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前辈的故事之：陈丕显之子忆钟期光和凌奔

在那个浊浪滔天的年代，在北京，有一对老干部夫妇的家像一个避风挡雨的港湾，无私无畏地庇护了很多像我这样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外地遭难老战友的“黑帮子女”。他们就是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

　　钟期光叔叔与我父亲抗战时期曾共同在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战斗过，是革命情谊相当深厚的老战友。钟伯伯是湖南平江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积极投身爱国宣传运动和农民运动，192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参加长征以后，他留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组建后，任一师政治部主任，一师的驻地就在苏中根据地。当时，陈毅身兼苏中区党政军一把手，而我父亲任区党委副书记，是他的党政第一助手；钟期光是粟裕的助手，是苏中根据地军政第一助手。区内党政、军政之间有大量事务性的协调工作，我父亲与钟期光朝夕相处，往来亲密。

　　凌奔阿姨和我母亲是同龄人，都是新四军女兵。凌奔阿姨原名黄明英，安徽芜湖人，18岁时背弃富裕家庭投奔新四军，当过民运队长、战地印刷厂厂长。在抗战中，她负过伤，曾从死人堆爬了出来，为新四军这支“铁军”立过赫赫战功。我母亲与凌奔阿姨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情同姐妹。我1944年11月出生在江苏宝应县，而钟伯伯的大儿子钟德苏同年9月也出生在宝应县。紧密的工作往来，共同的战斗与生活境遇，使我们两家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一伙妄图打倒叶帅，便首先向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两位得力助手、开国上将宋时轮和钟期光下毒手。

　　宋时轮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历任红军湘东南纵队政委，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第三十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四队司令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过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招待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华东野战军十纵队司令员、第九兵团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上甘岭等著名战役。“文革”前，宋时轮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由叶帅兼任。“文革”中，宋时轮和钟期光都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

　　钟期光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被打成“与反党集团关系密切”、是“彭（德怀）黄（黄克诚）漏网分子”，是“里通外国”的嫌疑犯……1966年6月，钟期光首批被勒令“靠边站”，并开始接受“群众专政”，受到“喷气式”、“挂黑牌”、“游院示众”、劳动改造等批斗折磨。

　　l968年6月，钟期光叔叔被林彪、“四人帮”以“中央专案组”名义予以“隔离审查”。他从此“失踪”，与世隔绝，连犯人享有的亲属探视权也被剥夺。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浴血奋斗了大半生的六旬革命老人，却在自己的队伍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身心遭受严重损伤。

　　后来，钟期光叔叔由“隔离审查”改为“监护审查’，回到原来的住房，但仍然没有人身自由。他住的一栋小楼被从中间砌成两半，一边关押着钟期光，另一边给家人栖身，一墙之隔，判如阴阳两界，一家人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传递任何物件，咫尺天涯，整整4年！

　　每天，牵肠挂肚的凌奔阿姨总掀起窗帘一角，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伴，看着他佝偻着多年骨质增生的病痛身躯在艰难地拔草、扫地，不禁热泪盈眶，她多想搀他一把，分担他一点苦役，但不能。每当此时，钟期光叔叔也会转身眺望西半楼的窗户，立即被严密监视的哨兵喝令制止。漫漫长夜，凌奔阿姨贴墙倾听着老伴的碟碟踱步声，钟期光也关注着患有严重肺气肿的老伴撕心裂肺的咳嗽。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妇就这样相闻难相见，彼此牵挂、揣测、无言地诉说。终于，凌奔被这无情的摧残击倒了。孩子们急忙将母亲送往医院，稍有好转，她又回到家中。熬到1972年，钟期光叔叔由于长期不给看病，突发脑血栓，送到三〇一医院，躺在急诊室居然5个小时不给救治。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住进病房，但因耽误了救治，造成半身不遂，从此生活不能自理。

　　后来，钟伯伯“假释”回家了，但门口每时每刻站着监护哨。一身是病的凌奔阿姨，承担起了照料老伴的重任。两位饱经风霜、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人，共同与丑恶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钟伯伯虽然瘫痪在床，“检讨”也是写了又写，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未丧失做人的基本原则。林彪、“四人帮”多次强逼他揭发老领导陈毅、谭震林等的“罪行”，他响亮地表示：“他们不是‘陈贼’、‘谭贼’，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所谓“汤团投敌事件”，把斗争矛头指向粟裕、我父亲、姬鹏飞等人，并使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特别党员汤景延领导的江苏“通海自卫团”一大批成员遭受政治迫害。尊重史实的钟伯伯，不惧重压，在自己写的回忆史料中明确指出：“所谓‘汤团投敌问题’，是我新四军苏中军区在‘反清乡’斗争中打进敌军内部对敌伪工作的一部分，是成功的一例。”


　　凌奔阿姨生来性格豪爽，爱憎分明。当宋时轮、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被挂牌游斗时，她领着身处逆境、受尽歧视的四儿四女整衣列队，肃立路旁，立正行注目礼，其悲壮场面感人至深。当宋、钟二人被罚做苦役时，她叫孩子们轮流帮助两位老人劳动，送水送饭。1967年2月，叶飞、江华、谭启龙等省市第一书记们被周总理从造反派手中紧急抢救出来，接到北京后，他们身无分文，连换洗的衣服都没顾上带，这时，她们的老战友凌奔阿姨出现了，她给每人送去200元，要知道那时她们家并不富裕，这是她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这样大面积的接济救难，凌奔阿姨近乎倾家荡产了。

　　最令人感动的，身处因境中的凌奔阿姨，不仅尽全力照顾那些“被烧得半死”、背井离乡的老战友们，还千方百计地收留这些“黑帮、走资派”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子女们。她先后收留、庇护了19个在京读书的老战友孩子，其中多是正在饱受迫害的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的子女们！这些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孩子中，除了有我们家的东棋和小龙，还有叶飞家的两个女儿小楠和小毛，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长子谭大骏，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儿子虞大江、江小华等。凌奔对我父亲、叶飞、谭启龙很熟悉，跟江华不太熟悉，但当同在清华上学的虞大江跟着小楠和谭大俊一起到她家时，她照样热情接待。有的孩子知道凌奔阿姨家里已有很多孩子了，便不想再去添麻烦。凌奔阿姨知道后，就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一处一处地寻找，终于把他领回了家。她说：“你们不要怕，即使没收了钟伯伯的房子，也还会有我住的地方，大不了我们打地铺！”

　　住在凌奔家的这些孩子们，普遍对父母们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了解不多，对父母们为何被打倒也很不理解。所以，当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压过来，一盆又一盆脏水泼过来时，他们充满着困惑和忧虑，甚至有时对难中的父母产生了信任危机。凌奔阿姨发现这种情况，就一个一个地与孩子们谈心，把她对他们父母的了解及评价托盘而出，提醒他们要认清林彪、“四人帮”一伙人的丑恶嘴脸。在凌奔阿姨的教育和引导下，这些被社会上称之为“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或“可教育好的子女”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重压和不公。在这样的一场动乱中，先后受到凌奔阿姨庇护的19个孩子中，不仅没有一个受冻挨饿得重病，也没有一个走上邪路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钟期光叔叔及我们的父母们都已被隔离审查，我们这些投奔凌奔阿姨家的孩子们也都是造反派们追逐、迫害的对象。这么多“黑帮、走资派”的子女躲在这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自然会严密监视。他们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勾结、串通在一起，来势汹汹地上门讨伐，责难凌奔阿姨“窝藏黑五类”。犯着严重肺肿病的凌奔阿姨一边咳着、喘着，一边理直气壮地驳斥道：“从枪林弹雨走过来的人，跟共产党铁了心的幸存者，何黑之有！他们的子女更是无罪！”“我不收留，难道你们安排招待所管吃住吗?”“要赶，你们赶！可是你们要负责任！要我赶，办不到！他们是我的客人，打死我，我也不会赶他们！”凌奔阿姨声色俱厉，弄得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走了。从此，“凌奔历害”的美誉在中央军委三总部及北京各军兵种总部中传扬开来。

　　凌奔阿姨很有见解，很有思想。某一位华东省市的第一书记被关起来之后，被迫写了检讨，但他为了“过关”，检讨写得过了头，太“上纲上线”了。凌奔听说后，很生气。当时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也住在她家里，她就把他找来，开诚布公地对他说：“你父亲这个检讨过头了。要过关、要取得谅解，这样写检讨是不行的。”这位第一书记的儿子见到父亲后，就批评了父亲一顿。

　　危难现本色，患难见真情。钟期光受难时，叶剑英曾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同志为革命受气，真金不怕火炼!”父辈们对凌奔阿姨更是充满着无限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叶飞伯伯曾经手书七个字送给凌奔阿姨：“凌奔兄，谢谢，谢谢！”“奔兄”，这是何等的尊敬称谓！而与钟期光叔叔一起受难的宋时伦上将，则称呼凌奔为“女中豪杰”。我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也经常到钟期光叔叔和凌奔阿姨家看望他们，表示感谢。凌奔阿姨曾想写一本自己坎坷人生的回忆录，但因病痛缠身，始终未能如愿，于l986年9月病逝，终年66岁。凌奔阿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1971年林彪事件后，诬陷钟期光叔叔“三反分子”的伪证不攻自破。但因钟案与彭德怀专案一直挂钩，“四人帮”对他的迫害仍在继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2月5日，军事科学院党委才作出《关于为钟期光同志平反的决定》，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此后，钟期光叔叔虽在组织的关怀下，被安排了军事科学院的名誉职务，但由于健康原因，实际上离开了工作岗位，长期在医院安度晚年。

　　1991年6月5日下午，我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江泽民主席汇报工作时，谈到了新四军的老领导钟期光上将前几天去世了，想知道江主席能否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江主席说：“钟期光是赫赫有名的上将，我知道他，但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我要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请他们寄一份讣告过来。”于是，我马上给军事科学院及钟期光的孩子打电话告诉这个消息。6月7号，江主席的秘书来电话，讣告已收到。6月12日，江主席参加了钟期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钟期光叔叔逝世一年后，江泽民主席又题词：“学习钟期光同志，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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