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57年10月，英、法全权专使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先后率远征舰队到达香港。12月，英法已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齐集珠江口，战争一触即发。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登陆攻城。两广总督叶名琛死守清政府“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29日，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广州省城。
（一）《天津条约》的签订及其主要内容
占领广州省城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和北京直接打交道，迫使清政府就范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2月16日，四国公使照会清政府，提出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新口岸；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内地游历、传教；制定新的税则；赔偿军费；保护教徒等要求，还威胁说，清政府若3月底之前不派钦差大臣赴上海谈判，联军将举兵北上，扩大战争。不久，四国使臣便先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咸丰帝获悉照会后，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此次夷人称兵犯顺，占据广州省城，现又来沪投递照会，并言欲赴天津，显系虚声恫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3月，他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分别照会四国，要求英、法、美代表驰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俄使则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
英、法、美、俄使者对清政府的处置极为不满，于4月率舰队陆续来到大沽口外，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清政府先是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被英法认为官位太低而拒绝。清政府又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谈判，由于这时联军尚未集结完毕，所以，他们又借口谭并非全权大臣而拖延。直到5月中旬联军集结完毕，他们才接受谭廷襄为和谈代表。一开始，侵略者就蛮横地要求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诉诸武力。事实证明，他们和谈是假，借以争取时间，加紧战争准备是真。
在这期间，俄、美使者充当了卑鄙的角色。他们一方面配合英、法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对清政府极尽欺骗、麻痹之能事。如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一旦联军战争准备就绪，就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另一方面向英、法两国出卖中国情报，鼓动英、法对华战争。如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写信给额尔全和葛罗，煽动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和恫吓，不可能达到满意的结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新编：《沙俄侵华史》第2卷）。同时又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清政府面前，诱逼清政府于6月13日、18日分别同俄国、美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充进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中美《天津条约》同样也攫取了许多特权。
英法两国舰队在5月20日作好了战争准备后，就悍然驶入白河，炮轰大沽炮台。由于咸丰帝有令在先“不得先行开炮”，直到英、法开炮轰击，大沽口南北炮台的守台官兵才奋起抵御。尽管广大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大沽炮台最终陷落。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西上，侵入天津城郊，随即要求清政府另派头品大员迅速前来共议，否则将直趋津、京。清政府急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
来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看到英、法“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想到“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的困境，面对英、法的武力威胁，26日、27日，分别与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今营口）、登州（今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④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⑤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⑥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11月，桂良等根据《天津条约》的要求，在上海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作为《天津条约》附约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条约规定：①鸦片贸易合法化；②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③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④洋货运销内地，只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
《天津条约》及其附约，基本上包括了侵略者战前“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公使常驻北京”实现了侵略者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梦寐以求的愿望；口岸的增开，意味着中国的沿海、沿江经济富庶区域，从此为侵略者敞开了大门。而其附约则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税则税率上，制造了影响深远的、恶劣的法律依据。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这种毒害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的白色恶魔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销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的规定，为英国控制中国的国门提供了便利。以此为契机，英国开始在海关管理上扩张其势力，霸占中国海关管理权长达近一个世纪。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规定，使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丧失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主权。马克思怒斥《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格斯书信集》）
（二）《北京条约》的签订及其主要内容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严重的军事威胁。但是，这个新的屈辱条约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和平与安宁。
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害怕过多地给予外国特权不利于自己的统治。特别对《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长江通商、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条款更忌讳，害怕侵略者与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结合起来造成更大的“内忧外患”。因此，咸丰帝在1858年10月到11月，多次指示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等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等人，乘谈判之机修改《天津条约》，甚至不惜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各项条款，甚至英、法国内对《天津条约》攫取的中国特权仍不满足。英国政府报纸公开宣称：“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转引《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近代中国史稿》），于是，1859年6月25日，英、法两国借到北京换约的道路选择问题，重新挑起了战争。
1860年8月，攻陷了天津，北京门户洞开。9月，咸丰帝仓惶逃往热河，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