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编辑本段前期准备
庐山密谋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和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糜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舆论造势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2月21日，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息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国际支持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3月10日，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
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蒋介石还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联络财阀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结纳帮会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1]
编辑本段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2]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张)
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编辑本段经过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编辑本段反应
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要求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游行被镇压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
疯狂的屠杀
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反蒋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五月紧急指示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
（4）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3]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4]。
编辑本段收尾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编辑本段后果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
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
编辑本段反思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