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对待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数据,并批判孙经先教授“户口漏报观”的片面性（本文主要论述1960年和1959年相比的非正常死亡数据）
三年困难造成了大量非正常死亡（尤以1960年为最），但数据各说不一，无法统一。
无法统一原因：
第一，鉴于“影响不好”的信条，无论上下，从基层到中央都是这个心态；下面数据不准，上面的收到的汇总数据也不准。中央对非正常死亡数据，也违莫如深，只是少数人知道，真实数据至今也没有公布。
第二，统计方法多样。
一，是通过当年当地的高级官员和当年当地的地方官员的有会议决定的官方记录，或官员记录，或高官的回议录，这三种情况比较近于真实，也比较可靠。前两者如原河南省委书记李保华的（见后文），后者如原四川政协主席廖伯康的（见后文）。
但这种统计比较局限，并不是所有各省都能这样做。但对死亡较多的重点省份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省肯定有价值，可以获得全国大部分非正常死亡数据。
二，是改革后建立的省、县地方志，但也是参考。
三，是学者通过历年人口统计比较分析而得，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但这有两个问题：
1），是所谓“漏报人口”问题，即大量人口进城后农村户口没有注销，城市新增人口（户籍）就有个重复统计过程。重复计算肯定会影响统计结果，出现了异常增加的人口，这在1961年后可能存在。但这种思路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因为农村户口流出而不注销完全可能，农民多了一分粮油供应，很乐意，但接纳较多农村户口的城市民政部门及相关单位就不乐意了——你不带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啊，吃谁的？谁养你？那时，五八年曾有几个月时间内农村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但城市还是定量供应，不能乱吃。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就是按照“历年人口统计比较分析”，并扣除了“重复统计”数字后统计出来三年困难时期非增产死亡人数是104万——也就是说，他是根据“吃饭不要粮票”设计下得出的数据。而且，所谓的“漏报”是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中的矛盾现象推测而来，并没有政府确认的漏报数据。根据上述讨论可知，用这种方法统计、推测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当然是很片面而不足以信的。事实上单是安徽一省新任李保华书记兴师动众重新统计的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221万（见后文），还不包括其他省份，全国怎么只有104万呢？很不合理么！而且特别是：下放城市人口是1961年5月才开始，而安徽李保华、四川廖伯康关于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是1960年，与农村户口未注销，城市新增户口导致总体人口虚增（指56~59年），转而因城市下放人口（指61~64年）引起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没有关系（见下文）。
2）是即使确切有漏报数据，也不能掩盖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历年人口数据比较分析是一回事，但具体各地乡、县、省直接统计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又是一回事——比如各乡、县直接把异常死亡人数统计上来了，这才是最真实的数据。这在死亡重点省、县、乡更是如此。比如：
（1），河南李保华书记、四川廖伯康政协主席反映的情况（见后）；
（2）胡乔木反映湖南韶山附近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3），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
（4），安徽省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
（5），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6），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实》）。
以上数据只是很小一部分，多有书证，都是负责官员、记者、当案的书证，当然有参考价值。而李保华、廖伯康等负责官员的数据就可以直接应用了，两者加起来光是1960年就有非正常死亡近1300万，况还不是全国的。这些结果是“历年人口统计比较分析”所不能反映的。
四，是公安部掌握的数据（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请注意，这是要求上报1960年的人口数据，而非其他年份。
应该说公安局的数据是最正确的，但是这些数据还是来自于地方，所以还是有水分——但又确实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最低值。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四川省。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
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
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
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在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底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来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出材料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上述资料来源（文字有删节）：
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
附：介绍廖伯康：
1983年3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记。1985年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1962年,在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因向中央报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1000多万的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后“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1982年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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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的例子，安徽省
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作第二次检查时说（前提：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
“七月石关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原笔者注）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我没有同意公安厅长等人决定就将此数字直接上报中央的意见。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公安部），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决定重新复查非正常死亡数。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水上、铁路公安处、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共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
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0425058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
上文资料来源（文字有删节）：《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尹曙生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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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川、安徽两省情况表明：一是当地干部因为自身的利益而不愿意说真话，不能多报，生怕犯“右倾”，或被打成“反革命”，或开除公职，如此，公安局得到的数据又怎能是完全真实的呢？他肯定比实际数字要少。但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原公安部掌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至少不多，基本正确”。
但愿它能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至少不多，基本正确”的非正常死亡数据！！！
另外，关于孙经先教授“漏报户口理论”的片面性，还要补充说一点。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指从农村来的户籍到城市登记成了城市新增人口，在同时，农村户籍没有注销，就出现了重复人口统计，——方天佐注）；这些重报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我国1960－1964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不是1960开始，而是1961年开始的2600多万城市人口下放农村。也不是漏报了人口，而应该是和农村原来未注销的人口抵消了——方天佐注）。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
这个说法很站不住脚。无论是1959年之前城市多了人口，还是1961年后城市少了人口，那一时期粮食共应都随户口而走，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没有户口而给你粮食供应，这是上面已经讨论过的。
再说，下放城市人口是从1961年5月后开始的。即使1960的人口统计，由于该年没有下放人口，仍然包括了从村来的新增人口，所以用1960年人口口数减去1959年人口的数计算方法，还是能够真实反映非正常死亡情况的。
下面是中央下放城市人口措施实施年份，是完全可以查到的：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４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４个月以后１９６１年５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１９６１年全年精减职工８７３万人；城市人口减少１０００万人左右，减少粮食销售４０亿斤。
所以说，城市下放人口是从1961年5月后开始的，孙经先教授说的从1960年就开始下放城市人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恰恰就是1960年。孙教授把城市下放人员时间从1961年改称了1960年，是故意，还是无意算错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涉及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指1960年末和1959末年相比，不涉及其他年份。
方天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