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五十五回白登之围
在这个星球上，决定一个地理单元潜力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水资源状况，有水人类才能生存，而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才能去开发土地的潜力。对于远离海洋的这片干旱地带来说，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有高山流水滋润的土地，都有机会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演绎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而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因河流枯竭湮没在沙漠之中的古代文明，更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相比那些被沙漠吞噬的，曾经的绿洲，河西走廊是幸运的，因为它背靠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原水塔—青藏高原。虽然从整体上看，正是因为青藏高原的阻挡，加剧了整个亚洲中部的干旱状况，但这并不妨碍青藏高原之上的雪水，为它的边缘地带来一抹绿色。
其实即使不考虑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紧密对接的关系，匈奴右翼的部落联盟，在试图向南寻找新的草场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与大湖盆地同经度的区域内，紧贴青藏高原东北角的河西走廊，是唯一成规模的绿地。作为河西走廊“靠山的”祁连山脉，其4至5000米的平均海拔，使之更有机会拦截到更多的水气。而西北—东南的走向，也使得祁连山脉比之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更能接触到来自太平洋的水气。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风水”一词的话，作为东亚大陆，最后一块能明显接收到太平洋水气的板块，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在历史上，能够比较稳定的成为华夏农耕区的一部分，与大家能够同享同一“风水”带不无关系。
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土高原之上的华夏族，应该更有机会渗透到河西走廊。问题是，对于这个从黄土中，发现农业潜力的族群来说，东部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毕竟，在与华北平原等东部板块相比，河西走廊可供农业开发的那些土地，就不算什么了。只是当游牧民族，从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央之国造成强大压力之后，华夏文明才会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农耕线尽量往西、北两个方向推进。在压缩对方游牧空间的同时，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缓冲之地。
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让西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和蒙古高原的亚洲游牧民族，有机会先行一步渗透至此。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技术上有先发优势的欧洲游牧民族，是最先渗透到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至于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如果也就想把牛羊放牧到河西走廊，反而要比华夏族要更困难。因为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是大片的戈壁荒漠。如果来自中部色楞格河流域的游牧部落，想染指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必须穿越蒙古戈壁、阿拉善戈壁两片荒漠地带。考虑到困难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个战略方向显然不是选项。因为仅仅穿越蒙古戈壁，色楞格河的游牧民们，就可以很快看到阴山北麓的草原，并觊觎长城以南的财富了。相比单于自己率部从色楞格河流域到达河西走廊的距离，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右贤王诸部，渗透到河西走廊的距离就要近上许多了。在翻越了海拔不算太高的“戈壁阿尔泰山”之后，阿拉善戈壁，是他们进入河西走廊腹地的主要障碍。
既然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匈奴人争夺河西走廊的道路都绕不开“阿拉善戈壁”，那我们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片比蒙古戈壁，还要干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结构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以及范围。在《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上》，我们很容易找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边界：戈壁阿尔泰山——阴山山脉——贺兰山——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北山”）——河西走廊。对于希望从一般行政地图上，了解阿拉善戈壁大致位置及范围的朋友，这一点也很容易做到。如果我们把“内蒙古”的轮廓看作一条“龙”的话，阿拉善的位置就是龙尾。要是你手上的地图，能够标示出地区一级的行政边界的话，很快就能够看到，这片戈壁的行政名称是“阿拉善盟”。
附：匈奴右翼地缘结构图
从行政地图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阿拉善戈壁的地理范围，也同样能够锁定河西走廊的位置。哑铃形状的甘肃省，其轮廓本身就显露出了它的建制使命—连接西域与黄土高原所代表的“华夏核心区”。西域地区的东大门“北山”（天山最东端），以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陇西、陇东二高原，是这个哑铃的东西两端。而中间细长的地带，就是“河西走廊”了。
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理解河西走廊位置的重要性都不是一件难事。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域、蒙古高原四大板块的交汇之处，使得河西走廊的那条狭长的绿色带，承担了太多的地缘使命。然而说到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想来却会有很多人有误区。因为从板块的角度来看，河西走廊的绿洲带并非我们从表面所感觉的那样，是一条带状。
如果仅仅从交通枢纽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注的，的确会是河西走廊紧贴祁连山脉的那条走廊地带。在这条走廊之上，汉帝国在驱逐匈奴人之后，所建立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城，至今仍然在中国的行政地区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当我们在审视河西走廊原始的地缘潜力（有多少绿洲，能承载多少人口）时，视线就必须向北延伸了。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从甘肃地图的外轮廓上看出端倪了。在这个甘肃哑铃状的外轮廓上，河西走廊所代表的中间地带，并非是条边缘光滑的带状，而是在东北方向有两个明显的凸起。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这两个深入阿拉善戈壁的凸起，只是一片对农、牧双方用处都不大的荒漠，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划入一个位列核心区的省份的。也就是说这种行政分割法，很可能意味着这两个区域内，存在着足以让双方争夺的绿洲。事实也的确如此，甘肃中部的这两个凸起的确是两块依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居延泽和潴野泽。这两个标签的得名，来自于历史。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二千多年前的标签有些陌生和拗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额济纳河绿洲”和“民勤绿洲”来代替。前者来源于滋养这片绿洲的河流（额济纳河），后者则得自建制在这片土地上的县级行政区（民勤县）。
居延泽和潴野泽两个古地名，明白无误的表明了这两片绿洲，在历史上是和一片湖泊伴生而成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额尔济纳河下游，紧邻中蒙边境的地方，看到有两个小型湖泊存在。而在两千多年前，又被称之为“居延海”的大湖，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面积堪于现在中国的第一大湖——青海湖相比。如果宽阔的湖面，能够为周边地区带来多少绿色，就可想而知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河西走廊绿地的一部分，居延海畔发生了无数故事，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发生在西夏时期。这倒不是说西夏对于居延泽绿地的经营，有着过人之处，而是因为西夏人在居延泽畔所建立的重要据点——黑水城。黑水城得名于“黑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额济纳河（也称“弱水”）。20世纪初在这座被沙漠所湮没的古城中，俄国探险家发掘出了无数珍贵的西夏文物。这些被俄国人带走的文物，在西方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也第一次把这个消失的古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并且让对西夏的研究，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课题。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说，这又是显得那么的无奈，因为你必须仰仗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才能更清晰的了解，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说到这里，顺便澄清一个误区。曾经不止一次有朋友问，为什么西夏仅仅凭借西套平原，就能够和辽（金）、宋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实际上，西套平原只是西夏国的核心区。在西夏的版图中，包括居延泽绿洲、潴野泽绿洲在内的河西走廊绿洲，以及河套地区的后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都曾经完全属于西夏（自然也包括这些绿洲相间的整个阿拉善戈壁了），其控制区甚至还渗透到了前套平原、陇西高原、陕北高原的边缘地区。这样的控制区，基本就相当于匈奴右贤王在漠南的领地了。如果中央之国，处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国力，解决掉这个强悍的邻居的。可惜的是，正处在多方角逐的阶段，宋、辽（金）二国的百年对峙，让西夏在与两大强邻的政治斡旋中获得了生存空间。当然，如果西夏本身的地缘潜力太弱，还是没有资格做到这点的。而在之前汉、唐帝国对西北这些水草丰美之地的农业开发，无疑极大增强了西夏领土的地缘潜力（前提是党项人必须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很显然，他们做到了。）
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延伸农业线的过程。这种以农为本，人地合一的做法，固然是华夏文明能够历经千年而不倒，并且越做越大的根本原因，但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在那些农牧相接处开展大规模农业活动，其环境代价也是很惨痛的。相比自然生长的草场，种植农业所需要的用水要多的多。当然，相应的，产出和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也要高的多。只是这样一来，在人口压力下，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了。这种情况，在河西走廊板块尤为明显。
黑水城遗址能够留到20世纪初才被人发掘，很大程度倒是要“感谢”环境的恶化了。正是因为原来的绿洲变成了沙漠，才使得那些残留在城内的文物，能够摆脱自然的侵蚀和后人的进一步破坏。与名声在外的黑水以及“黑水城”相比，河西走廊绿洲带的另一个凸起——潴野泽绿洲（后为匈奴体屠王所据，又称“休屠泽”）的名声要小些，但二者命运却是相似的。由于自汉帝国强势渗透河西走廊之后，为潴野泽带来祁连山雪水的“石羊河”两岸农业开发过度，这个在二千多年前，曾经长100公里，最宽处有50公里的湖泊，最终在上个世纪完全干涸了。而“民勤县”这个建制于民国的县级行政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多是当地居民如何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试图在沙漠中固沙植绿的勤勉之举。
从地理结构上看，居延海和潴野泽之所以能够成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地应该要低于周边地区，呈凹陷状态（盆地）；二是需要有河流为之补水。由于为这两个盆地区补水的额济纳河、石羊河，所穿越的是气候干燥的阿拉善戈壁，因此在这两河流域最初的绿洲状态，其实是和尼罗河流域有些类似。即上游靠近高地处由于最接近水源地，支流众多，绿色之地的纵深较宽。而下游低地作为河流的最张归宿，同样也可形成大面积的湖泊及绿地。反倒是中游地区，绿洲呈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这样一种结构，使得我们抛开河西走廊的概念，单看额济纳河、石羊河流域的情况，应该也是两条呈哑铃状的绿洲带。然而由于周边环境的不断恶化，现在整个河西走廊的绿洲，实际上都是呈点状，而非连接在一起的带状了。
对于蒙古高原之上的匈奴人来说，额济纳河、石羊河两条河流，能够冲破荒漠的包围，以阿拉善高原的腹地形成两条绿洲带，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情。这样的话，当他们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很快就能够看到大片的优质草场了。尤其是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海”和它周边的绿洲，甚至已经延伸到了戈壁阿尔泰山的南麓，（所以居延海在历史上，战略地位更重要）。这种结构，无疑大大拉近了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的地缘关系。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比较清晰的了解，匈奴人和他们之后蒙古高原西部游牧民族的南下路线了，在翻越戈壁阿尔泰山之后，居延海会是他们必须夺取的第一个据点。接下来便是顺额齐纳河南下，南下至祁连山麓，然后向两翼扩张，直至占据从敦煌至武威的河西走廊带。当然，包括潴野泽在内的石羊河中下游地区，也是这个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当包括两个凸起的河西走廊绿洲带，都处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时，他们就可以考虑到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区打猎了。在此之前，兴起于陇西的秦人，已经帮助中央之国，把黄土高原最西部的亚板块——陇西高原尽数纳入了华夏核心区。现在位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会兰州，所辖之地就是陇西高原的最西部（秦汉归属于“陇西郡”）。
仅仅是凭借河西走廊的地缘实力，想与统一的中央帝国，甚至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进行PK，还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当游牧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他们只需要再穿越不太长的沙漠之路，就可以在黄河西侧找到一个独立的，水草丰美的地理单元——西套平原。占据西套平原，不仅能够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再获得一片优质草场，更可以让他们在河套地区，进一步拓展空间。
我们前面也说了，在匈奴人成功渗透河西走廊之前，这片土地是被以大月氏为核心的，欧洲游牧民族所控制的。基于西套平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关系，匈奴人如果想在穿越戈壁沙漠后，直接插入到西套平原，以控制这个独立地缘板块的话，很有可能也会遇到那些先行到此的欧洲游牧民族的阻力（倒不一定是大月氏人了）。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和秦人交战了数百年的“西戎”部落，到底有没有包含一些白色游牧部落，一直是有些争论的。以大月氏人最后的位置来看，在此之前如果有欧系游牧民族，渗透到黄土高原，甚至渭河流域，并被记录进先秦的历史中，也是很有可能的（好像就有人怀疑，秦人所解决掉的，最后的西戎强敌“义渠”，就有可能是大月氏人的近亲）。
因为记录历史之人，也未必真的清楚，他记下来的信息是否全面、正确。我们只是从地缘的角落，来梳理大的脉络罢了。
回到匈奴人的话题上，匈奴人对河西走廊感兴趣。除了这一带有不错的水草资源，以及接近农耕区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河西走廊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往往把东西方交流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并将开辟这条商道的功劳，记在了汉帝国和张骞的名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东西方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控制这条自然商路的，是那些熟悉路径的，逐渐从欧洲渗透过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只不过，在没有强大统一政权控制、维护商路时，这种商业、文化传播，很大程度是呈接力棒形式，相对缓慢的传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骞正式开辟丝路，并从官方层面把汉帝国做成了商路的终端（后果就是交易量有了质的飞跃），其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不管东西方商路的开辟，原始功劳应该记在谁头上，河西走廊的价值都是没人能够否认的。这条在荒漠压力之下，依靠祁连山庇护而存在的绿洲带，用“咽喉要道”来形容并不为过。无论西来的商路有多少条，如果想要对接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河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有了这份附加值，匈奴人进占河西走廊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河西走廊的具体结构（这里指的是靠祁连山麓的，狭义的走廊带），我们在历史进展到张骞通西域阶段时，会详细解读的。对于刚刚建立的汉帝国，以及已经渗透到了阴山之麓的匈奴帝国来说，河西走廊暂时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这时的焦点，甚至不是赵人曾经强势渗透进的河套平原，而是大同盆地。因为当中央之国在忙于内部整合之时，匈奴人已经乘虚而入，不仅控制了阴山南北，还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陕北高原、山西高原的北部。如何在稳定新生帝国内部结构的同时，解决北方边患，成为了刚刚登上帝国最高权力宝座的刘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附：白登之围示意图
在解读完蒙古高原和匈奴帝国基本的地缘结构后，我们要把视线拉回到阴山以南了。因为在刘邦志得意满的建立属于他的刘氏王朝之时，匈奴人已经越过了阴山，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这里所说的河套地区，不仅包括前套、后套、西套三个水草丰美之地，以及占据河套腹地大半的鄂尔多斯高原，甚至还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关中平原为了防范北方威胁，所建制的最北部的重要据点——上郡的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也成为了匈奴控制区。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入主河套地区了。之前一次，也是在中央之国内部的博弈白热化时发生的。当时代表中央之国控制河套平原的赵国，不得不将北地边防军，作为最后的生力军，调回河北平原与秦军决战。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战胜项羽就意味着中央之国的统一的话，汉帝国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将北方控制线推进到阴山分水岭。在那里，秦帝国以及更高的赵国，已经帮助新生的汉帝国，修筑起了一道长城。然而处在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体系过渡的历史阶段，刘邦的帝国统一之路，注定不会那么平坦。在感觉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统一的牺牲品时，绝大部分在灭秦、楚汉战争中封建为王的“诸侯”，都先后叛乱了。这其中，甚至包括最先投入刘邦阵营的诸侯王——韩王信。
韩王信的叛乱，多少让人感觉到有些意外。这个因血统原因，而勉强挤入项羽封建体系的“王”，可以说是异姓诸侯中，最没有理由反对刘邦的。一开始就被项羽完全架空的尴尬地位，使得韩王信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忠实的服务于刘邦阵营。如果刘邦重拾封建制度的话，韩王信所治的“韩国”，很有可能是刘氏封建体系，最坚定的拥护者。很可惜，尽管刘邦个人并不认为，象秦帝国那样用“休克疗法”，用强制手段，一下子把诸侯割据的中央之国，跃进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治国的好办法，但他却从周人那里，认识到血统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汉帝国可以给封建诸侯留下一席之地，但帝国的腹地，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政权，或者刘姓诸侯手中。以韩地的位置，无疑是绝不能留给外人的。哪怕这个“外人”在忠诚度方面暂时并无问题，能力方面看，似乎也不足以为害。
既然刘邦准备把韩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那么就必须为这位“韩王”找一个新的封建之地了。如果按照战国时代的地缘标签来划分，新“韩国”的选址是在赵地之上。不过这里所说的“赵”地，并非是赵国后来的核心地区——河北平原，而是山西高原北部。简单点说，就是河东之地以北的太原、忻定、大同三盆地。
尽管后世有人认为，将韩王信迁地建国，意味着刘邦对他的不信任，但结合当时刘邦决定压缩异姓诸侯空间的大背景来看，这种安排并不能算是针对韩王信的。相反，在刘邦吸取项羽的教训，将帝国的核心板块定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时，将韩王信放在与自己的北边，直接拱卫帝国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信任了。这意味着刘邦把帝国的北大门，交给了异地重生的“韩国”。从韩王信所受封的位置来看，他的战略任务无疑是用来防御匈奴的。鉴于匈奴的强大，很多朋友在遗憾，如果把另一位兵圣级别的“韩信”（韩王信亦称“韩信”，只是为了区别我们所熟知的韩信，史家方在其间加一“王”字），放在北方藩屏的话，汉帝国是否会更有机会，早一天打败匈奴。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把韩信放在与匈奴作战肯定会比“韩王信”要有力的多。不过对于天下在手的刘邦来说，在用人方面对“忠诚”二字的考虑，要多于“能力”。让在楚汉战争中独挡一面的韩信，继续因为战争的原因拥兵自重，对于帝国今后的运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帝国封建给新“韩国”的领地中，无论从位置、结构，还是历史来看，位于太原盆地北端的“晋阳”（今太原）都是当然的地缘中心。因此在刘邦最初的策封当中，晋阳城也是韩王的新都。不过韩王信却提出了异议，建议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设在大同盆地南部的“马邑”（今天山西朔州）。从战略角度来看，韩王信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的注意力，是在中央之国内部争霸，那么晋阳城更深入核心区的位置会是优势。而如果你的敌人确定在北方时，自己的指挥中枢离对手间隔两个大的地理单元，就不是好的选择了。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虽然大部分帝国的统治者，不会真的把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地区，但作为明确为国守边的诸侯、藩镇来说，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存在的价值）。
韩王信这种主动前突的做法，显然有着表忠心的成份在里面，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没有理由不接受。不过，无论是刘邦还是韩王信，都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很快，匈奴人就轻易突破了韩国的防线，将马邑重重包围（公元前201年秋）。现在，摆在韩王信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或是投降，或是战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很难做到慷慨赴死的。韩王信也不例外，他的选择是和匈奴人合作，并将战火引向帝国的核心区。以当时的背景来看，这并不是韩王信个人的选择。因为包括燕、代在内的北地诸侯，在背叛汉帝国之后，都选择了和匈奴人合作。在刘邦明显有意重整帝国结构的背景之下，这种出于自保而作出的选择，也是一种本能了。在之前的楚汉战争中，这些本来指望在世代交替中投机一把的诸侯们，就经常在楚、汉阵营中变化。包括韩王信，也曾经在荥阳之战时归降过项羽（后来又逃了回来）。
关于诸侯们在楚、汉相争中变换阵营，与在汉匈之间作出选择，是否有本质的区别，并不是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因为韩王信的背叛，汉帝国的北方门户实际上已经被打开了。在韩王信的带领之下，匈奴人的军队轻易的穿越了天险“雁门关”，将战火烧到了晋阳。对于合作双方来说，他们的诉求并不相同。简单点说，此时的匈奴人，并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在他们的眼中，汉地还只是一块物产丰富的猎场。与汉地反叛者的合作，能够让他们轻易的深入农耕区的腹地，去猎取更多的财富、人口；而对于那些叛乱的北地诸侯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则是匈奴人在战略上的支撑，能够帮助他们割据对抗中央政权。
正是由于这种诉求的不同，包括韩王在内的叛乱诸侯，其实并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帮助他们稳定防线，割据一方。更多的时候，南下的匈奴人在劫掠得手之后往往会迅速的后撤，与汉军决战的任务，依旧要由叛乱诸侯们自己来完成。韩王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如此。当他试图挟匈奴之力，在太原盆地以南建立防线时会发现，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了。
从秦末起兵时起，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刘邦，对韩王信叛乱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仅仅在韩王信叛乱的第二个月，汉军主力就集结好开始北上平叛了。汉军之所以反应如果迅速，是因为这些兵力，本来是准备北上去解马邑之围的。只不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去平叛了。然而韩王信反叛，并率军南下去稳定自己领地中原为后方，现为前线的部分时，似乎并没有影响汉军北上的计划。也就是说汉军主力并没有试图随之南下与之决战，而是快速插至忻定盆地的北部，在攻下恒山山脉南麓的重镇“霍人县“（今繁峙东）后，穿越雁门关，攻击韩都“马邑”。汉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应该是很出乎韩王信的意料的。因为按照正常方式，汉军肯定应该先解决掉突前的韩王信部，然后不断攻击前进，逐次收复失地。现在这样直接插入大同盆地的做法，等于是抄了南下叛军的后路（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是张良提出的）。
对此更应感到意外的，是那些留守在大同盆地叛军。当汉军主力突然出现在马邑城下时，马邑城中能否组织出有效的防守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汉军拿下了马邑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继续肃清大同盆地的叛军，或者南下歼灭韩王信的主力，而是由马邑北上，进入了吕梁山脉北部的山地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同盆地的结构和马邑的位置了。所谓“大同盆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地理标签来代替，就是“桑干河上游河谷地带”。也就是说，这片低地区是由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冲积而成的。由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既可以从大同盆地西部的河套之地攻击大同盆地的西南部；也可以直接从阴山山脉北麓穿越阴南丘陵地带，或者先占据张家口盆地等，桑干河中游盆地后，由大同盆地的东北角攻入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实际上是呈双中心的状态。既由西南角的“马邑”以及东北角的“平城”，来共同分担防御任务的。即使是在今天，整个山西北部的行政建制，依旧是遵循这个规律一分为二的。只不过“马邑”现在被叫作“朔州”，平城被叫作“大同”罢了。
在战国阶段解读赵国的北扩时，我们其实已经解读过大同盆地西北山地的地理结构了。就这片山地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两山之间没有发育出大的河谷平原，农、牧的价值都不大），争夺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无论是中央之国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还是游牧民族想从河套平原进入大同盆地，都必须穿越它。如果汉军执意要进入马邑以北，由管涔山与洪涛山（前者是吕梁山的北延，后者被认为是阴山的南延）包夹而成的山地地带的话，就很可能与匈奴人直接交火了。
在没有解决完内部问题时，就以匈奴人为主攻目标，似乎显得不够明智。然而兵锋正盛的汉军还是这样做了，汉军在穿越杀虎口进入前套平原之后，与措手不及的匈奴骑兵数次接战并取得了胜利。不过汉军的这次突击行动，更象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警告，而不是针对匈奴的战略反击。在北地诸侯叛乱，皆与匈奴幕后支持的情况下，这种战术性的警告并不算多余。不过对于孤军深入的汉军来说，在没有做好战略准备，并且后方有叛军活动的情况下，长时间在对手纵深活动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攻击大同盆地、前套平原得手之后，汉军主力旋即穿越雁门关，回头去收拾还在山西高原腹地渗透的韩王信。
以汉军的实力，对付反叛的韩王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双方的决战并非发生在晋阳一带，而是在上党高地的北部，上党郡的铜鞮县（山西沁县）。在北有汉军主力回师追击，南有河东汉军堵截的情况下，退入上党高地据险以自保，是韩王信和他的部下唯一的选择。不过对于韩王信来说，无论在太原盆地以北地区，还是上党高地都没有什么民众基础，试图割据于此的想法并不现实。在战国的记忆还牢牢的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时，这些土地上的民众会认定自己的地缘属性为“赵”。如果是一个赵国王族的成员来对抗中央政府，在大局初定的时候还是很有市场的，但如果是一个“韩国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韩王信在铜鞮之战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资本割据为王的话，等他带着少量亲随逃回大同盆地后，就会彻底认清形势了。鉴于汉军主力急于南下寻找韩王信的主力决战，汉军并没有时间肃清恒山南北的叛军。这片战国时期属于赵国高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用“代”的标签来标注的土地（以区别河北平原的赵地核心区），在楚汉战争中，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并没有太深的介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这样一个经历，也使得代地之人对于“赵”的认同感，要高于正在形成的，统一的“汉”的国家概念。
在韩王信这个空降的“王”授命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邦，来管理“代”地时，顾忌到中央政权的强大，代地中那些不愿意就此融入汉帝国的人，可能还会静观其变，暂时接受这个“王”。但当这位准备在赵国故地新建“韩国”的王，本身就成为中央政权的弃儿时，就不用指望他能够依靠赵地民众的支持，东山再起了。逃回大同盆地的韩王信，很快就知道了，这些原本归于自己治下的，高地上的赵国人，已经推选出了属于自己的王——血统上属于赵王后裔的“赵利”。鉴于他们高地赵国的属性，这个准备依靠与匈奴合作，割据一方的新政权，仍然继承了“代国”的标签。不过，如果最终能够形成割据格局的话，河北平原的赵国故地，势必会成为他们扩张的方向。在普通民众，还抱有源自战国格局的地缘属性时，这种扩张还是有地缘基础的。
当韩王信彻底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时（回到韩地发展，更是没机会），他唯一的归宿就是归顺匈奴，成为匈奴帝国治下的臣民了（之前有本钱时，是合作关系）。尽管从心理上，很少有汉地之人，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夷狄的一份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安全。而现在对于汉帝国来说，韩王信个人的生死与否，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因为新“代国”的崛起，意味着一切又回到了韩王信叛乱时原点。主力已经置于山西盆地南部的汉军，必须又一次的北上平叛。
如果对手仅仅是代地的叛军，刘邦并不认为这种反叛会有很大威胁。毕竟在经历过与项羽的战争后，汉军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以及亲信的军事核心圈。加上掌握中央之国大部分资源的背景，任何异动的诸侯，都不会动摇帝国的根本。只是很明显的是，代地的这些反叛者已经和匈奴人结成了紧密同盟。正确判断这些匈奴人的战力和动向，是能否彻底稳定北方边郡的关键。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在上一阶段的平叛中，其实已经和匈奴人有了初步的接触。只是当时汉军所面对的，是对汉军出现没有心理准备的，游弋在河套平原东部的匈奴部落。以刘邦的战争经验来说，是不会依据这些规模不大的遭遇战，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汉军需要的是，更多的与对手接战的经验。
想要获得这些经验，并不太难。因为那些随同韩信南下匈奴人，仍然活动于晋阳一带。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些匈奴人虽然与韩王信表面上算是盟友，但目标却不一致。韩王信并不能指望这些眼中只有战利品的匈奴人，帮助他与汉军决战。也正因为匈奴志在劫掠，而非土地。所以在汉帝国决心清剿这些南下的匈奴人时，出乎意料的顺利。一经接触，这些匈奴人就很快退入吕梁山地，并延着吕梁山与云中山之间的谷地向北撤退。双方在晋阳、离石曾经两次接战，汉军均获得了胜利。只是在匈奴人急于把劫掠的财富，带回草原时。这种胜利注定是战果不大的击溃战。
说起来，汉军对于匈奴南侵骑兵的这条败退路线，应该并不陌生。因为在上一阶段攻取马邑，抄韩王信后路的战役中，汉军主力应该就是顺着这条路线，沿汾水北上，突破恒山山脉、吕梁山脉、云中山三山交汇处的“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而这一次，汉军又循着同样的路线，尾随匈奴骑兵攻至了楼烦关。如果说，在上一阶段的战争中，匈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在中央之国的内斗中取利的第三人的话，那么这一次，匈奴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主角。为了接应撤退回来的匈奴人，匈奴的左右贤王各自率领了一万骑兵集结于楼烦关北。只是这第三场接触战，仍然是以汉军的胜利而告终。
在歼灭韩王信部主力后，与匈奴部的三次接战中均取得了胜利，汉军中不可避免的提升了对匈作战的信心。然而对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些胜利仍然不足以让他下定与匈奴决战的决定。毕竟一直以来的信息表明，匈奴控弦数十万，并拥有强大的战力。如果刘邦想借着这次集结兵力平叛的机会北伐的话（集结了三十余万的兵力），目标就不会仅仅是收复已经稳定存在于华夏核心区的大同盆地了。之前被赵国开拓，秦国复得的河套平原，才是刘邦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汉军甚至迂回兜底马邑时，就已经尝试过攻击匈奴控制的云中郡故地了。
基于一战将匈奴驱逐到长城以北的想法，刘邦需要更加谨重的了解对手的实力。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和代地的叛军，也正是恒山以南集结（忻定盆地最北部，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脉之间滹沱河上游谷地，史称“代谷”），准备抵挡主力北上的汉军。于是，一场发生在战争之前的，侦察与反侦察的情报战，拉开了序幕。
在汉军骑兵，追击匈奴南侵部队至楼烦关北，并在与匈奴左、右贤王部接战中，取得胜利时，匈奴人与代地的叛军也正在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汉军主力的北上。从代国试图割据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在忻定盆地之南，据点以自守的话是最好。这样的话，叛乱的代国才有本钱与汉军长期拉锯。当然，如果事实上无法阻挡汉军的北上，在雁门、楼烦一线设防。也就是依托恒山山脉，控制大同盆地及其以东，至太行山脉一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一切的构想，都是在得到匈奴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以代地的实力，是无法与整个帝国对抗的。
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在南侵的过程中，应该也已经观察到了恒山山脉对山西高原所起的分割作用。如果匈奴人有入主中原的企图的话，大同盆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农耕区的突出部。在这里，游牧帝国有足够的资源，学习更高一层级的华夏文明，并为下一步争夺中央之国的控制权作足准备。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大同盆地以及东部的辽河下游平原，作为最北部的农业区，曾经多少为游牧、渔猎民族承担这样的战略任务。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鲜卑人和满洲人。正是在这两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边缘板块，这两个边缘民族，完成了政治、文化上的华丽转身。
大同盆地和辽河下游平原，之所以屡次成为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准备基地，和他们的地形结构有着密切关系。辽河下游平原北部的平原结构，使得无论是东北渔猎民族，还是沿西拉木伦河——西辽河东进的蒙古游牧民族，都很容易对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同盆地北部的丘陵地形，也同样不足以抵挡住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相比之下，阴山东麓这些丘陵地带，所自然生长的草场，对游牧民族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更加有利。
基于大同盆地以及下辽河平原，在防御上的困难程度。一旦中央帝国内部的整合度不够高时，是非常容易被放弃的。帝国的统治者们，会认为把资源投入到两个边缘农业区南部的恒山、燕山两大山脉之上，费效比会更高。当然，如果帝国真的决定把长城，收缩到这一线的话，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所面对的就不会是纯粹的“游牧”（渔猎）帝国了。这些得到属于自己的农业区补给的边缘民族，在适应定居生活，并在农业区变得更“文明”些后，大部分都会尝试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
作为最早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这么高的政治理想。定居和据城以自守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匈奴人对于进入农业区的渴望，纯粹是出于原始的“渔猎”兴趣。在之前韩王信与汉军的决战中，匈奴人并没有真正“帮忙”，而现在对于帮助代国叛军稳定防线，同样也不会有兴趣。正是因为匈奴人并没有兴趣，帮助代国人稳定防线，因此集结于恒山山脉南部“代谷”的匈、代联军，在汉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就主动撤退了。甚至于有雁门、楼烦之险的恒山山脉，也没有成为拉锯战的战场。促使匈、代联军没有稳定恒山防线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汉军的骑兵在追击回撤匈奴人的过程中，已经突破了楼烦关，并开始向东收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着于建立恒山防线的话，匈、代联军在战术上会受到汉军的两面夹击。
既然作为大同盆地南大门的“恒山山脉”，对于汉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天险，那么汉军完全收复大同盆地应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即使面临数十万汉军压力的代国人，他们可以选择的是在大同盆地以东，蔚县盆地——张家口盆地一线设立防线。这一地区也是“代”这个地缘标签，最初出现的地区。在赵国和秦帝国的行政区域中，被称之为“代郡”。只是这样一个，两面承受压力的（华北平原和大同盆地），由一系列小型盆地所组成的板块，如果没有匈奴人的强有力支持，基本是无法达到割据要求的。
在轻易放弃大同盆地之后，那些不愿意融入汉帝国的赵国遗民，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压力感到惴惴不安，但对于匈奴来说，却是让自己在战略战术上，置于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已经占据并经营河套平原，阴山东部草场（分为“阴北丘陵”“阴南丘陵”两个地理单元）匈奴人，能够对大同盆地造成全面的压力。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随时出击占据大同盆地的汉军。这比起以自己所不熟悉的，大同盆地农业区为基地，和忻定盆地的汉军展开拉锯战，要更容易发挥匈奴人的优势。
从匈奴人的后来的表现来看，在放弃恒山防线，让汉军轻易突进到整个大同盆地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做好了在大同盆地与汉军进行决战的准备。也就是说，这次主动后撤是一次“诱敌深入”战术的成功实践。可以提供佐证的是，当刘邦同样对与匈奴决战感到不安，并急于了解匈奴主力实力时。匈奴人在代谷一带并没有集结自己真正的主力，而是将一些老弱之军放在汉军情报人员，能够窥探到的地方。这种故意示弱的做法，不仅骗过了汉军的情报人员，也骗过了刘邦以谈判为名，派往匈奴营地的外交人员。在十几批出使匈奴的使臣，都汇报出同样的结论后。刘邦终于相信，挡在他面前的匈奴人，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强大。
并不能十分确定，匈奴人之前的快速后撤，以及在楼烦关北与汉军骑兵所展开的接触战，是否也有故意示弱的成份。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示弱战术结合在一起，足以让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想法。当北出楼烦的汉军骑兵，回报他们在大同盆地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后，刘邦决定不再跟随行动相对缓慢的步兵步队（数量占大多数），而是快速北上与骑兵部队汇合。而这个时候，汉军的骑兵已经由马邑向西，收复了大同盆地东部最重要的据点——平城。平城的收复，也意味着整个大同盆地重新回到了汉帝国的控制之中。接下来刘邦所要思考的是，是先向东剿灭收缩于代郡的叛军。还是先向西、北方向，寻机与匈奴人展开决战。
到达平城与汉军骑兵汇合的刘邦，究竟是怎么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我们并无法得知。因为接下来，汉军就会发现，战争的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从刘邦进入平城的那一刻起，一张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网，就开始收网了。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知晓，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发生在汉军刚刚收复的“平城”。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平城和马邑，一北一南是控制大同盆地的两个地缘中心。而这片更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其核心河流就是桑干河。与处在上游的马邑，位于桑干河畔有所不同，平城并不在桑干河畔，而是其北面支流“御河”河谷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强调，大河对一个地理单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建立在大河之畔的。事实上，在水患频繁的古典时期，人们更愿意把城市建立在离干流不远，流量较小的支流边上。这样即能得到水利之便，又能少受洪水之苦。另外，干流的中下游地区，往往冲积平原发育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固然更有利于开耕出更多的山地，但同时无山可依的结构，也让城市的防守陷于不利境地（包括防洪）。因此从依山傍水的角度来看，大同盆地北部的地缘中心，也没有选择在桑干河畔的开阔河谷中，而是在整个盆地区的北部边缘。
对于中央之国而言，平城（大同）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出部。因为它北面、西面的两个地理单元，都是游牧生产方式更占优势的板块。历史上，从阴山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如果想攻击平城或者进入大同盆地，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穿越阴山山脉东部的丘陵地带，直接出现在平城的北边。另一条就是从阴山北麓，或前套平原，经“杀虎口”进入“吕梁山脉北部山地”（管涔山——洪涛山组成，简称“吕北山地”），然后循谷地而下，进入大同盆地南部，攻击“马邑”（朔州）。为了控制这条匈奴南下的路线，赵人在将“吕北山地”和“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置为“雁门郡”时，将郡治设置在了靠近西侧管涔山的“善无”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右玉县。
当然，就后一条路线而言，马邑并不总是直接攻击的目标。因为进入吕北山地的游牧骑兵，同样可以向东穿越洪涛山，从侧翼攻击平城。而为了控制这条威胁到大同盆地北部的线路，赵国和秦帝国在靠近洪涛山一侧，构筑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名曰“武州塞”。其行政中心，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左云县。从这个角度看，“左云右玉”所代表的“吕北山地”，算得上是是大同盆地，乃至山西高原的西大门了。
对于护卫大同西侧的武州塞，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不过提到“云冈石窟”，相信就很少有人不知道了。这个与洛阳“龙门石窟”齐名的石窟，除了均为佛教造像集中地的共同点以外，很少有人关注到它们共同军事价值。那就是均处在交通要道之上。如果说“龙门石窟”中的佛像，注视的是洛阳的南大门“龙门”，那么云冈石窟看护的就是大同的西大门了。它的位置，正是在武州塞的最西端，穿越洪涛山的山口处。与大部分穿越山脉的道路，依河而建一样。武州塞所保护的也是一条河谷通道（现在的109国道）。源出口北山地的这条，叫作“十里河”的河流，最终汇入了大同的母亲河——御河。顺便说一下，要是有朋友对那些冰冷的佛教造像不感兴趣，我也可以提供一个比较“香艳“的典故，也帮助大家认识云冈石窟和武州塞的战略位置。据说位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的“王昭君”，就是西出武州塞，前往匈奴之地去承担她的历史使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云冈还没有大佛在目送她罢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就“左云右玉”所处的吕北山地而言，地势并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力落后的古典时期前期，即使是被中央之国所控制，整片山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也是以畜牧为主。当然，华夏移民也会努力寻找面积稍大的河谷平原，来建立自己的定居点。象左云、右玉两个行政中心，就是这样形成的。在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较少的时候，定居的华夏移民，也并不会无视那些周边山地之上的草场资源。在开垦耕地的同时，也会放牧牲畜，以增加食物的来源。只是这样依附于定居点的畜牧方式，仍然注定是缺乏机动性，并无法有效控制整片山地的。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区域很容易被游牧势力所渗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味的将游牧势力驱逐出境。事实上，在赵国征服吕北山地以及河套地区后，活跃于当地的游牧部落很多也归顺成了“赵国人”。也就是说，在赵国所依仗的“胡服骑射”的骑兵，很多本身就是所谓的“胡人”。这些当时被称之为“楼烦”的胡人，甚至于在楚汉战争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双方的阵营中，都存在不少精于骑射的“楼烦”战士。
从华夏民族开始崛起之时，“化胡为夏”之类的，将边缘民族吸收进华夏文化体系的事，就没有间断的在进行中。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血缘和文化同等重要，只有兼具了这二点，才能够成为这个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这其中的变通之处在于，血缘关系可以通过追溯祖谱的方式对接。而一旦对接上之后，这些愿意融入华夏文明的边缘民族，本身并不会受到歧视。当然，所谓愿意融入，除了主观意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接受那些因农耕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这种融合是十分不稳固的。好像那些原本归入赵国的楼烦等游牧部落一样，在匈奴人代表游牧势力，重新渗透到阴山以南地区之后，他们又会很自然的，回归到游牧阵营中，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被秦帝国用行政手段，迁移到河套平原的东部移民，在中央之国内部出现动乱后，又都尽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从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争夺的角度看，地缘平衡线又回归到了战国后期，赵国将控制力延伸出大同盆地的时期了。
吕北山地并不是唯一在中央之国内乱时，唯一容易被游牧民族控制的地理单元。在大同盆地的北部，阴山南麓的丘陵地带——阴南丘陵，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尽管赵国和秦帝国，已经十分努力的试图将农牧分割线，定格在阴山分水岭上，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除了大同盆地这块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之外。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一样，同样更适合生长耐旱的草本植物。一旦中央之国的无力控制阴山之麓的长城防线（好像白登之围时的情况一样），阴山北麓丘陵地带（阴北丘陵）的游牧部落，就会穿越本来也已经弱化成为丘陵地带的“阴山山脉”东段，到阴南丘陵地带放牧，并直接威胁大同盆地的农业核心区。
当然，由于阴山山脉的分割作用，阴山南北的丘陵地带，气候和降雨量还是有所区别的。相比阴北丘陵每年100多毫米的降雨量，阴南丘陵350——400毫米的降雨量，还是比较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现在的行政规划上。在现在管辖阴南、阴北丘陵地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级）的行政结构中。被称之为“前山”地区的阴南丘陵地带，主要为体现农业文明的“县级”行政区（如丰镇市、兴和县）；而自然条件较差的“后山”地区（阴北丘陵），则有更多的以“旗”命名的县级行政单位（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
对于努力将汉帝国的控制力，延伸到大同北地北部的刘邦来说，他的最终目标是夺回长城，重新将匈奴人，阻挡在阴山以北地区。只不过，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匈奴人并不愿意就此回到长城以北。单于和他的游牧骑兵（史称四十万），正潜伏于阴南丘陵和吕北山地之中。当刘邦和汉军骑兵进入平城后，这些以机动性见长的游牧骑兵，迅速从两个方向杀出，对汉军形成合围之势。
匈奴人的攻击来的如此迅速和强大，是让刘邦和汉军骑兵始料未及的。对于一直决战于黄河以南地区的汉军来说，在初次与匈奴人的大规模接战中，作出误判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为了诱使汉军轻敌冒进，匈奴人还在代谷故布疑阵。从匈奴人的角度来看，将汉军引至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缘，不仅能让自己有“主场”之利，更可以让恶劣的气候帮到自己。在久据漠北的匈奴人看来，阴山以南地区的冬天，已经是非常的温暖的；而对于那些来自华夏核心区，甚至有相当比例来自楚地的汉军来说，大同一带的冬天应该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
在没有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选择在冬天向北方出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不过在这次战役中汉军所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在寒冷的气候下冻伤30%的战斗人员，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最大的错误仍然在于，刘邦的轻敌冒进。因为被匈奴包围，陷入困境的是汉军中最精锐，与匈奴骑兵在野战中实力差距最小的骑兵。你并不能指望，随后赶来，带着辎重粮草的汉军步兵，有能力能够冲开匈奴骑兵的包围圈。相比善于野战的骑兵，这些步兵所善长的是依托工事和严密的阵型进行防守；以及使用攻城工具，攻击防守坚固的城堡。如果让汉军的步兵军团，去对数量占优、机动性占优、单兵素质占优的骑兵集团发起冲锋，无异于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被匈奴人包围的，是补给充足的步兵，而汉军骑兵在包围圈外围冲击的话，汉军的情况会好上许多。可惜的是，刘邦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他在战术上唯一能做的努力，就是将汉军骑兵带到一个能够最少受到匈奴人冲击的地点，以尽可能的争取时间。
以匈奴人的战术特点来看，在旷野中野战无异是他们最善长的，而攻城战则是他们最头疼的。然而刘邦并没有试图在“平城”的城墙之内，固守待援。而是渡过了城东的御河，退入了离平城东最近的山地——白登山之上（现名“马铺山”）。而这场汉匈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役，也因此被称之为“白登之围”。
鉴于匈奴主力来自于北部的阴南丘陵，以及西部的吕北山地。汉军向东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放弃城墙的保护，而进入山地，就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不理解了。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是用来野战的。守城并不是这个昂贵兵种所应承担的任务。当然，如果平城的城防措施坚固，这些汉军骑兵并非不能下马登上城墙，依托防御工事与匈奴人周旋。这样的话，总比暴露在数十万匈奴骑兵面前，捉对厮杀更能保存实力，争取时间。问题是，匈奴人既然一开始，就准备在平城一带展开决战，是断然不会为汉军留下一座完整的城，让自己所期待的野战，变成一场持久的攻坚战的。既然在匈奴人掌握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刘邦和汉军骑兵不可能得到可供依托的城防工事，那么在匈奴人对平城合围成功之前，退入山地之中，居高临下的进行防守，便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汉军骑兵的撤退方向应该是南面。只是匈奴人既然是想合围汉军，自然是要重兵穿插到平城的南面了（从洪涛山方向出击的骑兵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想退回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匈奴人的合围计划也并不完美，如果足够完美的话，汉军甚至没有退入白登山上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无所依托，又在数量、单兵素质上都不占优的汉军骑兵，很可能在匈奴人的第一波攻势中就全军覆没了。而匈奴人计划中的这一缺憾，不仅在战术上，让汉军骑兵能够退到白登山上争取时间，也为刘邦最终脱身提供了战略机会。
附：白登之围示意图
在匈奴人合围之前，将部队带到白登山上，无疑为刘邦后来的突围赢得了时间。在连续七天的攻击中，汉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匈奴骑兵的一轮轮攻势。如果双方是在旷野中接战的话，就很难说了。然而能在仓促应战中，抢到制高点，据守以待援，却还得感谢汉军的另一个敌人——代地叛军。对于拥戴了新“代王”，并收拢了韩王信残余力量的叛军来说，大同盆地以东，张家口盆地——蔚县盆地一线的“代郡”，是他们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既然他们与匈奴人，已经是盟友关系了。在这次合围汉军的计划中，匈奴人自然也就把包围圈东线的任务，分配给了代地叛军。只是当匈奴人倾巢出动，准备在平城围歼汉军骑兵时，才发现代军并没有出现。以匈奴的兵力，即使没有代军这个盟友，也可以轻松的完成合围计划。最终匈奴人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代军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给了刘邦向东突围，抢占白登山的机会。
代军的这种做法，很显然是想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如果匈奴人多读点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政治结盟，还是军事合作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匈奴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冤大头的。在匈奴人看来，他们与汉帝国并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或者说，匈奴人之所以热衷于南侵，只不过是为了财富、人口，而并非汉地诸侯们所热衷的土地。相反，代地叛军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在中央之国的北方，割据出一块足够大的，自成体系的板块，他们很快就会被汉军所攻灭。从这个角度看，匈奴四十万主力，与汉军三十余万主力以命相搏的话，算是为代军在争地盘了。
匈奴人和代军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也被汉军方面所洞悉。为刘邦想出解围办法的，就是在历史上，以使用反间计而闻名的“陈平”。在楚汉战争中，陈平最经典的一次用计，就是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使得项羽失去了最可靠的智囊。其实说起反间计这种计谋，能够实施成功，关键并不在于用计者如果挑拔，而在于中计者本身已经有了间隙。所谓“苍蝇不盯无逢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载陈平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匈奴单于放刘邦一马的（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后人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说陈平用重金贿赂了匈奴单于的阏氏（单于正妻），并告知汉朝准备送给单于绝世美女，以解白登之围。如果单于见到了汉地美女，势必会冷落阏氏。因此阏氏才跟单于说子“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意思就是说，刘邦也是有神灵庇护的君主，我们占了汉朝的土地，也不可能长期据有。其实相比于后人揣度的“美人离间说”，阏氏被记录下来的，说服匈奴退兵的说法，更为可信。或者说，也许汉朝使者真的跟阏氏表明过要送美人的想法。但能够让单于作出决定的，还是“得其土地，非能有也”八个字。如果要说里面有没有“离间”的成份，那就是善于用“间”的陈平，应该会让单于知道，他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为“代国”做嫁衣裳。
尽管历史上，有很多游牧部落曾经入主中原，但不是每一个游牧、渔猎出身的政权都有类似想法的。对于这些在草原上如鱼得水的马上民族来说，农耕区的财富是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而农耕区的生活方式，却是他们所恐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土地所束缚，并习惯于享受农耕区所带来的舒适生活，自己所倚仗的，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下所维持的战斗力、机动性就会被严重削弱。认清这一点，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仅仅出于本能就可以了。即使是那些，经不住诱惑，决心成为中央之国主人的边缘民族，也都在想办法“鱼和熊掌兼得”。比如契丹人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将辽国所控制的疆土分为“南院”“北院”两个行政区。农业、游牧两种生活方式、行政体系共存，互不干涉；而满洲人则将八旗与“农工商”等生产方式分离的方式（不能从事上述行业），强化自己核心民族的军事属性。并通过定期的围猎（木兰围场），来延续自己在骑、射上的优势基因。当然，还有做的更彻底的，就是蒙古人。这些几乎完全拒绝融入农业文明影响草原民族，直接把大片农田变成了草场。
很显然，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并没有机会从后来这些在不同阶段，用不同方式来尝试长期控制农耕区的游牧民族身上，吸取经验。而代军那种坐山观虎斗的做法，无疑又加深了匈奴人的疑虑（让人当枪使了）。以匈奴人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央之国的战略潜力，是有深刻影响的。当年仅仅是当年七国之一的赵国，就已经让匈奴人驻马于阴山之北。而统一之后的秦帝国，在长城一线所展示的力量，更是远胜于赵军。现在，虽然从战术上看，匈奴大军已经围住了刘邦和汉军骑兵。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匈奴人一定要和包围圈内外的三十万汉军决战的话，自身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并没有有效的收益来补偿。这些原本互相独立的草原部落，之所以愿意跟着单于南下，图的就是汉地的财富，而不是向汉军显示他们的战斗力有多强。相反，如果匈奴人在显示出强大战斗力后，放刘邦一马，则不仅可以得到财富上的丰厚回报，更可以避免介入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汉军方面抛出橄榄枝后，匈奴人“逐利”，而非“谋土”的想法，终于让刘邦获得了一线生机。在匈奴大军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刘邦和被围的汉军骑兵得以和外围的步兵汇合。至于匈奴人，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在这次交易中，具体得到了多少好处。但很显然，匈奴人对于这次商人般的政治交易，是十分满意的。由此，也将汉匈奴之间的共存模式给固定了下来。即汉、匈两国以姻亲的方式结盟，并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当然，“和亲”只是一种形式了。匈奴人也不可能因为单于得到了一个汉朝皇室之女，就放弃对农业区的袭扰。决定双方之间，能否短暂维持和平的核心在于，匈奴人能否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他的所需要的物资（重点在于“嫁妆”）。如果可以，他们也很愿意在享受汉地补给的同时，休养生息；如果不满足，或者因为大灾需要从农业区获得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威胁或者攻击仍然会展开。直到汉帝国同意再用“和亲”这种方式，维持双方之间的和平（仅仅是发起“白登之围”的冒顿单于，就迫使汉帝国和了三次亲）。
对于一直有着华夷之辨观点，并以文明高地自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采用和亲这种方式来减缓游牧民族的侵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在经历过灭秦、楚汉两场战争之后，刘邦所接手的中央之国已是满目疮痍了。更为重要的是，新生的汉帝国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转制”的历史使命。那些对“分封”制还抱有幻想的诸侯们，并不甘于就此放弃割据为王的权力。在白登之围解除，汉、匈之间通过“以财富换和平”的方式达成战略和解后。刘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掉那些叛乱的诸侯了。而这其中，与匈奴接壤的燕、赵之地，始终是叛乱的核心地区。然而，由于汉、匈之间已经完成了政治交易。类似白登之围的，由匈奴来为叛乱诸侯出头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对于那些叛乱诸侯来说，匈奴人所提供的支持，更多的是最后的避难所。既当他们无法完成割据的梦想时，可以逃往匈奴人的领地。只是，这样也意味着，他们日后就必须饱受风沙之苦了。
从公元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有血缘加固的混和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修养生息的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