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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看守所门口，还有三分钟就自由了，此时青春如丧，他最想念的人是保罗西蒙，想念那些老歌。后来他把那些青春时的歌里唱的地方都去了一遍。他曾给自己写过讣告，他认为，葬礼上的人数最终是由天气决定的，所以，看开点儿。[详细]
高晓松站在看守所门口，还有三分钟就自由了，此时，青春如丧，他最想念的人是保罗西蒙，想念《伤心桥》和《斯卡保罗集市》。后来他把那些青春时的歌里唱的地方都去了一遍。他曾给自己写过讣告，他认为，葬礼上的人数最终是由天气决定的，所以，看开点儿。
20年前，《同桌的你》让高晓松和老狼两个年轻人一举成名。那时，他们觉得一切都像是白来的。20年的光阴让高晓松从一个瘦子长成一个胖子，也给他带来了后来的年少轻狂、大把钞票以及一场6个月的禁闭;而老狼身边，依然是那个从17岁就“牵手”的狼嫂。
对老狼来说，高晓松是开心果;高晓松则认为，应像老狼一样多发呆、多读书，让自己内心有一些真实、清澈的东西。
校园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高晓松说，他喜欢1988年除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那是一个好时代，但他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他喜欢现在的自己，今天是一个坏时代，但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
生命的列车走走停停，他们的文艺青春总有散场的一天。那些青春中的荷尔蒙已经消散，但诗与远方的召唤，却一直都在。
青春篇：以歌结缘 一起成名
1·初次见面：高晓松边弹琴边“掉土”
老狼记得第一次见高晓松的时候，他整个人（比现在）“瘦一半儿”，一边弹琴一边跺脚，身上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土。“风尘仆仆”，应该用这种词来形容。弹一半，老狼妈回来了，一看这屋里坐一流氓。老狼赶紧解释说，这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已经退学了。
摄影：范欣 编辑：李冰倩 采访、撰文：柯南小妞
（声明：本文为《智族GQ》稿件，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一、青春
2012年4月，高晓松开了自己的作品音乐会。
高晓松坚决不想做歌手，从小特别狂傲地长大，让他觉得做歌手、做艺人在台上冲大家说“后面的观众你们好吗？”的形式难以接受，而做幕后就能成艺术家，或者叫文艺工作者，于是他坚决不上台。到后来老了、胖了，也就更没上台的欲望了，所以他宁愿去做评委。但高晓松每场音乐会上自己都会唱两首歌，《一叶知秋》和《恋恋风尘》。
高晓松不是一个苦情的人，即便上台的串场也是喜剧路线，但他的确会掉泪，当他站在旁边看到万人齐唱时会泪雨滂沱：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你曾经抚慰过这么多人的心灵。
老狼在高晓松作品音乐会上压轴上场，高晓松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次老狼的现场，但每次依然感动，因为老狼每次都能把现场温暖住，或者换一个词儿，弥漫住。高晓松说，老狼不会在现场喊“后面的观众你们好吗？”老狼纠正他，“我也喊过。被逼的，拼不过他们的时候也喊。”
在老狼看来，高晓松是一颗开心果，开朗、乐观、直率，而且特有才华。对老狼来说，高晓松能让自己在灰暗的宅男生活里多一些乐趣，带着自己去做那些想干但是不敢干的事，包括唱歌、玩乐队，后来出唱片、当歌手。这些都是高晓松带给他的。
而高晓松则认为，两人恰好互补。比照老狼，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多发呆、多读书，让自己内心有一些真实的、清澈的东西。高晓松说，要是没老狼拽着，自己更不知道在名利场里打滚会打成个什么样了。
高晓松至今记得老狼第一次登台的场景，因为“特别傻”。那时两人还是一个乐队，老狼上台就说：“各位大家好，我们都是学生。”他特别紧张，用B调唱《一无所有》，唱高了，还走调。到现在，两人一起演出过无数次，老狼日渐成熟，高晓松记忆中却一直留着有三次最为感动的瞬间：一次是老狼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唱到“分给我烟抽的兄弟”的那一句，好多小伙子跑上来给他递烟，最后老狼的手里夹满了烟。另一次是演唱时停电了，老狼就打亮一只打火机开始唱《同桌的你》，第—排的人听得见，后面听不见的就开始跟着唱，一排一排，全场都把打火机点起来，没电的体育馆里满天星光，大合唱。每次老狼一上台就变了一个人，只要高晓松在现场，老狼总能找着一个恰当的空说“高晓松，在那儿呢”。一次在深圳，高晓松还是在调音台前站着，他感觉到老狼唱到特别感动的那—句时，看到老狼正回头向他望。所有这一些，高晓松只用一个词概括，“温暖”。
每次看完老狼演出，高晓松就觉得自己能干点儿坏事。因为听老狼的歌让高晓松记起，自己真的曾经抚慰过不少人的心灵，“所以我就能干点儿不靠谱的事儿了，自暴自弃一下。”
二、友谊
约两人采访，老狼早早等在咖啡馆外，一人一杯咖啡，手边一本《安持人物琐忆》，被高晓松戏称为，“看无数的书，干好多没用的事。”而高晓松风风火火准时到达，依然穿着“只要出来见人就会穿”的那条名牌牛仔裤，是用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老狼以过生日的名义给他的10万块钱买的。老狼说，这6个月自己商演不断，而高晓松则在里面吃糠咽菜。两人20年的情谊原本远远超越这10万人民币的分量，但高晓松对这事念念不忘，私下说过，“狼哥是对我最好的人。”
现场提起，老狼一拍大腿，冲高晓松叹气，“你怎么连这事都跟别人说了。”高晓松一脸得意，“嗯，都让我买衣服了。”高晓松一口气买了3万多的衣服，一想还剩6万多啊，再买点儿吧，又给老婆孩子一通狂买，他以前穿一千块钱的衣服都觉得贵。
高晓松和老狼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在北京建筑设计院门口，那时高晓松组乐队在找主唱，一个朋友介绍了老狼。那天高晓松戴一草帽，穿一军装，老狼穿一牛仔裤。接上头后，高晓松就去了老狼家，说是面试一下。老狼唱了首“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我要的不多》），还唱了《天天想你》。
老狼记得第一次见高晓松的时候，他整个人“瘦一半儿”。高晓松坐那儿，一边弹琴一边跺脚，身上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土。他那一片都是土——“风尘仆仆”，应该用这种词来形容。弹一半，老狼妈回来了，一看这屋里坐一流氓。老狼赶紧解释说，这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已经退学了。
两个人初识，高晓松对老狼的最大印象就是做饭特好吃，比麦当劳好吃。乐队排完练，晚上特饿。那时也没钱，不能出去消费，大家就去键盘手家，问，你家有什么啊？说有土豆。老狼就切了条，炸了土豆，完了在他们家耍了一夜。第二天，键盘手让他爷爷买了10斤土豆，让老狼狂炸了。
高晓松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时，老狼在场，高晓松大概花了一个钟头就写出来了。那时候两人刚挣钱，在公寓里，高晓松每天抱着一捆钱，说：“看，我有钱。”时不时还拽两张给老狼说：“拿去吃吧。”那天酒足饭饱，拍着肚子，打发时间，正好睡高晓松上铺的那个来了一通电话，便有了这首歌。
所以他们觉得这都是白来的，就安于这种日子。如果是长时间在酒吧里唱，这儿那儿、三四十岁才成名，人会特积极，觉得失去的时间要补回来，但他俩唱第一首歌就火了，他们甚至都没得过新人奖，直接把当年能得的奖全给揣兜里了。那时两人特膨胀，一次颁奖典礼前在台下嘀咕：“这要是得第二名，咱不上台啊。”而那次得第二的是那英。
三、爱情
记忆中的那些姑娘们，她们只和成长有关。
那时的女生也简单，大家都喜欢写诗的女生。高晓松一个朋友当时写了首诗：“我手解开了胸口的第二颗扣子，流沙从里面涌出。”解开第二颗扣子很正常，有流沙从里面涌出，高晓松一看，嗯？少年的心被打动了。
年轻时关于失恋的泪水都闪着光。高晓松第一次见老狼哭是两人约好了去海口“卖唱”，那时买火车票可是一战役，得排两天两夜，高晓松拿一马扎坐那儿，坐到一搓能搓出一身泥来，但老狼死活不来。过了好久好久，高晓松都快疯了，老狼出现了。高晓松正准备破口大骂，哎哟，有泪痕。高晓松说，怎么了？老狼说，那谁跟我分手了，说我不上进。然后就特别伤感。以前在火车上都是高晓松在那儿张牙舞爪，老狼安静地坐着，结果那回是高晓松安静地坐着，老狼在车厢里抽风、犯病，冲着不认识的人说，我来给你唱歌，边唱边表演，高晓松还记得他唱了些什么：“那是你寂寞的眼，寂寞的泪。”老狼的失恋给高晓松弄了一个“江州司马青衫湿”，还把高晓松感动哭了一回。
这个让老狼失常的姑娘就是狼嫂，尽管两人也历经分分合合的戏码，但如今陪伴在身边的依然是17岁时牵起的手。狼嫂是特别上进的一个人，一路读的都是名校，去了雅虎，还有原始股——一万股原始股，都为老狼放弃了，回中国找他。老狼半夜起来上网，还看了一下雅虎的股价，160多美元一股，心下一惊：得唱多少次《同桌的你》才能唱出来！
20年后，高晓松把两人的好多事都写在《如丧》里了，并叮嘱老狼，“别给你老婆看啊。”高晓松说，《如丧》是小说不是自传，因为记忆它本来就不真实。但高晓松不愿改掉老狼的名字，坚持让“老狼”成为自己书中的主人公，因为这名字对他特别重要，把这名字改了，自己心里就没这人了，非得让自己心里有他才能写。
四、名利之外
高哓松做过不少疯狂的事，大一时和家里人打赌，他想组乐队，家人不让，便想为难一下他。他们说你敢吗？你敢拿把琴就走吗？高晓松说我敢，于是爸妈搜他身，把钱都搜光，给他买了张火车票去天津，说一礼拜后你再回来，如果你坚持下来，乐队的预算和资金立马就拨给你，因为组乐队要花很多钱。虽然家人心疼高晓松，只让他去了天津，爬也能爬回来，但真一分钱不带就上天津，那也挺要命的。
高晓松至今记得自己在天桥那边弹琴，一天下来就要到了5毛钱。然后花了4毛7买了盒烟，一口饭都没吃，当时1毛5可以买一袋方便面，但是他有很多感慨，他需要烟。第二天，高晓松想可能大学会比较喜欢这种事，就去天津大学卖唱，结果被人举报了，被学校保卫处抓起来了，说他是流氓。最后是被家人领回去的，导致打赌失败。虽然失败了，饿得半死，但高晓松回到家就看到一大桌菜。从那以后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提过这件事，包括那一天，也没人提什么你打赌失败了，因为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男的，你心里肯定都明白了，那还提它干吗？
这种随心所欲的本性高晓松一直保留着，他经常干这种一分钱没有就出门的事。在欧洲也发生过这种事，浑身上下一分钱没有，卡也刷爆了。高晓松从来就没有过存款，他说，自己买不了房子就是因为没存过钱。
高晓松对钱、对物欲没有实质性的目的，从小他能想到自己会文艺，能写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没想到这也能养家糊口。他能想象的就是自己东借西借地借钱的样子，很狼狈，然后家里也给他冷脸，朋友们因为都不想借给他钱，都没了。然后生一个儿子，他来听自己满腹牢骚地说，你爹当年如何如何。
结果，老天很眷顾他，名、利在他荷尔蒙最高点的时候都得到了。
到40岁了，高晓松对婚姻、对家庭越来越依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你已经过了你男性能量的成长期，其实你是在往后退，所以你会越来越珍视这些东西，包括乡愁。他现在能跟妈妈、丈母娘都住在一起，丈母娘带着孩子跟着他跑，在美国大家都住在一起，回北京也是，丈母娘、老丈人、小姨子从他结婚起都跟他住在—起，共同生活很多年了。高晓松乐在其中，他说，自己原来是特别野的一独狼，看到他今天这样，他的那些朋友都傻了，他现在不但不再是那头独狼了，而且现在家里人少了他还受不了。他觉得怎么没人了？不热闹了，没意思。
高晓松不买房，他觉得租房子也很好，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今儿看到这个就住这儿了，明儿看到那个就住那儿了，无非就是倒霉两天，每次搬家的时候都说：唉，要不买个房子吧，都麻烦死了。但他一想到买房的后果，就想着不要买了，因为房子会伤害自己和一切。他觉得自己现在生活在一个特别稳定的生活结构里，一买房就会破坏这个结构——当你需要很多钱的时候，你就想做点儿什么事，你想做点儿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想利用别人，你一想利用别人，你的整个的稳定的生活结构就破坏了。
高晓松向往的也不是这些。他记得自己21岁生日时，一个人在清华宿舍摆了三枚馅饼，说是有谁来看他就要一起分享，直到熄灯都没有一个人来，他独自吃了全部的冷馅饼，钻进冰冷的被窝。当时他在冰凉的被窝中一点儿没有难过，他觉得这—切都不属于他——他会有诗和远方。从小妈妈就反复告诉他这句话，所以妈妈和他从不为眼前的一切悲伤，反而经常被辽阔的昨天和远远的未来打动。所以后来直到今天，他和妹妹都没有买房，而是用所有的积蓄将这个孤独星球走遍。
高晓松的妹妹是个传奇人物，钱比高晓松挣得多，基本都捐了希望小学，自己每月就花两干元，衣服穿高晓松老婆剩的衣服，孩子穿高晓松孩子剩的衣服。妹妹曾经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穿越非洲，最近又以40岁高龄考上博士读书去了，一边还带着两个孩子。这让高晓松有点儿感慨，妹妹怎么就成为人类楷模了？小的时候一点儿没看出来，那时她连削铅笔都是妈妈给削的。
高晓松和他妹都随他妈，他妈什么都干，一刻不闲，每天都有新主意，每天都有新问题。高晓松有回在微博上看到一条对自己的评论，“你看他所有的电影、音乐、文字到处流露闪光，但是就没有一个成熟作品。高晓松身上有文艺界最好的、最厚的草园，可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作品都没有。”为此，他特别伤感。
但转念一想，高晓松又觉得，妈妈就是这样的典范。妈妈从小给高晓松做衣服，最后永远留一个袖子，毛衣永远有一个线头，一不留神就脱落了。她现在还是任由各种奇思妙想在半空中闪烁，今天用各种各样的鸡蛋壳做艺术品，做一半，又开始叠小三角。她不需要完整的完满，只需要过程的痛快。
高晓松也不愿去勾画完成这最后一笔。他说，虽然自己有很多毛病，但他从小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观念，这对他的一生都有益：他从来不想自己要什么，只想自己不要什么。他一直都这么生活，他的自在是，把不要的东西撇干净，那就好了。
五、无欲之韶华
高晓松年轻时最爱两本书，《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2011年他在看守所翻译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是马尔克斯2004年快80岁时写的，高晓松翻译成《昔年种柳》，以“纪念下不靠谱的青春”。
因为酒驾而入狱后，在看守所中，高晓松开始就想好了要先干一些什么事，要先干一些不触动心灵的事，因为那时候人都很脆弱，看小说可能就柔肠寸断，写作可能会陷入绝望，所以他翻译马尔克斯的书，翻译比自己创作要好很多，因为触及的是人家的心灵，而且人家那么老的人的心灵，90岁的绝望，比高晓松要绝望多了。
看守所里没有笔，只有最柔软的笔芯，高晓松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的时候，高晓松就跟马尔克斯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看守所里的一天，不知道哪个老警察在哼唱李宗盛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走调了。高晓松觉得自己应该热泪盈眶，因为他想起自己年少时代曾在中戏宿舍小角落里听了一晚上这首歌，含着眼泪。
时光倒回20年前，顾城死的那天高晓松也流了几滴泪，还写了几首歌，其中一首叫《白衣飘飘的年代》。其实那个时候高晓松从来没有穿过白衣，即使是在外婆的葬礼上。他穿军装戴草帽，拖着一双拖鞋。就如同他穿着囚衣，拖着一双拖鞋，站在一丈高的窗下仰着头，看天慢慢黑去，晚风还新，时光却旧了。
高晓松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最想干的事就是看清楚人生或者世界，年轻的时候连爱情都看不清，坐在那儿想半天，还能爱多久，这点事都看不清，就特痛苦。最强烈的欲望都是从匮乏感来的，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可能第一个欲望要找一个好老公。看不清楚的少年们，最大的欲望就是想看清楚，拿什么代价你让我看清楚了，这个最重要。
如今，人到中年，大部分都看清楚了，有些角落代价太大了，就算了。在高晓松看来，这个世界的事都是这样的，你做80%是容易的，你越往后，那一点，代价越大。有可能那个10%你得付多两倍的动力才能把那点儿窟窿堵上，那就别堵那个窟窿了，干吗呀，还是有点儿余地，让大家有一个平衡点吧。人也一样，你要想了解到每一个角落都看清楚了，那你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剩余的那些角落选择不做自己。老狼在生活中“扮”轻松，没事的时候就宅在家里，没有经纪人，自己接电话谈价钱，平时那么腼腆的一个人，谈起价钱来也可以入戏。高晓松“扮”豁达，自嘲“校园”并非自己最显著的标签，“现在我身上又多了一个标签，就是‘监狱’，而且我以前排在第一的标签也不是‘校园’，是‘难看’。”
校园时代早已一去不返，青春也散场多时。高晓松说，他喜欢1988年除了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那是一个好时代，但他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他喜欢现在的自己，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坏时代，但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
迄今为止，高晓松把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做了，身上的虽不多，够生活。所有的人都老了，再没人死于心碎。他数着日子和钱，等着永逝降临。现在唯一的能让高晓松感觉到的困扰就是，点菜没点好。高晓松说，自己走遍世界，特别五香嘴，精极了，偶尔会出现点菜失败了，点的菜没人爱吃，他就会特别特别困扰，就会想：咋都活到这岁数了，竟然能把菜点失败了。
他不再有软肋，能伤害到他的，那些青春中的荷尔蒙已经消散，只有诗与远方的召唤一直还在。高晓松曾在看不见天空的看守所里想念外面的世界，觉得每个过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欢，都是缘分，都成了远方。
在《如丧》中，高晓松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如丧青春”：青春之丧，来于你无欲之韶华，逝于你无望之山冈，昨日已靡，前路迢迢，一曲未终已被弃于四季，一梦未醒已委身于尘土——毫无防备。
2·第一次登台： 两人一个乐队“特别傻”
高晓松记忆中保留着三次最为感动的演出瞬间：一次老狼唱到“分给我烟抽的兄弟”一句，好多小伙子跑上来给他递烟，老狼的手里夹满了烟。另一次演唱时停电了，老狼打亮一只打火机开始唱《同桌的你》，大家把打火机点起来，没电的体育馆里满天星光，大合唱。（同上）
3·第一次见老狼哭：为狼嫂“失恋”抽风的日子
高晓松第一次见老狼哭是两人约好了去海口“卖唱”。“失恋”了的老狼在车厢里抽风、犯病，冲着不认识的人说，我来给你唱歌。这个让老狼失常的姑娘就是狼嫂。不过，尽管历经分分合合的戏码，但如今陪伴在老狼身边的依然是17岁时牵起的手。（同上）
无欲篇：晚风还新 时光已旧
1·高晓松：不买房 看守所里不忘创作
高晓松的21岁生日是独自度过的，当时他在冰凉的被窝中一点儿没有难过，他觉得这—切都不属于他——他会有诗和远方。从小妈妈就反复告诉他这句话，所以从不为眼前的一切悲伤。后来直到今天，他和妹妹都没有买房，而是用所有的积蓄将这个孤独星球走遍。 （同上）
2·老狼：爱宅在家 身边仍是17岁时牵手的狼嫂
老狼在生活中“扮”轻松，没有经济人，自己接电话谈价钱。高晓松“扮”豁达，自嘲“校园”并非自己最显著的标签，“现在我身上又多了一个标签，就是‘监狱’，而且我以前排在第一的标签也不是‘校园’，是‘难看’”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