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良骏遗照
1927年摄于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西北军官学校
红西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
马良骏的革命足迹
马良骏，字少龙，又名景融，汉族，西安市人，1910年生。
祖父马承庥（又名马天佑），为清末民初西安著名慈善家，人们尊称“马善人”。
马良骏伯父马开臣（又名马文明），陕西辛亥革命著名义士，在西安东大街古开元寺东侧开设“马家存心堂书铺”，成为同盟会秘密据点。辛亥革命后任秦陇复汉军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的参谋长，驻守乾州，“运筹帷幄，悉中机宜”。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坚定拥护孙中山先生进行二次革命，“奔走运动尤为激烈”，于1913年秋被倒向袁世凯的陕西督军张凤翽奉命捕杀，时年36岁(《陕西党史资料丛书（3）•辛亥革命在陕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马良骏自幼就受到优良的道德教育与革命意识的启迪，为其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马良骏之父马宝臣为马承庥第二子。
1926年冬，冯玉祥将军率国民革命军进入西安。马良骏这时已初中毕业，因受不了继母的虐待，毅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考入冯玉祥将军创建的西北军官学校，走上伯父牺牲前曾经走过的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民主革命道路。入校不久，他就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著名的西安军民为安葬军阀刘镇华“镇嵩军”围城西安五万死难军民的“负土建坟”劳动(庞齐《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在陕西》，载政协陕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29年马良骏从西北军官学校学习期满毕业，由于品学兼优，被分配到冯玉祥将军所统率的最精锐的部队—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手枪团任排长(《河西日报》1937年4月27日第3版)。这个手枪团原为冯玉祥的卫队团，后升为手枪旅，由冯玉祥的亲信、结拜兄弟季振同任旅长。季振同手枪旅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是得宠的“骄子”、“王牌”，是“嫡系中的嫡系”。该旅实力厚雄，武器配备精良，每个人配置有三大件：当时最先进的步兵冲锋枪、驳壳手枪和马刀，还有五颗手榴弹。官兵待遇甚高，武艺出众，人人打仗十分勇敢，经常赤膊上阵，是出名的“敢死队”，冯玉祥十分偏爱。马良骏能够进入手枪旅，并且刚从军校毕业就被任命为排长实职，可见他在思想品质和军事素养上都深受器重。
1930年，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阀派系斗争复杂并趋于激烈，5月，遂发生“中原大战”，马良骏随军开赴河南参战。在部队开拔前不久，由家庭包办，马良骏迎娶了西安市南郊西姜村的贫苦农家女李云波为妻，这年马良骏整20岁，而妻子李云波只有15岁。
旧社会联姻讲究“门当户对”，为什么城里的富家子马良骏却娶了农村的贫家女李云波呢？原来马良骏9岁时生母病逝，父亲再婚，继母进门。谁知这个继母生性凶残，刁悍无比，对马良骏打骂折磨，百般虐待,善良懦弱的父亲后悔不迭，也无可奈何，只能以好话安慰儿子。马良骏毅然从军，也是想摆脱家庭，求得解放与自立。而继母极力要选贫家女李云波，全为自己得到一个名为儿媳实为奴婢的驱使对象。
马良骏同妻子李云波婚后不几天就离别了，妻子李云波也开始了受婆母残酷虐待的非人生活。
1930年9月，在蒋介石分化瓦解下，“中原大战”以冯、阎的失败告终，冯玉祥被迫下野，带领少数部下退入山西。冯系余部则在蒋介石的指令下由孙连仲率领，在年底前由河南北部移驻山东济宁一带。部队被改编为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季振同任旅长的原手枪旅被编为74旅，马良骏在该旅学兵连任排长(《河西日报》1937年4月27日第3版)。
学兵连同普通战斗连队不同，是专门培养班、排长这样的下级军官或军士，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和军事素质，承担着为战斗连队输送经过培养训练的基层干部的专门连队。所以这时20岁的马良骏实际上已相当于战斗部队连级军官的职务了。
从1930年秋 “中原大战”结束到1931年末的宁都起义，是马良骏从拥护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向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革命民主主义实行转变的一年，是他人生道路上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马良骏同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和倾向于共产党的同僚军官（西北军官学校的几位学友）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为后来积极参加宁都起义和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两张80年前的珍贵照片可作佐证：
1930年11月16日驻军河南新乡时,马良骏与好友袁汉澄(后名袁血卒,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他战友留影并赠王铭五同志(宁都起义前任26路军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宣传委员)。
(照片说明：右第一人为马良骏，右第二人为袁汉澄)
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1日，驻军山东济宁时,在二十六路军迫于蒋介石软硬兼施手段开赴江西“剿共”前夕，马良骏与西北军官学校学友袁汉澄、王涵、张维俭、高培立、郑明义合影，赠于学兄王铭五。
(照片说明：后排中为马良骏，后排右第一人为袁汉澄)
值得重视的是，两张照片中的袁汉澄（后名袁血卒，“文革”后任国家民政部正部级副部长）当时即为地下共产党员。受党指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党组织，任地下特别支部组织委员，策动宁都起义并担任与苏区中央领导的联络工作。照片受赠人王铭五，甘肃高台县人，宁都起义前入党并担任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宁都起义后任红军团长，长征开始前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说明∶以上两张珍贵照片得自照片受赠人王铭五同志遗属处。上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省张掖市党史办在高台县调查西路军事迹时，照片受赠人王铭五的三弟王如九拿出来送作资料的。据王如九讲，这是其长兄于1931年春部队开赴江西前寄回家中的。并说，当年（1937年）西路军攻占高台地区后，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多方打听，找到王铭五同志遗属后，请王如九到高台县城去见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见面后大家对王铭五同志的不幸牺牲深表痛心，回首往事和友情，唏嘘不已，十分难过。临别时董振堂军长还向王铭五同志遗属赠送了银元若干，表示慰问。）
1931年春，不顾民族存亡大义、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强令驻扎山东的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共”，企图一石二鸟，既打击日益壮大、节节胜利的中央红军，又在战争中削弱和消耗非嫡系部队。经过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党员袁血卒（汉澄）、刘振亚、李青云等的精心秘密工作，发展地下党员，建立直属中央的地下特别支部，并取得红军根据地中革军委的直接指示，在共产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和决心投奔革命的二十六路军主要领导人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的领导下，于当年12月14日成功地发动了宁都起义，17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原西北军官兵加入红军，极大地壮大了中央根据地的力量。起义中，74旅1团1营营长卢寿椿，奉命带领包括74旅学兵连在内的部队，到苏家祠堂去解决二十五师师部(苏进[少将，原炮兵副司令员]《回忆宁都起义》，载《解放军报》1981年12月12日第三版。王秉璋[中将，原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宁都暴动亲历记》，载《军事历史》1999年第4期)。他们快速坚决地消灭了几名敢于反抗的阻击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任学兵连排长的马良骏，率领由下级士官组成的精锐力量参加了这次战斗。
宁都起义后，起义部队编为红五军团，下辖13军、14军和15军。马良骏的学兵连归属于15军（军长黄中岳）43师（师长卢寿椿）。
1932年3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原红五军团15军调归红一军团建制，15军43师（师长卢寿椿）辖127、128、129三个团，马良骏此时已升任127团团长（有关同志根据调查资料提供），并率部随红一军团参加了著名的水口战役。
从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到1932年3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短短三个月，马良骏就从学兵排长晋升为红军团长，其原因绝不是偶然的，一是他对革命早有认识和想往，“中原大战”后就同二十六路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同僚关系亲密、志同道合，他对参加革命、起义当红军早有思想基础；二是1932年3月中央红军整编前，曾发生过15军的部分中下级军官，集体带上背包到红五军团军团部要求脱离红军的事件，后经时任军团政委的肖劲光同志及时请示中央，在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顺利平息。这种要求脱离红军的事在共产党员身上是绝不会发生的，马良骏何时入党现已无从考查，但以他对革命的政治态度，是不会参加要求脱离红军的事件的。因此在部队整编前后马良骏被迅速提拔，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1932年8月，发生了 “季黄谋叛事件”冤案后，中央红军再次整编，15军重归红五军团建制，15军43师只辖127、128两个团，马良骏仍任127团团长。1932年12月―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五军团15军各师番号取消，部队缩编为4个团（125、128、129、135团），马良骏任团长的127团建制消失。时隔不久，1933年6月，组建了第一方面军直属第14师（师长张宗逊），马良骏于7月22日同20多名瑞金工农红军学校高、中级干部一起分配工作，马良骏任第一方面军直属第14师第41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72页；《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933年10月，由第3师、直属第14师和独立第1、2团组成第九军团，承担号称中央苏区北大门的重镇广昌的守备任务，马良骏遂任第九军团14师第41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80页)。
1934年4月，蒋介石动用百万兵力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并大举进攻，目标首先指向广昌。马良骏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率41团官兵同敌人激战18天，身先士卒，直至负伤。时任第九军团14师师长、新中国开国上将张宗逊在1990年出版的《张宗逊回忆录》一书“后记”中写道：“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无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要写应该写他们。可是因为时间久远，他们的姓名大都想不起来了”。但在回忆“广昌保卫战”时他写道∶“广昌保卫战，激战了十八天，红军虽然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参战的红军部队也伤亡很大。”他深情地说∶“红十四师的团以下干部多有伤亡，团长马良骏负伤，我的警卫员小李也阵亡了”(《张宗逊回忆录》)。
从张宗逊同志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马良骏是14师在广昌保卫战中最高级别的负伤军官，他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精神给张宗逊同志留下保持了56年的深刻印象。广昌保卫战红十四师伤亡最大，被中革军委撤销了番号。
1934年8月，为了弥补广昌保卫战后红军的大量减员，由原第21师第61、62团、教导第2团和赣江独立团组成新的第21师，这是一支由地方部队升格组建的新部队，急需要有正规军指挥经验的军事干部来加强领导和训练，于是马良骏被调任第62团团长。1934年9月，由原第21师和第23师组成第八军团，马良骏任该军团第21师第62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85―86页)。
62团在团长马良骏和政委王贵德的率领训练下，迅速进行着由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部队的转变，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王贵德同志离休前曾任铁道兵副政委。2009年，95岁高龄的他仍然对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马良骏记忆清楚，当有关同志向他问起马良骏时，他竖起拇指大声地说“好！人好！有本事，勇敢！能打仗！”
长征初期，马良骏所在的第八军团，同一、三、五、九军团一道，从两侧翼和后面担负起掩护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即军委纵队）和中央第二野战纵队（即中央纵队）进行大规模转移的任务。1934年12月的湘江战役，战斗空前惨烈，在如潮的敌人围追堵截下，第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人员损失严重，几乎溃不成军。12月1日上午，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刚过湘江，凤凰嘴渡口浮桥便被炸断，被打散后突围出来的红八军团官兵，遭遇到致命的打击，敌人已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红军最后过江的部队上。只能涉水渡江的红八军团官兵，面对敌人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原本11000人的部队，战斗后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仅剩不过1000 多人，马良骏是经历这次残酷战斗的幸存者之一。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不得不进行缩编，重新组织队伍。12 月 13日，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根据军委决定，致电五、八军团领导人，宣布撤消八军团建制，营以上干部调回总部另行安排，其余人员编入五军团。由于部队减员缩编，不少军事干部只能降职使用，而周恩来在电报中特别指令“马良骏留五军团为团长”，并以八军团较强之一团为三十九团，归五军团建制(《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1］（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从这封指名道姓进行任命的电报可以看出，马良骏这时已是中央红军中颇为知名的团级军事指挥员，以至为了加强在长征中担任繁重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战斗部队指挥力量，在党中央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同志，特意在致两个军团四位领导的电报中，对马良骏的工作专门进行了单独安排，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16—19日完成合编后，马良骏即任五军团13师39团团长(《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343—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由于大量减员，五军团撤消了13师番号，直辖37、38、39三个团，马良骏任39团团长。有资料显示，1935年2月在著名的“扎西会议”以后，中革军委于2月10日2时颁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整编后马良骏改任红五军团38团团长(【DOC】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 文件格式∶DOC/Microsoft Word -HTML版) 。
在长征中，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为此，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马良骏参加血战湘江后，又担负起“铁流后卫”的重任。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混编为左、右路军，马良骏担任划归左路军的五军团直辖38团团长。1935年夏，38团在连续战斗中减员严重，建制撤消，马良骏改任五军团教导营营长，重新担负起为战斗部队培训中、下级军官的任务(《陈伯钧日记（1933-1937）》)。1935年7月1日—1935年10月。马良骏由五军团教导营营长“因工作关系调司令部分配工作”(《陈伯钧日记（1933-1937）》)。
1935年10月后，马良骏调入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员均为团、营两级干部）任军事教员，又继周子昆、陈伯钧、曹里怀之后任上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回忆录》)。
1936年4月，在红军大学工作的马良骏，参与了左路军四方面军总部文体活动的组织领导，任红场委员会委员兼体育组组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红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1936年8月，马良骏接替调红军大学学习的许世友同志，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为长征中红四方面军骑兵部队的创建与发展做出贡献(李新国《骑兵师重建与出击永昌》，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甘南是少数民族藏族和回族(回民多马姓)的聚居区，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可能因为姓马的缘故，马良骏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甘肃省抗日救国军回民第六路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191页)。同时，在不改变原红军建制的前提下，马良骏参加了中共西北局领导下的甘肃工委的地方工作并担任“西路工作委员会”五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省红军新占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
1936年9月1日至20日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南期间，马良骏率红四方面军骑兵师驻扎在回民聚居的临潭县，他积极联络回族上层宗教人士和广大回族民众，认真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革命道理，率领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受到当地回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直到现在，临潭县还流传着当时担任清真西道堂教主的马明仁先生“率领教民们迎接红军到来，并且选派10多个厨师宰牛宰羊，蒸馍做饭，盛情款待红军将士，并邀请红四方面军马良骏师长带领的十师(疑为骑兵师对外番号)进驻西道堂，还打开了西道堂的所有粮仓为红军供粮”的佳话(《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临潭西道堂》《甘肃穆斯林[内部资料］》2006年第1期)。
此时，马良骏还担任新成立的甘肃省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于1936年9月12日同该革委会主席何长工、副主席熊国炳联名发布《关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的条例》的布告(有关同志根据查阅档案资料提供)。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西路军建立前，马良骏仍任甘肃省抗日救国军回民第六路军司令员。
1936年11月11日，为实现中革军委“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和懋功会师后划归左路军的第五军被中革军委正式命名为西路军。率领甘肃省抗日救国军回民第六路军的马良骏,改任红西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随红五军司令部行动，先后参加了土门战斗、临泽战斗和梨园口战斗等重大战事。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兵败，总部在所退守的甘肃肃南县祁连山深处召开石窝子会议，决定分散游击，各自独立寻求向西抵达新疆或向东奔回中央的求生道路。除李先念、王树声、张荣率领三支各近千人的支队分三个方向突围外，还组织了毕占云游击队,方震游击队,辛元林游击队,尹子林游击队,耿万福游击队,马良骏、陈宜贵游击队共六支人数较少的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从不同方向袭击牵制和迷惑吸引敌人主力，以掩护三支大部队顺利突围转移。当时，西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政治保卫局长曾传六同志，把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一个干部游击大队，任命总政治部胡同志为工委书记，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为大队长，九军保卫局长陈宜贵为政治委员，任务是：相机回延安，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陈宜贵《从祁连山到延安》，载《<星火燎原>未刊稿》第5集；并参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概述》[第26页］)。
干部游击大队人员较多，目标显著，受到马家军大部队的追击，损失严重。马良骏提议进一步分散队伍，把剩下的三十几个人化为小股，机动转移，以完成回延安报告情况的任务。后来马良骏带领残余人员曾同妇女先锋团政委吴富莲带领的残余人员会合，二人共同领导100多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在祁连山中抗击敌人(黄宁、杨卫东《福建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载《海峡通讯》2006年第10期)。
1937年4月5日，西路军失败20多天后，马良骏还率领着10余名红军战士在祁连山黄番山区同马步芳的韩起功部搜山部队进行周旋，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战中，马良骏又不幸负伤，但他仍忍痛指挥战士们还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后，借着黑夜带领着余下的三、四个人从森林中脱身，继续坚持游击斗争(《青海日报》1937年4月6日《韩起功致马步芳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转载[第513页］；陈秉渊《马步芳阻击红军西路军始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转载[第583页］)。
1937年4月底，马良骏战斗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他要找党，要找中央，要完成西路军领导人交待的“相机回延安，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党中央”的重要嘱托。于是他化装成农民，由祁连山区向延安潜行，但不幸在武威王城堡被民团查捕。马良骏的妻子李云波回忆，马良骏被党营救回西安在家中居住养伤时曾对她说∶他一个人由黄番山区向延安走时，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白天躲在破窑洞里藏身，晚上摸黑走夜路，饿极了吃过农民扔掉的烂南瓜、坏土豆，渴极了喝过马家军马蹄窝里的雨水，就这样半个多月从黄番山区向武威以东走了六百多里路。最后饥饿难忍、在村镇讨饭时被马家军发现盘问，敌人见他不是当地口音，上来抓他时他去夺枪，被马匪军用枪托打掉两个门牙后被捕。在俘虏营里，有个认识马良骏的战士无意间喊出了他的职务，马良骏遂被敌人提出，同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五军15师政委谢良等红军高级干部一起关押在凉州（武威）伪骑五师特务团。
在被关押的近五个月期间，伪骑五师师长马步青及其部下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对马良骏、黄鹄显、谢良、徐明山等红军高级干部及王泉媛、曾广澜等妇女团干部进行威逼利诱，企图使他们变节投敌，以壮大马步青的个人势力。为了达到劝降目的，敌人甚至还将在高台战斗中阵前携枪投敌、被马步青立即委任为伪骑五师“少将参议”的原西路军五军15师师长、叛徒郭锡山招来，在被俘干部中游说。但事实证明包括马良骏在内的所有红军干部，没有一个人动摇和丧失革命立场，变节投敌成为敌人鹰犬，马良骏后来甚至还被敌人关押入狱。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实现,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营救红军战俘，马良骏于1937年9月22日被党营救回到兰州“八办”，并于9月26日同刘瑞龙、吴建初等15名同志乘车返回西安(《谢觉哉日记》)。
马良骏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熏陶，在同妻子新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别的八年当中，他始终坚持独身，没有另寻新欢，这对于一个二、三十岁并且迅速提升到师级干部的青年军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马良骏回到西安后，先住在西安“八办”，几经打听寻访，才找到从婆母的欺凌下逃出家门、在半工半读性质的西安女子培华职业学校上学并后来留校工作的妻子李云波。这时李云波已从15岁长到23岁，为等待丈夫马良骏守身如玉，忠贞不二；马良骏也从结婚、离别时的20岁小青年变成28岁成熟的红军高级干部，突然见面，夫妻二人竟一时不敢相认，尔后才是执手泪眼，喜极而泣。后来马良骏经“八办”组织批准,搬回家中居住养伤，与西安“八办”保持着密切联系，等待组织安排。马良骏在家居住期间，经常给妻子讲共产党消灭剥削、追求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介绍自己在长征中的艰苦经历。而妻子李云波毕业前是学校进步学生的学联代表，1936年12月9日，曾带领全校进步同学参加“双十二事变”前西安市一万多名学生向临潼进发、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活动。夫妻思想一致，虽离别八年但恩爱异常。抚摸着爱人身上两次负伤留下的疤痕，李云波希望丈夫再也不要离开自己，他为马良骏怀上了孩子。
马良骏的堂弟马杰这时22岁左右，和马良骏当年一样，也受到自己继母的虐待和排斥，生活艰辛，前途盲然。正在无奈之际，马良骏指给他一条光明道路，动员、介绍堂弟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曾在红一军团当过自己的领导、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介绍堂弟去延安进抗大学习。后来他入了党，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洛川兵站，任副站长。
大约在1937年底，马良骏接到组织让他返回延安并有工作任命的通知。这时摆在马良骏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条路是脱离革命队伍，留在西安，凭借富裕的家境，他完全可以过着丰衣足食、娇妻陪伴、吃喝玩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另一条是别妻离父，北上延安，重尝艰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继续自己八年来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准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一切的革命道路。在这人生命运的三叉路口，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立即毅然诀别痛哭流涕的父亲和妻子，在长征后党和革命力量损失最惨重、处境最艰难时，义无反顾地奔回延安坚持革命亊业。到延安后马良骏进入抗大学习并通过西安“八办”同妻子李云波有数封书信往来，后来就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这次离别,也成为马良骏同父亲、妻子和那个尚未降生的胎儿的永诀∶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被空袭西安的日军炸死；妻子为他守寡到“文革”中被游街致死；而他的遗腹子一生下来就成为悲惨的孤儿。
从马良骏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起，到1937年底（或1938年初）奔赴延安的整个革命历程可以看到，他参加著名的水口战役；在广昌保卫战中英勇负伤；亲历血战湘江的惨烈战斗；一路恶战于长征后卫队伍；三过草地，数爬雪山；亲历河西走廊浴血死战，饱受祁连风雪疾苦恶寒；石窝分兵，率残部拚杀于绝境；临危受命，负重伤游击于黄番；战友牺牲殆尽，孤身坚持于密林；喝雨水食腐烂，铁心要奔向延安。他始终战斗在长征中最艰苦的岗位上，无愧于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革命战士和坚忍不拔的红军将领。
据马良骏的妻子回忆，马良骏同她结婚、离别、重逢、再离别，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不到100天。马良骏回延安时，并不知道妻子怀孕，只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到延安后组织怎么安排，所以同妻子李云波约定，一旦在延安安置妥善，就会把妻子李云波接去参加革命。后来李云波因妊娠反应强烈身体虚弱，加之同马良骏的联系中断，23岁的她从此又一次失去了丈夫，在西安艰难度日，抚孤成人，苦苦等待，直至解放。她不愿意相信的是，这次离别后，她永远失去了丈夫，而与丈夫的遗腹子娘儿两个相依为命，守望终生。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当天，李云波拉着11岁的儿子，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中望眼欲穿地寻找着丈夫马良骏的身影。虽然失望而归，但她凭借着丈夫对自己的影响，不久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当年12月即因出身苦、觉悟高、工作努力而入党。
1967年元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所刮起的游街风中，身患严重心脏病卧床不起的李云波，因为是工厂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扣上“走资派”、“黑帮分子” 和“叛徒老婆”的帽子，强行架到无棚卡车上在凛洌的寒风中连续游街三天，终因心力衰竭被迫害惨死。而在死前她还向儿子表达着对失踪30年的丈夫的无限怀念。
马良骏已经失踪70多年，对于他的下落和人生结局，至今未见到当年任何组织结论材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作风得到恢复贯彻和重新坚持，在拨乱反正的政治环境下，在人们能够不受来自党内左倾极端主义和形而上学史观束缚的条件下，在打破了禁锢人们头脑的“个人崇拜”环境下，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纠正对西路军的错误结论、为西路军恢复名誉的情况下，特别在讲真话、讲实话不会受到压制甚至迫害的条件下，文革后出版的一些涉及到马良骏的革命日记、革命回忆录和信件，都深情的以“同志”二字称呼马良骏，以革命感情来怀念马良骏，例如：
曾任解放军炮兵副政委的谢良同志，西路军时任五军十五师政委，被俘后曾和马良骏一同被关押在武威敌骑五师特务团，朝夕相处，餐寝与同。虽然他在文革后不愿对人提及伤心至极、不堪回首的西路军往事，但当他提笔写自传体回忆录《独脚将军传奇》时，却深情地回忆了兰州“八办”的朱良才同志和同在武威骑五师特务团一块被关押过的难友黄鹄显和马良骏到兰州医院探望他的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艰难曲折的东归路》)。
曾经在红一方面军14师和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两次当过马良骏的直接领导人的张宗逊上将，在1990年10月出版的《张宗逊回忆录》中三次提到马良骏的名字，在这几处回忆中，张宗逊同志都是明确无误地把马良骏当作革命同志对待和怀念的。
1985年3月9日,马良骏的遗腹子曾通过当时在国家农林渔业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曹冠群同志,写信给有关领导同志，打听马良骏的下落。朱德同志夫人、原全国妇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同志在复信中写道∶“看信后我回忆了一下,知道有一个马良骏同志。此人是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为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一员,长征中还见过此人。只是具体情况和他以后的经历就不清楚了。”(有原信为证)。
时任炮兵副政委的谢良同志在复信中写道∶“我认识马良骏同志,长征时他在五军团13师38团团长,到西路军时他为五军团骑兵团团长,西路军全军覆没他被俘,在凉州我见过,以后在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又见过,后来他先回延安去,再没有见过了。”(有原信为证)。
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陈宜贵将军，西路军时任第九军保卫局长，他在文革后出版的《星火燎原•未刊稿》第5集发表了一篇名为《从祁连山到延安》的文章，回忆在西路军时期的艰苦斗争，深情地叙述了“马良骏同志任大队长”，他任政治委员，两人率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一个游击大队坚持战斗的事迹。
2009年1月，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三位委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原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上将，在派专人进行调查研究和广泛取证的基础上，对马良骏的问题取得共识，联名写报告给中央军委，认为“马良骏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做出了无私奉献。特别是在西路军，英勇苦战，历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马良骏的名字，应当载入革命史册。” 建议追认马良骏为革命烈士，以告慰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