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良华
“正规的研究”只有两种：一是实证研究（含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二是思辨研究（比较研究、解释研究、批判研究）。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具体包括五种研究：（1）历史研究。（2）调查研究。（3）实验研究。（4）比较研究。（5）批判研究。前三者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批判研究是典型的思辨研究。比较研究既可以显示为思辨研究，也可以显示为实证研究。类比研究虽然是古老而神秘的思辨研究，可惜，现代学术制度往往不认“类比研究”为“学术研究”。这使“类比研究”大量地隐含在“教育散文”、“教育随笔”之中。
思辨研究是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首选方案。强调思辨的人，把有没有思辨能力作为判断研究者水平的关键指标，甚至有研究者由此而贬低实证研究，认为实证研究只适合研究无生命的物理，不适合研究有生命的人。一般而言，思辨研究被理解为“哲学研究”，但是，哲学研究除了思辨的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更加迷人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按照法国人柏格森的思路，人类原本有两种相反相成的智能：一是理性（思辨）；二是直觉。可是，后来人们过于抬举理性（思辨）而贬低直觉，以至于直觉长期处于被遗忘状态。
可是，对于那些有科学研究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来说，那里的研究者会义无返顾地贬低思辨研究而推崇实证研究。他们更愿意把实证研究作为某项研究是否有科学性的唯一指标。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就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就是科学研究。
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分歧与差异在于：
第一，判断的谓词不同。实证研究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思辨研究大量地显示为价值判断。实证研究追究某种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比如“教师期望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实证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什么的判断。实证研究的谓词为be，包括“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存在”或“不存在”。思辨研究的命题是研究者做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判断。
第二，推理的形式不同。思辨研究（尤其是“形式逻辑”式的理论研究）讲究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比如，“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但是，形式逻辑的危险在于：它不怀疑“大前提”的可靠性，它预先承认“大前提”（人是会死的）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人是会死的”这个大前提尚没有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一个错误的大前提推导出一个更错误的结论。实证研究也有推理，但实证研究的推理更多地显示为归纳而不是演绎。而且，实证研究对任何“前提”都持怀疑的态度，实证研究只有等待验证的“假设”，没有绝对正确的“大前提”。对于“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实证研究的态度是：如果可以重新证实或证伪“人是会死的”这个命题，就把它纳入研究。比如通过调查的方式来做一个归纳式的综合式的判断：人是会死的或者人可以不死或者人死的平均年龄是多少。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人是会死的”这个问题当作研究的假设。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只能证实不可证伪也因此不可怀疑的常识。既然已经成为不可证伪、不可怀疑的常识，实证研究就会认为“人是会死的”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它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做研究。也因此，类似这样的三段论对实证研究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人是会死的；这个小孩是人，所以，这个小孩也会死的。”由“人是会死的”推导出“这个小孩是会死的”，这个推理不能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它可以提醒小孩和所有人：必须珍惜时间，必须善待他人，等等。但是，实证研究不会把它当作研究的课题。实证研究只负责研究那些可证实或证伪的隐匿的因果关系。对于那些没有因果关系的推理，实证研究一律拒绝。实证研究只研究两类问题：第一，那些表面上可靠可信而实际上可疑的判断，包括一些“常识”性的因果关系：比如人多力量大；穷人的的孩子早当家；自古英雄多磨难；教师的期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等等。第二，那些表面上一团乱麻看不出因果关系的现状。比如农村孩子为什么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
就难易程度而言，实证研究比思辨研究更容易操作。思辨研究似乎容易入门，思辨研究不过就是提出论点、论据、论证，但是，如何使思辨研究显示“有理有据”、“论证充分”、“有说服力”，却比较困难，需要长时间地修炼，而且需要研究者有“辩才”、具有辩论的灵气。相反，实证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似乎入门比较困难，但是，一旦掌握了实证研究的操作技巧，做起来就比较容易。
因此，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先尝试实证研究，然后，逐步采用思辨研究，并使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之间保持贯通的状态。若选择了思辨研究，初学者可能会“笑着跑进去，哭着爬出来”。若选择了实证研究，初学者可能会“哭着爬进去，笑着跑出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