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的历史和工人运动“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便主要落到恩格斯的肩上。欧美各国工人政党“都从老年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随着形势的发展，恩格斯一方面独自一人肩负着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任，积极支持筹备建立第二国际，推动欧美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帮助各国党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组织原则和活动方针；另一方面，从事大量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特别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上。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工人运动中日益滋长的机会主义，恩格斯进行了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反击敌对思潮与错误倾向斗争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不朽的著作，提出了一个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完成马克民生前未完成的工作，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除了恩格斯，也没有没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在哲学方面，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篡改，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以及《致约·希洛赫》等一批重要书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别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全面阐述和重大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完成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工作，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上，除了恩格斯，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在哲学方面，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篡改，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以及《致约·希洛赫》等一批重要书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全面阐述和重大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对古代原始社会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1879年起，马克思在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深入研读了俄、美、英学者撰写的四部关于古代社会史的著作，并且作了详细摘录、评注，还对某些论点作了重要改正、发挥和补充。“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他没有来得及写出系统的著作，他的这个遗志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恩格斯利用美国学者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书提供的研究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对该书所作摘要、批注中所表述的思想，于1884年写成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与本质，阐明了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科学地证明了人类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这部著作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空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称赞“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1、两种生产的理论
在《起源》一书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问题，有过不少的论述，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都论及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根据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积累的新材料，特别是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实际材料和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考察了原始社会的婚姻状况、家庭形式、经济与政治的特点，以比较完整的形式，阐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论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恩格斯的论述指明，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两种，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一人类自身的生产。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两种生产都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制度同时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社会，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就愈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人口的生产就越来越服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受所有制关系的制约。两种生产始终都对历史发展起制约作用，因此两种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是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必然的要求。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规律，无论在理论的深度和表述的精确性上都比以前大大前进了。
2、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运用了大量的可靠的实际材料，科学地探索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演变，揭示了氏族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分析了氏族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形成的过程。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作用。在最早的群婚家庭形式中，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而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就是原始社会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人的联合体和经济联合体，实行的是原始的共产制，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一切内部矛盾按照习俗来调整。大约原始社会发展的中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伴随着对偶家庭的形式出现和巩固，男子在生产中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私有财产开始产生，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出现了以父系为中心的原始氏族社会。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男子在社会和家庭居支配地位。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占有的剩余产品成了私有财产，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大规模社会分工发生了。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势头预示着氏族制度的解体。
恩格斯分析了氏族制度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逐步实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结果是使畜群逐渐转为家庭和个人的“特殊财产”，个人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本身所必需的产品，产品有了剩余，过去偶然的交换变成经常性交换，占有剩余产品和剥削奴役他人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奴隶的来源有二：一是自由民沦为奴隶，二是战俘变成了奴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奴隶使用成为普遍现象，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不仅宅地而且耕地也变为私有，整个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时，商品、货币、地产和奴隶大量地职聚到少数奴隶主手中，广大民众、包括氏族成员日益贫困化而沦为奴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
恩格斯深刻揭示氏族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过程，都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私有制的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被所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和必然性。这就推翻了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纠正了在经济原因以外去寻找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根源的错误，并同那些将私有制神圣化和永恒化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3、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弄得混乱不堪：有的宣扬国家古已有之，企图论证资产阶级国家永恒不变；有的宣扬国家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把国家归结为伦理范畴；有的杜撰所谓“外部强加论”，认为国家是一种外部暴力强加于社会的结果。在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提出了“自由人民国家”的谬论，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一切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阐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详细考察了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论述了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概括和总结了国家起源的三种基本形式（即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德意志国家），揭示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本质和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国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和本质的深刻的科学的论述。他揭示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指明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在资要玉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争得解放，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与自己的国家。
恩格斯指出，国家同私有制、阶级一样，是历史的现象。它随着生产的发展、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生产的发展、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4、论文明和文明时代
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提供的材料和马克思对该书所作摘录与批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研究了文明问题，认为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参照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人类从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决定性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在原始社会里没有文明，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相继出现了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三大时期。这三大时期的三个阶级对于社会的文明都曾做出过卓越贡献，发出灿烂的光辉。文明时代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完成了许多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的文明，更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文明方面的贡献，曾经给以充分的肯定，并在这个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称之为“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国家”。
但是，文明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阶级的对抗与社会的分裂。无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文明，都是建筑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都是奴役制的文明，因而总是在持续不断的对抗性矛盾中发展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严重弊病。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如傅立叶就提出了“文明究竟是祸还是福”的问题，指出“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布朗基预言过“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共产主义是一个文化极高和完全平等的社会可能采取的唯一组织形式。”但是，他们没有能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科学论证，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条件与实际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剖析与批判，比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大前进了。马克思早就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别和阶级的对搞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资产阶级文明虽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但其本性是野蛮的、凶残的。“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主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特别是“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文明决不是人类社会的目的，一定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被扬弃，人类文明必将进到更高的阶段。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坚持产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深刻地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
人类社会文明时代的未来前景将是怎样的呢？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特意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写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其大意是说：文明时代的发展，财富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和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必将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人类的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个文明发展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文明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高度的文明。为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创造出以往文明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更高的文明。
（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系统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多年夙愿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完成这项历史任务。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环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建立后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人阶级内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人类认识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成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胜利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不安，为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却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新思想来与之相抗，就打出新哲学的幌子，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出现了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他们继承和发挥其中的错误内容，却抛弃和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大力宣扬唯心论与不可知论。为此，必须向世人，特别是工人阶级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它所持的基本态度。
第三、当时德国哲学界流行折衷主义，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竞争，它们都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这种折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相加，抹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混淆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界限。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批判流行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折衷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的界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恩格斯借《新时代》杂志请他针对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1858—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写一篇批语文章的机会，于1886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不朽的哲学名著。这部光辉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40年来的哲学斗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一次明确概括和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的实质。
1、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为了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书中具体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和特点，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功绩与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中间经过费尔巴哈，最后又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相脱离，从而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变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但是二者又有本质的区别。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学的最大成果。他提出了最全面、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认为一切都是发展的，发展是无限的。“这种辩证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黑格尔哲学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即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两面性。“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为了适应保守的政治实践的要求，黑格尔建立了一个“绝对真理”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空虚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是相矛盾的。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认为，发展是普遍的，一切都是发展的；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则认为，只有绝对精神才是真实存在和真正发展的，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自然界，不仅不是发展的，而且还不是真实存在的。黑格尔辩证方法认为，发展是无限的，一切发展都是无止境的；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却认为，发展不是无限的，是有终止的，人类认识的发展顶峰是黑格尔哲学，人类历史的发展顶点是普鲁士王国。这样，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之间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是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黑格尔逝世后，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前者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而后者则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来为现存的封建统治辩护。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摆脱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却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甚至唯我主义的歧途；只有那些坚决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宗教和现存国家制度的斗争中，挣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枷锁，走上了唯物主义的康庄大道，费尔巴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的最大功绩是使唯心史观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结束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在德国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1841年，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对当时整个德国的思想界起了解放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密瓜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连它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了。费尔巴哈虽然回到了唯物主义，但他未能利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克服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没有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在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的。因此，费尔巴哈在突破黑格尔哲学体系时，没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的缺陷，“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实现了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与费尔巴哈不同，他们不是把黑格尔简单地抛到一边，而是彻底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现实世界的立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了，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在费尔巴哈停止不前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前进，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它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这样一来，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就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超越的根本变革。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还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细胞理论、能量转化规律和达尔文进化论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上的其他巨大进步，大大推进了人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使辩证的自然观的形成有了自然科学的根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在历史领域，自产业革命以来，欧洲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三大阶级的激烈斗争，表明了“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和明朗化，使历史的动因和它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使得正确地认识历史，揭示历史的动因，以及发现历史的规律，成为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握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的需要，发现和论证了唯物史观，给人类提供了一把正确认识历史的钥匙，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无产阶级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2、首次明确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和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史上一个老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蒙昧时代，它表现为“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它集中体现为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觉醒以后，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才被提出来，从而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从不同哲学立场和角度都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阐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应该说，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它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他们的许多著作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但是，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原理，则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首次明确提出，并给予详细地阐明。恩格斯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确立了反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原则及标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人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依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区别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可知论立场。它认为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要求“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义怪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运用到所研究的三切知识领域，包括社会历史领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深刻揭露了不可知论的谬误，科学地解决了世界的可知性问题。恩格斯针对不可知论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认识世界乃至彻底认识世界是可能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现在没有被认识的事物，将来则有可能被人们认识。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动力，决不是纯粹的思想力量，而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速的进步，即实践。
恩格斯阐明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透视出了两千年来哲学发展史上五花八门的流派的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质与焦点，理出了哲学基本路线的分野，给予了科学的清晰的说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为我们在复杂的哲学斗争中鉴别各种哲学思潮提供了判断的科学标准，告诉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3、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哲学家，多数人都把历史看成许多偶然现象的堆积，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他们把人的意志、理想看成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认为历史是由伟大杰出人物的思想行为所主宰的。黑格尔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但讲的历史规律只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因而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费尔巴哈没能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认为历史是人性的展开，甚至把宗教的变迁说成是历史变迁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研究社会历史，揭示社会历史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系统地比较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首先，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是有区别的。在自然界中，撇开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是一些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相互作用，自然规律是自发地实现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受一定思想支配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可是，尽管社会历史和自然界有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社会领域内，尽管人人都有自觉的愿望和目的，但很少如愿以偿。从表面看，社会历史似乎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必然性支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那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第二，指出了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规律的途径和原则。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而人们的活动又是受他们的思想动机支配的。因此，探究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就必须探究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特别要探索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以及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背后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
第三，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考察了欧洲特别是英法两国近代的历史，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和明朗化，办们已不难发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第四，阐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现代大工业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窄范围所束缚，必然要求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由此导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第五，论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把社会上层建筑分为两类，即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指出这两类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否定了唯心史观认为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国家而不是经济的观点，指出“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的因素。”国家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至于法律，不论它的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不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其实质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或受经济条件制约的，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国家和法一旦产生，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不能过分夸大这种相对独立性，说成绝对独立性，不能否认国家与法受经济基础的决定。恩格斯不指出，哲学和宗教是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条件是通过国家、政治、法律等中间环节，作用于哲学和宗教的。由于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模糊了意识形态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使得哲学和宗教好像与物质生活最不相干。然而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哲学史和宗教史证明，哲学和宗教的产生和变化，都“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对社会发展辩证规律的全面阐发
19世纪9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资产阶级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进攻，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就是最为突出的人。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机械论”、“社会静力学”；认为马克思主张生产力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就是否定思想的能动作用；断言马克思只是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学而不是世界观。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也日益滋长起来，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否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作论证。当时德国党内一些青年党员，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也缺乏科学认识，他们极其肤浅地、刻板式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标签、套语和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这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或使它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而且也给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从1890年到1894年间，在写给约·布洛赫、康·施米特、保·恩斯特、弗·梅林和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书信中，严肃批驳了这些歪曲和庸俗化，全面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理。
1、全面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也留下了隙漏。恩格斯1893年7月指出：“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90年代，恩格斯在书信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全面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弥补过去的不足。
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各种因素发生着交互作用。既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最终起决定性作用，但不等于说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事实上，上层建筑因素也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发展的形式。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政权、宪法、法律，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2、上层建筑诸因素作用的性质
恩格斯对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传统观念等因素分别作了具体论述，有区别地肯定了它们各自的能动作用。政治、法律等因素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成分，在上层建筑中居主导地位。而哲学、宗教等因素离经济较远，往往需要以国家和法律为中介来反映和影响经济的变化。当然，不管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多么大和具有什么样的判别，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说，它们的作用仍属于反作用的性质，因而是第二性的。恩格斯说：“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位的作用”。“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理论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恩格斯为了论证上层建筑诸因素反作用的性质，以国家权力为例，指明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加速经济的发展；二是逆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阻碍经济的发展；三是暂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恩格斯的论断虽是就国家权力来说的，但也适用于上层建筑其他诸因素，具有普遍的意义。
3、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在阐明上层建筑诸因素的能动作用的同时，还深人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所谓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它对经济基础来说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规律。依据恩格斯的表述，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恩格斯以哲学为例指出：“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第二，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先进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产生于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也可以居领先地位。“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其重要原因在于它可以直接继承和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的精神成果。
第三，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制约性。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除了最终受经济制约外，还不同程度地受意识形态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政治和法律观点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意识形态的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虽然要以以往的思想资料为前提，但经济“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经济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先进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之间怎样相互影响，最终还是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4、论历史是无数单个意志的合力的结果
恩格斯在全面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了社会历史领域诸多因素的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在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前提下，深刻地论述了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是怎样创造的呢？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如前所述，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而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历史是“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的思想动机、愿望、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人们的意向是互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样就产生了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如同有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形成为一种总的合力，即历史的最终结果。但是，这种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和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和力量的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消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结果往往同每个人的意志并不相同，每个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甚至出现的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这说明，人类历史像自然界发展过程一样，是服从于其内在发展规律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人的意志在历史发展中都起一定的作用，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这些论述，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统一的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参看《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同上书，第696—697页。
二、观察和思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
恩格斯晚年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上，这是实现马克思的贵愿的“压倒一切的义务”。为此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资本论》第二卷的编辑加工大约用了二年时间，为它写了序言，于1885年出版，还特意选择马克思生日5月5日那天。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困难大大超过了最初的估计，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到1894年11月才得以问世。“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上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作了许多重要的增补，还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洛里亚对马克思的诽谤，捍卫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等原理，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多视角地认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特别是对初露苗头的垄断趋势进行了探索分析，预见到资本主义即将进入新阶段。
（一）分析和预见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研究和阐述了信用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那时即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信用制度还不发展，生产领域中的股份公司为数不多，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仅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是，马克思已经注意它们将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重要影响：一方面会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另方面它是向新生产方式转化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2、……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股份公司既然是区别于私人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它在一定部门会造成垄断，因而要求国家干涉。”
随着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生产迅速发展，资本大量积累，国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的范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征兆逐渐显露。恩格斯晚年非常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时，做了重要的增补，他指出：“马克思写了上面的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这些企业的形式就是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一些生产部门的大工业家联合成为卡特尔，个别场合还成立了国际卡特尔，有些部门还成立了垄断全部生产的大股份公司。不仅工业部门如此，在商业、农业、银行以及国外投资等领域，都出现了个别资本被以股份公司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所排挤的现象。1895年5月，恩格斯写了《交易所》一文的提纲，论证了交易所新作用的形成。他写道：“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啬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这里的交易所，已不再仅仅是经营债券买卖，而是以信用制度为媒介形成的垄断组织，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卡特尔、托拉斯。由此而来的是，生产能力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于是，“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在英国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恩格斯这时还不可能更为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还没有明确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阶段，但是他已看到“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某些生产部门“竞争已为垄断所代替”，并且预见到这是“一种趋势”。正如列宁所说，“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的出现，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解决自身固有的矛盾，而只是表明资产阶级谋略通过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来缓和矛盾罢了。因为垄断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竞争，却导致了国际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加剧，从而更加深了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每一个对旧危机的萌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并不预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只是表明社会主义变革的物质前提更加成熟。
在研究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旬的观察与思考时，决不能忽略1891年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一段重要论述。恩格斯写道：“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现象的实质，指明了资本主义正在转化垄断资本主义。这里说的“没有了私人生产”，只是变成了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这里说的“没有了无计划性”，只是因为单个企业或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有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必须关注这些新现象，但是，这些新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更不是已经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生产了。恩格斯在这段话之后，还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的纲领是要“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他造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心实现。”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读，其义自明，似不应留下任何误解的可能。
（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阐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
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86年准备在美国出版第一个英译本，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预计把它作序言或跋，但是因为没能马上找到出版者而被搁置；1887年的文章作为该书的附录；1892年，恩格斯为该书的英国版和德文第二版都写了序言，而1886年的文章内容几乎全部包括到1892年的两篇序言中。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我们可以读到上述四篇序言。
恩格斯指出，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只有24岁。这本著作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书中到处可见德国哲学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此书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书中的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有些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和新情况，则在序言和新加的脚注中加以说明。
恩格斯指出，“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40多年前描写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情景，至少就英国而言，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物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懂得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时间就金钱”。那里的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因为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权那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那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还有用处。工厂主不再使用那种打小算盘赚钱的办法，他们有复印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实物工资制度取消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了，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积聚资本、压垮竞争者的手段。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从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必须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在进步，但是他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根本消除。
恩格斯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40多年前彩的剥削手段，英国工人阶级那时的悲惨处境，在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虽然他们的国情和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是，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来一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恩格斯的这个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去认识那些正在搞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和地方，是大有启示意义的。恩格斯还从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了工人阶级贵族产生的条件及其危害性。“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未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队级的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现在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队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四篇序言教导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和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并予以恰当的应对；但是决不能忘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三）1888年美国旅行印象
1888年8月17日至9月19日，恩格斯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以及他的朋友卡尔·肖莱马一起，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他们从纽约出发，先到波士顿和附近的城市，再到尼亚加拉瀑布和安大略湖，并且顺便到加拿大作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留下了三篇文字记录：一是文章片断《美国旅行印象》，二是提纲、要点式的札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三是一封完整的书信《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和第50卷中。显然，恩格斯打算写一篇专门叙述这次旅行的文章，详细记下他此行的观察和思考，评述一下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指出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特点。但是，他的想法未能实现。
恩格斯笔下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让我们根据三篇文献作如实地评述。
恩格斯一开头就点明，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世界，它新在哪里？他说：“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着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跟我们不同。”这就是恩格斯去美国之前的理性中的美国形象，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全新的、现代的、合理的、讲求实际的美国。
但是，当恩格斯实际地去一接触美国，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我对美国人的第一个印象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性，也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典型。相反地，我倒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是仍然顽固地坚持着继承下来的、在欧洲被认为是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习惯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欧洲人同美国人相比，就跟巴黎人同外省人相比一样。”“你们不要相信，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度，——这是世界上最老式的地方：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外省，而同美国人相比，我们都成了巴黎人。”恩格斯具体描述了在纽约，第一次走进卧室，发现“令人想旬象不到的最老式的家具”；到处的椅子、桌子和衣橱，“大部分看来都像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纽约街上的马车也是旧式的”；到阿德朗达克山脉去游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辆样式无法形容的旧的破马车”，“还有那公路，对不起，那简直不是公路，我们也很难管它叫路”；“我们到达纽约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觉得仿佛是进了但丁的《地狱》的一层。在喧闹、人群和拥挤方面，伦敦与它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这个城市是只配世界上最丑陋的人群居住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像从蒙特卡罗被轰出来的赌场庄头。”“美国人总说，他们是最先进的民族，这种说法在下面的意义上倒是对的：美国人根本不容忍让别人在街上走在他们前面。他们一定要把别人推开并赶过去，而且很粗暴，……妇女和男人一样地乱挤……”
恩格斯确实看到了许多“不像样子、可恶”、“令人厌恶”、“使人厌烦”的东西；还有“海上的和陆上都是吓人的声音”，“男人的疲惫样子，女人也是一样”；“一切美学都在出现一点获利希望时遭到破坏”。其实这都是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看到了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由于得天独厚而预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它们正在用“纯粹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掠夺性的经营”，紧张而繁忙地拚命工作着，显示出“暴发户——民族特性”。
恩格斯高度赞扬美国人“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并列举了美国人具有可爱、纯真、质朴、自信、实干、有教养等许多优点。“我第一次遇到一大群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很可爱的人，有男有女，比英国人容易接近，有时谈吐过于直率一些，……他们的特点至多是一种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的姿态，……这种姿态由于同十分自信的举止结合，由于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天性。年轻一些的女人尤其给人一种天真的印象。”“有教养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保持自信的姿态”；“美国人不善于享受”，“任何人都不公开饮酒”；“当事情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发生不快时，他们表现得很能容忍”；“一旦他们着手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踏踏实实地干”，“严格地实事求是地签订业务合同”，等等。
恩格斯在概括这次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印象时，使用了“未开化”和“文明国家”、“十七世纪式的旅行”和“室内设备甚至是超时代的”这样看似矛盾的评语。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矛盾，因为在它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还不可能一下子摆脱某些旧传统、旧形式的束缚，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传统和现代、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只有深入实际，把握时代潮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认清这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的真实面貌和发展趋势。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恩格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三、深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权力大为增强，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对副教授资本主义的变化而提出的新课题，恩格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思），在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对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此相关的恩格斯晚年的主要著作有：1891年3月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写的导言，1891年6月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法德农民问题》，1895年3月写的《卡·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此外还有大量同各国工人政党领导人的书信
（一）思考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与策略
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问题，发表了新的思想观点。
第一，冷静清醒地总结历史经验，坦诚自我批语承认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只是一种幻想”。历史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大军为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是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恩格斯以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科学的态度教育和启示后人，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要过高估计形势，不能急于求成。客观历史规律是公正的、无情的，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恩格斯论述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手段应当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定。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以起义和街垒苍战实行突然袭击，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法争，一个一个地夺取所能夺取的阵地，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取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编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是工人“解放的手段”之一。这是因为，议会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比在集会、报刊上更自由得多地讲话，传播自己的主张：况选活动给社会主义工人党广泛深入群众，宣传维护自己的观点，揭露对手的攻击诽谤，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因而是一种宣传、教育、启发、训练、组织群众，为未来的革命发动做好充分准备的斗争手段。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增长，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的力量和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既可以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既能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能增加对手的恐惧。总之，好处很多。恩格斯还说：“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
恩格斯同时指出，开展议会斗争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其中主要有：一定要使群众自己参加进去，弄明白应该做什么，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在议会中决剑能投票赞成政府采取的加强对人民统治的任何措施；开展议会斗争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政府破坏法律，迫害工人政党，就要坚决转向非法斗争；开展议会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滞不前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第三，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和开展合法斗争，是设想一种把合法斗争、日常工作同实现目标、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相结合的策略，决不意味着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也不是认同通过选举取得议替多数就可以获得政权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语了“现代的社会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策只能是把党引入迷途。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响剑鸣”，只宜采取合法斗争策略以集聚力量；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必须懂得，统治者“在制定新的法律反对颠覆”，而“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无产阶级不通过蠛革命就不可能夺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恩格斯把暴力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根本的策略和斗争手段，这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偏爱”暴力，而是因为有资产阶级反动暴力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针对那些对暴力革命的无端攻击和道德说教，恩格斯坚定鲜明地做出回答：“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么，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卡·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问世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散布，这是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真实凭证。恩格斯似乎预料到在他身后会有人加以曲解，在临终前曾经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一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想念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恩格斯是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待革命斗争策略的。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应根据当时的各种具体条件来决定。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去崇尚暴力是愚蠢的，但是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是自己欺骗自己。
第四，恩格斯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形式问题。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明确指出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适合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在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先生们，你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重申和阐述了两面三刀条重要原理：一是“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孙不致推动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它们。”二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随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恩格斯晚年除继续坚持《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阐明的论断外，1891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892年又指出：“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1894年又一次重申：“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恩格斯认为，凡是没有争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应当首先争取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民主共和国可以经过改造，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现成政治形式，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使命。这就阐明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国家的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是有历史联系和继承性的。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从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上说的；而在政体即国家组织形式上，是可以批判继承的，而不能一刀两断。
第五，恩格斯预测到未来的世界战争危险，制定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利用战争形势推进革命的策略。恩格斯晚年发表的许多著作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德国的社会》、《欧洲能否裁军》里，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无产阶级政党应采取的对策，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分析。
19世纪末，随资本主义向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都在积极扩军备战，沙文主义宣传甚嚣尘上，军费开支不断上升。“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先后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个军事集团。“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
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由于德国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埋下了新的战争祸根，而这未来的战争必将是一次具有欧洲规模的大战。到80年代末期，恩格斯预言，“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指资产阶级和地主，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引者注）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90年代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如果战争毕竟还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二十多年前，恩格斯就做出了这样光辉的预见。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6月29日写了《预言》一文，称赞是“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最令人惊奇的是，后来很多事情竟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恩格斯论及未来世界战争的预言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工人政党和革命的人们“有一切根据极其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
恩格斯教导我们，新的战争危险对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各国的社会主义都拥护和平。在当时的条件下，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应当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战争爆发前，各国工人政党应当把全体工人阶级和各阶层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广泛开展反对军备竞赛、争取裁减军备的斗争，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狂热，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谅解和协调行动。如果战争爆发，工人政党就应利用战争造成的有利电动机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纲领目标，并最终从根本上铲除战争的根源从而摆脱战争。当时，恩格斯曾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发生社会革命，指出“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只有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国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占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德国，恩格斯指出：我希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这种战争是可怕的。战争会使们倒退多年，这将是一场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到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因为“决战推迟和部分失利会引起国内变革。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被打败，或者被迫转入长期防御，那末变革一定会发生。”“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事情就是如此。”这就是说，战争一旦爆发，定会激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造成统治阶级的危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就应当利用这种时机去发动革命，夺取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我们现在到处都在顺利前进，世界大战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归根到底，世界大战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永远束军国主义，……在这之后，战争就会是不再可能的了。”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和论断，后来被列宁和毛泽东所继承与发展，形成为著名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为两次世界大战和欧亚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所证明，显示了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
（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系统构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一直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分析了农民的阶级结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论证了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再一次指出农民的态度是公社事业成败的关键，只有公社的胜利才“是农民唯一的希望”。70年代中期，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时，提出了“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的主张，认为不能像巴枯宁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心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批判了拉萨尔把农民列为“反动的一帮”的观点，坚持了工农聪明的基本原则。
19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德等欧洲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农业资本的集中，大批农民遭到破产而处境不断恶化，农民运动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没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反而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为了纠正法、德两国党领导人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恩格斯多次写信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1894年11月还专门写了《法德农民问题》，系统批判了法、德两党土地纲领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详细阐明了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和政策。
恩格斯强调农民的政治作用，指出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他们的积极参加，任何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不能让他们留在用“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的大地主手中。这是“农民问题的中心点”。
针对法国工人党“保护农民小块土地”以挽救小农的错误主张，恩格斯指出那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地方，想要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做不到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不能用保护土地私有制去安抚农民，不能保护富农和资本主义农场主剥削雇工的权利。只有把生产资料转归生产者公共占有并进行大规模经营，才是农民“唯一得救的途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处理农民土地问题上，如果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希望永远保存小农，……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
恩格斯对农村中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居民中包含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最为重要的是小农。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他们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地方就是他们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正在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倾听接受社会主义，但是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还阻碍着他们。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不能听凭剥削者对小农进行宰割，应当提出反映小农利益的要求，帮助他们认清维护小农地位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利益。恩格斯还认为，除了农业工人以外，小农是所有农民中最重要的力量，是解开整个农民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