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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底，一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21岁女学生，在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被一名南亚裔男子强奸。一时间，重庆大厦成为热点，引发大家对这座大厦的好奇。在王家卫《重庆森林》的文艺面纱下，真实的重庆大厦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Mathews）在专著《重庆大厦》里的说法：“香港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重庆大厦不算是香港的一部分。”在法治社会香港，重庆大厦难道是一个“法外之地”吗？
这当然是个文学化的描述。重庆大厦位于香港闹市区尖沙咀，交通便利，只要在尖沙咀地铁站下车，5分钟内就能步行到那里。怎么看，它都是香港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一部份。但和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我不会无缘无故去那里。最近一次和重庆大厦的“亲密接触”，是早前一位德国朋友来港，他本来需要回自己的祖国办理中国签证，唯一不用长途跋涉的方法，就是来重庆大厦找那些深居简出的“经理人”。没错，重庆大厦就是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重庆大厦。）
去重庆大厦真的要小心，要非常清楚这里的族群生态，才能游刃有余。否则，即便是研究人员，也会惹麻烦。作者在书中说：“有一位助理被一个巴基斯坦男人请去吃午餐（一个她本应拒绝的邀请），结果那个男人在她震惊之中吻了她；还有一位助理不幸地与一位巴基斯坦男性握手后，长期收到一系列的电子邮件，写满了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爱恋。”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实际上，来香港这么多年，我只去过重庆大厦一次，是和家人去吃印度咖喱。而平时经过重庆大厦，我心知肚明，最好加快脚步，因为如果稍作停留，就会被不计其数的传单和盘问包围，他们会热情地招呼你去他们的餐馆消费，还有大量假冒名牌产品等着你，例如“Nokla”和“SoryEricsson”手机。
如今，重庆大厦就是香港“贫民窟”或“难民营”的代称。自1990年代初九龙城寨被拆除后，重庆大厦就取代了它的地位。这里破败、混乱、复杂，一般香港人本能退避三舍。但是麦高登说，重庆大厦在1960年代初刚刚落成之时，是幢高档建筑。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有些历史原因的。有时候，历史像只看不见的手，会做选择。起初，不少南亚裔人购买了重庆大厦的物业。这个传统被继承下来，即便后来大多数物业都转手到从大陆来的新移民手中，租赁物业的仍旧大多是南亚裔，其中的住户也大多是南亚裔或者非洲人。
说起这些新移民业主，书中也有耐人寻味的记载。这些业主，大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香港后，以便宜价格购得重庆大厦的物业，然后转租出去，赚得第一桶金。然而奇怪的是，他们自己几乎从来不涉足重庆大厦，只在每年的周年晚宴时才出现。作者在书中，白描了一次周年晚宴的场面：
“晚宴即将结束之时，业主们开始用带有口音的粤语合唱《狮子山下》，一首象征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歌。这些中国大陆移民用一首歌宣告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这个香港是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跟如今的香港也有一定的联系，现在的他们却经常看不起大陆新移民；基本上，他们在宣告：‘在多年的挣扎奔波之后，我们终于成为香港人了。’但讽刺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却是许多香港人不敢去的地方。他们的香港人身份基于一幢非洲人和印度人喜欢去的大厦，同样也是香港人引以为耻的大厦。讽刺之处即在此，也是重庆大厦众多矛盾之一。接下来的几年周年晚宴大同小异，但晚宴在2008年和2009年变得更加多文化了，还提供了重庆大厦南亚餐馆提供的自助餐，形式仍然与往年差不多。”
最令人好奇的，还是重庆大厦里住了些怎样的人。作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总结出里面大约住了7种人，分别是：商人、业主和经理、临时工、避难者、家庭佣工、性工作者、瘾君子和游客。每一种，都有值得深挖的特质。
例如避难者。重庆大厦里住着无法统计数量的避难者，他们每个人都能说一个离奇的关于自己身世的故事。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避难者？那是因为，香港拥有或许是全世界最宽松的签证政策，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持旅游签证，基本上都可以凭护照进入香港，起码可以停留7天。一些避难者，就运用香港宽松的签证政策，进入香港边境后，径直往重庆大厦去了，在里面躲着不出来。
在2003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签证政策收缩，不少避难者都转而前来香港，令香港的避难人数陡然上升，尤其是从非洲来的避难者。很难具体统计，但作者听来的一个估计说法认为：“来过重庆大厦的每一万人中，两千人是避难者，四千人是持旅游签证的非法工人，另外四千人是商人或合法工人。”
但是，这些避难者口中的故事，很难判断真假。有些故事，甚至令拥有权力给予他们难民资格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例如，有个人说他自己是非洲某部落酋长的儿子，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当他的酋长爸爸去世的时候，他们要求他吃掉父亲的心脏以继承酋长权力，否则就杀了他，于是他只好逃离自己的祖国。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故事难辨真假，所以能够从重庆大厦获得难民资格的人实际上凤毛麟角。有些人甚至苦等数年，仍旧希望渺茫。而这些等待的难民中，也不乏真正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甚至上过BBC等国际著名媒体。
还有其中的家庭佣工。说起来，来自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亚的家庭佣工，一般都是可以住在雇主家里的，他们为什么会有在重庆大厦租住的需求呢？因为，部份佣工在香港交了男朋友，需要私密空间。这些佣工在自己的国家往往已经成婚，到了香港彷彿拥有了特别的自由。作者特别提醒，不要以为印尼是回教国家，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印尼佣工圈子里有个说法，如果去了香港，那基本上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了。
在这样复杂的族群环境中，我们自然会好奇族群关系如何。这可真的是很难一语道尽。一个经典的故事这么说：有个印度人和一个非洲人在坐电梯上行时打起架来，电梯下行的时候他们已经手挽手变成好朋友了。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重庆大厦的族群生态：矛盾不断发生，且又很容易缓和。这多少“得益于”重庆大厦的“灰色”标签，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想惹麻烦。所以，除非万不得已，重庆大厦的住户是不会报警的。而香港警察，往往也对重庆大厦睁一眼闭一眼。
有趣的是，警察在重庆大厦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部份原因归功于香港警察的专业，当然还有廉洁。书中说，有次一位避难者声称无缘无故被警察打伤，其他避难者都警告他不要造谣：“香港警察才不会那样做，你肯定是先打了警察。”
而且，重庆大厦内部也存在不同种类的相互歧视。例如：“‘假’避难者因为经济原因来港而被‘真’避难者鄙视，而不工作的避难者又被重庆大厦的商人们看不起。”没想到，重庆大厦竟然还有“笑贫不笑娼”的文化。
也许只有对南亚裔人士来说，重庆大厦才真的算得上“不是香港”，因为这里集中居住了他们的同胞，令他们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位名叫JohnnySingh的商人说：“我出生在香港，我是香港人，我已经在香港生活超过30年……香港是一个华人的城市，我在这里觉得自己象是局外人。但是我一踏进重庆大厦，我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外来人了，彷彿回到家里一样。”
《重庆大厦》是本值得看的书，即便这本书仍有不少问题。比如，作者似乎很容易就放过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举个例子，书中说到尖沙咀的黑帮，在几乎占领整个尖沙咀的时候，重庆大厦却好像独善其身。看到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作者没有就此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而这本书的翻译也让人不太满意，错字亦不少。另外，虽然这本书做了大量深入的访谈，但是看得多了，不免产生疑问：这些重庆大厦的居民，他们的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又有多少是胡编乱造的呢？只能说，如果那位不幸的北京女大学生，在事先看过这本书才来香港的话，恐怕不会选择入住重庆大厦吧？从这层意义上讲，这本书非常值得在内地出版。
《重庆大厦》，麦高登着，杨瑒译，（香港）青森文化，2013年3月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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