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一生只讲一个故事



朱天文

*据台湾中央社记者吴协昌洛杉矶19日专电

第4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日前公布得奖名单,台湾知名作家朱天文获奖,不仅是该奖第1名女性作家,也是继2013年杨牧之后,第2位获奖的台湾作家,将可获得1万美元的奖金,明年3月6日并将受邀前往俄克拉荷马大学受奖以及进行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2008年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每2年颁奖一次,由世界各地专家学者提名,表彰杰出的华文写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首位得奖者。纽曼华语文学奖的5名评审今年初选5名提名人选,透过4轮的投票,朱天文击败同年角逐的大陆作家阎连科、格非、余华以及马华作家张贵兴。提名的牛津大学教授希伦布兰德(Margaret Hillenbrand)推崇她身兼小说家、散文家和编剧身分,尤其1990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将华语文的短篇小说提升到新的高度。

朱天文1956年出生于台北文学家庭,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1980年代多部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剧本都出自她手,作品「炎夏之都」以及「世纪末的华丽」等为人称道。朱天文以平常心感谢主办单位,坦言获奖对创作没有任何影响,并表示文学创作是「手工业」,写作时只能面对一张稿纸、一支笔,唯一的力量只有自己,需要孤独和隔绝,才能抵抗人云亦云。

但她自认离《世纪末的华丽》创作期很远了,现在,她的写作已打破长篇与短篇的传统定义,是偏向于用『一本书』的概念,来完成长篇小说。她表示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不想经营传统的长篇组织架构,也不想衔接、缝制系列短篇,而采取「用一整本书去击打核心」的概念写作,目前她正在进行小说《在民国的黄昏里》和街猫专书《我的街猫邻居》的写作。

看新闻时恍然中想到,第一次开始认识她,还是那本怎么读都有些吃力的《巫言》。

朱天文:

朱天文:一生只讲一个故事
一生只讲 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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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不见人,并非不见所有人,而是不喜欢与媒体“当面应酬”,所以采访就在海峡两岸、电话线的两端进行。年轻时的朱天文曾被人称赞为“惊艳,无论如何让人眼前一亮”;电话中的朱天文,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声音里依然透着年轻的朝气与好奇,丝毫听不出岁月蹉跎的痕迹。

*《巫言》与时间的漫游者

相信很多第一次拿到《巫言》的读者都会做这样一件事——先把手反复洗净,然后带着古人焚香沐浴之后的虔诚心情,翻开阅读。《巫言》雪白的封面上唯一的符号就是一个凸起的逗号,也是雪白的,轻俏地招引着每一位试图读懂这本书的好奇者。但是,当你耐心读完第一章,便会“肃然起敬”,别管你曾经如何的学贯古今,纵横中外,面对这样一本用“咒语”写成的书,都难免会觉得挫败,因为,真的没有线索可导。难怪有风雅者建议:干脆,风吹到哪页就从哪页读起吧。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荒人手记》发表之后,朱天文就笃定了一条:作者和读者,大家从作品里各取所需吧,完全没有必要见面。可是这次《巫言》引起的争论,让一直躲在文字后面的朱天文也有些坐不住了:“《巫言》是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写小说到现在,一共36年写作经验的自我说明。人在做自我说明的时候,是没有线索可寻的。”

毫无疑问,《巫言》打破了人们常规的阅读模式,完全散乱的结构就像作者精心设计的“歧路花园”——分岔后还有分岔,以为抓住了要领,其实不过是另外一个分岔的开始。“线性的时间,走到尽头就是死亡,在线性的时间上,我一再被细节吸引和岔开,迷恋忘返,时间便找不到我了。所以我繁衍出自己的时间,不断地离线,把时间变成空间,这不就是巫术吗?”

朱天文就像一个时间的漫游者一般,游弋在光谱的两侧:右侧是社会化生活,而朱天文坚守的左侧则是“巫”的世界。一直坚持不婚,生活如都市苦行僧一般的她这样解释着自己多年的生活:“过朴素单纯的生活,是为了专注,为了擦亮敏感度。站在左边,也为了能更看清楚右边,并与之对话。也许每一位作者,一生都只在讲一个故事。”朱天文匠心独运的文学之路,其实三十多年前就已经铺就,而那时,她还在象牙塔里读书。

* 胡兰成设计了我的文学之路

朱天文的妹妹朱天心在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总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成故事以飨儿女。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以及经过数十年反复说明的膨胀,每个父家母家都曾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都曾经拥有过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而姐姐朱天文也认为,眷村这个奇特的社会共同体是她写作的源泉。



家庭合影,左起朱天文、朱天衣、朱天心,后一排是父亲朱西宁和母亲刘慕沙

1956年,朱天文出生在台北,父亲是“军中三剑客”之一的朱西甯,母亲是翻译家刘慕沙。父亲1949年随着国民党百万官兵逃到台湾,1956年,台湾当局开始为这些官兵及其眷属兴建居住地,这就是眷村,也叫“竹篱笆”。

“眷村长大的小孩像梁山泊好汉,特别重义气。因为眷村主要是小门小户,勉强有个纱门,一家一家,大家连在一起。我们小时候就是这家跑那家,然后隔着纱窗往里面看,你家晚上吃什么,大家都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三十多个省的人都聚到这么一个小村子里,是史无前例的。村里头的口音也南腔北调,大家的感情非常好。”

正是在眷村生活的共同经历,让编剧朱天文与导演侯孝贤在电影的表达上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小毕的故事》、《风柜来人》、《悲情城市》等等优秀的写实作品均或多或少有着眷村的影子,当然,这是后话。



朱天文和侯孝贤

一直让朱天文心怀感激的是另一个人——胡兰成,1976年,因汉奸之名而备受排挤的胡兰成来到朱家所在的眷村,朱西甯一时爱才心切,收留了他,在朱家的隔壁租了一间小房作为他遮风挡雨之所。而此时的朱天文在淡江大学英文系就读,高中开始写小说,十五六岁就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她,面对胡兰成竟只有“谦逊”和“柔和”:



“当时我们在大学念书,可是心情就像小学生。当胡老师说,这个好,我们就会听话地去读,就像吞沙子,连石子也一起吞下去,不管多难消化都要读。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要背的古文,曾经是多么无聊的东西,但是经过胡兰成的讲解,就变得活泼起来。

像司马迁的《史记》,根本就是一个小说,好看得不得了,胡老师用他新鲜的眼光带我们去看这些。那段时间对我们的启蒙非常重要,这对我们成人以后的思维和素养影响很大。作为一个作者的土壤要厚,越深厚才可以走得越长久,而我们土壤里深厚的部分,是要感谢胡兰成老师的。”

朱家姐妹接受这场国学洗礼的时间,总共不超过半年,但是对她们将来要走的文学之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十年来,朱西甯夫妇和天文、天心、天衣三个女儿共同出版了七十多部文学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小说家族”。家学渊源和眷村深厚的“乡愁文化”为朱天文的写作之路奠定了基础,而胡兰成则为她与中国5千年传统文化铺设了一条彩虹桥。



少女朱天文

此后从朱天文创办《三三集刊》、《三三杂志》,到《淡江记》、《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巫言》等等文学著作一路走来。包括中间作为编剧与侯孝贤导演合作的《小毕的故事》、《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等优秀的电影作品,都不难看出朱天文对于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对人对物的无限热爱。正如她自己在小说的序言中所说的:“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本身,那些广大的在生活着的人们,总是令我非常惭愧。因为人,才是最大的奇迹和主题。”

采访 丁丁 撰稿 葛妍

原文刊载于2009年7月《费加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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