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皇帝是人世间的君主，而不是天。
中国人的天是一些完全虚空的东西……不是建筑在地面上空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世界，也不是一个自为的理想王国，它不象我们所想象的拥有天使和死者灵魂的天国一样，也不象与现世生活截然不同的希腊奥林匹斯山一样，而是一切都是现世。权力所据有的一切，统统归于皇帝。
所以中国人永远畏惧一切，因为一切外在之物对于他们都有意义，都是权力，都可能对他们行使暴力，都可以侵害他们。
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撰人员。
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生儿育女，以便死后儿孙们能够在他们的葬礼上表示最后的敬意，缅怀他们，并祭扫他们的坟墓。
一个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王国在这里无立锥之地。
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
世界上其它的文明古国皆已消亡，“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易经》由许多图形组成，被看作是中国文字的基础，也被视为中国深邃思想的基础。因为这部书是从一元和二元的抽象化开始的，然后叙述了这些抽象思想形式的具体存在。
在中国，普遍意志直接命令个人意志做什么，个人意志则照办，同样毫无反映、毫无自主地服从。假如它不服从，那么它就脱离了实体。因为这种脱离不是内心的思考促成的，所以它也就不会卷入对内在的惩罚，而只会卷入对外在生存的惩罚。这个国家总体之所以同样非常缺少主观性因素，是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因素根本没有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因为实体就是主体，是皇帝，他的法律构成思想。尽管如此，思想的贫乏不等于随意。随意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就是说是主观的和灵活的。而这里是普退的东西才有效，实体还没有软化，还是自己的老样子。
对于这种关系做了进一步表述，使之更加待合观念的是家庭。中国政府就完全建立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客观的家庭孝敬是国家的标志。中国人认为自己既属于他们的家庭，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子。在家庭内部，他们不具特性，因为他们所在的实体单位是血缘和自然的单位。在国家内部，他们同样缺乏特性，因为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家长制。政府的任务仅仅是落实皇帝预先制定的措施。皇帝象父亲一样，掌管一切。
这就是中国民族各方面的性格。它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皇帝对人民讲话，始终带着威严和父亲般的仁慈以及温柔。而人民本身却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认为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皇帝的政权拉车的。沉重的担子在它看来是必然的命运。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的帝国。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显示了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从其内涵来说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4000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
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实在可以说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他们道德放任的意识又可以从佛教流行中得到证明：一个宗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做最完美的成就。
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进步也没有未来。
黑格尔认为，决定中华帝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的，最终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基础上的、国民的未成熟的孩子般的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奴性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中国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更谈不上主体意识的自由。中国是个“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中国文明是属于空间的、凝固的文明，家长制的东方专制主义将中国人的精神压制在愚昧状态，自由与科学无从发展，历史依旧停留在起点上，或者从未开始。黑格尔强调奴役性的或不自由不自觉的内在精神塑造了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地理气候、道德精神、种族遗传，先后都成为造成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命运”的原因。
[德]莱布尼茨
戈特弗里德?威廉?凡?莱布尼茨（1646.7.1.—1716.11.14.）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莱布尼茨在哲学上，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齐名，是欧洲三大哲学泰斗之一；在数学上，他与牛顿齐名，相互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他还是数理逻辑这一重要学科的开创者，并被誉为计算机的先驱者之一。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文化极感兴趣也极为尊重。他没有来过中国，却被人们称为“中国通”。他对中国的研究，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一是与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直接交谈和通信。
他在《中国近事》序言的开头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布莱尼茨：“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竞争’中，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然而，过去有谁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
莱布尼茨赞美中国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漂亮，那么他将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作为哲学家，莱布尼茨看重的是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各有长短，“他们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莱布尼茨：“在彼等社会，习惯巳成自然，无论对于同辈或下级的人，都竭力讲求礼貌，由我们不习惯这种形式束缚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奴隶。尤其使欧洲人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了一日会面的时候，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的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至于中国官吏，更可想象而知，彼等谈活间，从不侮辱别人，亦不得将其愤怒、憎恶、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可是在欧洲即或殷勤，或恳切谈话，也不过最初接近的几天，一到彼此相熟，便毫不客气，一不客气很快便会变成讥讽，愤怒，乃至结怨成仇。反之，中国人间，无论邻人也罢，婢仆也罢，因为生活习惯的缘故，总是常常保持着一种礼貌。”
开阔的学术视野、博大的文化胸怀，使莱布尼茨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中“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不可否认，莱布尼茨在许多方面把中国理想化了，但他对中国的认识也并不都是一种闭门所思的乌托邦幻想。我们从莱布尼茨的书信中可以得知，他了解中国信息的渠道很多，不仅和入华的耶稣会士如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等有直接的通信，与当时在耶稣会在欧洲东方传教事务的负责人维利乌斯、郭弼恩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和荷兰、英国与中国有着外交与商业关系的人物有着广泛联系。正因这样，当代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惟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
《中国近事》正是一部这样的著作。该书出版于1697年，语言为拉丁文。第一版出版时除了莱布尼茨撰写的著名序言外，还收集了传教士所写的五封信和曾作为俄罗斯外交官员到中国访问过的荷兰商人伊德斯所写的俄罗斯考察团在中国的旅行报告。两年后（1699），莱布尼茨就出版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把白晋的《中国现任皇帝传》（即《康熙皇帝传》）翻译成拉丁文后收入其中。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的思想意图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告诫欧洲思想和宗教界，要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长处，促进欧洲和中国两大文化的交流。正如本书的副题：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莱布尼茨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是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
莱布尼茨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后世永远敬仰、效仿。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 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伦理十分关注。１６８９年，他在罗马遇见天主教传教士闵明我——其人是中国清廷的传教士和数学家。他从闵明我那里得知中国的许多情况后，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兴趣，他曾交给闵明我一份３０个条目的提纲，希望了解中国的天文、数学、地理、医学、历史、哲学、伦理，以及火药、冶金、造纸、纺织等技术。
1６９７年，莱布尼茨搜集在华传教士的报告、书信、旅行记略等，编辑出版了《中国新事》一书。他在该书的绪论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
莱布尼茨很注意搜集中国的材料和关于中国的书籍。他的信件中有２００多封谈到了中国。莱布尼茨可谓是第一位全面认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
从莱布尼茨与欧洲传教士白晋(J.Bouvet)等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易图》符号的特殊的二进制解释和他对中国文字的独到见解。
莱布尼茨在1697年给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原名为C.F.Grimaldi）的信中讲述了他的二进制算术。1701年2月15日，莱布尼茨又把自己的二进制数表寄给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1701年11月4日白晋在从北京发给莱布尼茨的回信中说到，他认为二进制数与中国《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图的符号是有联系的，并将宋代邵雍(1011—1077)所制的六十四卦图即圆图内有按八卦配列的方图，寄给了莱布尼茨。但是这封信迟至1703年 4月2日才辗转交到莱布尼茨手中。
莱布尼茨立即认真研究了这幅六十四卦图，他发现，正如白晋所说，把图中的阴爻—看作0，把阳爻—看作1，那么六十四卦图中的六爻排列就恰好是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见图）
莱布尼茨为获得这一发现而兴奋异常。他立即给白晋写信说：“这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的科学中之最古的纪念物。但是，依我之见，这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能了解它的意义。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符合，……，我若没有早发明二进制算术，我也不能明白六十四卦的体系和算术画图的目的，望洋兴叹，不知所云。”[1]他还说虽然他认定二进制算术对于数的科学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但是没有料到它对阐明中国的古纪念物发生了重大的效用。他猜测中国古贤伏羲已掌握了二进制算术，后来失传了。他还认为伏羲的创世说与欧洲基督教的创世说是同一个道理，亦即宇宙一切从阴与阳而来，也就是从0与1而来。 莱布尼茨随即对他1679年所写的论文作了补充。1703年论文发表时的题目是《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
《易》是一部创始于中国西周时代（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古代哲典，用“阴”和“阳”这样一对基本范畴来阐述宇宙间的一切变化和发展，并有由阴爻—和阳爻—两个基本符号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独特符号系统。正是这一符号体系引起了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重视和研究，发现了六十四卦图和二进制数字的联系，即六爻排列的六十四卦图与从0到63的二进制数字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的惊人发现。它促成了莱布尼茨二进制算术的公开发表。
二进制数字与《易》的符号体系的一致性，加之莱布尼茨的崇高威望，使中国的《易》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浓厚兴趣。现在，《易》不但与数学相联系，而且与物理学，乃至生命科学都联系起来了。“易学热”不但出现在中国，而且出现在世界，经久不衰。 应该说，二进制算术与二十世纪诞生的电子计算机的结合，才真正是二进制算术的最成功的和最巨大的效用。作为二进制算术发明者的莱布尼茨在当时是未能预料到的。二进制算术在解释中国易图方面的效用比起其对电子计算机的效用，就显得轻微得多了。虽然这件事曾使莱布尼茨惊喜不已，视之为二进制算术的最成功的和最巨大的效用，然而它对于易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却也是莱布尼茨始料未及的。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认为：莱布尼茨以0与1表示一切数，易经以阴和阳显示天地万有，都是天才的闪烁。
莱布尼茨与白晋的通信，以及白晋寄给莱布尼茨的邵雍所制的六十四卦图，这些至今保存在德国汉诺威市的图书馆中，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为珍贵的纪念物。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字一直很感兴趣，他很想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字。1689年7月19日在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信中，提出了他想了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是询问“学习汉字有什么捷径？”
莱布尼茨虽然没有如他所愿望地那样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字，但他总在不断地接触和探讨中国文字的特点。在他与在华传教士们的书信来往中，就有关于中国文字的讨论。例如，白晋在1701年11月4日，即寄给他邵雍六十四卦图的那封信中，就相当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一批汉字（太、一、天、主宰、皇帝等等）的笔划和结构，以及一些汉字之间诸如大、太、天以及王、主、皇等字之间的关系。[5]
那时，在欧洲学者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以为中国文字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甚至中国文化也可能根源于埃及文化。例如，白晋在1698年2月28日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说，他确信将有来有一天能把中国文字还原为埃及的象形文字。[6]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字的看法，影响了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字的进一步研究。
莱布尼茨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他通过自己的比较和思索，获得了关于中国文字的独到见解。他在1703年 5月18日给白晋的信中指出“我难以相信，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文字有任何契合关系。因为在我看来，埃及的文字是较为浅俗，而十分近似感官的事物的（如动物和别的），因而它们也近乎寓言。至于中国字或者较有哲学意义，而且似乎是建立在较有智慧的考虑上的——如给予数目、秩序和关系的那些考虑，因而只有一些与各种物形不相似的笔划。”[7]莱布尼茨在18世纪就看到了汉字的一些内在优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未能达到这样的认识。
【德】克里斯蒂安·沃尔弗（1679.1-1754.4）《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启蒙运动重要代表。
即使不能把孔子看成是中国智慧的创始者，也应当把他看成是复兴者。
孔子曾明确指出，古代帝王的表率应该是后人行为的准则，可是后代帝王们却弃此原则而去，走上了歧途。百姓们的行为举止也与谨小慎微的先师孔子的教诲相去甚远。
中国人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大恶，因为他们很少过问卑俗的恶习，它们努力提倡培养道德风尚，隐恶习于众人所不知。
中国人善于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道德才智方面有崇高的声誉，他们以自身的力量证明，运用这种力量不会徒劳而无功。
中国人也没有达到至高无上的完善。
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以前师为榜样。
中国人十分强调首先必须训练理智，只有这样才能不畏上、不图利地献身于道德。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当他们在善中感受到幸福，他们总是把已经获得的敏锐的思想传授给别人，让别人也具有识别善与恶的能力。
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在道德的大路上，人应该不断奋进，不达到最高的完善决不停步，可是最高的完善又是一个永远不可抵达的境地。如果不坚持天天不懈地向上地追求更高的完善，人就没有幸福可言。
中国人之所以致力于善良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行为内在的善。
中国人有一种激励人、促使人以日益高涨的热情不懈地追求崇高目标的方法，这就是做好事能带来荣誉。这种方法吸引了众多仁人智士以自身的博学多才做出无数丰功伟绩。
在地球上，短暂易变是恒久不变的规律。
人的理性的不完善的一面如同一个泉眼，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恶习、耻辱和罪恶。可是中国人的目光从不盯在这方面，他们总是注意理性的完善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认识自身自然的力量，从而达到自然力量所能让他们达到的高度。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人并不强迫人有所为。他们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
中国人的行为包含有一种完完全全的自然权力。
[德]康德 《中国》
中国人生性含蓄。他们总是不露声色地揣摩别人性情，甚至连愤怒也从不现于辞色，至多只是表露一种鄙视。他们说谎时显得极不自然，但却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成一整块，其手工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谨小慎微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铀丝联结修复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并不高明。
中国人报复心强，但他们总可以忍耐到适当的时机才发作。他们那里没有决斗的习惯。他们非常贪玩，可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简直是天花乱坠，他们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
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
中国有学问的人从来不剪去左手指甲，以显示自己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听不到人们骂人或者诅咒，到某人处造访如何事先禀报，应当注意些什么，主人又应该怎样招待客人等等，这一切的言谈举止，都清楚地写在公开出版的各种礼仪书上，不得有半点偏差。人人懂得，在什么时候应当如何合礼貌地拒绝，在什么时候应当顺从迁就，见面问候时，人们无需脱帽，脱帽被看做是不礼貌。
宗教在这里遭受冷遇，许多人不信上帝，即使那些信教的人也很少参加宗教仪式。
中国人崇拜孔子，他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一个男人，如果不在乎钱财上的损失，可以在占有一个女人之后将她休退。相反，一个女人却不可以这样做。
【德】克里斯托弗《关于中国人的军事 禁食 学校及其他一些奇闻》
每当我沉浸在对世界各民族的冥思苦索的时候，我总是推断：在上帝创造的这个星球上，中国人是最贤明、最正直、最幸福的一个民族。
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像操练的士兵一样在模仿他们的标兵，而标兵们又在模仿更高一级的标兵，直到所有的标兵，乃至所有的百姓都模仿最终的那个标兵。
假使上级命令说，5加5等于13，那么，从长城到广东，人人都认定5加5等于13。
中国人所做的都是份内的事，仿佛是命运给他们派定的。
[德]赫尔德
《中国》——
去过中国的许多人一致认为，除了欧洲和古埃及，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道路、河流、桥梁、运河甚至人造假山。同长城一样，它们全由吃苦耐劳的中国人靠双手建造出来。
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的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国家还会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和精神还会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它的活功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事无成而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在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
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语发明了一个由8万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并且以六种或六种以上的字体令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逊色，这是一种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的表现。
正如中国人尤为喜爱金箔、清漆、词藻华丽的名言警句，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饰自己内心的杂乱那样，他们对精神的教化，其功用也完全如同金箔、清漆、名言和警句。大自然却豪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为了获利和忠于职守，他们终日不停地忙忙碌碌，永不停息地奔波。
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破坏该国那孩子般尊严的礼俗。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至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已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
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
汉语对中国人那种造作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作用。哪一种民族的语言不是构造、储存和表达该民族思维的器物？对中国这个深受语言制约，所有文化盖源于语言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人是蒙古人的后裔，这从他们的教养、他们的陋俗或者说古怪的趣味、他们圆熟的虚伪以及他们文化最初的发源地上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这个民族天生眼睛小、鼻粱矮、额头低、胡须稀、耳朵大、肚子大。
官吏的奴性顺从同样如此：他们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命令的产物。他们是工具，只要他们违背自然，那么这些工具便是软弱、虚伪的。因此，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在这个帝国中儿子们多少次地罢黜了父亲的王位！父亲又多少次地对儿子大发雷雹！那些贪官污吏使得干百万人饥寒交迫，可他们的劣迹一旦被父亲般的上司觉察，便要受到棍杖的毒打，象个无力反抗的孩子。所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男子汉的气既与尊严可言，它们仅存在于对英雄豪杰的描绘之中。尊严成了孩子的义务，气概变成躲避苔刑的才干。因此，根本不存在气宁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倾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
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就连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详详细细地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样，仍旧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
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除了命运使得众多的民族拥挤在这块土地上之外，它依仗着山川、荒漠以及几乎没有港湾的大海，构筑起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壁垒。要是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它很难维持住现在这个模样。他们尽管仇视满族人，但却未能阻止满族政权在其内部诞生。那些野蛮的满族征服者为其统治的需要，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把孩童般奴性的坐椅。他们无须对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了上去统治起来。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象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
中国人的语言是一部道德词典，即一部谈论礼貌和修养的词典。不同的省市有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阶层的人和种类不同的书籍使用的语言也各有差异。因而人们花费大部分精力刻苦地学习语言，仅只为了掌握一门工具，而绝不考虑用这种工具做什么。汉语中的一切尽是些千篇一律的雕虫小技，说的内容很多，而用的音素很少，书写一个音素要用许多笔画，描述一件事物需要许多本书，那种一笔一划地书写他们文字的做法是何等的劳而无功！但他们的情趣和艺木却体现在那些繁琐的笔画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优美娴熟的笔法比那些最富魅力的绘画作品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也还因为他们喜爱那些枯燥乏味的道德箴言和恭维客套之辞，视它们为礼貌和智慧的结晶。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必须全神贯注宁字形笔画，从而使得这个民族的整个思维方式流泻出捉摸不定的、任意的特征。
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目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中华民族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那种感觉上的敏锐性以及他们精湛的艺术都将永远受到世人称赞。在瓷器、丝绸、火药和铅的发明制造方面或许还有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桥梁建筑、造船工艺以及许多其他精巧的手工艺术方面中国人部领先于欧洲人只是他们在精神上缺乏一种对几乎所有这些发明艺术做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动力。
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技术上，却愚昧无知。
封闭贫瘠的自然环境使人愚昧，野蛮的专制社会使人充满奴性，动荡不安、灾祸不断的生存条件又使人自私贪婪，多疑心多诡计。
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无法找到一条正真真实的大道。
《中华帝国的基督化》——
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上至皇帝的社会各阶层，甚至那些早已作古了的列祖先宗都在传播这种礼俗和义务。他们所有的文字、格言警句，所有的经书典箱、所有家庭内部的和社会公共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治国方法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并受其制约。
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中认定中国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不可改变的“东方性”。它表现为中华帝国的专制教化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孩童阶段。他们吃苦耐劳、乐天知命、对专制君主百依百顺，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工程或艺术，如道路、运河、假山、万里长城。但这无法阻挡这个民族的衰落，因为专制政治与奴化教育窒息了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生机。赫尔德将中华帝国比喻为“孩童”、“木乃伊”、“奴隶的座椅”、“蠢驴”或“狐狸”。
赫尔德没有任何直接的中国经验，他解读中国的国民性的根据不外是那些传教士的传教书简。同一些书简曾经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现在换一种解读方式，又可以提供完全相反的意义。中国的国民性是在西方特定的解读语境中构筑的，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所谓真实不过是文本制造的幻象，只是人们忘记它的幻象本质。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第11卷第3部分对中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从主题到意象，对西方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黑格尔、史莱格尔、谢林、马克思一直到20世纪的许许多多相关的言论，甚至中国的国民性批判，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层层迭置，以至人们都忘记了这些主题与意象最初的来源，比如说中国人性格中的孩童般的奴性幼稚与老人般的世故狡猾的结合，将中华帝国比作“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德]谢林《中国——神话哲学》
我们可以说在众多同样古老的神话民族中间，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它的发展仿佛完全脱离了神话运动，而转向了人类生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对于许多国家和民族，神话过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唯有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
中国人意识中似乎有彻底的非宗教性。
鉴于中国人不是其他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可以说中国人是绝对史前人类所留存下来的一部分。
从纯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国家，中华帝国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中国是最古老帝国。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显示了其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中国虽然两次被征服(一次是13世纪被西部的鞑靼人或蒙古人所征服，另一次被东部的或是满洲的鞑靼人所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习俗、国家机构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从其内涵来说这个国家至今仍然保持着四千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着它原初时作为基础的那些原则。新近有人认为：中国现在规模的帝制，即完全独裁的君主制建立于约公元前200年。可进一步的研究证实：这个所谓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只是一个在他之前的或者说是最古老的国家形态的复制者。臣服于王朝的诸侯以及各类官员都得是顺从驯服的臣子。当然他们也找到一些方法以求某种程度上的独立。然而，任何想独立的企图都会受到权力本身的镇压，这里显示出传统观念的威力。尽管其问不是没有反叛或权柄的更迭但是皇权绝对至上这一观念与中华民族同样古老，它不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这个民族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一种观念。间或也有对这种观念的反抗，但这只是由于它偶然的松溃所造成的，它随即使得到了恢复，由此可见，它是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既然它和这个民族同时诞生，那么，同样也只可能和这个民族一起消亡。千百年来中华帝国的不可摇撼，它的本质特征的稳定不变使近代研究中国的一位哲学家（文德施曼）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从一开始就支配这个帝国并贯穿帝国始终——同时在不断出现内部纷扰和外来影响下的情况下仍然使帝国恪守它——的原则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如此的强大，外来的东西只能在自己的教化范围内维持一段时间，很快就被这一原则固有的同化力量所同化并从属于它。中国两次被征服，但中国总以他们的法则和生活方式战胜了征服者。这些观点表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仅仅由主观意见或协议所产生的东西，不是人为构造的东西，而是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上述观点。然而在此之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现在已变得颓落、平庸、迂腐和干巴巴形式主义的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依稀可见，继续存在的那个强有力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最古老的家长制原则，即父亲的权力和威严至高无上的原则。当然我并不否定父权原则本身的力量；我承认，这一原则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我也承认，它是原初的原则，是最早的基础，而且家长制乃是人类生活的起点。但是，假设在中国人的体制中没有比家长制更高的范畴，那么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没有离开这个起点，为什么中国与后来纷繁多样的、范围广泛的发展几乎毫不相干呢?或者我们说，为什么家长制的影响和势力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对此不可再用家长制的权力来解除否则便陷入解释的循环。
在中国国家有至上的威势。千百年来，国家用这种压制力量阻碍和扼杀了一切自由发展。这就是说：如果B服从于更高的原则A，B是一个过程、一种变化的根据，那么这个绝对设定的(排除一切对立的)根据便是绝对稳定性相绝对不变性的根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真地变成了看得见的天，因为它确象天一样静止，一成不变。所有内战、混乱，甚至是外来的征服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使它发生震撼，接着的总是一切恢复原样。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帝国都消失了，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帝国早巳没落。然而中国，却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着，在千百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中竟然丝毫没有失去光彩和威严。
原则的排他性首先是内在的，但是作为一个排他的(至上的)原则，中国国家的这一原则又不仅仅是内在的，同时也是外在的，这时它是完全绝对的人那些把中国皇帝只当作中国皇帝的人，对中国人皇帝的概念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完全不恰当的。皇帝是世界的主宰，他不象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波斯王国的国王以及一些东方国家可笑而又傲慢的君主(如印度)，只是自命为世界的主宰，他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世界主宰。中国皇帝之所以是世界主宰，因为天的中心，中央和权力都集于他一身，因为在天之中心的帝国的周围切都被动地围绕着它。对中国人说来，这决不是东方式的夸张也决不是一个东方国家礼仪的规定。在中国不可能有两个这样的皇帝，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皇帝内在本质决定的。他唯我独尊，上天之权力实际上就体现于他。而天的权力决定着天上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决定尘世的一切活动。中国人把这种最高统治者完全理解为现实的血肉之身，因此他们确信，整个的自然都随着这位血肉之身的思想、意志和行为而运动。
我们看到了中国语言中有一股不允许单字具有独立性的力量，它甚至剥夺外来词的独立性，使之服从于自己富有音韵的统一体。它犹如一股磁力流组合和控制着中国语言的要素，同时把它们置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即：一个要素是另外一个要素的必要补充，负载并牵扯着另外一个要素。如同受磁力控制的每一个铁屑微机它只能存在于整体之中，一旦脱离整体，马上就不存在了。整体维持着对于部分的绝对优先性。中文的单字还没有摆脱约束而取得独立性，所以中国话里不可能有后来摆脱了束缚的语言那种通过技巧和细心才避免的冗长整语，因为在这些语言中单词扩展了自身并且发挥出一种自为的力量。在中国语言中，必须要对要素作出严格的安排，因此，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洗炼的语言，至少可从它最纯洁和最古老的风格上看出这一点。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象中国古老典籍中的文字那样简短精炼。按照耶酥会教士的说法，书中的思想好似相互挤压在一起。因为从本质上仇中国话与其说是发音的语言，不如说是音乐语言。所以我们可以把一本有关音乐的中文书的内容作必要的改动用来解释中国语言：音乐使各民族达到和谐一致，(通过音乐各族人民可以相互理解)；音乐消除了语词的不一致性。
在中国语言中似乎还富有天的全部力量，即原初的那种统辖一切、绝对地支配、主宰万物的权力。
人民可以无顾忌地声明：和中国语言一样，中国文字的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和中国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中国文字不是中国语言的偶然结果，而是其必然的产物。拼音文字由表示声音和音素的符号所构成；而中国文字不同，构成它的符号本身所表现的就是语词所指的对象。
在中国语言中语词没有获得作为语词来描述语词的独立性，而在拼音文字中却实现了这一点。中文的语词无法表达任何偶然的事件，它过于内向，无法成为反思和描述的对象。除了对事情、对象和思想的一般描述外，没有更为深刻的阐说。此外，中国语言的特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字的特性。中国语言的质料成分极其单调，它只局限于为数相当少的一些很短的，因而也没有明显区别的基本音素。在如此单调的情况下，一些音节不可避免地比其他音节较为常用，表达着多至三、四十种观念或对象。
抽象地看一个字可能有十种甚至四十种含义，如我们把单字从全体中抽出来，它便自失于虚空的无限之中。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直到现在仍然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在其北部和西部有英俄势力的存在。很久很久以来，人类的这一部分就生息繁衍在东亚这片遥远偏僻的土地上。和其他远近的民族相比，它实际上成了与众不同的第二人类。全球大约生活着十亿人，其中有三亿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其余的人类在漫长的文化发展道路上向西方和北方迈进时，逐渐分化为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亚洲最东部的中国呈现出一个稳固的整体，它幅员辽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它孤傲自赏，与众不同，这使得它成为一个与其他散居的民族迥然不同的第二人类。
虽然我们所想象的人类史前状态中国人也经历过，然而这种史前状态在中国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僵死的、因而也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史前状态。中国人的意识也不再是史前状态本身的意识，而是一块没有生气的化石，有如史前状态的一具木乃伊。因为中国已不是史前状态本身，而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因而其含义也就发生变化的史前状态，所以人们就不可以说中国最古老。它可能是最古老的，然而是僵化的古老，而僵化了的古老不再是真正的古老。因此，如果说到民族，中华民族并不比人类的其余部分更古老。因为在这些民族中，原始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亚洲的其他民族走上神话过程之路的同时(并不更早)，人类的一部分却回避了这种发展过程，这一部分人类就是现在的中华民族。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因为原始的状态固定不变)并不比巴比伦人古老，尽管它固守不变的东西无疑是最古老的。可是，在巴比伦和其他民族的意识中所显现出来的变化也同样是最古老的。一方面只是固定不变的古老，另一方面则是活跃变化的古老。以中国这样一种否定为历史起始固然是一件省心的事，然而要从中找出历史更深一层的关系，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们必须反过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对于中国来说，它唯一恰当的历史地位是历史的发展所规定好了的。
一般说来，中国现在存有三种居支配地位的宗教体系：1)儒敦，即孔夫子的宗教，2)者子的学说或者通常的名称称之为道教，3)佛教。
把孔夫子看作为一种哲学或一种宗教的创始者，恐怕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孔夫子的著作论述的内容只是中华帝国的原初基础，此外别无他物。孔夫子决不能被看作是一位革新者，相反，在动荡的时刻，在旧有准则似乎风雨飘摇的当口，他重新确立旧有准则，并将其维系在旧有的基础之上。新近有位作家主观臆想地说，他是一个没有找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比较。众所周知，雅典人苏格拉底是作为革新者被绞死的。他是一个新的时代的预言者，有如一位知识和认识的福音布道者，他成了柏拉图的先导。关于此，柏拉图至少在一些著名的著作中作了描述。如果说苏格拉底与孔夫子之间还有什么可以比较的话，那唯一的一点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苏格拉底对于思辨的考察不屑一顾，而把自己的精神话动和作用全都集中于道德生活和实践智慧。孔夫子也是这样，他著作的内容既不是佛教的宇宙进化论，也不是老子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只是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实践智慧。然而说到苏格拉底，如果确实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对思辨不屑一顾，而具有实践的倾向，那么，这不过只是他的固有风格。与之相反，孔夫子是精神的代表和他的民族的代言人；他所有的智慧之所以仅仅关系到公众生活和国家，并不是他的固有风格和个性所致。他只是道出了本民族的本性。对于他的民族来说，国家即一切，除了国家外，他们不知何为科学，何为宗教，也不知什么道德学说。然而，正是由于把所有对于道德和精神的关注仅仅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确切地说，孔夫子与苏格拉底迥然相异。他(孔夫子)使所有人听命于国家，拼命地要求和鼓吹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参与和活动，这些与以后传人中国的佛教的清静无为的道德大相径庭。相反，苏格拉底却认为国家体制和管理的特性正是使他规劝哲学家不要参与公开事务的原因。诚然，孔夫子的学说不带任何神话学色彩，也没有宇宙进化论的成分，然而这些并不说明孔夫子的特性。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只是再现有些中国学者不太重视三种学说的区别。他们认为，孔夫子的世界秩序，老子的道，佛教的空只是同一种观念的三种不同表达形式。在中国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儒、道、释本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当今满清王朝的皇帝也可算作这样一种调和主义者，他也把三种学说捆绑在一起。此外不可否认，佛教在中国被推上了极端，成了完全的无神论。被抬到最高极端的这种佛学强调了如下的思想：宗教在人的心中，而人心实际上既是无，又是一切，因此宗教本身也就是无。概言之，这种思想即：神秘主义的顶烽——沉落——主体的湮灭＝客体的涅灭。
在现在已变得颓废、平庸、迂腐和干巴巴形式主义的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依稀可见，继续存在的那个强有力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当然我并不否定父权原则本身的力量。我承认，这一原则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我也承认，它是原初的原则，是最早的基础，而且家长制乃是人类生活的起点。但是，假设在中国人的体制中没有比家长制更高的范畴，那么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人的体制中没有比家长制更高的范畴，那么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没有离开这个起点，为什么中国与后来纷繁多样的、范围广泛的发展几乎毫不相干呢？
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宇宙政治，一种完全变成世俗统治的神权政治。
如果说孔夫子致力于把一切学说和智慧退回到中国国家的旧有基础，那么老子却在无条件地、普遍地探索存在的最深层。
整部《道德经》通篇是通过寓意深刻的成语的跌宕变化来展现它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中国人不把自己视为地域性的、个别的统一体，相反，他们感到自己在其他民族之外，超然于他们之上。其他民族虽然实际上并不臣属于中国人（中国人根本就不认为有此必要），但是根据中国人的观念，这些民族都是臣属他们的。
凡是不谋生计而只有思想的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琐事的干扰，而不得不放弃一切沉思冥想。……在中国，每门科学，任何一件国家事务都有背熟的章程。诗歌、自由的发明、任何真正优美的艺术如果没有上司的认可，就会黯然无光。
[德]马丁·布伯《道教》
东方精神的原始状怒是巫术，这同所有人类原始状态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的本质是：以它所具有的束缚力应付大自然的不驯羁而造成的千万种威胁。它是—种约束性的精神，这就是巫术内在的威力。
庄子生活的年代是儒家的那种以义务和功利为道德准则的生活哲理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因此，他遭到世俗世界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庄子称这个时代为无用，他以诸如无所可用之树的寓言给时代以回答，世人莫知无用之用，世人称为口的无所在的东西，正是道的目的所在。
庄子抨击了曾为该时代准则的世俗观点，他的抨击不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一种根本彻底的抨击。他说：亲之所言、君之所言而然，亲之所行、君之所行而善，世俗谓之不肖子，不肖臣，谓之道谀之人，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合壁饰辞，动容貌，以媚一世，则不谓之不肖之人，不谓之道谀之人。他深知世俗之愚，并对此直言不讳。他很清楚，附和世俗，必会染上世俗之愚，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还清楚地知道，道教是不可能附和世俗的，因为道并不给人带来什么，它只是告诉每个人：道，人人皆有，只需在自身悟出，获得生机，然“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巳知”，人人如此。大道为朴，故为世人所不得。庄子曰：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扬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以二钟惑而适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
于是，这位使者不停地运用寓言，这种寓言不急功好利，而是保持着自省，它既显而易见，又隐秘至深。庄子曰：世丧道矣，道丧世矣，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因此“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这样，使者庄子就路上了先师老子的故迹：隐。国家作为人的共同体，并非某种人为的、随意的东西，而是天然形成、自我规定的： “天下神抵不可为也，为者败之，”
因此，人们所谓治理国家，其实并非治理，而是破坏。干预国家自然的生命，要想从外部去控制、统治、决定国家，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有保护国家自然生命并任其发展，不对它发号施令，而是自置于国家之中，倾听它的密访，并昭示、实观此谕，才能真正辖治天下。这种人之为乃无为：对待万物，都予以保护，任其发展，从不干涉。当国家处于滋事混乱时，他受道的意志的启示，顺应道的意志，成为道的工具。于是，万物之变由己而生。他不使用强力，而天下却听其号唤；他不奖不惩，然而一切皆如其所愿。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东方脱离和独立于巫术的过程较之西方要慢得多……在分离后的产物中仍然长时间地带有巫术的特征。
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老子》
《道德经》开宗明文第一句，意义博大精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这句话不仅反对人们草率、浮浅地认识道的作法，而且也不主张人们以看待有限的事物的方法来认识道。
柔弱之用：“柔弱胜刚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柔弱者的生命力通过以下这个比喻得到阐明：“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无求：品德高尚的入以道的典范为生活淮则：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就是说有两重的自我：求名、求利、争功的自我和本真的自我，后一种自我只有当前一种自身消失了才会出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无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ia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过多的生活享乐意味着将招致不幸；内心欲望的增强意味着自己收受控制。沉迷于享乐，为生活而生活的人便是堕落。
不自我夸耀：“不自见，鼓明。不自是，故彰。”“功成而弗居。”
无所求：高尚的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谦退：“功成身退。”“其不欲见贤”，“功成而不备”，“不自伐，故有功。”
他超然善恶之外，然而他并非冷澳漠无情，而是以他那公正、博爱的深沉目光注视着本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与刍chu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孩童的那种纯朴、无所羁绊便是智者的本质：“复归于婴儿”、“如婴儿之末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智者的节操是不可动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文学家：庄子是老子哲学显著名的继承者。他著作的译文，读起来轻松易懂，不象《道德经》那样艰涩。他的文章才华横溢，形象生动，既长于记言叙事，传情状物，又善于抒发宏论，问难诘辩，其思想内容雄浑奇诡；叙述手法，绚丽多姿。他通过寓言故事、言谈对话、情景场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和奇特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但他与老子存有很大的不同。老子以其纯朴、严肃和真诚抓住了内心深处痛苦与宁静的真态。而庄子则相反，他的惊人之语令谈者膛目，他俨然是一位讽刺家，怀疑论者，他把老子的思想当作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使人感觉到文学上刻意雕琢的痕迹。因此，老子的每句话，在意义上都发生了变化。那些充满痛苦的佯谬，那种为了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物所必需的迂回曲折，此时统统都变成这位智者的文学手法和艺术活动。所以，只有通过不断地思索才能认识老子，他是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相反，庄子只给人以自然而然便可理解的假象，然而却把能够谈得上是老子遗产的东西丢弃了。
老子的笔调平和温柔，而庄子的文笔则富于论战性，它锋芒毕露，冷嘲热讽。
庄子以其令人叹服的想象力，以其对世界现实、对语言、对各式各样心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以及他的渊博而成为中国最引入注目的文学家之一。但是，人们不该把他与老子相混淆，也不应当视他为老子的一个合格的注释者。
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老子的重要意义是与中国精神紧密联系的。老子的局限性也正是中国精神的局限性：老子无论处于何种痛苦之中，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境。这种乐观情态不了解佛教生死轮回的烦恼，于是便没有逃脱痛苦之轮回的渴望，而且它也不认识基督教的十字架，不了解那种回避不了的原罪以及上帝圣父差遣基督以自己的死来赎人类原罪的恩典。历史上，中国人没有印度人和西方人那种对存在的直观，早期的中国人似乎没有那种非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他们似乎有幸不受恐怖幻像的摆布，他们眼前的形象表现的却是中国人的自然本性。中国精神能够无休无止地抱怨，但在对事物的始源表示不满时从未达到愤怒的程度，对那种带有某种权威性质的不可理解的事情也从不表示出不知所措的顺服，这样中国精神之上笼罩着何等的魔力！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并非深不可测，问题在于他们本质上的那种神奇对我们仍然陌生，仿佛恐怖的深渊在这里还没有开启。中国人不仅没有创作出文学上的悲剧，而且也根本不了解悲剧，尽管他们也能看到并体验到不幸。
老子认为合于道德生活是一种永真的状态即和平的、无政府状态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