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
什么是舆论?舆论是社会各个群体对于现实的或历史问题的意见、议论、争论。因为社会群体的不同，舆论也不会一致。再者，任何社会都不会是完美的，因此人们总是有希望、愿望、理想、理论指导着去以创造未来。也是因为社会群体的不同，这种希望、愿望、理想、理论，也不一样。况且这种希望、愿望、理想、理论是没有经过实践的，没有证明它是不是正确，舆论就更不不会一律了。同时只有舆论一律，一家之言，也就没有了舆论。所以说“真理越辩越明”，没有了不同意见，也就没洧了辩论，哪里来辩论真理？
我国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毛泽东提倡“舆论一律”。在发现不一致时，需要“舆论导向”。我们要问：这个“导向”是哪里来的，“导”得对不对？如果“导”得不对，岂不是越来越“跑偏”了吗？况且“导向”往往向“舆论一律”方向走。舆论一律之后，也就没有舆论了。何来得“双百方针”？这是一个太“小儿科”的问题了，可是它也纠缠了我们几十年！
我总觉得新中国60年的历史应该分前30年和后30。前3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反右派的“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反右倾的 “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大跃进的“舆论导向”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的 “舆论导向”更是错误的。
凡是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脱离实事求是原则的“舆论导向”，都是错误的。
前几天，本人发表了一篇博客文，作为附件发在这里：
附：“舆论一律”，戕害了谁？！
（一）
自从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倡“舆论一律”,50多年过去了。在新闻宣传战线，我们时不时地奉行着“舆论一律”的政策，任何事情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结果怎么样？到底害了谁？我们得从搞“运动”说起。
无论做什么事情，毛泽东习惯搞“群众运动。一搞“运动”就形成这样的形势：上有领导号召,下有组织贯彻，学习文件,全国响应，新闻媒体舆论一律，造成暴风骤雨之势。只允许响应号召，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你“左”，我比你更“左”。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互相“绑架”着，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也得往前跳。（后来人们总结一条经验：掉进“左”面，是要革命的，是棉花坑，萱腾腾；掉在“右”面坑里，是反动的，是大粪坑，臭哄哄）。“向左！向左！！向左！！”一直达到荒唐的地步。历次运动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实际上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下面简单说说“害了谁”？
一，1955-1956年农村建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搞“农业合作化”。党内本来就有不同意见。不少高层领导认为，所有制的改造应该慎重，这两年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条件不成熟，是群众运动哄起来的。从而全国解散了2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认为这是“右倾”，是“小脚女人”，进行了批判。从此不同声音听不见了。于是又“运动”起来，1958年又实现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减产，这是造成1959至1961“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主要原因。到了1961年实在“左”不下去了，退到“小队所有制”，困难才有所缓解。
二，1956年，说是执攻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一前提是对的。可是结果1957年发动了一次反右派运动。凡是给党提意见者，都打成了右派。在“大揭发”过程中，层层检举。如果某人被揭发某人有“右派”言论,有人说他不是右派，表示同情，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一定也划为右派。毛泽东在反右派时，定的“右派”指标是各单位“百分之一二三”，实际上各单位打出的右派，大大超过了“指标”。知识分子成堆为单位，有打出来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如光明日报社）．不然，在全国知识界精英中，怎么打出300百多万右派分子呢？
三，1958年又刮起大跃进运动的十级台风。毛泽东在这一年八月提出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还规定了“六条纪律”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分。实际情况是：从1949年至19598年，即9年之间中国才搞了535万吨钢铁。在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个月了，产量要“翻一番”！但凡有一点常识，就应该知道：炼钢铁需要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原料，还需要有高炉、平炉、运输等设备以及后勤生活支援。可是领袖一发烧，全国媒体一起大响应。在农业上产量上吹大牛：从亩产几百斤吹到几万斤，一棵大白菜600百斤，大炼钢铁更是日产千吨钢铁县的“卫星”满天飞。从河南省的鲁山县，“普及”到全国。（人民日报都有报道）。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实行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吹牛者升官，说实话者被拔“白旗”挨整。结果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这是造成“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的第二个原因。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我的家乡滑县留固公社一个村子报红薯亩产150万斤。（注意，这还不是红薯的最高产量，过了几天，山西省某县红薯亩产吹到210万斤）。那时候兴开“现场会”，公社为推广先进经验，在该村开现场会，来了二百多人。当天的午饭是肉丝冷水面，吃饭不要钱，以体现进入了“共产主义”。现场上有一座小山似的红薯，用草帘盖着；旁边有一堆一棵200多斤的“样板红薯”。当时有地区一个小报记者要掀开草帘看看那座红薯山。当地领导不让看，说是怕晒烂了，但记者趁主人没有注意，打开一看，表面是红薯，里面是砖头。记者又看那棵“样板红薯”，原来是许多棵红薯用细线接起来的。现场会是村主任介绍经验，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老农发言讲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原来他有保守思想，不相信一亩红薯会有这么大产量，事实证明他错了。另一个老农则介绍深耕、施肥、田间管理经验。记者在会后又访问那两个老农，原来在这次现场会的农民，都是外村人。为了怕“露馅”，把本村的农民都暂时转移了，会上的“群众”都是外村来的“演员”——做假也真做绝了。此后记者会后写过一个“内参”，揭露这种浮夸和弄虚作假行为。领导不让上报，说是不能“打击大跃进的气势”。
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十二级台风,再加上八级地震和泥石流。被毛泽东派到人民日报的陈伯达，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搞得天昏地暗,一个夜晚打出来“地、反、坏、右、叛、特、走，外加一个臭老九”九种敌人，全国达2000多万，加上其家属，触及面达一亿人之多。
对于“文化大革命”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1967年2月，党的建国元勋陈毅元帅和数十位高层老革命，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中南海开过一次会，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批评。结果被毛泽东定为“二月逆流”，姚文元掌握的媒体“舆论一律”，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除了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再听不到任何不同声音了。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真是人们所说的要“亡党亡国”了。如果当年允许有不同意见,许多灾难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直到现在我们有些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还相信“舆论一律”，把自己当成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一个简单的真理是：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哪里会有创造性和发展进步呢？
言论、新闻、出版自由，是宪法赋于人民的权利，可是领导人的讲话，一纸上级文件或一个通知，就把宪法打倒了。
（二）
和“舆论一律”相联系是“一把手现象”。这些年，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农林牧副渔，各个团体、单位，在大小问题的决策中，大体上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代表党”。集体的决定，一把手如果不同意，可以推翻，集体反对的，一把手可以拍板定夺。这是“舆论一律”另一方面的表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年前媒体报道：安微省亳州一个七品芝麻官叫李新明，为庆祝自己荣升为县委书记，居然举行了全县大阅兵。（我们且不说只有国家大庆时，领导人才可以阅兵的常识）。可以想见的是：大阅兵时全县要停止办公，学校要停止上课，民兵要进行多日演练。不开县级领导人会议，是定不下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开会决定时，县委各副书记，县长，副县长，武装部长，教育局长……等官员对于这个荒唐的决定全都同意？不见得！那么为什么没有不同意见？
多年来我们讲“党性”，要和党“保持一致”，从党支部到高层，一把手就代表“党”，反对一把手就是“反党”。不要说前30年了。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地方在人事任免，财务开支，建设立项方面的荒唐决定（河南省一个缺水县，要实现厕所抽水马桶化，谁家不“化”不让孩子上学，山西省一个穷县要建个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么发生的。有个一把手说：谁让我不痛快一阵子，我让他不痛快一辈子！这样谁敢有不同意见呀。所以，一把手感冒，全体领导成员就跟着发烧，不发烧也得假装咳嗽。
党章有明确规定：各级党委是一个集体，重大决策要实行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允许个人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
可是“党章”也成了一纸空文。
60多年前延安的整风远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必读的“整风文件”。现在看“修养”的基本思想是要做党的“训服工具”，时时听党的话。刘原来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一把手毛泽东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使党内高层，也没有人能救他。他也是舆论一律造成的悲剧！
社会上和党内的“舆论一律”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是该猛醒了！
实行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给媒体自由，天塌不下来，我们不会垮台，否则，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