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此文原载江苏女作家高蓓博客，特转载于此：
写在前面：
前几天，博客里有一位“汪曾祺之友”给我留言：“你最近到高邮吗？方便的话到汪曾祺故居找金家渝处要一本书，是我新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施行”他又问：“你有机会到上海吗？否则告诉我你的地址，我寄给你，好吗？”
我感到很意外，便回道：“也许我八月中旬有机会去上海，届时我们可以联系。”很快就收到他的回复：“我早就知道你了，可惜没有机会见面！如果到上海我们可以畅谈！”他又留言：“你告诉我你的E-mail ，我有材料发给你！”
今晨打开来自上海的邮件，仔细阅读，才知道原来与我对话的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先生，他今年已82岁高龄，（汪曾祺先生是他的亲姑父）但精神矍铄，依然活跃在多个领域。敬佩之余，我又深感幸运。从媒体对他的报道中，了解到他多姿多彩的人生，这样一位善良的长者，让人未见其人，心向往之。特转发他的文章，与朋友们分享。
汪曾祺为何如此魅力四射
施行
提起汪曾祺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但是，一说“人一走，茶就凉”就家喻户晓了。最近我出版了一本《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在“前言”中，我这样写道：“汪曾祺在他去世以后,他作品的知名度居然一夜之间热度骤升,比他在世时烧得更加旺盛。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研究了其中的原因,发现:一是他的个人人格魅力巨大。二是他的作品影响力惊人。不管是他的作品内涵,还是他的艺术感觉,都充满了鲜活强劲的生命力,流动着一种清新、高雅、纯正的艺术魅力。有评论家说得好,汪曾祺是“人走魂在”。有人说,某些作家,身后相当落寂,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可是汪曾祺却不一样,他身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在世的时候,这大概同他作品的艺术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他的影响力会随着时空的推移而越加深入人心。我编撰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推广和扩大汪曾祺的影响，让更多的人热爱汪曾祺、热爱汪曾祺的作品。
汪曾祺生前遭遇坎坷，出身没落的地主家庭，19岁远走昆明求学西南联大，沈从文誉为“当时最好的青年作家”。1949之后，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发配张家口劳动4年。后来调入北京京剧团，因为才气被江青“控制使用”了10余年。文革开始饱受迫害，因为江青的关系，解放出来继续进行样板戏创作。文革之后，不断写检讨靠边站。后来靠小说走红文坛。虽遭遇不平，但是其人一生豁达乐观，古代文人习气颇浓厚。
汪曾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汪曾祺是个有头脑的中国人。他说，他到美国后，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公开地讲：“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不愿意做中国人。”他愤慨地说：“说出这种混帐话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汪曾祺在文学上的贡献在哪里
汪曾祺其实并没有开拓出文学创作的新疆界，只不过把中断了的传统文脉重新接续起来罢了，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复旧”也自然是一种很好的创新。他当时最大的功劳就在于打破了人们的一种固定思维，而保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优秀特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个作家能让人时刻记住他，凭的是什么？就是他优美的文字。汪曾祺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继承了隐藏在传统文字后面的神采。许多日常的东西到了他手里，平凡里透出灵光，飘若仙云，静如秋水。汪曾祺的文字里流淌着坚韧的精气神，他立身处世的态度，随遇而安的散淡，血脉里那种隐隐透露的普世情怀，那种温暖的底色，都是别具一格的。而他这种风格在中国一段时间里已经消失殆尽。他的散文小品，谈饮食，谈草木，谈文化，谈民俗，谈凡人琐事抑或师友掌故，无不流露出真情实感，细品又有大境界。汪曾祺是一个把雅俗结合得很巧妙的作家。对于文章，写得太雅难免生涩，脱离群众，不能引起共鸣，太俗则又流于浮华近于炫耀。而汪曾祺对雅俗的掂量拿捏十分得体，很有分寸感。汪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职业》是汪曾祺最念念不忘的一篇作品。汪曾祺的创作及其为人，有美誉名曰：“士大夫型文人”，前面还有定语，“最后一位”。以“士大夫”的面貌出现，给人一种古典、淡定、冲和的印象。这并非汪曾祺本人刻意所为，而是他秉承传统文脉，自然而然流露的结果。语言文字给人留下浓郁而飘逸的特异印象，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在当代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位有如此高超的写景抒情手法。汪曾祺的综合素质高，在很多领域占据制高点，他于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如此兴趣之广泛、风雅之盎然，非士大夫莫属，色度非常丰富，因而，他为文的个性化自然也更为突出一些。从汪曾祺身上让我们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读他的《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从文学环境看，“新时期文学”虽然冠以“新”的名号，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僵硬的表现方式犹存，人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社会和读者都在期待着一种纯粹的、真正的艺术出现。于是年已花甲的汪曾祺“应运而生”了。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于消失了。我认为，汪曾祺的作品是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是没有被污染原汁原味的作品。
汪曾祺冒着高烧考进西南联大
1939年7月，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过河内，来到了昆明。前来投考西南联大。在途经越南时，染上了疟疾。一位朋友把他送进校医务室。验血之后，初步诊断为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多种病菌，包括伤寒菌，立即送往医院。住院期间，先打上一针强心针。他连忙问护士：“要不要写一份遗书?”再次抽血化验后，医生看了看化验结果说，是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他了解到是“606”后，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护士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单纯，但也很迂腐。他平时看的书太多，太杂，懂得的知识也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606并不是专治梅毒，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之后，病情有明显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他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耽误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答应，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质，藕粉、蛋花汤都可以。他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进了考场。考试进行了3天，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8门。他一门不拉地全部参加。一周后发榜。他的名字居然名列榜上，而且还是第一志愿。
汪曾祺的小说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泡茶馆”并非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将其作为第二课堂。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因此学生期末考试，也是领了试卷之后跑到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的。汪曾祺上大学二年级开始从事创作，最初的几篇作品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泡茶馆”花不了太多的钱。汪曾祺总结了“泡茶馆”的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养其浩然正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8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汪曾祺现在还算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他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对昆明翠湖图书馆久久不能忘怀
汪曾祺对翠湖印象很好，还因为翠湖里有一个图书馆，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外表有一点像一个道观，但非常安静整洁。正是在翠湖图书馆，好学的汪曾祺抓紧开学前的有利时机，读了大量书籍。这个图书馆藏书颇多，而且有些是善本，汪曾祺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那时，他看书还没有明确目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什么都感兴趣，见到什么看什么。此时的汪曾祺像一头饥饿的小羊，乍一闯进肥美的草原，一个劲地贫吃不止。多少年后汪曾祺仍念念不忘翠湖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位孤独、负责但有点怪癖的管理员。此人给了他终身难忘的印象，这真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读者去早了，门还没有开，只好在外面等。他来了，谁也不理，开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早就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人物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12点：下班。这完全是一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计时方法，也可能是举世无双的。但包括汪曾祺在内的读者习以为常，并无意见。
汪曾祺没有学好英语亏吃大了
汪曾祺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英语学好。原因：一、基础太差；二、不用功；三、老师糊涂。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他的英语不知道得了几分，反正够呛。他记得很清楚，有一道题是中翻英，是一段日记：“我刷了牙，刮了脸……，不知“刮脸”怎么翻，就翻成“把胡子弄掉”!大一英语是连滚带爬，凑合着及格的。大二英文，教他们那个班的是一个俄国老太太，她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汪曾祺对她的英语也莫名其妙。期终考试那天，他睡过了头(他任何课上课都不记笔记，到期终借了别的同学的笔记本看，接连开了几个夜车，实在太困了)，没有参加考试。因此他的大二英语是零分。作为一个作家，有时难免和外国人见面座谈，宴会，见面握手寒暄，说不了一句整话，只好傻坐着，显得非常尴尬。偶尔出国，尤其不便。汪曾祺曾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能说英语，唯独他不会，离不开翻译。或作演讲，明知翻译翻得不准确，也无可奈何。他曾作过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留白”特点的演讲，提到中国画的构图常不很满，比如南宋画家马远，有些画只占一个角，被称为“马一角”，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他的《寒江独钓图》，在整幅画中，只有一叶扁舟，一个渔翁在垂钓，整幅画面没有一丝水纹，却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予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女翻译却把“马一角”翻成了“一只角的马”，美国是有一种神话传说中的马，额头有一只角，汪曾祺知道她翻得不对，但也没有办法纠正，因为他也不知道“马一角”在英语中该怎样表达。有些外国作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不知道为什么对汪曾祺的作品特别感兴趣，但只通过翻译，总不能直接交流感情。有一位女作家眼睛很好看，汪曾祺说她的眼睛像两颗黑李子，大陆去的翻译也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英语的黑李子该怎么说。后来还是一位台湾诗人替他解了围。最别扭的是：不能读外国作品的原著。外国作品，他都是通过译文看的。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译文的影响。他很喜欢海明威的风格，但是海明威的风格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他没有读过一本原著。他有时到鲁迅文学院等处讲课，也讲到海明威，但总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再有就是对用英语翻译的自己的作品看不懂，更不用说是提意见。他的小说《受戒》译成英语。这篇小说里有4副对联，他想：这怎么翻呢?后来看看译文，译者干脆删掉。他有个英语很棒的朋友，说是他是能翻的。他如果自己英语也很棒，也可以自己翻!汪曾祺觉得不会英语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他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
汪曾祺是华侨的女婿
在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是我的大姑妈，我们都是南洋回来的归侨。在马来亚，他们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汪曾祺的岳父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分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施松卿大学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接济不上，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十分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没有常见的那种别扭劲。觉得，他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语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吃了可以驻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美容”。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施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也是欢乐。汪曾祺甚至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福建长乐故乡，一个到了上海十里洋场。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欢聚在一起。
汪曾祺救活陈登科这匹死马
汪曾祺曾经在北京市文联呆过近5年，主要是担任文艺刊物编辑。他编刊物很认真。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作家邓友梅讲过一个故事：《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堆得满满的。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一样。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一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已没有人记得。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却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它，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送到副主编赵树理面前。赵树理看到他送来的稿件，当场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篇《活人塘》，这位写作明星就是陈登科，他却一直不知道是汪曾祺帮了他大忙，陈登科是作家邓友梅的老同学，邓友梅对他的创作成就，崇拜得五体投地。陈登科在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了4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盒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好遇上高人，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4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陈登科，江苏涟水人。1950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1940年参加涟水县抗日游击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通讯社合肥分社记者，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主席，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汪曾祺是怎样被错划成右派的
1955年2月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1956 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方针。文艺界、科学界的单位领导按照上级布置,动员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在此情形下,汪曾祺就人事部门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写了篇题为《惶惑》的短文,文中提到“群众对人事工作意见很多,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妇’”。他建议:“可否考虑吸收一般群众参加人事工作,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在结尾他的情绪有些控制不住了,竟然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最后他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白云。”这样的文章抄写在单位的黑板报上，怎么会不打成右派呢?1955年他有幸滑过去了， 1958年夏天,汪曾祺和平常一样去上班,刚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要拔掉《说说唱唱》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其实早在反右之初对于汪曾祺要不要划为“右派”有两派意见,由于意见不同,相持不下汪曾祺暂时逃过一劫,等到1958年“反右补课”时,形势变了,不同意把汪曾祺划为“右派”的一派,处于下风,汪曾祺就再也逃不掉了。但汪曾祺一直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接着,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人都发了言。有两个发言他还留下印象。说汪曾祺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个人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说他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连呼吸都是绿的”。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人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人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结论终于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就在这样的一天晚上,在家里5岁的大女儿汪明领略了父亲酒后的惊人爆发力。那一年,她父亲刚被“补”成了右派,而家人对这一变故浑然不知。她父亲约了一个朋友喝酒。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都阴沉着脸,说的话很少,喝的酒很多。汪明这时正处于“狗都嫌”的年龄里,自然省不下“人来疯”,抓起一把鸡毛掸子乱舞一气……就在那一刹那间,对孩子一向百依百顺的父亲忽然像火山爆发一样怒号起来!他一把拎起女儿,狠狠地掀翻在床上,劈手夺过毛掸,没头没脑地一顿狂抽。她在极度的惊恐中看到了在被激怒的脸上的那双通红的眼睛,闻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浓烈的酒气。她只能有一个反应,就是咧开大嘴痛哭一场!她哭得很伤心,弄不懂酒为什么在这一次把父亲变成如此可怕的一个人?她后来对这惟一的“暴力事件”后悔不已。她对父亲说,我不记恨你,我只是忘不掉。
汪曾祺如何被戏剧性地解放了
1968年的一天，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军代表李英儒，问汪曾祺：“汪曾祺，你最近在干什么哪?”汪曾祺说：“检查、交待。”李英儒说：“检查什么!看看《毛选》吧。”汪曾祺心里明白，他们的问题大概快要解决了。4月27日上午，革委会的一位委员上小楼叫汪曾祺，说“李英儒同志找你”。汪曾祺到了办公室，李英儒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向群众作一次检查。”汪曾祺回到小楼，正考虑怎样检查，李英儒又派人来叫他，说：“不用检查了，你表一个态——不要长，5分钟就行了。”他刚出办公室，走了几步，又把他叫回去，说：“不用5分钟，3分钟就行了!”过不一会，群众已经集合起来。3分钟，说什么?除了承认错误，他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他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他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表了态，他就“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先在“干部组”呆着。和八九个月以前朝夕相处的老同志坐在一起，恍同隔世。刚刚坐定，一位革委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交给他：“江青同志今天来看《山城旭日》，你晚上看戏。”过了一会，委员又把戏票要走。过了一会，给汪曾祺送来一张请帖。过了一会，又把请帖要走。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李英儒派人来叫他到办公室，告诉他：“江青同志今天来看戏，你和阎肃坐在她旁边。”汪曾祺当时囚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开戏前，李英儒早早在贵宾休息室坐着。快开演前，李英儒嘱咐汪曾祺：“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快开戏了，江青来，坐下后只问他一个她所喜欢的青年演员在运动中表现怎么样，他不了解情况，只好说：“挺好的。”看戏过程中，她说了些什么，他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说：“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不要用!”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得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谢富治、陈亚丁。她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天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当时他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汪曾祺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脱颖而出
1980年7月份，正巧北京市文化局召开文艺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主要议题是交流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情况。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3年多，但是，人们的思想依然十分禁锢。小说《受戒》得以发表纯属偶然的机会。北京京剧团创作室的编剧梁清濂首先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发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就转给领导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在这次会上，北京京剧团的杨毓珉无意中谈到了小说《受戒》。他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却被有心人李清泉记在心里。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汪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汪曾祺和《北京文学》素有交往，才将《塞下人物记》交给这家刊物发表，因此没有理由不将稿子给李清泉过目。当时他党籍恢复刚刚8天,如果他没有恢复党籍的话,他还参加不了这次会议。
汪曾祺的“人一走，茶就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汪曾祺在设计京剧《沙家浜》中有段唱词的核心是“人一走,茶就凉”,汪曾祺说没有这一句,前面的唱词全都是数字堆砌,是废话,等于零。“人一走，茶就凉”是他琢磨出来的关键词,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后来这句话广为流传,他颇为得意。他曾经听到有一次周总理在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呀。一个人一辈子写点东西并不难,难的是有几句长期能够流传下去。何况这个“人一走,茶就凉”极富哲理,说明世态炎凉,在位时,人人吹捧你,一旦失去了权势,就再也没有人睬你了。不过,这段唱词差点被江青“枪毙”了,理由是“江湖味太浓了”。大家觉得很难改,就瞒天过海保留了下来,江青后来倒也没有再追究。关于“人一走,茶就凉”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人一走,茶就凉”,是人们用来形容世态炎凉的常用词。言外之意是,一些人实用主义色彩太浓,对已退职的、调离的领导或者老朋友,一改往日的热情,变得形同路人,不再理睬。当然,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确实不好,是一把伤人感情的刀子。人们常常提及这句俗语,既是对这种市侩态度的憎恶,又是劝告世人不要做这样的人!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一走,茶就凉”是一种人性情感的反映。情和理是一对矛盾,人们的一些习惯性思维有时既合情又合理,而有些则虽合情却不合理,或者介乎两者之间。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方法来分析“人走茶凉”的自然现象,就会发现,“人一走,茶就凉”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人走茶凉是必然的,是符合辩证法这个“道理”的。很明显,人走了,“茶”自然就凉了;如果人走了,“茶”永远还是热的,倒是有点不可思议。再说,凉和热,也是一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在老地方凉了,到新地方又热了。用李白的话说,人生就是一个旅程。没有永久的旅店,到一个新的地方,又会有新的朋友。想想看,我们在中学、大学时,周围是同龄的朋友,尊敬的师长,大家天天在一起,热着呐!走出学校,到了新的工作单位,自然就离老师、同学们远了,平时没有了工作、业务方面的联系,要保持往日的热度恐怕是很难的。而你在新的单位,有了新领导、新同事,自然又会结交新朋友,进入另一个热的程序。反过来想一想自己,当我们离开一个老单位,到了一个新环境后,是否对过去的老朋友、老领导能一如既往呢?大概也很难处处做到一如既往。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跟老单位的人,没有多少工作关系了,相互接触、联系自然就少了。感情深、交往多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在逢年过节或重要节日才去看望老领导。这是基本规律。从这个角度讲,有些老朋友、老部下在你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和你接触少了,也在情理之中。有位老干部说得好:你在职时有10个朋友,下台后有两个朋友和你保持联系,那就很不错了。这就叫善解人意。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老抱着在职时的要求,一旦感到别人对你的态度变化了,就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自己摧残自己就开始了。
汪曾祺的稿子也有被怠慢的时候
《黄油烙饼》是汪曾祺的一篇十分精彩的小说。它通过一个小孩萧胜的经历，反映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干群关系的恶化，再现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农村的真实面貌。可是《黄油烙饼》的发表却有一段曲折的过程。1980年《新观察》复刊前夕，编辑部也就四五个人，为了确保复刊号“一炮打响”，几乎所有组来的稿，都要在编辑部轮番传阅一遍。读过《黄油烙饼》，人人都说写得地道，老到，有滋味儿。认为与汪曾祺“文革”前写的《羊舍的夜晚》一脉相承，不愧为小说老手。然而，送到主编戈扬那里，不知触犯了她的哪根神经，险些给“毙”了。当然，对于像汪曾祺这样知名作家的作品，她是不便一口否定的，只得打官腔：请作者改一改，调子总还是高一点好嘛!副主编杨犁、编辑部主任张凤珠，还有文艺组组长费枝，都很赞赏《黄油烙饼》，编辑石湾也就没有把这篇小说退回汪曾祺作修改，只是拖过了复刊号，最后集体说服了主编，将它放在第二期上发表了。不过，这位主编戈扬还是顽强地表现出她的态度，愣是把这篇小说排在了末条。所幸的是，这篇小说在文坛上赢得普遍好评，并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年选。戈扬，1916年生，原名树佩华，浙江海安人。中国著名女记者。曾任《贵州日报》记者，上海《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及《新观察》主编等职。在历次运动中，她也受尽了折磨，然而，她也与另一位很著名的女作家一样，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这下可苦了汪曾祺。2009年1月 18日下午 1点 16分，她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洋溢在今天《葡萄月令》中的滚烫的诗情，原来是汪曾祺当年辛勤劳动汗水的升华。在这篇散文里富有诗意，它的文字主要源于拟人、拟物、比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拟人手法在文中随处可见。被公认是最能代表汪曾祺语体风格的散文佳作。几乎所有的汪曾祺作品集都收进了这篇文章，有的教科书还把《葡萄月令》选作阅读篇目。不少作者字斟句酌地把老头儿的‘葡萄’掰开揉碎，榨汁晾晒，以求精妙。很快，一个老朋友单复先生来访。单复与汪曾祺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因文学而相识，“反右”时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此外他与汪夫人还算得福建同乡。唏嘘感慨之后，单先生说明代表东北的一家杂志约稿的意图。汪曾祺十分郑重地将《葡萄月令》交与他。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收到了来自东北的挂号信。拆开一看，《葡萄月令》又原封被退回来了！还附了退稿信，大意是：经过研究，您的文章不适合在我刊发表。汪曾祺虽感到意外，却又排解道，“他们只是没看懂。本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他甚至为没有完成老朋友的托付而有些遗憾，说也许还能给他们写一篇更合口味的东西。《关于葡萄》不久后发表在1981年第十二期的《安徽文学》上，《葡萄月令》很快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几乎把它奉为抒情散文的经典。
《涂白》是汪曾祺的散文《果园杂记》中的一篇。这篇散文字数不多,但很生动的反映了汪曾祺在农场劳动期间的情景。可是稿子投到《新观察》杂志,却被他们退稿了,为此汪曾祺无奈地给杂志社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散文,你们领导拟选用两章,我估计是《波尔多液》和《葡萄的来历》。我拟同意。但只此两章,用《果园杂记》的总题目,似乎‘撑不起来’。———也可以吧。我自己倒是比较中意《涂白》,因为生活确实改变了我的审美观念。但谁读了也不怎么欣赏。那么,只好‘归卧碧山丘’了。稿一时排不上,本是意中事。我一时无处可送,先存在你们那里吧。”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汪曾祺已经是荣辱不惊了。
《异秉》是汪曾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汪曾祺于5月重写后,一时却拿不定主意投向何方。后来是林斤澜做主寄给了江苏的《雨花》。林斤澜想,汪曾祺是江苏人,作品写的是江苏的事,自己与新任主编叶至诚以及刚刚重返文坛的高晓声也熟悉,理应不成问题。果然,叶、高两位对《异秉》甚为欣赏,但他俩对汪曾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不知道他是江苏人,也不知道他40年代的名声。他俩虽同意发表,编辑部里意见分歧,一时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异秉》,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表似的。后来,虽于1981年1月号《雨花》上将《异秉》刊出,高晓声还亲自动手,破例为《异秉》写了编者按,但已是汪曾祺的《受戒》在文坛引起轰动之后跟风之举。主编做主发表的作品,尚且费上不小的麻烦和周折,这就是汪曾祺新时期初期创作处境的真实写照和最好说明。他对众多编辑部冷热不一的态度并不十分介意。发表了,小有欣喜;退回来,无奈地笑一笑,也并不影响下一篇的写作。
汪曾祺擅长书画
汪曾祺擅长书法，当年京剧院演出，好多字幕都是他用小楷写出，曾受到前去看戏的陈伯达的称赞。后来因种种原因，搁下画笔，直到70年代末，才又“重操旧业”。先是给好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被很爱惜地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被人看到了，都来要，遂一发而不可收，“画名”再度远扬。他自己在出国时还画过很多小幅画作，送给国外友人呢。汪曾祺在温州留下许多字画。他要露一手，他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自己的书画比散文好，自己的烹饪比书画好。在温州不能烹饪，可他写字也不会输给书法家!当然，他觉得邀请方是真正出于尊敬，接待是真正的热情，他不能白吃白玩。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车上刚说第一句话：‘你们都是圣人!’只见汪曾祺立即大声接嘴：‘一班蝗虫!’他不像某位书法家，写了三幅字，马上收拾自己的笔和印章，六亲不认地走了，好像两清了。汪曾祺几乎是有求必应。可是索求的人真是多啊，有的是真正了解汪曾祺的，有的是转折听说的，有的是别人要他也要的，有的是先拿来再说，反正并不烫手。汪曾祺对于人家要他题词总是有求必应的，但是也有拒绝的时候。比如你自作主张叫他按你的‘词’写，你的‘词’不合他的脾性，他不会给写，即使是经典诗词他也不会给写。一次在温州有个部门头头叫汪曾祺给他写4个字：‘清正廉洁’，他虎着脸说：‘我不写，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清正廉洁!’没有给写。”
汪曾祺的孙女汪卉对他的书画有一个很恰当的评价。她说：“我于书画一道知之甚少，只觉得老头儿的书法大略还是拿得出手的，但水墨丹青的水准却不甚稳定。山水之壮阔难以拿捏，风月之景色不擅描绘，花鸟之雅趣尚可品评，人物之勾画……往往不看则已，一看惊心。睹画知人，品文见心，爷爷的画便如他的文一样，见不得硝烟烽火壮怀激烈，却只有小桥流水脉脉温情；勾画不出庞大的结构，缜密的布局，磅礴的气势，浓烈的情仇；只是浅淡的，细腻的，清风拂杨柳、蜻蜓戏菡萏一般，让你的心痒痒的却不得挠搔；那情，那意，便在这微妙的酥麻中沁了进去，不见浓烈，却可以盘桓许久，待到形散了，意淡了，味儿却还是在的。”
汪曾祺是个美食家
汪曾祺对事物的描摹非常贴切传神，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也会让他写得味透纸背。汪曾祺做菜不但讲究口味、火候，而且刀功很棒。他做的麻酱拌腰片用平刀片得飞薄，入口极脆嫩，他家楼下一个阿姨吃后赞不绝口，说：“别的都还能学，就是这个刀功学不了!”他在美国的外甥陈仲施看着他切肉丝说：“大姨夫，我能比你切得细，也能比你切得粗，就是不能像你这样切得全都不粗不细。”汪曾祺很是得意，说他说到了点子上。他对于全国各地的口味都有研究，不分南北都能欣赏。他常做的煮干丝、拌菠菜泥、扦瓜皮、冰糖肘子、炒鳝糊、干煸牛肉丝、炒干巴菌等等，在选材、配料、烹制上，都尽量依照当地风味。在北京住久了，他连只有老北京吃的麻豆腐都喜欢吃。还强调必须用羊尾巴油炒，配上刚冒出嘴儿来的青豆和干辣椒。这个菜最后往往倒掉，因为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吃。汪曾祺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处,不去吃会议餐,专门跑小街僻巷,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间而不可自拔,自得其乐。汪曾祺的孙女汪卉对他的美食也并不很欣赏。她说:“有美食家之誉的爷爷厨艺其实算不得过人，只是对各色菜品‘背后的故事’知之甚详，总能在文章中将口腹之欲联系上几分文化内涵，让人食欲大动的同时亦得精神餍足之感，久而久之竞为汪府的‘家宴’闯出一番名头，至今老家高邮仍有餐馆以此为噱头招揽生意。这位在西南联大穿过‘开裆裤’，辗转京沪落魄到有意轻生，当过‘右派’戴过帽子，种过葡萄画过土豆的爷爷，对于美食虽有追求之热情，却无讲究之矫情。”
汪曾祺嗜烟
1981年，云南玉溪卷烟厂组织过一次“红塔山”笔会，嗜烟的他当然在被邀请之列，《烟赋》即写于此次邀请之后。他对红塔山作了一番大大赞美之后，表达了自己宁愿减寿也决不戒烟的决心：我十八岁开始抽烟，1991年71岁，抽了50多年，从来没有戒过，可谓老烟民矣。吸烟是有害的，有人甚至说吸一支烟少活5分钟，不去管它了！写了一首五言打油诗：
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诗是打油诗，话却是真话。
他在生活小事上从不讲究，马马虎虎。烟、酒、茶是他终生所好，每天早上起床后，衣服还没穿整齐，烟已经叼在嘴里了。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手指间永远都夹着烟，就是在厨房做菜，有时也是边切莱边抽烟，还得腾出手来掸烟灰。他不能穿好衣裳，前襟和裤子上经常烧出一个个窟窿来，书桌上也留着烟头烫的焦痕。我姑妈施松卿是从事对外医学报道的，对他的吸烟晓以利害多少年也没用，后来又告诫他，我们陪着你被动吸烟危害更甚。这好像管点用，他把吸烟的领域限制在自己的房间、厕所和走廊。他在走廊里吸烟，又探头进房间跟大家说话，而房门却大开着，天晓得这点距离起什么作用!一次去医院看松姑，天很冷，刚出住院楼门口他就抖抖擞擞地在羽绒服口袋里摸、摸，摸出一包烟来，才要点火，他的小女婿在一旁有些不忍地阻止他：“爸，医院院子里也不让吸烟。”他只好加快脚步，赶紧走出大门。搬离蒲黄榆住处的时候，儿女们觉得他们爸爸的房间跟其他房间不大一样，细细一看，原来日日缭绕的烟雾已经把墙壁熏出了一缕缕向上升腾的黄褐色印迹，还很艺术。
汪曾祺恋酒
朱德熙的儿子朱蒙说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次朱蒙一个人在家摆弄无线电，他在这方面很灵。汪曾祺到他们家去，看大人都不在家，就自己在屋子里瞎转，发现柜子里有一瓶好酒，大为高兴。他掏出钱来，打发朱蒙去买了两串油炸的铁麻雀。回来后，他找了一本书，边看边吃边喝，朱蒙依旧埋头鼓捣无线电，两人各不相扰。看看朱德熙老不回来，汪曾祺交代朱蒙：“还有半瓶酒，一串麻雀，告诉你爸爸，留给他了!”然后就喜滋滋地回家了。
在聂华苓家中他也是熟门熟路，甚至知道她家的酒放在哪儿。一来就从酒柜拿出威士忌，自己喝将起来。在一个晚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几个作家把他抬回五月花公寓。他喝了酒也可以跳起舞来。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安乐居》发表后，还有一段趣闻，恰逢评论家何镇邦到他家里吃饭，当众夸了这篇小说，他当即示意让他停住。饭后到他只有8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小坐，一问究竟，他才说为此小说老太太（施松卿）发动儿孙们开了批判会，批判他到小酒馆里喝酒，老太太责问说：“汪曾祺，你没到小酒馆里喝酒，怎能把小酒馆里的酒客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呢？”一句话把老头儿问得膛目结舌，无言以答。
汪曾祺家中人没大没小
在汪曾祺家中他这“老头儿”的称号早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夫人施松卿这样叫他，3个子女这样叫他，就连他的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样叫他。有时外面人来了，家人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当心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没大没小”，是汪曾祺创造发明的。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文章，这就成为了他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没有意思。”子女们也因此认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不叫“老头儿”实在亏了他的一片心意。女儿汪明和汪朝很小的时候，出于女孩子的天性，总想弄个人打扮打扮。妈妈是很威严的，压根儿别想在她身上动什么坏脑筋；可汪曾祺好说话，于是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她们“袭击”打扮的对象。她们大吼一声，冲上前去：“老头儿!来!”“干嘛呀?”“可以在你脑袋上梳小辫吗?”“行啊!”她们七手八脚地在他头上乱揪一通，手到之处，他疼得嗷嗷直叫唤，她们还是不依不饶地喝斥着：“别乱动!”不一会儿，扎了满头红色绿色的绸带。拉他去照镜子：“好看吗?”“真漂亮!我们妞儿就是能干!”闹够了，她们很快把兴趣转移到别处。他认认真真地征询她们意见：“我可以拆了吗?”“拆吧!”他仔细地拆下绸带，交还给她们。有时汪朝还不答应说：“不行!好不容易才梳好的!”他便毫无办法地继续顶着那一头的花花绿绿，若无其事地干起他的活来。有一次突然来了客人，这可真弄得十分狼狈不堪!北京人爱说“你我他仨，没大没小！”他们家就是这样。大女儿汪明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请家长谈话。汪明正在操场上疯玩，汪曾祺来了，汪明高声大嗓门地冲着他喊：“老师让你去办公室!”老师“噌”地出现在门口，气得满脸通红：“怎么那么没礼貌?应该说‘老师请您去办公室’!”她扳着脸让汪明对她父亲重复说一遍这句话。汪明只得毕恭毕敬地再说一遍，他反而显得十分手足无措，一脸对不起女儿的样子。回家的路上她学着用“您”，还没说几个，他就忍不住乐了：“您呀您呀的，真别扭!”“可是老师都批评了。”“那就在学校说您，回家还说你!”末了又问一句：“这样好不好?”“好!”
“老头儿”的称呼用于汪曾祺，起源于70年代，那时，他在社会上名声还不大。子女们在家中管他叫“老头儿”，就势送给妈妈一个“老太太”。汪曾祺听了蛮受用，乐颠颠地“哎!哎!”地答应，妈妈却扳起脸，挺气愤：“谁是老太太?真难听！”“老头儿”一直被叫下来，后来连孙女们都这样叫，而“老太太”却一直没有推广开来。
汪曾祺重友情
他的老友朱德熙去世后，有一次汪曾祺在作画，忽然十分凄厉地失声痛哭，近似“长啸”，他的性格一向内敛，从没这样过。他的儿子汪朗那天在家，吓得够呛，赶紧过去劝他。汪曾祺满脸是泪，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个朋友啊!”，桌上有幅刚画的画，被泪水打湿了，已看不出画的是什么了。右上方是4个字：“遥寄德熙”。家人原以为他已经把这张画烧给朱德熙了。当汪曾祺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画稿，才发现这张画还在，画的是两朵玉兰，后来交给了朱夫人。朱德熙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挚友，（1920-1992），江苏省苏州市人，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教育家。他由物理专业转入语言研究，曾与吕叔湘等一起为国家语言文字作出卓越的贡献。朱德熙原来是念物理系的，大学二年级，才转到中文系来。他的数学底子很好。这样，他才能和王竹溪先生合作，测定一件青铜器的容积。汪曾祺和朱德熙大一时就认识。他们认识是因为在一起唱京剧。有时也一同去看厉家班的戏。后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个曲社，他们一起去拍曲子，做“同期”，几乎一次不落。所谓“同期”，指业余曲社最郑重其事的一种坐唱形式。汪曾祺后来不唱昆曲了，朱德熙是一直唱着的。他的爱好影响了他的夫人何孔敬。他们到美国去，汪曾祺想是会带了一枝笛子去的。同时具备科学头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汪曾祺以为是朱德熙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是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
汪曾祺关心青年作家
汪曾祺不仅不顾年事已高，笔耕不辍，每年均有十数万字的作品在海内外发表，而且热情地不遗余力地关心扶助青年作家。这大概也是他向“人间送小温”的一种方式。
汪曾祺曾表示，青年代表着未来，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因此，他对青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不仅为鲁迅文学院每一期的学员授课，为他们审读习作，指导他们进行修改，为他们的集子作序，而且每期进修班或研究班的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赶来参加，并常即席发表讲话，为青年作家或青年文学爱好者鼓劲和指明方向。
评论员何镇邦在《怀念一位纯粹的文人》中说：“受汪老（曾祺）指点和惠泽的青年作家不胜其数，除了鲁迅文学院历届研究生班、进修班的学员外，我常听汪老说起的是两位青年作家，一是山西大同的曹乃谦，一是安徽天长的苏北，他们俩都是汪老比较器重又受到汪老较多指点的，如今果然都成了正果。”
女作家曾明了曾讲起过，向汪曾祺求序很难，求画却极其容易。他常对登门求序的青年作家这样说：“序就别让我写了吧，我送你一幅画留作纪念吧!”曾明了手头就存有许多幅汪曾祺送给她的水墨画，足见她当时求序心切，面对恩师有多虔诚!汪曾祺的字画在文人中是一流的，颇得收藏家青睐。但那只是他闲暇时的率性之作，自娱而已。而他为人作序，就得对人对己负责，承负压力了。这就使我联想到当今文坛，求某些“名人”写序也太容易了，容易到那序根本不用“名人”亲自动笔写，只要在求序者自拟的吹捧文章上签个名，就功德圆满、红包进囊了，哪还用像汪曾祺那样去冒险，“够老头儿一呛”呀?
80年代在上海金山国际会议，他用夸奖的方式，他问王安忆“聒噪”两个字哪来的，这样追根溯源，王讲不清楚，说不知道，他说你好好想想这两个字哪来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点水平，用这两个字，那王就仔细想是在哪里看到的，想了半天发现是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看到，他就说对呀，谁翻译的，傅雷翻译的呀。这是又教诲。他很有趣。“聒噪”是指说话琐碎，声音喧闹，令人烦躁。
汪曾祺喜幽默
汪曾祺是那种你见了一次就很难忘记的人。他的风趣，他的满肚子的幽默笑话，他的谈吃谈喝，他的永远的宽厚和善良，他脱口而出的对文学、对人生的见解，他的永远也放不下的烟和酒，都叫人觉得他是一个真人．是那种通体上下从里到外都沉浸于生命和人生的人。汪曾祺就像是从江南的田野上流过来的一条河，带着两岸的稻风和油菜花温暖的香气，丰满而又平和。
一次汪曾祺家卫生间漏水，物业部门在修理时安排他们暂住在楼上另外一套空置的房子里。他一看这套四室一厅的房子，感到很惊讶，便问大女儿，我们为什么没有分配到这样一套房子？”女儿答道：“这是正局级的标准。”他感慨地说：“哎，我儿子的官还是太小了！”
很久以前，作家邓友梅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作家汪曾祺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邓友梅跟妻子猜了两个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汪曾祺。他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他冲邓友梅毗牙一笑，说：“牙膏！”
汪曾祺说：那天，这个名角儿一个晚上要赶3个场子。一个是长安大剧院，一个是前门那儿的一个剧院，另一个是哪儿了，我忘记了。他在长安大剧院唱完了，坐着黄包车赶往前门。快到前门的时候，这个拉黄包车的突然停下来，冲着这个名角儿说：“快点！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这位名角儿一看碰到打劫的了，就忙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了人家。那位拉黄包车的也不说话，拿过东西就走。还没走出几步，这位名角儿就又喊住那拉黄包车的，说：“哎！我这儿还有一块怀表，你看值钱嘛——值钱，你也拿走吧。”那位拉黄包车的还以为碰到什么人了，撒腿就跑，哪还敢要那块怀表。
有一次汪曾祺说了一个嘲笑河北人的有点粗俗的笑话：一个保定老乡到北京，坐电车，车门关得急，把他夹住了。老乡大叫：“夹住俺腚了!夹住俺腚了!”售票员问：“怎么啦!”----“夹住俺腚了!”售票员明白了，说：“北京这不叫腚。”----“叫什么?”-----“叫屁股。”-----“哦!”-----“老大爷你买票吧。您到哪儿呀。”-----“安屁股门!”
汪曾祺说，铁凝胆子很大。在她挂职到涞水期间，有一次乘车回涞水，从驾驶员手里接过方向盘，呼呼就开起来。后排坐着两个干部，一个歪着脑袋睡着了，另一个推醒了他，说：“快醒醒!你知道谁在开车吗?——铁凝!”睡着了的干部两眼一睁，睡意全消。把性命交给这么个姑奶奶手上，那可太玄乎了!她什么都敢干。
汪曾祺敢讲真话
苏叔阳说，一次他和汪曾祺在大连开会。会上发言中，苏叔阳讲了“骈四俪六”的话，顺口将“骈”读成“并”，还将“掣肘”的“掣”读成“制”，现在也有人读成“制”，当时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吃晚饭时汪曾祺悄悄塞给苏叔阳一个条子，还嘱咐他“吃完了再看”。他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蓦地脸就红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纸条上用秀丽的字写着：“骈”不读”并”，读“片”；空一段，又写“掣”不读“制”，读“彻”。苏叔阳说他当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心中那一份感激无以言说。回到餐桌，苏叔阳小声对汪曾祺说：“谢谢！谢谢您！”汪曾祺用他那瘦长的手指戳戳他的脸，眼中是顽童般的笑意。
有一次,汪曾祺说：“铁凝，我给你提个意见，我发现你签名写你那个铁的金旁的时候很潦草，姓很重要的，你就两个字，还金旁写得很潦草。”铁凝听了很感动，因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人给她指出过，让她很震动。
汪曾祺与人一见如故
作家陈国凯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餐厅吃饭，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曾祺。汪曾祺看着他，哈哈一笑：“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陈国凯是第一次同汪曾祺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词，实在可爱，也乐了：“你想我是什么样子？”汪曾祺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瘦骨如柴。”陈国凯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1938年生于广东五华。他具有广东人干瘦的特色。1958年开始业余创作，同年在《羊城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五叔和五婶》。1962年发表短篇小说《部长下棋》，获当年《羊城晚报》创作一等奖。1978年调入作协广东分会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发表《我应该怎么办？》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文学院主任，深圳《特区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汪曾祺的四个“绝笔”
[第一个绝笔]在一个小型聚会上，评论家何镇邦说，1997年5月8日早上9时许，汪曾祺给他家打电话：“文章写好了！你过来拿！”这“文章”就是《铁凝印象》，为什么叫何镇邦去拿？因为这篇文章他是为何镇邦写的。1996年秋，何镇邦和山东《时代文学》议定在该刊上开设一个新栏目，由何镇邦主持，名曰：“名家侧影”，每期由几位作家同时聊一位作家。专栏从1997年第一期开始，前面已经分别介绍过汪曾祺本人和林斤澜、艾煊等作家。当年的第四期拟发铁凝专栏，于是何镇邦就向汪曾祺约稿，请他写一写铁凝。汪曾祺爽快答应。他对何镇邦说：“能写，马上投入！”何镇邦后来说，老头儿凌晨4时就起床写，一口气写到8时多，一气呵成。写完就叫何镇邦去取。稿子写在300字的稿纸上，共8页，有2000多字。何镇邦找出初发《铁凝印象》的已发黄了的15年前的《北京晚报》（1997年6月16日），稿件最后的落款是“1997年5月8日凌晨”。《北京晚报》在编发此文时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写道：“5月16日，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不幸去世。此篇是汪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汪先生五十多年创作生涯戛然而止的句号。我们特此刊出，以示怀念。”
[第二个绝笔]汪曾祺在1997年5月11日拿出几张画给北京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崔自默看，说是新作。崔对其中的一幅荷花连连叹赏，汪曾祺便看出崔有索求之意，当即转身，落款：“持赠自默。”崔连连称谢，握手话别。汪曾祺忽然发病住院，5日后溘然长逝。汪曾祺赠崔自默的《荷花图》，他找出来仔细欣赏，一股清凉之风扑面——这竟是汪曾祺的绝笔。也有一种说法，汪曾祺的书画绝笔是在扬州女作家高蓓手中，是一幅丁香花的国画，和“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条幅。
[第三个绝笔]《扬州晚报》女记者、女作家高蓓和汪曾祺之间，有着不一般的故事。汪曾祺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就是高蓓所采访的。高蓓回忆说，1997年5月11日，她之前和汪曾祺通过电话，讲述了采访愿望。汪曾祺在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她，并约好在中国作协见面。可当高蓓赶过去时，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当高蓓再次打电话询问时，汪曾祺笑呵呵地说，自己记错了，让她赶快到他儿子家里虎坊桥来，他在那里等她。到了那里，老远就看到汪曾祺在那里等她。穿着灰色西服，白色衬衫，很是正规。到家中，高蓓发现，汪曾祺非常随和，即使是家中小保姆，也可以随意和他开玩笑。当日，汪曾祺不但接受了采访，还留高蓓在家里吃了一顿炸酱面。但是在这次采访之后，汪曾祺忽然生病，没过几天，他就因病逝世了。
[第四个绝笔]有个女作家谭湘，1997年5月6日，一家人约汪曾祺出门“踏青”，去游陶然亭，还一同乘脚踏船。可是当安排吃饭时，由于她丈夫的疏忽，一时找不到饭店，害得汪曾祺在车里颠簸了两个小时。10天后汪曾祺就不幸去世，谭湘泪流满面，在告别汪曾祺的会上，走出吊唁大厅后，就哭着质问丈夫：“是你害死了汪老！你一个男人，在吃饭的时间，让汪老在车上颠了两个小时，能不累坏？能不饿坏？情绪能不受影响？——你就是杀害汪老的凶手！”吓得她的丈夫大惊失色。谭湘出生于1958年，原名谭翠艳，笔名西水、韧子。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曾祺临终的一场《沙家浜》署名官司
1997年1月初，上海沪剧院和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创作的执笔者文牧的遗孀筱惠琴，联合将汪曾祺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告上法庭，状告汪曾祺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在《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中的京剧剧本《沙家浜》署名一事上侵权(以下为叙述方便简称“署名案”)。因为《汪曾祺文集》主编是陆建华于1993年9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所以他也脱离不了干系；而当他就此事撰文公开介绍一些他所知道的有关情况时，对方恼羞成怒，又于2月5日将他也追加为第三被告。为此，汪曾祺通过他小女儿汪朝电告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离休的施松卿侄子施行在沪聘请律师陶武平介入此场官司，并嘱其作为在沪开庭时代理人。汪曾祺还将他儿子汪朗为应对这场官司所整理的材料寄给陆建华看，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汪曾祺一开始没有主动告诉陆建华。上海有几家报纸以京剧《沙家浜》为例，重提当年往事，强调重视版权保护的问题。一开始，大家没有太介意，以为这只是法制宣传的需要，但看了1997年1月8日《文汇报》的一条消息，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条消息明确报道：“记者从上海沪剧院获悉，上海第四律师事务所受该院和《芦荡火种》原作者文牧家属委托，日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受理此案”，可见，原来在此之前的有关重视著作权报道，不止是一种法制宣传，更是为“署名权”打官司的一种舆论准备。要说是因为《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引起，此书问世已经4年了，怎么现在突然刮起打官司的旋风呢?引起署名案官司的导火线究竟是什么呢? 此事汪曾祺的小女儿汪朝有个详细的记述：“1996年12月前后，爸陷进了那场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这件事对他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非常大，大到超出家人和朋友的意料。近些年，爸被捧得很高，听到的都是赞赏和恭维，他已不似过去那么出言谨慎了。于是。他的“不合时宜”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圈套。他接上海某报记者的电话时，我就在隔壁，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听得出他的话不大妥当，有些偏激，口气也很不客气。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忽然变成了对方的证人，把他的话作为证词，并加以利用大做文章。名人的名誉官司，使得各报刊都纷纷炒作或转载。爸完全被弄糊涂了，他不懂新闻媒体要干什么，本来很容易弄明白的问题忽然一团糟!他没有打官司的准备，只好被迫停下写作去查阅有关的法律条文。但这实在不是他的所长，他说的并不错，他是个“法盲”。值得一提的是，自始至终，爸没有对原作者的遗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也没有附和我们气愤之极的偏激言辞。爸的情绪很不稳定，几乎夜夜失眠。我们劝他少吃安眠药，对肝不好。但他没办法，睡不着。在外人看来，这件事远不如“反右”、“文革”那么严重，而他却难以承受。他一向顾惜声名，淡泊名利，出版社出书，刊物约稿，他从不问价，有时稿酬低得令朋友们吃惊，他都无所谓。现在被泼上这么一瓢脏水，又无人诉说，真是郁闷至极。毕竟，他已经是个77岁的老人了。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妈病倒了，不能分担和排解他的难处。妈是家里的主心骨，她的作用是我们无法替代的。”读了汪朝这段叙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位“上海某报记者”与汪曾祺在电话中闹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别扭，接着该记者就转而打电话给陆建华，经陆说明具体情况后，记者表示可以理解。遗憾的是：双方剑拔弩张，没有和解的余地，只能对簿公堂，判明是非。其实，许多名人名誉权的官司，美其名都是为了“维护版权”，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但最终落脚点却总是在经济赔偿上。“名维权，实为钱”。相信京剧《沙家浜》著作权官司的原告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之所以要把汪曾祺告上法庭，“主要是为了维护《沙家浜》的著作权，还历史本来面目，而提出经济赔偿要求是次要的，带有惩戒性质。”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决不会为钱打官司，但他们在诉讼书的最后还是提出经济赔偿的要求，而且数字还不小：4万!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以为汪曾祺在出文集时大捞了一把，弄不清他究竟拿了多少稿费，但陆建华很清楚，《汪曾祺文集》五卷120万字的税后稿费总共不足 3万元，而且是一次付清。这样，陆建华就写了《有必要对簿公堂吗?》一文，发表于 1997年 1月8日的《服务导报》上，在这篇小文中，他重点谈了有关《沙家浜》的稿费问题。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太直白了，很让一些署名案策划者不悦。此稿上午见报，几个小时后就迎来了大量反驳文章。2月5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陆建华发出《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书说：“因两原告提出追加你为本案中的被告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通知你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原、被告双方对簿公堂已成定局，却不料突然间发生谁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最后署名案竟以十分简单的和解方式了结。促成这起巨大风波瞬间逆转的直接原因，是汪曾祺于1997年 5月 16日因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曲张而造成的弥漫性出血，猝然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