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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杨蓁与范石生均求学于云南讲武堂，志同道合，遂结金兰之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正处于极端困难之际，军需无法接济，伤病员无法治疗。经协商后，起义部队暂用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并在范部任职。给起义部队补充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并给官兵拨发两个月的薪饷。合作期间，起义部队以范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在朱德的帮助启发下，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蒋介石下令要范将朱德部队解除武装，将朱德解京正法。范则把这一消息即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并赠朱德部队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
范 石 生 遇 刺 始 末
1939年3月18日早晨，昆明街头几十个报童飞奔着，高喊着：“看报！看报！范军长遇刺！”
被杀者，是原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杀人者杨维骞，其父是范石生的结义兄弟杨蓁。
血案突发，惊动朝野，成为当年媒体的焦点新闻。《云南日报》的标题是：“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 车夫吴星光流弹击伤 凶犯杨维骞持书投案”；《朝报》的标题是：“杨维骞兄弟替父报仇 范石生被刺殒命”；《益世报》的标题是：“惊人仇杀案”；《民国日报》的标题是：“前军长范石生氏 昨街头遇刺殒命”。
范的家属当晚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呼吁：“敬祈按律严惩，以彰国法，而维治安。”也请省主席龙云“依法严惩。”三天后再次致函龙云：“该凶犯杨维骞弟兄，值此抗战紧张之际，不以国仇为重，竟敢于军警林立之下，明目张胆，强暴凶残，谋杀军职人员，实属目无法纪，该凶犯杨维骞，身隶军籍，尤属罪不可逭，恳乞主持，迅饬依法组织军法会审按律彻讯严办。”
蒋介石来电称：“顷悉石生兄惨遭意外，念革命之旧勋，痛故人之永逝，噩耗传来，惊悼殊深，特电驰唁。”随后发治丧费3千元，行政院长孔祥熙赠赙金一千元。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何应钦，陈诚等纷纷发来唁电，“曷胜痛悼，并望节哀”。从来不以诗闻名的宋子文，写成诗体祭文，称赞范石生：善于用兵，卓著功勋；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医术精深，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救国教民，中华精英；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军事委员会致函司法部：“查范石生为本会现任参议，该杨维骞等竟于省会军警林立之区，公然狙击在职人员，殊属目无法纪，相应函请贵部转饬受辖法院，讯明依法严惩。”司法部训令云南高等法院“遵照办理”。
云南地下党前辈侯方岳回忆，周恩来当年叮嘱他关照范的家属：“到昆明后要去看一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人们惊问：义弟之子，为何枪杀义兄？
义 结 金 兰
朱德，字玉阶，四川陇仪人；范石生，字小泉，云南峨山人；杨蓁，字映波，云南昆明人。三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志同道合，结为金兰之好，范的女儿称杨为“三爷”。辛亥革命后，朱德部驻扎滇南，杨蓁任步七团团长，范石生先在步七团任副团长，后到贵州黔军王文华部任参谋长。护国战争时期，朱德、杨蓁在川南前线功勋卓著，范石生随王文华兵出湘西，“建不朽之功。”
1921年初，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及朱德、杨蓁等众多将领，迫使云南都督唐继尧下台。后来，顾品珍迫杨蓁出走广东，任云南省政府代表。唐继尧重登“云南王”宝座后，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也率部来到广东。范、杨二人追随孙中山，在抗击粤、桂军阀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深受孙中山器重，杨蓁一度代蒋介石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去世后，唐继尧派两路大军进入广西，广东政府派范石生率部援桂。范将所部更名为“定滇军”，打算乘机返回云南，但他要借重杨蓁的军事才干。1939年8月，杨妻李时珍向法庭追述：范石生连派代表十余人，送信数十封，请先夫到广东帮他打回云南。先夫劝他：云南人不打云南人，请他移兵北伐。他回信说他要（回滇）实行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先夫素重友谊，慨然到粤任总指挥之职。
唐继尧的两路大军都不顺利，唐继虞率领的北路大军，被桂军挫败于柳州；龙云率领的南路大军，被杨蓁指挥“定滇军”围困在南宁。当时，“定滇军”军部驻武鸣县朱花坪，杨蓁与范石生同住关帝庙内一室。
胜利指日可待，杨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
祸 起 武鸣
关于杨蓁遇害的经过，范的女儿撰文说：在师长徐德和田钟谷（杨的连襟）默许支持下，是夜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几个人将先父拦住，先父说：“你们不能打他（指杨），他是我请来的。”众人说：“军长，不关你的事。”一些人将杨拖出庙外打了一顿，怕他报复，就把他戕杀，“杨在风雨中大声呼救，但先父却失去自由无法施救。”而杨妻李时珍对法庭的陈述是：十二、三人伪装成叛兵入先夫卧室，向先夫发一枪，先夫（向范求救）连呼“小泉！”范反身向墙而卧，不发一语。其党徒将先夫拖着，经过庙中数十级石阶而下，先夫背部被拖破，露出骨头，又被叛兵连刺数刀，完全变成一个血人。先夫命随行副官连请范石生十数次，范避不见面，仅派军医处长看了后，说伤不重。范深恐先夫复活，出巨金收买一个军医护士，将先夫活活扼死。杨维骞也向法庭陈述：我父命副官请老贼数十次，请即派船送梧（州）医治。老贼始终不来。
杨蓁遇害的导火线，是团长李兴和被罚。范的女儿说：杨蓁限期修筑工事，因土质坚硬，工事没有修好，他将团长至连排长全部罚跪并加鞭笞，限令部队将工事完成，否则还要严办。而杨的后人说，杨视察阵地时，发现李兴和正在聚赌，放着工事不挖，便严厉责问，李不得已当众跪下。
杨蓁遇害的原因，范妻吴石玲在法庭说：“杨蓁之死，乃因其治军过严，激变军心。”杨的后人却认为，在于范、杨两人的政治分歧。李时珍向法庭陈述：杨遇害前十来天，范问杨：回到云南后，军、政两长应该属于何人？先夫回答说：誓师时的宣言犹在耳际，当然应该贯彻初衷（军、政两长民选），否则无以对滇中父老。范的脸色立刻一变，从这天起，两人同住一室而互不交谈。法官问杨维骞：“你父被他（范）请去，当然有感情，何以要害他呢？”杨回答：“范石生当时已改变初衷，军、民两长都想一人执管，所以他才杀害我父。”
范为何不惩办凶手？范的女儿解释：先父顾虑大敌当前，内部不能再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失利，全军溃败，以致凶手终未能惩办。
侯方岳追述了朱德的看法：“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
杨蓁的遗体草草埋在广西，后来，经杨妻的请求，国民政府派军舰运到广州公祭。
孰 是 孰 非
旁观者怎样看待杨蓁遇害呢 ？
侯方岳回忆朱德的话：1939年12月在韶关，范多次向朱谈到杨蓁之死，朱也调查过，（杨）确实不是范指使人打死的。但笔者认为侯老的记述显然有错：1939年12月之际，朱德与八路军总部“驻马太行侧”，而范石生早已遇刺身亡，他们怎么可能在韶关聚谈？朱德又怎么可能进行调查 ？
侯方岳回忆周恩来的话：“杨蓁的灵柩运到广州，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是范石生派兵打死的，要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但马伯周的《朱德与范石生》一文却说：1935年蒋介石到昆明视察，电邀在庐山休养的范石生来滇。省府机要参谋透露，蒋要改组云南省政府，由范接替龙云主持滇政。此文发表前曾经范的后人“修改、订正”，也就是说，得到范的后人认可。看来，蒋对范相当器重，似乎与侯老所述相矛盾。
云南人士安恩溥说：“杨蓁被范石生杀害……杨维骞报父仇，刺死范石生”。
曾与范石生并肩作战的桂军首脑黄绍竑说：（定滇军）实行断烟（鸦片）整军运动，杨任劳任怨做恶人，范则在旁边做好人……那些被毒罚的官兵纠众冲入司令部，将杨殴打重伤，范当时不但不制止，暴动官兵散后，杨尚未死，向范呼救，范也不救。黄进而判断：“有人说这次暴动是范石生暗中指使，因为回滇在望，先把第一个对手除去。”
另一位桂军首脑李宗仁回忆：据说杨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
杨蓁一死，龙云部轻而易举脱围而去。范向滇南发动进攻，被以逸待劳的龙云部打得溃不成军。范的女儿回忆：范常说，如果杨蓁不死，讨唐也不至于失败。
泪 洒 珠江
住在上海的李时珍，接到丈夫遇害的噩耗，带着7岁的大儿子匆匆来到广州。广东国民政府为杨蓁公祭时，李时珍声泪俱下地宣读了一篇祭文，其中说：
前年今日，尚接手书，而今年今日，惟余白骨，子哭父而不应，余哭夫而弗闻，呜呼痛哉！
哭君幼年，家贫苦读，弱冠丧父，哀毁骨立，事母至孝，乡里称之。逮乎壮岁，忧国忧民，投身入伍，辛亥革命，举义滇池，复我河山。袁氏称帝，举国称臣，君独以死而救国，迫滇唐独立，挥戈北指袁贼。
君由粤入邕，作战三月，辛劳尽瘁，无非为国为民，何罪于人！何罪于天！乃大功将成，竟遭惨击。君不死于护国、护法，而竟死于豺狼之手，此余之所最痛心者也！
（余）本欲殉君，君子谁教？君女谁育？偷生苟活，勉终君志。君死之后，君之子女，我自教之，务使成人，以慰吾夫。
后来她向法庭陈述在广州会见范石生的情况：我领带维骞，跪在范石生面前，苦苦哀求搬运先夫灵柩。范推三阻四。我对范言，映波为你死得不明，现我所要求你的，不过是运映波灵柩及惩办凶手，你俱不能办到，欺我太甚，我只好将映波死事公诸国人。（范）“闻而畏，立命他的军需处长西耀卿来，请我顾全从前友谊，他情愿筹备十万元作教养费。”我对他说，我绝对不忍心将他遗骨卖你的十万钱，请你将借我的港纸十万零七千零三十元，还有你父借的现洋一百元还我。他答复，待到得云南后再还。
悲剧，孕育着悲剧。
血 溅 南城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朱德化名“王楷”，率领余下的800多人，隐蔽在义弟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中。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范部奉命向红军进攻，双方打了几场恶战，导致红军战史上的“八月失败”。抗战爆发后，范石生回到昆明，挂职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每天下午到小南城外的“日月大药房”坐诊。
杨蓁遗孀也举家回到昆明，长子杨维骞转学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每逢假日，就与其弟杨维襄到郊外练习射击，准备“子报父仇”。
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坐着黄包车，沿南城脚向东走来。等在城墙上的杨维骞与杨维襄，直奔黄包车冲去，杨维骞举双枪连射，事后验尸，范身中13枪，其中一枪伤及车夫。事毕，杨维骞兄弟到光华街东端警亭交出手枪，递上《泣呈龙主席》书和《公开告各界》书。
《泣呈龙主席》书说：“先父惨遭奇冤，未得伸雪，为人子者，问心有愧……爰乃决定替父报仇，其他不遑顾及。”《公开告各界》书说：予父与老贼系本省讲武堂特别班之同学；予父在陆军步兵第七团长任内，老贼充任中校团副，故予父又系其直接长官；老贼赴贵州谋事期间家用缺乏，其双亲由予父代为供养三年之久；老贼在滇川边界被匪掠去，全赖予父竭力营救脱险，故予父又系老贼之恩人……老贼反诬予父为叛兵所害，既杀其人，复加以恶名，其居心辣毒，孰有过于此者！中国立国之道，自来皆以孝为本。故为国、为家、为社会除此恶贼。”
各报记者立即进行采访，范的家属代表对《朝报》记者说：此事之发生，诚属不幸，值兹抗战建国之大时代，大我胜于小我，国仇甚于家仇。即使杨某真对范氏有仇，亦似不宜出此下策，今此不幸事情之突然发生，令人遗憾殊甚。范的大女儿对《益世报》记者说：“余父生前，从未对余言杨三爷半句坏话，常告余杨三爷与余父之友谊笃厚，讵杀余父者竟为杨三爷之子，实出余意料之所不及。真不知杨家所谓仇者，从何说起。”杨维骞的长姊则对记者说：“当余父每年逝世纪念日，全家吃素，以示不忘父仇，维骞今日复仇，是他之夙愿。”
1983年，范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先父）为了民族气节，他一定要回昆明，认为抗战期间，龙云不可能杀害他，一直放松对龙云的警惕。”似乎暗示范的遇刺与龙有关。
法 庭 舌战
1939年8月7日起，位于庆云街的昆明市地方法院，公审杨维骞枪杀范石生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记者报道：范（妻）吴石玲愁容满面，大有悲不自胜之概，其戚友间，有凄然垂泪者；而杨维骞完全学生气派，供状时态度沉着。
吴石玲控告李时珍设计煽动其子，“被告等本性凶残，经此教唆，遂成杀人之举。”依据范生前任职月薪，加上行医收入，吴石玲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连带赔偿损害国币十八万二千”。李时珍提出反诉：“除将该原告范吴石玲之请求驳回外，并祈判令赔偿其夫加害先夫之损害及向先夫所借各款。”
昆明地方法院提起公诉，指出杨维骞刺范原因是：“李（兴和）掘壕误限，被杨责罚……杨蓁即被李等所杀害，其子杨维骞以为乃父之死，系出自范石生主使，刺激之余，立志不与范共戴天”。
杨维骞对杀范一事供认不讳，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
范对杨之死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吴石玲说：“民夫尚挽救之不暇，抑何有于主谋之可疑？”李时珍说：先夫责罚抗命超期、没有挖好战壕的团长李兴和。范私招该团长抚慰，并且授意该团长：‘如欲解决汝等困难，非冒大不讳不可’。该团长会意，连夜招集党徒宣布：‘奉军长面谕处置杨蓁。’”“（范）暗使心腹劫杀先夫，佯为叛兵所害。继反诉人携子抵粤要求扶柩返葬及缉凶究治，范均一再支吾，终置之不理”，“是其主谋杀害先夫之铁证。”定滇军警卫团团长李正方，也在法庭质疑：“若非范主谋，当时为何不制止？主管长官卧榻之傍，出此大坏纪纲之事，成何事体？若非范主谋，为何始终不惩办凶手？”
“自首”之说是否成立？原告致龙云函称：“(杨)自称为自首各节，全非事实”，“（被告）希图减轻刑事之责任，并沽孝子之名，掩饰其罪恶以欺骗社会”。被告律师徐铸反驳说：被告犯罪完毕之后，该处并无行人，距肇事地点咫尺之处有一城墙缺口，且（被告）又身怀利器，何不从该缺口处出城逃走？市警察局致函地方法院证实：“五所警士钱志道、六所警士邵光汉于当职时闻听枪声，循声驰往查，看见杨维骞迎面而来，向警察称：“我是凶犯，子报父仇。”“且查所呈冤单，确系早日预备，决心于报仇后呈案自明，并非临时掩饰，似足证明自首。”
凶犯有几人？车夫吴星光作证：“见有两个人在车后面，有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警察钱志道作证说：穿长衫的交与我两支枪，并拿出一张自首书来，既后，穿黄衣裳（的）到。
当年的《云南日报》发表了读者评论。汉玉批评杨“不知道‘报国即所以思亲’的正确释义”，“代代报仇，循环不已，将如何得了呢？”华的说：“他是错误了，但错误中有时也会有说不出的苦衷。可是杨维骞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去实行他狭隘的‘孝’的使命，这是他没有把时代的使命认清楚，和国家培养青年的使命弄明白。所以，杨维骞的行为我们不愿菲薄，但是决不敢赞同”。
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判决：“杨维骞杀人自首，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并褫夺公权九年；杨维襄预备杀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缓刑三年”；“附带民事诉讼，由杨维骞赔偿被害人家属殡葬损害费国币二千五百元。”1943年5月，国民政府议决，以杨维骞“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宣告特赦。
解放后，范的女儿范木兰曾任省政协委员，杨维骞曾任省文史馆馆员。
资料来源：
昆明市地方法院《杨维骞案卷宗》，昆明档案馆（原件无标点符号，为便于阅读，由笔者添补），1939年。
《民国日报》、《云南日报》、《朝报》、《益世报》，昆明，1939年3月、8月、9月有关各期；《云南日报》，昆明，1943年5月23日。
郭军宁《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北京，《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
范木兰《范石生事略》，《云南文史资料》第二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1983年。
范木兰、范亚兰《范石生事略》、范石生《滇军第二军战史》，《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政协峨山彝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9。
安恩溥《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政协云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1963。
《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黄绍竑《新桂军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书局，北京，1960；《滇桂战争》，《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4。
郭军宁《范石生与朱毛井冈山会师》，《光明日报》，北京，2001年7月19日。
李时珍《祭夫杨蓁文》，《滇南碑传集续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杨维骞《杨蓁与孙中山先生》，台北，《云南文献》第二十七期，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