈达万汗王台，两人骑马回到府中，当堂犒赏三军，又令尼堪外兰将佟·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尸身好好用棺木盛敛，存放在府中，尽快带回抚顺关去；将阿太章京夫妻尸身也好好收敛埋葬城外。王台分一支兵，驻扎在古埒城。各事完毕，当下备酒。李成梁石坊李成梁首席，王台二席，尼堪外兰三席。
席间，王台问尼堪外兰见信后如何出兵，尼堪外兰答道：“俺见将军的信并银一万两，教俺设计哄骗。俺先是心中希望侥幸成功，俺可名利双收；后一想，建州卫佟·觉昌安老都督虽有杀俺部落的仇恨，但他提拔俺做图伦城的城主，管理军务，俺今变心害他，于天理不合，又想不干了；再后一想，桌上摆着一万两花银，那闪白亮光耀在俺眼内，俺的心就变黑了，乃打定主意，不期今朝竟成功了。”尼堪外兰说时，向李成梁看去，见李成梁脸上露出怒容，不敢再说。
大家离席而散，当日李成梁、王台带了兵马各回本部，尼堪外兰也领了建州卫及本部兵马，以及金银、美女装了数十车，浩浩荡荡取道而回。
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农历4月13日，佟·觉昌安的孙子佟·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佟·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佟·觉昌安与父亲佟·塔克世。
佟·塔克世：(公元1540～1583年待考)，满族，爱新觉罗氏第二代祖先。明朝建州左卫枝部酋长。
佟·塔克世也叫佟·他失，生于赫图阿拉城。他是佟·觉昌安的四儿子，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虽然塔克世有兄弟五个，可佟·觉昌安惟独对佟·塔克世特别偏爱，把他培养成了祖业的继承人。
佟·塔克世既为官也是商。为官，因为后来他承袭了老爹的职位；是商，他这一辈子活了四十四岁到死，大部分时间是经商做买卖。佟·塔克世经商，主要是受父亲佟·觉昌安的影响。因为他从小就和老爹进北京朝贡啊、上马市进行贸易呀！时间一长，他受熏染、受影响，不但对经商之事了如指掌，而且相当精明干练。
开办抚顺马市贸易，是女真族人首先提出来的，是明朝廷批准的，是当时互惠互利的一种经济活动。对明朝有利，对女真人更有利！因为女真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马市！
佟·塔克世充分利用朝贡和马市贸易的机会，为家里敛财、攒家底。时间一长，就进入了巴颜阶层，巴颜就是富商的意思。当时的巴颜阶层有个大头目，别的巴颜都得听大头目的，这个人更有钱。他就是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曾经有一个阶段，整个建州三卫都听他的，势力相当大，别人都依附于他。
王杲一看佟·塔克世人虽然年轻，可挺聪明，挺能干，又挺能划拉钱，不错！就相中他了，还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个女儿并不是王杲亲生的，可王杲对她宠爱有加，如同己出。王杲的原名叫喜塔拉阿突罕，是凡察的后代，和塔克世最早都是一个支系下来的。
王杲的女儿叫喜塔拉额穆齐。她和佟·塔克世成婚以后，生了长子佟·努尔哈赤、三子佟·舒尔哈齐，四子佟·雅尔哈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喜塔拉氏和佟·塔克世结婚有十年，后来不幸病故。按说王杲是塔克世的老丈人，阿台是佟·塔克世的小舅子吧？后来，礼敦之女，也就是佟·塔克世的侄女还嫁给阿台了，这样一来，阿台既是佟·塔克世的小舅子，又是他的侄女婿！
后来佟·塔克世又娶了一房妻子，叫纳拉氏肯姐。这纳拉氏可不一般，她是海西女真哈达贝勒王台所养的义女。海西女真过去在今开原那一带，这个王台，王杲从古勒成逃跑后几经周折，跑到哈达部王台那去了。明朝总兵李成梁听说以后，勒令王台交出王杲。王台后来把王杲灌醉，把他送给了明朝廷，为此，王台还受到朝廷的嘉奖。这个王台在海西女真族中很有势力，同时在建州女真部落也有一定势力。再后来，几乎成了这一带女真的首领了，整个建州三卫，都得听他调遣，管辖的地面能有一千多里。他这个养女，实际上是他部下的女儿。后来部下这夫妻俩都死了，纳拉氏成了孤儿，就被王台收养了。别看她不是王台生的，但依仗后爹有权势，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从她进门，努尔哈赤、舒尔哈齐这几个兄妹就没得好，受尽了虐待，没事除了打就是骂，塔克世不敢支声。
佟·努尔哈赤那年十五岁，已经明白事了，每天在家什么活都干，是一个棒劳力，可弟弟妹妹还小啊！他们不明白事呀！看到弟弟妹妹被肯姐拽过来打过去，佟·努尔哈赤怒从心头起……他想：我们当晚辈的如果和后娘对抗，老爹夹在当中不好做人哪！怎么办？走！佟·努尔哈赤主意相当正，领着没了妈的三个弟弟妹妹，走出家门，来到古勒山，从此寄居在外祖父王杲的家里。
佟·努尔哈赤兄妹四个来得不巧，就在这一年王杲和明朝边吏冲突，他把抚顺游击将军裴承祖杀了。这游击将军在明朝将官里边虽然是最低品的，但将军被杀，震惊朝廷，引发了李成梁血洗古勒城。佟·努尔哈赤兄妹几个命挺大，躲过一劫！以后一连几年，佟·努尔哈赤的几个弟弟妹妹从东家躲西家，流离失所，到处为家。就是吃再大的苦，也不回家看后娘的脸。
佟·塔克世在明军第一次攻打古勒城时，为救侄女，和老爹觉昌安不幸被杀。他和佟·觉昌安的尸首被佟·努尔哈赤与明军交涉后给要了回去，葬在佛阿拉城。后来又葬辽阳，最后到了清顺治十五年，才与佟·觉昌安一起移回故里，葬进兴京陵。就在重新安葬他们以后的第二年才改名叫永陵。佟·塔克世后被皇太极追尊福王，清顺治皇帝为他加谥号为“显祖宣皇帝”。
今天评价佟·塔克世，应该说他着重在本部落的经济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经商上有非凡的头脑，是比较成功的。可后来为救自己爹而向明朝军队出卖老丈人王杲，在历史上落下不太光彩的一笔。
爱新觉罗·代善：(公元1583～1648年)，满族，佟·努尔哈赤次子。著名清初宗室大臣。
爱新觉罗·代善初封大贝勒，与爱新觉罗·阿敏、爱新觉罗·莽古尔泰、爱新觉罗·皇太极并称四大贝勒。勇武善战，多有战功。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爱新觉罗·代善与兄爱新觉罗·褚英、贝勒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统兵袭取斐悠城瓦尔喀之民，败乌拉兵于乌碣岩，斩乌拉贝勒博克多，因功赐号“古英巴图鲁”。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爱新觉罗·代善跟从努尔哈赤灭乌拉。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后金政权建立后，爱新觉罗·代善被封为和硕贝勒。
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农历4月，爱新觉罗·代善跟从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城，击败明朝援军。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在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多立战功，继取开原、铁岭，击败蒙古牢赛兵。农历8月攻克叶赫西城。
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爱新觉罗·代善跟从佟·努尔哈赤攻破沈阳、辽阳。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与诸子立爱新觉罗·皇太极为汗。
佟·努尔哈赤逝世后，爱新觉罗·代善在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农历5月统兵围锦州，击败明朝援军。
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10月，爱新觉罗·代善跟从皇太极征伐明朝，趋京城、下良乡。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21年)，爱新觉罗·代善率军围困大凌河城，大败明军四万，生擒监军张春。
明崇德(公元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逝世，农历8月，爱新觉罗·代善与诸王贝勒拥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以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郎、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同辅政。
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农历6月，爱新觉罗·代善逝世，溢号“烈”。
在满洲四大贝勒中，爱新觉罗·阿敏、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先后被革去大贝勒之职，惟有爱新觉罗·代善表现乖巧，对爱新觉罗·皇太极誓表忠诚，风光一生。此外爱新觉罗·代善在清顺治皇帝执政时期，曾大义灭亲杀死鼓动爱新觉罗·多尔衮自立为帝的子孙爱新觉罗·硕托与爱新觉罗·阿达礼，对大清朝庭确是一片忠心。
附_衮代与爱新觉罗·代善：
衮代，十二岁那年嫁给佟·努尔哈赤。她丰腴秀美，机巧多智，颇得佟·努尔哈赤的宠爱。不过，她虽然活得很潇洒，但白发红颜，有时免不了暗自忧伤。佟·努尔哈赤的身体现在虽然还健康，但毕竟年过花甲。她想到汗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年轻，儿子又小，孤儿寡母将依靠何人？
一个傍晚，佟·努尔哈赤在衮代宫中多喝了几杯酒。戎马半生的佟·努尔哈赤，此时心里也油然升起一团愁云。他将衮代搂在怀里，温存一番以后，便感慨地说：“朕少年漂泊，成年戎马疆场，辛苦半生，如今已成年老体弱之象。”说到这里，衮代在佟·努尔哈赤怀中哭了起来。虽然口中说着：“汗王会长寿百年”的话，但忧伤已极。见此情景，佟·努尔哈赤安慰她说：“朕已老了许多，诸子之中，代善为人憨厚，日后，我将你们母子托付给他，他一定会尽心照顾你们的。”
佟·努尔哈赤的这些话，像火种似地在衮代心中炽烈地燃烧起来。在诸王贝勒中，她本来就很看中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他功劳大，地位高，将来很有可能由他继承汗位。自从听了汗王的那一番话以后，她对爱新觉罗·代善就更加看重。每逢宴会，她总是打扮得艳丽动人，在爱新觉罗·代善面前走来走去趁人不备，眉目传情。衮代比爱新觉罗·代善小十岁，这样的举动，爱新觉罗·代善心弦颇有所动，只是惧父亲的威严，不敢造次。
萨尔浒大战刚一结束，佟·努尔哈赤怕赫图阿拉有闪失，便派爱新觉罗·代善赶回都城防守。爱新觉罗·代善一回到都城，衮代便命御膳房做了两盒精巧细点，叫来巾身侍女阿济根和代因扎给爱新觉罗·代善送去。这几天，她坐立不稳，心猿意马，恨不得扎到爱新觉罗·代善怀中。于是她就打扮一番，对代因扎说：“我实在惦念汗王，你领我去大贝勒府，我亲自问问汗王的消息。”
王宫与大贝勒府相去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代因扎叫开大门，进去禀报。爱新觉罗·代善听说王妃驾到，赶紧迎了出去，施礼请安。衮代笑盈盈地说了一声：“免了吧。”随身走进书房。据事后侍者揭发说，那天晚间衮代就在爱新觉罗·代善的书房里过了夜。是真是假后人无意评说。
又有一天黄昏，代因扎奉衮代之命，以送点心为名，给爱新觉罗·代善送去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今夜来宫中。”代因扎刚出大贝勒府，迎头来了一个人，只吓得她倒退三步，心中乱跳。那人正是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刚从前线回来，路过大贝勒府，看见代因扎慌慌张张的样子，觉得可疑。于是把她叫住，问她夜晚到这里做什么？代因扎吞吞吐吐欲说又难言。爱新觉罗·皇太极“唰”地抽出宝剑，厉声喝道：“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代因扎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皇子们中间传开。他们纷纷到汗父那里去告状，众口一词说，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不仅与衮代有染，而且他还轻信继母之言，虐待前妻之子硕托，还要杀害他，这叫为父不仁。反正只要能从爱新觉罗·代善的手里把太子之位夺过来，似乎什么恶事爱新觉罗·代善都有份。
佟·努尔哈赤不想把事情闹大，丢了自己的面子。他派额尔德尼简单地查了一下之后，草草地免去爱新觉罗·代善的太子之位，并以贪财误事为由，把衮代打入了冷宫。
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公元1587～1632年)，满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五子。著名清初将领。
少年时期起，爱新觉罗·莽古尔泰便跟随努尔哈赤征伐乌喇部，英勇善战，连克六城。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6年)，受封为和硕贝勒。
后金天命元年，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参加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先随清太祖佟·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全歼明朝总兵杜松所率的六万之军，复又南下歼灭刘綎部四万余众。
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受命追袭明军，直至浑河。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爱新觉罗·莽古尔泰率军攻击喀尔喀巴林部，独自率兵渡河，斩俘甚众。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爱新觉罗·莽古尔泰数次进攻明军，屡立战功。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爱新觉罗·莽古尔泰病逝。死后却被族人们揭发有谋上之罪，结果被追夺其封爵。
爱新觉罗·常宁：(公元1657～1703年)，满族，顺治皇帝第五子。著名清朝和硕恭亲王。
爱新觉罗·常宁出生于清顺治十四年农历11月4日，母亲是庶妃陈氏，是康熙大帝的异母弟。
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爱新觉罗·常宁受封为和硕恭亲王。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在康熙大帝亲征蒙古噶尔丹的战争中，爱新觉罗·常宁担任安北大将军，率领右翼军出征。
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农历6月7日，爱新觉罗·常宁去世，终年四十七岁。
爱新觉罗·常宁的子女：
长子：爱新觉罗·永寿，封三等辅国将军，无嗣。
次子：爱新觉罗·满都祜，袭贝勒，降爵奉恩镇国公。
三子：爱新觉罗·海善，袭贝勒，谥曰僖敏。
四子：爱新觉罗·对青额，封三等辅国将军，后因病告退。
五子：爱新觉罗·卓泰，封三等辅国将军，无嗣。
爱新觉罗·永琅：(公元1746～？年待考)，满族，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弘晓次子。著名清朝和硕恭亲王。
爱新觉罗·永琅出生于清乾隆十一年农历5月5日，是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的第七子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弘晓次子。
爱新觉罗·奕訢：(公元1832～1898年)，满族，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同父异母弟。著名清朝和硕恭亲王，绰号“鬼子六”。
爱新觉罗·奕訢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
爱新觉罗·奕訢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道光皇帝生前比较欣赏爱新觉罗·奕訢，死前“朱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爱新觉罗·奕訢得封恭亲王。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爱新觉罗·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爱新觉罗·奕訢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其母孝静成皇后去世，爱新觉罗·奕訢为其母争封号，结果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一直到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才恢复他的都统。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爱新觉罗·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农历9月15～16两日，爱新觉罗·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腐败的清王朝命运。爱新觉罗·奕訢主持的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普遍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
在议和期间，爱新觉罗·奕訢笼络户部侍郎瓜尔佳·文祥、文华殿大学士瓜尔佳·桂良、总管内务府大臣索绰罗·宝鋆、副都统苏完瓜尔佳·胜保，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农历12月1日，爱新觉罗·奕訢、瓜尔佳·文祥、瓜尔佳·桂良联合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根据爱新觉罗·奕訢的观察，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农历12月1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爱新觉罗·奕訢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发动动了著名的“辛酉政变”，处治了咸丰皇帝临终前立的八个顾命大臣，即：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爱新觉罗·肃顺、富察·景寿、托和络·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和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被勒令自尽，大学士爱新觉罗·肃顺被斩首示众，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托和络·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了瓜尔佳·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由于爱新觉罗·奕詝在辛酉政变中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皇帝在生前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开始实施，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一时间权势赫赫。
公元十九世纪的六十～九十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爱新觉罗·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当时爱新觉罗·奕訢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的假象，爱新觉罗·奕訢也因此获得“贤王”美称。
爱新觉罗·奕訢是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但他也因此一直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不过，爱新觉罗·奕訢虽然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这引起了湘淮地主势力的不满；爱新觉罗·奕訢办洋务，清廷中的乌齐格里·倭仁等顽固派十分不满；而且由于爱新觉罗·奕訢的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们的要求，西方诸列强也开始对他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爱新觉罗·奕訢，也曾给予了他巨大权力。但随着爱新觉罗·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爱新觉罗·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3月5日，编修蔡寿祺上表弹劾爱新觉罗·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慈禧太后立即抓住机会，命令查办，3月7日就以其“目无君上”为理由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当时由于朝中大臣们的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最终还是免去了议政王的职务。这是爱新觉罗·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爱新觉罗·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再次为慈禧太后所恨。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爱新觉罗·奕訢劝谏同治皇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这又一次大大地触怒了慈禧太后。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3月，慈安太后去世，爱新觉罗·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爱新觉罗·奕訢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也提不出应对的策略。
到了中法战争爆发，爱新觉罗·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清军节节败退。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农历3月13日，慈禧太后借口爱新觉罗·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爱新觉罗·奕訢集团的全班人马包括武英殿大学士索绰罗·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颜札·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皆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光绪皇帝又起用爱新觉罗·奕訢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爱新觉罗·奕訢毫无作为，却在期间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美华工条约》、《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5月29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历几番大起大落的爱新觉罗·奕訢病逝，终年六十六岁，光绪皇帝竟然赐谥为“忠”，由其孙爱新觉罗·溥伟袭爵恭亲王。
爱新觉罗·奕訢逝世后，安葬于远至京城北苑今北京市昌平区东三十里翠华山前东崔村侧的麻峪，俗称为“六爷坟地”。以满清恭亲王的显赫地位，爱新觉罗·奕訢在当初兴建园寝时规模非常可观。随着清朝的覆亡、民国的内忧外患，恭亲王的园寝几次被盗掘，很快破败。
到了1958年，北京市政府为了建造十三陵水库，又从“六爷坟地”拆走了大量石料，园寝就此遭到彻底的破坏。如今大坝上那几个醒目的大字“十三陵水库”，就是用“六爷坟地”中汉白玉石砸碎后拼成的。更可惜的是，那十三陵水库却是建造在从太行山余脉的军都山至河北唐山的巨大地震断裂带上，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直至今天，东崔村前麻峪田地里仍矗立着一座精美的石头牌坊，是恭亲王寝园内唯一保留下来的遗物。而“六爷坟地”，如今已经成为了著名的秦城监狱。
爱新觉罗·奕訢的几个儿子：
长子：爱新觉罗·载澄，袭贝勒，成年后胡作非为。
次子：爱新觉罗·载滢
三子：爱新觉罗·载浚，生仅一月同治皇帝下诏恩封辅国公。其获封年龄之幼，在有清一朝是空前绝后的，不料幼殇。
四子：爱新觉罗·载潢，幼殇。
五子：爱新觉罗·载滢，过继给弟弟钟郡王爱新觉罗·奕詥，袭贝勒爵位。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时庚子事变，因卷入义和团活动被夺去一切职衔。
爱新觉罗·荣寿：(公元1854～1911年)，女，满族，爱新觉罗·奕訢长女。著名清朝荣寿固伦公主。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慈禧太后为了拉拢爱新觉罗·奕訢，把其长女爱新觉罗·荣寿接进宫中教养，接着就晋封她为荣寿固伦公主，时年十一岁。
按清朝制度，中宫皇后所生女封固伦公主，嫔妃所生女封和硕公主。固伦公主品级约相当亲王，和硕公主约相当郡王。至于格格，成为亲王以下所生女的统称，但也有等级之分，亲王女封郡主。非皇帝亲生女而晋封为公主，在清朝历史上凤毛麟角。
爱新觉罗·奕訢的长女以郡主身份获得固伦公主品级，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殊荣。不过，荣寿固伦公主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得封荣寿固伦公主后不久，其父爱新觉罗·奕訢与慈禧太后发生了矛盾，被罢去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爱新觉罗·荣寿也受到牵连，其固伦公主的品级被撤销，直到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才得恢复。
荣寿固伦公主十三岁时，经慈禧太后指婚，下嫁给世袭一等公富察·景寿的儿子富察·志端。富察·景寿早年曾娶道光皇帝的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父子两人均娶固伦公主，是最显赫的皇亲国戚。
但富察·志端没有多大福份，婚后半年就病死了。丈夫死后，荣寿固伦公主作为慈禧太后的养女又回到宫中陪伴太后。当时，西方照相技术已传入宫廷。从保存至今的相片看，荣寿固伦公主相貌平平，长脸盘，大鼻子，眉宇间充溢着威严与高贵。
荣寿固伦公主出身亲贵，自幼目空一切。以后又受到慈禧太后的垂顾，更加颐指气使。她出门时，行人必须回避，车马必须停住给她让路。
清光绪初年，副都御史锡珍在路上遇到荣寿固伦公主的仪仗，躲避不及，车马冲犯了公主仪仗。荣寿固伦公主大怒，将其连人带马押送协尉衙门。锡珍被迫跪在公主轿前叩头求饶，才被开释。不过，随着年龄增长，荣寿固伦公主的唳气逐渐消退，无论是在慈禧太后面前还是在宫廷内外，她都广结善缘。
据说，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即位后，恭亲王一家对他很是嫉妒。但荣寿固伦公主却能顾全大局，与爱新觉罗·载湉相处得很好。据说，后来慈禧太后要废掉爱新觉罗·载湉的帝位，荣寿固伦公主在太后面前曾极力劝阻。
荣寿公主府的故址原在北京东城区的大佛寺街，但早已踪迹全无，因为其地今已是北京中医医院了。
帝王国君：
佟·努尔哈赤：(公元1559～1626年)，女真族；赫图阿拉人(今辽宁新宾永陵乡)。著名清朝开国皇帝，后金天命汗，清太祖，执政时间从1583～1626年为期四十四年，终年六十八岁。
同铁马金戈，横扫整个欧涯大陆的成吉思汗相比，佟·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刘姓汉朝、李姓唐朝、朱姓明朝、爱新觉罗姓清朝这四个王朝。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为自秦朝以后整个中国皇朝历史的八分之一。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则都是汉族人，只有元太祖孛尔只斤·铁木真与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
佟·努尔哈赤在中华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幅员最辽阔、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大帝国。佟·努尔哈赤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对清朝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
佟·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曾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但后来家道渐衰。佟·努尔哈赤年青时经常采集松子和人参到汉人密集的市集去卖，因此逐渐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向，会说汉语，并且喜爱读三国演义。佟·努尔哈赤二十五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战乱中被明朝军队杀死。
佟·努尔哈赤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开始招兵买马，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作战非常勇敢，也很有谋略，不久就征服了邻近的几个部族，而后逐渐吞并了女真族的其它各部落。随着实力的强大，他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了国家，定国号为金，历史上称为后金，从此，他就公开与明朝为敌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佟·努尔哈赤向明朝发出”七大恨”的誓词，发誓要报杀祖、杀父之仇，开始率领军队两万多人，攻打明朝边关，明朝派了八万多人的军队去抵抗，经过五天的战争，明军大败，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浒之役。这一战役后，佟·努尔哈赤获取了辽宁、沈阳一带的地区，建立了后金政权，力量愈来愈强大，奠定了清朝政权的基础。
佟·努尔哈赤至少留下十二桩历史疑案：先世之谜、姓氏之谜、身世之谜、幽弟之谜、杀子之谜、族名之谜、八旗之谜、建元之谜、大妃之谜、叶赫老女之谜、炮伤之谜和遗诏之谜，等等。
佟·努尔哈赤由僻处边塞的一个检松子、采蘑菇的少年，成长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人生剧的谜底是什么？其成功的奥妙何在？佟·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在军事舞台上遭遇了“宁远之败”，战无不胜的神话随之破灭，一代天骄郁郁而终。
佟·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他从二十五岁(公元1583年)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共四十四年。史学家评价佟·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举其大端有十件：
⑴、统一女真各部：
金国灭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凌弱，众暴寡，自元朝、明朝三百年来，始终未能统一。佟·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逐步征服和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
⑵、实现了满族各部的大统一：
诸多的民族的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佟·努尔哈赤促成了女真、蒙古、达斡尔、赫哲、锡伯等满洲各族人民的民族大统一，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⑶、统一东北地区：
明朝中期以后皇权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佟·努尔哈赤及其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逐渐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就是说，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至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地域，实际辖境大约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和明朝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结束了长期蹂躏掳掠、相互杀伐，“介胄生虮虱、黎民遭涂炭”的悲惨局面。这就为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佟·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
⑷、制定满族文字：
金国灭亡后，通晓原女真语的人越来越少，到明朝中期已逐渐失传。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当时满洲没有文字。佟·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朝鲜、日本、明朝的来往公文，都由一个名叫龚正陆的汉族人用汉文书写；在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时，则用蒙古文，一般的女真人既看不明白，也听不懂。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佟·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这就是无圈点满文(老满文)，后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执政时期改进成为有圈点满文(新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由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和十个特定字母组成。后来满语和满文成为清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当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除满洲外都没有文字。满文记录下了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并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后来耶稣会士通过满文将“四书”、“五经”、“明史”等翻译到西方，使西方了解了中华东北亚地区文化。所以，佟·努尔哈赤主持了创制满文，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⑸、创建八旗制度：
佟·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女真人狩猎时各出一支箭，每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称牛录额真(牛录，大箭的意思；额真，首领的意思)，后来这个相当于狩猎小组组长的牛录额真成为一级官名，牛录成为最基层的组织。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佟·努尔哈赤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组、发展、扩大和定型，创立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今两个连建制)，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今一个团建制)，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今一个旅建制)，成为满清政权基本的军事组织。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译固山为“旗”。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今一个军建制)。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而实际是二十四旗(今三个集团军建制)。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八旗制度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佟·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⑹、促进满族形成：
建州女真的统一，女真各部的统一，东北地区的统一，诸族的融合，各部的联姻，八旗的创建，满文的创制，使得新的满族共同体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族人、蒙古族人、达斡尔族人、锡伯族人、朝鲜族人、赫哲族人等组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为反映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事实，爱新觉罗·皇太极于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10月13日诏告整个满洲：“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满洲族的名称正式出现。满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以至发展到后来近千万人的大民族。满洲族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佟·努尔哈赤。
⑺、建立后金政权：
创大业者，必立根本。如果一个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不能创建一个政权，就不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王朝。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佟·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僻处边境一隅的满洲族首领，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以支持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尔后，他克沈阳、占辽阳，夺广宁、据义州，并将都城先迁辽阳，继迁沈阳。其子爱新觉罗·皇太极，于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农历4月改元“清崇德”，国号大清。自后金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至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共历二百九十六年。佟·努尔哈赤“经始大业，造创帝基”，是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⑻、丰富军事经验：
佟·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四十四年，史称他“用兵如神”，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在十七世纪前半叶，不仅是中国一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是世界上一支最强大的骑兵。佟·努尔哈赤统帅这支军队，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乌碣岩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叶赫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和觉华岛之役十二次大捷。其中古勒山之战、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觉华岛之战，为其精彩之笔。他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他在萨尔浒之战中，采取“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兵略，成为中国军事史上集中兵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他在军队组织、军事训练、战略指挥、战术艺术等方面的作为，都可圈可点。特别是他在作战指挥艺术上，对许多军事原则，如重视侦察、临机善断、诱敌深入、据险设伏、巧用疑兵、驱骑驰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一鼓作气、速战速决、用计行间、里应外合等，都能熟练运用并予以发挥，丰富了中华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⑼、制定抚蒙政策：
自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央王朝的北部边患。为此，秦始皇削平诸侯后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至明朝时期，京师两次遭北骑困扰，明英宗甚至成了瓦剌兵的俘虏。徐达与戚继光为固边防，也大修长城。佟·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后将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其联姻不同于汉朝、唐朝的求和式公主下嫁，而是互相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这是历朝中央政权(元朝除外)对蒙古治策的重大创革。中国两千多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至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来的康熙大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其经始者就是努尔哈赤。
⑽、推进社会改革：
佟·努尔哈赤在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地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尔后，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此制度在佟·努尔哈赤逝世后未能实施。
在经济机制方面，佟·努尔哈赤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在此前，辽国设五京城时没有沈阳；金国设五京城时也没有沈阳。元朝时期，东北行政中心在辽阳；明朝辽东军政中心，先在广宁，后在辽阳。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佟·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但遭到贝勒和诸臣们的反对。理由是：近来正在修建东京辽阳，宫室已经建好了，老百姓的住所还没有最后完工。本来年景就不好，迁都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天命汗佟·努尔哈赤仍然力主迁都沈阳，他指出：“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佟·努尔哈赤综合考察了历史与地理、社会与自然、政治与军事、民族与物产、形胜与交通等因素，而做出迁都沈阳的重大决策。从此，沈阳第一次成为都城。
佟·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辽河地域的经济开发。他注重采猎经济，发明人参煮晒法，使部民获得厚利，“满洲民殷国富”。他关注采炼业，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建州“始炒铁，开金、银矿”，开始较大规模地采矿、冶炼。他尤为重视手工业生产，包括军器、造船、纺织、制瓷、煮盐、冶铸、火药等。明朝也称其“制造什物，极其精工”。他对进入女真地区的工匠“欣然接待，厚给杂物，牛马亦给”。他曾说，有人以为东珠、金银为宝，那是什么宝呢！天寒时能穿吗？饥饿时能吃吗？……收养能制造出国人所制造不出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迁都沈阳后，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开发，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并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成为陪都。似可以说，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地带的区域经济开发，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是其经始者。
佟·努尔哈赤一生打过十二次大胜仗，留下十大历史功绩，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光彩夺目。人们在谈论佟·努尔哈赤时，多沉迷于他巅峰时刻的辉煌，却常常忽略他攀援过程的艰辛。
佟·努尔哈赤幼年丧母，继母那拉氏刻薄寡恩。家里并不和睦，兄弟们闹着分家。父亲佟·塔克世听了继母挑唆，给他的产业极少，不够维持生活。佟·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吃尽了苦，挖人参、采蘑菇、拣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活。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佟·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逝世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佟·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要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明朝辽东的政治中心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解送到北京问斩。王杲逝世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农历2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佟·努尔哈赤的祖父佟·觉昌安。佟·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部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佟·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导引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果然，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佟·觉昌安和佟·塔克世也不幸逝世于战火。
佟·努尔哈赤得到父、祖蒙难的噩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质问明朝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派官员谢过说：“非有意也，是误杀耳！”明军送还佟·觉昌安和佟·塔克世的遗体，朝廷赏给佟·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还封他为指挥使。但是，佟·努尔哈赤怒气难消，当时又不敢直接与明朝冲突，便迁怒于尼堪外兰。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农历5月，佟·努尔哈赤以报父、祖之仇为名，以“十三副遗甲”，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
经过十二次大型的战役和许多不同规模的大小战斗，这位苦难青年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成为后金大汗。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成功，需要多种综合因素。佟·努尔哈赤的成功，一个前提是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寡恩，使他养成自立的性格；马市交易，使他大开眼界，广交朋友；父、祖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的征服之路。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是个概数，三百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兵败。女真的东面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端腐败。总之，佟·努尔哈赤处于三百年一遇的大天时。萨尔浒大战之胜，原因之一在于得天时。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农历3月1日，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照原定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军队则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佟·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和地利，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击破，夺得最后胜利。
赫图阿拉是一个山环水绕、气候温湿、土壤 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一百公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佟·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外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皮毛、人参、林木、矿藏等，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地利；佟·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佟·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发挥骑兵、弓箭和长刀大枪的优势，变不利为有利，取得了最后胜利。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大汗佟·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皇帝、泰昌皇帝、天启皇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佟·努尔哈赤则针锋相对，采取一个“合”字。明朝将领熊廷弼曾说：“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
佟·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面。佟·努尔哈赤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候对方又有一个人叫洛科，一箭射到佟·努尔哈赤脖子上了。那支箭带反钩，他往下拔箭，立刻血流如注。他拄着弓从房顶一步一步下来后就休克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都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法。佟·努尔哈赤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不仅给两人松绑，还都授了官。别人一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免，都可以授官，那他的自己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了，更可以升官了！因此大家都同心协力地效忠佟·努尔哈赤，在战场上勇敢杀敌。
叶赫老女是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长得比较漂亮，为了联络建州，十三岁就许给佟·努尔哈赤了。但是许婚之后并不把她嫁过来，而是随后又许给哈达的贝勒、辉发的贝勒、乌拉的布占泰，结果这三个部落都被努尔哈赤灭掉了。蒙古扎鲁特部的介赛也要娶她，叶赫老女誓死不从。介赛就要报复。布扬古又把他妹妹许给喀尔喀部达尔汉贝勒的儿子，叫莽古尔岱。建州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贝勒们非常气愤，认为这个女人许给佟·努尔哈赤已经二十年了，现在又把她许给莽古尔岱，真是奇耻大辱！要发兵把她夺回来。佟·努尔哈赤说，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可以打他，可为了一个女人打他不好。这个女人最早是许配给我的，我都没那么生气，你们那么生气干什么？结果三十三岁的叶赫老女就嫁给了蒙古的莽古尔岱。这件事情反映了努尔哈赤能够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叶赫族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攻击佟·努尔哈赤，当时兵分三路向建州古勒山而来。过了浑河之后，晚上军队支灶做饭，灶火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探骑回报时脸色都变了，因为当时佟·努尔哈赤的兵力还不满一万，建州官兵都人心惶惶。佟·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时已经是晚上，他听后照常打着呼噜就睡着了。妻子富察氏赶紧把他推醒，说：“敌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佟·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着吗？起先我不知道这九部联军什么时候来，老是惦记这事。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以后又呼呼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祭堂子，尔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了古勒山之战的胜利。
清朝初期有“三祖一宗”之说，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和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佟·努尔哈赤是大清帝国的奠基人，所以庙号太祖；顺治皇帝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所以庙号世祖；康熙皇帝文经武略，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使中华大一统，所以康熙的庙号是圣祖。而爱新觉罗·皇太极却只得到一个“宗”字。
当佟·努尔哈赤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命运却让他意外地遭遇了明朝的书生将领袁崇焕，他的辉煌人生不得不在悲剧的氛围中谢幕。
佟·努尔哈赤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战役，所向告捷，攻无不克。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佟·努尔哈赤大败明朝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了明朝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熊廷弼因兵败失地而被斩，传首九边；王化贞也因兵败弃城而丢官，下狱论死。明廷派天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出关赴任，巡察边务，整顿部伍，储备粮料，积极防御。他起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加强战备。整整四年，没有大的战事。然而，孙承宗是东林党的领袖，与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不两立，虽然身为帝师、大学士，但在党争中也受到排挤，后辞官回京。接替孙承宗任辽东经略的，是阉党分子高第。高第上任后，采取消极防御方略，命令山海关外的兵力全部撤到关内。明军官兵，弃城丢械，涌向关内，兵民塞路，哭声震野！而身为宁前道的袁崇焕却拒不从命。当时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军队在辽西失陷广宁后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后金军进攻明朝首当其冲的就是宁远城。袁崇焕率领万余兵民，独守孤城宁远。他将新从海外引进的西洋大炮(红夷大炮、红衣大炮)安放在城上；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将城外的商民、粮草都撤到城内，焚毁城外房舍；军民联防、巡逻放哨、运送火药；激励士气、刺血宣誓，激以忠义，并亲自向官兵下拜，官兵都决心与袁崇焕同死生、共赴难。袁崇焕一切布置妥当，静待敌人来攻。
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农历1月，六十八岁的佟·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渡过辽河，如入无人之境，向孤城宁远猛扑而来。守城统帅袁崇焕年四十二岁，进士出身，没有指挥过作战。1月23日，努尔哈赤命离宁远城五里处安营，横截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大路。佟·努尔哈赤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先放回被俘汉人捎劝降书给袁崇焕说：献城投降，高官厚赏；拒绝投降，城破身亡！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1月24日，佟·努尔哈赤派兵猛力攻城。城堞上，箭密如雨；悬牌上，矢镞如猬。后金兵攻城不下，佟·努尔哈赤命军士冒死凿城挖洞。后金兵将城墙凿开三四处高约两丈的洞口，明朝守军抛火球、扔火把烧挖城之敌。当城墙快被挖穿时，袁崇焕亲自带兵用铁索裹着棉絮蘸油点燃，垂下来烧挖城之敌。他的战袍被射破，肩臂受伤，仍旧坚定指挥，不下火线。1月25日，当后金兵再次集结时，袁崇焕命令用红夷大炮从城上往下轰击，重创了后金八旗军。而佟·努尔哈赤对这种新引进的西洋大炮一无所知，毫无准备。炮火过之处，死伤狼籍，官兵害怕，畏缩不前。佟·努尔哈赤亲自督阵，后金将领持刀驱兵向前，快到城下，畏炮又退。袁崇焕命令炮兵用红夷大炮对旌旗密集处猛轰。据史料记载：宁远城上西洋大炮击中黄龙幕，伤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清官兵抬去，放声大哭。后来清史学界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大头目”就是天命汗佟·努尔哈赤。
佟·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装备和设施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而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兵，图刻期攻取。但是，宁远不同于广宁，袁崇焕也不同于王化贞。佟·努尔哈赤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后金有一位叫刘学成的人，上书分析宁远之败的原因。他直言陈明：“因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天命汗努尔哈赤骄傲轻敌，致使兵败宁远)。”
胜利往往会腐蚀聪明，权力会冲昏头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在晚年被胜利和权力腐蚀了聪明、冲昏了头脑，犯下错误，吞下苦果。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农历1月的宁远之败，是佟·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致命挫折。此后，努尔哈赤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农历8月11日，佟·努尔哈赤在奉天(沈阳)东二十公里的叆福陵隆恩门鸡堡忧愤而死。史籍《左传》中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佟·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必然。
佟·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些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有效地结合起来，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他在将上述的社会需要、群体愿望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由意向转化为实际的过程中，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他在南有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北有海西。
佟·努尔哈赤没有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衣称朕，挥师西进，迁鼎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与精神这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结、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建立和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下基石。至于大清王朝奠基礼的完成，还有待于他的儿子皇太极。
佟·努尔哈赤简档：
属 相：羊
谥 号：初谥武皇帝，改谥高皇帝
庙 号：清太祖
陵 寝：福陵(沈阳东陵)
父 亲：明朝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佟·塔克世
母 亲：喜塔拉氏，后尊为宣皇后
初 婚：十九岁
配 偶：佟佳氏等十六人
皇 后：叶赫那拉氏
子 女：十六子，八女
继位人：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公元1592～1643年)，满族；佛阿拉城人(今辽宁新宾永陵镇二道河子村)。著名清朝第二位皇帝，后金天聪汗，清太宗，执政时间从公元1626～1643年为期十七年，终年五十二岁。
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开始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极，是满清王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爱新觉罗·皇太极原为正白旗主旗贝勒，在当时的四大贝勒中居第四。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争得嗣位，并于天命十二年(公元1627年)改元天聪。先后剥夺阿敏、莽古尔泰等诸贝勒大权，废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旧制，提高君权；仿明朝政制，设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完备中央各种机构；收降和笼络蒙汉官僚贵族，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吸收汉族文化，主持创制有圆点的新满文；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利用喇嘛教，笼络蒙藏；东攻朝鲜，西击察哈尔，统一漠南、漠北；屡次派兵突破长城，深入内地，攻打明朝。
后金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动了大规模的松锦之战，重创了明军主力。
后金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爱新觉罗·皇太极迫临山海关。次年(公元1643年)暴卒，逝世后葬沈阳昭陵，谥号“文皇帝”，庙号“太宗”。
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废除“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又于次年(公元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称皇帝，年号“崇德”。
值得一提的是，当佟·努尔哈赤被明军击伤归天后，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了给自己的家族找一个符合当前身份和以后发展的“贵族血统”，最后给佟·努尔哈赤确定的姓氏为“爱新觉罗”，其汉语含义是“金”，定姓为“爱新觉罗”的目的，就是表明自己是前朝金国的皇族后裔，以此来说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从此清朝正统皇族的姓氏统一为“爱新觉罗”氏。
爱新觉罗·皇太极生活的时代，中国政坛上有四个并世人物：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一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再一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的民族或集团利益，参与了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终年四十三岁；崇祯帝逼迫皇后自杀、砍伤亲生女儿、逃至煤山自缢，终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在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后败死在九宫山，终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等人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爱新觉罗·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
爱新觉罗·皇太极成为最大的赢家绝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他都显然比对手要技高一筹。
㈠、文治：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文治的棋盘上，调整社会关系，革弊图新，有四步高棋：
⑴、革除弊政，调剂满汉：
佟·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错误政策：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等，遭到了辽东地区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族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牲畜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族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佟·努尔哈赤却没有停止对汉族人的奴役和屠杀，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园荒芜，“民将饿死”，且寇盗横行。
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其父汗佟·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大力做出调整：
对待汉民，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族诸民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等，结果使“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对于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有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逝，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爱新觉罗·皇太极则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爱新觉罗·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是一个例子。“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有奏事不当之处，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皇太极就认可。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味，想起老父亲，停箸不食。爱新觉罗·皇太极明白了他的心思，立即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内秘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之始。
对待汉儒，“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才能智慧，谁就能战胜对手。大明有人才却不能用，大顺没有鸿儒俊彦，牛金星也不过是个举人，而决定大清将来能否在这场龙虎争斗中取胜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大量地拥有人才。佟·努尔哈赤对明朝生员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隐匿得免者”约有三百余人，都沦为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爱新觉罗·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生员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就是后金科举考《清太宗圣训》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尽被“拔出”，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又举行汉族人生员考试，取中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的反响十分强烈，“仁声远播”。
⑵、命族名为满洲，建国号大清：
爱新觉罗·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史册永存。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10月13日，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
另一件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
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农历4月1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爱新觉罗·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佟·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佟·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爱新觉罗·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所有臣民的皇帝。
⑶、南面独坐，完善体制：
随着大清的发展，爱新觉罗·皇太极改革并完善政权机构。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君主极权；二是巩固和完善八旗制度，由于满族人口少，遂逐步设立八旗汉军，以管理众多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蒙古衙门(清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以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⑷、创建重军，对抗明朝：
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称作“红夷大炮”；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农历1月，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有了自己制造的重型兵器，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之后，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八旗军中设置了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炮兵。从此，清军拥有强大的骑兵而明军没有，而明军有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有，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样，爱新觉罗·皇太极纠正了他的父亲晚年所犯下的兵种单一的错误，使得后金军政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爱新觉罗·皇太极逝世后被谥为“文皇帝”，这个“文”字恰恰说明他一生文治功业的特征。
㈡、武功：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武功的棋盘上，四面出击，开拓疆域，也有四步好棋：
⑴、向东出兵，两征朝鲜：
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农历1月，爱新觉罗·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了朝鲜都城平壤。农历3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下“兄弟之盟”。
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朝不从的表现。于是又在农历12月，爱新觉罗·皇太极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皇太极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爱新觉罗·皇太极也率军逼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农历1月李倧被迫请降，奉清国为正朔，向清帝朝贡。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清朝同朝鲜的“君臣之盟”。 爱新觉罗·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违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南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⑵、向北用兵，征抚索伦：
爱新觉罗·皇太极多次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皇太极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族首领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今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结雅河)的多科屯。爱新觉罗·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使他成了额驸(驸马，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后金崇德年间，爱新觉罗·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联邦阿尔巴津)、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最终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爱新觉罗·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截其逃路，将率众逃到齐洛台(今俄罗斯联邦赤塔)的博穆博果尔擒获。爱新觉罗·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均归属于清朝。
⑶、向西用兵，三征蒙古：
明清之际的蒙古分为三个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其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佟·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佟·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
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其主要目标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
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到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到兴安岭。四年后，爱新觉罗·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林丹汗闻讯，惊慌失措，星夜逃遁。皇太极回军，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牲畜十余万。此后，察哈尔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出痘病逝。
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印玺是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元顺帝逝世之后，玉玺失落。二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宝玺。后来宝玺辗转到了林丹汗手中。爱新觉罗·皇太极得到“一统万年之瑞”，如同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上天的认可，自然大喜过望。他亲自拜天，并告祭太祖福陵。昔日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
⑷、向南用兵，五入中原：
爱新觉罗·皇太极向明朝用兵，先后取得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的胜利，并五次向关内用兵。
第一次是在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爱新觉罗·皇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地区，攻破大安口，围攻北京城。
第二次是在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山西宣府、大同一带。
第三次是在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到北京延庆、入居庸、取昌平、直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绕明都，蹂躏京畿。此役，清军阿济格奏报：凡五十六战皆捷，共克十六城，俘获人畜十七万。他们凯旋时，“艳服乘骑，奏乐凯归”，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以戏藐大明皇朝。
第四次是在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派多尔衮率军入关，兵锋直到山东济南。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转战一千余公里，攻克济南府城暨三州、五十五县，获人、畜四十六万。
第五次是在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爱新觉罗·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一带，俘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三十而万余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雄奇的。
但他多次派兵入塞，屠城、杀戮、焚毁、抢掠，却是兵略中之最下者。
㈢、谋略：
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什么能取得上述的文治武功？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谋略。谋略是关乎政治家、军事家心智高下、事业成败、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大事。
⑴、精心谋划，继承汗位：
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佟·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佟·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爱新觉罗·褚英。佟·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所以，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此外，还有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二贝勒爱新觉罗·阿敏、三贝勒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四贝勒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齿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因为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长期而巧妙地运用了谋略。
当时的形势是：二贝勒爱新觉罗·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佟·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爱新觉罗·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
三贝勒爱新觉罗·莽古尔泰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爱新觉罗·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种人，名声差，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
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爱新觉罗·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佟·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爱新觉罗·代善。
爱新觉罗·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
据说，佟·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告讦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还在深夜外出宫院。佟·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爱新觉罗·皇太极藉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遭到惩处。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佟·努尔哈赤的宠爱。
大福晋就是多尔衮、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十二岁嫁给佟·努尔哈赤，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她当时三十七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爱新觉罗·阿济格二十二岁、爱新觉罗·多尔衮十五岁、爱新觉罗·多铎十三岁。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爱新觉罗·皇太极争夺皇位。要削弱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佟·努尔哈赤逝世后，爱新觉罗·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阿巴亥逝世后，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爱新觉罗·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看来，佟·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爱新觉罗·多尔衮逝世后议罪，一大罪名就是曾说：“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所以，爱新觉罗·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至今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
爱新觉罗·代善失势、爱新觉罗·多尔衮失母，使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的儿子贝勒爱新觉罗·岳讬、爱新觉罗·萨哈璘到其父爱新觉罗·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爱新觉罗·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爱新觉罗·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爱新觉罗·阿敏、三贝勒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爱新觉罗·皇太极经过长达十五年的精心谋划，终于登上大位。
爱新觉罗·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分值。尔后，爱新觉罗·皇太极除掉了二贝勒爱新觉罗·阿敏、三贝勒爱新觉罗·莽古尔泰，胁服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终于“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
⑵、一后四妃，笼络蒙古：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盛京立了五宫：“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分属于蒙古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爱新觉罗·皇太极娶异民族的“一后四妃”，主要是出于笼络蒙古的政治考虑。
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成婚那年，爱新觉罗·皇太极二十三岁，博尔济吉特氏十五岁。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后，博尔济吉特氏成为后金第一夫人，称中宫：清宁宫大福晋。
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登上皇帝宝座后，妻以夫贵，博尔济吉特氏就成为了中宫皇后。
当时爱新觉罗·皇太极宠爱的还有四位皇妃：第一位是关雎宫(东宫)宸妃，博尔济吉特氏，是中宫皇后的侄女，也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姐姐，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同爱新觉罗·皇太极结婚。这时她已二十六岁，爱新觉罗·皇太极也已四十三岁。第二位是麟趾宫(西宫)贵妃那木钟，为蒙古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她原是蒙古林丹汗囊囊福晋，林丹汗逝世后投顺后金。同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娶囊囊福晋为妻。那木钟贵妃后生下一子名博穆博果尔和一女。她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及其王妃，日后演绎出一段生动离奇的故事。第三位是衍庆宫(准东宫)淑妃巴特马·璪，原是蒙古察哈尔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林丹汗逝世后，她携部众降金，不久被皇太极纳娶。她抚养蒙古一女，爱新觉罗·皇太极后来“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第四位是永福宫(准西宫)庄妃，俗称大庄妃，名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又是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侄女，关雎宫宸妃的妹妹。庄妃十四岁嫁给爱新觉罗·皇太极，这年爱新觉罗·皇太极三十四岁。爱新觉罗·皇太极即皇帝位后，封她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生下一个儿子福临，即后来的顺治皇帝，这年她二十八岁，就是将来著名的的孝庄皇太后。
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了联络蒙古，以次女下嫁林丹汗之子额哲，命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娶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为福晋，长子爱新觉罗·豪格及二兄爱新觉罗·代善、七兄爱新觉罗·阿巴泰分别同察哈尔部联姻，从而构成错综复杂的姻盟。
⑶、松锦用兵，精于谋略：
后金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开始在辽西同明军进行决战。清军围困了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告急。明崇祯帝派洪承畴为总督，率八位总兵、十三万步骑、四万马匹，解锦州之围。洪总督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兵略，于后金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农历7月进军至松山。两军初战，“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失利，几至溃败。败报传到盛京，爱新觉罗·皇太极带病急援。史载：“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椀(碗)”，鼻子流血不止，用椀接着，但马不停蹄，昼夜兼行二百五十余公里赶到松山。他重新作了部署：埋下伏兵，断敌退路；袭劫积粟，断敌粮道；高桥设伏，击敌逃兵；大路列阵，截敌援兵。结果经过激战，获大胜。史籍《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此战后，洪承畴被迫退缩到松山城中。后清军破城，洪承畴被俘。明朝得报洪承畴殉国，朝廷祭奠、褒扬，结果不曾想洪承畴却投靠了清朝，闹了一个大笑话。
自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抚顺第一次交锋，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三十年间，对明清两朝兴亡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主要是三大战役，这就是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和松锦之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正式军事冲突的开端，标志着双方军事态势的转化：明朝辽东地区在军事上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沈辽之战是明清两朝激烈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政治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地区统治的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的确立。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清两朝在辽东地区军事冲突的结束，双方在辽西地区军事僵局的打破：明军丧失关外的军事凭藉，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下基础。
⑷、设反间计，除袁崇焕：
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件事很值得大书一番，这就是巧设反间计，除掉问鼎中原的关键障碍袁崇焕。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农历1月，佟·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攻而未克，反而受伤，不久郁郁而死。爱新觉罗·皇太极曾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父汗死了，爱新觉罗·皇太极当然要报仇！于是，他发动了宁锦之战。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农历5月，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宁远、锦州两次战役中皆遭惨败。
宁远、宁锦两役的失败，使爱新觉罗·皇太极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通道上的“拦路虎”。所以，皇太极用了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城；调动袁崇焕“勤王”来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10月，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远途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的袁崇焕被明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他曾奏报，辽东防守坚固，清军不会通过；但蓟镇一带防务空虚，应当加以重视。朝廷对他的奏报未予理睬，兵部官僚们反而将其策尘封起来。当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了爱新觉罗·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他急点九千骑兵，日夜兼驰，前来救援，同敌决战，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中箭头的衣甲就像刺猬皮似的。袁崇焕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
此时爱新觉罗·皇太极开始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此计在史籍《清史稿·鲍承先传》中有记载：“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农历12月1日，愚蠢的明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九门紧闭。袁崇焕坐在筐里，被人吊到城上。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崇祯皇帝并未议饷，而是下令将他逮捕，下锦衣卫狱。第二年农历8月16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崇祯皇帝此后再无良帅可用。
据史籍《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愚昧的人们咬牙切齿，蜂拥抢买从袁身上割下的肉就酒喝，喝一口，骂一声。当然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也说明了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此一事件直到清朝政府开始撰修《明史》，编修们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还是由乾隆大帝给予的平反。
爱新觉罗·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得大明崇祯皇帝“自毁长城”。在史籍《明史·袁崇焕传》中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叹为观止。这自然与其先天禀赋有关，但所处环境和人生经历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爱新觉罗·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叶赫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叶赫那拉·孟古，称孟古格格。她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归天。十九岁的爱新觉罗·皇太极自此失去母爱。叶赫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所致。孟古从结婚到患病、逝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逝世于非命。佟·努尔哈赤命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归还。从此建州与叶赫一族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觉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要求见生母一面。佟·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部迎接，但叶赫贝勒不许。孟古终未得见生母，抱憾九泉。
爱新觉罗·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四个叔父，仅二叔穆尔哈齐门下就有十一个堂兄弟，三叔舒尔哈齐门下有九个堂兄弟，其中阿敏贝勒门下有六位侄子、济尔哈朗贝勒门下有十一位侄子。而他又有十五位同父异母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出，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本部人，唯独其生母是叶赫部，而叶赫族又同建州结下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爱新觉罗·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有着许多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第一，爱新觉罗·皇太极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叶赫那拉氏是一位聪明灵秀的格格。受遗传的影响，他聪敏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外公)都名不见史传，这个背景增强了他政治上的自信心。
第二，少年丧母，使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生活中遇到过多的艰难与困苦，磨炼了他的独立性格与顽强意志。
第三，没有母亲呵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养成爱新觉罗·皇太极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沟通与协调的能力。
第四，爱新觉罗·皇太极因舅父同建州有世仇，长期冤怨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成他长于心计。
少年丧母，自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然而，挫折于懦弱者会磨损意志，于坚强者会愈挫愈奋。以清初的四位君主来说，清太祖佟·努尔哈赤十一岁丧母，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六岁丧父，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八岁丧父、十岁丧母。佟·努尔哈赤虽少年丧母，却锻炼了独立品格。同样，爱新觉罗·皇太极失去母亲的关爱，却促使他学习、仰慕父汗，也更锤炼他独立、慎思、顽强、拼搏的品格。可以说：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对内辖制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能够挫败群雄，是同他挫折长智慧、困厄磨意志的特殊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五十二岁的盛年(公元1643年)却遽然辞世，他离世的当天，还在进行政务活动。天不假年，使他无缘端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去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美梦。他逝世后葬在昭陵，陵前的石像中有一对石马，就是“昭陵二骏”，相传是仿照爱新觉罗·皇太极生前喜爱的坐骑大白、小白二骏雕制的。
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时代的结束和奠基工程的完结。清太祖、清太宗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史籍《清史稿·太宗本纪》中对爱新觉罗·皇太极的评价是：“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这个评论，大体公平。
但是，再杰出的英雄也有失算之处，史籍《清史稿》就明确指出爱新觉罗·皇太极“储嗣未定”和“大勋未集”两大遗憾。
爱新觉罗·皇太极简档：
属 相：龙
谥 号：清文皇帝
庙 号：太宗
陵 寝：昭陵(沈阳北陵)
父 亲：清太祖佟·努尔哈赤
母 亲：叶赫那拉氏，后尊为孝慈高皇后
初 婚：二十二岁
配 偶：博尔济吉特氏等十六人
皇 后：博尔济吉特氏
子 女：十一子，十一女
继位人：第九子爱新觉罗·福临
爱新觉罗·福临：(公元1638～1661年)，满族；辽宁沈阳人。著名清朝第三位皇帝，入关第一代皇帝，顺治皇帝，清世祖，在位时间从1644～1661年为期十八年，终年二十四岁。
爱新觉罗·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后金崇德三年，逝世于清顺治十八年。他在后金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8月在辽宁沈阳即位，改元“顺治”。清朝正式起称皇帝者，从爱新觉罗·福临开始。
顺治皇帝即位后，由叔父爱新觉罗·多尔衮辅政。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爱新觉罗·多尔衮出塞射猎时逝世于塞外，年仅十四岁的爱新觉罗·福临提前亲政。顺治皇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开创倚重汉官先河。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
但顺治皇帝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感情脆弱，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佛教禅门的皇帝。
爱新觉罗·福临六岁登极，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少年爱新觉罗·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临”。
㈠、大清皇位：
后金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农历8月9日夜亥刻， 爱新觉罗·皇太极带着“储嗣未定”的遗憾猝死。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白天还处理政务，夜里就离开了人世。他死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继位。由于事出突然，诸王贝勒们也没有一点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忙乱和哀悼，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在皇宫崇政殿打响。那一天是8月14日，也就是爱新觉罗·皇太极逝世后的第六天。
佟·努尔哈赤有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由满洲贵族们来讨论决定。当时主要有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四个亲王，就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还有三位郡王，就是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和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当时，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和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爱新觉罗·豪格(公元1609～1648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为爱新觉罗·皇太极长子，三十五岁(比爱新觉罗·多尔衮年长三岁)，正值壮年；第二，人才出众，史称他“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第三，久经战阵，屡获军功；第四，爱新觉罗·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拥护爱新觉罗·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贝勒大臣更是誓死效忠。
爱新觉罗·多尔衮(公元1612～1650年)的有利条件主要是：第一，是佟·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弟，三十二岁；第二，受到父亲的钟爱。据史书记载，佟·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爱新觉罗·代善摄位。而爱新觉罗·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三，爱新觉罗·多尔衮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这两个旗支持爱新觉罗·多尔衮；第四，有二位胞兄弟爱新觉罗·阿济格和爱新觉罗·多铎的支持，在满清七王中，爱新觉罗·多尔衮兄弟占了三个席位；第五，爱新觉罗·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屡立大功。
八旗甲胄从实力对比看，爱新觉罗·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其余三旗中，爱新觉罗·代善父子掌管的正红和镶红两旗、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其意见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意见了。
农历8月14日黎明，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爱新觉罗·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即护军营，为禁军中护卫皇帝的部队)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其牛录下的护军，备好甲胄弓矢，护卫大清门。议商皇位继承人的贵族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由当时六十一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主持。黄旗索尼和鄂拜首先倡言“立皇子”，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其资历不够，令他们退下。索尼和鄂拜虽然退出，但两黄旗巴牙喇包围了宫殿。两黄旗暂时占了上风。但两白旗并不示弱，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弟兄发言，力劝爱新觉罗·多尔衮即帝位。爱新觉罗·多尔衮见形势紧张，正在犹豫。爱新觉罗·多铎声言：“你如果不答应，应当立我。我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上！” 爱新觉罗·多尔衮不同意立多铎，说：“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名字也在遗诏里，不独王(爱新觉罗·多铎)也！”爱新觉罗·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这时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则表示自己老了，提出爱新觉罗·豪格为“帝之长子，当承大统”。爱新觉罗·豪格觉得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可定。于是，表示谦辞，说：“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他本来是假意谦让，想让众人“坚请不已”，然后顺势登上皇帝宝座，这样不是显得既谦恭又众望所归吗？但是，两白旗并不相让，因此他内心愤懑，随即暂退。在争执激烈的气氛下，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说：“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这时，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见形势不对，以年老不预朝政而离席，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随后以不立爱新觉罗·多尔衮而退出，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沉默不发一言。这就出现“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局。
在这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爱新觉罗·豪格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爱新觉罗·多尔衮权衡利弊：如果自己强行继位，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让爱新觉罗·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而让年幼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则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利：打击爱新觉罗·豪格，自己摄政，避免内讧。所以，爱新觉罗·多尔衮说：“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皇子当中爱新觉罗·豪格提出他不继位，那就请爱新觉罗·福临继位。爱新觉罗·福临年纪小，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和我辅政。”面对如此提议，爱新觉罗·豪格也不好反对。于是，年龄才爱新觉罗·六岁的福临便意外地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
㈡、问鼎燕京：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皇陵。在农历3月19日黎明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裸足奔到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自缢而死，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大明皇朝实际上灭亡了。
当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今辽宁沈阳)后，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急召智囊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逝世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在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上说：“大清的军队是为明朝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明朝的百姓的。现在大清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大清者还官复原职；百姓投奔大清者还重操旧业。大清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明朝百姓！”之后，摄政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于农历4月9日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十四万大军，直奔山海关。
这时，山海关聚结着三大军事集团：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近十万明军，一个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二十万大军，另一个便是多尔衮所率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即大明、大顺、大清。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4月21～23日，三方展开了山海关大战。结果吴三桂突然降清，转而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
爱新觉罗·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以吴三桂军为先导，率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沿途官兵皆献城投降，奉表称臣。李自成则于农历4月26日败归北京，在4月30日匆匆称帝，然后放火烧毁紫禁城一些宫殿，弃京西走。农历5月2日，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轻松进入北京城。爱新觉罗·多尔衮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
爱新觉罗·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爱新觉罗·多尔衮以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这时年方七岁的顺治皇帝，自然采纳爱新觉罗·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同年农历10月1日，顺治皇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两辈多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却由七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实现了。他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爱新觉罗·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于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爱新觉罗·福临戏剧性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十八年。这十八年中他做了八年傀儡，其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在发号施令；后十年才逐步实现乾纲独断，当上了主角。
㈢、顺治王朝：
在清顺治朝的十八年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是其六大弊政；而定鼎北京保护皇宫，攻占南京统一中原，废除三饷兴利除弊，亲善蒙古治理西藏，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崇文兴教倾心汉化，则是其六大功绩。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说是毁誉参半。
爱新觉罗·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十分短促，二十四岁时就匆匆谢幕。爱新觉罗·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
顺治皇帝的生母，就是有名的庄妃，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慢清孝庄太后。她十三岁嫁给爱新觉罗·皇太极，后来住在永福宫，被封为庄妃，所以称她为永福宫庄妃。爱新觉罗·皇太极登极为天聪汗时，她才十四岁。爱新觉罗·皇太极逝世，刚满三十周岁就守寡，是她的不幸；但她的大幸却是儿子做了皇帝，自己则做了皇太后。庄妃本身不是皇后，儿子也不是皇长子，却一口吞下两枚幸福之果～～儿子做皇帝和自己当太后。在当时，一个三十岁的寡妇带一个六岁的儿皇帝实在是不容易，她深知，同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搞好关系才是自己最为稳固的靠山。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在史籍《清史稿·后妃传》中仅有四句话的记载：第一句是“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这是例行公事；第二句是“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这也是例公事；第三句记载：“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这仍是例行公事；第四句记载：“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仅仅以上四句话、六十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大帝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七百多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皇帝同母后的关系并不太协调，原因是：
第一，顺治皇帝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
第二，顺治皇帝的皇后是母后和叔父爱新觉罗·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皇帝不喜欢，因此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顺治皇帝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皇帝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不行。后来再立一个皇后，顺治皇帝还是不喜欢。在皇后问题上母子有矛盾。
第三，顺治皇帝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太后干涉，母子又发生矛盾。
第四，顺治皇帝放着皇帝不做，要出宫做和尚，母后当然坚决反对。
第五，母后同爱新觉罗·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小皇帝心里不愉快。总之，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爱新觉罗·福临的登极，既是有幸的，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小小年纪，大福降临，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个儿童皇帝，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叔父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支持，他无法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只要有爱新觉罗·多尔衮在，他就要生活在皇叔摄政睿亲王的阴影里，有名而无实。
未成年的小皇帝，起初还有两把保护伞：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有皇兄爱新觉罗·豪格作为坚强后盾。摄政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经过几年谋划，运用各种手段对这些小皇帝的保障，同时也是自己的阻碍的政治势力，逐个加以翦除。
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一步，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这样一来，二位摄政王就凌驾于诸亲王、郡王、贝勒之上。第二步，独揽大权。谕告各衙门办理的事务，有需要向睿、郑二王报告的，都先向睿亲王汇报。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多尔衮实际上成了“首席摄政王”。第三步，分化黄旗。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4月1日，爱新觉罗·多尔衮利用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豪格，把爱新觉罗·豪格定罪幽禁。通过这个案子，将爱新觉罗·豪格进行降罚。对像索尼这样豪格的两黄旗亲信，或处以死刑，或籍没家产，或贬官远放。而对首先讦告者，给予升官、晋爵。这就严重地分化、削弱了两黄旗。第四步，整死爱新觉罗·豪格。爱新觉罗·豪格的存在，对于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先是，尽管爱新觉罗·豪格被废降罚，但在清军入关用人之际，还是让爱新觉罗·豪格随军从征。爱新觉罗·豪格作战勇敢，立下大功。顺治在北京登极，分封诸王大臣，复封爱新觉罗·豪格为和硕肃亲王。不久，派爱新觉罗·豪格西征。爱新觉罗·豪格下西安，平陕西。又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农历2月，爱新觉罗·豪格凯旋归京，即被讦告。爱新觉罗·多尔衮藉此又将爱新觉罗·豪格定罪，下狱。农历3月爱新觉罗·豪格猝死，终年三十九岁。一说爱新觉罗·豪格带了大军凯旋的时候，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被用弓弦给勒死的。还有一种传说是在凯旋的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设伏兵把爱新觉罗·豪格给杀了。爱新觉罗·多尔衮杀掉爱新觉罗·豪格后，还霸占了爱新觉罗·豪格的妃子作为自己的福晋。
经过一番经营，爱新觉罗·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皇帝也真正成了孤立无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帝。而小皇帝的处境则危如累卵，只有仰人鼻息，任人摆布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王做了七年，在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农历12月逝世于喀喇城。第二年农历1月，顺治皇帝亲政。在农历2月就宣布爱新觉罗·多尔衮十大罪状。籍其家产，罢其封爵，撤其庙享，诛其党羽。不仅如此，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记》一书记载说：据传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坟被挖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还用棍子击打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尸体，用鞭子来鞭尸。更有甚者，把他的头割下来，令他身首异地，说明顺治皇帝对爱新觉罗·多尔衮之恨可谓咬牙切齿，因此让其“再毙一遭”。
㈣、不幸人生：
史籍《清史稿·后妃传》终记载顺治皇帝有两个皇后、十五个嫔妃。但他的婚姻生活是个悲剧。
顺治皇帝先后册立了两位皇后。一位是他母亲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爱新觉罗·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二人性格不合，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农历5月，年十四岁，聘为妃，农历6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顺治皇帝的责斥。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皇帝真正视为国色天香、红粉知己的是董鄂妃。顺治皇帝对董鄂妃可谓是一见钟情，至死不渝。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一是晋升之速和典礼之隆。董鄂氏在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农历8月25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即9月28日再晋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到了12月6日，顺治皇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因为册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二是尽改恶习、专宠一人。据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少年爱新觉罗·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可见，爱新觉罗·福临确实沾染了满洲贵族子弟那种好色淫纵之习。可是奇迹出现了，自从遇到董贵妃后，少年天子变得专一起来。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可谓“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昭阳殿里，八百无双”，真是六宫无色、专宠一身。
可惜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生了一个男孩儿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一病不起，二十二岁就告别了深爱着她的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顺治皇帝辍朝五日，追谥其为端敬皇后。并在户部资金极为短缺的情况下，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三十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自己的爱妃。同时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顺治皇帝让学士撰拟祭文，“再呈稿，再不允”。后由张宸具稿，“皇上阅之，亦为堕泪”。以顺治皇帝名义亲制的董鄂妃《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洁品慧德。董鄂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四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
㈤、精神寄托：
顺治皇帝在明清两朝二十八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稣会士、笃信佛教的皇帝。大体说来，顺治皇帝亲政后，前七年间汤若望的耶稣会士势力影响较大些，后四年间佛教和尚势力影响较大些。
顺治皇帝尊崇耶稣会士，是受汤若望的影响。汤若望(JoannesAdamSchallvonBell)，耶稣会士，德国人，明崇祯年间被征邀参与天文历法推算，并设馆于今北京宣武门内南堂。明亡清兴，北京内城原居住民要迁往外城。汤若望以馆内藏经、像为由，上书请求缓迁。他意外地得到谕准的满文谕告，贴在堂门，得以免迁。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受命修正历法。新历 法称《时宪历》，修成颁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衔，成了清朝的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顺治皇帝亲政后，汤若望不仅给皇太后治好了病，还给顺治皇帝的未婚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好了病。孝庄皇太后非常感谢他，请他参加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皇帝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皇太后还将汤若望赠给她的十字圣牌挂在胸前。此后，顺治皇帝一方面向汤若望请教天文、历法、宗教等学问，另一方面向他请教治国之策。在清顺治十三、十四年间，顺治皇帝曾二十四次亲访汤若望的馆舍，长时间晤谈。汤若望也没有辜负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先后向顺治皇帝呈递了三百多件奏帖，陈述自己的建议和见解，其中许多谏言被顺治皇帝采纳。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风，语言慈祥的奏疏。他对朝廷大臣说，汤若望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不像有的大臣讨好国君是为了得到功名利禄。
顺治皇帝同汤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关系。顺治皇帝允许汤若望随时进入内廷，他也常到北京宣武门内汤若望的住所研讨学问，参观书房，游览花园，共进便餐。顺治皇帝十九岁的生日是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的，他们欢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顺治皇帝因为宠信汤若望，给他封了许多职爵：先加太仆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赐号“通玄教师”。后又加封通政使、晋光禄大夫，升正一品。
汤若望想使顺治皇帝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没有受洗。顺治皇帝病危时，议立嗣君。清顺治因皇子年龄太小(长子牛钮已殇、次子福全九岁、三子玄烨八岁)，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三皇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皇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学者陈垣评价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
但在顺治皇帝逝世后，汤若望被钦天监杨光先诬告而下狱。直到康熙大帝亲政后，才给汤若望平反。因原封号“通玄教师”的“玄”字为康熙帝名讳，而改封为“通微教师”。汤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车公庄大街6号院内。
顺治皇帝后来成为一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他的祖父努尔哈赤时，藏传佛教已传到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爱新觉罗·皇太极时，盛京兴建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国时期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皇帝的生母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皇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在京师海会寺同憨璞聪和尚见面，两人相谈甚欢。顺治皇帝欣赏憨璞聪的佛法智慧、言谈举止，便将他召入宫中。农历10月顺治皇帝又在皇城西苑中海的万善殿，召见憨璞聪和尚，向他请教佛法，并赐以“明觉禅师”封号。他对佛教愈信愈虔，愈修愈诚。顺治皇帝还召见玉林琇、木陈忞、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清顺治请玉林琇为他起法名，“要用丑些字样”，他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清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皇帝在这些和尚面前则自称弟子。
顺治皇帝总有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在爱妃董鄂氏逝世后，他更是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据记载，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三十八次到高僧馆舍，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后来顺治皇帝命玉林琇的徒弟溪森和尚为他净发，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孑身修道。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最后就剃成和尚头了。这一下皇太后可真急了，火速叫人把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非常恼火，当时命人架起柴堆，要烧死弟子溪森。顺治皇帝无奈，只好让步，溪森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说的他同顺治皇帝的特殊关系。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皇帝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一千五百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有一次，顺治皇帝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时，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相视而笑。
顺治皇帝是个既任性又脆弱、既多情又哀愁的人。他在接连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爱子夭折、宠妃死亡、出家不成后，极度忧伤的精神垮了，骨瘦如柴的身体也垮了！董鄂妃逝世后刚过百天，“痴情天子”顺治皇帝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崩驾于养心殿。有人说，顺治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史籍看，顺治皇帝是病世了。顺治皇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直接的证据：顺治皇帝病危时，由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史籍《王熙自定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农历1月2日，顺治皇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6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清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到1月7日傍晚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皇帝就去世了。顺治皇帝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皇帝逝世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农历4月17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皇帝遗体秉炬火化。溪森逝世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皇帝确是病逝，而不是出家。
顺治皇帝逝世后，按照皇太后的懿旨，顺治皇帝的遗嘱，由八岁的三皇子玄烨继承皇位。
爱新觉罗·福临简档：
属 相：虎
谥 号：章皇帝
庙 号：清世祖
陵 寝：孝陵(清东陵)
父 亲：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母 亲：孝庄太后
初 婚：十四岁
配 偶：博尔济吉特氏等十七人
皇 后：博尔济吉特氏
子 女：八子，六女
继位人：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
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四位皇帝，入关第二代皇帝，康熙大帝，清圣祖，在位时间从公元1661～1722年为期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
爱新觉罗·玄烨生于清顺治十一年农历3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因其丰功伟绩，史称“康熙大帝”。
爱新觉罗·玄烨是清顺治十一年生于景仁宫，为清表世祖顺治皇帝第三子。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即位时年八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遇必隆、鳌拜四大臣共辅政，年号康熙。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十四岁的爱新觉罗·玄烨亲政，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大帝暗结内大臣索额图等人智捕鳌拜，夺回大权。
亲政后的康熙大帝首先宣布永停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又奖励垦荒，益蜀免粮，任用靳辅，陈潢治理黄河，规定“额外添丁，永不加赋”；设立南书房掌标票拟圣旨，加强皇权；平定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派兵收复台湾；剿灭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巩固了国家统一；巡行东北，三次发起东准克萨反击战，沉重打击了沙俄势力；派索额图、佟国纲赴尼布楚与沙俄谈判侵略边境问题，确定黑龙江流域的广大领土“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的原则，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发展。
康熙大帝一生苦研儒学，表倡程永理学、开博学鸿儒科，设馆组织纂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同时，屡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反清思想。康熙大帝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在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大帝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康熙大帝在清朝十二帝(包括入关前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中，子女最多，有子三十五人、女二十人，共计五十五个孩子。和康熙大帝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之间的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康熙大帝是一位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他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逝世于北京畅春园，庙号清圣祖，葬于清东陵的景陵。
康熙大帝的父亲是顺治皇帝，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儿子是雍正皇帝，孙子是乾隆大帝。康熙大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 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大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智擒权臣鳌拜一事中看出来。同父亲顺治皇帝一样，康熙登极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清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四人，以便相互制约。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康熙大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起先，清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鳌拜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的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爱新觉罗·玄烨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大帝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十四岁。辅臣索尼援引先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大帝亲政。康熙大帝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不久开始亲政。亲政时索尼已逝世，鳌拜成了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旗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既无意收敛，更飞扬跋扈。康熙大帝同太皇太后秘商后，决定拔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动。
康熙大帝便同索尼的第三子、侍卫索额图在宫中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鳌拜以为那是少年戏耍，一直就没有在意。一天，鳌拜奉召入内观看“布库”演习。康熙大帝不露声色，命满洲“布库”少年将鳌拜擒捕，并公布其三十大罪。但康熙大帝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大帝年仅十四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此后，康熙大帝进行了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等一系列举措，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康熙大帝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起来大致有八点：
㈠、削平三藩，巩固统一：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守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朝初期的三大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清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清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大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极少数官员。二十岁的康熙大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还先后发生了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清康熙皇后赫舍里氏也逝等一连串事件。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大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祖籍乡里。
康熙大帝危难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大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们的决心。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大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大帝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最后胜利。为此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大帝却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
㈡、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荷兰人侵占了台湾。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但郑成功逝世后，其子郑经奉南明正朔。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康熙大帝抓住郑经逝世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以原郑家军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在硫球海域击败郑家军，和平收复了台湾。之后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湾台南)、凤山县(今台湾高雄)、诸罗县(今台湾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㈢、抵御外侵，缔结和约：
黑龙江地区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了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等城。康熙大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了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均取得了胜利。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康熙大帝派员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大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㈣、亲征朔漠，善治蒙古：
佟·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清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直到清康熙时期才算得解。康熙大帝自己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至此蒙古成为清朝北部最坚固的长城。
㈤、重农治河，兴修水利：
清朝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皇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大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大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南北大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
㈥、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康熙大帝先后兴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后来的乾隆大帝又大兴“三山五园”，修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㈦、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康熙大帝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两万余卷。
㈧、吸纳西学，学习科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大帝执政时期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大陆国土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康熙大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清康熙的为君之道是怎样的？
⑴、好学不倦：
康熙大帝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逝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九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忧患既使人痛苦，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大帝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清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皇妃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大帝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大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大帝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大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清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词。
康熙大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大帝四十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大帝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雪芹的祖先曹寅得了疟疾，康熙大帝就曾经特赐金鸡纳霜。此后，康熙大帝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清顺治因患天花而死，清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大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实验。
康熙大帝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当时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清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大帝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农历11月28日，白晋、张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大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大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大帝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大帝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元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大帝“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清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
①、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茹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清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②、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大帝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
③、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
④、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大帝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
⑤、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大帝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
⑥、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大帝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大帝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大帝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人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四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功效相似的人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十八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清朝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大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清康熙朝以后，清朝的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如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大帝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康熙大帝一直是位学习、奋进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⑵、勤慎理政：
康熙大帝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大帝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皇帝“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皇帝不御政，就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皇帝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皇帝仍然不予理睬。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明万历皇帝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皇帝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皇帝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得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皇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大帝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大帝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大帝从十四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大帝的御门听政，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康熙大帝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大帝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大帝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大帝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
例如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治河，康熙大帝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农历1月10日开始，到农历12月27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例如康熙大帝对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①、重视治河。康熙大帝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②、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大帝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四皇子、皇五子、八皇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③、任用能臣。康熙大帝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后来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④、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大帝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⑤、集思广益。由于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大帝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⑥、会议裁决。康熙大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捕入京后病逝在天牢内。
⑦、实践验证。康熙大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大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大帝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⑧、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大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⑨、断不出书。清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清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康熙大帝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在治理蒙古的决策上，康熙大帝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大帝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农历5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地区)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大帝。康熙大帝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大帝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大帝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七百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六百余名，齐向康熙大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大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五公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大帝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大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七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⑶、仁爱宽刑：
康熙大帝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大帝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大帝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计银十五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税负，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清乾隆时期人口为三亿，清道光时期则突破了四亿。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大帝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大帝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康熙大帝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
康熙大帝实行宽刑政策。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大帝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大帝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大帝区别于清朝其他十一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大帝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大帝的一面旗帜。清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康熙大帝大力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大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帝制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大帝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显然，康熙大帝对待吏治是以家法为核心的，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这在无贪不官的今天，对当政者在家法、律法、刑法、执法、尊法上足以为鉴。
⑷、虚心吸纳：
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清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人最为著名。
康熙大帝亲政后，对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清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十六岁的康熙大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定”，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大帝宽弘仁厚，命对杨光先夺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后杨光先逝世于返乡途中。
康熙大帝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⑸、督教以严：
康熙大帝的子女，在清朝十二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三十五子、二十女、九十七孙。清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大帝也像平民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不能成龙；除非以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绝不是靠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继续为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大帝为着大清江山世代永固，社稷绵延亿万斯年，便对诸皇子进行严格的教育。
明朝的诸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承明制，又有损益。康熙大帝对皇子的教育，首选为成龙，次之为襄(助)政，又次之为领兵，再次之为务学，复次之为书画。由是，康熙大帝不仅制定严格的制度，而且进行严格的教育。
康熙大帝对子孙的教育，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清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清朝皇子的教育，据史籍《养吉斋丛录》中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注。“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康熙大帝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
教育能影响一个人，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在康熙大帝的三十五个儿子中，序齿的有二十四位，实际上成人的(年满十六岁)只有二十位。这二十个儿子，是由十七个妻子生育的，他们的性情志趣各不相同。
康熙大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标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复次，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早在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封年仅一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加以眷宠，施以特教。初始，康熙大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六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教他性理之书。康熙大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康熙大帝几次南巡，也多命皇太子留守京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大帝患病，命皇太子代理政事：“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康熙大帝病愈之后，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他对其他皇子，如四皇子、八皇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
康熙大帝注重孩子的多方面知识教育，教皇子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农历闰3月1日，发生拉帮结伙日食。当时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在外，皇太子在北京观测，使用皇父所赐嵌有三层玻璃的小镜子，装于自鸣钟之上，用望日千里眼观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墙壁及人影俱可见，甚属明耀。观测奏报自京城发出，送皇父览阅。康熙大帝得到奏报后，朱批曰：“览尔所奏，果然如此。”后来的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回忆道：“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实验者。”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大帝亲自给三皇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命臣德理格在三皇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康熙大帝命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爱新觉罗·允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爱新觉罗·允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清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不过他最后在雍正皇帝继位后仍未逃过劫难：被夺爵，禁景山永安亭而死。
康熙大帝对书法下过一番功夫，他对皇子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对有的皇子练字做出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皇父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三皇子、四皇子、七皇子、十三皇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史载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三皇子爱新觉罗·胤祉和七皇子爱新觉罗·胤祐，以其尤长书法而受命书写康熙大帝景陵的《神功圣德碑文》。
康熙大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如十二皇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如康熙大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崩驾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十一岁，皇二十三子九岁，皇二十四子才六岁，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这些皇子能明哲保身，母子平安，安享富贵，就算有大福了。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
康熙大帝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大帝的继承者雍正皇帝、乾隆大帝都很杰出。康熙大帝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同康熙大帝从始重视子孙的教育有关。
不过，康熙大帝的儿子太多，自己在位时间又长，因此皇子们有充分的时间结党自固，争夺皇位，相互拆台，最后导致了残酷的宫廷斗争。
爱新觉罗·玄烨简档：
属 相：马
谥 号：仁皇帝
庙 号：清圣祖
陵 寝：景陵(清东陵)
父 亲：清世宗爱新觉罗·福临
母 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
初 婚：十二岁
配 偶：十六人
皇 后：赫舍里氏
子 女：三十五子，十六女
继位人：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
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1735年)，满族；北京人。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第三代皇帝，清世宗，雍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722～1735年为期十三年，终年五十八岁。
爱新觉罗·胤祯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岁时便随康熙大帝出关北巡，十岁在出猎时封为贝子，三十二岁时又晋封为雍亲王。康熙大帝逝世后，四十五岁的爱新觉罗·胤祯继承帝位，是为雍正皇帝。
说到雍正皇帝的即位，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谜，民间最流行的说法是爱新觉罗·胤祯串通隆科多，篡改诏书，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得即大统。当然这种说法显然是谣传。
那么康熙大帝为什么要传位给雍正皇帝呢？一些学者认为康熙大帝选择雍正皇帝主要有两点：首先，爱新觉罗·胤祯在康熙大帝晚年时政绩卓著，掌管户部任劳任怨；其次，康熙大帝是一代圣主，但在晚年有些过于仁慈，使得官场中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康熙大帝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大清江山，他要挑一位能彻底整顿吏制的皇子来即位，这样以铁面无私而著称的四皇子胤祯就满足了老皇帝的需要。另外，爱新觉罗·胤祯的儿子爱新觉罗·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大帝，在所有的皇子皇孙中最是深得康熙大帝的喜爱，并常带在身边亲自调教，康熙大帝选择了爱新觉罗·胤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大清能有两代好皇帝，也可以说爱新觉罗·胤祯的即位还沾了儿子的光。因此，雍正皇帝篡位的谣言应该是他的政敌刻意制造的，并没有历史依据。
雍正皇帝继位后，果断、严厉地镇压了曾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们，将爱新觉罗·允题长期幽禁，将兄弟爱新觉罗·允祀、爱新觉罗·允禟杀死，贬斥了康熙大帝的一些亲信，并且借故禁锢杀了功臣隆科多和年羹尧。为了对付政敌和仇人，他实行了特务统治，传说其还与绿林侠客创造出一种暗杀利器，称为血滴子。暗杀时，把血滴子往被害者头上一罩，拨动机关，头颅就被割落于囊中，再用化骨药水化成血水。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等措施，平定了青海和硕特部贵族的叛乱，反击了准葛尔部贵族的骚扰，与沙俄订立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中俄恰克图界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同时雍正皇帝大兴文字狱，严厉镇压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竭力强化君主专制。雍正皇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即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雍正皇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位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增长，国库逐渐充盈，为后续的清乾隆一朝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大帝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大帝和乃子乾隆大帝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为人冷峻，猜忌多疑，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清雍正朝以前，满族统治者没有确定的传位定例，所以在努尔哈赤和康熙大帝逝世后，两次引起皇位之争。雍正皇帝吸取了这一教训，认为立皇子是国家大计，与一般的政治不同，不能由大臣议定，应由皇帝独断，但如公开立一皇子，又将引起兄弟的明争暗斗，惹出祸来，所以，他决定将自己选定皇太子的诏书，在生前写好，密封藏在抉匣里，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皇帝逝世后，由总管太监取出，由内阁大臣和大学士监览，当众宣读。
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太监见雍正皇帝到黄昏还没有起床，也不见寝帐内有什么响动，便起疑惑，忙去禀告皇后。据说，皇后赶来揭开龙帐一看，雍正皇帝已经逝世于床上。实际上雍正皇帝是积劳成疾而病逝，属于正常死亡。雍正皇帝逝世后庙号为清世宗，谥号为宪皇帝，葬于河北泰陵(今河北易县)。
四皇子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即位时四十五岁，年号“雍正”，是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自从雍正皇帝继位到现代，史学界乃至民间对爱新觉罗·胤禛得位是否正、为君是否正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
㈠、储位之争：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佟·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爱新觉罗·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爱新觉罗·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继位；顺治皇帝死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皇帝商量，用遗诏决定由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破坏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朝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例。
康熙大帝继承了其皇父清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好处是免得皇帝逝世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坏处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大帝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大帝共有三十五个儿子，排序的有二十四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二十人。这二十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十二人。他们是：大阿哥爱新觉罗·允禥、二阿哥爱新觉罗·允礽、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祉、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五阿哥爱新觉罗·允祺、七阿哥爱新觉罗·允祐、八阿哥爱新觉罗·允禩、九阿哥爱新觉罗·允禟、十阿哥爱新觉罗·允祮、十二阿哥爱新觉罗·允祹、十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祥、十四阿哥爱新觉罗·允禎。
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二皇子(实际上是第六子)爱新觉罗·允礽出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爱新觉罗·允礽时难产死亡，年仅二十二岁。康熙大帝十分伤心，故对爱新觉罗·允礽格外钟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大帝二十二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大帝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了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爱新觉罗·允礽以后会是什么样？难以预料。
康熙大帝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大帝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十二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时，均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所以，在皇太子册立后的三十三年间，朝廷中自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太子党。
皇太子爱新觉罗·允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大帝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康熙大帝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后来康熙大帝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却并未因此收敛，反而更加乖张。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大帝以皇太子爱新觉罗·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康熙大帝废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抱有野心的其他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八皇子集团和四皇子集团。
八皇子爱新觉罗·允禩，“有才有德”，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众心。在初废皇太子之后，爱新觉罗·允禩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爱新觉罗·允禥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爱新觉罗·允禥生母惠妃曾抚养过爱新觉罗·允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九皇子爱新觉罗·允禟、十皇子爱新觉罗·允祮、皇十四子爱新觉罗·允禎(与雍正皇帝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依附于爱新觉罗·允禩。皇长子爱新觉罗·允禥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
储位空悬，也不是回事。大臣们建议康熙大帝早定储位。康熙大帝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八皇子爱新觉罗·允禩。爱新觉罗·允禩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便也纷纷靠向爱新觉罗·允禩。由是，在八皇子爱新觉罗·允禩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爱新觉罗·允禩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爱新觉罗·允禎求情，康熙大帝大怒，“出佩刀将诛允禎，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大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爱新觉罗·允禩。康熙大帝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便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重新立爱新觉罗·允礽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八皇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果然，在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大帝决定再次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逝世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皇太子集团和八皇子集团之间的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
四皇子党包括爱新觉罗·胤禛的十三弟爱新觉罗·允祥、十七弟爱新觉罗·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爱新觉罗·胤禛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爱新觉罗·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爱新觉罗·允禎，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爱新觉罗·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八皇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八皇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实际上爱新觉罗·胤禛为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为他谋划道：“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作依靠。”后来，爱新觉罗·胤禛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⑴、诚孝皇父：
爱新觉罗·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大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大病一场。爱新觉罗·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爱新觉罗·允祉、爱新觉罗·允祺、爱新觉罗·允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大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大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爱新觉罗·胤禛后来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报。
⑵、友爱兄弟：
爱新觉罗·胤禛更明白，妥善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爱新觉罗·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八皇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⑶、勤慎敬业：
爱新觉罗·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三十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
⑷、戒急用忍：
起初，爱新觉罗·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大帝就此曾经谕旨批评过他。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爱新觉罗·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记载了吧。”康熙大帝同意了，因谕：“此语不必记载！”实际上，爱新觉罗·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们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桌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康熙大帝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纠葛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大帝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六十七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悲苦。后来康熙大帝驾崩，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登极，是为雍正皇帝。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
㈡、继位之疑：
关于雍正皇帝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
⑴、遗诏继位：
持此说者认为：
①、爱新觉罗·胤禛受到皇父康熙大帝的信任，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清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
②、有清康熙遗旨为证。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农历11月13日，清康熙病重。据史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记载：召三皇子诚亲王爱新觉罗·允祉、七皇子淳郡王爱新觉罗·允祐、八皇子贝勒爱新觉罗·允禩、九皇子贝子爱新觉罗·允禟、十皇子敦郡王爱新觉罗·允祮、十二皇子贝子爱新觉罗·允祹、十三皇子爱新觉罗·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③、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面写道：“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⑵、改诏篡位：
持此说者认为：
①、爱新觉罗·胤禛虽在康熙大帝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大帝有意、有遗旨让他继位。
②、康熙大帝在临终的当天(农历11月13日)，寅刻，宣召三皇子、七皇子、八皇子、九皇子、十皇子、十二皇子、十三皇子共七位阿哥和隆科多进宫，向他们宣谕：“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即继位者爱新觉罗·胤禛宣谕？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件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皇帝继位后编造的。
③、如果说爱新觉罗·胤禛当时代父到天坛祭天不在西郊，那么爱新觉罗·胤禛在当天曾三次受召到康熙大帝榻前问安，《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康熙六十一年农历11月13日记载：“四皇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四皇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可见这时康熙大帝并没有糊涂。可他为什么在从早上8:00～20:00十二个小时之间，三次召见爱新觉罗·胤禛，都没有当面告诉由他继承皇位？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大帝没有向七位皇子宣布由爱新觉罗·胤禛继位遗旨这件事。
④、康熙大帝咽气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人单独向爱新觉罗·胤禛宣谕由四皇子继位的遗诏？而宣谕康熙大帝遗旨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康熙大帝遗旨是假的。
⑤、康熙大帝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就使人们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
⑥、《康熙遗诏》自然应在康熙大帝去世之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大帝审定，本应在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农历11月13日逝世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要到11月16日才公布？可见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
⑦、经过清史专家研究，这份《康熙遗诏》是参照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农历11月21日谕旨加以修改而成的。康熙大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漏洞百出。”
⑧、有人说，雍正皇帝逝世后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皇父康熙大帝、祖父顺治皇帝。
⑨、雍正皇帝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或有口不能说之嫌。
⑩、雍正皇帝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
在上述雍正皇帝改诏继位等诸说中，主要为夺嫡说和篡位说，其实这两说均不能成立：
其一，雍正皇帝是否夺嫡？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在清太祖、清太宗时，皇位继承采用满洲贵族会议推选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旨制，就是在临终前指定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康熙大帝。康熙大帝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允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雍正皇帝登极之前康熙大帝并没有“立嫡”，雍正皇帝有何嫡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皇帝继位是“夺嫡”。
其二，雍正皇帝是否篡位？认为雍正皇帝篡位者的根据是：雍正皇帝篡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爱新觉罗·允禎的位。其理由是：
康熙大帝意中的继承者是皇十四子爱新觉罗·允禎，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
有的学者认为康熙大帝逝世之前，没有留下让胤禛继位的遗诏。这份所谓《康熙遗诏》是伪造的。康熙大帝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清康熙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共有爱新觉罗·胤禛改诏、隆科多改诏、年羹尧改诏三种说法。如说康熙大帝临终前本来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爱新觉罗·允禎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属传闻，不为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大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那么：
首先，当时汉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
其次，当时行文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很难改；
同时，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旨都是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
雍正皇帝是否更改名字？有人说：康熙大帝遗嘱传位“胤禎”(皇十四子)，因“胤禎”与“胤禛”字形、字音相近，爱新觉罗·胤禛遂取而代之。后将《玉牒》的名字挖改。雍正皇帝后来又命令十四弟改名为允禎。这就是“玉牒易名”说。史学界对雍正皇帝改名看法颇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四皇子就叫爱新觉罗·胤禛，皇十四子就叫爱新觉罗·胤禎，爱新觉罗·胤禛做了皇帝，便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都改为“允”字，以示避讳。
总之，康熙大帝临终前立皇十四子允继位之说，可谓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既然康熙大帝晚年没有“立储”，雍正皇帝登极之前康熙大帝没立“储位”，雍正皇帝何位之可篡？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篡了兄长的位；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篡了侄子建文帝的位……那是因为其前有人占位，所以称之为“篡”。康熙大帝逝世后、雍正皇帝登极之前没有皇帝或太子在位，所以不能说雍正皇帝继位是“篡位”。
⑶、无诏夺位：
持此说者认为：
说雍正皇帝奉遗诏继位，许多矛盾解释不清楚，其说难以自圆；说雍正皇帝改诏篡位，真正有力的证据也显得不足。雍正皇帝登极，是因为他在皇位争夺中取得了胜利。这场皇位争夺斗争，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前前后后四十多年。结果，皇太子党失败，皇八阿哥党也失败，皇四阿哥党最终胜利。
雍正皇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近三百余年以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目。雍正皇帝继位是否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会对雍正逆取皇位做出记载。清康熙生前未立皇位继承的遗诏，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暗示皇位继承的文献。但是，从康熙大帝宾天至雍正皇帝继统，即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雍正皇帝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想为自己洗刷不白。
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雍正皇帝是否毒死了皇父？有种说法是：康熙大帝是喝了胤禛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从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
雍正皇帝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皇帝的生母乌雅氏，生了三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禛、爱新觉罗·允祚、爱新觉罗·允禎，爱新觉罗·允祚在五岁时病逝。传说：雍正皇帝继位后，将爱新觉罗·允禎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爱新觉罗·允禎，雍正皇帝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子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爱新觉罗·允禎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时人将雍正母亲的死同他囚禁胞弟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雍正皇帝是否弑兄杀弟？雍正皇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大帝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即雍正皇帝的大哥爱新觉罗·允禥、二哥爱新觉罗·允礽、三哥爱新觉罗·允祉、五弟爱新觉罗·允祺、七弟爱新觉罗·允祐、八弟爱新觉罗·允禩、九弟爱新觉罗·允禟、十弟爱新觉罗·允祮、十二弟爱新觉罗·允祹、十三弟爱新觉罗·允祥、十四弟爱新觉罗·允禎、十五弟爱新觉罗·允禑、十六弟爱新觉罗·允禄和十七弟爱新觉罗·允礼。
大阿哥爱新觉罗·允禥，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大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爱新觉罗·允禥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逝世，后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即废太子爱新觉罗·允礽，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皇帝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爱新觉罗·允礽移居幽禁。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爱新觉罗·允礽逝世。
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大帝守陵。爱新觉罗·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皇帝知道后，干脆将爱新觉罗·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爱新觉罗·允祉逝世。
五弟爱新觉罗·允祺，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爱新觉罗·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皇帝即位后，借故削其子的封爵。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爱新觉罗·允祺逝世。
七弟爱新觉罗·允祐，清雍正八年(公元1630年)逝世。
八弟爱新觉罗·允禩，是雍正皇帝兄弟们中最为优秀、也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雍正皇帝继位后，视爱新觉罗·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爱新觉罗·允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皇帝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爱新觉罗·允禩为亲王，其福晋却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皇帝那里，借故命将其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又借故命爱新觉罗·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爱新觉罗·允禩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满语“阿其那”是“猪”的意思。爱新觉罗·允禩在幽禁中受尽折磨，终被害死。
九弟爱新觉罗·允禟，因同爱新觉罗·允禩结党，也为雍正皇帝所不容。爱新觉罗·允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皇帝哪能容许爱新觉罗·允禟出家逃世？他借故命将爱新觉罗·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爱新觉罗·允禟名为“塞思黑”。满语“塞思黑”是“狗”的意思。不久给爱新觉罗·允禟定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之。爱新觉罗·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逝世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
十弟爱新觉罗·允祮，因党附允禩，为雍正皇帝所恨。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逝，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共和国)，命爱新觉罗·允祮赍印册赐奠。爱新觉罗·允祮称有病不能前行，雍正皇帝正好借故命其迁居住张家口，同年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开释，后病逝。
十二弟爱新觉罗·允祹，清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皇帝刚即位，封爱新觉罗·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大帝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这位爱新觉罗·允祹较之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终年七十八岁。
十四弟爱新觉罗·允禎，虽与雍正皇帝是一母同胞，但因他党附爱新觉罗·允禩，又传闻康熙大帝临终前命传位“胤禎”而由雍正党篡改为“胤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皇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爱新觉罗·允禎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直到乾隆大帝继位后才将其开释。
十五弟爱新觉罗·允禑，康熙大帝逝世后，雍正皇帝命其守景陵。
境遇较好的只有三人：就是十三弟爱新觉罗·允祥、十六弟爱新觉罗·允禄和十七弟爱新觉罗·允礼。爱新觉罗·允祥，曾被康熙大帝幽禁，原因不详。雍正皇帝继位后即封爱新觉罗·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爱新觉罗·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礼，雍正皇帝继位后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爱新觉罗·允祥和爱新觉罗·允礼显然早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大帝在世时十分隐秘，没有暴露。
雍正皇帝登上皇位之后，不但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就是对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尧和隆科多是突出的例子。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父年遐龄官至湖广总督、年遐龄之女事胤禛潜邸，后为雍正皇贵妃。年羹尧在清康熙时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雍正皇帝继位后，召抚远大将军胤禎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农历2月，以年羹尧《贺疏》中将“朝乾夕惕”写为“夕惕朝乾”，而兴文字狱，命罢其将军，尽削其官职。“朝乾夕惕”出自《周易》，是勤勉努力、只争朝夕的意思。雍正皇帝认为，年羹尧故意这么写，就是不想把“朝乾夕惕”的美名给自己。同年，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有三十二条都够杀头。最后令其在狱中自裁，斩其子年富，余子年十五岁以上者皆戍极边。
有一种传说，雍正皇帝的母亲曾与年羹尧私通，入宫八个月后即生下雍正，所以雍正皇帝是年羹尧的私生子。改“清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年羹尧的生年待考，但他是在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中的进士，这年爱新觉罗·胤禛二十一岁，由此看来与雍正皇帝大致同年，年羹尧岁数可能相差不多，不像两代人。这像是从吕不韦纳赵姬怀孕后送给庄襄王而后生嬴政(秦始皇)的故事移植过来的。
佟·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其父为一等公佟国维，其妹为康熙大帝的孝懿仁皇后。佟·隆科多在清康熙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大帝逝世时，唯有佟·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正皇帝继位。治丧期间，佟·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传记《清宫十三朝演义》说佟·隆科多在清康熙逝世后，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下清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不可能。“秘密立储”制度是从清雍正元年开始的，移花接木到清康熙朝是张冠李戴。但雍正皇帝继位同他舅舅佟·隆科多关系密切。雍正皇帝继位，佟·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佟·隆科多虽受赐袭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但仍被定四十一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农历6月，佟·隆科多逝世于禁所。
年羹尧与佟·隆科多二人，对雍正皇帝来说，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对他们自己来说，则是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泰极否来，自酿其祸。史籍《清史稿》论者谓：“隆、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及，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从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的态度，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性格的弱点和心胸的狭窄。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明处一套暗里一套、外朝一套内廷一套。爱新觉罗·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爱新觉罗·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猜忌多疑、虚伪急躁，其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猜忌多疑”的性格完全掩盖了，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得很深。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爱新觉罗·胤禛独胜。雍正皇帝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竭力表现出节俭、爱民，隐藏其奢靡、残忍。近年以来，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论著与艺术形象，只突出、显现其节俭的一面，而忽视、隐藏了其奢靡的另一面。
当然，雍正皇帝作为一个政治家，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皇位争夺问题是满洲宗室内部雍正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历朝历代皇权统治的历史现象，不能仅站在单方立场评论，而应从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对雍正皇帝的评价，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事情。
㈢、承上启下：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大帝执政尚宽仁，雍正皇帝则继以严猛。雍正皇帝在位短短的十三年历，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其改革措施，主要有六点：
⑴、整顿吏治：
康熙大帝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皇帝在长年的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农历1月，雍正皇帝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了十一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
农历2月，雍正皇帝命令将亏空钱粮的各级官吏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
农历3月，雍正皇帝命令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
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其时，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
据史籍《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学家评论说：雍正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了雍正皇帝整顿吏治的成效。
⑵、密折制度：
密折，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专用奏纸上，外面加上特定封套，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开封阅览。清康熙朝开始有奏折，清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清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一百多人，在清雍正朝则增加到一千两百多人。
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密折的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回避了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
清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四万一千六百余件，是研究清雍正一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⑶、设军机处：
雍正皇帝创设了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后来在整个清朝统治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始，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在清朝初期，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朝时期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
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后续皇帝们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
⑷、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皇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对于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清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皇帝时期给予解决；而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则要留到乾隆朝才得以解决了。
⑸、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皇帝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使得社会人口急剧增长。到清道光年间，全国人口之数突破了四亿。现代我国对“超生子女”实施的罚款，实际上等于变相地恢复了“人丁税”制度。
⑹、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朝、元朝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在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妻女，均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她们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处。广东沿海、沿江一带的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
雍正皇帝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等，命令全部除去贱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解除了历史遗留的“贱籍”，平衡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也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㈣、历史功绩：
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⑴、勤政以国：
勤政是雍正皇帝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皇帝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清雍正一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六千六百余件。雍正皇帝实际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平均每天批阅奏折九件甚至更多，白天处政，夜间亲笔朱批各类奏折，从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多达一千余字。
⑵、选储方略：
选储是雍正皇帝留给清朝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清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逝世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逝世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逝世后，仓促让一位八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一群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一百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大帝失败的教训，雍正皇帝已有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于密封抉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称之为抉匣，抉，选择、决定之意。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皇帝选了康熙大帝继位，雍正皇帝选了乾隆大帝继位。这两位清朝大帝都君临天下六十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皇帝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弘历来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皇帝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皇帝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大帝晚年的弊政；他既为清乾隆朝的强盛奠下了根基，又为清乾隆朝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应当说，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三年间，政绩卓然。但是，就在他执政已大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
㈣、死因之迷：
雍正皇帝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据《清世宗实录》和《张廷玉年谱》记载：清雍正十三年农历8月20日，雍正皇帝偶感违和，但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8月21日病情加重，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四皇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8月22日病情恶化，太医进行抢救。8月23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前后三天，可算急症。雍正皇帝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皇帝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
⑴、被吕四娘刺死：
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皇帝遇刺身亡之文。传说吕四娘是大文豪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杀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遣戍。但吕四娘携母及一仆逃出，隐姓埋名，潜藏民间。吕四娘拜师习武，勤学苦练，尤长剑术，技艺高超。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一日，乘机砍掉雍正皇帝的脑袋。或说，吕四娘的师傅，原是雍正皇帝的剑客，后离去，培养了女徒吕四娘。这个民间传说流传二百多年。1981年曾发掘雍正泰陵地宫，未打开，即作罢。但民间传言雍正皇帝棺材已经打开，雍正皇帝的遗体有尸身而无尸首，想以此证明雍正皇帝之头是被吕四娘砍掉的。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皇帝一说，纯属野史逸闻。
⑵、被宫女缢死：
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传说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伺胤禛睡熟，用绳缢杀，气将绝，被救活。这个逸闻源自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伺帝熟睡，以绳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后同伙张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皇后赶到，解帛组，帝气绝，命召太医许绅急救。《明史·许绅传》记载：“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事后将杨金英等磔死。显然，雍正皇帝与嘉靖帝的庙号都是“世宗”，这个清世宗雍正皇帝被宫女缢杀的故事，完全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被宫女勒缢故事的翻版。所以，宫女缢勒雍正皇帝一说，实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⑶、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
据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来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皇帝毒死。这纯粹是编造的故事。
⑷、服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皇帝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得了一场大病。大臣说“皇上下颏偶有些微疙瘩”，是甚么病，说不清楚。雍正皇帝曾向心腹密臣发出谕旨，要他们推荐好医生、道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后来李卫密荐道士贾士芳到北京为雍正皇帝看病。后将贾道士处死。雍正皇帝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雍正皇帝还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吞服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皇帝逝世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大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大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严厉态度，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烧炼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息侯)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饵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樵认为雍正皇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有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或谓：“这类宫闱秘事，要确证论定，难得过硬资料。”
⑸、患中风而死：
今人郑天挺认为，雍正皇帝“是中风死去的”。这个重要论断，需要史料证明。
雍正皇帝的死因，是个历史之谜。
雍正皇帝自从登上皇位后，就各类传闻不断。甚至他的死，也显得扑朔迷离。雍正皇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也留给研究者许多课题。他逝世之后，其四皇子弘历即位，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乾隆大帝。
爱新觉罗·胤禛简档：
属 相：马
谥 号：宪皇帝
庙 号：清世宗
陵 寝：泰陵(清西陵)
父 亲：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
母 亲：乌雅氏，后尊为孝恭仁皇后
初 婚：十九岁
配 偶：佟佳氏等十六人
皇 后：乌拉那拉氏
子 女：十六子，八女
继位人：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
爱新觉罗·弘历：(公元1711～1899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六位皇帝，清高宗，乾隆大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735～1795年为期六十年，1795～1798太上皇为期三年，终年八十九岁。
爱新觉罗·弘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雍正皇帝在位时被封被宝亲王。雍正皇帝逝世后，群臣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抉匣，开读密诏，上面写着“四皇子弘历为皇太子，继联即皇帝位。”弘历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
相传，乾隆大帝不是雍正皇帝的亲生儿子，而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在雍亲王妃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个男孩。此时的雍正皇帝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来。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的喜爱，最后竟成为一代君王。传说乾隆大帝在六下江南时，曾暗去海宁省亲。不过有学者认为，乾隆大帝并不是雍正皇帝的长子，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皇帝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因此乾隆大帝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乾隆大帝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現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大帝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族的叛乱，消灭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并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提出的对西藏的侵略性要求。
据说在平定天山南路时，清军俘虏了小和卓木的一个妃子，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人称香妃。乾隆大帝便将她收为妃子送入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一天，宫女奉乾隆大帝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大帝遭到不测，趁乾隆大帝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大帝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来专家经过考证，认为香妃实为乾隆大帝的容妃，在宫中生活了二十八年，五十五岁时病殁，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可兰经》。
乾隆大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大帝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其卷数是明朝《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但乾隆大帝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也是为数最多的。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大帝认为这是诽谤清朝，便残忍地将胡中藻灭族。乾隆大帝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而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清朝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从此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底，乾隆大帝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二十五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六十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康熙大帝)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六十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大帝不听，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农历1月1日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1月初乾隆大帝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于农历1月3日病逝于养心殿。
清乾隆逝世后的庙号为清高宗纯皇帝，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遵化)，史称乾隆大帝。
弘历在二十五岁时登极，他的祖父康熙大帝实际执政五十三年，而乾隆大帝实际执政六十三年，为中国皇帝之最。
乾隆大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乾隆大帝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
㈠、生地之迷：
在清朝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点不明的只有两位皇帝，这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高宗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创制满文，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所以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乾隆大帝不一样，乾隆大帝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出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这里面必定大有蹊跷。
关于乾隆大帝的出生地，他的父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清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这就是关于清乾隆出生地的第一种说法即雍和宫说。乾隆大帝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
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安定门内侧，是当今北京最著名的喇嘛庙。在清康熙时代，这里原是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雍正皇帝做皇子时的王府，当时并不叫雍和宫。乾隆大帝登极后，把他父亲雍正皇帝的画像供奉在这座府第里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诵经，后来这里就改名叫雍和宫。乾隆大帝曾经多次以诗或以诗注的形式，表明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①、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新春，乾隆大帝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说明清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②、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新春，乾隆大帝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大帝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清乾隆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③、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新春，乾隆大帝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讶今瞥眼七旬人。”在这首诗下注云：“清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清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④、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农历1月7日，乾隆大帝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云：“余实清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清康熙辛卯年为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农历1月7日过去称作“人日”。据晋朝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乾隆大帝每年农历1月7日都要来到雍和宫瞻礼，平时路过这里也要进去小歇片刻。
⑤、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农历1月7日，乾隆大帝又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云：“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其下自注云：“予以清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
⑥、乾隆大帝还有一次到雍和宫瞻仰礼拜，尔后作了一首诗。据《清高宗御制诗集》记载：“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乾隆大帝的意思是，在农历1月7日这一天到雍和宫瞻礼，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
从以上六个例子来看，乾隆大帝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大帝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
但是，乾隆大帝还在位的时期，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这就是关于乾隆大帝出生地的第二种说法即避暑山庄说：
①、当时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清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狩猎)，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大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大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大帝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大帝到热河避暑时，雍正皇帝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避暑山庄狮子园是乾隆大帝的降生地。
②、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农历8月13日，乾隆大帝八十六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皇帝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大帝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清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皇帝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大帝辛卯年(清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大帝也恰好于这年降生在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然而，有人认为“都福之庭”是泛指，不一定在避暑山庄。
③、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乾隆大帝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皇帝再次写《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嘉庆皇帝把皇父乾隆大帝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嘉庆皇帝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点明皇父乾隆大帝诞生于避暑山庄的都福之庭。
嘉庆皇帝以上两次诗注都表明：皇父乾隆大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十几年后，嘉庆皇帝却又 放弃了乾隆大帝出生在避暑山庄的看法。这是因为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记载一生经历、言行和功业的《实录》和皇帝的训谕《圣训》。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嘉庆皇帝命朝臣编修清乾隆《实录》和《圣训》。嘉庆皇帝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实录》和《圣训》稿都把皇父乾隆大帝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他命编修大臣进行认真核查。这时，翰林出身的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把乾隆大帝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大帝自己说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给嘉庆皇帝审阅。嘉庆皇帝面对皇父御制诗及注，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嘉庆皇帝在皇父出生地的问题上，怎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旨意呢！于是，嘉庆皇帝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改为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嘉庆皇帝命在《实录》和《圣训》里这样记载乾隆大帝的出生：“清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可是，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农历7月25日，嘉庆皇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在当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撰写的清嘉庆《遗诏》中，采用了乾隆大帝生于避暑山庄说，把乾隆大帝诞生地写成是避暑山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嘉庆皇帝到塞外木兰秋狝，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农历7月24日到达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逝世。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以嘉庆皇帝名义撰写的《遗诏》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一语，就是说乾隆大帝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新继位的清道光皇帝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命令以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清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大帝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大帝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实录》记载修改后的《遗诏》，原文如下：“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
后世的道光皇帝为把他爷爷乾隆大帝出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他父亲嘉庆皇帝当年说乾隆大帝生在山庄的诗及注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皇帝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所以道光皇帝改得不彻底，有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加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大帝出生地疑窦丛生。
乾隆大帝到底是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至今史学界没有定论，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案。
如果是普通百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算是一回事，但对民族、对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乾隆大帝却不同，乾隆大帝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密切关联。大家为什么关心乾隆大帝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大帝的母亲“出身名门”或“出身微贱”，会直接影响乾隆大帝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大帝的母亲是汉人，则又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
㈡、生母之谜：
乾隆大帝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则有多种说法，如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海宁陈夫人等。
乾隆大帝的生母是谁，的确是一桩历史疑案。皇帝的生母出了疑案，这在清朝十二帝中是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农历7月26日，康熙大帝从北京出发到达避暑山庄，农历9月22日回到北京。其间，乾隆大帝的父亲雍亲王胤禛在农历7月26日赴热河请安，农历8月13日弘历出生。这中间只有十七天。就是说如果清乾隆在避暑山庄出生，那么他母亲在临产前十七天，大腹便便，行动不便，怎么会到避暑山庄去呢？清乾隆的生母或许另有其人？
野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则有多种传说：
第一种传说，乾隆大帝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海宁在清朝有“陈氏三宰相”～～清顺治朝大学士陈之遴、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元龙、雍正朝大学士陈世倌，他们都不是靠裙带关系，而是靠自身能力当上大学士的。
陈世倌，世称陈阁老，在清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有来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皇帝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大帝。许啸天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中说乾隆大帝六下江南的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为的就是与生身父母相聚。但据孟森著《海宁陈家》考证，乾隆大帝南巡第一次、二次都没有到海宁。第三次到海宁，陈世倌已死。可见乾隆大帝下江南为了看望他的生身父母的传说纯粹是捕风捉影。陈家的园子叫“隅园”，因位于城的一隅而得名。乾隆大帝第四次南巡住隅园，同浙江海塘工程有关，所以乾隆大帝将“隅园”改名为“安澜园”。当代香港小说家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大帝身世之谜展开的。金庸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倌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的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这个故事一出笼，乾隆大帝是陈阁老的儿子的传说，便越传越广，越讲越真。关于“调包”的故事，清朝中期就有传说。先说康熙大帝出自陈家，后来这个传说不攻自破，就又移花接木，安在乾隆大帝的头上。其实，乾隆大帝出生时，雍正皇帝的长子、次子虽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子已经八岁，另一个妃子又即将临产。且这时雍正皇帝才三十四岁，正当壮年，他怎么会在已经有一个八岁儿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退一步说，其时雍正皇帝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登上皇位，又怎么会知道陈家儿子是有大福之人呢？
第二种传说，晚清长沙湘潭有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提出，乾隆大帝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的确与避暑山庄有关。王闿运是曾国藩的幕友，做过大学士肃顺的西席(家庭教师)，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他在《湘绮楼文集》里提到乾隆大帝之母：“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后来雍亲王生病，此女日夜服侍。数月后雍亲王病愈，她怀孕生下了乾隆大帝。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中转引英和《恩福堂笔记》和王闿运《湘绮楼文集》记载，促发人们更加注意这个疑案。这一说法富于传奇色彩。清遗老金梁等认为：清朝选秀女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从清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宫的一些有关规定。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地方一个女子混进皇宫并入选秀女呢？所以这种传说疑点太多。
第三种传说，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近代作家、学者冒鹤亭说：乾隆大帝的生母是热河汉人宫女李佳氏。上海沦陷期间，作家周黎庵写了《乾隆大帝的出生》一文，发表在1944年5月1日的《古今文史》半月刊上，文中援引冒鹤亭的说法，并添加雍正皇帝喝鹿血等情节，增加了故事性：传说雍正皇帝还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亲王喝了鹿血。鹿血壮阳，喝后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大帝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子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大帝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亲王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大帝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大帝。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在《清乾隆出生之谜》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于提出李氏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大帝之母便为钮祜禄氏。尽管乾隆大帝生在草棚的传说流传很广、故事生动、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是无法作为史实之证的。
第四种传说，晚清文人天嘏在《清朝外史》中，说乾隆大帝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大帝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大帝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他穿的衣服而确定清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不可信的。
第五种传说，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得所谓乾隆大帝生母的故事，并对胡适之讲道：“乾隆大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这种传说因《胡适之日记》而流传甚广。
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是，清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
成书于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的萧奭著《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二十二日)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萧奭在这本书中还提出：“齐妃或云即今之崇庆皇太后。俟考。”就是说，在当时就有人对清乾隆的生母是谁提出了怀疑。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认为：萧奭《永宪录》中，“这‘俟考’二字，是一暗示，是一隐笔兼曲笔的巧妙暗示；齐妃非高宗生母，而故意这样写，是曲笔；齐妃李氏，暗示高宗生母姓李，此为曲笔。”但是，高阳没有看到清宫的档案。
清朝政府有个规定，皇帝家族生儿育女，每季即三个月要上报一次，写明出生时间和生母。每隔十年，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底稿，添写一次皇室族谱，这就是《玉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清乾隆)，于清康熙五十年辛卯农历8月13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但是，这位钮祜禄氏是何许人呢？
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农历2月14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同一件事，《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却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这两份记载的差异，可以作如下解释：格格钱氏与格格钮祜鲁氏是一个人。因为她们都是同一天、都是奉皇太后的懿旨受封，所以熹妃只能是一人。清雍正元年农历8月17日，正式设立秘密立储制，指定弘历为皇太子。他的母亲总要有一个高贵的出身，因此，将熹妃钱氏篡改为钮祜禄氏。是否可能由内大臣“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凌柱”将钱氏认作干女儿？如果事实如此，就解决了身份与姓氏的难题。
在没有其他确凿证据之前，如今只能相信《实录》和《玉牒》的记载。不过，雍正档案与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仍不能够完满地解决。所以，清乾隆生母问题，仍为历史疑案。不仅如此，连清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
㈢、两后死因：
乾隆大帝的后妃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总共二十九人。
乾隆大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富察氏被册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宝亲王十七岁，嫡福晋富察氏十五岁。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嫡福晋富察氏被册为皇后。皇后富察氏出身名门，她的曾祖父富察·哈什屯在清顺治时期任议政大臣，祖父米思翰清康熙时任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议政大臣，父亲李荣保任察哈尔总管，兄马齐任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议政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历相三朝”，兄马武任内务府总管、镶白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弟傅恒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赐第在东安门内。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大帝年轻时，曾患疖，刚愈，太医说：“须养百日，元气可复。”皇后就每晚在乾隆大帝寝宫外面居住，精心奉侍，百日之后，才回寝宫。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农历1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大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农历3月11日在返京途中逝世于德州船上，终年三十七岁。
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农历3月11日夜，乾隆大帝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舟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乾隆大帝加以诟訾，后羞忿，投水死。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皇后之嫂(实为皇后弟妹)即傅恒夫人，在皇后千秋节时前来祝寿。酒宴间联诗。清乾隆起句道：“坤闱设帨庆良辰”，皇后续道：“奉命开筵宴众宾”，嫂嫂随续道：“臣妾也叨恩泽逮”，乾隆大帝则接道：“两家并作一家春”。酒后乾隆大帝同嫂嫂私通，被皇后察觉。皇后同乾隆大帝从此产生芥蒂。祸不单行，皇后生的儿子爱新觉罗·永琏，秘密立为皇太子，也因天花病逝。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出巡，皇后陪同，逝世于船上。
于是，产生了诸如福康安的身世之谜的传说与故事，怀疑福康安为清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在有清的三百年间，无与伦比。虽“垂髫豢养”，却本传不见记载；虽“多年训诲”，却并未招作额驸(其两兄皆为额驸)。因之，“其中原故，反足深思”。其实，乾隆大帝与皇后的感情是很好的。《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十三年，从上东巡，还跸，三月乙未，后崩于德州舟次，年三十七。”乾隆大帝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每天在皇后灵柩前三次摆上供品。乾隆大帝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大帝共为她祭奠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为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意思是说，我是多么悲痛啊，这样生死离别，失去贤惠内助，今后谁来陪伴我呢？所以，野史与传说，缺乏事实因果依据。
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佐领乌拉那拉·那尔布之女。乾隆大帝在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为侧福晋。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讨皇太后喜欢。乾隆大帝登极后，封为娴妃。在皇后富察氏逝世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事，再被册为皇后。在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初，皇后陪皇太后和清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刚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
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写了“游江南中宫截发”回目。小说中写乾隆大帝在和珅陪伴下游金陵秦淮河，登舟游幸，感叹：“北地胭脂，究不及南朝金粉！”乾隆大帝同和珅在舟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皇后气愤不过，竟把万缕青丝，一齐剪下”。就是说，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大帝。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像，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就被打入冷宫。若不是众位大臣苦劝，乾隆大帝就会重演当年他的曾祖父顺治皇帝废掉皇后的故事。第二年，也就是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农历7月14日，皇后乌拉那拉氏终于在冷宫中走完了四十九岁的人生之路。这件事情，清宫档案记载：农历闰2月18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病，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了京师。清宫的《上谕档》记载：农历闰2月18日，清乾隆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京。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清乾隆三十一年农历7月甲午，崩。”满洲有个习俗，亲人故去才“断发成服”。因此，皇后剪发，犯下大忌！皇后死讯传来时，乾隆大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命皇后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命丧仪照皇贵妃礼办理，也就是说要从皇后降一个等级到皇贵妃。皇后乌拉那拉氏的命运与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命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第三位皇后魏佳氏，初为贵人，后依次晋为嫔、妃、贵妃，生下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嘉庆皇帝)，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逝世，终年十九岁。清乾隆六十年，以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令追赠其母为皇后。这位魏佳氏没能看见儿子登极，也没有在生前当上皇太后。
乾隆大帝的皇妃有：皇贵妃五位、贵妃五位、妃七位。其中的惇妃、婉妃和容妃值得一提。惇妃汪氏，本来很讨乾隆大帝喜欢，后来可能因失宠而脾气暴躁。一天发火儿，将宫婢笞死。乾隆大帝写了长谕训斥，降为嫔。婉妃陈氏，服侍乾隆大帝于潜邸时，后晋为妃。婉妃高寿，薨年九十二岁，是清宫后妃中最长寿的一位。容妃，有人说就是“香妃”，《清史稿·后妃传》有简略记载。其经历传说却十分离奇，成为清乾隆朝后妃的又一桩历史疑案。
香妃，历史上是否有其人？她的身世如何？她是怎么死的？她逝世后葬在哪里？是新疆喀什，是北京陶然亭，还是遵化清东陵？世间有种种野史、笔记、小说、诗文、戏剧、影视，令人迷惑，无所适从。
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美貌绝伦。她家世居南疆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其兄在反对霍集占之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召，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在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大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逝世后，乾隆大帝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是第一个版本的传说。
第二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清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大帝因其貌美，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怀刃，准备杀帝报仇。皇太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蔡东藩《清史演义》、《清朝野史大观》以及金庸《书剑恩仇录》等书，所描写的故事大体雷同。戏剧《香妃恨》、《香妃》，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演的《伊伯尔罕》等，也都是按照这个悲剧故事编写的。这个传说没有历史根据，丝毫不足取信，详见孟森的《香妃考实》。
香妃的传说，在国外也有影响。美国人豪比·当彼写了一本《圆明园及其住在那里皇帝的历史》，书中介绍了香妃的故事。有学者认为，香妃就是容妃。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都有关于容妃的史实。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据学者考证：容妃(公元1734～1788年)，霍卓氏，又作和卓氏，生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农历9月15日，比乾隆大帝小二十三岁。容妃进宫时间说法不一：一说是在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春入宫，年二十七岁。初为贵人，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册封为容嫔，年二十九岁。册文说：“尔霍卓氏，秉心克慎，奉职惟勤，壸范端庄，礼容愉惋。”每年例银三百两(相当于知县的五倍)。她的哥哥也被封为辅国公。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南巡，容嫔随驾，到过扬州、苏州、江宁(今江苏南京)、杭州。乾隆大帝特意按回部习俗，赏她羊肚片、炖羊肉等食物。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册封为容妃。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春，容妃随皇太后、乾隆大帝东巡，游览泰山、祭拜孔庙，路上受赏回回饽饽等食品。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容妃随乾隆大帝到盛京(今辽宁沈阳)，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到达木兰围场，乾隆大帝猎获野猪和狍子，赏众妃野猪肉，而赏容妃狍子肉。乾隆大帝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回俗清真饭菜如羊肉馄饨等。
乾隆大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这里明朝为南台，没有大的营建。清顺治、清康熙年间两度扩修，为避暑之处：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南为迎薰亭，北为香殿、涵元殿、翔鸾阁，加上殿阁两旁的翼楼，都属于瀛台的范围。清末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瀛台。民国初年，清室尚以优待条件居住在大内，外朝则先归民国政府。民国间先改皇城正中之门名为中华门。中华门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民国呢？有人献议：“大内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今国为中华民国，而正朝之门通当东华、西华之间，天然一中华门也！”语既巧合，遂为定议。不久以西苑为总统府，府门与正朝门相并，必距长安街以辟宝月楼为府门，位置适合。今之新华门，就是往昔清朝宝月楼下所开辟之门。
清朝帝王在乾隆大帝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大帝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大帝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夏月，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大帝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大帝爱屋及乌的结果。乾隆大帝为容妃兴建宝月楼的原因是：第一，言语文化不同。容妃讲维语，不便与诸妃嫔住在一起交流，特隔于南海最南之地，其地又距外朝之外垣。这里同皇宫既联系又分割，环境优雅，湖水涟漪。乾隆大帝会维吾尔语，可以同容妃用维语直接交谈。第二，饮食习惯不同。皇后的正宫坤宁宫兼作萨满祭祀的场所。坤宁宫每日进猪两口，在神案上宰猪，在大锅里煮猪肉，祭祀敬神。元旦祀神，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是一种猪肉米饭，这是回教徒所万万不能忍受之事。将容妃单独安置在另一个生活区域，生活上很是方便。第三，生活风俗不同。维吾尔族的衣服、装饰，同皇宫的后妃、宫女都不同。皇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乾隆大帝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圆明园，路途既远，又烦出驾。容妃在这里则可免去其他妃嫔争宠之扰。第四，宗教信仰不同。满族的宗教是萨满教，乾隆大帝又崇奉喇嘛教。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要做礼拜。容妃所居之地，隔长安街而对回子营，建回教礼拜堂及民舍，并使内附之回民居住，屋舍皆沿袭回风。容妃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有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容妃应是民间传说的香妃。香妃与容妃是一人还是两人，学界看法尚不一致。
近年研究香妃的著作很多。一本书名就叫《香妃》，作者于善浦、董乃强是清东陵的文物专家。他们在书中说，1979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清东陵乾隆裕陵的妃嫔园寝中有两座妃嫔墓穴因漏雨而塌陷。文物工作者在清理墓穴时，发现许多珍贵实物，从而揭开了香妃之谜。在查证史料及清宫档案之后，对乾隆大帝四十一位后妃中惟一的维吾尔族的女子有了新的认识。作者认为，这位当是容妃，也就是传说的香妃。另一本书名叫《香妃考证研究》是台湾姜龙昭所著。作者对戏剧小说中所写的香妃和史学家所讨论的香妃，都有说明、讨论、考证和判定。作者原来为了编写香妃的电视剧而做研究工作，自费到北京、河北、新疆考察，汇集资料，编为书籍。
乾隆大帝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大帝是一代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但各种矛盾也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却潜伏危机。
㈣、盛世危机：
乾隆大帝弘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太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乾隆大帝所做出的主要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件事：
⑴、编修文化典籍：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大帝和乾隆大帝。康熙大帝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皇帝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大帝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清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主要有：
①、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随后继续进行，到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农历6月，又告成六份，已历时十五年。后再查核、校误和补遗，直到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才告结束，参与者前后四千一百八十六人，时间长达二十年。乾隆大帝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一，保存珍贵遗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使大量书籍虽经天灾人祸而被保存下来。其二，方便学人利用。北到关外，南到江浙，禁城之内，皇家御苑，士林学子，阅览抄录，嘉惠读者。其三，有利文化传承。1983年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流传世界。其四，便于分类检索。“以类求书，因书治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再分四十四类，又分六十六目，条理井然，易于查检。但是，乾隆大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也删了不少书、改了不少书、禁了不少书、毁了不少书。有人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禁书总目》等资料统计，毁书约三千余种、六七万部。可见，乾隆大帝编纂《四库全书》的负面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总之，要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②、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大帝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其事，“每得一卷，即行进呈，以候裁定”。后用朱文刻印的《满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又刻印《大藏经》(也称“龙藏”)。
③、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清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清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大帝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四十册，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④、乾隆大帝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⑤、《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⑥、乾隆大帝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⑵、兴建皇家园林：
乾隆大帝在北京及京畿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朝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⑶、贡献诗文才华：
乾隆大帝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英语、法语也不错。乾隆大帝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大帝撰写了大量文章，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一千三百五十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三百卷。乾隆大帝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极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七百五十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五集，四百三十四卷，有人统计，其初集四千一百六十六首，二集八千四百八十四首，三集一万一千五百十九首，四集九千九百零二首，五集七千七百九十二首，共计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三首。他的诗总计有四万两千六百十三首，可谓惊人之极。而《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余首。乾隆大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留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可以说，乾隆大帝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⑷、蠲免天下钱粮：
御史赫泰曾上疏：“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清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所以，乾隆大帝断然下令蠲免全国钱粮。据统计，清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清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米)，累计蠲免赋银两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蠲免全国钱粮，收到社会效益：“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这话虽有夸饰，但说明此举确实受到欢迎。乾隆大帝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⑸、统一整个新疆：
北京内城南面西为“宣武门”，标榜皇帝“宣武”。明、清两朝二十八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宣武”的，明朝有洪武、永乐，清朝则有太祖、太宗、康熙、乾隆。乾隆大帝不仅“崇文”，而且“宣武”。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朝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清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大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大帝平定准、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⑹、完善治理西藏：
乾隆大帝曾两次出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大帝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清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
⑺、修砌浙江海塘：
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由于历史悠久，已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大帝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共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十二公里)，加强了这一地区抗御海潮侵袭的能力。
⑻、中华各族一统：
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六代，乾隆大帝则是集大成者。乾隆大帝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乾隆大帝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乾隆年间的人口达三亿。清朝“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乾隆大帝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了“禅位”的决定。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农历9月21日，乾隆大帝宣谕：至六十年内禅。他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清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大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农历9月3日，八十五岁的乾隆大帝在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农历1月1日，乾隆大帝御太和殿，举行内禅大礼，授玺。颙琰即皇帝位，尊弘历为太上皇帝，训政。由礼部鸿胪寺官诣天安门城楼上，恭宣嘉庆钦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金凤颁诏”是皇帝从太和殿颁发的诏书，抬上黄舆，鼓乐高奏，礼仪隆重，由礼部官员，送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只“金凤”，口衔诏书，从城楼上徐徐降下；城楼下的礼部官员跪接诏书，分送各地，公布天下。
乾隆大帝内禅皇位后，又训政了三年零三天。后人多讥评乾隆大帝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其实不然，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由内禅归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如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
乾隆大帝在位既长，享年又高，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享年八十岁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人。除乾隆大帝而外的三位皇帝是：
①、梁武帝萧衍，享年八十五岁，在位四十八年。但他局处一隅，三次舍身入寺，长于文学，精通音律；侯景之乱后，饥病而惨死。
②、宋高宗赵构，享年八十岁，在位三十六年，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却只有半壁山河。
③、元世祖忽必烈，享年八十一岁，在位三十五年。
以上三位皇帝，或国偏一隅，或半壁江山，或在位不长，或国亡而死。都不能与乾隆大帝相比拟。难怪乾隆大帝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罕与伦比。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并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乾隆大帝的“十全武功”是：
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全。
乾隆大帝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如对新疆用兵三次，对廓尔喀用兵两次，这五次用兵对新疆、西藏的巩固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也有的用兵是小题大做，穷兵黩武。如大小金川之役就是这样的。
大金川、小金川在大渡河上游，居民主要是藏族，高山环绕，道路崎岖，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人口不过三万，周围不过二三百里。当地土司内部纷争，乾隆大帝发兵攻打，前后两次：第一次打了两年，杀大员讷亲、张广泗，耗银两千万两。第二次，清军分路进攻，每座山峰、每座官寨、每座石卡、每座碉房，反复厮杀，寸步难进。是役“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才将两金川平定。这件事可谓小题大做，得不偿失，但为北京留下了文物胜迹“香山演武厅”。
乾隆大帝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励“持盈保泰”，但是月盈则亏，泰极否来。清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懒于进取，老人御政，宵小环绕，做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吏治腐败，人口膨胀，财政紧缺，两极分化加剧，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在乾隆大帝执政的六十年间，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巨大变化。
首先，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了改良蒸汽机。尔后，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整个西方世界开始了工业革命。
其次，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了《人权法案》。
另外，法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还有，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而在清朝，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举行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有一百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俱加赏赐。大清帝国尚陶醉于孙子打着灯笼，照着“百岁应试”的爷爷参加科举考试呢！清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行粉饰太平之实。这一幕人间喜剧，掩饰了清乾隆盛世下的悲哀！
综合起来说，在清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是在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农历8月13日，当乾隆大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还傲慢地声称“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等，说明乾隆大帝根本看不到西方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迷梦之中。
乾隆大帝退位、嘉庆皇帝继位后，南方的白莲教、京师的天理教，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烽火四起，遍地燃烧。清乾隆盛世下的危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但这个不久就要糜烂的摊子，只好由他的儿孙们去承受和收拾了。
爱新觉罗·弘历简档：
属 相：兔
谥 号：纯皇帝
庙 号：高宗
陵 寝：裕陵(清东陵)
父 亲：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母 亲：钮祜禄氏，后尊为孝圣宪皇后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富察氏等二十九人
皇 后：富察氏
子 女：十六子，八女
继位人：第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
爱新觉罗·颙琰：(公元1760～1820年)，满族，原名爱新觉罗·永琰；北京人。著名清朝第七位皇帝，清仁宗，嘉庆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796～1820年为期二十五年，终年六十一岁。
爱新觉罗·颙琰生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乾隆大帝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爱新觉罗·永琏，乾隆大帝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乾隆大帝即位后就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爱新觉罗·永琏九岁时就病逝了。第二位皇太子是爱新觉罗·永琮，乾隆大帝在永琏病逝后，又立九皇子爱新觉罗·永琮，但他两岁时又因痘症早殇。第三位皇太子就是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的名字本来叫爱新觉罗·永琰，乾隆大帝考虑君主名讳，“永”字为常用字，避讳不便，就将爱新觉罗·永琰的“永”字，改为不常见的“颙”字。爱新觉罗·永琰继太子位之后，就改称为“颙琰”。清朝以后皇帝的名字，将排辈份的字改为特别的字，就是从嘉庆皇帝开始的。
嘉庆皇帝秉赋聪慧，沉默寡言，博览史书，深得乾隆大帝的青睐，乾隆大帝禅位让给他而荣登皇位。
爱新觉罗·颙琰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农历1月1日受乾隆大帝禅让而继位，当即改年号为“嘉庆”。
嘉庆皇帝的即位和康熙大帝一样，可以说是老天的安排，但这次上天的选择并不像上一次那么准确，忠厚老实的嘉庆皇帝显然挑不起这副担子，由于它的过分宽容，官场中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大清王朝也开始进入暮年。
嘉庆皇帝继位后，政事仍由太上皇乾隆大帝决定。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大帝病逝后，他才真正亲政。亲政后的第六天，他就逮捕了权臣钮钴禄·和坤，抄出家财约值白银几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几年的财政总收入，不久，钮钴禄·和坤被处死。
嘉庆皇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清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中衰之势。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
从嘉庆皇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嘉庆皇帝一生命运多劫，曾经遭逢两次宫变。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农历闰2月20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大内，将进顺贞门，突然有一汉子冲出行刺，嘉庆皇帝的随从一百多人一时都被惊呆，亏得在场的几个亲王卖命格斗，才将刺客擒住。原来，他叫陈德，是个平民，因贫困无告，愤恨统治阶级的压榨，才舍身潜入皇宫，准备刺杀皇帝。事后，陈德一家被残杀。
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农历9月，嘉庆皇帝离宫北去木兰狩猎。这时京郊林清领导的一支天理教农民起义军，决定乘清朝的王公大臣外出迎接嘉庆回宫，宫中空虚之日，攻占皇宫，推翻清王朝。农历9月14日起义军扮成商贩，暗藏武器，混进京城，和皇宫内的部分太监取得联系后，于9月15日中午发动起义，冲入西华门，沿皇道直扑隆宗门，皇宫护卫军忙关闭大门。起义军转而从养心门对面南墙外，攀援树木，爬上墙头。被四皇子旻宁(道光皇帝)率领清军卫队用火枪击败。事后，嘉庆皇帝心有余悸，下令将宫内树木全部伐掉。后代皇帝从祖训，再也不重新种植树木，致使今日故宫内古树罕见。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农历7月，嘉庆皇帝再次去木兰游猎，驻于避暑山庄。头痛发热，之后病情日益严重，嘉庆知道不好，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托津等入室，宣布立即传位于四皇子旻宁，农历7月25日病逝于避暑山庄，葬于昌陵(今河北省易县西)，庙号为清仁宗睿皇帝，史称嘉庆皇帝。
乾隆大帝曾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清乾隆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乾隆大帝即位后，亲书密旨，立爱新觉罗·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爱新觉罗·永琏在九岁时去世。乾隆大帝在爱新觉罗·永琏病逝后，又立九皇子爱新觉罗·永琮为皇台子，但爱新觉罗·永琮在两岁时又因痘症早殇。第三位皇太子是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的名字本来叫爱新觉罗·永琰，之所以改“永”作“颙”呢？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名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名字，都没有避讳的规定，只是在《实录》、《玉牒》等特定文献出现的御名上贴黄(就是将名字用黄签盖上)。清帝名字避讳，是从康熙大帝开始的。大致的情况是：清康熙名字爱新觉罗·玄烨的“玄”字，避讳时缺末笔；雍正名字爱新觉罗·胤禛的“胤”字，避讳时缺末笔，同时命他的兄弟将“胤”字改作“允”字；康熙大帝名字爱新觉罗·弘历(弘歷)的“弘”字，避讳时缺末笔。“歷”字，则改作“暦”字。到嘉庆皇帝爱新觉罗·永琰时，乾隆大帝考虑君主名讳，“永”字为常用字，避讳不便，命将爱新觉罗·永琰的“永”字，改为不常见的“颙”字。爱新觉罗·永琰继位之后，就改称为“颙琰”。清朝皇帝的名字中将排辈份的字改为特别的字，就是从嘉庆皇帝开始的。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农历1月1日，在太和殿举行清乾隆禅位、嘉庆登极大典。乾隆大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则改用“嘉庆”年号。
㈠、守成天子：
乾隆大帝退位后本应住在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在养心殿，但他不愿迁出，而让嘉庆皇帝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乾隆大帝经常在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皇帝则处于陪侍的地位。当时朝鲜使臣到北京曾目击记载说：嘉庆皇帝“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记载：赐宴之时，嘉庆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史籍《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与父、祖相比，嘉庆皇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的守成天子。“守成”二字是嘉庆皇帝的主要特点。清嘉庆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一百八十年，嘉庆皇帝则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嘉庆皇帝从乾隆大帝手中接过了权力，也同时接过了盛世外衣下掩藏的一连串的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钮钴禄·和珅问题。以嘉庆皇帝处理和珅事件为例，看嘉庆皇帝是怎样解决乾隆大帝遗留下的社会危机，又是怎样陷入更深危机的。
㈡、惩治和珅：
钮钴禄·和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官至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他权力很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俨然是“二皇帝”。钮钴禄·和珅既没有贵族家庭背景，也没有进士出身学历，史书记载：钮钴禄·和珅“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他连个举人都没有考取，是怎样“宠任冠朝列”的呢？这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钮钴禄·和珅的发迹，有以下因素：
⑴、出身满洲，聪明机敏：
钮祜禄·和珅生于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比乾隆大帝小三十五岁，满洲正红旗人。家原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钮钴禄·和珅十来岁时，有幸进咸安宫官学(地点在皇宫咸安宫)，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他二十五岁参加了顺天府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但钮钴禄·和珅因为出身满洲，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个差事给钮钴禄·和珅接近乾隆大帝提供了机会，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清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钮钴禄·和珅呢？野史笔记中有四种记载：
①、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大帝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钮钴禄·和珅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件事给清乾隆留下很深的印象。
②、《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一次乾隆大帝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轿旁跟班的钮钴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大帝由此很喜欢他。
③、《归云室见闻杂记》记载：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乾隆大帝临幸山东，钮钴禄·和珅扈从。乾隆大帝喜欢乘一种骡子驾驭的小车，“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有一天，碰巧钮钴禄·和珅跟这种小骡车随侍，于是在乾隆大帝与钮钴禄·和珅君臣二人间有了下面这段交谈：
上问：是何出身？对曰：文员。
上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清乾隆三十五年)曾赴举。
上问：何题？对曰：孟公绰一节。
上曰：能背汝文乎？(和珅)随行随背，骄捷异常。
上曰：汝文亦可中得也。
这次乾隆大帝同钮钴禄·和珅的谈话，成为钮钴禄·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④又说钮钴禄·和珅长相清秀，极象乾隆大帝的一位爱妃，乾隆大帝乍见钮钴禄·和珅，以为是爱妃转世，因此而获得乾隆大帝的喜欢。
钮钴禄·和珅聪明伶俐，又干练潇洒，乾隆大帝越来越器重他。野史和笔记中的这些记载，可能是他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机缘。从此，钮钴禄·和珅得到清乾隆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⑵、精明干练，笼络同僚：
据史籍《和珅列传》记载，钮钴禄·和珅天资聪颖，思路敏捷，多才多艺，勤奋好学，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办事干练，广结善缘，成绩突出。他不是不学无术之徒，而是既有学问又懂权术的人。
例如：乾隆大帝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还有其他诗文当中，对钮钴禄·和珅给予充分肯定。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乾隆大帝曾说，用兵西藏和廓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兼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喇嘛和廓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钮钴禄·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都办理得很好。
又如：《和珅列传》中记载了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农历1月，三十五岁的钮钴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钮钴禄·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钮钴禄·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大帝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钮钴禄·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子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钮钴禄·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再如：钮钴禄·和珅依靠乾隆大帝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钮钴禄·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清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钮钴禄·和珅言听计从。钮钴禄·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钮钴禄·和珅的亲信。
还如：钮钴禄·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加以排挤和打击。如大学士松筠在钮钴禄·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所以松筠就被久留边远地区任职，“在藏凡五年”。据史籍《清史稿》记载：钮钴禄·和珅执掌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揣摸得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却尽量帮着掩饰，或者故意把事情拖到皇帝消了气，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⑶、拦截信息，打击异己：
钮钴禄·和珅熟谙官场之道，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
例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奏钮钴禄·和珅。但他不慎走漏消息，被人连夜向钮钴禄·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大帝跟前预先做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钮钴禄·和珅千方百计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
又如：谢振定，进士、御史，一次在东城巡视，见一辆车在大街上违制乱行。经了解，说是钮钴禄·和珅妾弟的车子。谢振定大加申斥，还命人将钮钴禄·和珅的这位亲戚痛打一顿，并放火烧了车子。事后，钮钴禄·和珅命人借别的事整治谢振定，结果谢振定被免官。
⑷、联姻皇亲，投上所好：
乾隆大帝给钮钴禄·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钮钴禄·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时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钮钴禄·和珅之子钮钴禄·丰绅殷德。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生母为受宠的惇妃，出生时乾隆大帝已经六十五岁。按照清朝制度，妃嫔所生之女，应封为和硕公主，但由于十公主深得清乾隆宠爱，所以在十二岁时被破例册为固伦公主。她长得很像乾隆大帝，乾隆大帝曾对她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十公主被清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下嫁完婚。下嫁时，清乾隆赐给大量财物。据朝鲜使臣记载：“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虽以首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从此，钮钴禄·和珅和乾隆大帝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关系，也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乾隆大帝是钮钴禄·和珅的亲家翁，是和珅的保护伞。和珅从此更加为所欲为。后来钮钴禄·和珅被抄家，十公主向嘉庆皇帝哭求，钮钴禄·丰绅殷德方免于一死，并独留公主赡养之产。固伦和孝公主四十八岁逝世。
钮钴禄·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就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是钮钴禄·和珅对乾隆大帝能揣摩其旨意，迎合其所好，满足其欲求，博得其欢心。
①、钮钴禄·和珅与乾隆大帝和诗。乾隆大帝一生喜爱作诗，钮钴禄·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大帝，下功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的诗收在《嘉乐堂诗集》中，流露真情，比较感人。钮钴禄·和珅还经常与乾隆大帝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钮钴禄·和珅与乾隆大帝和诗的文档。
②、钮钴禄·和珅仿乾隆大帝书法。乾隆大帝爱书法，钮钴禄·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大帝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大帝的御笔。清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就交由钮钴禄·和珅代笔。现在北京故宫重华宫内屏风上的诗文是乾隆大帝书写，而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钮钴禄·和珅代笔的，从此可以看出钮钴禄·和珅书法之造诣。
③、钮钴禄·和珅同乾隆大帝共同“修持密宗”。乾隆大帝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曾主持翻译并刻印了《满文大藏经》。钮钴禄·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钮钴禄·和珅同乾隆大帝一起“修持密宗”。总之，钮钴禄·和珅同乾隆大帝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
④、钮钴禄·和珅体贴侍奉乾隆大帝。乾隆大帝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钮钴禄·和珅就经常陪伴在乾隆大帝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从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钮钴禄·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 臣，但每当皇帝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
⑤、钮钴禄·和珅满足乾隆大帝侈欲。乾隆大帝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了宁寿宫及花园(乾隆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帝八十岁大寿，举行万寿大典和千叟宴。钮钴禄·和珅总管这件事，需要大量银子，当时国库已开始拮据，银子从哪里来呢？钮钴禄·和珅便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贿赂、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他命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衙门长官要捐出俸银，两淮盐商要捐银四百万两。钮钴禄·和珅很快满足了乾隆大帝八十岁大寿的花费需要。钮钴禄·和珅还用“议罪银”，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以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的几十万两。这些“议罪银”不入国库，交到内务府，入乾隆大帝私囊。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皇帝表示反对，结果差点丢了性命。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钮钴禄·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需要户部补贴的内务府，没有几年就扭亏为盈。乾隆大帝能够随意享乐，当然对钮钴禄·和珅就更加依赖。同时，和珅也中饱私囊，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过钮钴禄·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还大。钮钴禄·和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住宅的夹墙里。
乾隆大帝年龄愈来愈老，执政时间愈来愈长，而宫女、妃嫔、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所以，钮钴禄·和珅对于老年的乾隆大帝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的。由于乾隆大帝的宠信，钮钴禄·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在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钮钴禄·和珅的官，武职～～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镶黄旗满洲都统、步军统领；文职～～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学职～～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石经馆正总裁、国史馆正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财职～～崇文门税务监督；内职～～兼管太医院、御药房事务；爵位～～太子太保、伯爵、公爵。
钮钴禄·和珅升官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挖掘坟墓。钮钴禄·和珅靠乾隆大帝宠信发迹，也必然随乾隆大帝升天而自毙。
嘉庆皇帝早在做皇子嘉亲王时就对钮钴禄·和珅不满。嘉庆皇帝继位后，乾隆大帝还在，他投鼠忌器，而没敢动手。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农历1月3日，乾隆大帝崩于紫禁城养心殿，爱新觉罗·颙琰在清乾隆逝世之日开始亲政。嘉庆皇帝在办理乾隆大帝大丧期间，采取断然措施，惩治了权相钮钴禄·和珅，举朝上下，大为震惊。
乾隆大帝做了四年太上皇，仍紧紧地把持着实权。这时的钮钴禄·和珅依然受宠，但是毕竟形势发生了变化。钮钴禄·和珅在乾隆大帝与嘉庆皇帝间采取“四手”：第一手是紧紧依靠太上皇乾隆大帝，第二手是极力讨好嘉庆皇帝，第三手是限制嘉庆皇帝的权势，第四手是防止嘉庆皇帝日后对自己进行惩处。所以他在乾隆大帝和嘉庆皇帝之间、在嘉庆皇帝面前和背后，都表现了“两面派”。
钮钴禄·和珅竭尽全力限制嘉庆皇帝，培植任用自己的亲信。嘉庆皇帝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当时任广东巡抚，向朝廷上了封表示庆贺的奏章。钮钴禄·和珅就到乾隆大帝面前告朱珪的状，不过乾隆大帝未予理睬。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乾隆大帝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皇帝写诗向老师表示祝贺。钮钴禄·和珅又到乾隆大帝那里告状，说嘉庆皇帝笼络人心，把太上皇对朱珪的恩典，算到自己身上。这一次，乾隆大帝生气了。他问军机大臣董诰：“这该怎么办？”董诰跪下劝谏清乾隆说：“圣主无过言。”乾隆大帝才作罢。不久，钮钴禄·和珅还是找了个借口，怂恿乾隆大帝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钮钴禄·和珅还将他的门下的吴省兰派到嘉庆皇帝身边，名义上是帮助整理诗稿，实际上是监视嘉庆皇帝的言行。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领班军机大臣阿桂病逝。钮钴禄·和珅只知进、不知退，便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这时的乾隆大帝已年老体衰，记忆力很差，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早上做的事，晚上就不明白了。钮钴禄·和珅真正成了乾隆大帝的代言人，也就更加为所欲为。
钮钴禄·和珅自作聪明，作茧自缚，自坏其事。爱新觉罗·颙琰当皇子时，被定为储君。钮钴禄·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大帝公布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给爱新觉罗·颙琰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皇帝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皇帝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钮钴禄·和珅是乾隆大帝的宠臣，老奸巨滑，在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嘉庆皇帝在乾隆大帝逝世后短短的十五天里，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了二十多年的“二皇帝”加以惩治，举措得体，干净利落，取得胜利。嘉庆皇帝采取的办法是：
第一，欲擒故纵：
嘉庆皇帝继位后，太上皇还健在。他面对一个老谋深算，并深受太上皇宠爱的和珅，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钮钴禄·和珅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不动声色。有些大臣在他面前批评钮钴禄·和珅，嘉庆皇帝说：“我还准备让和珅帮我治理国家呢！”嘉庆皇帝向太上皇奏报的一些军国大事，也经常让钮钴禄·和珅去代奏、转奏，以此表示信任，稳住了钮钴禄·和珅。
第二，调虎离山：
乾隆大帝驾崩，钮钴禄·和珅失去靠山，死期已经逼近。当天，嘉庆皇帝一方面任命钮钴禄·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国丧大事，一方面传谕他的老师署安徽巡抚朱珪来京供职。农历1月4日，嘉庆皇帝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钮钴禄·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嘉庆皇帝命钮钴禄·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削夺了钮钴禄·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第三，突然出击：
农历1月5日，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钮钴禄·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农历1月8日，嘉庆皇帝宣布将钮钴禄·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在朝野掀起政治大波。嘉庆皇帝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如在农历1月8日，嘉庆皇帝命令从即日起，所有上奏的文件，都要直接向皇上奏报，军机处不得再抄录副本，各部院大臣也不得将上奏的内容事先告诉军机大臣。并命宗室睿亲王淳颖、定亲王绵恩、仪亲王永璇、庆郡王永璘等分别掌握军政大权。
第四，制造舆论：
嘉庆皇帝命各直省和在京大员，就钮钴禄·和珅事向朝廷表态。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他在奏折中指责钮钴禄·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贪黩放荡，真是一个无耻小人，请求将其“凌迟处死”。“凌迟”就是千刀万剐。嘉庆皇帝立即批示，在京三品以上官员讨论这个意见，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自行向皇帝上奏。实际上，就是以胡季堂的意见定下基调，并通报各省督、抚，要他们都表明态度。
第五，惩办和珅：
农历1月9日，在公布乾隆大帝遗诏的同时，将钮钴禄·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命仪亲王爱新觉罗·永璇、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等，负责查抄钮钴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农历1月10日，嘉庆皇帝御批“实力查办以副委任”，全面清查钮钴禄·和珅大案。农历1月11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皇帝宣布钮钴禄·和珅二十大罪状。农历1月18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钮钴禄·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清嘉庆四年农历1月《上谕档》中记载：嘉庆皇帝谕示“和珅罪有应得”，就是说怎么严惩钮钴禄·和珅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为了朝廷体面，赐他自裁。据说钮钴禄·和珅在狱中，自知生命不久，对着窗外元宵明月，感慨赋诗道：“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钮钴禄·和珅得到嘉庆皇帝赐给他的三尺白绫，在狱中自尽。福长安以阿附钮钴禄·和珅，令其到钮钴禄·和珅死所跪视钮钴禄·和珅自裁，并革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逮下狱，籍其家。
第六，讲求策略：
嘉庆皇帝说，钮钴禄·和珅得罪的是先皇，所以要在皇父大丧期间，处治这个先皇的罪臣。钮钴禄·和珅被诛后，其党羽皆惶恐不安。有的朝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但嘉庆皇帝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除掉钮钴禄·和珅后，马上收兵。对钮钴禄·和珅的亲信，除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给予处分外(钮钴禄·和琳已死)，其他由钮钴禄·和珅保举升官者或给和珅送贿者，概不追究。嘉庆皇帝宣谕：“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此谕一下，人心始安，政局稳定。
嘉庆皇帝对钮钴禄·和珅的惩治，动作迅速，干净利索，宽严适当，十分成功。这是嘉庆皇帝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惟一杰作。但是，嘉庆皇帝定钮钴禄·和珅的第一大罪是：在宣布皇太子前一天，钮钴禄·和珅向他送如意以示拥戴之功。实际上这表示钮钴禄·和珅要投靠新主，其心不能算恶，既不叛君主，也不反社稷，此条构不成杀头之罪。嘉庆皇帝将此定为钮钴禄·和珅第一大罪状，表明嘉庆皇帝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这是嘉庆皇帝亲政之后，平庸性格的一次表露。
嘉庆皇帝为什么杀钮钴禄·和珅？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和珅“富可敌国”：
扳倒钮钴禄·和珅，可以缓解嘉庆皇帝面临的财政压力。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是这个意思。钮钴禄·和珅被抄家时，抄出藏金三万两千多两，地窖藏银二百余万两，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其他还有取租房屋一千零一间半、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有的说约一千万两，有的说两千万两，有的说达到了八亿两。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总收入约七千万两。还有违制的珍珠、大珠、手串、大宝石等，实际数字已经无法考据。大量的财富使钮钴禄·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娶出宫女子为妾，仅巡捕营在和宅供役者就达一千余人。他在承德丽正门外、北京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等处，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华宅第，也就是恭王府的前身。府内甚至仿乾隆大帝宁寿宫，建起楠木房，称为锡晋斋。还有违制修建的垂花门和皇宫用的宫灯、多宝阁等。钮钴禄·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园，是今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钮钴禄·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逝世后像皇帝一样风光气派。他在蓟州(今河北蓟县)修建了巨大的坟墓，规格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
其二，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清军连连失利。清嘉庆三年，清军抓住四川农民军首领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说“官逼民反”。嘉庆皇帝意识到，正是因为地方官吏皆如钮钴禄·和珅似的贪暴，所以屡屡激起民变。嘉庆皇帝总结说：“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又说：“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所以，嘉庆皇帝杀和珅，以谢天下。
其三，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钮钴禄·和珅“权高震主”。嘉庆皇帝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怀疑钮钴禄·和珅蓄意谋反，所以要杀掉钮钴禄·和珅。当相权威胁到君权的时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动。从嘉庆皇帝的先祖来看，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之后，幽禁了二大贝勒爱新觉罗·阿敏、三大贝勒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屈从，爱新觉罗·皇太极得以从四大贝勒“并肩共坐”到“南面独坐”；顺治皇帝亲政后，追罪逝世后的摄政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康熙大帝亲政后，擒拿辅臣鳌拜；雍正皇帝登极后，杀了佟·隆科多和年羹尧；乾隆大帝继位后，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所以，嘉庆皇帝执掌朝纲，必然惩办权相钮钴禄·和珅。
不过，嘉庆皇帝对钮钴禄·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在钮钴禄·和珅被杀十五年之后，清朝国史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稿本送呈嘉庆皇帝审阅。嘉庆皇帝见其记载简略，只记录了钮钴禄·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三十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钮钴禄·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史籍《清史稿·和珅传》中记载：“仁宗(嘉庆皇帝)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这说的是唐代宗诛宰相李辅国的史事。史籍《旧唐书·李辅国传》中记载：李辅国，出身卑贱，年少被阉，相貌丑陋，粗通文字。在太子东宫是一个喂马的太监。安史之乱中，他力劝太子即帝位。唐肃宗即位后，升为太子管家。后来官运亨通～～任开府仪同三司、郕国公、兵部尚书、博陆郡王。唐肃宗逝世后，唐代宗即位，尊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史籍《新唐书·李辅国传》中也记载：唐代宗既嗣位，不愿大张旗鼓地杀李辅国，只差遣侠者，深夜将其刺杀之，割下头颅扔到溷厕中。但唐代宗仍对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庆皇帝对钮钴禄·和珅的处理，很像唐代宗对李辅国的处理，就是不愿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为个案处理。
但是，钮钴禄·和珅的问题已不仅是个案，而是成了社会现象，可以叫做“权臣现象”。和珅这样一个出身“少贫无藉”、乡试不中的生员，由普通的宫廷侍卫，三十二岁成为军机大臣。以后更是青云直上，富贵常葆，登峰造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权臣现象”的出现是老年帝王专制的必然。乾隆大帝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钮钴禄·和珅这样的人。台湾学者高阳认为，钮钴禄·和珅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严格说来，“权臣现象”的责任就是在乾隆大帝，钮钴禄·和珅是清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当时，乾隆大帝身边有四种人～～后妃、太监、皇子、朝臣，后妃不能代他处理军政要务，太监不能陪他和诗品画，皇子太近怕其“觊觎大位”，大多朝臣又不会像钮钴禄·和珅那样曲意逢迎。因此，钮钴禄·和珅有着后妃、太监、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乾隆大帝对他既喜爱又依赖，自然遇事会替他撑腰。当时，大学士阿桂同钮钴禄·和珅不合，状元出身的王杰，也不买钮钴禄·和珅的账。陈启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一天，钮钴禄·和珅在军机处拿着一幅石墨画轴，王杰说：“贪墨之风，以至于此。”钮钴禄·和珅指着王杰的手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说：“这手只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么好处？”后来王杰告老返还陕西韩城乡里，嘉庆皇帝送他的诗有“清风两袖送韩城”句。但是因为乾隆大帝的缘故，嘉庆皇帝拿钮钴禄·和珅没有办法。钮钴禄·和珅在朝二十余年，未尝一被弹劾，他稍见端倪，必提前设计除之。曹锡宝弹劾不成反遭谴责就是一例。
嘉庆皇帝惩治钮钴禄·和珅案既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皇帝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钮钴禄·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权臣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皇帝的“守成”之处。
㈢、危机四伏：
嘉庆皇帝处理完钮钴禄·和珅事件后，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清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比如，平定白莲教之后，清嘉庆曾作诗道：“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时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这首诗的中间两联“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了嘉庆皇帝儒家仁爱的理念。仁者爱人，嘉庆皇帝作为一位“仁君”来说是够格的，作为一位皇帝来说是可贵的。嘉庆皇帝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文学、诗歌、书法、文章都是不错的。这一点比明朝的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都好。例如：
⑴、大理寺卿杨怿会受召对。时值盛暑，杨怿会掀帘见嘉庆皇帝摇扇挥汗；他进入后跪拜。嘉庆皇帝即把扇子放在一边，不复用。询问相关政时甚详，时间一长，再加上热得厉害，嘉庆皇帝汗出如雨，但仍关注政事，连扇子也不用。
⑵、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普免天下钱粮，各省欢腾。安徽民欠银三百万两，巡抚姚祖同怀疑上报数字不实，令府道州县削减十分之四。各地苦之。嘉庆皇帝闻知后，朱批云：“损上益下，朕之愿也。存心刻薄，有伤政体。”姚祖同惭愧以极，仍以原册六百里加急报京。
明朝的皇帝说不出这样的话，也做不出这样的诗。清朝皇帝不同于明朝皇帝，没有昏君，没有顽君，也没有暴君。嘉庆皇帝更不是贪暴、昏庸之君。但是，嘉庆皇帝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嘉庆皇帝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改革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弊病，特别是制度性的弊病。
嘉庆皇帝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钮钴禄·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没有从自身找责任，也没有从制度挖根源。其结果是，滋生百官腐败、权臣现象的制度土壤没有被铲除，因而这种现象也就无法根除。嘉庆皇帝在二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虽一件一件地解决清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更深的危机。清乾隆朝盛世下隐伏的危机，到清嘉庆朝则更加深重了。大清帝国到了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即位后时，则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爱新觉罗·颙琰简档：
属 相：龙
谥 号：睿皇帝
庙 号：仁宗
陵 寝：昌陵(清西陵)
父 亲：乾隆大帝爱新觉罗·弘历
母 亲：魏佳氏，后尊为孝仪纯皇后
初 婚：十五岁
配 偶：喜塔拉氏等十五人
皇 后：喜塔拉氏
子 女：五子、九女
继位人：长子爱新觉罗·旻宁
附录①_嘉庆皇帝御笔陈列和珅二十大罪状：
朕于清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蓟州填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此外，查出：和珅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等。又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余人，和珅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
附录②_和珅抄产清单(清单之一)
正房一所十三层共七十八间、东房一所七层共三十八间、西房一所七层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
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磐二十架、古剑二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系珠五十六盘、密蝎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箸二百副、金镶象箸二百副、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桌十六张。
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百六千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六万两)、当铺七十五座(估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估银四十万两)、古玩铺十五座(估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千万两)、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两)、磁器库二间(估银一万两)。
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十五版、五色羽毛六百版、五色哗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馈库六间、铁梨紫檀库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八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件、杂色女衣四百三十六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双、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
爱新觉罗·旻宁：(公元1782～1850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八位皇帝，清宣宗，道光皇帝，在位时间从1820～1850年为期三十年，终年六十九岁。
爱新觉罗·旻宁在公元1820年登极，定年号“道光”，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虽然嘉庆皇帝很早就有决定传位给爱新觉罗·旻宁的意思，在清嘉庆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在爱新觉罗·旻宁三十二岁时，也就是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发生了天理教民攻入皇宫的突发性事件。这年，爱新觉罗·旻宁随皇父巡狩木兰围场，因阴雨绵绵，无法围猎，奉命先期回到京师。
当时反清复明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义军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城，他们的主攻目标就是皇宫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冲入紫禁城。当林清率领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冲向养心殿时，旻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后表现镇定，“急命进撒袋、鸟铳、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这时，有的教民手举白旗，攀墙登殿，靠近养心门，旻宁“发鸟铳殪之(打死)，再发再殪”。旻宁在此事件中，还“飞章上闻”，向皇父奏报；“严命禁城四门”，然后到储秀宫安抚皇母；事后亲自率领侍卫到西长街一带搜寻访查。爱新觉罗·旻宁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使他在内廷上下威望大增，或赞其智勇沉着，或誉其举措有方。嘉庆皇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报，即封爱新觉罗·旻宁为智亲王，他所使用的猎枪也命名为“威烈”。
道光皇帝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內外危机。在內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虛，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皇帝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道光皇帝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下决心严厉禁烟。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將收缴的鸦片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两千一百十九袋，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吨在虎门(今广东东莞)当众销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销毒数量最多的一次。虎门销烟也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农历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皇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皇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將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投降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公元1842年攻占吴淞。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农历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赔偿英国共二千一百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夏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公元1849年农历1月，道光皇帝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第二年(公元1850年)农历1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没有康复希望了，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瑞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抉盒，宣读诏书，诏书上只有四皇子奕詝五字。当天中午，道光皇帝逝世于圆明园慎德堂内。
道光皇帝逝世后庙号为清宣宗成皇帝，逝世后葬于慕陵(今河北省易县)。
道光皇帝在清朝十二帝中，是唯一以嫡子继承皇位的皇帝。清朝第一个继位者爱新觉罗·皇太极不是嫡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是第九子，母亲为庄妃；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大帝是第三子，母亲佟佳氏也是妃子；康熙大帝的儿子雍正皇帝是第四子，母乌雅氏为德妃；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大帝是第四子，母钮祜禄氏也是妃子；乾隆大帝的儿子嘉庆皇帝是第十五子，母魏佳氏为皇贵妃。以上是道光皇帝的先辈，再看他的后辈：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皇帝是第四子，母钮祜禄氏为贵妃；咸丰皇帝的儿子同治皇帝是独子，母为懿贵妃；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都不是皇子。所以，只有道光皇帝是以嫡子继承皇位的清朝皇帝。
道光皇帝是嘉庆皇帝的第二子，母喜塔拉氏，生前正式册立为皇后。喜塔拉氏，为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之女。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乾隆大帝为颙琰册喜塔拉氏为嫡福晋，这年颙琰十五岁。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农历8月10日，喜塔拉氏在皇宫撷芳殿生下一子，名爱新觉罗·绵宁(爱新觉罗·旻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嘉庆皇帝即位后册封喜塔拉氏为皇后。但她没有福气，当了一年零三十七天皇后便得病逝去。这年旻宁十六岁。
皇父对爱新觉罗·旻宁格外关怀、悉心教导，要他静心读书，修心养性。爱新觉罗·旻宁受到儒家教育，“经史融通，奎藻日新”，以此自诩，学而有成。他“日与诗书相砥砺”，写成《养正书屋诗文》四十卷。他亲笔书写“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个条幅，挂在屋中，以提示自己要修身养性，也是向皇父表露心迹。他曾写道：“事愈大，心愈小；情愈急，气愈和。”可见爱新觉罗·旻宁在当皇子时，注意磨炼自己的性格。
尽管爱新觉罗·旻宁有出色的表现，又以嫡皇子身份被秘密定为储君，但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仍出现了蹊跷风波。
㈠、抉匣风波：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皇帝到热河秋狝，自圆明园启程。命皇次子智亲王爱新觉罗·旻宁、四皇子瑞亲王爱新觉罗·绵忻随驾。这年，嘉庆皇帝六十一岁，但“身体丰腴，精神强固”。农历7月24日嘉庆皇帝到达热河行宫，“圣躬不豫”(感到有点不舒服)。当天，嘉庆皇帝到城隍庙拈香，又到永佑宫行礼。到了农历7月25日，嘉庆皇帝病情突然严重，当夕崩逝。嘉庆皇帝暴死的死因不明。有人据皇族后人的口碑，说嘉庆皇帝逝世于雷击。如果此说属实，则清人官私著作，当不敢如实记载。嘉庆皇帝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
嘉庆皇帝突然驾崩，国不可一日无主，皇位继承就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但是，旻宁继位，史有疑案。
⑴、祖制家法：
皇帝立储的抉匣，按清朝”祖制家法”应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农历8月17日，雍正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布实行“秘密立储”：皇帝立皇太子的御书抉匣，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在道光皇帝之前，被开启“抉匣”宣示传位密旨继位者，只有乾隆大帝和嘉庆皇帝。乾隆大帝在叙述开启“抉匣”的过程说：“逮皇考传位联躬，宣示密缄，仓猝之际，朕不敢自行启封，召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当面展缄敬阅。”这就是所谓“公同手启，立定大统”。由此可见，“宣示密缄”是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的。乾隆大帝内禅皇位给嘉庆皇帝，是由乾隆大帝亲自开启抉匣宣谕的。其经过是：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密立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嘉庆皇帝)为皇太子，按照雍正皇帝立下的规矩收藏秘密立储诏书。乾隆大帝六十年(公元1795年)农历9月3日，乾隆大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将癸巳(清乾隆三十八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阅看，立皇十五子嘉亲王爱新觉罗·颙琰为皇太子”云云。
嘉庆皇帝秘密立储御书的抉匣，自然不应例外。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病逝后，本应立即派大臣急驰北京紫禁城，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盛装秘密立储御书的“抉盒”。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那么秘密立储御书收藏在何处呢？据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情状，抉匣御书由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着。《碑文》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农历7月，戴均元和托津等随从嘉庆皇帝到热河秋狝，“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戴均元和托津督促内臣翻检皇帝遗物，最后在嘉庆皇帝近侍身边的“小金盒”里找到了传位诏书。抉匣未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开启时也没有储君等在场，这是违背清室的“祖制家法”的。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抉匣随嘉庆皇帝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此为疑云之一。
⑵、宗室建议：
嘉庆皇帝刚断气，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爱新觉罗·旻宁继位。爱新觉罗·禧恩，宗室，满洲正蓝旗，睿亲王爱新觉罗·淳颖之子。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本没有儿子，其弟爱新觉罗·多铎的儿子爱新觉罗·多尔博过继给爱新觉罗·多尔衮，袭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被革王爵、撤庙享后，爱新觉罗·多尔博又归宗爱新觉罗·多铎后。乾隆大帝给爱新觉罗·多尔衮平反，恢复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睿亲王封号，爱新觉罗·多尔博仍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继承者。其时爱新觉罗·多尔博已逝世多年，命他的五世孙爱新觉罗·淳颖袭睿亲王爵。睿亲王爱新觉罗·淳颖是嘉庆皇帝惩治钮钴禄·和珅所依靠的重要亲信和得力大臣，他的儿子爱新觉罗·禧恩初入宫为头等侍卫，继升为御前侍卫，后升为内务府大臣。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农历7月，爱新觉罗·禧恩作为内务府大臣，随嘉庆皇帝车驾到避暑山庄。在史籍《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中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爱新觉罗·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爱新觉罗·禧恩出身宗室，地位重要，影响亦大，其建议没有得到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认同，这说明奉爱新觉罗·旻宁嗣位一事在当时似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爱新觉罗·禧恩建议爱新觉罗·旻宁继位表明：嘉庆皇帝生前并未就嗣位之事在大臣中公布，爱新觉罗·禧恩建议时也未公启抉匣。否则，托津、戴钧元等不会“犹豫”而不表态。所谓“公启抉匣，宣示御书”之说，存在矛盾，大可存疑。禧恩只是内务府大臣，按照清朝“祖制家法”，他没有资格“建议旻宁继位”，可是他又为什么违背“祖制家法”而这样“建议”呢？此为疑云之二。
⑶、太后懿旨：
孝和睿皇后传懿旨让爱新觉罗·旻宁嗣位。嘉庆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第一位是孝淑睿皇后，喜塔拉氏，为清道光的生母，她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后就病逝了；第二位皇后是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她生下两个儿子：三皇子爱新觉罗·绵恺和四皇子爱新觉罗·绵忻，但她对爱新觉罗·旻宁备加照顾，他们关系很好。孝和睿皇后并不知嘉庆皇帝的密诏匣在什么地方，她应当也不知道“秘密立储”所立的皇太子是谁。然而，当她在北京皇宫惊悉清嘉庆崩于热河行宫噩耗时，便发出懿旨：“今哀遘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个皇太后懿旨，对于爱新觉罗·旻宁嗣位，关系极为重要。爱新觉罗·旻宁在热河接奉懿旨时，伏地叩头，感恩不尽！后来所有正史均只记载了在避暑山庄公启匣之事。道光皇帝复奏皇太后文曰：“子臣(旻宁)跪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清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29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谨缮折复奏，恭谢慈恩。七月二十九日。”当年康熙大帝继位，是孝庄太后的意思，但是用顺治皇帝遗诏名义宣布的，而不是用皇太后“懿旨”的名义。这里产生了问题：皇太后指令爱新觉罗·旻宁继位违背“祖制家法”，如果懿旨同遗诏发生矛盾怎么办？此为疑云之三。
⑷、朝臣态度：
据史籍《清史稿·托津传》中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托津，为满洲富察氏，自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开始任军机大臣，又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东阁大学士，可谓枢密老臣、朝廷重臣。史籍《清史稿·戴均元传》中也记载：“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戴均元，清乾隆进士，官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这两条记载，同史籍《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中的记载不一致。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在清嘉庆临终时，由托津、戴均元督促太监，翻箱倒匮，寻觅抉匣，最后由近侍于身间找出小金盒。而前引《清史稿·宗室禧恩传》所载，爱新觉罗·禧恩建议立爱新觉罗·旻宁，托津、戴均元均犹豫，则并无其事。托津、戴均元开启金盒时，也没有见记载当事人爱新觉罗·旻宁在场。人们对此事的真伪产生怀疑。此为疑云之四。
⑸、实录记载：
嘉庆皇帝秘密立储朱谕密旨缄藏在“抉匣”内。据史籍《清仁宗实录》记载：“上(嘉庆皇帝)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清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清仁宗实录》是道光皇帝继位之后修纂的。史籍《清宣宗实录》中也记载：“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抉匣，宣示御书：清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旻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扈从诸臣，遵奉硃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恸仆地，良久方起。”《清宣宗实录》是清咸丰修的，不会同他父皇纂修的《清仁宗实录》相违背。以上两个“实录”总算把这件事作了自圆其说。在相关的档案中，“公启抉匣”为“公启密缄”。据此，当嘉庆皇帝病危时，临终前召戴均元、托津、禧恩等八大臣，“公启抉匣”，立爱新觉罗·旻宁为皇太子。然而，这同前面的《清史稿·宗室禧恩传》中的记载相矛盾。此为疑云之五。
由此可见，爱新觉罗·旻宁继位，得到以爱新觉罗·禧恩为代表的宗室之建议和认同，又得到皇太后的中宫懿旨和皇弟瑞亲王绵忻的赞同，最主要是有军机大臣等开启匣的御书圣旨。爱新觉罗·旻宁继位，皇太后与瑞亲王爱新觉罗·绵忻、宗室爱新觉罗·禧恩、军机大臣等达成共识，和平过渡。但是，在官私记载中，前后矛盾，彼此抵牾，仍给人们留下重重迷雾。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农历8月22日，嘉庆皇帝的灵柩从避暑山庄运回到北京，在乾清宫停放。这次嘉庆皇帝突然病逝，众人事前毫无准备，避暑山庄没有准备棺木。旻宁命速送“梓宫”来热河，嘉庆皇帝遗体在避暑山庄入殓，由承德运往北京。爱新觉罗·旻宁跟随灵柩而行，并已开始处理政务。农历8月27日，爱新觉罗·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
道光皇帝执政三十年，做了不少事情。他在惩治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漕、清厘盐政、开通海运等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成绩。清道光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平息回部张格尔的骚乱，巩固了新疆。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皇帝生涯，算是勤政，也算是节俭。他自诩道：“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野史说道光皇帝穿有补丁的裤子，于是大臣们仿效，也“缀一圆绸膝间”。节俭，对于一位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评价一位君主、一位政治家，主要看他在历史潮流中，是站在前面，还是落在后面；看他在国家与民族利益上，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还是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道光皇帝禁烟运动失败，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要承担沉重的历史责任。
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在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者是穆彰阿还是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继位后，还来不及处理鸦片问题，而是先着手解决最为紧迫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调整中枢机构大员，将嘉庆皇帝时期的重臣大学士托津、戴均元等换掉，组成包括曹振镛、穆彰阿等在内的新的朝廷班子；第二件是治理河漕；第三件是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然而，西北烽火刚熄，东南硝烟又起。
鸦片流入中国，由来已久。道光皇帝的曾祖父雍正皇帝曾下令开始禁烟，祖父乾隆大帝亦下令禁烟，父嘉庆皇帝也屡令禁烟。但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清朝雍正时期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清朝乾隆时期则增至一千箱，清嘉庆时期又增至四千箱。道光皇帝开始禁烟，便遇到很大的阻力，鸦片走私更加嚣张，每年突破了三万箱、国家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时朝廷诸大臣对禁烟政策分为两派意见：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朝廷大臣发生两派观点并不奇怪，问题是道光皇帝如何决策。当年康熙大帝，在是不是要平定三藩、是不是要统一台湾、是不是要反击沙俄侵略、是不是要亲征噶尔丹等重大问题上，都面临不同的意见。康熙大帝的英明在于：他判断并支持朝臣的正确意见，而且支持到底，绝不动摇，直至胜利。
道光皇帝开始时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定然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个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包括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回顾清朝失败的原因，不能不发人深思：
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当时英国的工业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看：
从战略来说：第一从国力来看，清道光时清朝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没国”；且英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完全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第二从军事来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而清朝在本土作战。第三从民心来看，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曾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第一从兵力来看，公元1840年(公元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四千人，乘舰船四十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第二从后方来看，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很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恫吓时，清军在总体上还完全占有优势。第三从武器装备来看，当时英军使用战船虽用了蒸汽机装备，但更多的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在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外国，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意大利的侵略。经过两年军民奋战，打败意军侵略，迫使其在和约上签字，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都完全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穆彰阿还是在道光皇帝？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五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六人。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八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郭佳·穆彰阿、潘世恩、王鼎三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郭佳·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郭佳·穆彰阿的阿附者，博尔济吉特·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郭佳·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郭佳·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
据史籍《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郭佳·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清嘉庆年间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郭佳·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清道光朝，恩眷不衰”。郭佳·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这就是说：第一，郭佳·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清道光主和，郭佳·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郭佳·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没有道光皇帝的“谕旨”，郭佳·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
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明崇祯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总之，郭佳·穆彰阿窥出清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皇帝之所欲言，做出清道光之所欲为，所以郭佳·穆彰阿始终得到清道光的支持与信任。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一，道光皇帝过于无知。道光皇帝曾经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清朝康熙时期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显然，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竟然不屑一顾！
二，道光皇帝过于无勇。道光皇帝如果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大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击败俄罗斯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根本不会打输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
由此可见，郭佳·穆彰阿、博尔济吉特·琦善只是体会道光皇帝的旨意、按照道光皇帝意旨行事的。郭佳·穆彰阿、博尔济吉特·琦善等人的卖国、误国，最后的总根源是胆怯无勇的道光皇帝。
据史籍《清史稿·王鼎传》记载：王鼎，陕西蒲城人。少年家贫，学习勤奋，性耿直，尚气节。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大学士王杰与王鼎同族，打算帮助他，他却不愿求助。王杰说：“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户部尚书。回疆事平，因赞画有功，绘像紫光阁。又受命清理长芦盐政积欠银九百万两。后管刑部，直上书房，拜东阁大学士。王鼎官拜大学士、军机大臣后，受命河南治河。时黄河在河南祥符决口，他初到开封，见四面汪洋，城墙将旦夕塌圮。王鼎“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工兴，亲驻工次，倦则寝肩舆中”，政工治理的这场水患。这项河工仅用银六百万，而前此马营、仪封工程均耗银达一千六百七十五万两。
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说到“尸谏”，人们会想起“史鱼尸谏”的故事：史鱼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以正直敢谏而著名。史鱼是一位智者，他说：“富而能臣，必免于难”、“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史鱼谏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而用蘧伯玉。他为了引起卫灵公的重视，采用了“尸谏”手段。所以在《论语·卫灵公》中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王鼎就是史鱼一类的直臣。据史籍《清史稿·王鼎传》中记载：“自禁烟事起，英国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弹劾大学士郭佳·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赀。”
王鼎的“尸谏”与郭佳·穆彰阿的“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反映出了当时“君子消沉，小人猖獗”的现象。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道光皇帝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敢、正确的决定，所以“国步之濒，肇端于此”。今人孟森认为：“清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
从此，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道光皇帝成为中国数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道光皇帝担负永无卸迂的历史责任，他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写在中华文明史耻辱柱的最上端，这将成为后世所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者戒！
爱新觉罗·旻宁简档：
属 相：虎
谥 号：成皇帝
庙 号：清宣宗
陵 寝：慕陵(清西陵)
父 亲：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
母 亲：喜塔拉氏，孝淑睿皇后
初 婚：十三岁
配 偶：钮祜禄氏等二十人
皇 后：钮祜禄氏
子 女：九子，十女
继位人：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公元1831～1861年)，满族；北京人。清朝第九位皇帝，清文宗，咸丰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850～1861年为期十一年，终年三十一岁。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于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41年)农历6月9日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皇帝于公元1850年农历1月丙午日病逝后，他于同月已未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清咸丰。咸丰皇帝的继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皇帝晚年时传位的问题日趋临近，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詝和第六子爱新觉罗·奕炘成为了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而且爱新觉罗·奕炘天资聪明，深得道光的喜爱。因当时内外多事，道光皇帝一直没有下决心。
咸丰皇帝的老师、侍读学士杜受田一心希望爱新觉罗·奕詝继位。杜受田清楚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长处，认为爱新觉罗·奕詝的优势在于仁厚孝顺；爱新觉罗·奕炘的优势则是聪明伶俐。而此时步入晚年的道光皇帝更需要的是一位孝顺的儿子，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
有一次诸皇子们随道光皇帝去南苑打猎，这可是众皇子在父皇面前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机会。但论射猎骑术，爱新觉罗·奕詝显然不是六弟的对手，因此杜受田告诉爱新觉罗·奕詝：“你到了南苑，只要坐着看兄弟们驱马打猎，自己千万不要射杀任何动物，并且约束你的随从也别去打猎”。并教他怎样对父皇解释。打猎当天，大家都有所收获，皇子中爱新觉罗·奕炘的猎物最多，而爱新觉罗·奕詝却一无所获。当道光皇帝责问时，爱新觉罗·奕詝答道：儿臣虽然无能，但是只要动手，决不会一无所获的，只是想到此时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想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他的回答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心想为天下百姓选择一位仁厚的皇帝，爱新觉罗·奕詝自然比盛气凌人的爱新觉罗·奕炘更和老皇帝的胃口。于是，道光皇帝就密写了爱新觉罗·奕詝的名字放在抉匣之中。
咸丰皇帝刚刚即位，就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名，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起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于公元1853年定都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制订官制。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以及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大清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皇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武装集团和外国侵略者雇佣军的援助，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正在咸丰皇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俄国也乘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对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军，咸丰皇帝惧之如虎，一昧妥协求和，被迫同各侵略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门，并割让了大片土地，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咸丰皇帝面对国库空虚、军伍废弛、吏治腐敗、天灾不断、民众起义此起彼落、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等这样的一副烂摊子，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
咸丰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就下令挑选秀女入宫。他尤其宠爱其中一个姓叶赫那拉的姑娘(懿贵人)。以后他又几次从满、蒙两族的官宦人家挑选秀女，并破除祖宗规制，选汉族秀女入宫。其中最受宠爱的是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四人，时人称之为“四春娘娘”，居于圆明园。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农历9月，英法联军由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吓破胆的咸丰皇帝慌忙携带皇后和叶赫那拉氏、四春娘娘等宫眷一百多人逃往热河避署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纵火烧毁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事后，咸丰皇帝派恭亲王奕炘和侵略军谈判，以割地赔款的代价求得议和。但是他仍然不敢回京，在避暑山庄迟迟不肯动身。
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7月开始，咸丰皇帝就生了病，而且病情日益严重。他急忙宣召载垣、瑞华、肃顺、景寿等八位大臣进寝室接受顾命，下令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因皇太子年幼，咸丰皇帝要他们尽心辅佐。第二天咸丰皇帝在內忧外患中病死在热河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内，逝世后的庙号为文宗显皇帝，史称咸丰皇帝，葬于河北定陵(今河北遵化)。
爱新觉罗·奕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即位前为恭亲王，年号“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谋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皇帝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错误，他十一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第一错是错坐皇帝宝座；第二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错离皇都北京；第三错是临终之前错定顾命八大臣。
㈠、错坐皇座：
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他立储时，长子爱新觉罗·奕纬(已死)、二子爱新觉罗·奕纲(已死)、三子爱新觉罗·奕继(已死)、四子爱新觉罗·奕詝(十六岁)、五子爱新觉罗·奕譞(十五岁，出继)、六子爱新觉罗·奕炘(十五岁)、七子爱新觉罗·奕缮(五岁)，还有八皇子、九皇子都才两、三岁，其中爱新觉罗·奕纬、爱新觉罗·奕纲、爱新觉罗·奕继早逝，五子爱新觉罗·奕譞又过继给了惇亲王爱新觉罗·绵恺。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道光皇帝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这年爱新觉罗·奕詝十六岁，爱新觉罗·奕炘十五岁，其余的儿子都是五岁以下的童子。这就意味着有条件、有能力竞争帝位者，只有四子爱新觉罗·奕詝和六子爱新觉罗·奕炘两兄弟。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詝的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皇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农历6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爱新觉罗·奕詝，这年她二十二岁，正是花样的年华。钮祜禄贵妃生子爱新觉罗·奕詝两年后，皇后佟佳氏病逝。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又过了一年，被册为皇后。月盈则亏，宠极则衰。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农历1月病逝，终年三十三岁，当时爱新觉罗·奕詝只有十岁。
爱新觉罗·奕詝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博尔济吉特·花郎阿之女。她初为静贵人，后晋升为贵妃。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二皇子爱新觉罗·奕纲、三皇子爱新觉罗·奕继和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爱新觉罗·奕纲和爱新觉罗·奕继先后去世，静贵妃膝下只有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比爱新觉罗·奕詝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爱新觉罗·奕詝收在膝下抚育。爱新觉罗·奕詝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爱新觉罗·奕炘如同胞弟。而后来同爱新觉罗·奕詝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爱新觉罗·奕炘。
爱新觉罗·奕詝与爱新觉罗·奕炘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皇帝在连丧三位皇后即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之后，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其他皇后，只册封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爱新觉罗·奕詝与爱新觉罗·奕炘小兄弟俩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爱新觉罗·奕詝读书比爱新觉罗·奕炘早一年。
爱新觉罗·奕詝六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杜受田，山东滨州人。父杜堮，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杜受田是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进士，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入直上书房，爱新觉罗·教奕詝读书，后升为上书房总师傅。杜受田教导爱新觉罗·奕詝，尽心尽力，倾注心血。史载：“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爱新觉罗·奕詝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士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他小时候还得过天花病，脸上留下了麻子。
爱新觉罗·奕炘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爱新觉罗·奕詝更为聪明，师傅是卓秉恬。史书说：“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集花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式，曰‘宝锷宣威’。”道光皇帝曾以“白虹刀”宝刀赐给爱新觉罗·奕炘。爱新觉罗·奕炘身体很好，头脑聪明，书文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
道光皇帝晚年在立储大事上犹豫不定：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长且贤”，年龄最大，又很仁孝；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颖异”，能文能武。
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故事，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多种多样，绘声绘色。
一说：追思亡后而施恩其子。爱新觉罗·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有一首《清宫词》写她暴死，事多隐秘。传说道光皇帝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爱新觉罗·奕詝，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
二说：欲立爱新觉罗·奕炘而改立爱新觉罗·奕詝。传说道光皇帝宠爱爱新觉罗·奕炘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爱新觉罗·奕炘。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炘”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皇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爱新觉罗·奕詝。
以上虽属传说，却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道光皇帝应该立爱新觉罗·奕炘，而不该立爱新觉罗·奕詝，咸丰皇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
据野史记载：道光皇帝晚年身体衰病。一日，召四皇子与六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卓秉恬对爱新觉罗·奕炘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爱新觉罗·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他们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皇帝对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的话很高兴，谓四皇子仁孝，储位遂定。
史籍《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了同上类似的故事：“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宣宗就是道光皇帝，文宗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
以上说明爱新觉罗·奕詝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皇帝立爱新觉罗·奕詝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皇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皇帝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是有欠缺的，因为其“德”得之比较虚伪。
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农历6月，道光皇帝密立储位，将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名字书写密封于抉匣。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农历1月14日，道光皇帝病危，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瑞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到场，公启抉匣，宣示建储朱谕：“四皇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就这样，道光皇帝正式宣布立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为皇太子。当日午时，道光皇帝崩于圆明园。
爱新觉罗·奕詝即位，改第二年为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爱新觉罗·奕詝做了皇帝，其御名要避讳。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农历3月，谕旨：“以二名不偏讳，将来继体承绪者，上一字仍旧，无庸改避，亦无庸缺笔；其下一字应如何缺笔之处，临时酌定，以是著为令典。”于是，命“将御名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写末一笔”。以前所刻印的书籍，都不需改避。
道光皇帝身后留下的宝座，实应由爱新觉罗·奕炘来坐。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论德论行，以文以武，在道光皇帝诸皇子中是最优秀的。结果却被爱新觉罗·奕詝错坐了。当然，这个历史责任在道光皇帝，或者说在“秘密立储制度”。咸丰皇帝错坐了皇位，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悲剧，而且给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悲剧！
㈡、错离皇都：
咸丰皇帝登极之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是洪秀全占领了南京，建立了与大清朝对抗的太平天国；“外患”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十一年，并无一日安宁。
咸丰皇帝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农历1月，奕詝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当年农历12月，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三十八岁生日这一天，即农历12月10日(公元1851年1月11日)，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京”。直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又奋争了两年多方彻底失败。此次战火燃遍十四省之广，历时十四年之久，清朝统治元气大伤，根本动摇。
回顾清朝统一华夏后，在中原大地曾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是清康熙朝的三藩叛乱，二是清嘉庆朝的白莲教民变，三是清咸丰、清同治两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内耗之多、死人之众、影响之深，成为有清一代中国内战之最。
咸丰皇帝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先是在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英、美、法三国侵略者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清军击退。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农历11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逝世于囚禁。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农历3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皇帝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农历4月英法侵略者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八千余人触战即溃。这时，咸丰皇帝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侵略者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皇帝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农历5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皇帝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黑龙江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六十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农历5月，英、法两国侵略者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军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四艘、击伤六艘，死伤四百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清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尔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皇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尔后，占舟山、攻烟台。农历6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皇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农历7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皇帝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清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皇帝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农历8月咸丰皇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破裂。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六千余人犯八里桥，由于战略措施不当，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炘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为了躲避英、法侵略者，咸丰皇帝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农历9月8日咸丰皇帝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于农历9月22日(公历10月6日)攻占皇家园林圆明园，园务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恭亲王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其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六十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四十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后来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
其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一千六百万两。
其三，农历9月3日(公历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其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园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
遭遇殖民侵略，外国有相似的例子。在非洲，意大利曾经侵略并打败过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发布全国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埃塞俄比亚军民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有物者出物，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土炮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迎击意大利军的侵略。经过两年奋战，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意大利侵略者被打败了！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
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
第一，咸丰皇帝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三十岁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当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听戏的欢乐时，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十一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侵略者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仅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样泱泱大国！
第二，咸丰皇帝没有政治韬略。咸丰皇帝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便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皇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皇帝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怜怜六千余人犯八里桥，咸丰皇帝没有动员军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耻！
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是设法挽救国家危亡，还是关怀黎民涂炭？都不是。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
一贪女色。有史书记载：咸丰皇帝置兵败于不顾，而是如同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南唐国主李煜，携妃嫔游行园中，寄情于声色既聊以自娱，又自我麻醉。他有所谓汉女“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此外还眷爱“天地一家春”，就是懿贵人，后又封懿贵妃、慈禧皇后。有野史说咸丰皇帝还养着一位民间寡妇。《野史叟闻》记载：咸丰皇帝钟情于一位寡妇曹氏，山西人，长得秀美妖艳，妩媚动人。入宫以后，帝最眷之。野史类似的记载还有：“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皇帝召入宫中，最为眷爱。”
二贪丝竹。咸丰皇帝爱看戏，爱唱戏，有时粉墨登场。在热河行宫，他都经常点戏、看戏。他有时指导太监演戏，如《教子》、《八扯》等戏，还演唱过《朱仙镇》、《青石山》、《平安如意》等戏。他在热河逃难，更醉心于戏剧。他把升平署(宫廷戏班)招到承德行宫承差，亲点戏目，钦定角色。他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听戏，几乎每天都要戏班承应，有时上午刚听过花唱，中午还要传旨清唱。天暖之后，有时在“如意洲”看戏。“如意洲”有水上戏台，凭水看戏，别有情趣。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不但围猎，而且观剧。“和议刚成，即召京师升平署人员，到热河行在唱戏，使咸丰皇帝乐不思蜀”。
三贪美酒。咸丰皇帝十分贪杯，一饮即醉，一醉便闹，大耍酒风。野史记载：“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者，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
四贪鸦片。咸丰皇帝继位不久，违背祖训，吸上鸦片，并美其名曰“益寿如意膏”。咸丰皇帝北狩热河后，京师被英法联军侵占。他不亲率军民抗击外敌侵略，却以吸毒来刺激自己、麻醉自己。
咸丰皇帝没有国君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责任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他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咸丰皇帝在外敌入京、义军蜂起、社稷多难、江山危急之时，逃离皇都北京，躲在避暑山庄，而且恐惧洋人，拒不回銮返京，从而铸成他在民族、国家危难关头逃离北京的第二个大“错”！。
㈢、错定顾命：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7月15日，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重。7月16日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祐瀛等。咸丰皇帝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瑞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皇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皇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皇帝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东宫慈安)“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西宫慈禧掌管)。7月17日清晨，使全中华民族背负耻辱的咸丰皇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⑴、朝臣势力：
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瑞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
爱新觉罗·载垣：载垣为康熙大帝第十三子怡亲王爱新觉罗·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清朝道光时期任御前大臣，受顾命。咸丰皇帝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皇帝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瑞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
爱新觉罗·瑞华：清开国奠基者爱新觉罗·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之后，清朝道光时期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皇帝逝世后，受顾命。咸丰皇帝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皇帝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瑞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
爱新觉罗·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爱新觉罗·瑞华之弟。清朝道光时期为散秩大臣。咸丰皇帝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瑞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
富察·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富察·明瑞，清朝乾隆时期率兵征伐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其弟富察·景寿袭封。富察·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同母妹固伦公主的额驸。
托和絡·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到天津议和时捕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
匡源：清朝道光时期进士，军机大臣。
杜翰：咸丰皇帝师傅杜受田之子。因咸丰皇帝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
焦祐瀛：清道光年间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
咸丰皇帝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瑞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⑵、帝胤势力：
咸丰皇帝死时，道光皇帝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惇亲王、六阿哥恭亲王、七阿哥醇郡王、八阿哥钟郡王、九阿哥孚郡王等。在咸丰皇帝死时恭亲王三十岁、醇郡王二十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等本来就对咸丰皇帝登极心怀不满，且被免掉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如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八阿哥钟郡王、九阿哥孚郡王等关系密切，彼此联合起来，再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其他势力联合起来，便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⑶、帝后势力：
就是六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即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皇帝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东宫慈安)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西宫慈禧)掌管。咸丰皇帝的旨意是在他逝世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皇帝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用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当时奕炘三十岁、慈禧二十七岁，咸丰皇帝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爱新觉罗·奕炘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爱新觉罗·奕缮、爱新觉罗·奕炘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爱新觉罗·奕炘、爱新觉罗·奕缮、爱新觉罗·奕譞、爱新觉罗·奕礼、爱新觉罗·奕匡等，却代表了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皇帝“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皇帝对慈禧与爱新觉罗·奕炘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的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皇帝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中根本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咸丰皇帝直到临终前也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控制和影响了中国历史近五十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爱新觉罗·奕詝简档：
属 相：兔
谥 号：显皇帝
庙 号：文宗
陵 寝：定陵(清东陵)
父 亲：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
母 亲：钮祜禄氏，孝全成皇后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萨克达氏等十六人
皇 后：萨克达氏等
子 女：两子，一女
继位人：长子爱新觉罗·载淳
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4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十位皇帝，清穆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861～1874为期十三年，终年十九岁。
公元1861年农历8月咸丰皇帝病死，由顾命八大臣辅佐继位，年号祺祥。同年农历11月慈裕太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发动政变，改年号“同治”。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六岁即位，由两宫听政。他是咸丰皇帝与叶赫那拉氏(慈禧)的独生子，生于清咸丰六年。爱新觉罗·载淳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亲政，次年病逝于天花，庙号“穆宗”。
同治皇帝在位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起义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
爱新觉罗·载淳的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爱新觉罗·载淳在六岁登极，年号初定为“祺祥”，“辛酉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是为同治皇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同治皇帝开始亲政，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逝世，实际亲政只有一年多。
同治皇帝六岁继承皇位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慈禧皇太后，另一个是他的皇叔父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这种关系很像顺治皇帝同孝庄太后、皇叔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当年孝庄太后是在后台懿训辅政，而慈禧太后是在前台垂帘听政；二是，当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七年就病逝，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做议政王直到同治皇帝逝世。
㈠、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的地位很特殊，辛酉政变后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慈禧皇太后是同治皇帝的第一位老师，又一直掌握着朝政大权。慈禧掌控了同治皇帝、光绪皇帝两朝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四十三年之久。
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其身世，有多种异说。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除了出生于北京一说之外，还有出生于甘肃兰州、浙江乍浦、内蒙古呼和浩特、安徽芜湖、山西长治等五种说法
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的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曾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在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曾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八品文官，后来屡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时是笔帖式，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经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农历4月出任山西归绥道。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宁国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从慈禧之父惠征的履历看，他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任职。那么，慈禧出生在何处？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官宦之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近半个世纪的圣母皇太后。近年有学者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慈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郡王奕缮的侧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排单”上明确记载：此女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五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清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胡同。所以，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14号。劈柴胡同距华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清朝的皇帝》记述：“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清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有书说：“恭亲王曾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慈禧之弟照祥，袭承恩公。《翁同龢日记》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农历8月17日记载了慈禧母亲发丧一事：“昨日照公(照祥)母夫人出殡，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李鸿藻)未往，颇忤意旨。”
慈禧家的具体地点至今没有解决，慈禧入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慈禧的出生地点以及身世仍存在着如下五种异说：
第一，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今甘肃省兰州市永昌路179号院)。但是，经过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清清道光十五～十八年间(公元1835～1838年)，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但学者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不能在京师是文官，而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官职品级也不合。
第三，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传说兰贵人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唱一曲缠绵江南小曲，咸丰皇帝听得如醉如痴，从此博得宠爱。但很显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就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就像北方人会唱黄梅戏，不能以此证明出生在安徽一样。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农历2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农历7月。而那时慈禧已经在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大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慈禧出生在今呼和浩特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化、绥远道的道员。清朝的绥远城，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种说法又称为内蒙古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有文献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清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公元1831～1837年)年，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以上就成为慈禧出生归化(今呼和浩特)说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之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潞安府长治县(今山西长治)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说慈禧是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第一，王姓家谱从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而是后来重抄的。第二，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⑴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⑵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⑶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其中并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再加上慈禧在清咸丰身边的政治阅历，使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慈禧在咸丰皇帝逝世后，帝后集团与帝胤集团结合，发动宫廷政变，摧毁“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发生在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即农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
㈡、辛酉政变：
同治皇帝继承皇位后，在位的十三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摧毁太平天国失败；第三件是清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
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大清朝廷重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炘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瑞华、富察·景寿、爱新觉罗·肃顺和军机大臣托和絡·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瓜尔佳·文祥，满洲正红旗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皇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瓜尔佳·桂良，满洲正红旗人，为奕炘岳父，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清朝咸丰时期赴热河，同奕炘留守。
索绰罗·宝鋆，满洲镶白旗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署理户部三库事务。清朝咸丰时期至热河，调帑银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而受责降级。
翁心存，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书，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读书。清朝咸丰时期任上书房总师傅，拜体仁阁大学士。对肃顺兴大狱心存不满，载垣等请褫其顶带，归案讯质，被降五级，革职留任。翁心存、祁寯藻、彭蕴章，他们都是上书房的师傅，翁、祁、彭“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
贾桢，山东黄县人，清朝道光年间一甲二名进士，后擢侍讲，入直上书房，授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读书，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清朝咸丰时期赴热河，命贾桢留守，贾桢“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
所以，爱新觉罗·奕炘周围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皇帝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年富力强者多。以爱新觉罗·奕奕为首的“北京集团”，最后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在咸丰皇帝承德断气之日，便开始与八大顾命大臣进行激烈残酷的较量。整个辛酉政变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演变记录：
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7月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爱新觉罗·奕炘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爱新觉罗·奕炘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爱新觉罗·奕炘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8月2日，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8月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8月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8月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爱新觉罗·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爱新觉罗·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瑞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8月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公元1861年农历9月1日，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9月4日，郑亲王爱新觉罗·瑞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爱新觉罗·瑞华兼职太多，爱新觉罗·瑞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爱新觉罗·奕缮做步军统领。爱新觉罗·奕缮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爱新觉罗·奕缮又兼管善捕营事。9月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9月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等。9月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就之谕旨，宣布爱新觉罗·载垣等罪状：
⑴、“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爱新觉罗·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爱新觉罗·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⑵、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瑞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缮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瑞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缮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缮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1日，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10月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10月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10月6日，诏赐载垣、瑞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10月9日，爱新觉罗·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10月26日，礼亲王爱新觉罗·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三十岁。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爱新觉罗·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爱新觉罗·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9月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10月3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9月29日到京，9月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奕炘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㈢、同治新政：
清同治一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皇帝之前的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之后的光绪皇帝、宣统皇帝，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清同治一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炘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⑴、设立总理衙门：
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农历12月10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⑵、出洋考察：
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炘请六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炘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总理衙门税务司署的文案、六十三岁的斌椿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1月21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一百十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农历9月18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⑶、培养洋务人才：
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清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十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当时的工薪，汉文教员年薪一百两，外国教师年薪一千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十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三十二两，季考合格者奖银四十八两，岁试及格者奖励七十二两。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一百五十二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二百七十二两。后奕炘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
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炘为“鬼子六”。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
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炘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考。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炘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英、法皆小国，却几次打败中国，所恃者正是科学技术。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
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九十八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七十二名，其中三十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十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八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著名的北京大学前身，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二十八人。
清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⑷、派留学生出国：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首批三十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清朝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分不开。容闳(公元1828～1912年)，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入耶鲁大学，攻读四年，于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一百二十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十五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十二～十六岁，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十二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清同治十一年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三十人，共有四批一百二十人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总理衙门大臣奕炘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5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留美学生自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首批出洋，至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撤回，最长者达九年。出国时的少年，归来时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二十四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十二人，外交次长、公使两人，成为总长者一人，内阁总理一人；加入海军者二十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十四人；从事教育者五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两人；从事实业者三十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等。
⑸、洋务求强：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
清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二十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清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清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十五艘军舰，最大者为两千八百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金陵制造局。是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到光绪初年，该厂计有三个机器厂，还有火药、火箭、水雷等工厂，规模也很大。
福州船政局。设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的造船厂。该厂所聘洋员分别任监督和副监督。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该局由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该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万年青”，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共造出轮船十五艘。此后外籍工匠全部撤走，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技术工作。到甲午战前，又造轮船二十艘。中法战争前制造的轮船质量较差，全为木壳船，直到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才能制造铁甲舰，其造船技术一直未见提高，同英、德等国所制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皆无法相比，中法战争之前所造的军舰多数毁于中法马尾之战中。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皆为李鸿章直接控制，这三个军事工业统称为“北洋三局”。
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㈣、重修圆明园：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农历1月，同治皇帝十八岁，开始亲政。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清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农历9月，同治皇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两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两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皇帝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清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经过一段准备，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农历4月，同治皇帝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三千余间。农历7月6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三十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同治皇帝仍不理睬，继续其工程。农历7月18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皇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当大家一再反对时，同治皇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据吴汝纶日记载：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在爱新觉罗·奕炘等谏阻下，同治皇帝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舌！”7月29日，停止圆明园工程。
重修圆明园工程是慈禧的懿旨，爱新觉罗·奕炘等的谏阻，触怒了慈禧。农历7月30日同治皇帝上谕：“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此次补盖、添建、粘修、揭瓦后基本成型的殿阁亭榭等一百座五百间。农历8月1日，同治皇帝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著加恩赏还亲王世爵罔替”云云。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
㈤、死因疑案：
公元1875年农历12月(公元1975年)，同治皇帝逝世于养心殿。他的死因，是个疑案。
同治皇帝在六岁到十四岁期间，每天应景做皇帝，到养心殿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弘德殿读书。同治皇帝从小没有得到严父的教育，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都没有文化，不得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们常在重华宫潄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皇帝以文化的熏陶。而同治皇帝贪玩，不爱读书，“见书即怕”，不好学习，没有长进。他的师傅教他学习看奏折，但他“精神极散”；听讲奏折，也极不用心。他的伴读爱新觉罗·奕详、爱新觉罗·奕询，本意在陪同读书、互相激励、彼此切磋，实际上往往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实在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同治皇帝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
同治皇帝就其个人来说，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独尊荣光，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没有兄弟竞争便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人生的喜剧。但是，清同治也有人生的悲剧，他短暂的十九年就有六大不幸：幼年丧父是为第一不幸！童年担当社稷重任而不能享受正常童真快乐是为第二不幸！同圣母皇太后关系不好是为第三不幸！婚姻不如意是为第四不幸！无子无女是为第五不幸！十九岁便早亡是为第六最不幸！
同治皇帝有一后三妃，其中皇后的人选：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要同治皇帝自选。同治皇帝选定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于是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农历9月，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清同治十七岁，皇后十九岁。后又册封富察氏为慧妃。
皇后的祖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阿魯特·赛尚阿，外祖父是郑亲王爱新觉罗·瑞华。皇后的父亲阿魯特·崇绮，是整个清朝时期唯一的“蒙古状元”，是有清朝满洲、蒙古以汉文获翰林院编修的第一人，满蒙士林，以其为荣。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被选侍讲，后充日讲起居注官，再调盛京将军。义和团事起，阿魯特·崇绮同朝廷勋贵多人信仰，事败之后，随瓜尔佳·荣禄走保定，住居莲池书院，自缢而死。阿魯特·崇绮之妻为瓜尔佳氏，在京师陷落时，阖门死难。史籍《清史稿·崇绮传附崇绮妻传》中记载：“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坐瘗，阖门死难。”
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诗书大家，自幼习书达礼，性格耿爽，不善阿谀。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皇后幼年在家，崇绮亲自授课，读书聪颖，十行俱下，“后幼读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宫，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她被册为皇后，同治皇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据说不久怀有身孕。慈禧皇太后不喜欢这个皇后儿媳妇，常找碴儿难为这位小皇后。慈禧不许她与同治皇帝同房，而要清同治对慧妃好。同治皇帝不敢违抗，但他不喜欢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生活寂寞寡欢。因为慈禧处处刁难，皇后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同治皇帝病重后，皇后护侍，也遭到慈禧的诃责。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同治皇帝病重，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人说了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闯入暖阁，“牵后发以出，且痛抶之”，并叫来太监备大杖伺候。据说皇后情急之下说了句：“媳妇是从大清正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慈禧一直以侧居西宫为遗憾，也为咸丰皇帝临终前没有册封自己为皇后而不满。慈禧动怒，同治皇帝被吓晕，病情加重。慈禧见状，才未对皇后动刑。
同治皇帝之死，慈禧将责任栽到皇后头上。皇后阿鲁特氏见同治皇帝死，大恸大悲，不思饮食，吞金自杀，获救得生。皇后之父崇绮，奏告慈禧皇太后。皇太后回答：“可随大行皇帝去罢！”皇帝死了，尚未入葬，称大行皇帝，就是说可以随夫殉死。阿魯特·崇绮将此话告诉女儿。而且慈禧不为同治皇帝立嗣，却让同治皇帝的堂弟兼姨表弟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实际上是不为皇后留余地。皇后只有自尽一条路可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2月，同治皇帝逝世后七十五天，皇后阿鲁特氏“遽尔崩逝”，终年二十二岁。野史或谓：皇后阿鲁特氏怀孕，慈禧恐其生男孩，将来缵承大统，自己不能垂帘听政，故逼其死。
同治皇帝生活放纵，同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据说：同治皇帝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北京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皇帝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据记载：惇亲王爱新觉罗·奕缮曾经泣谏其微服出行，同治皇帝反而质问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惇亲王怫然语塞。又召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问微行一事是听何人所言？答：“臣子载澂。”同治皇帝微行，沸沸扬扬，既不能轻信说其有，也不能断然说其无！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2月5日，同治皇帝崩于皇宫养心殿。清同治之死，传说颇多，主要有逝世于天花、逝世于梅毒、逝世于天花和梅毒三种说法：
⑴、逝世于天花：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翁同龢的日记中记载：同治皇帝于10月“21日，西苑着凉，今日(30日)发疹”。11月2日，“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又记载：“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11月9日，召见御前大臣时，“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上谕云：“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请静心调摄”云云。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皇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皇帝得了天花以后，太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皇帝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清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七天花衣。清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十二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清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嚣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在养心殿，这里恰是他的祖先清顺治被天花夺去性命的寝殿。《崇陵传信录》记载：“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近年专家们发现了御医给清同治看病的《脉案》。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逝世于天花。
⑵、逝世于梅毒：
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野史中也有载述，《清宫遗闻》记载，清同治到私娼处，致染梅毒。翁同龢日记云：11月23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28日又记：太医云：“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29日再记：见“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李慈铭日记也记载：“上旋患痈，颈腹皆一，皆脓溃。”但他又说：“宫廷隔绝，其事莫能详也。”但清宫史专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皇帝私自从紫禁城里出去寻花问柳，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计划遭百官反对而失败后，百般无聊，便在太监引导下，微服出宫，寻欢取乐。时外国人可能已知同治皇帝之病，如美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说，“同治皇帝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皇帝是一国之君，太医开方要经过严审，出于为君者讳，是不能公布病症实情，也不能按病开方，下药不对症，医治无疗效。
⑶、逝世于天花梅毒说：
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推断。御医诊断清同治的症状是：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盘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看法是：同治皇帝或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两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而死。
民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清同治到底是逝世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同治皇帝逝世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召惇亲王、恭亲王、惇亲王，孚郡王、惠郡王，还有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奉懿旨，以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又是同治皇帝的姨表弟，入继文宗(咸丰皇帝)，为嗣皇帝。
据史籍《清史稿·穆宗本纪》记载：“冲龄即祚，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刬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清同治年间，机遇难得：内处“太平军”与“义和团”两大社会动荡之间，外处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太后垂帘，亲王议政，宫府一体，尚能协和，推行新政，有一定成效。
清同治寿短病逝，载湉入继大统，就是光绪皇帝。
载淳个人小档案：
属 相：龙
谥 号：毅皇帝
庙 号：穆宗
陵 寝：惠陵(清东陵)
父 亲：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
母 亲：叶赫那拉氏，后尊为孝钦显皇后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阿鲁特氏等五人
皇 后：阿鲁特氏
子 女：无
继位人：表弟爱新觉罗·载湉
爱新觉罗·载湉：(公元1871～1908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德宗，光绪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875～1908年为期三十四年，终年三十八岁。
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农历6月28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同治皇帝逝世后没有儿子，慈禧太后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亲自指定醇亲王爱新觉罗·奕環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太后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将会威胁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阿鲁特氏只得依靠母家送来的一些食物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曾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母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只写了“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后来在绝望中于公元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时分吞金自杀。
对于慈禧太后的决定，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御史吴可读更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鸦片，然后去见慈禧太后。他头也不磕，大声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皇帝)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雅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
慈禧太后不为所动，于公元1874年农历12月乙亥日立爱新觉罗·载湉为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光绪皇帝继位后仍由慈禧太后专权，至光绪皇帝十六岁时慈禧太后“归政”，但仍实掌大权。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寇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同年农历7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清廷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史称为中日甲午战争。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维新建议，准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譚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法图强，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譚嗣同等人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譚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譚嗣同走后，袁世凯便去向荣禄亲王告密。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得到瓜尔佳·荣禄密报后一身冷汗，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皇帝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则被慈禧太后带到议政堂，被迫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太后，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的中央一座四开间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已的珍妃也被慈禧太后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六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历史上又称其为“百日維新”。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由慈禧太后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奧匈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太后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在逃亡中慈禧太后下令剿杀义和团运动。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即农历9月7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订立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之最。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农历1月，光绪皇帝又被慈禧太后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光绪皇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0月，光绪皇帝生病卧床。这时慈禧太后也生病了。光绪皇帝在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太后)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内容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太后，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太后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当天(癸酉日)即21日，命令光绪皇帝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皇帝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据说是慈禧太后令太监将他毒死的。
光绪皇帝病逝后庙号为德宗景皇帝，葬于崇陵(今河北易县)。
爱新觉罗·载湉四岁登极，年号“光绪”，意为继承光大咸丰皇帝统绪。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第一位以非皇子身份而入继大统的皇帝。在他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中，可以分作四个时期：从出生到四岁为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之子时期，从四～十七岁为少帝时期，从十七～二十八岁为亲政时期，从二十八～三十八岁为“囚帝”时期。
㈠、慈禧太后定统：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2月5日，同治皇帝病逝，他没有儿子，皇位由谁继承呢？据《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翁同龢日记》等史书记载：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2月5日，酉时(17～19时)，同治皇帝崩于皇宫养心殿东暖阁。戌时(19～21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等王公大臣二十九人，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醇亲王奕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就是说，让醇亲王奕譞之次子四岁的载湉入继皇位，成为大清国的第十一位皇帝。诸臣奉懿旨退下，军机大臣退到军机处拟旨。一个时辰之后，“亥正(22时)，请见面，递旨意，太后哭而听之”。然后，派人到醇亲王府(南府)接爱新觉罗·载湉入宫，到同治皇帝的御榻前，叩头号哭，即正皇位。
又宣布懿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就是说，先将爱新觉罗·载湉过继给早已去世的咸丰皇帝(庙号“文宗”)为子，即皇帝位。将来爱新觉罗·载湉有了儿子，再过继给同治皇帝为嗣子。颁布这道谕旨，与吴可读尸谏的悲剧有关。
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选择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入继皇位呢？这要从道光皇帝说起。
道光皇帝有九个儿子，长子爱新觉罗·奕纬、次子爱新觉罗·奕纲、三子爱新觉罗·奕继皆早死；第四子爱新觉罗·奕詝即咸丰皇帝；第五子爱新觉罗·奕譞过继给醇亲王绵恺(嘉庆皇帝第三子)为嗣，袭惇郡王后晋亲王；第六子爱新觉罗·恭亲王奕訢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第七子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在清同治十一年晋升亲王；第八子钟郡王在清同治七年逝世；第九子孚郡王。当时入继大统的可能人选应当是“溥”字辈(永、绵、奕、载、溥、毓、恒、启)，道光皇帝长孙是载治之子溥伦，慈禧太后以其宗支疏远而不同意立爱新觉罗·溥伦。爱新觉罗·溥伦当年十七岁，如立溥伦慈禧太后便不能垂帘听政。那就只有在“载”字辈找。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长子爱新觉罗·载澂无子，第二子爱新觉罗·载滢出继，且慈禧太后根本不愿意立爱新觉罗·载澂、爱新觉罗·载滢，因其父为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若立他们中的一人，则恭亲王的权力过大，对自己不利；那就在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家里找。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有四位福晋，共生育七个儿子：第一子、第三子早殇，第二子为爱新觉罗·载湉，就是光绪皇帝。第四子为爱新觉罗·载洸、第五子为爱新觉罗·载沣(清宣统皇帝父亲)、第六子为爱新觉罗·载洵、第七子为爱新觉罗·载涛。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奉旨同慈禧太后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成婚。当时，慈禧太后还是懿贵妃，受咸丰皇帝宠爱。她曾说：“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后又生皇子爱新觉罗·载淳，其地位更为巩固。懿贵妃在深宫之内，接触外人的机会少，能见到的男性除太监外，就是几个小叔子，即皇六弟爱新觉罗·奕訢、皇七弟和皇九弟(皇八弟已死)。懿贵妃有个胞妹尚待字闺中，她时常想在宗室中找个妹夫。在三位小叔子中，就年龄而言，皇六弟已结婚分府，皇九弟又偏小；就性格而言，皇六弟过于机变，皇九弟又羞怯腼腆。懿贵妃看中皇七弟。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胞妹成婚。依例，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应分府出宫，受赐在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建府邸(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第三十四中学址)。这就是第一座醇王府，后称醇亲王府南府(清光绪做皇帝后，依雍亲王府后升为雍和宫例，改为醇亲王祠；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又将什刹海北岸的一座贝子府赐给醇亲王，这里又称醇亲王府北府，也就是今宋庆龄故居)。载湉就出生在这里，是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与慈禧太后妹妹的骨肉。
醇亲王在清咸丰朝的十一年间，除十岁那年因咸丰皇帝登极按例封为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之外，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晋封。咸丰皇帝病逝时，醇亲王二十岁。这一年，妻子的亲姐姐做了皇太后。他以姻娅至亲而受到重用。在“辛酉政变”中，醇亲王受懿旨，带侍卫、亲兵到密云半壁店，将随梓宫回京的协办大学士、赞襄政务大臣肃顺在熟睡中擒拿，押回北京后处斩。醇亲王在这次政变中，为妻姐慈禧太后立下奇功。辛酉政变之后，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官阶迭升：连续封为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管善捕营等。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加亲王衔。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受命在弘德殿行走。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晋升为亲王。
同治皇帝逝世后，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由其外甥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入继大统。据史籍《清史稿·奕传》记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尔后，“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因为儿子爱新觉罗·载湉入继大统当皇帝，这是福，还是祸？事情叵测，吉凶难料。
慈禧太后一言定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这是对清朝皇室祖制的重大改变。太后懿旨召见列名者有二十九人之多，可谓空前。这说明非皇子入承大统，为大清首次，既示郑重，又免物议。爱新觉罗·载湉继承咸丰皇帝为嗣皇帝，这实在是清朝皇储嗣立的又一次大改制：
第一，慈禧太后改变皇位父死子继的祖制。清太祖佟·努尔哈赤逝世后由八皇子皇太极继承皇位，皇太极逝世后由九皇子爱新觉罗·福临(顺治皇帝)继承皇位，顺治皇帝逝世后由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大帝)继承皇位，康熙逝世后由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继承皇位，雍正逝世后由四皇子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大帝)继承皇位，乾隆大帝逝世后由皇十五子爱新觉罗·颙琰(嘉庆皇帝)继承皇位，清嘉庆逝世后由皇次子爱新觉罗·旻宁(道光皇帝)继承皇位，清道光逝世后由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咸丰皇帝)继承皇位，咸丰皇帝逝世后由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继承皇位，同治皇帝逝世后却由堂弟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继承皇位。
第二，慈禧太后改变皇位继承程序的祖制。清太祖、太宗的遗位继承人由满洲贵族会议决定，顺治皇帝、康熙大帝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雍正皇帝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乾隆大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咸丰皇帝都是这样继位的，同治皇帝没有兄弟，顺利继承皇位。但是，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既不是满洲贵族会议推举，也不是用遗诏的形式决定，更不是秘密立储，而是由皇太后“一言而定”，这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慈禧太后改变幼帝由大臣辅政的祖制。幼帝继承皇位，必有大臣辅政。顺治皇帝六岁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先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康熙大帝八岁继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同治皇帝六岁继位，先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后由议政王爱新觉罗·奕訢辅政。但是，光绪皇帝四岁继位，没有辅政王、摄政王、辅政大臣、赞襄政务大臣、议政王辅政，而只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爱新觉罗·载湉继承咸丰皇帝，即为咸丰皇帝的嗣皇帝，这就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提供了合乎仪规的辈份。如新皇帝继承同治皇帝为嗣皇帝，则应由同治皇后垂帘听政。因而，慈禧太后将皇权紧紧地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极权体制的顶峰。
至于爱新觉罗·奕訢，他与慈禧太后有联合，也有冲突。到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发生了“午门案”。事情的经过是：慈禧太后派宦官往娘家送东西，事先敬事房没有向守门护军传旨，护军阻拦，太监不服，互相殴打。太监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要对值班护军廷杖。有的书记载了爱新觉罗·奕訢同慈禧太后的精彩对话～～爱新觉罗·奕訢说：“廷杖乃前朝虐政，不可效法。”慈禧太后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乎？”爱新觉罗·奕訢说：“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太后说：“我革了你！”爱新觉罗·奕訢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没有办法，只好让步。但慈禧太后从此加深了对爱新觉罗·奕訢的怨恨，后爱新觉罗·奕訢因此被解除军机大臣职务。
慈禧太后立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是咸丰皇帝故去十三年以来，慈禧太后在皇位继承与亲理朝政上，继第一次垂帘听政后的第二次改变祖制。这两次改变祖制，其目的只有一个：垂帘听政，独掌朝纲。
㈡、少帝生活：
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后，按照清朝皇室的”祖制家法”，小皇帝到了六岁，就要到上书房读书，他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光绪年龄太小，母亲又在醇亲王府不能见面，只好由他父亲醇亲王奕到宫里帮助照顾。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的性格与为人的人。
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在儿子当了皇帝之后，他做的几件事情是：
第一，上《豫杜妄论》的密奏。先讲一个历史故事：明朝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逝世后无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清嘉靖帝)继承皇位。明嘉靖帝被从湖北安陆接到北京登上皇位后，演出了一场“大礼仪”的闹剧。明正德帝的父亲、明嘉靖帝的父亲应当怎样称谓？一些朝臣的意见是，“本生父曰兴献帝”、过继父称“皇伯父敬皇帝”；另一种意见则相反。何孟春等大臣一百三十六人汇聚在金水桥南跪伏，撼门大哭，声震阙廷，长达两个时辰。明嘉靖帝大怒，命惩治二百二十人，其中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遭到廷杖(因病创而死者十七人)，成为震动朝野的大事件。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提出，将来如果有人以明嘉靖帝之说奏进，就以此奏驳斥。慈禧太后将此密奏留中。后来吴大澂果然有此奏，慈禧太后便出示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密奏做回应。
第二，请求免去一切职务。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官职主要有：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事、管善捕营事、步军统领、弘德殿行走等。他上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说：“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清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慈禧太后皇太后在爱新觉罗·奕譞请求下，命免除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一切职务。他仅接受亲王双俸的待遇。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光绪皇帝在毓庆宫入学，爱新觉罗·奕譞受命加以照料。
第三，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爱新觉罗·奕譞住的正房名为“谦思堂”；书斋名为“退省斋”；几案上摆放“欹器”，欹器是一种“巧器”，它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曾命弟子将水注入欹器里，结果正是如此。孔子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将“欹器”作为座右器，上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句。爱新觉罗·奕譞以“恭谨敬慎”四个字，作为待人处世的准则，更作为侍奉慈禧太后的圭皋。在爱新觉罗·奕譞子女的房中，挂着他写的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这说明爱新觉罗·奕譞警惕自己“满招损”、告诫子孙“骄招祸”，要使得自身和家庭，就像醇亲王府邸旁边的“太平湖”一样，求得一个“太平”。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1月6日，就是宣布爱新觉罗·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光绪皇帝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他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清同治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
农历1月7日，光绪皇帝奉慈安皇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皇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皇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皇太后为“西太后”。光绪皇帝住在养心殿。慈安皇太后与慈禧太后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1月20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光绪皇帝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皇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皇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皇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嘉顺皇后(清同治皇后)行礼。这时光绪皇帝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4月21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皇帝读书，夏同善主要教光绪皇帝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幼年皇帝读书先有顺治皇帝，继有康熙大帝，再有同治皇帝，他们登极时的年龄，顺治皇帝六岁、康熙大帝八岁、同治皇帝六岁，而光绪皇帝只有四岁。所以，光绪皇帝从六岁，实际上四周岁半开始读书。光绪皇帝刚开始就读，对环境、师傅、学习、伴读都很陌生，很不习惯。他对授读师傅感到很生疏，有时又哭又闹，还摔书本。师傅没有办法，奏告慈禧太后皇太后。慈禧太后懿旨皇帝生父奕譞到毓庆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告》轴宫，照看小皇帝读书。随着岁月推移，爱新觉罗·载湉年岁渐长，逐渐习惯于读书生活。
光绪皇帝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经常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这一年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皇帝才十五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念边塞、心中挂庶民的心态。
光绪皇帝有父亲爱新觉罗·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了父子之情。爱新觉罗·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对光绪皇帝影响并不大。影响光绪皇帝性格的重要因素有三：一是遗传因素：光绪皇帝的性格，更多的不是继承其父“敬谨”的因素，而是母亲一支的“桀骜”的基因。他的外祖父惠征曾因携银逃走被免官，可见其不守本分。她的姨妈慈禧太后的强悍性格更是表露鲜明。这些或对光绪皇帝的性格形成有着先天性的影响；二是教育因素：光绪皇帝在毓庆宫长达十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皇帝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皇帝经过十二年的少帝生活，早已到了亲政的年龄。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农历6月10日，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开始亲理朝政。
光绪皇帝做了十二年的少年天子。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大事：
⑴、中法战争：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满清政府恐怕“失和”而“退让”。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4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⑵、台湾建立行省：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9月，清朝“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正式建立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据史籍《清国史·刘铭传传》记载：刘铭传，安徽合肥人，“秉性忠勇，卓著战功”。《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少有大志，青年从淮军，后在淮军“为诸将冠”。他建议修铁路，史称：“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始。”中法战争期间，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军英勇抵抗法军侵略。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后在台湾筑炮台、修铁路、架电线，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加兵部尚书衔。逝世后，赠太子太保，建祠祭祀。今台北市公园有郑成功、刘铭传等的塑像。
⑶、慈安皇太后逝世：
慈安太后的父亲为广西右江道，早故。家族不繁，较为寒落。慈安的死，据史籍《清史稿·后妃传》载：“清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慈安)太后立命诛之。”从此，慈禧太后同慈安结下嫌怨。慈安死得突然。史籍《清史稿·德宗本纪》中记载：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3月“辛未(9日)，慈安皇太后不豫，壬申(10日)，崩于钟粹宫”。于是产生一种传说，慈安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慈禧太后害了一场大病，据说是患“蓐劳”，医生薛福辰“说假病，下真方”，用补药，效果好。慈禧太后病愈，慈安知道慈禧太后失德，仍置酒感悟她。慈安一直保存着清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这份手谕的内容是：如果慈禧太后跋扈，就用此谕诛之。慈安把这份手谕给慈禧太后看了，慈禧太后既惊讶又感动。慈安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把这份手谕烧了。数日之后，慈禧太后请慈安到自己所在的长春宫，并拿出点心招待。慈清光绪之宝安有午睡醒后吃点心的习惯，就吃了点心，连说“好，好！”慈禧太后说这是她娘家送来的。过了几天，慈禧太后派人送点心给慈安，点心里放了毒药。慈安吃了慈禧太后派人送来的点心后，腹痛恶心，遽然死去，终年四十五岁。慈安逝世后，没等娘家人来就入殓，更加引起人们的猜疑。当时慈禧太后得的什么病？慈禧太后是否害死慈安？慈安是否保存手谕？宫廷诡秘，没有证据。这正给影视创作留下想像的空间，也是学者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慈安病逝之后，慈禧太后独掌大权。
㈢、战变两败：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农历1月15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8月6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清光绪被囚禁，其间十二年，为光绪皇帝亲政时期。
爱新觉罗·载湉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太后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太后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慈禧太后看作御座上的玩偶。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皇帝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清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光绪皇帝临朝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皇帝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皇帝的行踪。光绪皇帝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窘超过了他的历代先祖。
光绪皇帝遇到的国际环境也与同治皇帝不一样。这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外扩张，进攻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国也极力向远东、向中国东北和西北扩张；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更从海上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光绪皇帝面临国际、国内局势，亲政后十年间，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两件大事：第一是在甲午战争中“主战”，第二是在戊戌变法中“求变”。
⑴.、甲午战争，光绪皇帝“主战”：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拥有大小七十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二十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二十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二十余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这些拼凑的军舰，战斗能力薄弱，无力参加重大海战。九十年代世界造船技术又有新的发展，相形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没有跟上舰船制造技术的发展。清政府从没有军舰、没有海军，到拥有四支舰队，数十艘军舰，尤其拥有实力较强的北洋舰队。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一支海军舰队。
日本明治维新后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从而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光绪皇帝在这场战争中，坚决主战。清军在平壤之战、黄海之战中，都遭到失败。结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等。
这时的慈禧太后在做什么？在准备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据史籍记述：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一切筹划都仿照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皇太后七十大寿庆典办理，当时为清朝的全盛时期，所谓“物产丰盈”、“富有四海”。而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已经是今非昔比。慈禧太后庆寿，从头一年就开始准备。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大兴土木。自皇宫到颐和园沿途布置彩棚、彩灯，备赏的饽饽八百五十桌，用彩绸十万匹，红毡条六十万尺。《藏园群书题记》载“用银至七百万两”，其中户部库银四百万两，京官报效银一百二十一万两，外官报效银一百六十七万两。两淮盐商各捐银四十万两。太监、宫女等也都报效银两。当时灾荒严重，北京开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可怜，慈禧太后每逢甲年皆不吉利：甲戌(清同治十三年)四十大寿，独子同治皇帝逝世；甲申(清光绪十年)五十大寿，中法战争战败；甲午(清光绪二十年)六十大寿，中日战争战败；甲辰(清光绪三十年)七十大寿，日俄战争爆发。
⑵、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求变”：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权。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触动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纷纷投靠慈禧太后，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太后也深恐光绪皇帝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斗争异常激烈。清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太后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8月6日，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戊戌变法总共一百零三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皇帝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或颐和园玉澜堂(至今还存留当时防范清光绪逃走的隔墙)，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此后，光绪皇帝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帝”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又将清光绪挚爱的珍妃囚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清光绪。起初，慈禧太后想把光绪皇帝废掉。光绪皇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道：“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皇帝于是被囚禁在瀛台，慈禧太后重新掌权，一己之于，祸国殃民！
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初现变革生机。然而，“戊戌政变”痛失良机。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维新变革的机会，丧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接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难。其受害者自然是百姓、是国家、是民族；而受害最烈者，则是皇室、是贵胄、是满洲。在辛亥革命中，皇清宗室，满洲贵族，成为“革命对象”。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
㈣、光绪皇帝与李莲英：
与光绪皇帝十年“囚帝”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之一，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总管大太监李莲英。
大总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贴身大太监。在李莲英之前，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是安得海。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得海受慈禧太后派遣，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安得海过境，没有动作。安得海行至山东泰安进香，山东巡抚丁宝桢密派人跟踪追捕抓获，将其送到济南。安得海傲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辜耳！”有的官员长跪力谏，请耐心候旨。巡抚丁宝桢未等旨到，“弃安得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籍其辎重，得骏马三十余匹，黄金珠玉珍宝称足，皆输内务府”。先是，丁宝桢上奏朝廷，慈安太后问：“法当如何？”诸臣叩头奏：“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丁宝桢杀了安得海，暴尸三天。但慈禧太后对丁宝桢不仅没有怨恨、报复，反而让他升为总督。对其中的原因，有人分析道：慈禧太后年轻守寡，传闻同安得海有男女之事。安得海暴尸三天，公示安得海的确是一个太监，从而为慈禧太后洗刷了不白之传言。
清朝汲取明亡教训，对太监严加控制。明朝有几个大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瓦剌，兵败土木堡，“成国公朱永等白事，皆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最后明英宗兵败被俘。刘瑾，明武宗时太监，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皆海内号忠直者”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等五十三人之罪。当时袁崇焕镇守宁远、锦州，魏忠贤派监军，位在主帅之上。这些太监没有文化、不懂军事，地位却在总兵、经略之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明军获得宁锦大捷后，魏忠贤的孙辈在襁褓中得封公侯，而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仅得衔一级、银三十两。慈禧太后时的安得海与明朝的太监不可同日而语。
安得海逝世后，由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民间传说他原是河间府一带的无赖，因私贩硝磺被关入监狱，出狱后改行作皮匠，所以被称为“皮硝李”。后他来到北京，因为会梳头，便托同乡太监沈兰玉介绍，进宫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并受到太后的宠信。这些传说并不完全可靠。据李莲英墓志铭记载，他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比慈禧太后小十三岁，九岁入宫。清宫档案记载他在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由郑亲王瑞华府上送进皇宫当太监。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慈禧太后改名为李莲英。他曾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六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此时，太监安得海正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安得海的死，给李莲英留下深刻教训，也给他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李莲英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很快揣摸透了慈禧太后的秉性和好恶，能够千方百计地讨慈禧太后的喜欢。他还能“事上以敬，事下以宽”，这是李莲英太监人生的秘诀。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李莲英出任储秀宫首领太监。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莲英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地显赫起来。到李莲英三十一岁时，已经和敬事房大总管即清宫太监总头目平起平坐。到了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十六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早先雍正皇帝规定太监以四品为限，慈禧太后却以自己的权势，为李莲英而违反了”祖制家法”。慈禧太后是政治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又是感情脆弱、害怕孤寂的女人。几十年来，慈禧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能善解人意的除了安得海，就是李莲英。在史籍《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记载：每天三餐、早晚起居，慈禧太后和李莲英都当面或互派太监问候。慈禧太后在中南海、颐和园居住的时候，经常找李莲英，说：“莲英啊，咱们遛弯儿去呀！”李莲英便陪慈禧太后去散步。他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距离地跟随在后面。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李莲英实际上成为慈禧太后晚年生活中离不开、信得过、用得上的一个“伴儿”。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安。有人说：李莲英权倾朝右、营私纳贿，奔走其门者，就得到高官。甚至还有人说：李莲英构陷帝党及维新派。按照清制，这些指控如果属实，李莲英是要被砍头的。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农历4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巡阅。慈禧太后就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去天津、旅顺港巡阅。奕譞是醇亲王，又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醇亲王奕譞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免太后对自己猜忌。醇亲王奏请得到懿准，因为李莲英代慈禧太后作耳目，可以通过李莲英知道新建的海军、港口的实情。农历4月13日，醇亲王抵达天津，李莲英同醇亲王、李鸿章一起乘军舰出海，先后检阅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于农历5月1日回京复命。
这时朝臣不满之声鹊起。御史朱一新奏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置重典。”奏折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还有人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收受贿赂。实际情况如何呢？清朝文人、著名维新派人士王小航说：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他的本意在避免揽权之嫌，以李莲英为他佐证。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得海的教训，每夜不住淮军为他准备的华丽行馆，只随醇亲王起居。醇亲王见客时，李莲英穿着朴实，侍立装烟、点烟；退归私堂后，他不见外客，日夜安静，一无所扰。当时直隶、山东的一些地方官员，想巴结这位太后身边的大太监，但都大失所望。慈禧太后看了朱一新的奏折，找醇亲王问明情况后，命将朱一新降级。
李莲英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说他完全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反对变法，陷害光绪皇帝。也有人说李莲英生性圆滑，两面讨好，不但慈禧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因为从小就受到李莲英的看护，也喜欢他，叫他“谙达”(师傅)，还夸他“忠心事主”。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出逃，第二年回京时在保定驻跸。慈禧太后临时寝宫被褥铺陈洁净华美，李莲英住得也不错，而光绪皇帝如何呢？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往光绪皇帝住处探望，见光绪皇帝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李莲英一看，十分惊讶：光绪皇帝竟然没有铺盖。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无法入睡。李莲英立即跪下，抱着光绪皇帝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亲自把自己住处被褥抱过来供奉给光绪皇帝使用。光绪皇帝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后，李莲英办理完丧事，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农历2月2日，离开了生活五十一年的皇宫。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李莲英逝世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终年六十四岁。李莲英逝世后，还得到了清廷祭奠银一千两。北京恩济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的李莲英墓，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在只有李莲英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下来。
㈤、生活悲剧：
光绪皇帝生命的第四个时期是十年“囚帝”的生活。这十年他过得太苦了。国家发生不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个人也发生不幸：大清国的皇帝居然做了“囚帝”。可以说，光绪皇帝的一生，政治生活是悲剧，家庭生活也是悲剧。
在光绪皇帝的个人家庭生活中，除了他的生母之外，影响他最大的三个女人是：慈禧太后、隆裕皇后和珍妃。慈禧太后既是光绪皇帝的恩人、亲人，又是他的仇人、敌人。据瞿鸿在《圣德记略》中载述，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也有委屈：“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年。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所以，光绪皇帝不听话，搞变法维新，慈禧太后既痛又气。光绪皇帝同慈禧太后的关系，贯穿在整个光绪皇帝一生中。
光绪皇帝有一后、二妃，没有子女，这在清朝皇帝中是独特的(宣统皇帝六岁逊位另当别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农历1月20日，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皇帝的一位皇后和两位妃子都是慈禧太后做主选的。
光绪皇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亲弟都统桂祥的女儿，就是隆裕皇后。隆裕皇后长得不漂亮，既瘦弱，又驼背。这门亲事是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给定的，光绪皇帝虽不满意，却也无奈。皇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婚姻，完全是政治婚姻。慈禧太后将自己侄女嫁给自己外甥，目的就是在宫闱椒房，探悉皇帝的内情，控制和操纵皇帝，并为尔后母族秉政、太后垂帘听政做铺垫瑾妃像。光绪皇帝同皇后叶赫那拉氏大婚后，情不投，意不合，始终是一门不美满的婚姻。光绪皇帝逝世后，宣统皇帝继位，上光绪皇后徽号为“隆裕”，是为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在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农历1月17日逝世于太极殿。
光绪皇帝有两位妃子，一位是瑾妃，另一位是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他他拉氏，但相貌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性格柔和脆弱。后因其妹珍妃忤慈禧太后皇太后，被降为贵人。清宣统朝时期尊为瑾贵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逝世。
珍妃，初为珍嫔，后晋封珍妃。珍妃略胖，有照片为证。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农历10月，年仅十三岁的珍妃与其姐瑾妃，同时被选为嫔。次年农历2月，姐妹二人一起入宫。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皇太后六十大寿，宫外虽然硝烟弥漫，宫内却是歌舞升平。在这喜庆之年，宫里的人，该赏的赏，该升的升。瑾嫔与珍嫔，沾了喜气，同时晋封：姐姐为瑾妃，妹妹为珍妃。珍妃这年刚满十九岁，是花样的年华。珍妃年轻热情，性格活泼，博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正宫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却引不起皇帝的情趣，甚而产生厌烦。皇后与珍妃，宫闱之内，渐起情波。隆裕皇后因失宠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她利用自己统摄六宫的地位与慈禧太后姑侄的身份，“频频短之于慈禧太后”，向姑母、慈禧太后告珍妃的状。珍妃的入宫，她对光绪皇帝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皇帝对生活的热情。大婚后的数年间，光绪皇帝与珍妃共度了一段愉悦的时光。而这正是慈禧太后和皇后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后叶赫那拉氏经过长时间观察、了解，终于抓到了珍妃的把柄。据史籍《西太后遗事》记载：裕宽谋求福州将军一职，先请托于太监李莲英，因李莲英索银多，又以与珍妃娘家亲近关系，“乃辇金献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这件事被李莲英的耳目探得，于是引起一场风波。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10月28日清晨，光绪皇帝如同往常一样到长春宫东暖阁向慈禧太后皇太后下跪请安。慈禧太后坐在御榻上，对光绪皇帝闭目不视，也不答话。光绪皇帝跪在地上，不敢抬头，也不敢多言。皇太后同光绪皇帝僵持了约有一个时辰，慈禧太后才放话：“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让她们可着性子，不遵家法，干预朝政，胡作非为！”光绪皇帝莫名其妙，唯唯称是，以礼告退，回养心殿。光绪皇帝正在纳闷时，有太监跪奏：清晨，皇太后下令总管太监李莲英，对瑾妃、珍妃杖责处罚。珍妃位下的太监高万枝被慈禧太后懿旨正法。珍妃的胞兄志锐被革职，发遣乌里雅苏台。至于慈禧太后对珍妃的严惩，有书说是“褫衣廷杖”，这对皇妃来说，是宫史前所未闻的，也是对珍妃最大的羞辱。
慈禧太后皇太后杖责珍妃，正史没有记载，宫廷御医档案留下一些资料：农历10月28日，太医张仲元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闭，周身筋脉颤动。农历11月1日，亥刻(21～23时)，太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寸关沉伏，右寸关滑数，抽搐渐止，仍觉筋惕肉颤，神识已清，惟气血未调，痰热尚连下行，以致胸膈烦闷，两肋串痛。有时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同日子刻(23～1时)，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关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同一日深夜，将御医请进内宫急诊，可见珍妃病情之急重。根据上述医案，珍妃确曾受重杖，此举收到一石五鸟之效。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7月21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相传她临行前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这件事清朝正史没有记载，但珍妃确实是那时逝世的。因为从那以后清宫档案就没有出现关于珍妃的记载。后来有个太监在回忆录提到珍妃被慈禧太后害死的情况。珍妃之死给光绪皇帝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形成极大的悲苦。光绪皇帝过着“囚帝”的生活，心情抑郁，病情益重，最后逝世于北京西苑。
㈥、死因疑案：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1月21日，光绪皇帝逝世于西苑(今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自被慈禧太后皇太后“废黜”之后，光绪皇帝整整过了十年的幽禁生活，长期忧闷，无处发泄，“怫郁摧伤，奄致殂落”。从清宫太医院档案选编的《慈禧太后清光绪医方选议》一书，可以看出清光绪体弱多病。该书所选有关光绪皇帝是一百八十二个医方中，神经衰弱方六十四个，骨骼关节方二十二个，种子长寿方十七个等。光绪皇帝虽常年多病，但医药条件极好，不会突然死亡。而皇帝造成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突然崩驾。噩耗传出，朝野震惊。于是，光绪皇帝被人谋害致死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光绪皇帝的死因，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说是被人下毒致死。
⑴、正常病逝：
有人认为：根据光绪皇帝三十七岁时的病案，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耳鸣头疼。光绪皇帝一直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光绪皇帝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等疾病。这是导致光绪皇帝壮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绪皇帝有御医六人，每日一人轮诊，各抒己见，治法不一，也耽误了医治。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3月9日，脉案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地步，宫中御医们束手无策。农历5月10日脉案记载：调理多时，全无寸效。农历7月16日，江苏名医杜钟骏看过光绪皇帝的病症说：“我此次进京，以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无错。”农历9月的脉案记载：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失调。农历10月17日，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光绪皇帝的病情已经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病情危重。农历10月20日，光绪皇帝的脉案记载：夜里，清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农历10月21日，脉案记载：光绪皇帝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口倒气。傍晚时，光绪皇帝逝世。
有些学者根据清宫医案记载认为：光绪皇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临终，病状逐渐加剧，既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暴死的症象，属于正常死亡。
⑵、被人毒死：
这里又分为慈禧太后、李莲英、袁世凯下毒等多种说法。
①、慈禧太后临终前派人毒死清光绪皇帝：
《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等书里认为：慈禧太后太后病危期间，唯恐自己身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前案，倒转局势，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皇帝害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载述：“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清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们普遍认为：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死在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会是巧合，而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的谋害。
②、李莲英毒死光绪皇帝：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太后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皇帝，他们怕慈禧太后逝世后清光绪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太后将死之前，先把光绪皇帝害死。
③、袁世凯毒死光绪皇帝：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皇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皇帝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皇帝毒死。
④、不知姓名之人毒死光绪皇帝绪：
曾做过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民国间杂志《逸经》上著文说：在光绪皇帝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皇上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皇帝便逝世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皇帝，但肯定光绪皇帝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清朝官方文献和宫廷档案表明：光绪皇帝是病逝的。但是，从光绪皇帝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们总觉得他死在慈禧太后前面，而且只比慈禧太后早死了一天，这件事太奇怪了！是慈禧太后手下的人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但所有这些猜疑，到今天为止，也只是猜疑，因为至今没有确凿史料证明光绪皇帝是被害死的。
下面排比正史及一些其他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光绪皇帝病情变化。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0月：
1日，光绪皇帝诣仪鸾殿，问慈禧太后皇太后安。《清德宗实录》记载，自癸酉至戊辰“皆如之”，就是从1～16日，每天都是如此。
2日，奉皇太后御勤政殿，日本使臣伊集院彦吉觐见。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3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4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5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6日，上御紫光阁，赐达赖喇嘛宴。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7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8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9日，奉慈禧太后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晚膳，至癸亥(十一日)皆如之”。
10日，慈禧太后皇太后生日，光绪皇帝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幸颐年殿，侍太后晚膳。
11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2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3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4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5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6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7～19日，御医屈贵庭说：他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三天给光绪皇帝看病，病情突然恶化，在御榻上乱滚，大叫肚子疼。
20日，《清德宗实录》记载：“上不豫”，光绪皇帝病。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又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21日，“上疾增剧”，光绪皇帝病重。“上疾大渐”，病危。酉刻，光绪皇帝崩于西苑瀛台之涵元殿。
22日，慈禧太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鸾殿。
仔细分析以上史料，光绪皇帝的死因，的确是一个历史之谜。
光绪皇帝无子，皇嗣只能在宗室中选择。慈禧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这就是宣统皇帝。
爱新觉罗·载湉简档：
属 相：羊
谥 号：景皇帝
庙 号：德宗
陵 寝：崇陵(清西陵)
父 亲：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
母 亲：叶赫那拉氏
初 婚：十八岁
配 偶：叶赫那拉氏等三人
皇 后：叶赫那拉氏
子 女：无
继位人：侄子爱新觉罗·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十二位皇帝，无号，宣统皇帝、清末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900～1912年为期十三年，终年六十二岁。
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农历1月14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之弟载沣的长子。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为帝，并让爱新觉罗·溥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监国。
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因为爱新觉罗·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接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爱新觉罗·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爱新觉罗·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次年农历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爱新觉罗·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公元1917年农历6月张勋带领辨子军入京，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一起在农历7月1日宣布爱新觉罗·溥仪复辟。农历12月在全国一片声讨中，爱新觉罗·溥仪再次宣告退位。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爱新觉罗·溥仪离宫，历史上称为“逼宫事件”。此后爱新觉罗·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王爷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2年3月1日日本军国主义扶持爱新觉罗·溥仪为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前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
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爱新觉罗·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60年3月爱新觉罗·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院工作。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1967年爱新觉罗·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后患肾癌。在爱新觉罗·溥仪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对他的问侯。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6日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后于1995年1月26日将爱新觉罗·溥仪骨灰迁葬于清西陵的华龙陵园内。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十二帝中最后一位、登极、终年龄最小、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对于光绪皇帝载湉和同治皇帝载淳的继承人，慈禧太后皇太后先后有过两个决策：第一，立爱新觉罗·溥儁为大阿哥，继承同治皇帝的帝位，兼祧光绪皇帝；第二，立爱新觉罗·溥仪承继皇位，继承同治皇帝的帝位，兼祧光绪皇帝。从而演绎出清同治与清光绪之帝统的“立嗣～废储～再立”的戏剧性历史故事。
㈠、立嗣、废储、再立：
⑴、立嗣：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认为：光绪皇帝从四岁进宫，自己费心将其抚养成人，却不听话，搞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很伤心，想废掉他。在光绪皇帝即位时，两宫太后曾有一个说法，等将来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有了儿子，再过继给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为嗣。但光绪皇帝无子，清同治统绪由谁来继承呢？废帝后，光绪皇帝又怎么处置年？慈禧太后反复思考这两个难题。在史籍《崇陵传信录》中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农历11月28日，上完早朝之后，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了亲信瓜尔佳·荣禄。慈禧太后与荣禄有一段对话：
瓜尔佳·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太后答：无有也。事故可行乎？
瓜尔佳·荣禄答：太后行之，谁敢谋其不可者！顾上(光绪皇帝)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太后问：事且露，奈何？
瓜尔佳·荣禄答：无妨也，上(清光绪)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近宗近支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太后曰：汝言是也。
这段对话表明，慈禧太后与瓜尔佳·荣禄议立一个大阿哥来作为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以逐步取代光绪皇帝。
由谁来做大阿哥呢？慈禧太后之所以选中了爱新觉罗·载漪之子爱新觉罗·溥儁，是因为：
①、从爱新觉罗·溥儁的父系来说，爱新觉罗·溥儁是爱新觉罗的血统。爱新觉罗·溥儁的曾祖父为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第三子醇亲王爱新觉罗·绵恺没有儿子，以道光皇帝(旻宁)第五子爱新觉罗·奕譞过继给爱新觉罗·绵恺为后。爱新觉罗·奕譞是爱新觉罗·溥儁的祖父。爱新觉罗·奕第二子爱新觉罗·载漪是溥儁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漪又过继给嘉庆皇帝第四子瑞亲王爱新觉罗·绵忻之子瑞郡王爱新觉罗·奕约为后，袭贝勒。后爱新觉罗·载漪晋封为瑞郡王。
②、从爱新觉罗·溥儁的母系来说，爱新觉罗·溥儁有叶赫那拉氏的血统。《清史稿·绵忻传》记载：“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姪也。”就是说，爱新觉罗·溥儁既是慈禧太后娘家侄女的儿子，又是慈禧太后婆家堂侄的儿子，真是亲上加亲。近年有学者考证，《清史稿·绵忻传》的上述记载有误，爱新觉罗·溥儁的母亲不是慈禧太后的侄女。
十五岁的爱新觉罗·溥儁处在爱新觉罗氏与叶赫那拉氏两支血缘的交叉点上，因此被慈禧太后选作大阿哥。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慈禧太后训政。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农历11月28日，慈禧太后同荣禄作了上述对话后，农历12月24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爱新觉罗·溥儁入继清穆宗皇帝同治为嗣，号“大阿哥”。随后大阿哥在弘德殿读书，师傅为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尚书崇绮和大学士徐桐。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1月1日，爱新觉罗·溥儁恭代皇上到大高殿、奉先殿行礼。
⑵、废储：
慈禧太后预定庚子年即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举行清光绪禅位典礼，改年号为“保庆”。但京师内外，议论纷纷。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议，各种势力也反对，建议此事停止。不久，义和团事起，爱新觉罗·载漪笃信义和团，认为义和团是“义民”，不是“乱民”。五月，爱新觉罗·载漪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农历7月，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同清光绪等一行西逃，载漪、溥儁父子随驾从行。慈禧太后逃到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农历12月以爱新觉罗·载漪为这次事变的祸首，夺爵位，戍新疆。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等回銮。途中，以爱新觉罗·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其子爱新觉罗·溥儁不宜做“皇储”，宣布废除“大阿哥”名号。爱新觉罗·溥儁归宗，仍为爱新觉罗·载漪儿子。另以醇亲王奕譞第六子爱新觉罗·载洵为奕譞之后。后来爱新觉罗·溥儁生活落魄，死得很惨。
这出“大阿哥”的闹剧刚收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的正剧又开场。再立《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皇帝临终前一天，慈禧太后懿旨由爱新觉罗·溥仪继承皇位。慈禧太后皇太后又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之子爱新觉罗·溥仪入承皇位，承继同治皇帝为嗣，兼承光绪皇帝为嗣。后一天，慈禧太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崩于西苑仪銮殿。
慈禧太之所以选中了爱新觉罗·溥仪继承皇位，是因为：
①、爱新觉罗·溥仪的祖父奕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皇太后胞妹。在爱新觉罗·溥仪的曾祖父道光皇帝的儿子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第四子(咸丰皇帝)，第六子爱新觉罗·奕訢，第七子爱新觉罗·奕缮(光绪皇帝之父、溥仪祖父、咸丰皇帝同父异母之弟)。爱新觉罗·溥仪的祖父有四位福晋，共生七个儿子。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皇太后的胞妹，生下四子：第二子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其余三子早殇。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早，无子。第二侧福晋刘佳氏，生有三子：第五子爱新觉罗·载沣、第六子爱新觉罗·载洵、第七子爱新觉罗·载涛。第三侧福晋李佳氏，无子。爱新觉罗·奕缮嫡福晋叶赫那拉氏虽生育四个儿子，实际上只有一个存活，就是光绪皇帝。第一、第三侧福晋没有儿子。第二侧福晋刘佳氏虽生育三个儿子，但过继出去两个，家中只剩下第五子，就是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所以，在爱新觉罗·奕缮的七个儿子中，早殇三位，继承皇位一位(光绪皇帝)，过继出去二位，只留下一位，就是爱新觉罗·载沣。
②、爱新觉罗·溥仪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养女。爱新觉罗·奕缮过世时，爱新觉罗·载沣才八岁，因醇亲王“世袭罔替”而承袭为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承袭醇亲王后，十八岁开始在朝廷上效力，后任阅兵大臣。慈禧太后懿旨将心腹权臣荣禄之女、又是慈禧太后认作养女的苏完瓜尔佳氏，指配给爱新觉罗·载沣为嫡福晋。
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后裔。瓜尔佳·荣禄曾因贪污罪，险些被肃顺处斩。后花银子买了个直隶候补道。清朝同治初年，瓜尔佳·荣禄成为慈禧太后的亲信，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皇帝逝世，光绪皇帝即位。慈禧太后遇到难题：将来新皇帝的儿子与新皇帝、与同治皇帝的关系怎样处置？对此，瓜尔佳·荣禄建言：等嗣皇帝(光绪皇帝)有子，承继同治皇帝为嗣，兼承光绪皇帝之祧。这为慈禧太后提供了解决上述关系的方案，很讨慈禧太后喜欢。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瓜尔佳·荣禄兼步军统领，后擢工部尚书。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任步军统领，曾疏荐袁世凯练新军，后出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兼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出卖机密、通过瓜尔佳·荣禄奏报慈禧太后。当时任步军统领的瓜尔佳·荣禄，奉懿旨捉拿康有为与梁启超、斩谭嗣同等六君子。慈禧太后西逃回銮后，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即首席大学士。荣禄身兼将相，权倾朝野。史籍《清史稿·荣禄传》中记载：“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瓜尔佳·荣禄之女，常入宫中，慈禧太后喜爱，认作养女。慈禧太后将她指配给爱新觉罗·载沣。当时爱新觉罗·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已为他定亲，奏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坚持给爱新觉罗·载沣指婚，刘佳氏只有将儿子已订婚之福晋退亲。
爱新觉罗·载沣有两位福晋，共有四子。嫡福晋姓苏完瓜尔佳氏，名幼兰，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之女、慈禧太后之养女，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与载沣完婚，生有两子：长子爱新觉罗·溥仪、次子爱新觉罗·溥杰(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生)，侧福晋邓佳氏，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完婚，生有二子：三子爱新觉罗·溥濬，早殇；四子爱新觉罗·溥任，后改名金友之，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生。
可以看出，在慈禧太后亲手指定的三位皇位继承人中：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是亲胞妹的儿子，大阿哥爱新觉罗·溥儁是亲侄女的儿子，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养女的儿子。这表明慈禧太后在爱新觉罗宗室中，挑选同叶赫那拉氏有关系之人，一代大清兴亡，系于懿亲宫闱！
虽然两代醇亲王家出了两个皇帝，但两代醇亲王还是谨谨慎慎，乾乾翼翼。爱新觉罗·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中写道：“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多年反目当中，在两派你死我活、常年明争暗斗的既复杂又尖锐的政局中，一方面能和慈禧太后方面的荣禄等人诗酒往还，终于成为亲戚关系；一方面也和光绪皇帝方面的翁同龢等人以文会友地保持着相当的关系。这是我的祖父所以能够一生荣显未遭蹉跌的主要原因。”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继承乃父爱新觉罗·奕缮的家风，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他的厅堂挂着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表明自己超然政治，读书为乐，只求平安无事。这既有真情的流露，也为做给别人看。他还在团扇上写着：“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笑口是痴人。”他借布袋和尚的偈诗，表示自己与世无争，超然物外。但这对爱新觉罗·溥仪似乎没有多少影响。
㈡、登极、退位、复辟：
爱新觉罗·溥仪短暂的皇帝生涯，经历了“登极～退位～复辟”的曲折复杂过程。这是清朝十二帝中独一无二的。
⑴、登极：
慈禧太后皇太后于农历10月20日懿旨由爱新觉罗·溥仪继承皇位。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领受要爱新觉罗·溥仪入宫的懿旨后，当日傍晚，同军机大臣、内监们回府，将溥仪从醇亲王府北府(今宋庆龄故居)迎入宫中。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0月20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皇太后。”
爱新觉罗·溥仪从出生到三岁离开王府前，一直在祖母刘佳氏的抚育下。醇王府的府例，头生孩子过满月后，要离开生母归祖母抚育，第二个孩子由母亲抚育。所以，爱新觉罗·溥仪降生满月之后，就在祖母刘佳氏膝下抚育。爱新觉罗·溥仪回忆录写道：“祖母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
慈禧太后让爱新觉罗·溥仪进宫的懿旨，改变了爱新觉罗·溥仪一生的命运。爱新觉罗·溥仪离府进宫，第二天光绪皇帝逝世。爱新觉罗·溥仪是三岁的孩童，一会儿到清光绪灵前磕头哭祭，一会儿到慈禧太后病榻前叩头祈福。爱新觉罗·溥仪面对光绪皇帝的遗体，也面对慈禧太后行将入木的躯体，在惊恐、陌生、寒冷与悲哀的气氛中受着折磨。第三天慈禧太后死。光绪皇帝灵柩停在乾清宫，慈禧太后灵柩停在皇极殿。两丧并祭，一片悲戚。
农历11月9日，爱新觉罗·溥仪登极大典在太和殿举行。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王公大臣们，议论纷纷，垂头丧气，认为这是大清皇朝的不祥之兆。
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宫内宫外，共有“三父七母”。“三位父亲”分别是：一是生身父亲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一是同治皇帝(过继给同治皇帝为嗣子)，再一是光绪皇帝(过继给光绪皇帝为嗣子)。还有“七位母亲”分别是：一位是生身母亲瓜尔佳氏，一是庶母邓佳氏，一是同治皇帝瑜妃赫舍里氏，一是同治皇帝珣妃阿鲁特氏，一是同治皇帝瑨妃西林觉罗氏，一是光绪皇帝皇后叶赫那拉氏(隆裕太后)，一是光绪皇帝瑾妃他他拉氏。爱新觉罗·溥仪进宫后，离开生母，便被隆裕皇太后抚养，实际上是乳母王焦氏照料，一直用乳汁喂养溥仪。宣统皇帝在母亲众多却没有母爱的环境中长大。
宣统皇帝从继位到退位，只有三年。他的年龄从三～六岁，还是个幼儿。六岁开始在毓庆宫读书，九岁开始写日记。朝廷政务，由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和隆裕太后执掌。这三年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大事要事，多不胜举。其中影响宣统皇帝一生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辛亥革命。
清朝饱受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次接一次的屈辱，“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人们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适应了人们的要求，“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任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农历7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农历4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在广东黄冈(今广东饶平)、安徽安庆、浙江绍兴等地起义，均告失败。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农历1月，同盟会发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农历8月19日，同盟会组织武昌新军起义，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十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京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1911年为辛亥年，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2年)农历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此间，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⑵、退位：
清宣统三年农历12月25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上述诏文，由顾命大臣张謇幕的僚杨廷栋捉刀。杨廷栋，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归国后，以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而为张謇所器重。杨廷栋受命起草诏文后，经张謇润色，袁世凯审阅，由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最后说：“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一代皇朝之终结，中华两千年帝制之终结，说得如此之轻松，如此之清雅，极致文思，颇为得体，可谓大格局，亦为大手笔！
同日，颁布《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清宣统政纪》记载其主要内容是：
甲．关于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biàn)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条件，列为公文，由两方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国政府。不过，宣统皇帝退位以后，还在寻找机会，进行复辟。
⑶、复辟：
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出皇位后，中国又上演了一出张勋兵变、宣统复辟的闹剧。
袁世凯逝世后，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黎、段意见不合，时有冲突，称“府院之争”。黎元洪召张勋率军入京相助。
张勋，少孤贫，后投军。曾参加了中法之战，升至参将。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参加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后升副将。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升云南提督。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时，张勋镇守南京，与起义新军激战于雨花台，战败后退守徐州。清廷任张勋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袁世凯当大总统后，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宣统皇帝退位时，张勋禁止部下剪辫，以示忠于清室，被称为“辫帅”，其兵被称为“辫子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于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农历5月，带三千辫子兵攻入京。农历5月12日(公历6月30日)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陈宝琛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农历5月13日(公历7月1日)凌晨，张勋穿纱袍马褂，戴红顶花翎，率康有为、北京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王士珍等五十余人进入宫中。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到养心殿，召见张勋。张勋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爱新觉罗·溥仪说：“我年龄小，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给溥仪讲了康熙大帝八岁做皇帝的故事。爱新觉罗·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溥仪将当天改为清宣统九年农历5月13日(公历7月1日)。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七位内阁议政大臣，他们是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授各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北京；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农历5月14日(公历7月2日)，授瞿鸿等为大学士，补授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张勋率兵入京，爱新觉罗·溥仪第二次登极当皇帝，是为溥仪复辟或宣统复辟。这年(公元1917年)为丁巳年，史称“丁巳复辟”。
然而，黎元洪拒不受命，避居日本公使馆，电令各省出师讨伐；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湖南等省督军通电反对复辟。农历5月15日日(公历7月3日)，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讨伐张勋。农历5月18日(公历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农历5月19日(公历7月7日)，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宫中投下三枚炸弹。太妃们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吓得惊叫，太监们更为惊慌，宫里乱成一团。同日，讨逆军大败张勋军队于河北廊坊。农历5月21日(公历7月9日)，北京公使团照会清室，劝告其解除张勋武装。农历5月24日(公历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勋兵与战，兵寡失败。张勋逃到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内。
爱新觉罗·溥仪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批准张勋辞职的谕旨和退位诏书。这是爱新觉罗·溥仪的第二个退位诏书，爱新觉罗·溥仪看了放声大哭。这年爱新觉罗·溥仪十四岁。历时十二天的张勋兵变、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闹剧结束。
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闹剧刚闭幕，出宫的悲剧又开场。
㈢、国民、战犯、公民：
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一个后果是：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留爱新觉罗·溥仪在宫中，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旧皇宫成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于是，引出北京政变。
⑴、国民：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农历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农历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冯玉祥关于驱逐爱新觉罗·溥仪出宫的议案。11月5日正式下令将爱新觉罗·溥仪等驱逐出宫，废除帝号。爱新觉罗·溥仪等成为普通国民。
爱新觉罗·溥仪被逼出宫之事来得突然。当时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限溥仪等要在两小时内全部搬离紫禁城。爱新觉罗·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他想找庄士敦、醇亲王商量，但电话已被切断。这时隆裕太后已死，敬懿、荣惠两位太妃(同治皇帝之妃)死活不肯走。载沣进宫，也没有主意。鹿钟麟极力催促，声言时限已到，如果逾时不搬，外面就要开炮。王公大臣要求宽限时间，以便入告，尽快决定。鹿钟麟对军警说：“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内务府大臣绍英则入告爱新觉罗·溥仪，限二十分钟，否则要开炮。于是，爱新觉罗·溥仪在修正优待条件上签了字，决定出皇宫去醇亲王府北府。溥仪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宝玺。当日下午四点十分，从故宫开出五辆汽车：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乘第一辆，爱新觉罗·溥仪乘第二辆，婉容、文绣及其他亲属、随侍人员乘第三辆、第四辆，警察总监张璧乘第五辆，首尾相连地直奔爱新觉罗·溥仪当年的出生地醇亲王府北府。终于应了在宣统皇帝登极时说的那句话：“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现在爱新觉罗·溥仪回家了！
⑵、战犯：
1925年，爱新觉罗·溥仪移居天津，先后住在张园、静园。1931年在日本侵略军的协助下抵达东北，1932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扶持下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前苏联红军俘虏，在伯力收容所生活了将近五年(今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1950年8月被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爱新觉罗·溥仪前后共度过了十五年的监狱生活。
⑶、公民：
1959年爱新觉罗·溥仪得到特赦释放。1964年就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因患肾癌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爱新觉罗·溥仪逝世后，经爱新觉罗氏家族商量，决定将爱新觉罗·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尔后，将爱新觉罗·溥仪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爱新觉罗·溥仪三岁登极后，清朝皇室曾考虑为其选择“万年吉地”。此事有两说：一说爱新觉罗·溥仪登极后选“吉壤”在清西陵崇陵旁旺隆村，并于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破土动工；另一说在1915年爱新觉罗·溥仪十岁时选定“吉壤”，也在旺隆村。
爱新觉罗·溥仪生前是否建陵，其侄金毓嶦：“梁鼎芬为(崇)陵工大臣，岂能同时为溥仪建陵？”所以，爱新觉罗·溥仪在位时，并没有建陵。1994年，香港人张世义出资，在清西陵崇陵(清光绪陵)西北辟建“华龙陵园”。张世义同爱新觉罗·溥仪遗孀李淑贤商量后，李淑贤于1995年1月26日将爱新觉罗·溥仪骨灰迁葬于华龙陵园内。
李淑贤生前的遗嘱，据金毓嶦所撰《末代皇帝的二十年～～爱新觉罗·毓嶦回忆录》一书中记载：“我的骨灰坚决不要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人民公墓。”所以，李淑贤的骨灰没有在“华龙陵园”内同爱新觉罗·溥仪的骨灰合葬。
㈣、溥仪家庭：
爱新觉罗·溥仪先后共有五位妻子：
⑴、皇后郭博勒·婉容(郭布罗氏)：
郭博勒·婉容，达斡尔族。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爱新觉罗·溥仪十八岁时同婉容结婚。婉容结婚前住在北京东城鼓楼南帽儿胡同今35、37号院。爱新觉罗·溥仪在退位后结婚，但根据《优待条件》，其尊号仍不废。故其结婚仍称“大婚”，婉容仍称“皇后”。而实际上此时爱新觉罗·溥仪已经不是皇帝，郭布罗·婉容也就不成其为皇后。
⑵、淑妃额尔德特·文绣：
额尔德特·文绣，与婉容同日和爱新觉罗·溥仪结婚，后在天津与爱新觉罗·溥仪离婚。
⑶、祥贵人他他拉·玉龄：
他他拉·玉龄，后改姓谭，名玉龄，与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结婚，后于1942年逝世。
⑷、福贵人李玉琴：
1943年与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结婚，1957年离异，于2001年病逝。
⑸、夫人李淑贤：
1924年生，于1962年“五一节”同爱新觉罗·溥仪结婚，于1997年病逝。
爱新觉罗·溥仪对清朝历史，因为年幼而没有独立政治责任。对宣统皇帝的历史是非功过，用不着加以评论。爱新觉罗·溥仪只是作为一个清朝末帝的历史符号而存在于历史典册。
爱新觉罗·溥仪简档：
属 相：马
谥 号：无
庙 号：宣统
陵 寝：清西陵华龙陵园
父 亲：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
母 亲：苏完瓜尔佳氏
初 婚：十八岁
配 偶：郭布罗·婉容、额尔德特·文绣、他他拉·玉龄(谭玉龄)、李玉琴、李淑贤五人
子 女：无
纵观整个清朝历史，有三个十分奇特、异于其他历朝历代的现象：
第一，缔造大清王朝的清太祖高皇帝佟·努尔哈赤兴起于辽宁抚顺新宾永陵镇的赫图阿拉，葬送清朝的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又被监押在辽宁抚顺高尔山下的战犯管理所。抚顺，既是后金政权开国皇帝兴起的地方，又是满清末代皇帝被结囚的场所！一肇一殁，皆斯地是也。
第二，辅佐大清王朝兴起的皇后是叶赫那拉氏，导致满清皇朝覆亡的太后也是叶赫那拉氏！一起一落，皆斯氏是也。
第三，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封建帝制的终结，共和制代替了帝制，民主取缔了君主。直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战俘，且由于爱新觉罗·溥仪一无嫡亲血缘子嗣，使得从秦始皇嬴政元年(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皇帝”肇始到公元1911年终止，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历经了四百九十二位“正史”皇帝的封建帝制，绝灭得干净彻底之极！一始一终，皆斯制是也。
要提请读者们注意的是，根据满清王朝内例，爱新觉罗·毓嶂的长子身份可成为“满洲国皇帝”的继承人。按照清帝逊位时的规定条款，皇帝无子，应该从其家族内兄弟的下一代里选继承人，因此，爱新觉罗·溥仪曾在1950年被关押期间，指定八岁的堂侄爱新觉罗·毓嶂为“继承人”。
而爱新觉罗·毓嶂却实在不知道要继承什么！是皇位？那早就被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而“满洲国皇帝”是日寇的汉奸政权，中国人民是绝不会认同的！是“满洲国皇家”财产？那都是人民所有的！那么只剩下丧权辱国的汉奸、战犯之千古罪名了！爱新觉罗·毓嶂(金毓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今是人民公务员，可没那么傻！
如今，中华大地上共和制已经演进六十余年后，诸多人们又开始重新津津有味地整理“溥仪文化”，纷纷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罗织“满籍”，倒也能顺理成章、如愿以偿。这的确也是一大奇观呢！
九、名人名篇：（资料有待补充）
附录：
家族世系谱
在他们进入中原前，皇室人士的名字都是任意改的。後来他们参考了汉人的命名方式，取名要跟辈份排行。最初的几名儿子以「承」、「保」、「长」三字命名，后来固定用「胤」，孙辈用「弘」，曾孙用「永」。乾隆时，又根据他作的一首诗，定了后人用「永」、「绵」、「奕」、「载」。道光时定了「溥」、「毓」、「恒」、「启」，咸丰时定「焘」、「闿」、「增」、「旂」。
家族庞大，为了细分，由嘉庆开始，又规定同辈同一世系第二个字的部首要相同。例如咸丰帝叫奕詝，有同父异母兄弟奕欣，两人名字的第二个字都是「言」部，但庆亲王奕劻的则是「力」部。
爱新觉罗家族的分布
16世纪80年代，爱新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包括努尔哈赤的六祖以及他们22个儿子所组成的家庭。
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灭亡止，后金、清朝一共存在296年，经历了11代12位皇帝。在这近3个世纪中，后金、清朝的皇帝，拥有众多的王妃皇后，他们的子孙也拥有远超过常人妻室与妃妾，加上中国崇尚多子多孙的古老传统习俗，因而爱新觉罗家族子孙繁衍十分迅速。
有的学者认为，后金入关前，在第2代皇太极时期，皇族成员约有100人；到第3代顺治时期，皇族成员是419人；到第4代康熙时期，皇族成员约有490人；到第5代雍正时期，皇族成员已超过1000人；到第7代嘉庆时期，皇族已近4700人；清朝灭亡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皇族后裔已达2万人。1936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收集了这个家族几百年来的世袭繁衍材料。自16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努尔哈赤这一支系的后裔，仅男性就有近3.4万多人，整个宗室的后裔有4.6万多人，还有觉罗系统的后裔计3.4万多人，合计有8万多人，而这还仅仅是男性。如按皇子与皇女的比例来计算的话，那么，爱新觉罗家族在3个多世纪中，宗室的后裔有 8万多人，觉罗的后裔有近6万人，整个爱新觉罗家族计有后裔近14万人。这近300年的时间，爱新觉罗家族，由于处于一个拥有特权的时期，子孙繁衍的速度是很快的。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70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份已成了历史，政府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已无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家谱问世，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很困难。但1937年之前康德伪皇帝在伪满洲国最后一次整体的修缮了家族谱系，所有宗室、觉罗都罗列其上，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后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根据原先存留下来的碟谱和东北辽中新民地区的情况又由家族族长带领修缮了谱系，《爱新觉罗宗谱密雅纳支》每十年系统修订一次，已经成为定规。经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建立了家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举行家族内祭祀。
不过，一种趋势是很明显的，爱新觉罗氏的人口，仍然还在不断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逐渐形成众多分支。据估计，如今爱新觉罗氏大致有30—40万人。 其实到清朝最后的三代皇帝，由于近亲结婚，几乎是没有子女，有也是早早夭折，所以现在估计子孙很少。
爱新觉罗这个姓，后来也有了简化，有的改为赵，有的为罗等等。
爱新觉罗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多种多样，对待“爱新觉罗”姓氏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