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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6月2日,青岛解放。这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转折点。从此,这座城市的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回首65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美军撤离,铁骑山之战,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这几个历史细节,让今天的我们,感慨万千。
日本投降以后,美军正式登陆青岛,将其拓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史载:1946年10月11日一天,即有飞机110架,海军陆战队员近2.7万人登陆青岛……1949年5月17日,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部署美军撤离。5月19日,青岛外围已经全部被解放军控制,白吉尔迅速将仍在岸上的全部美军机构设施转移到舰上,只等上海的消息。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整个上海易主,白吉尔立刻发出了最后撤离的命令。下午4时,全部美国海军撤出了青岛基地。青岛港外汽笛声响起,这一天,美国军事力量驻扎中国大陆的历史,走到了终点。
此时,解放青岛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即将打响。解放军东路大军在向崂山挺进途中,来到铁骑山下。
铁骑山,位于惜福镇东5公里,是东部山区国民党最重要的据点,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从历史中绵延而来的铁骑山,到了1949年见证了一场鏖战。
1949年5月27日下午,攻打铁骑山的战斗打响。5月28日,我军采用炮轰工事设施、步炮协同的战术,十几门大炮齐向敌方阵地射击,敌人的阵地成为一片废墟。事先埋伏在山脚下的步兵发起冲锋,一举夺取了阵地。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用重金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组成敢死队,冲上铁骑山,向我阵地偷袭。铁骑山上的我军全连伤亡80余人,但剩下的30余人坚守阵地,勇猛反击,弹药用尽后,与敌肉搏,终于打退了反扑的“敢死队”。随之,敌方又调上一个营向铁骑山反扑。我军30余人又与敌一个营展开肉搏,但因众寡悬殊,不得不撤下铁骑山。当晚,解放军调来炮兵部队,重新组织兵力发起进攻,重炮猛轰山上敌军地堡,同时派部队绕到敌阵地后面,前后夹击。一阵硝烟火海,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
6月2日拂晓,国民党军残余从沧口开始全面溃逃,奔向市区。败逃之时,开始疯狂抢夺物资,大肆抓捕壮丁。
田家村村民管运龙听到国民党军队到村子里抓捕壮丁,跑到了麦田深处,但仍然被抓。他的眼睛快哭瞎的老娘,还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谁知,骨肉分离,一别六十年。
管运龙到了台湾后,成了诗人管管,他写了一首思乡的诗歌《荷》,入选台湾的中学教材,很多中学生都会背诵,但谁又能通过这样一首诗歌,抵达诗人内心世界的悲怆。
那里曾经是一湖一湖的泥土/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世事沧桑,如今青岛田家村一带,池塘、荷花、山头,早已消失得无踪迹,高楼林立,谁知城市的繁华背后,竟然是1949年6月2日,骨肉分离的历史创伤。
┮刘宜庆
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端的青岛,不仅是风光优美的海滨城市,更是重要的军事、商贸良港,近代以来,青岛曾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抗战胜利后,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军事基地。1949年5月3号,随着隐藏在麦田里的解放军向灵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解放青岛的战斗就此打响。1949年6月2日,青岛获得解放。隔着65年的历史尘埃,回眸当年的战场内外,有惨烈的激战,更有迫敌撤退保全城市的智慧。打开尘封的档案,温故青岛是如何迎来黎明的。
黎明之前:国民党设三道防线负隅顽抗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山东全境只剩下青岛、即墨及长山列岛,仍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青岛守军孤立无援,但仍负隅顽抗。
当时,守备青岛的是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刘安祺部,有陆海空军和一些游杂地方部队和警卫营等,根据蒋介石的“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就歼,随时准备撤退”的作战方针,采取以外围山区、城镇和交通干线为依托的纵深梯次配备的防御体系,由沧口至即墨城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防线南起沧口北至即墨城关,延向北屏灵山、马山、驯虎山、铁骑山、丹山、盟旺山、四舍山等制高点。南北纵深近50公里,集结着国民党6个师3万余众,布满钢筋水泥构筑的明碉暗堡和大小28个军事据点。
山东军区在1949年4月25日请示对青岛国民党军发动威胁性进攻,3天后,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毛泽东亲笔拟写了《同意对青岛进行威胁性攻击》的作战命令:“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第一步集12个团,对若干据点试行攻击。得手后看情形再决定第二步行动。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此点应与部队干部讲明白。”中央军委当即向山东军区转达了作战命令,任命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任总指挥。许世友即于4月30日由济南乘车抵达指挥部,以人民解放军第32军为主力的攻城部队,兵分三路,自北向南推进。
1949年5月3日,我警备4旅首先向灵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据目睹过战斗的灵山脚下东山坡村人纪世文回忆,解放军是从麦田里发起冲锋的,双方都使用大炮和机枪,从发起冲锋到结束,只用一个小时就取得了灵山首战的胜利。
反对南迁:护厂护校为接管城市做准备
当时青岛解放是大势所趋,除了战斗,如何保护好青岛、让城市不受损害才是最费脑筋的。据时任第32军政治委员的彭林回忆,当时反复向部队讲明,要保护好工商业、公共物资和城市的一切设施,为青岛将来的建设打个好基础。
与武装解放青岛相配合的是在市内进行护厂护校、护电护水保护城市的斗争。从1949年初开始,青岛就刮起了“南迁风”。据1949年2月22日的《青岛健报》报道:南行飞机、商船均已满员,登记南迁者争先恐后。驻青美军也感到青岛危在旦夕,于1949年1月12日起,陆续将其驻青地面部队调返军舰,移驻海上待命。
同年2月28日的《大众日报》也报道说:国民党军队从济南、烟台败退后,青岛富豪纷纷携眷南逃,目前已达3000名。同天的青岛《大民报》则报道,当时已经难逃的官员有市府秘书长郭大雄、财政局长孔福民、警察局长黄佑、港务局长李丙奎、自来水厂厂长孙斌等数十人。国民党青岛当局还下令将一些重要工厂企业南迁台湾。有的机器部件已装箱待运,有的工厂动员准备。
不过,大批要员的逃走,也造成了某些部门群龙无首处于瘫痪状态,有利于反南迁和护厂斗争。中共地下党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
统一战线:张公制阻止炸毁青岛的计划
除了南迁,档案记载,国民党当局还准备撤退时大肆破坏,于1948年底从上海运来两万公斤炸药,卸在前海岸上,计划在撤退之前,将青岛的港口、码头、铁路、水电以及一些重点工厂企业统统炸毁。
为此,《大众日报》1949年1月4日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就青岛国民党守军拟破坏城市提出的警告,“要求他们放弃此项破坏计划,如果他们胆敢执行此项破坏计划,则本军必对两级国民党主官以战争罪犯论罪,决不宽饶。”
除了地下党组织的斗争,中共同时也通过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开展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和斗争。著名学者王统照、童第周、沈福彭、曾呈奎等坚决抵制国民党南迁的劝诱。爱国知名人士张公制先生则接受中共的委托,甘冒杀身之祸,出面会见刘安祺,规劝其“不战、善退,勿做民族罪人”,张公制称:“国民党败局已定,识时务者为俊杰,傅作义将军的行动,流芳千古。青岛孤军无援,岂能坚守?战争解决,青岛40万人民必遭涂炭,名城青岛将毁于一旦。如要炸毁水、电厂、港口、码头等重要设施,这样做,阁下的名誉将不是流芳千古。如其不然,不战善退,保全青岛,也不失留有余地。”
史料记载,面对张公制的劝说,刘安祺说:“没有炸毁青岛工厂的计划;我也不会干这种事。我是山东人,哪有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呀!我接受张老先生的善意。”
情报助力:截获蒋介石手谕择机攻市区
什么时候解放青岛,向敌人三道防线发起进攻?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23日,中共青岛市委地下电台小组的吴荣森接到胶东区委统战部刘萍小组获得的重要情报——蒋介石延期一周撤出青岛的手谕。据吴荣森回忆,当时发这份情报时非常危险,当时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电台,其侦测车每天都在行动,“情报虽然很短,但由于敌人的干扰,发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已经听到敌人的侦测车行驶的声音,机关电台还在要求核对。最后,发完了,关闭机器,烧掉电报稿和密码副本,隐蔽好电台,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幸运的是,敌人并没有挨家挨户搜查。”
敌人原计划在5月25日撤出青岛,蒋介石手谕将撤退的时间改为6月2日。5月26日,32军向国民党守军第一道防线进攻,敌人第一道防线全部崩溃。5月31日,国民党军经城阳、流亭沿白沙河以东的第二道防线不守而逃。6月2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东、西、中三路雄师冲破了国民党青岛守军最后一道防线——沧口、李村一线,敌人从沧口全线溃退。上午8点,解放军先遣部队攻克了敌人水清沟南山据点后,追歼逃敌至市内大港码头和团岛。国民党残兵乘船从海上南逃,解放军大部队胜利挺进青岛市区。在此之前,美军已于5月25日从青岛撤离。
6月2日,青岛市军管会及青岛市政府正式成立,向明任军管会主任,马保三任青岛市市长。毛主席及时向进城部队发出指示:部队领导进入青岛市区后,不得住洋楼,不许坐轿车,洋楼和轿车一律上交。两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扬帆过海,收复京津门户长山列岛,山东全境宣告解放。记者王法艳
6月2日,新华社通过无线电发布了消息:新华社青岛前线2日20点急电:中国沿海著名良港、华北重要工业城市——青岛,在我军连续进击下,自今日12时宣告解放,残敌从海上逃窜。青岛电台也开始广播:“青岛同胞,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接管的改名为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今天是6月2日,青岛解放第一天……”这个声音顿时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同天,青岛街道上,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青岛市区,青岛的老百姓拥上街头,挥舞着欢迎旗,高声呼喊“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口号,一浪接一浪的欢呼声,淹没了市内零星传来的枪炮声。这一天青岛解放。青岛解放的战役打得顽强,国民党逃得仓皇,青岛市档案馆的资料回放了这段历史的确切数据。
国民党仓皇撤离
早在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日趋明朗,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了撤退计划。1949年2月起,国民党行政院物资供应局青岛办事处即开始将大量物资从青岛转运中国台湾,并将部分人员撤离到中国台湾,在高雄设立办事处,接收这些物资。他们将青岛仓库里的东西或者整体搬出,不好运输的大宗物资就在报纸上发布消息进行拍卖,换得现金、银元以便携带。
1949年4月,随着平津的失守,上海也即将陷落,青岛作为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所盘踞的军事要塞,更成为国民党政府保存军事实力和运输物资的重要军港,成为蒋介石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在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局势下,刘安祺的部队具有相对完整的建制,蒋介石就有了“保本”的打算。几次交谈之后,蒋介石给刘安祺下了一道密令,“相机撤离青岛孤岛,转进台湾待命”。
1949年5月,当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青即战役之后,在青岛驻防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始撤离青岛。面对失去了盟军支援的局面,更加剧了国民党军队随时准备撤退的惶恐之心。青岛撤退之前,蒋介石密令刘安祺尽可能多地将物资运往台湾。据刘安祺回忆录称,青岛撤退用于运输的商船有七八十艘,其中包括有青岛当局扣押的从天津、秦皇岛等处南下来青岛港加油、加水和装卸货物的商轮36艘,这些商轮的载货量从5千吨到2万吨不等。准备运输到台湾的各种货物包括粮食、农副产品、机械、生活用品等多种,青岛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将能搜刮到的重要战略物资搬运殆尽。这次青岛撤退时,刘安祺为扩充自己军队力量的需要,在青岛及其占领区域,大肆抓捕青壮年,作为兵员补充到自己的部队。青岛撤退之时,刘安祺带到台湾的部队有8万余人。因此刘安祺在青岛增加的兵员应该是3万多人。为扩充兵源,由国民党警察局打着清查户口的名义,挨家挨户搜查,一夜之间,就抓获一千余人,凡是符合征兵年龄,又无保人的壮丁一律羁押在警察局,成为征募的兵员。凡是年龄差不多的男子都统统抓去当兵,到后来连十几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都被抓,祖孙三代都被掳去当兵的例子都有。
1949年6月1日,正逢端午节,从青岛撤离国民党军队的船只,分五个时段,从青岛大港出发驶往外海。青即战役战场上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兵,慌慌张张地劫持了一些小舢板,划到外海,登上在那里等候的船只。时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青岛行政长官刘安祺乘坐招商局“台北”号轮船驶离大港码头,在国民党军舰的护卫下,与其他船只一起驶往台湾。
地下党秘密行动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朝不保夕,驻扎在青岛的国民党军官兵斗志涣散,情绪消沉,人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后路。一些有识之士主动起来寻求光明之路。青岛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在青岛市内雄厚的秘密工作基础,调动各方面力量向市内派遣和打入,对青岛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心战,开展政治瓦解、促使敌军起义反正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的军事行动。两次著名的起义有黄安舰起义和方本壮团起义。黄安舰起义“这是实行毛主席所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织一支可用的海军的首先响应者”,该舰的成功起义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还对嘉奖令进行亲笔修改。此外青岛地下工作人员还策动了几起起义。如:1948年12月,驻即墨的国民党青岛警备旅,少将副旅长顾正光率直属队及第一团共1500余人举行起义。1949年,国民党驻薛家岛等郊区的3个团,分别在团长蔡晋康、杨玉泉、韩福德的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据统计,青即战役中,投诚投降的国民党军队人数为2904名。这些起义和投诚,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加速了青岛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对加快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具有积极意义。
青岛得以解放
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军队在凌晨已经从青岛大港登上轮船撤退。人民解放军西路由32军第95师沿胶济铁路两侧占领大港转向团岛,中路由我32军第94师自李村进军市区,东路以华东警备4旅为主力占领沙子口,转向浮山所、八大关。6月2日中午12时许,我三路大军胜利会师市政府大楼,青岛正式宣告解放。
当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青岛市区,青岛的老百姓欢欣鼓舞、拥上街头,来迎接自己的队伍。在青岛市区的街道上,道路两旁的墙壁上,早已张贴了市民们张贴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以及“职工解放了”“春天到了”“青岛不是美军基地了”等标语。在解放军行进的队伍两侧,青岛市民挥舞着无数各色的欢迎旗,高声呼喊“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口号,一浪接一浪的欢呼声,淹没了市内零星传来的枪炮声。
青岛解放的当天,水、电等公用设施没有损害,保证人民生活的必需,人民的生活秩序安定,生产也得到迅速恢复。文/张蓉
“印传单怕被发现,用报纸盖住台灯,结果把报纸都烧着了”
姓名:聂希文
简介:1925年出生,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长达10年,直到1949年6月2日才公开的身份。解放当天,他把第一面红旗插到了老市政府的房顶(原国民党政府办公楼,现人大、政协办公楼)。
记者:您在做地下工作前曾以家里的药店做掩护?
聂希文:我家里的药店叫“子俸药店”,在遵化路上,四方区糖球会附近。当时我和妻子在地下室内印了1万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分批装在点心盒内,分发给其他地下党,然后装入各种各样的信封,按照搜集到的国民党守敌上层官员家庭地址邮寄,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记者:当地下党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聂希文:危险每天都有,药店的隔壁就是日本警备队,每天晚上都会有严刑拷打的声音,他们在拷打中国的爱国志士。而且当时印传单怕被敌人发现,就用被子把窗户蒙住,用报纸盖住台灯,结果把报纸都烧着了,还得忙着灭火。晚上睡觉都得把鞋准备好,随时准备逃跑。
记者:您做了多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是怎么被选中的?
聂希文:我从1939年到1949年一直做地下工作,中间两年曾经到胶东解放区上党校,但也是边战斗边学习。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是爱国积极分子,思想比较进步,14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在学校的时候就自发地成立了抗日组织,1940年正式入党。
记者:您做地下党家里人知道吗?
聂希文:家里人不说什么,但都知道,我父亲他们很支持我。我参加地下党的经费都是我父亲出的。因为父亲开着药房,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另外,我的下线有很多人都是吃不上穿不上的穷苦人家,我父亲还帮我出钱接济他们。
记者:您的上线是谁?
聂希文:我的上线是张辽,他比我年长,负责向我下达指令和任务。
记者:听说您还给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纪念馆捐了一张桌子?
聂希文:对,我当年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印的传单,同时,为了保证共产党人和革命材料的安全,药房里当时挖了一条地道,这张桌子就堵在了地道口做掩护。
记者:能否回顾一下您插红旗的经历?
聂希文:当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四方区我家门前,车上插着一面鲜艳的红旗,车上下来的是地下党的同志派来的扛着枪的武装纠察队,我和他们一起上了车,车开到了城里,并一直开到了老市府(原国民党政府,现为人大、政协办公楼)门前,当时楼内很冷清,国民党的官员都跑了。我作为地下党社会组(当时地下党分为好几个支部,有工运组、军运组等)的代表,把红旗插到了房顶之上。
“打仗很艰苦,一颗子弹穿过我的战友的小腿”
姓名:杨崇文
简介:1930年出生,即墨丰城镇后车家夼村人,1949年参军,编伍十二团二营八连,曾参加过灵山、上下疃等战斗,立功数10次。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参军的?
杨崇文:我是1949年1月参的军,当年就参加了青即战役。那一年我19岁,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老伴在老家参加了妇救会,是会长。那个时候,妻子送丈夫参军很光荣,因为这个事我老伴还受到了政府的表扬。我参军不久就参加了战斗,编伍解放军十二团二营八连,打了半年的时间,参加过铁骑山、灵山等战役,我记得打灵山的时候把敌人追出了20多里地。
记者:参军时间不长就参加战斗,您当时害怕吗?
杨崇文:不害怕,当时思想很单纯,不为钱,不打仗的时候还发过工资,一个人还有5毛钱,打起仗来连工资都没有了,非常艰苦。我记得我们还曾经用女士用的桂花牌擦脸粉当牙粉刷牙。但我们都心甘情愿,一心想要把敌人打回去,根本不寻思个人的死活,只想摆脱受压迫的境地。不过,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都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欢喜又悲痛,欢喜的是因为得以解放,所以现在的青岛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悲痛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的战争场面吗?
杨崇文:当年的战争可以用血淋淋来形容,太残酷了。我记得就在我身边,一颗子弹穿过我的战友的小腿,这些场景都太深刻了,要说不痛苦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都不愿意再回忆这些了。
“平度老百姓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和宣传队”
姓名:张升善
简介:84岁,出生于1930年,原平度党史研究室主任,为平度市党史写了30多个春秋,并且右手写残用左手。著有《平度党史资料》、《杨明斋》等。
记者:通过整理有关青岛解放的资料,您对这一段历史有什么感触?
张升善:我有三方面的看法和体会:第一、青岛解放了,华东在海上的交通运输就通过青岛直接到上海了,所以青岛解放关乎全国和华东的局势,非常重要;第二、青岛是东方的明珠,所以青岛解放不仅仅是青岛一个城市的事,而是为中华民族万里江山增光添彩;第三、青岛的解放,就表示整个胶东地区、整个山东省,东部的沿海都解放了,青岛解放对山东省内、以至华东地区增加了实力,对全国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平度、即墨都在积极地支援解放。
记者:在解放战争中,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张升善:胶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非常顽强,平度的老百姓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和宣传队,都曾获得过奖状。平度组织了300多个担架队,他们亲自到青岛的火线上去抢伤员;运输队专门负责送粮草;再就是宣传队,他们主要采取的形式是打快板,编成词宣传青岛解放的伟大意义。可以说,平度老百姓为了解放青岛尽了全力。
记者:解放的时候您当时多大?
张升善:那个时候我参加工作了,在一个村里当小学教员,负责宣传解放青岛,发动民兵支援前线,等于是部队大后方的人。
记者:解放战争的时候学校还上课吗?
张升善:我是1946年参加的工作,1946年和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从青岛向平度进攻,这两年基本上处于停课状态,教员们都去支援前线去了。我记得当时趁着天黑把胶济铁路给拆了,把铁轨抬回来,扔到大火里去。到了1949年,学校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上课了。
记者:当时学校里用的是什么课本?
张升善:开始的时候用的国民党的课本,到1946年,就已经出现了共产党印的课本了,内容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要翻身,搞土改”。到了1949年的时候,课本就变成了油印的了,很正规了,以前都是手刻的。
“当时国民党在街上到处抓丁,抓了就带走,用枪逼着上船”
市民刘先生
简介:青岛解放时年11岁,当时居住在台东清河路,在台东六路小学上学。曾在威海路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热闹场面。
记者:对青岛解放您有什么印象?
刘先生:我记得当时国民党跑了,青岛老百姓都去国民党仓库里抢东西,一袋子一袋子的美国大面粉,大约每袋有80斤重。国民党都跑到大港码头去了,纷纷登舰南逃。听说他们跑的时候是有名册的,上船前要核对名字,没有名字不让上船。
记者:那年您多大?看到解放时的热闹场面了吗?
刘先生:那年我11岁,当时我们一家老小四口人住在台东清河路,一部分军队是上午进来的,途经威海路,大批队伍是下午进来的。我那时候还小,小孩就喜欢上街看个热闹,我记得当时人们都打着小旗,喊着口号,气氛很热烈。部队很长,里面还有马拉着大炮。场面虽然热闹,但人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因为当时的青岛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大连路上的立交桥是青岛市的边界,东部很多地方都还是村。我记得当时公交车就只有一辆,是从台东邮电局到大窑沟的,车还是烧木头的,车上有个大炉子,有人专门往里面填木头。
记者:您对打仗有什么印象吗?
刘先生:印象不是很深。因为那个时候主要的战场在即墨,我们光听到了炮声。
记者:当时您在上学吗?
刘先生:当时我在台东六路上四年级,但学校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停课了。学生都待在家里。解放后才又开始复课。
记者:当时人们出门吗?
刘先生:哪里敢出去啊,当时国民党在街上到处抓丁(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为了充编部队,经常采取超常规的“征兵”方式,那就是“抓丁”。1949年进入5月份,国民党在青岛抓丁到了疯狂的地步,以前还偷偷摸摸晚上抓,到后来直接就是大白天当街捆人),见到青年人就抓。抓了就带走,用枪逼着上船,带到台湾去。当时人心惶惶,也就是小孩子不害怕敢出去看个热闹,一般年轻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各家都关窗闭户,大街上除了兵,几乎不见人影。就这样还是可能被抓,就挨家挨户搜,使劲用脚踢开门,抓人还要钱,要袁大头银元。直到解放前一天,他们还在抓,到后来来不及了,趁着天黑全跑了。
本版文/记者张文艳(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