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种生长在原罪土壤上的文明。在这一文明浸淫下的西方人，忏悔成了他们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
在基督教文明形成以来的西方文化圈，以“忏悔”为主题的《忏悔录》不说是汗牛充栋，至少也是不计其数。而其中被公认为翘楚者，是所谓三大《忏悔录》，即：古罗马奥古斯丁、法国卢梭、俄罗斯托尔斯泰等三位巨匠的《忏悔录》。
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忏悔录，与我们汉语文化圈的理解有一定区别。忏悔录在我们看来，就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或罪过的反省和悔过的文字。我们的忏悔，是面向受害人一方。但西方观念里的忏悔录，是基于人的原罪向上帝的认罪和悔悟，而不是对人的悔过，重点是歌颂上帝的伟大，抒发人对上帝完全归顺的精神价值取向。随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对基督教文明的突破，忏悔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变成了自传的代名词，与原初意义有了一定的距离。
西方三大《忏悔录》的作者，都对自己人生成长经历中犯下的过错进行了真诚的袒露和深入的自我批判。他们都经历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他们的《忏悔录》就是对自己的精神危机以及如何克服这一危机并获得最后解救的忠实记录。
从人文的角度而非基督教教义的角度看，奥古斯丁忏悔的不少所谓罪过，实际是人生常态。比如，童年时代不爱读书，调皮，少年时代偷别人家果树上的果实等等。这种忏悔，凸显的是奥氏反省意识的可贵，倒不是他所反省的那些事真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他说：“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便不做，至少说过；即便不说，至少想过。”奥氏的这一严苛标准，显然是非人道的，与佛教的“业”同样，是属于宗教范畴的戒律性过错。以人类理想化的神或上帝的标准来要求人，人何以堪？从人文的标准看，要说奥氏成长历程中真有什么道义上的罪过，那就是他年轻时对一个姑娘的始乱终弃，并生下一个私生女，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下，姑娘无法在当地生存，只得独自一人远赴非洲去了，姑娘发誓不再和任何男人交往。奥氏没有从道义上忏悔自己对同居女友的失责，而是归罪于自己的肉体和自己对肉欲的沉湎。奥氏忏悔的出发点是爱天主，而不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在上帝面前，他完全放弃了人格的自我，全身心的归依了上帝。奥氏选择上帝，与他年轻时对真理的极度追寻密切相关：他年纪轻轻就做了修辞与演讲专业的教授，无论按照彼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都算得上是才华出众。但奥氏对真理的追寻是严肃的，他认为教授修辞和演讲是恶业，自惑惑人，自欺欺人。在彷徨探寻中，他入过摩尼教，广泛研读过古希腊哲学，但都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真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陷入了精神危机，与爱他的女孩子同居，过着精神游移的日子。他最后选择了上帝，做了上帝最温顺的奴仆。他说：“主，不论我怎样，我完全呈露在你的面前。”在虔诚的依顺于上帝的同时，他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体人的奥古斯丁，也同时卸下了自己人生的全部包袱和责任，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脱。
相较于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宗教文献价值，法国启蒙时期代表人物卢梭的《忏悔录》则具有很明显的文学价值。这部书不仅形象的记录了作者的成长历程，而且还深入的阐述了他在不同时期对具体人事的看法。卢梭在他的《忏悔录》里开宗明义，他反对蒙田那样虚假的坦率，“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陷”，他要在此书中完全充分的写出最真实的自我，对自己可憎的缺点不作任何保留。他带点自豪的声称：这是关于人的研究，一门无疑尚待创建的学问。卢梭无疑写出了自己成长历程中所犯下的过错，比如：少年时偷盗却栽赃陷害一个女仆，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好色而滥情，等等。但忏悔之余，紧跟着是为自己辩护，似乎错得情有可原。他的《忏悔录》第二部几乎就是一部《辩护录》。与情人生下的五个孩子，他全部送进了孤儿院，放弃了做父亲的抚养义务，推责于社会，对这事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似乎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难怪安德烈·莫洛亚会说：“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卢梭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清贫而孤独（也许是他的个性不能容人，身边的朋友都纷纷离他而去），他是在学术、文学和艺术的学习与创新中寻找到人生安慰的。他对自己的作品极为自负：“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由于卢梭信奉“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不善钻营，他在生活上陷入清贫，不得不不断的依托贵人的支持和庇护，这是他人生颠沛流离的根源。然而正是这一颠沛流离的过程，使他的《忏悔录》忠实而形象的记录下了当时法国广阔的社会画面，赋予了《忏悔录》以丰富的历史和文学内涵及很高的美学和思想价值。
和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文献价值、卢梭《忏悔录》的文学价值相比，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以人生思索和探寻的深度见长。在三大《忏悔录》中，托氏的思想性最具魅力，对人生的启发也是最大的。他沿着自己的成长轨迹回忆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早年是按生命本能和对完善的信仰生存着，努力于智力上的完善。和奥古斯丁、卢梭一样，他也呈露了早年因无知而犯下的罪恶，这罪过的程度似乎在前二者之上：“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这样的描述与我们印象中慈爱的托尔斯泰形象相去甚远。再看他对自己投入文学创作的回忆：“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动机，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也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坏人，性格猥琐。”他因而失去了生命的目的，感到生命停止了成长，几乎想自杀，抛弃生命。他对生命意义“痛苦的、长久的探索，并不是出于无谓的猎奇，也不是泛泛的探索，而是痛苦的、顽强的、日夜不停的探索，这是一个气息奄奄的人求生，......”他经历了从知识、科学、哲学等等角度追问生命意义的失败，发现人类面对生命陷入四种状态：（一）浑浑噩噩；（二）寻欢作乐；（三）摧毁生命；（四）无所作为，苟延残生。理性告诉他：生命毫无意义，生命毫无结果，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带着对理性的失望，他把眼光投向了宗教：“对我来说，宗教信仰仍然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问题的答案，使生存成为可能。”他接着解释道：“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不管给什么人提供什么答案，它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赋予人的有限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会因为痛苦、贫困和死亡而消失。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宗教信仰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由此人才不毁灭自己而活下去。宗教信仰是生存的力量。只要人活着，他总有宗教信仰。”但是宗教的教派门户之争，很快便使他对教会失望了。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最后让他把眼光转向了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意义。我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在我看来都是胡闹。我明白了，从这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不行的。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就接受了它。”当他找到了自己对生命的答案，他兴奋的说：“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义，我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他这样践行了：解放了自己家庄园的农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亲自下地干活，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送给了自己的妻子。但他未能赢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一次离家出走中孤独的死在了火车站台。他后来虽然发现劳动人民中存在着严重的迷信和谬误，但他这样给自己以解释：“在人民的宗教信仰中谬误是和真理混杂在一起的。”托尔斯泰对生命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历尽艰难痛苦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答案。他的生命结局在常人看来是不幸的，然而又有谁知道，他是死在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永恒的幸福之中呢？
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而生存？三大《忏悔录》与其说给了我们答案，不如说给了我们线索。沿着前人的指引，我们只有更加勇敢的直面人生，才能为生命的真切意义探寻到合乎时代并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答案。
20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