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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剧照
《阿凡达》拍摄现场
凭空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疯子才能够完成
本刊记者 刘子超 王大骐
1. 8岁的一天，卡梅隆感到世界要完蛋了。那是1962年，古巴核弹危机爆发，卡梅隆在自家的茶几上发现一本建造防核尘地下室的手册。后来他说，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此之前，他关心的只是要在路灯点亮前骑车回家——听爸爸的话。
“曾经，我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和平安宁的，”卡梅隆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我们所在的世界可能在任何一瞬毁灭。”
从那时起，卡梅隆开始着迷战争，而那些躲在毯子里、打着手电筒、彻夜阅读科幻小说的经验，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可是21世纪的世界并没有像他小时候所想的那样完蛋。“阿西莫夫说，科幻小说的读者是一群从现实逃亡污浊的、被核战争困扰、人口负荷过重的世界的人，”如今卡麦隆觉得这不是一种纯粹的逃避主义，而是对未来的建构，“经历过1960年代的一切，科幻给予了你一种有趣的视野，让你用一种末世情怀来思考世界，而我也始终没能摆脱过‘末世’这一主题，甚至连非科幻片（泰坦尼克号）也不例外。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末世’。”
这个早熟的男孩，最终成长为好莱坞描述末世图景的国王。从2029年的机器人战争，到1912年的巨轮沉没，再到潘多拉星球的殖民与反抗，卡梅隆的每部电影背后都埋藏着童年深处的恐惧。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如何通过人道和灵魂进行自我救赎。
2. 如今，卡梅隆已经56岁。
他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电影一直是造价最高昂的，打破他的纪录的只有他自己。《终结者2》是第一部制作花费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首次刷新了2亿美元，现在《阿凡达》的造价高达3亿美元。
在牌桌上，卡梅隆的策略通常只有一个：一次性把全部筹码推出去，甚至有时还追加上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胜利女神总是偏爱神勇的国王。《终结者2》全球票房收益5.19亿美元，《泰坦尼克号》至今保持着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18亿美元，而《阿凡达》，根据最新数据，已在全球狂卷13.5亿美元。
相比于乔治·卢卡斯的外太空史诗片、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惊悚科幻，卡梅隆的电影更血腥，影像更有冲击力，但骨子里却暗含深情。在卡梅隆看来，《阿凡达》就是一部关于女人，关于人们如何相爱的电影。男女主人公虽然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化，但一句“Iseeyou”却成为他们重新审视世界的开始。
“他是那种典型的技术型小子，”斯皮尔伯格说，“但却能把故事讲得楚楚动人。”
作为一个8月16日出生的狮子座导演，卡梅隆内心深处的温情往往被外表张扬的霸气掩盖。他一直在造梦，而且每一个梦都影响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他从不曲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不顾一切地制作出心目中理想的电影。
“只要听到‘你不行’、‘你不可能’、‘你办不到’这样的字眼，他就会勃起，”与卡梅隆相交多年的演员比尔·帕克斯顿说，“外界的质疑声一直是成就卡梅隆电影帝国的基础。”
对于那些阻拦自己前进的障碍，卡梅隆总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把自己视为一头荒野上的独狼，甚至会咬伤那些伸出的援手。“告诉你的老兄，他正被菊爆，如果他不乱动的话，也许就不会那么疼了，”这是他在片场让福克斯制片人给公司高层带的口信。
卡梅隆讨厌不像他一样发疯工作的人。一次制片人兰道被卡梅隆训斥：“为什么你皮肤晒黑了，这里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一天在这里工作14个小时，只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和第二天早上看到太阳。”
他总是不断地透支自己，把自己放逐在崩溃的边缘。一次在片场，卡梅隆看着自己手上浸满的道具血浆说：“从以前的电影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我都沾满了如此之多的鲜血。”
卡梅隆的骨子里充满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豪地活着，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即便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卡梅隆说，“在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多少人值得信任，与你握手不如说是敷衍。他们想跟你签电影合约，不过是因为你有用，是个成功的导演。我讨厌好莱坞这种势利的行为。我可不想因为做出了点成就，就被人捧得高高的。”
3. 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小镇。2004年，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愤怒的卡梅隆撤销了美国国籍的申请。卡梅隆的父亲是一家纸厂的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下来就具有工程和艺术两方面的天赋。他曾经带领小伙伴们制造过一个足以在地面上留下弹坑的抛石机，还用一个自制的潜水艇把一只老鼠送到了尼亚加拉河底。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他的梦想是写作科幻小说，并为它们绘画插图。
“现在想来，做电影导演是我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电影就是用画面讲故事，”卡梅隆说，“不过那时，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导演。”
卡梅隆第一次考虑把电影作为职业是在1968年，他独自看完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部片子票房惨淡，1500人的电影院只坐了寥寥数人。当卡梅隆晃晃悠悠地从电影院出来，他坐在路边，开始呕吐——被电影中迷幻般的镜头弄得晕头转向。正是这一刻，卡梅隆完成了从电影迷到电影人的蜕变。更确切地说，他开始迷恋电影特效，他希望自己成为那个使宇宙飞船看上去栩栩如生的家伙。
卡梅隆找到一本介绍《2001太空漫游》的厚书，尽管对其中的电影名词一知半解，他仍然开始按照书中的模型制作宇宙飞船。他始终不明白电影的特效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把《2001太空漫游》反复看了10遍，只为弄明白他所看到的一切。
有趣的是，1994年拍完《真实的谎言》，卡梅隆找到已经隐居的库布里克，与他一起观看自己的新作。影片中，施瓦辛格驾驶鹞式战斗机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上挂着个恐怖分子，穿过写字楼，击中一架直升机，轰隆爆炸！卡梅隆反复播放这组镜头，让库布里克看懂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7岁时，卡梅隆一家搬到了南加州的橘郡。他被一所大学的物理系录取，却很快对课程感到失望。“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卡梅隆说，“但你知道，我并不想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他退学，和一个汉堡包连锁店的女招待结婚。
那是一段自我放逐的岁月。他抽大麻，酗酒，一度给学校做卡车司机。“我成了蓝领工人，”卡梅隆说，“但我一直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思考，我绘画，我写作，我想着电影。”
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取得巨大成功，这直接刺激到卡梅隆。他开始到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复印那些电影视觉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他研读了两大麻袋论文，仅仅花了几百美元的复印费，就完成了美国最好的电影学校的视觉专业课程。
“从一开始，我就被电影特效吸引，”卡梅隆说，“我对电影史的兴趣几乎为零，我根本不知道亨弗莱·褒加是谁。”
这期间，卡梅隆拍摄了一部人与机器人之战的科幻短片。这部片子让他获得了好莱坞制作人罗杰·科曼的青睐，正式进入了电影行业。
科曼的工作室堪称当时新一代电影人的摇篮，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在拍摄《星空大战》（BattleBeyondtheStars）时，卡梅隆奉命设计片中的宇宙飞船。他获得了科曼的褒奖：“他画的草稿棒极了，是我见过最好的。”
卡梅隆对工作格外投入，经常干至深夜。在他的世界里，早已没有前后左右之分，只有宇宙飞船的舱头舱尾、左舷右舷。卡梅隆很快脱颖而出，第二年就升职为《恐怖星系》（GalaxyofTerror）的特效导演。他的雄心勃勃自然也招来非议。“工作室的人大都讨厌我，”卡梅隆后来说，“可我不在乎这些。”
4. 1981年，卡梅隆成为《食人鱼2：繁殖》的导演，这是他第一次获得执导影片的自主权。他来到意大利，发现电影的经费严重不足，而和一口意大利语的工作人员相处也并不愉快。
在近乎隔绝的境地里，卡梅隆每天只睡3小时，几乎单枪匹马地完成了所有工作。拍摄完毕后，制片方出于对这个羽翼未丰的导演的轻视，不让他参与影片的最终剪辑。怒火中烧的卡梅隆用一张信用卡撬开了工作室的门，自己设法学会了意大利的剪辑机。
夜复一夜，卡梅隆溜进工作室，剪辑自己的电影，而饥饿、贫困折磨着他，终于把他击垮在罗马的一家小旅馆里。睡梦里，他梦见自己被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杀手追杀。梦境是如此清晰，以至他被惊醒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是电影史上没有的。
在分析了10部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后，卡梅隆发现，让普通人置于死地而后生是电影最吸引人的桥段。于是他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14年，经过和机器人的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现代文明已经灰飞烟灭。人类最终胜出，然而机器人派出一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勇士回到1984年的洛杉矶，他的任务就是杀死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未来的人类领袖，以及他的母亲。
剧本最终来到阿诺德·施瓦辛格手里。这位昔日的健美冠军在餐桌上兴奋地和卡梅隆谈起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演出终结者的关键在于压抑人类的一切情感，表现出机器人的冷酷无情。
尽管如此，在付账时，冷酷的施瓦辛格还是拿起了账单，因为开着辆破雪佛兰的卡梅隆身无分文。
工作时，卡梅隆总能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他变成一个疯狂的完美主义者。“他会事先在头脑中设定好每一个细节，”施瓦辛格说，“即使出现一丁点差错，他都会暴跳如雷。”
“你做得糟透了，”拍完一个镜头后，卡梅隆毫不客气地对扮演机器人的施瓦辛格说，“人类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差。”
尽管有时气得要命，施瓦辛格还是被卡梅隆的敬业震惊。在拍摄特技镜头时，卡梅隆都会亲历亲为。“他不带任何防护措施，多危险的动作都毫不犹豫，”施瓦辛格回忆，“很多次我都对自己说，这个人一定是他妈疯了。”
卡梅隆曾信誓旦旦地对施瓦辛格说，不用担心台词太少，“这会是全年最令人怀念的角色，甚至10年内都是。”如今，施瓦辛格在电影中的台词——“Hastalavista，baby（再见，宝贝）”、“I'llbeback（我会回来的）”——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我们将终结全球变暖，”在竞选州长时，施瓦辛格操着他标志性的语言说，“我们将对犯罪行为说‘Hastalavista’。”
《终结者》在票房上大获成功，本来负责这部影片发行工作的Orion影业公司高层并没有看好它，打算草草地放映一周了事。然而，这部小成本（650万美元）的电影却在全球掳获了7800万美元的票房。即使取得了成功，影业公司仍然没有为电影追加一分钱的广告。
“我对这样的决定失望至极，”卡梅隆愤怒地说，“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摊狗屎。”
当初，为了能导演自己的电影，卡梅隆不惜以1美元的价格，把剧本卖给制片人高尔·安尼·赫特。电影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赫特。她和卡梅隆开始拍拖，在时速120迈的车上，卡梅隆会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给她打电话。对卡梅隆来说，爱情是一种对创造力的催化。不久之后，他执导了《异形》的续集。当演员西格妮·韦弗第一次来到片场，她就被镇住了。
“我从大学开始，就致力于枪支的监管，”韦弗说，“可当来到片场，我看到无数支枪，全部是吉姆（卡梅隆的昵称）亲自设计的。”
5. 《异形2》使韦弗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而卡梅隆亦凭借此片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对卡梅隆来说，拍电影就像是打仗，获胜经常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拍摄《深渊》（TheAbyss）之前，卡梅隆找到莱昂纳多·戈德伯格。“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卡梅隆盯着这位福克斯公司的老板说，“一旦电影开始拍摄，唯一可以阻止我的方法就是杀了我。”戈德伯格吓得一身冷汗，完全相信眼前的家伙所言非虚。
直至今天，《深渊》仍是电影史上拍摄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它讲述了一个美国核潜艇突然被撞击沉入深渊，几位钻油工人奉命救回潜艇队员的故事。卡梅隆在南加州一家废弃的核电站建起一个能容纳800万加仑水的巨大水箱。为了模拟深海效果，卡梅隆把大量的浮力球平铺在水面上，遮挡自然光线。整部电影都要在水下拍摄，主要演职人员都必须具有潜水资格。拍摄期间，演职员每天要在水下呆10小时。很多时候，他们日落后开始工作，凌晨2点才爬出来午饭。
和演员一样，卡梅隆也戴着防水面具。不过一个单向的对讲机允许卡梅隆像国王一样向水下传达命令，而演职员却无法回应。“这可能是每个导演的梦想，”卡梅隆说。不过，艰苦的拍摄很快使演职员发明了一套手语。大拇指朝上表示“要崩溃了”，两根大拇指朝上则表示崩溃和绝望的程度加深一倍。
卡梅隆依然身先士卒，他和演员们一起长时间呆在水下。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他才会去要求他的部下。经过最初阶段的热火朝天，疲劳开始像吸血鬼一样折磨每一个人。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蓝色潜水服往往一两天就被漂白成灰色。头发和眉毛也难逃厄运，当人们爬出水箱，漂白的眉毛迎着冷风脱落。
主演艾德·哈里斯至今无法忘记每天拍摄结束后被拖回酒店的情景。有几次，这位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演员，甚至像小女孩一样哭泣起来，可第二天一早又不得不重回片场。
只有卡梅隆从未动摇。坚定的决心是他力量的源泉：“拍摄中困难不断，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泄气，只能让我鼓舞。”
由于担心超支，福克斯派出一位资深制片人来到片场监工。他坐着租来的卡迪拉克，西装革履，告诫卡梅隆要缩减拍摄计划和开支。悲剧发生了。“和吉姆打交道，你要先明白两件事，”《深渊》的摄影师说，“第一，他讨厌被叫做吉米；第二，他不愿意陌生人碰他，不幸的是，那位制片人把两件事都干了。”
拍摄《深渊》时，女主演玛丽·伊丽莎白便因与卡梅隆意见不合，闹得很不愉快，而卡梅隆和赫德的婚姻也陷入危机。人们记得当时赫德的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
跟卡梅隆合作过的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一部分人觉得他不可理喻，但同时大家又都以拥有一件写着“你吓不倒我，我跟詹姆斯·卡梅隆一起工作过”的T恤衫而自豪。
当有人向卡梅隆求证，是否因他要求过高而让别人觉得他很难相处时，卡梅隆说：“我觉得做得更好不是什么错，对电影工作来说更是如此。”
《深渊》为电影特技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水下特技效果。卡梅隆运用各种方法表现水下奇观，启发了一批电影人，之后的《猎杀红色十月》、《红潮风暴》和《U-571》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卡梅隆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也运用了在《深渊》中实践过的多种特技手段。
《深渊》中开创的另一个特技技术更具有革命性的影响，那就是它首次在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电脑生成影像。这种技术不但解决了利用模型难以拍摄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生物体的困难，创造了令人信服的海底游泳智慧生物形象，而且创造了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会变形的水柱，这种电脑生成变形物体的技术改变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