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9月下旬萧红和萧军离开上海抵达汉口，在蒋锡金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住处落下脚来。《呼兰河传》就是从这时开始创作的。到1940年9月《星岛日报·星座》（香港）开始连载（至当年12月底连载完毕），其间已经过了三年。这三年中，萧红经历了怀着萧军的孩子与萧军彻底分手，与端木蕻良结婚，被端木遗弃在武汉，大着肚子独自艰难抵达重庆，产子，子亡，与端木飞抵香港，……个中有多焦思、伤心、劳身，自不必说。《呼兰河传》外，这三年中，她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以及戏剧作品。《呼兰河传》无疑是写写停停的。
茅盾先生为《呼兰河传》作序。五千来字的文，28个“寂寞”。他叹息复叹息萧红的种种寂寞：寂寞的幼年，寂寞的童年，寂寞的精神、寂寞的心境，寂寞的生活，寂寞的环境，寂寞的呼兰，寂寞的死亡，寂寞的坟墓……他认为“寂寞”是萧红的人生写照。我却不能确认萧红是否是“寂寞”的。在我看来，像萧红那样丰满、灵动的灵魂；那样坚韧、匆促的生命；那样困顿、颠沛的生活；那样急切地渴求写作……都像是与“寂寞”不沾边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物质优渥与精神空虚的产物，它们都不属于萧红。虽然她又确曾给称她为“生平唯一的知友”的白朗说过，”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现实的看，萧红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投奔革命圣地和热情四溢书写抗战文学的时代，不仅舍延安往香港，还不以抗战为题，却写起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这种个人化的，人性的，调子灰色沉郁的，讽刺国民性的作品，于这个事实来说，她又确实是寂寞的。
《呼兰河传》很难归类，自传，小说，散文，抒情诗，都像，又都不全是。反正萧红像是一头扎进梦魂萦绕的呼兰河城，为故乡刻骨铭心的景、物、人、事描形画像，并发掘其中深藏的东西。我最愿意读那些像是自传的部分，特别是“我”和祖父的故事。因为那是《呼兰河传》中最柔软、最温暖、最动人的部分。看得出来，后园里的一草一木，四季气象，她和祖父在园子里的点点滴滴，既是她儿时最幸福快乐的美妙时光，也是后来颠沛流离、不断的情感与身体疼痛中，最深情温暖的恋念。萧红以生动的儿童化语言，描摹出触手可及、有声有色的画面。读之，像是能听到四五岁的她脆生生的笑语，以及祖父宽厚温暖的对答和不时响起的开怀大笑；也像是嗅得到满园的花香，看得到挂满各种瓜果的植株……“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依样学样，裁花、拔草、种菜、铲地、浇菜……捣乱比帮忙多。给祖父插了一草帽的玫瑰花，一家人见了笑疯了；浇水往天上泼，大叫下雨了、下雨了；踢飞了祖父刚播下的种子；除掉了韭菜留下了杂草……后园在小萧红眼里，天高地广，“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一天又一天，祖父、后园、小萧红，三样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一到冬天，后园就封门了。
在大地都能冻得裂了口的漫长冬季里，小萧红只能转而进行室内探察。她琢磨祖母和母亲屋子里的各种物件，倒饬储藏室的陈年旧物，直至倾箱倒箧。祖母丧事期间家里来了好多人，包括四五个比她大一些的孩子。小萧红跟着他们出了院子，上了街。“不料除了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她目瞪口呆！“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后来跟祖父学古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听了祖父的讲解，想到自己以后离家，等到胡子白了回到家，祖父不认识她了，心生恐惧。
还有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细节是祖父与祖母的关系。从《生死场》中看，男人在家庭中是主导一切的，可是《呼兰河传》中说祖母从来不派任何工作给祖父，像是祖母说了算。又说祖父总是主动去擦祖母地榇上的一套锡器，不擦也罢，一擦祖母便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而且“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祖父被骂“死脑瓜骨”，小萧红被骂“小死脑瓜骨”。看起来祖父倒是怕祖母的。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挨祖母骂的祖父不仅对孙女，也对别的孩子，甚至家里的长工、租户都温厚有加。
呼兰河让萧红心心念念，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那里曾经住着个子高高、身子骨硬朗、笑眼盈盈的祖父。在写“我”和祖父的第二章里，起首她便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极短的“尾声”与之呼应，“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物事人非的痛恻已尽在其中，但她犹无法搁下，掰着指头算和祖父的年岁差：“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孩子似的嘀嘀自语中，深藏着无法自拔的痛切。在《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她无比悲凉道：“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祖父下葬那天，她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卧倒在后园的玫瑰树下。“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呼兰河传》一共七章，加上一个简单的“尾声”。除了“我”和祖父的故事明亮，甚至是明媚的外，其余的部分大多是灰黯、甚至残酷的。无论是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还是“我”家院落周围人们的日常生活。
呼兰河城只有两条大街，本来就晴天烟尘滚滚，雨天一地泥泞的街上赫然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三天两头的马陷了、车翻了、人掉里了、猪淹死了、狗闷死了，猫鸡鸭甚至鸟儿丧生其中的更多；一下雨，行人得抓着街旁人家房子的板墙才能通过。有说拆掉街道两旁的房子扩路的，有说路旁种树，以便行人攀树而过的，唯独没有人说把坑填起来的，一个都没有。除了大泥坑导致的一系列壮观盛举，呼兰河城里的人们，默默地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营生，萧红为之一一画出像来。而不同营生下的人们，却有着高度的一致：麻木。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拥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的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写罢呼兰河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她转入对呼兰河精神上的盛举的记述。对，原话就这样说的：“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它们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她一样一样地写，且叙且议。那叙，如画笔，又如镜头，栩栩如生；那议，却外柔内刚的很，看起来朴言素语的，但是非常的讽刺。
老爷庙和娘娘庙里的塑像，前者塑得很凶神恶煞，后者塑得很温顺，拜庙的善男信女一眼看去，会认为男人不好，女人值得尊敬。可她说，把男人塑得凶狠，“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把女人塑得温顺，等于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们快来欺侮她们。”
指腹为婚的女子，有的还没嫁过去，男人家穷了，姑娘的名誉就跟着坏了，因为说是被她“妨”穷的。如果不嫁过去就会被叫作“望门妨”。可是嫁过去后，各种侮辱、虐待和艰困，“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她紧接着讽刺道：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不敢跳，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一家子嫁出去的亲姐妹，要借着唱野台子的机会，被娘家接回家来看戏时，才能相见。“相见之下，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羞羞惭惭，欲言又止，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一刻工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要慢慢地，才能恢复到从前未嫁时的亲热，可是分别的日子又到了。
她将呼兰河的精神盛举一一写来，却一语道破天机，“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那意象就像七月十五的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成千上万的观众等着，河灯一下来时，金呼呼、亮通通的，孩子们高兴得拍手跳脚，大人则都看得出了神，“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可是河灯越往下流，越稀疏，越显荒凉孤寂，“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好形象的“揩油借光”！呼兰河人，其实是没有精神生活的，更何谈“盛举”。
在写院子里的租客们的那一章里，一共五小节，第一小节写“我”家的院子，晴天荒凉，刮风下雨更荒凉。后面四小节，三、四小节首句都是：“我家是荒凉的。”，而二、五小节首句都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种对家及家院荒凉的重复吟叹，不仅反映出了家庭氛围的萧索，也透露出了萧红内心深处的飘零感：荒凉之家不可依。这种重复吟叹的形式，在别的章节里也时有出现，成为《呼兰河传》语言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它令整部作品读起来有着一吟三叹的韵律感。
家和院子的荒凉，与住在里面悲凉的人们互为映衬。租户都是些非常卑微的人家，养猪的、做粉条的、赶车的。可是做粉条的一家天天一边唱着歌，一边漏着粉。“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养猪的一家，也常常聚在一起，拉着胡琴、唱着秦腔。“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感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逆来了，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赶车的老胡家喜欢跳大神，“常常就打起鼓来，喝喝咧咧唱起来了。”酷爱跳大神的这家，在这一章里只是亮相，因为他们将成为下一章，不，是整部《呼兰河传》里份量最重的一家。而被他们活活杀死的小团圆媳妇，将成为压在读者心头最沉重的铅锭。
老胡家跳大神是有传统的，老太太终年有病，两个孝顺的儿媳妇就轮流张罗着给请。三代同堂的老胡家，家风干净利落，兄友弟恭，父慈子爱，外人都称好。大孙媳妇回娘家，说起婆家来，也是无一不好。“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这些萧红都在前一章里都铺垫好了，这一章一开头，夏天里，老胡家坐火车从老远的辽阳接来了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12岁的二孙媳妇小团圆媳妇。小姑娘因为生得高大，老胡家对人说14岁。她是8岁时，被老胡家用8两银子订下的，后来年年给着各种小钱，这次去接，又花了一笔不小的盘缠。
左邻右舍争相去看。看罢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是非议一大堆：太大方了，不像团圆媳妇；见人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头一天来就吃三碗饭；两个眼睛骨碌碌的转……婆婆也要给她来个下马威，没几天就开始打。打得厉害时，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昏过去了用冷水浇醒。小团圆媳妇一挨打就哭闹着要回家，婆婆听了打得更狠，还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老胡家开始夜夜跳大神，跳了一冬，原来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的小团圆媳妇病了。她刚挨打那会儿，左邻右舍都说该打；现在听说她病了，紧赶着跑去出点子，贡献各种偏方、奇方、妙方。老胡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一吊一吊地花出去，可是小团圆媳妇一日不如一日。于是更加紧地请仙、跳神、赶鬼、看香、扶乩……钱流水一样地花出去，婆婆是又心痛又冤屈，可是这会儿想打已经无处下手了，“那小团圆媳妇再打也就受不住了。”小团圆媳妇发高烧，汤食不进，说糊话，常常惊醒过来挣扎着要回家。左邻右舍于是更积极地出主意，同时一场不拉地围观着老胡家的请仙、跳神、赶鬼、看香、扶乩……
最终，老胡家要用大缸给小团圆媳妇当众洗澡了。“这种奇闻盛举一经传了出来，大家都想去开开眼界，就是那些患了半身不遂的，患了瘫病的人，人们觉得他们瘫了倒没有什么，只是不能够前来看老胡家团圆媳妇大规模地洗澡，真是一生的不幸。”小团圆媳妇被当众脱了衣服，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缸里，她先是吱哇乱叫、乱跳，后来就没声音了，倒在了大缸里。看热闹的人狂喊着把她抬出来，浇冷水。大神为了留住已经开了眼界，打算回去睡觉的看客，对着小团圆媳妇又是喷酒又是扎针，终于弄醒了，又放进装满滚水的大缸里。就这样，一夜里，小团圆媳妇被烫了三次，抬出来三次。烫一次、昏一次。
不久以后，“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
萧红在这一章里书写残酷的力度使人动魄惊心！除了“我”和祖父，所有的人都站在施害者的队列里，像群魔。如果说《生死场》中的女性立场，针对的是男权制度下的男人与强权，表现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压迫、侵害、暴力和摧残，可是领头施害小团圆媳妇的，却是同为女人的婆婆。而且婆婆身后争先恐后的帮凶和看客们，是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穷苦大众。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强劲笔力所鞭挞的，绝不止强权，绝不止不平等，而是一切愚昧与丑恶！婆婆有大量的心理活动，她一心为了小团圆媳妇好。在钱财上，她对自己苛刻至极，可是花在为小团圆媳妇请神治病上，慷慨无比，直至最后倾家荡产。“乡愚”，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中，写过这个词。那大致是因为萧军信中说要到鲁迅墓前去烧刊物，萧红回复说，这真是“洋迷信”、“洋乡愚”。并不无讽刺道，“写好的原稿也烧去让他改改，回头再发表罢！”（1936年11月24日萧红自日本致萧军函）可见萧红反对并批判的“愚”，范围有多广！因此茅盾先生在《序》中说，“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我是万万不敢认同的。是，婆婆因袭的是传统，“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传统就等于良善吗？就等于不害人吗？要我说，愚昧本身，才是最大、最本质的恶！
祖父像是萧红笔下那个年代乡土中国的一个异类，因为他的立足点总是人性的，他的观点与行为也因此有了现代文明的意味。比如当人们众说纷纭小团圆媳妇这不是那不是时，他说怪好的；老胡家刚开始打小团圆媳妇，他就几次上门去说不要打，孩子嘛，有什么不明白教教她就行了；当他们说小团圆媳妇被胡仙旁身，成天忙乎着请神驱鬼时，祖父极厌恶，一再说要让他们明年二月搬家；最后小团圆媳妇不行了，祖父说：“好好的孩子快让他们捉弄死了。“可是，萧红相当彻底的清醒意识与批判性，令她对挚爱的祖父也不会另当别论。散文《蹲在洋车上》，记述祖母有次外出归来讲笑话，说乡巴佬坐人力车，为了让车夫省力，不敢坐，而是蹲在脚踏上。小萧红那一阵急切想要一只新皮球，有一天自己跑上街去买，迷了路。一个好心的洋车夫拉她回家。车上她想起祖母讲的笑话来，摸仿着蹲下想要逗祖母发笑，结果车到院心时忽然放停，她从脚踏上滚了下来。祖父抓住车夫就猛打，怪他欺侮小孩，没给车钱，把车夫轰走了。小萧红当时就跟祖父争辩：“你为什么打他呢？那是我自己愿意蹲着。”并说后来无论祖父对她怎样疼爱，心里总是因为这件事生着隔膜。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写家里的老仆人有二伯和磨房磨倌冯歪嘴子。前者身上的奴性和畏强欺弱，酷肖阿Q。其实只需稍加观察，逢强示弱，逢弱逞强的性格特征，在今日中国人身上不是依然蓬勃得很吗？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倒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倒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有二伯呢，训一训他踢到的砖头；骂一骂在他身上落下粪的雀鸟；如果街上的孩子不叫他“有二伯”，“有掌柜”，而是叫他“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他是要追上去打的；他对小团圆媳妇也是说三道四的……
《呼兰河传》中还有一次父亲踢人的记录，那次被踢的是“我”。那天下着雨，小萧红把后园酱缸的缸帽戴在头上，一路摸索着，想要顶给祖父看看。她艰难地迈过高高的门坎，因为缸帽子太大、太重，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大声喊着祖父，正喊着，“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顶酱缸帽子那段，原本看得我乐不可支，因为一个孩子穷极无聊之下的极尽顽皮，被她写得活灵活现。可等到见她耍宝似的想去讨祖父一乐，心里已多少有些发酸，结果还挨了父亲如此凶狠的一踹。但她并未就父亲这一脚发任何议论，只说等家人把她抱起来，她才发现原来祖母死了，一家人都穿上了白衣，似乎还有替父亲解释之意。我想，成长中这些点点滴滴的伤痛，都是最终促使她一再出走，远远逃离的原因吧？
冯歪嘴子的故事则几乎是《呼兰河传》中除“我”和祖父的故事外，唯一的亮色了，这抹小小的明亮其实相当刻意——给作品留一个光明的小尾巴。不过至少茅盾先生对此是不满意的。“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冯歪嘴子是磨房的磨倌，成天打着梆子，看管着小驴拉磨。“半夜半夜地打，一夜一夜地打。冬天还稍微好一点，夏天就更打得厉害。”后来同院老王家人见人称好的姑娘王大姐，成了冯歪嘴子的女人，一下子还有了孩子。可是王大姐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了。“冯歪嘴子的女人一死，大家觉得这回冯歪嘴子算完了。”可是他“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总之，就是说他坚韧地活着。
如果没读过萧红的短篇小说《后花园》，虽然也会为冯歪嘴子今后的生活担心，特别是会为那个总也不见长大的婴孩担心，但多少还是能从这个明亮的结局中感到一些慰籍，甚或希望。可是在早于《呼兰河传》发表的《后花园》中，冯歪嘴子是冯二成子，他单恋着邻家的女儿赵姑娘，却没有冯歪嘴子的好命，因为赵姑娘后来嫁人了。赵姑娘嫁人后，冯二成子移情赵老太太，将赵老太太当近亲看待，串串门，聊聊天什么的。可是不久赵老太太也搬走了。“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冯二成子着实感到失魂落魄，心里没着没落的。后来他娶了王寡妇，两人有了孩子。再后来，王寡妇死了。再后来，孩子也死了。“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地活着。”我想，这才是那个磨倌真正的故事吧。
茅盾先生在《序》中发问：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侵略，“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当那“两重的铁枷”已不复存在时，人自身愚昧保守这重铁枷，不是依然健在吗？能够越过重重障翳，看到并书写出人类本质的作家，才是伟大作家。而且，那也才是作家真正的责任。
“人这动物，真不是好动物。”是萧红给萧军信中的一句话。她那其实是在说自己，但我觉得这话用在多大范围，用在书里书外的人身上，都挺合适的，因此借作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