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们 秉笔直书教学设计

追忆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们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官所遵循的道德准则,是中国史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恪守这一道德准则的史官,代不乏人。

齐国太史四兄弟

公元前548年,齐国发生内乱,齐庄公吕光被大夫崔杼杀害。《春秋》的记载很简略:“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比较详细:“大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持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左传》所说的“大史”,即“太史”。中国古代有“史官家族”的传统,因为史官不仅要精通文史,还必须懂得天文、历法、数学,掌握这些知识,不是靠学校讲授,而是靠父子相传。所以,《史记》就是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完成的。《汉书》的主要作者是班固,但是班固的父亲班彪首先写了几十篇,然后班固接着写;班固没有写完,坐牢死了,他的妹妹班昭接着写。《汉书》实际上经过了班彪、班固、班昭三人之手才最后完成的。齐国的这太史四兄弟,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史官家族。他们的名字没有留下,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东周列国志》的时候,分别为他们取名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估计是他杜撰的。

“崔杼弑君”故事的大致情节是:

齐国的国王齐庄公吕光,被崔杼杀害了。崔杼串通几个人立齐庄公兄弟为国君,自己独揽大权。崔杼叫太史伯记录这件事,说:“你要这样写:先君是害病死的。”太史伯听了崔杼的话,严肃地说:“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哪能捏造事实,颠倒是非呢?”崔杼没想到一个史官,无权无势,只凭着一支笔,却敢和自己作对,就生气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写呢?”太史伯说:“我写给你看吧。”崔杼等他写好,拿过竹简一看,上面写着:“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大怒,对太史伯说:“你长着几个脑袋,敢这么写?”太史伯说:“我只有一个脑袋,如果你叫我颠倒是非,我情愿不要这个脑袋。”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伯杀了。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接替了哥哥的职位。他把自己写的竹简呈交给崔杼,内容是:“夏五月,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一看,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气哼哼地问:“你难道没看见你哥哥的下场吗?”太史仲面不改色,冷笑着回答:“太史只怕不忠实,可不怕死。你就是把我也杀了,难道还能把所有的人都杀了吗?”崔杼不再说话,吩咐手下把他也杀了。第三个太史叔,还是不屈服,也被崔杼杀了。

  崔杼一连杀了三位太史,虽然十分生气,心里却很恐慌。等到第四位太史季上任,崔杼把他写的竹简拿来一看,上面还是那句话。崔杼问:“你不爱惜性命吗?”太史季说:“我当然爱惜性命。但要是贪生怕死,就失了太史的本分,不如尽了本分,然后去死。但您也要明白,就是我不写,天下还有写的人。您只能不许我写,却不能改变事实。您越是杀害太史,越显出您心虚。”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

太史季拿着写好的竹简从崔杼那儿出来,路上碰见南史氏正抱着竹简和笔迎面走来。南史氏对太史季说:“听说三位太史都被杀了,我怕你也保不住性命,是准备来接替你的。”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这才放下心,回去了。

凶恶残暴的崔杼,也被史官的大无畏精神吓倒了。区区10个字,却是用3条性命换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历代史书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着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南史氏,很有前仆后继的气概,充分体现了古代史官们无畏无惧的直笔精神。

晋国太史令董狐

董狐,亦称史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晋灵公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作为相国的赵盾,一心希望晋灵公恢复霸业,多次劝阻晋灵公为晋国着想,痛改恶习。晋灵公却忌恨赵盾,派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当这位大力士来到赵盾的府上时,看到赵盾在家里等候上朝,虽然还没到上朝的时间,却已穿戴得非常整齐。这位大力士认为赵盾是位忠臣,不愿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于是自杀身亡。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公元前607年9月,派人邀请赵盾来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准备杀死赵盾。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现情况不妙,保护赵盾安全脱离险境。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被迫逃往国外,在逃跑的途中,正巧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穿听后非常生气,去找晋灵公评理。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语相加。万般无奈之下,赵穿命令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这就是晋成公。

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拿给赵盾,让他自己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说:“《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孔子评论这件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这段话的意思是: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

杜甫在《写怀》诗中提到了董狐:“祸首燧人氏,厉阶董狐笔。”文天祥的《正气歌》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北魏史学家崔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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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太武帝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时,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他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崔浩修撰史书很认真,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采纳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130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史书中,实录了前奏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

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为恼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崔浩“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最后惨死狱中。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证,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余人。

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大文学家韩愈一想到崔浩《国书》血案,仍然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著名史学家,代表作是《贞观政要》。他在担任著作郎撰写《则天实录》时,辑录了宋璩逼迫张说为魏元忠证明清白的事。

原来,武则天的两个宠臣张宗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他们诬陷魏元忠有谋反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出面作证。张说无奈,只好答应。他其实心里也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又迈不过眼前这道坎。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让他去当面对质。临行前,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看出了问题,对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千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他在面见武则天时如实禀告:是张宗昌逼迫他陷害魏大人。结果,魏元忠被免于一死,流放岭南。

唐睿宗时,张说升任宰相,兼修国史。他看到了《则天实录》中的这段文字,知道是吴兢所写,却故意说:“刘五(即史学家刘知几,已经去世)太不相容了!”吴兢站起来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他说这番话时,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吓得变了脸色。后来,张说又请求吴兢改动几个字,吴兢坚决不答应,他义正词严地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这段话的意思是: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就不能算作正直的笔法,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

国学启蒙读物《龙文鞭影》里的“直笔吴兢”,说的就是这个典故。

南宋史学家袁枢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所著史书《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很是不满。他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负责撰修《宋史》列传。这时候,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后人,以老乡关系,请求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和“润色”,意在将章惇留在史书上的非常不雅的形象适当地美化美化。

章惇是宋哲宗时的宰相。他从绍圣元年(1094年)为相,一直到哲宗去世。《宋史》列举章惇的罪证,主要有这样几项:“尽复熙丰旧法,黜逐元祐朝臣;肆开边隙,诋诬宣仁后。”

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推荐新法,章惇是推行新法的干将。宋神宗去世之后,宋哲宗即位。一开始,宋英宗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人,于是章惇等新党尽数被驱逐。后来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也得以拜相。章惇上台之后,把昔日的新党人士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章惇还大肆报复,尽数罢黜旧党人士。此时司马光已经死了,也被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皇帝下诏掘墓鞭尸,但哲宗皇帝听从其他官员的意见,没有同意,朝廷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皇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章惇还报复苏轼,将其贬到岭南,再贬到海南。最过分的是,章惇向宋哲宗建议废除高太后的封号,追废为庶人,宋哲宗没有采纳。

袁枢听到章惇后人的请求,勃然大怒,说:“子厚(章惇字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的宰相赵雄,是撰修国史的总负责人,他听到之后,称赞袁枢“无愧古良史”(《宋史·袁枢传》)。

有齐国太史四兄弟、南史氏,晋国董狐,以及崔浩、吴兢、袁枢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开明的帝王,也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舛,就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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