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谋反了吗?古往今来,缺乏政治智慧,是断不能在官场混的 美人鱼蓝玉

蓝玉案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四大案之一。

四大案中,以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最为出名,杀人最多,影响最大。两个案子,一个意在解决相权,一个意在解决将权,都是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维系其朱明王朝的非常手段。

蓝玉,生年不详。南直隶定远(今属安徽)人,与胡惟庸同乡,常遇春妻弟,太子朱标国舅。洪武十二年秋封永昌侯,二十年拜征虏大将军。二十一年拜大将军、凉国公。蓝玉是继徐达、常遇春、傅友德、冯胜等名将之后的新生代将领.战功卓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遭锦衣卫指挥蒋瓛指控谋反,被诛,牵连一万五千人被杀,史称“蓝玉案”。

关于蓝玉,明史有一段结论性的话:

“浸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这段描述形象生动,蓝玉居功自傲、贪横恣肆、忘乎所以、骄横跋扈而又不能约束自己,最终以“谋反罪”招杀身之祸。似乎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观明史所列蓝玉案之七宗罪,前六宗罪,都是些历史旧帐,是被刻意翻出来的。比如,卖私盐罪,是指蓝玉早年征云南,私自贩盐,牟取暴利。比如,违诏出师罪,是说他领兵在外,诏令有所不从,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比如,非法闯关罪,说他北征班师至喜峰关,因入夜,守关明军未及时开门,蓝玉便纵兵破关而入。比如,管教不严罪,说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御史上奏弹劾,他竟然将御史打了出去。比如,私吞公物罪,说他打败北元,私占珍宝、驼马,并将降将士卒收归己用。比如,奸污俘虏罪,是说他逼奸元王妃,致其自杀。

这些丑事,说实话,朱元璋心里清清楚楚。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封蓝玉为凉国公,原来想封梁国公,因其有过,而改凉国公,并“券其过”,记下一笔,让其思过改进。

可以这么说,在太子朱标去世之前,朱元璋对蓝玉还是相当信任的,他可以容忍蓝玉的很多缺点,甚至还有让蓝玉辅佐太子朱标治天下的念头。有一点可以佐证,蓝玉同胡惟庸案、李善长案都有牵连,比如,蓝玉北征,俘获胡惟庸派往漠北通好蒙元的特使封绩,李善长为掩罪行,以免殃及自身,要求蓝玉将封绩转交给他处置,蓝玉爽快答应。这件事,对朱元璋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但是,朱元璋还是网开一面了。毕竟,蓝玉有用,而且还是儿女亲家。

蓝玉和朱标过从甚密,亲近而无话不说。但是,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情形完全变了。朱元璋从嫡长制的角度考虑,册立孙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倘若朱标在,朱元璋也许不必担心蓝玉。因为他知道,朱标和蓝玉关系良好。蓝玉毕竟一介武夫,英雄果敢,足可御敌于外,至于内政,他毫无政治经验,有点脾气,有点性格,江湖义气,贪点私利罢了,朱标尚可驾驭。但是,朱允炆就不同了,他的辈份更低。蓝玉姐姐嫁开平王常遇春,生长女嫁给了朱标,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夭折一封吴王);蓝玉的女儿,则嫁给了朱元璋的十一子蜀王朱椿(当时已成年),这些个复杂的利害关系,将来恐怕会滋生出皇权事非。以朱允炆的斯文懦弱,将来根本不是蓝玉的对手。这或许是朱元璋下决心清除蓝玉的根本原因。

明史有载,朱元璋给蓝玉定的谋反罪,实在不怎么高明。

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编辑,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主要事实的《逆臣录》发布,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铁板钉钉,不容置疑。这同朱元璋十几年前弄的胡惟庸案《昭示奸党录》,大同小异。

《逆臣录》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这些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前往蓝玉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然而,这个《逆臣录》实在是破绽百出,疑窦丛生。这部供词汇编中居然没有主谋蓝玉和曹震的口供,两人根本没招供。据说,主审官吏总尚书詹徽百般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呈堂大喊,你詹徽就同党。更可笑的是,这位主审官最后真的竟然也变成了蓝玉的“同党”,被朱元璋一并杀了。而那个告发蓝玉谋反的锦衣裳卫蒋性指挥,最终也身首异处。

《逆臣录》罗织的证据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渔夫招供,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酒席间,蓝玉对他说:“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再比如,一名叫张仁孙的染匠供述道,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做。蓝玉要谋反,怎么可能同一个渔夫和染匠去说。

还有,蓝玉谋反的所谓具体日期也不合情理。《逆臣录》记录主谋之一的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交待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晚上(即蓝玉被逮前一天),才听他父亲说:“等今年四五月间,我们预备下,伺候作事业,务要成就。”这议定举事的时间也太远了吧?还另有人供述,说准备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往南郊举行亲耕藉田典礼时举事,但是信息提供者都是一些低级军官。一般而论,低层级的军官根本不可能提前知道皇帝具体的行程。另外,此时太子新亡,朱元璋身体虚弱,是否去南郊躬耕本来就是问题。蓝玉又凭什么知道,二月十五皇帝要亲去南郊?不过,蓝玉二月十日被杀,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去南郊举行了亲耕藉田的典礼。很明显,“二月十五日劝农日下手”,极有可能是在朱元璋亲耕藉田后编造的。这个具体的日期,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

朱元璋擅长的手段,就是罗织“谋反罪”。但是,蓝玉谋反了吗?显然没有。他太天真了,其内心深处,始终坚信朱元璋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他毕竟不是政治家,粗犷简单,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有一件事,似乎特别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蓝玉奉诏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叶昇,合肥人,也是明朝开国功臣之一,明史列传十九有生平记载,战功赫赫,“帝屡赐敕”。此时,胡案都过去十几年了,叶昇竟然还被朱元璋拎出来,找了个勾结胡的罪名,把他杀了。按理说,蓝玉应该相当的警觉了。可是,他没有。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蓝玉回京。这个谢熊,后来也成了蓝玉“同党”,死于非命。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这段话极有意思。蓝玉似乎不以为然,用开玩笑的方式,轻描淡写说这件事。显然,他没把这件事当回事,稍事准备,便启程回京。四川路途遥远,走走停停,武昌、九江、安庆,既然要停,便有当地官员迎送,把酒言欢,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蓝玉真想谋反,他肯定不会回来,当其时,蓝玉将在外,而且手握重兵,他还会束手就擒?显然,他还对朱元璋抱有幻想,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

蓝玉回南京复命,到其被人告谋反而事发,差不多一个月不到。蓝玉完全没有谨慎妥处的想法,史称“桀骜如故”。西征回来,朱元璋封他为太子太傅,这小子还大发牢骚,说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当太师,难道我还不如宋国公冯胜和颍国公傅友德吗?这些天,蓝府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应酬不断。酒多之时,蓝玉口无遮拦。压根就不像一个谋反之人。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穿梭来往,畅言谋反。粗略统计,竟然有几千人出入蓝府。蓝玉既想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把谋反的事,天天挂在嘴上?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吧。这一切恰恰说明,蓝玉压根就没有谋反的想法。他也就是发发牢骚,发发酒疯而已。他坚信,朱元璋还是器重他的。可是,他错了。

朱元璋下决心清除蓝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事关燕王朱棣。蓝玉同朱棣交恶,由来已久。史书有说法。蓝玉作为太子朱标的妻舅,极力维护太子储君地位,同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朱棣不和。燕王朱棣系朱元璋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长子,按太祖立嫡立长制,不会得到特殊重视。不过,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早在初封燕王时,即已表现出非凡的才略。洪武二十三年,朱棣首次率师北征,即以武力加怀柔的办法迫使蒙元乃儿不花部投降,大获全胜。朱元璋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棣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朱元璋相当赏识。

当时,太子朱标健在,每遇要务,必找蓝玉商量,视其为心腹。蓝玉曾力劝太子,燕王有野心,应多提防。明史说,蓝玉自蒙古班师回朝,告知太子:“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蓝玉劝朱棣,要小心,朱棣有野心。朱标有点书生气,回答:“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无奈,蓝玉再行解释:“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蓝玉的意思是清楚的,我也不希望是真的,也不希望此事成真。没有不透风的墙,燕王知道了,当然怀恨在心。

太子朱标健在,朱棣还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以口实。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逝,朱棣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入朝奏事,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应妥善处理。”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彼此心知肚明。特别是“纵恣不法”,更是确指蓝玉。可以这么说,燕王的挑唆和加上朱元璋的猜疑心驱使,百战功高的蓝玉的人生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只是可惜了,朱元璋此时早已病体缠身,老态昏浊,偏执恣肆。他听信了朱棣的话,尾大不掉,危及江山社稷,滋事体大,决不能手软。只是,他作梦也想不到,最后夺其皇孙之位的,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燕王朱棣。

处理完蓝玉案,朱元璋仍未罢手。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被赐死。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是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宋国公冯胜,早说早已退休,朱元璋也决不放过。冯胜在自家门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走马为乐。有人据此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仅仅居家自叹:“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即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明史说:“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后来这个耿炳文以年迈之身北征朱棣,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时,朱棣笑了。观建文一朝,只剩酸迂儒者若干,已无军事上的强劲对手。试想一下,倘若年轻力壮的蓝玉在世,何来朱棣的永乐天下?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蓝玉被问罪,当天下狱,次日处决。念其皇亲国戚,皇恩浩荡,免于凌迟,“以留全尸”。不过,整张人皮被剥,即所谓“剥皮揎草”。朱元璋还下令传示各省,以儆效尤。蓝玉之女是蜀王朱椿的王妃,出于亲情,最终保存了蓝玉的皮囊。据说,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曾在蜀王府端礼门楼见一尊人像,公侯华服供奉,一打听,才知道是蓝玉之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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