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嘉宾：施鹏鹏1980年生，福建晋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博士（2007年），法国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私法·刑事科学”博士（2008年），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2009年）、博士生导师（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第八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评价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第四届政协委员，重庆市第二批“巴渝学者”，重庆市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自2004年起在海内外出版专著4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和译文100余篇，主持及主研近十个国家及省部级项目，系多个法院及检察院的特聘咨询专家。代表作品《陪审制研究》、《走向新的程序平衡？》、《十字架上的正义》等。
Q&A
罗拉：与其他书香门第的孩子相比，你觉得你的家庭教育给予你的有什么不同？
施鹏鹏：我父亲很重视教育，对我的早期培养很好，我也一直喜欢读书，成绩很好。当然，闽南人都比较刻苦，我也属于很刻苦的人。我父亲的职业是商人，商人家庭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有所不同，父亲除给我启蒙教育外，还给我灌输一些商业理念，比如如何理性选择、如何职业规划，这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融入了许多诸如“性价比”的商业概念。可能传统知识分子培养出来的小孩会比较中规中矩，安心读书，读书后当老师做学问不太接触外面的事物。而我除读书外也会刻意接触社会，从社会中汲取营养。总体来说，我对自己的成长有一定规划，这些规划中不乏有一些人生应当如何拓展的要素，如特长在哪里，要做如何选择，而不是纯粹地读书、看书、写书。
罗拉：为什么选择法律专业？
施鹏鹏：高中时候成绩很好，考北大清华是没问题的，当时第一志愿也是清华的物理专业，因为我物理成绩非常好。但在填志愿的最后一天，我父亲和大哥在晚上九点多去学校把我志愿改了，要我读法学。虽然当时北大、人大均有法学，但只招文科生，而我是理科生，当时只有西南政法大学招理科生。我父亲的考虑比较直接和功利，因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法制还不健全，有限的资源往往要靠暴力和权力谋取。在农村，谁家兄弟多谁拳头大就可以占有更多利益。父亲是三代单传，我们兄弟姐妹也还小，他觉得在当地势单力薄，所以觉得一定要有人在政法和公权部门。正是一种非常朴素甚至狭隘的观念，法律“选择”了我。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有一位邻居大哥，攻读的专业涉及国防，属于军事机密，最后父亲去世时，他来奔丧只能待半天。所以父亲知道这个事后觉得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出息儿子（闽南把读书读得好称为出息），百年之后可能连披麻戴孝的时间都没有，给国家免费送一个人，儿子都不是自己的。所以，有时候很朴素的想法会改变一个人命运。
罗拉：大学里对于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法学专业有没有迷茫过？
施鹏鹏：我属于在很多地方都能迅速改变自己的人，适应能力强。所以即便专业不太符合我的兴趣，我也能很快适应。坦率讲，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社会科学都没有很深的兴趣。以前高中读书的时候，我是全能的，任何考试都能考得很好，但我总体兴趣和特长还是在理工科，后来我从事法学研究时发现文章比很多人逻辑性强，这可能得益于以前理工科的训练。既然选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我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也迷茫过，好像专业不太适合自己，后来深入了解法学后，才发现这个学科远不是靠记忆就可以洞悉其奥妙，实际上还包含了很多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法学很多情况下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分析，针对的不是自然现象。而现在看来，人的行为法则要比自然想象复杂得多，毕竟自然现象是可以重复的，今天做化学实验结果是这样，明天还这样。而法学现象是不可重复的，今天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可能结果大不相同。人总是千奇万变的，永远不会预计到下一刻会做什么。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发现法学很有趣，逐渐专注投入学习，
有时候选择没有对错，每个人成长的轨迹，都会因为一个小事件而改变，如同鲁迅一样，学医，最后却成为文学家，
罗拉：你觉得一个人的兴趣是否很重要？
施鹏鹏：兴趣很重要，但有时候兴趣是盲目的，不一定真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需要时间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现在不是说：一个人最幸福的是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和一份好的工作，这样白天八个小时活得很开心，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晚上休息时候很开心，因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罗拉：大学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施鹏鹏：一直专注于学问。自幼，我就在农村长大，没有什么特长。所有感兴趣的东西都是很偶尔学到的，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也没什么业余爱好。打小，父母就告诉我要好好读书才行，也没条件培养文艺或其他方面的爱好。所以上大学以后，虽然很多同学成绩不如我，但能歌善舞，爱好广泛，这令我羡慕不已。我偶尔也会参加辩论会。我的逻辑思维反应能力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所以当时是系辩论队的主力。
在演讲上的能力可能还得益于我的中学老师。上初中后，我遇到一个比较好的班主任老师，因为我在中学里每门课的成绩都第一，所以班主任老师给我很多展示机会，比如活动主持、演讲之类的。我需要把自己的想法流畅表达。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揣摩听众需要什么，我该如何表达更吸引人。
罗拉：你是从小读书有天赋还是很勤奋？
施鹏鹏：都有吧，我很喜欢读书，也很刻苦。我有早读的习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硕士，都会五点钟起来，习惯了和奶奶一起早睡早起。小学三年级就自学四五年级课本。我性格比较安静，喜欢思考。
罗拉：你觉得大学四年对人生影响大吗？
施鹏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大学会建立起成熟的人生观，爱情观和事业观。任何一个事情对自己都会有影响。像你与室友如何相处决定未来你在职场上如何与团队相处，如何做好班长也是未来做团队领导者的基础，大学谈恋爱也是自我认识和与伴侣相处的基础。
罗拉：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说调查显示高考恢复以后三十多年里，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社会成就远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高，甚至于有一部分可能还不如我们某些没读大学创业者和企业家们，你怎么看？
施鹏鹏：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不太赞成，违背了我们学术研究中的比例原则。我们调研样本如果是把历年的高考状元对比那一年的最后一名，或者对比那一年中等的一名，这样的比较才是合理的。现在我们是把高考状元和其他所有人的成就来比，这就不合理的。像这种调研按照学术研究规范应该怎么做？应该找排名靠前的，再找一些中间的，再找一些靠后的，样本足够多，比如一百个，然后这一百个应该是没有特殊背景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三十年这些人都发生了什么，成就如何，这才公平。当然，高考状元确实不代表你未来人生每一样都是状元，也不代表你人生就很好。
罗拉：研究生阶段去法国作为交换生有什么体会？
施鹏鹏：去法国做交流生还比较适应，那边人比较直接也好交往，我有专门写一篇文章《埃克斯往事》，具体谈了很多这期间的感悟和故事。
罗拉：你在之后又去法国攻读博士，听说博士很艰难，你当时靠什么信念支撑下来，并取得优异成绩？
施鹏鹏：现在想来读博那几年可以说是“人间炼狱”。法国的法学博士论文本来就很难，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也没读出来。另外是导师和同学对我的期待，希望我能拿到优秀。最重要的是，当时家里出事，家里的爸爸和奶奶都生病了，我想尽快完成论文回家。所以各方面压力让我也很紧张。所幸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成绩也挺优秀。
罗拉：未来有什么规划和目标？
施鹏鹏：主要是做好现在每件事，尽力做自己的事，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想也是机遇和努力并存。希望自己在法律学术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埃克斯往事
文/施鹏鹏
载《十字架上的正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4月
题记
——Now,itusedtobe,IrantogetwhereIwasgoin'.Ineverthoughtitwouldtakemeanywhere.我总是向目标奔跑着，但从未想过，跑可以给我带来什么？（《阿甘正传》）
序曲：闽南人的远行
自小，父母就希望我能远行。“闽”，家乡人谓之“门内虫，门外龙”。故闽南的年轻人只要不出门打拼，就很容易在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最终难免被人指指点点，终究难成大业。而在农村，远行的途径不多，奉行严格的淘汰机制。早先几辈的闽南人大抵偷渡下南洋，经历生与死的直面考验。一位旅居海外的老人曾告诉我，早期的偷渡，为避免被海警巡逻捕获，都在夜间进行，且船不能离海岸线太近。所以蛇头在离岸边很远的地方就强迫偷渡客游泳过去。此前，大多数人已经经历了数周的颠簸。故唯有身体最好、意志最坚强的人方能游到彼岸，很多同胞终究未能通过这一终极考验，魂归他乡。所以，飘洋过海的闽南人很多都成功了，因为他们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尚能坦然面对，何况创业？而到年轻一辈，随着竞争的加剧，较体面的远行途径只能通过读书。
几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大抵反应了我入大学前的状况。“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惟一机会”。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我都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深深明白，任何一个疏忽，都意味着前功尽弃。1997年，我以全市第二名的高分考入素有“法学黄浦”之称的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当时录取的最高分，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开始了法科的生涯。但读大学后，我才发现，一个80后的农村小孩所面临的挑战远非奋斗18年所能达到。因为从那时起，高等教育开始产业化，扩招呈疯狂态势，学历亦开始大幅贬值。于是，当每一位年轻人都能轻易成为大学生的时候，评价体系变得更加不公平，因为主导事业成功的要素，不再是努力、勤奋、成绩和学历，而往往是成长背后的权力。没有家庭背景的很多同龄人不得不“加码豪赌”，继续硕士、博士，而我深深明白，成功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必须超越同龄人的保守，必须领先社会前进的步伐。
我原先的计划是到美国一所著名的法学院，也为此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命运的一次偶然安排改变了我原先的学业规划。大概是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法学院办公室帮年级老师打印材料，碰到了时为法学院副院长、西南政法大学第一位诉讼法博士陈刚老师（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老师早年负笈日本，对欧陆法情有独衷。但我想，陈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并不佳，因为我们的谈话源自于他的质疑。“你们这些学生怎么一天都往学院办公室跑，不用读书的吗？”我有些尴尬，只是笑了笑，没做任何回答。
过了大概十分钟，陈老师可能是无聊，又问到，“小伙子，成绩怎样”？
我回答，“还不错，成绩年级第一，综合测评年级第四”。
陈老师又问，“英语水平怎样”？
我回答，“已通过专业八级”。
“专业英语呢”？
我回答，“目前正在开法律英语的课程”。
陈老师说，“你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陈老师给我提供了影响我之后学术走向的四个建议：第一，必须从公共外语转向专业外语；第二，必须有问题意识，学会阅读、思考和创作；第三，必须出国，建议到和中国国情更类似的欧陆国家去；第四，如有可能，多学几门外语。
对于陈老师的建议，我当时是心存疑虑的，因为到欧陆国家就意味着必须重学一门外语，之前的努力也会付诸一炬。于是，一系列问题开始在我脑海里萦绕：这种投入值得吗？风险会不会太大？我能行吗？……但陈老师的两句反诘令我印象深刻，“不要问为什么？……你究竟在怕什么？”是的，年轻人，哪那么多理由和借口，你在怕什么？于是，我开始了欧陆法的征程。
2001年，我以总成绩第一的身份保送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研究生，师从孙长永教授。因为无须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我获得了宝贵的语言学习时间。2002年，我顺利通过西政外事处的法语选拔考试，到法国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又为“保罗·塞尚大学”）交流，开始了读书人的远行。
准备：曲折的行程
虽已有心理准备，但出国前的种种手续还是遭遇了不少困难，有“天灾”，也有“人祸”。
先是TEF考试（Testd’EvaluationdeFrancais：法语水平测试）。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只有北京一个考点，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我提前一天乘飞机从重庆出发，正常情况下应是中午十一点起飞，下午两点左右到。但飞机不知因何故一直推迟至晚上八点才起飞，到北京时已是半夜。当然，故事还没完。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青年旅馆，结果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那天的北京飘着雨加雪，电话信号极差，真可谓“站在风雨中，电话拨不通”。所幸首都的警察很热心，帮我送到了青年旅馆。待一切全部就绪时已接近凌晨2点。我几乎一个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床，胡乱吃了点东西直赴考场。我对自己的法语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但一进入考场，傻眼了。听力竟用的是老式的录音机，效果极差。考场一片喧哗。我的位置靠后，别说法语了，就是中文也听不清，于是心里不免嘀咕，“还号称‘小联合国’，怎么连一个象样的听力装备都没有”。我稀里糊涂做了三个小时交卷，心情很是糟糕，也只能自我安慰，所谓“是即是、从来好事多磨难……回首空肠断”（晁端礼·《安公子》）。不过成绩并没有想象的糟糕，通过签证绰绰有余。
接下来就是办护照。按理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行政手续，通常而言一个月以内均可办妥。我按要求提交了各种材料，非常齐全。但三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的材料丢了，让我补交。这倒不是很大的难事，因为所有材料均为复印件。我很快补交了，但主办人员跟我说，必须重新排号，再等一个月。而这将使我错过签证预约的时间。我不得不跟主办人员反复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规定，如果错过时间，只能怪你自己不提前办”。我很愤怒，拟投诉他们丢失我的材料，然后就被很“客气”地请出了办事大厅。主办人员甚至要胁通过学校追究我的责任。还好，同行一位师妹的父亲是正厅级高官，听闻情况后很热情地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一辈子都记得住主办人员接到电话后由“蛮横”到“堆笑”的表情转变。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需要根本的改变——从“权”治国走向“法”治国，也第一次明白了出国学人厚重的使命感。
签证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按理说，我的签证过程应是相当顺利，因为材料做得很齐备，法语水平也不错。但结果却可谓一波三折，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原因却仅仅是我的籍贯是福建泉州。当时，拒签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有移民倾向，而泉州人和温州人在欧洲的声誉尤为不佳，偷渡客极多。签证官在翻阅材料的同时，很严肃地问我：你会不会留在法国？我回答，不会，因为我很念家，不会只身在外。听完我的回答后，他就笑了，然后和旁边的同事在谈些什么。大约一分钟后，他转过头来轻蔑地对我说，“所有人都说会回来，但事实上很多人不见了。你回去等消息吧”。颇为反讽的是，六年后，导师西玛蒙蒂教授希望我能留在刑法所工作时，我笑着谈起这事，说，“我担心签证官会说我不讲信用”。西玛蒙蒂教授正色地说，“嗯，他是头蠢猪”（Voila!Ilestcon.）。
一个月后，所有同行的师弟、师妹都收到签证，唯有我没有任何消息。大概又等了一周，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补充家庭成员的资料。我终究未被拒签，不过拿到签证时已是八月底，离出发的时间不到两周。
出发：初到法兰西
尽管此前状况甚多，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初出国门新奇及亢奋的心情。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没太多文化的妈妈用朴素的数字记载了我成长的历程：1公里（小学）——2公里（初中）——30公里（高中）——2000公里（大学）——10000公里（留学）。
拿到护照后，我便预订了9月2日国航的飞机：从北京至巴黎，转马赛。因为经常出远门，我随身行李向来不多。除衣物外，我只带了几瓶“老干妈”、几包火锅底料以及一套中文版的法语教材和一套法语大字典，无人送行。而随行的师弟、师妹大抵行李极多，家人也都到机场送别。九月的秋天，原本便“凄风苦雨，枯草落花”，再加之“离别”的忧郁与失落，不少师弟和师妹的情绪极其低落。而我却是例外，早早地坐在波音七四七的机舱里。这架硕大无比的飞机将带着我穿越亚洲大陆，飞往向往已久的法国，追寻我的梦想。
行程非常顺利。飞机准点到达了戴高乐机场。我因坐在中间的位置，无法看到天空中巴黎的全景，只能听到周围游客的惊叹。
我安慰自己，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美丽的法国，我来了！
我所就读的大学是埃克斯·马赛三大（Universitéd’Aix-Marseille3），位于美丽的地中海小城埃克斯·安·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校史，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埃克斯（AIX），源自拉丁语中的“水”。据说，城内有上百个喷泉，且形状各异。因此，法国人又将埃克斯称为“喷泉之城”或“水城”。由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埃克斯被评为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著名的旅游圣地。因此，房价和物价高得吓人，在法国仅次于巴黎的核心地带。
我们到法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购买日常用品。我所住的大学城背后便有一个超市Super-U，但物品的价格贵得惊人。初到法国的中国学生在买东西时不免算起加减乘除：一口锅45欧元，相当于450元人民币，在国内可以较悠闲地过上一个月；刀35欧元；猪肉一公斤12欧元；一颗大白菜4.9欧元；……善意的师兄提醒，买东西的时候要暗示自己，“这不是欧元，这是元，这不是欧元，这是元”，反复数次，下手会更洒脱一些。当然，这招对绝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并没有用。他们更多地是总结省钱的诀窍。例如，选择更优惠的超市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如ED、Carrefour；选择打折的时候购买廉价商品，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选择较便宜的食品，如土豆、意大利面、火鸡腿、牛奶和葡萄汁。于是，不少同学因吃了太多的土豆长得越来越象土豆——脸色腊黄，体型臃肿。我则因吃了太多的意大利面，体型日呈面条状……蔬菜则不但品种少，还贵得吓人。依稀记得，春节的时候，众人一发狠，买了一颗大白菜，剁馅包水饺……
交流：奇妙的东方人
虽说是旅游圣地，但当时到埃克斯的中国人很少。大部分的国人可能更愿意去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尽管如此，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也远比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
初到埃克斯的一个月里，由于大学尚未开课，我们一行人经常去郊外到处转悠。我还记得，在埃克斯城外的一个农村，法国小孩们看到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游客便蜂拥而出。在他们眼中，黑发意味着神秘。而黑色长发的女孩便是电影中的女巫。一法国小男孩怯生生地问同行的小师妹，“您能预知未来吗”？众人皆哭笑不得。
而在大部分法国成年人的思维中，中国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社会。在语言学校里，不少法国人问我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中国有没有高速公路？我不得不反复解释，中国已是现代化国家，高速公路非常宽敞，交通相当发达。看到他们将信将疑的眼神，我才深刻理解在大学时代内蒙古的同学不断向我们解释他们不是骑马上大学时的纠结。
当然，中国人让法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比如勤奋。我的法国同学很难理解很多中国学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在法国人眼中，节假日一定要休息，假期一定要去晒太阳，而法国的假期可能是全世界最长的；又如家庭关系。我曾对一位法国朋友说，我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抱孙子，以享天伦之乐。他感到非常惊讶，反问：你父母没有自己的生活吗？不过，大部分的中国人也无法理解法国人的悠闲、浪漫和多情。中、法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融本身便显得非常奇妙。荣格在分析文化历史心理结构的不可逾越性时曾断言，“不是土生土长的概念、观念和形式不能为我们的心，只能为我们的脑所理解。甚至我们的思维也不能清楚地领会它们，因为从来就找不到这种东西”。而差异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褒贬某种文化或传统，而是要追问历史文化中的意义真实。哪里有真实的价值，就奔向哪里，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因此，唯有游离于东西方之间，才存在超越东西方的可能。
上课：专业法语的突飞猛进
尽管在国内已学过一年多的法语，但我的法语水平仍无法应对法律专业课的学习。法学院的课程大体可分为两种：公开课和指导课（TravauxDirigés）。公开课的学生很多，通常由教授主讲，可随意旁听。部分知名教授的课堂甚至可同时容纳上千人。而指导课则为小班教学，由教授或教授助理（往往为成绩优异的博士生）负责，主要为主题研讨，形式较为灵活多样。马赛三大国际交流处的老师建议我们只选低年级的公开课。我遵循了这一建议，分别选择了大二的民法学、宪法学、大三的法理学以及给所有外国学生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
大部分教授在课堂上亦是照本宣科。学生们在底下狂抄笔记。尽管每位教授在上第一节课时均会提供参考书目，但所讲授的内容与参考书目往往差别甚大。故我每节课虽都作了预习，但一开始仍无法完全听懂课程的内容，所做的笔记亦惨不忍睹。但我还是坚持每天预习、听课、做笔记。有时做梦都在上课。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一个月。直至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能跟上教授的讲课节奏，笔记亦做得有模有样。
在所有授课老师中，我最喜欢克瑞斯蒂安·阿蒂亚教授（ChristianAtias）。这位在法国法理学界享有盛誉的教授不仅知识渊博、学术功底深厚，而且教学水平极高，擅长启发式教育。周三晚上的法理学课程经常涌入上千名学生，课堂气氛极为活跃。瑞斯蒂安·阿蒂亚教授喜欢倾听学生的看法，对异域法律思想亦持十分尊重的态度。他主张引入美国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倾听穆斯林的宗教哲学，鼓励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思想没有国界”，阿蒂亚教授在课堂上如是说。我很享受阿蒂亚教授上课的感觉：优雅、从容、祥和，字里行间的平淡醇美却蕴含着炽热的学术热情和浓郁的艺术气息。我几乎阅读了阿蒂亚教授的所有作品，并一度想将他的代表作《法现象学》及《法理学》翻译成中文。遗憾的是，回国后事务繁多，此一翻译任务一拖再拖，迟迟未能完成。但阿蒂亚教授的教学风格却极大影响了我，“法学传授的不仅是技艺，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方法”。
法学院的课程不仅多，而且强度大。我除周二外，周一至周五均有课。其中周三是全天的课。所谓全天，指从早上八点上至中午十二点，下午十二点半上至五点半，晚上七点至八点半。这意味着中午没有用餐时间。中午有课的学生通常只是喝杯咖啡及吃个甜点，而不会正式吃午饭。我则自己带水和面包。
课程从九月底至圣诞节大约十六周的时间，但假期大概有两至三周。印象中，几乎每隔一两周就有一假期，有宗教节日（如圣母升天节），也有纪念日（如一战纪念日），还有一些未知事项的停课（主要是罢工、罢课）。不过法学院的学生总体理性和节制，较少参与罢课。我揣测，这大概源自于法律先贤对政治与法律分离的告诫，“让政治的事务回归政客，法律的事务回归法律人”。不过法国的同学却告诉我，这主要是因为法学院的课程任务繁重，考试相当严格，没时间瞎胡闹。这种说法亦有一定道理。须知，马赛三大法学院三年级以下的淘汰率高达六成。
考试：“玄学”的小聪明
圣诞节是所有法学院学生的“噩梦”。因为大部分专业均在圣诞节前考试，而法学则在圣诞节后。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这样的时间设置并无不妥，反倒有较充裕的时间复习考试。但对于“悠闲”的法国学生而言，这意味着假期将过得不舒心，简直是苦不堪言。低年级的考试大抵还是围绕教授的讲义及教材，记忆量偏大，但难度总体不高。中国的学生原本便擅长考试，故通过率总体还是比较高，且常有中国学生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而交流的学生只需参加口试，难度更低。我几乎未费吹灰之力便通过了民法和宪法的考试，成绩还不错。我依然记得，当时民法抽中的口试题是何为不可抗力，而宪法抽中的口试题则是何为宪法性文件。我中规中矩地按讲义及教材作了回答。教授又追问了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又一一作了解答。
比较具有挑战性的是法理学考试。阿蒂亚教授在上课时提供了很多参考文献，但我因能力及精力所限未能一一阅读。更严重的是，象我们这样的中国学生习惯了既定范围的考试（如教材、讲义），缺乏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对陌生领域的探索精神，故在大师厚重的智慧前不免忐忑与羞愧。于是，我耍起了小聪明，事先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专题准备，打算来个“一招鲜，吃遍天”：任你什么问题，我均以中国传统文化应对。所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想想自己的“智慧”，心中不免暗暗得意。
“易者，（圭）象也，卦者，圭也”（Lechangementestrévéléparl’ombre(dustyle).Etlegnomonestl’instrumentdedivination）；“有所不为，以用为主”（Non-agirdanstelouteldomaineetmettrel’accentsurl’application）；“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Sil’oncoupeunbâtonendeuxetanisidesuite,onpourralefaireinfiniment）。此等玄学，别说法国听众，就是中国的听众亦难免歇菜。但阿蒂亚教授却认为这是“lametaphysiqueorientale”（东方玄学），饶有兴趣地追问了起来，结果自是不了了之。但他还是给了我一个全班最高分（19分，满分为20分），认为我思维活跃，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并希望我能真正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哲学引入法国。
这一求学的插曲对我触动极大，内心的羞愧和不安远远超过获得高分的喜悦。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内，我收集了阿蒂亚教授所提供的所有参考文献，并开始进行认真的阅读和思考。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或许才是东方人求学的精髓所在。
个性：无处不在的“法兰西例外”（l’exceptionfrançaise）
在法国，所有外国人均会感受到独特的“法兰西例外”。不管在司法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法国人都对其制度的原创性津津乐道。
比如，在语言上，法国人几乎不说英语。事实上，很多法国人能听懂英语，也会说英语，但仍喜欢用法语回答游人的问题。在他们心中，法语是世界上最严谨和优美的语言。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有对本民族文化的“礼敬”和“自豪”。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两位法国人在街上走，碰上一个旅游者。旅游者问：-DoyouspeakEnglish?两位法国人摇头。-SprechenSieDeutsch?法国人依然摇头。-SprektUNederlands?法国人还是摇头。旅游者终于放弃了希望，远去。一位法国人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咱们得学一门外语了。另一法国人想了想回答说：为什么学外语呢？那家伙会好几门语言不是照样不管用吗？
当然，法国人对法语的热爱并不局限于如此。法兰西学院（AcadémieFrançaise）自路易十三时代（1635年）成立以来便精心审订法语语法和每一个出现的新词以维护法语的纯洁。近些年来，面对英美语汇的大量涌入，法国以立法手段予以规制。1992年6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2条下增设“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附加条款。1994年的“杜蓬法”（loiToubon），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种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能小于原文。违反上述规定的个人和企业将被罚款。所有法语新词及解释须经过法兰西学院通过、且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后才能正式使用。新词一经正式公布，所有政府机关须在公文中使用这些标准法语新词。所以，在法国，英文的software（软件）叫“logiciel”，E-mail（电子邮件）叫courrierélectronique。
此外，在社会制度上，法国实施有法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张适度政府干预和关键部门的国有经济，实施全民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外交上，法国自戴高乐时期便开始强调独立自主，不以美国马首是瞻，一度退出北约，并率先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在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法国在坚持核威慑政策的同时，大力开发民用高科技，拥有核电站、阿丽安娜火箭、空中客车和高速列车；法国的艺术、时装、餐饮亦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连巴黎地铁站的每一个图腾都亟具特色和艺术价值。
在法律思想方面，法国学界并不青睐比较法，主流学者通常为本土的法律人。故很少在英美法文献中发现法国学者的身影。在法律制度方面，法国的预审制、参审制、民事当事人制度、受协助证人制度等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不过，近十余年来，欧陆各国的司法制度普遍出现“美国化”（Américanisation）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占据强势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欧陆司法制度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亟需从外部（主要为英美国家）获得经验启发。但固守自身法律传统的法国在对待域外经验时依然显得十分保守，担心剧烈的制度变革将引发不可预期的风险。
正因为独特的法传统，域外的法国法研究者通常需要多年的积奠方能深刻体会制度的差异。这也是为何时下中国学界研究美国法和德国法的学者甚多，但却极少有学者深入研究法国法。这也算是一大缺憾。因为作为罗马法系的代表，法国法其实蕴藏着大量精辟的思想，值得中国学界认真对待和研判。
归国：我还会再来
八个月的留学交流很快结束了。但我并不觉得依依不舍，因为法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深深吸引了我。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再回来，甚至没关掉银行的帐户。
在这八个月里，我开始喜欢埃克斯宁静的小镇生活。在这里，没有阴森喧嚣的地铁，没有拥挤嘈杂的人群，没有繁忙林立的高楼，没有勿勿行走的步伐。我很喜欢晒着阳光，背着书包，步行走过黄叶飘飞的街道，淡淡地凝视天边的云卷云舒，安静地欣赏校园里的花开花落。平和的学术心境，未掺杂一丝浮躁，一切回循于自然，不刻意追求结果。哲人的灵感融合于宁静祥和的小城中，神与物游，物我两忘。“一旦生于埃克斯，你就别无他想……”，保罗·塞尚如是说。
为能在国内继续研读法文文献以备今后深造之需，我复印了几大箱的论文材料。绝大部分材料通过海运送回国内，而一小部分则随身携带（主要为了节约成本）。为此，我几乎扔掉了所有的随身行李包括大部分衣物（因行李超重）。在北京出关时，我不知道为何海关稽查人员只检查我一个人的行李，或许他们认为我太在意行李箱，里面必有诸如LV、Hermès之类的奢侈品。当他们看到满箱的书籍时，眼中充满不解。是的，只有读书人，方能深刻体会藏书的价值，以及知识所带来的愉悦。
回国不到一个月，“非典”便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一时间人人自危，我们被隔离在大学的校园里。绝大部分的同学躲在寝室里打牌喝酒，而我则向刑诉教研室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整理从法国带来的文献资料。在这段时间里，除吃饭外，我都在办公室，包括工作和休息。偶有新知，亢奋不已，丝毫不觉得任何疲倦。坦率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非要说“天赋”，则与生俱来的刻苦勤奋算是唯一的闪光之处。
二零零四：重回埃克斯
从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我完成了六件“大事”：其一，继续全面提高专业法语的能力，尤其是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其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写作能力，顺利获得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的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被评为优秀硕士论文）；其三，在四川外语学院（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学习了近800学时的德语；其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习了400学时的意大利语；第五，成功申请了法国艾菲尔奖学金，并顺利注册法国“刑事科学”的博士生；第六，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的成绩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这六件“大事”，大部分是规划的结果，也有一些带有偶然的因素。例如，我之所以又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主要是希望可学贯欧陆，避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以偏概全。而之所以攻读双博士，则完全是机遇的结果。2003年，西政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时任校长的龙宗智教授与来访的埃克斯·马赛三大校长路易特教授签署了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的协议，而我有幸成为西政校史上第一位中、法联合培养的双博士生。也正是路易特教授的极力举荐，我方有幸成功地申请到了艾菲尔博士奖学金。
二零零四年是我的本命年。中国的民俗认为本命年或大吉或大凶。我想二零零四年大概是我的幸运年。这一年，我收获了许多，朝着人生的梦想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最重要的，这一年，我将重回魂牵梦萦的埃克斯。
因为是埃菲尔奖学金的获得者，签证、机票乃至住宿均由法方办理，手续简单无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毕竟博士研究生所面临的学业压力远非交流生所能相比。而和法国导师们的会见印证了我的担心。
严谨刻板：我的导师们
我的法国导师有两位：一位是刑法学教授西玛蒙蒂女士，另一位则是中国法教授金邦贵先生。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既涉及刑事科学，又涉及中国法，故两位导师决定进行共同指导。
我到法国后的第一周即和西玛蒙蒂教授取得联系。西玛蒙蒂教授住在马赛，但周一和周三有课，故让我周三中午十点半在法学院四楼的办公室会面。我十点左右便到了办公室，手里拿着此前已发给教授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但我并不是唯一的访客。办公室前已有一位法国女孩早早地在等待，脸上满是焦虑之色。西玛蒙蒂教授十点二十到，跟我打了招呼，但在看到女孩后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她让我在外面稍等五分钟。我不知道她们在办公室里面交流什么，但法国女孩显然很失望，于是交流的气氛变得诡异且紧张。后来我才知道，西玛蒙蒂教授是马赛三大法学院出了名的“女捕头”（刑事科学的不及格率据说高居法学院榜首），向来以严厉著称。许多法国同学在得知我的导师是西玛蒙蒂教授时纷纷向我表示“同情”并希望我能好运（bonnechance）。但事实证明，西玛蒙蒂教授虽严厉，但十分负责，且非常欣赏勤奋好学的学生，当然这已是后话。
坦率说，第一次会面的效果并不理想。西玛蒙蒂教授认为我对法国刑事科学的研究现状缺乏了解。于是，她向我提供了一份陪审制研究的参考书目（涉及诸多语种），并强烈建议我旁听刑事科学研究生的课程。在交流中，我问了一个大概所有中国博士生都会问的问题，“我三年能毕业吗？”西玛蒙蒂教授看了我一眼，回答到，“以你现在的水平，我并不认为，你三年内可以毕业，你得先把书看完。另外，下次和我讨论问题时必须有更充分的准备”。这大概是我读书以来最受打击的一次会见，心情沮丧了很久，但也让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有着更客观、清楚的认识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斗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
和金邦贵教授的会面则要稍微靠后，因为他当时恰巧在中国出差。早在2002年，我便耳闻法国马赛三大法学院设有全法第一个亚洲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所长是一位研究中国法的专家，但一直未能谋面。后经西南政法大学外事处引荐，我和金邦贵教授打电话请教问题，因为全程法语交流，当时竟以为金教授是位法国人（在法国，很多汉学家有中文的名字），完全听不出任何口音。2004年，金邦贵教授亦作为特邀佳宾参加了西南政法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典礼。在会面时，金老师对我进行了勉励，希望我可以到法国继续深造。他和路易特教授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持。如果当时没有金老师的热情鼓励和鼎力帮忙，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获得奖学金并到法国继续学习和科研，成长之路亦不可能如此顺畅。
金老师的观点和西玛蒙蒂教授大体一致，希望我能先广泛收集及阅读相关资料，再考虑做一份有理论深度的博士论文，欲速则不达。应该说，在法学习期间，金老师极高的法语水平、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相当深厚的比较法功底让我受益极大。依然记得2004年年底，金邦贵老师帮我校对《法国司法组织法典》，几乎改动了每一个句子的每一个单词。虽然当时金老师并未对我多加苛责，但我却已明白，学术之路长矣，仍需继续努力。
我得说，与中国的教授相比，法国的导师要更为公私分明、严谨刻板。在法国读书期间，我曾有位中国师兄，与导师关系甚笃。师兄的太太是位北方人，善做面食，而导师非常喜欢中国的面食，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到师兄家吃饭。但在论文的最后阶段，导师认为师兄的论文尚未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建议另外选题。师兄几乎崩溃，须知，这已是博士论文的第五个年头。但现实终究是现实。法国的导师不会网开一面，亦不会徇私情而出卖自己的学术良知。
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我也打算用努力和实力征服这些严谨刻板的导师们。
学术论战：激烈的思想碰撞
博士研究生的第一年要参加刑法所（全称是“费尔兰·布朗”刑事科学研究中心）所举办的学术沙龙（第二年起则可选择性参加）。学术沙龙每两周举办一次，节假日顺延。流程如下：每位博士研究生围绕博士论文提交一个演讲主题，并附尽可能详细的演讲内容及参考文献。刑法所的两位秘书在收到相关材料后会提前安排每学期的演讲时间，并在演讲前数周将这些材料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材料的形式发给每一位导师及博士研究生。演讲的流程则分别是主讲人作报告、听众诘问、双方辩论以及导师点评。沙龙的时间通常为4小时，但往往会延长至6-8小时。
对我而言，学术沙龙便是噩梦：一方面，法语水平尚不足以学术辩论，经常被驳得目瞪口呆、体无完肤；另一方面，我对法国刑事科学还尚未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对一些重要的法律、学说和判例。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这种宽松直率的讨论氛围以及激烈尖锐的思想碰撞。每到沙龙举办前，我会因为忧心而失眠两天。沙龙举办后，我又会因为伤心再失眠两天。数月后，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或曰“厚脸皮”）与法语听说水平齐头并进，甚至一度自认为已对任何挖苦讽刺免疫。
我主讲的学术沙龙大概是第一年的倒数第二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原因未明，估计是刑法所的师兄、师姐在做博士论文时压抑久了，想找人发泄一下），情况空前惨烈。沙龙的时间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还有部分同学意犹未尽。我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问题无法回答或不能自圆其说。有些问题根本从未思考过，有些则是纯粹的知识盲点。当然，还有些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构建和理论阐释（例如在论及权力监督时，法国的学生完全无法理解行政高官可担任人大代表的做法）。沙龙结束后，我第一次没失眠，而是连续睡了近二十个小时，可谓身心俱疲、“万念俱灰”。
但这样的学术论战对于完成一份高质量的博士论文实有裨益。我的法国博士论文便吸收了刑法所诸多老师和同学的意见，一些同学甚至还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所谓“智慧的火花，往往源自于思想的碰撞”，诚如斯言。
人间炼狱：两份博士论文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这大概是我人生最大挑战的四年。以往如果情绪紧张，我经常会梦见自己高考卷子没做完，而零八年后，我则会梦见导师说自己博士论文不合格。回国回来后，很多朋友会问及法国的红酒、美景和浪漫，但当时的我，每天想的可只是论文、论文、论文。撰写两份博士论文所经历的痛苦，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首先是资料的收集。为了尽可能穷尽博士论文所涉及的前沿文献，我的奖学金绝大部分用于购买资料。欧陆国家和美国不同，大部分学术性资料只能复印和购买，而无法免费下载。我在埃克斯所租的房子近二十平米，不到一年内便全部被资料所堆满。还记得零六年西南政法大学几位教授到法国马赛三大进行学术访问，我邀请他们在住所吃火锅。一位教授戏言，无须板凳，直接坐在书上即可。回国时打包行李，仅法文资料竟整理了满满的几十箱，重量接近一吨。
资料的阅读及消化更是漫长枯燥的过程。从零六年高强度阅读起，我的作息时间便开始完全昼夜颠倒，但毕竟乱中有序：每天凌晨三、四点睡，第二天十点半起，午饭后再休息一个小时。而零七年则进入更高强度的写作期，作息时间完全混乱不堪，累了就睡，醒了就写，经常不知道白天黑夜。在最后几个月内，我几乎从不下楼，脾气也变得古怪暴躁。此时，我太太不仅得一人承担所有家务，还经常充当出气筒。这里，我得特别感谢我太太，没有她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学业。
中、法两份博士论文的选题虽接近，但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完全不同。法国博士论文对结构、格式等要求极为苛刻，甚至有凌驾于内容的嫌疑。依惯例，论文的结构只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下设两章，每两章下设两节，以此类推，贯通全篇。几乎没有例外。而中国博士论文则刚好相反，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构或格式要求；法国博士论文要求有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全文，所有章节均须为此一主线服务，而中国博士论文则常常多方位展开，无统一的线索可寻；法国博士论文答辩，导师必须作为答辩组成员参加，甚至可能突然发难，而在中国，导师则必须回避。
当然，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法语写作能力亦是完成论文最难跨越的门槛。在很多情况下，通过法语清晰表达学术观点尚存困难，勿逞使用优美且严谨的文字。须知，法学对文字的要求通常极高，尤其是法国。虽然在许多人眼里，法国人是天生的梦想家、浪漫派。他们憧憬理想、追求荣耀、爱慕虚名、喜欢宏大的事物，向往壮烈的场面，因而才有那么多浪漫的爱情、华彩的艺术及壮烈的革命。但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都与法学绝缘。浪漫是必然的短暂，因为它须给现实带来遐想的空间。而法学则追求永恒，因为它就是现实的组成。这也是为何一部宏大的《拿破仑民法典》，感动了法兰西民族两百余年。
二零零七年，我的中国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评西南政法大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后又评为重庆市优秀博士论文。二零零八年，我的中国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并收录人大出版社法律科学文库。同年，我的法国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成绩优秀，推荐出版。二零一零年，我的法国博士论文在欧洲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较高的评价。
最大收获：细节决定成败
经常有人问我，在法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了许久，答案或许是“细节决定成败”。
在修改法国博士论文时，有两件“小”事可谓令我震撼，终生受益。
第一件事是特殊符号的全角和半角。我撰写博士论文所使用的手提电脑是中文系统，因此个别特殊符号不知为何自动转化为全角。导师西玛蒙蒂教授对此非常生气，说到，“我希望你所提交的是一份你认为最优秀的论文……而我提供的意见则是专业的学术意见，我不愿意看到非专业的问题”。在我试图解释操作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时，西玛蒙蒂教授说到，“那么，你就去解决它”。
第二件事则是学术引用。我论文中的所有引用均严格按照学术要求，原本以为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西玛蒙蒂教授还是在稿件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百思不得其解。西玛蒙蒂教授说，“你所引用的一些书目，时下已有最新版。请参见最新版”。我这才恍然大悟。因为在法国，许多经典作品尤其是教材更新速度较快，通常一至两年最会出新版。作者的观点极有可能在新版本的作品中修正。故引用原则上必须以最新版本的作品为限。
我在介绍法国的法学教育制度时曾写下一段话，“自笛卡尔以降，唯理主义在法国学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论著作都强烈地表现出理性精神——由精确的定义、科学的分类以及逻辑演绎的推理方法构成一个体大思精的完整系统。如德国学者埃里希·卡勒尔所言，‘理性主义和用理性驾驭自然的愿望是法国哲学的主调,而且我们看到它们影响了法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笛卡尔的认识论法则以仿佛无穷尽的变化形态,不断重复出现。这一法则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学,柯尔柏的经济学,蒙太涅的新心理学以及法国人的行为标准,即法兰西贵族们渴望的那种对精神、身体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国的洛可可式园林的几何结构,是将自然置于理性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构的理性冲动的鲜明例证’（[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2页）。这种唯理主义也强烈影响了法国法学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倘若须作一通俗化描述，则‘刻板’可能是展现当下法国法学教育制度最恰如其分的形容词”。而这种“刻板”的精神，恰是“细节决定成败”最佳的注释。
正因为对细节的苛求，我从提交博士论文初稿至最终定稿，大改小改不下十余次。每次少则一两周，多则数月，反复如此，竟长达一年。回国后，我亦告诫自已的学生，天赋或高或低，机遇或多或少，但决定成败的，往往是细节。
后记：回忆在岁月中升华
回国三年，一直想将自己近六年的法国留学生活以纪实的形式展现给所有关心、爱护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算是给自己这段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人生履历留下一点记号。回到中国后，我时常想起埃克斯，想起那段虽忙碌但充实、虽辛苦但坚定的生活。是的，当你无法永恒拥有的时候，你唯一能做到的便是让自己不再遗忘。
时光远去，如今的我已过而立之年。但回忆，时常带着我回到那些去过的老地方，幻想着埃克斯小城的点点星光，悠闲的老人还在咖啡厅里闲聊。波塔利斯故居旁的小屋依然灯火通明，息壤的人群中还在沉淀着求学的故事。回忆终究在消逝的岁月中升华。
施鹏鹏法学随笔《十字架上的正义》序
文/张文显
近日，施鹏鹏博士将其随笔集《十字架上的正义》发送给我，并希望能为之作序。作为本书面世之前的读者，粗略看过这位学术新秀的新作，我欣然应允把自己的感受与印象写出来，作为一个短序。在学术氛围仍稍显浮躁的今天，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与年轻学者们交流一下思想和观点。
我们正处在迈向法治与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司法文明颇受关注。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核心标志，刑事诉讼文明则又构成了司法文明的核心。作为从事刑事诉讼和司法研究的学者，作者这部《十字架上的正义》史论结合、述论结合，深刻地揭示出了司法文明的丰富底蕴与要素。可以说，这是本著的价值所在。
望文生义，《十字架上的正义》好像是“宗教与诉讼”的故事，其实，作者并未将主题限制于宗教与诉讼，而是涉及刑事诉讼与诸多学科的交叉，包括文学与诉讼、历史与诉讼、艺术与诉讼、故事与诉讼等。作品涉猎范围较广，内容也颇有新意，大体而论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我一直认为：“法哲学研究范式主要不是‘创造的’，而是‘正在发生的’；不是‘自评的’，而是‘他评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没有‘惟一和绝对的范式’，只有‘不同和竞争的范式’。”因此，跨学科方法，也算是时下较为盛行的一种研究范式。它尝试将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综合运用以解决法律问题，以期突破传统法学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十字架上的正义》一书无疑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尝试，对宗教与诉讼、社会与诉讼、游戏与诉讼、文学与诉讼等新颖的命题作了不同程度的窥探，也得出了一系列较为新颖的结论，令读者对刑事诉讼有着全新的理解。
第二，可读性较强。与传统的专业论著相比，随笔集的内容具有发散性、流动性，写作风格也不拘泥于既有范式。通观这部作品，作者的文风平和，但思路开阔，想象力又极为丰富，内容及文字均具有可读性。有些体裁（神话、寓言、小说、艺术等）貌似与司法诉讼相距甚远，作者却能娓娓道来，在诉讼“内”与“外”之间游刃有余，通过鲜活的故事，解构深奥的程序法理，这不能不说是匠心独具，也反映了作者较为扎实的专业功底以及超强的文字驾驭能力。
第三，思想性与趣味性并存。作品既提出了一些极为深邃的命题，如正义的意涵、整体性危机、游戏规则与社会秩序建构等，也融合了当下极为新潮有趣的素材，如《哈利•波特》《死亡笔记》等。在我看来，深刻的思想、趣味的体裁、猎奇的视角、精妙的隐喻等，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刑事诉讼原本枯燥生硬的缺憾，使读者在愉悦的心情中感受思想的魅力。
第四，饱含学者及师者的热情。《十字架上的正义》还收录了作者的大学演讲以及自身的求学经历。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激情四射的青年学者与法学教师。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以及学术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我们更需要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奋斗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担当起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人才的重任。我也期待施鹏鹏博士能如他在书中所写，“以最理想的信念、最渊博的知识、最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学术与学生。
当然，书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作者对许多宗教、文学及历史命题进行的过度的解读可能冲淡思想的链条，有些命题的关联性略显牵强。此外，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人员，作者对时下发生的许多热点案件及社会事件关注不足，这不能不说也是一大缺憾。当然，作为年轻的学者，我非常期待施鹏鹏博士能保持时下的心境和激情，继续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用思想改变社会，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构贡献力量。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