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的创始人——周至柔
(粗体为插叙)
周至柔(1899——1986),中国国民党军队一级上将。原名百福,浙江台州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人。省立第六中学毕业,继入保定军官学校。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为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生,(保定军校)分发浙军第二师见习。1925年,任黄埔军校兵学教官、虎门要塞司令部参谋长。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上校团长、师参谋长,第33旅旅长,第14师副师长、中将师长。1933年,任第18军副军长。1933年被派赴欧美等国考察航空。1936年返国后任中央航校教育长、校长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此时蒋介石航空委员会主任),率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6年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任司令。他就是第一位空军司令。
(保定军校)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到保定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小站的练兵教员跟据《辛丑条约》不准驻扎天津附近,于是亦移至保定。1902年5月 于保定开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1903年2月袁世凯奏请开办陆军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进行正规军事教育训练。之后于保定建成」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即为保定军校前身。1906年 分别在保定校址开办:北洋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后,把陆军预备大学堂搬至北京,并更名为陆军大学。10月,于保定原址开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原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
(中央航校)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设立了广东航校即中央航空学校的前身,它从1924到1936年共培训了八期学员,造就出了中国空军最早的骨干力量。蒋介石主政南京后,航校迁往南京,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航空队,1929年6月改为航空班,两年后扩为军政部航空学校,不久迁杭州笕桥(注意,“笕桥”这个地名,大家一会儿还要听到),1932年9月1日改名中央航空学校。自南京政府起,中国航空事业才进入正式起步和有限发展时期。在改名中央航校以前,蒋介石担任校长。航校和黄埔军校一样,只有前8期学员有影响力,所以说1924到1936年的前8期造就出了中国空军最早的骨干力量。其中有许多著名将领,一期的王叔铭,二期的毛邦初,张廷孟,此三人为国民党前三任空军司令,韩国首任空军参谋长金震一,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等。
中央航校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周至柔十分重视航空教育,并著书立说。1936年4月,作为当时国防教育丛书的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长达171页的《国防与航空》一书,即是周至柔考察欧美等国航空事业回国后所作。1940年,周至柔又编著了长达186页的《世界空军军备》一书,作为国防科学丛书,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前者重在航空教育,后者重在了解当时世界空军概况。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志中,军事力量和军事将领的世界性眼光是主要因素。周至柔的《国防与航空》与《世界空军军备》,是当时中国空军军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在马天保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军事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空军战术研究”条目中,将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国防与航空》、《世界空军军备》三本书,列为民国时期空军战术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周至柔认为:空军教育是决定空军建设成败的关键。空军教育两大要素:一是精神;二是技术。从战略上要培养“攻击精神”,周至柔认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先决条件,这种攻击精神即是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在战术上,要有创意的战术思想;即“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所不敢能”。强调“训练重在实战”。
据唐学峰《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与许蓉生、林成西《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等史料记载;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
(周至柔官邸)2006年4月30日《重庆晨报》,刊出一条消息《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官邸五一首次开放》。消息称: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的官邸,经近一年的修复,作为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三大陈列之一,2006年“五一”首次向游客开放。周至柔官邸,始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原为重庆富豪蒋葵住宅。1938年周至柔随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迁渝后,就此居住,直到1946年5月离开重庆。这位名闻海内外的周至柔,即是中国空军创始人。
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 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损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日军装备的飞机性能较好,其中1936年投产、1937年参加侵华战争的96式舰载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435公里/小时,航程1267公里,以后又衍生多种改进型,先后生产1 094架。而日军96式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372公里/小时,航程1300公里,机上装有4挺机枪、1门航炮,可载800公斤炸弹,先后生产了1100架。这两种飞机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装备最多的飞机。此外,日军还装备有96式舰载轰炸机428架、96式舰载鱼雷攻击机200架等。
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将各地区、各派系的航空队统一于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但兵力仍十分有限,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机种配备比例失调。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从美国购买了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数量都很有限。国内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虽也仿制了部分作战飞机,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赖进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与日机交战时,列编的9个大队零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不及日军的九分之一。其中轰炸机148架,占50%;战斗机101架,占34%;侦察机41架,占14%。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更无空战经验。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主要战斗机是霍克Ⅲ,其最大飞行速度387公里/小时,航程625公里,装备数量最多的轰炸机为道格拉斯02M,其最大飞行速度为238公里/小时,航程524公里,均不及日军当时装备的同类型作战飞机。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在兵力兵器上,处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状态。
抗日战争时期,周至柔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率领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写的《国民党将领传略》(新华出版社,1989年内部发行),记载周至柔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空军建设、指挥空军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适应抗战作战需要,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做了必要的调整。1937年7月,在航空委员会下新设前敌总指挥部,担负空军的作战事宜,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设:轰炸司令(张延孟)、驱逐司令(高志航)、侦察司令(晏玉琮)。并制定了中国空军“以奇袭敌空军基地,轰炸敌舰船,并担任重要城市之防空为原则”的作战概要。为了对付日军的全面进攻,中国空军首先拟订了《冀北作战计划》,其要点是:“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丰台等处,摧毁敌陆军根据地,并相机协同我陆军击破该方面之敌。同时,以空军一部担任京杭防空及沿海沿江之侦察与警戒,并对京沪方面之敌仍作紧急时主力转移之准备,以防万一”。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心士气,打乱日军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削弱其作战实力,中国空军在周至柔指挥下曾多次出动轰炸机,远程奔袭日本本土、日占台湾机场等战略目标。
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副中队长佟彦博率机组驾驶2架马丁B—10型轰炸机,当日从四川凤凰山机场转到宁波栎社前进机场。当晚23时48分从栎社机场起飞,20日2时45分飞抵日本长崎上空,尔后到福冈,几乎飞遍日本九州全岛,沿途投下20万份传单,4时左右返航,安全降落在玉山和南昌机场。
这次作战行动在世界上和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日本就决定充实日本本土的防空设施和防空力量。美国《生活》杂志曾指出: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是先于美军飞行员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此战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赴中国空军领导机关慰问并敬献锦旗,中共中央敬献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表示了对中国空军的敬意。
1937年7月1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订立了《陆海军航空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开战之初,就要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夺取制空权。同时策应地面部队和舰艇作战,进攻华北以陆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南以海军航空队为主,进攻华中由陆、海军航空队协同作战。陆军航空队投入兵力28个中队、240架飞机,海军航空队投入各型飞机220架。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军曹大山勇夫乘摩托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
8月13日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在周至柔主持下颁布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中国空军主力南下,配合淞沪地区陆军部队作战并保卫南京的安全。各部队要于8月14日前均到达指定位置,做好作战准备。
此日,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防御工事。被中国拒绝后,8月13日晚,日本军舰向上海闸北地区开炮,双方发生炮战,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与中国陆军第88师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爆发。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任务:一是抗击日机进袭,保卫城市和重要目标安全。二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三是突击日军后方的机场等重要目标。
奋勇抗击日机进袭1937年8月14日,日军18架96式轰炸机袭击杭州笕桥机场。当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21、22、23队霍克Ⅲ型战斗机奉命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转场笕桥机场,准备参加淞沪作战。当第21、23队飞机刚转到笕桥机场,即接到报告有日机入侵。大队长高志航旋即率队升空迎击敌机。
空战中,高志航与李桂丹、谭文、柳哲生、王文骅、郑少愚先后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该机返航至台湾基隆以北海面坠毁),加上日机在到达笕桥前失踪2架,实际日军损失飞机6架,而中国空军则“零损失”。这是进行全面抗战后中国空军对日军航空队空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以6比0的辉煌战绩载人空军史册,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庆祝中国空军的首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经过三个月的英勇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日军号称精锐的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队基本被歼灭。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10月22日,仅剩飞机81架,其中许多是战伤和故障待修的,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淞沪战役中,连续组织空军部队向日军突击,迟滞了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速度,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一天中出动飞机8批76架次,集中轰炸日军在上海的军械库、码头、军舰等重要目标,给敌以沉重打击。
8月17日,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阎海文驾驶霍克Ⅲ型战斗机袭击日军陆战队司令部,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日军阵地附近,日军迅速将其包围,并蜂拥而上,阎海文毫无惧色,掏出手枪先后击毙靠近的5名日军士兵,尔后自尽。
8月19日,第2大队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诺斯罗普-2E型轰炸机,轰炸长江口处日军军舰,因飞机机械故障,他们杀敌心切放弃跳伞生还的机会,驾驶飞机向一艘日舰撞去,轰隆一声巨响,与日舰一起沉入大海。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同时鼓舞着抗战中的中国军民。
1937年11月,中国空军开始获得苏联的援助,先后装备了苏制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特勃—3型轰炸机,作战实力有了恢复。在随后的南昌空战、武汉空战、南雄空战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24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60余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双方经过30分钟激战,共击落日机21架,己方损失12架。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1架日机后,被5架日机围攻,当自己座机多处负伤时,毅然驾机与附近1架日机猛撞,与敌同归于尽。陈怀民英勇的献身精神,被誉为“中华之魂”。后来日本飞行员“神风敢死队”,就是从陈怀民“驾机相拼”中得到启发。
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追悼大会,并致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解放周刊》还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短评,赞扬中国空军飞行员精忠报国精神。
其后,在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日军号称战斗机“四大天王”的三轮宽、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乡茂章等曾经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的空中杀手,在开战一年多时间内,其中3人先后被中国空军的陈其光、高志航、徐葆昀等击落毙命,1人被击伤后迫降被俘。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于1939年11月4日在率队空袭成都时,被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邓从凯击落毙命。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2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在甘肃省兰州地区空域联合抗击日军空袭的空战。
1939年2月12日,日军29架轰炸机从山西省运城起飞空袭中国西北重镇兰州,先头9架因看错地标,将甘肃省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而轰炸了靖远机场,后面的20架飞机未到兰州上空即遭中国空军拦截,经空战,日机多架被击伤后逃离。20日,日军20架轰炸机从山西运城起飞,分批轰炸兰州。中国空军第3大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起飞29架驱逐机分头拦击,共击落日机9架,击伤多架。23日,日机20架又从运城起飞空袭兰州。当日,中国空军6架战斗机预先升空警戒,发现日机来袭,再起飞25架飞机拦击,击落日机6架,其余日机均被击伤。此3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5架。
1939年2月5日,中国空军第10中队中队长刘福洪率4架轰炸机,对日军所占山西运城机场进行袭击,投弹40枚,炸毁日机10架。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协助下,两次空袭日占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150架(一说80余架)、车辆40余辆、弹药3万余箱、油库一座,炸死、炸伤日军53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60多名),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己方仅轻伤1架。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在华的作战飞机仅剩300架左右。中国空军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飞机数量和质量都优于日军,逐步掌握了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支援地面军队作战抗战初、中期,中国空军在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主要由美国退休飞行教官陈纳德所创立。陈纳德于1937年到中国,获委任为顾问,协助发展中国空军及训练飞行员。1940年,苏联与日本关系出现缓和,原本在中国作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撤走。陈纳德受蒋介石所托,成立以美国飞行员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到美国宣传中国之抗战,并且取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在1940年底至1941年透过租借法案为中国购入一百架寇缔斯P-40战斗机,又获批准让美国退役及备役军人到中国作战。陈纳德在美国招募约一百名飞行员,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军、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多数为后备役军官;另外亦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飞行员名义上为“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厂”雇员,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原来计划的志愿航空队分三个分队,包括两个战机队及一个轰炸机队;但至偷袭珍珠港时只成立了一个战机队。
(飞虎队的来历)最初,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百姓从未见过鲨鱼,于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后来,中国代表团向好莱坞的著名动画片制造商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的艺术家们请求设计一个队标,沃尔特·迪斯尼亲自动手,根据“FlyingTigers”一名设计出“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跃起扑向目标,老虎的尾巴高高竖起,与身体共同构成了象征胜利的V形”的图案。不过到后来,上面就渐渐不画鲨鱼头了。
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行动十分频繁,而且战果卓著。1943年5——6月的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4个大队和美国第14航空队有165架飞机参战,共出动53批406架次,袭击汉口、宜昌、荆门、沙市等日占机场、前沿阵地,共击落日机41架,毁伤机场5处、炸毁飞机6架,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舰船23艘。
1943年11——12月的常德会战中,中美空中力量共战斗出动216批1747架次,主要袭击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阵地。空战中击落日机25架、击伤19架,炸毁日机12架。
1944年4月18日~6月10日的豫中会战中,中、美方共战斗出动飞机312批1918架次,主要袭击洛阳、郑州、陕县、灵宝、宜昌等地日占机场、黄河大桥、日军阵地。共击落日机87架、炸毁79架,炸毁日军坦克、各种车辆1000多辆,炸沉船只36艘。其中中方击落日机32架、炸毁日机11架,己方牺牲飞行员24名。以后在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中美方都出动大批飞机,支援地面军队作战,袭击日军前沿机场、交通枢纽、仓库等目标和日军阵地,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到1944年底,经过中、美空中力量联合对日打击,已经取得中国战场上的空中优势。1945年初,中美方连续3次袭击日军主要基地武汉,使其航空队主力受到重创,4月间被迫撤出华中,中美机群进一步对日占运城、太原、青岛、上海、南京、徐州、杭州等航空基地进行袭击,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志愿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以及美陆军第14航空队的配合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计作战4,072次,出动飞机18,509架次,投弹715吨,击落日机568架、击伤110架,炸毁日机627架、炸伤120架,毁伤舰船282艘、坦克和军车8,456辆,以及一批日占机场、码头、交通枢纽、仓库、阵地等。己方损失飞机2,468架,牺牲空、地勤人员4,321人。涌现出许多英勇骁战、捐躯沙场的战斗英雄,如高志航、李桂丹、刘粹刚、沈崇诲、阎海文、乐以琴、陈怀民等。还有不少飞行员智勇双全,创造出优异战绩,如柳哲生击落日机11架,王光复、谭鲲、袁葆康、高又新各击落日机8架,周志开、周庭芳各击落日机6架。他们均可称之为中国的王牌飞行员。
有幸找到了当时中国空军的战歌,我们可以听一下,简朴作词,刘雪盦作曲,歌词如下:
凌云御风去,报国把志伸,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滨,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辉映着无敌机群。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尤赖我空军军人!同志们努力努力,矢勇矢勤,国祚皇皇万世荣。
尽瘁为空军,报国把志伸,那怕风霜雨露,只信双手万能,看铁翼蔽空马达齐鸣,美丽的锦绣河山,辉映着无敌机群。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同志们努力努力,同德同心,国祚皇皇万世荣。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配合中国空军的正面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57架。如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1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日机24架。1938年八路军临汾游击大队夜袭日占临汾机场,击毁日机2架。1940年11月,八路军第4纵队5旅特务团在安徽蒙城板桥战斗中,击落日军战斗机1架。1941年2月5日,日本海军大臣、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大将的座机,在广东中山县附近被当地游击队用机枪击落毙命。1945年3月7日,日本海军中将山县正乡座机,在中国台州临海县椒江葭沚水面上空迫降,被当地抗日武装消灭。
抗战后的1946年,中国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周至柔任司令。1949年去台湾,后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兵工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任“国防会议秘书长”。1957年调任“台湾省主席”,兼任“台湾保安司令”、“民防司令”。1962年改任“总统府”参谋长?。1966年9月以后相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总统府侍从室”主任?、“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等职,并获授一级上将军衔。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常委,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6年8月29日病逝于台北。
周至柔作为中国空军的创始人,抗日战争中,在指挥中国空军抗日救国、奋勇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争取外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抗战事迹亦将永载史册。
当然周至柔也干过坏事。
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周至柔被列为第33号战犯。
1949年10月1日清晨,蒋介石官邸。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来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的回答仍然是“再等等”。“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讲:“任务取消。”周至柔大惑不解:“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了电话话筒,他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充满无奈。不过,蒋介石此时确实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他取消了用空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计划。这是一个蒋介石与周至柔密谋多时、准备多时的计划。蒋介石为什么要取消这一计划呢?因为他最后认识到,即使他能把天安门地区炸个稀巴烂,他们能得到的只是中国人民的更加愤怒和美国人对蒋介石黔驴技穷的蔑视。
还有,天安门广场与故宫相连,把故宫炸了,把北京的古建筑炸了,蒋介石不就成了烧阿房宫的项羽和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了吗?也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冒险的警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中外阅兵史上也是极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