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哲学的慰藉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作者：Boethius 阿兰·德波顿
《哲学的慰藉》针对六个不同的人生问题——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到挫折、被认为有缺陷、伤心、困难——德波顿分别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尼采这六位哲学家取经，希望这些哲学家的个人体验与思想学说能在我们饱受痛苦时，舒缓我们的症状，甚至根治我们的问题。
本篇节选自资中筠先生的译本，文字隽永，既典雅又活泼，寓严肃于幽默。
译序
由于精力与时间有限，我一般不轻易接受翻译的约稿。因此译文出版社的朋友最初提出要我承担他们准备出的套丛书中的一本时，我本能地倾向于推辞。但是当他们把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送到我手上后，翻阅之下，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首先是文字，后来才是内容。说来惭愧，我也算是主修英国文学出身，在大学上的基本课程是从莎士比亚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较之诗歌、戏剧，我自己更偏好小说和散文。但是一出校门，我的土作就与文学绝缘，也做了不少翻译工作，却多为政治性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译，少有文采可言。近20年来，专业是国际政治研究，所读书刊文章很少在文字上有特点，而且大量是美国人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内我所读到的真正上乘的英文是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虽不是文学作品，却在遣词用字上有不可言传之妙。当然，丘吉尔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作为写作家的英文也是享有盛名的，不必我赘言。
这一次，这本小书的文字使我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种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书留有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如此，其他国家文字也如此。例如纯粹英国英文与带点法国味或德国味（指文风，不是口音）的英文就不一样，哪怕后者非常流畅而正确。（现在国内流传的美国式英文又当别论，其实美国真正的大作家也有文字不俗的。）因为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正是这本小书的这一特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己的中文形成一种挑战，使我跃跃欲试，于是就知难而上了。
当然，本书的吸引力与难译之处不仅在于文字，更在于内容。这是一本以介绍几位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非学术性书，既像写自己读书心得的随笔，又像普及知识的“科普”作品。人物的挑选、切入的角度和思想的诠释都凭作者的个人兴趣和理解。对某位哲学家的言论是否引用得当，诠释是否到位，专家们可以提出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如果不以学术性著作来要求（本来就不是），我觉得本书决不是“戏说”，表达方式虽然活泼俏皮，作者的态度却是相当严肃的。可以相信，他对所涉及的哲学著作是认真读过，经过自己思考的。
在作者看来，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例如名疆利锁，欲壑难填；有外界强加的，例如天灾人祸，种种不公平的遭遇。但是在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苏格拉底以通过理性思辨掌握真理的自信直面压倒优势的世俗偏见，虽百死而不悔。塞内加参透人事无常，对命运作最坏的设想，因而对任何飞来横祸都能处变不惊。伊壁鸠鲁认为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的，但是他对快乐有自己的理解：摈弃世俗的奢华，远离发号施令的上级，布衣简食，良朋为伴，林下泉边，悠哉游哉！蒙田（姑从德波顿，把他也列入哲学家）自己大半生在藏书楼中度过，却贬低书本知识，因厌恶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而走向了另一极端——让饮食男女的原始本能登大雅之堂；他痛恨当时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引经据典之风，提倡用百姓自己的话代替“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这样，因能力、知识不足而自卑者可以从中得到慰籍。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另一个极端，尼采对超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又可帮助人在一切艰难险阴面前永不放弃。
作者并没有表明他对任侗一种哲学的倾向性，对其中有一些也以调侃的笔法透鹰了一点质疑。但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然相距甚远，甚至相对立，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点，那就是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而且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这也是本书的切入点，因此以此为颗。下面这段话最好地概括了作者自己的旨趣和写这本书的真意：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要拳脚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已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宣杨之。本书以苏格拉底之死开篇，开宗明义用这种精神统领全书：
“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十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池面对千失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这一贯穿全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独立人格，也许正是作者要与读者分享与共勉的启迪。
其实，这种精神在东西方的哲人那里是相通的（我得赶紧声明，我决不是要把东西方的哲学作牵强附会的比附，那正是我反对的）。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自反而缩士，虽千万人，吾并矣！”(《孟子》)，都是指的只要自信真理在我，就坚持到底，无所畏俱。压力可能来自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也可能来自世俗的无知和成见，还可能来自自己本身对名利的欲望，这些同样都是压制理性探索的死敌。中国春秋时代的先哲主张各异，同时也都拥有那份白信，那种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思考的精神，因此才有光耀干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从伊壁鸠鲁对待权势财富的态度来看，也能找到中国读书人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崇尚淡泊宁静、归真返璞的影子，还有魏晋名士特立独行的风骨。书中所描绘的尼采对人生必须经过苦难的看法，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在各民族的智者那里是相通的。
作者阿兰·德波顿近年来在欧洲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在我国还没有进入读者的视野。我本人也是在接手本书的翻译后才对他略作了解。首先使我意外的是他的年轻——生于1969年，写此书时才三十出头，而书中所显示的学养、见识和开阔的视野给我的第一印象似乎应在中年以上。继而一想，也不奇怪，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思想家、学问家也不过这个年龄1而这些前辈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还有西学。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应该在二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已奠基。德波顿生于瑞士，由于其父母特别喜欢英国，八岁就被送到伦教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他最早学的是法语，现在写作以英语为主，周时通晓法、德、西班牙语。从这本书来看大约至少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十八岁入剑桥大学，正式学历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自称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很不成功，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因而他深信失恋与文学是并行的。对学校的课程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学业比较宽松，他有足够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自学成才。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后来他买书之多令他父母后悔当初的慷慨）。他读书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为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为此徜徉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之间，上下古今求索，从中邂逅知音，产生共鸣，在跨越千年的著作男欣然找到先得我心之感，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这样，上大学不是为求学位，只小过提供他一个读书的氛围；而读书不是为了日后求职，只是帮他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所以，他不愿把他的写作归入任何一类：小说、历史、哲学最多能称之为“随笔”，以个人的声音谈人生的重大题材。
德波顿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很多，二十二岁开始出版第一部作品，是小说体裁，以后两部也是小说。但是正如前面讲的，他写小说力求打破讲故事和表现情景的传统模式，而是探索情景背后的所以然，要弄明白各种人际关系后面的动力是什么。他最喜爱的、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之一是普鲁斯特。他的第四部著作：《拥抱似水年华》是从文学通向哲学的桥梁，这本书使他名声大噪。由此引出下一部：《哲学的慰藉》。如果说他的小说是寓哲学探索于文学创作之中，那么这本书则是用文学笔法写哲学。为什么在漫长的哲学史上偏取这几个人，作者说就因为这几个人他能读懂，令他喜欢，岂有他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哲学家的伟大不在于高深莫测，而在于能与常人对话。他以白己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目的就是要把哲学从高头讲章拉下来，进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哲学家之口告诉人们思想的重要，人生道路上遇到种种问题，不假思索凭本能作出反应，与通过思考，理性地对待，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他认为在世俗的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但是哲学著作又多艰深难懂，令普通人望而生畏。而在他看来，哲学如龙虾，外面有一层硬壳，还有应该剔除的污垢，但是里面的肉却是美味而营养丰富的。《哲学的慰藉》的作用就如给龙虾剥壳的钳了和掏肉的长钩。他思接千载，驰骋跳跃于古今之属，把古人的思维展示在现代人物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中，不由人不得出结论：人性在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
从作者自述的意图来看，他是成功了。能把这门艰深的学句写成这样有趣，引人入胜，实属难得，可以称得上是深六浅出之作——我一向认为“深人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不研究哲学的人读了这本书可以增加知识，得到启发，甚至进一步对人生有所感悟。年轻人也许会从此爱上哲学，决心进一步登堂入室。至少，也可以作为优美的文学随笔来读。当然，作者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程度可能深浅不一，对有的概括比较准确，而对有的可能有失偏颇。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读者自可做出批判，得出自己的看法。
这本书的确很难归类，无以名之，名之曰才了书。欧洲知识分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浸润在有深厚历史积淀、丰富多彩、和而不同的文化之中。他们通晓几种欧洲语言是寻常事，不少人自幼就有机会在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大地上遍游名胜古迹。欧洲的教育制度虽然也受现代专业化的影响，但在人文领域内的通才教育传统和氛围还是比高度功利化、市场化的美国教育制度多一些文化底蕴。德波顿正是从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幸运儿。他自称早年受的是严格而规范的教育（大概这是父母决心送他到英国上学的原因），上大学之前到法国游历了年，爱上了法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因此到了大学，力图摆脱英国式传统的束缚，寻求自由创作。事实上，惟其他有了严格规范的底子，才能在十八岁之后这样自山自在地思而学、学而思，有能力钻进那龙虾的硬壳，尽情地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并与他人分享。他力求简洁的文字也是这种锤炼的结果。有人说他思想接近“前卫”、“后现代”，他特别表示不能认同那种信屈鳌牙的文风。他在书中还借蒙田之口要读者不要被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唬住，那多半是作者缺乏清楚表达的能力之故。这一点也令我感到古今中外相通，切中时弊。看得出德波顿的活泼、晓畅的文风也正是得力干早先的规范的训练。总之，天赋的灵气加适宜的土壤再加机遇，成就了这位才子型人物。
译者自知对哲学是门外汉，有关知识没有超出常识范围，翻译此书有些诚惶诚恐，力图避免望文生义，或出硬伤，贻笑方家。现将翻译本书的原则和体例作一说明：书中涉及六位哲学家，其著作的原文有希腊、拉丁、法、德四种语言。从书后索引看，作者不论是间接叙述或直接引语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些著作的英译本，书中只有个别地方引了原又。译者的原则是只对本书的英文负责，一切引语也从书中的英文译出，不负责查对原著。有不少著作国内已有中译本，但我还是根据本书的文字自己译出，没有抄录已有的中译本。一则是为了与全书译文的风格保持一致，二则更重要的是，中译版本有时不止一个偶然碰巧发现同一引文，往往与书中的英文并不完全吻合。除非一一查对原文，并且比较各种译文版本，得出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另一种专业研究工作了），否则只能一律以本书为准。惟有《圣经》例外，因为中文《圣经》有其特殊的语言，书中引语除个别无法查到的之外，大多照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新旧约全书》斗文本，即便文字有些古怪。关于人名地名，约定俗成众人皆知的，当然不成问题（如苏格拉底）。但是约定俗成也有不同范围，有的在圈内认为已有定论，而圈外人就不一定知道。本人自知非哲学界人士，对此没有把握。在查阅有关资料中常发现译名也有不同版本。有些常见的名字就存在不同译法，例如Seneca至少有塞内加和塞尼卡两种译法。本书关于人名、地名翻译的参照本有：《希腊哲学史》第2卷（汪干篙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以及新华社出的外国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查不到的只好揣译。全书译名的统一工作则偏劳责编衷雅琴女士了。”
在翻译过程中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叶秀山、周国平等哲学界专家，承蒙他们热心、认真、及时指教，助我解惑。由干本人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曾请叶秀山先生帮忙。第四章第四节的希腊文根据叶秀山先生提供的牛津版英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乔纳森·巴恩斯主编）引文译出，同节中的一段拉丁文引语则由出版社请冯象先生帮忙译出。在此一并致谢。
目录
哲学不只是慰藉（推荐序）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第二章 对缺少钱财的慰藉
第三章 对受挫折的慰藉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第五章 对伤心的慰藉
第六章 困难中的慰藉
《哲学的慰藉》提要
一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苏格拉底
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为别人的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是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
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
但是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那就是认为既然认为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竟然有严重错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有我们自己，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意志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
他人也可能错，尽管他们身居要职，尽管他们所采纳的是几世纪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用逻辑审视他们的信仰。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的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是合理的。
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舒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确，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个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我们对于不受世人的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了。
一种坏的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力量……我们只注意结论，就会养成尊重错了人的习惯。所以，苏格拉底敦促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
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
二 对缺少钱财的慰藉：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解读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从而使我们免于制定错误的谋求快乐的方案。
正如药不能治病就无用，不能解脱精神的苦难的哲学也是无用的。
快乐——伊壁鸠鲁开的需求清单：
1 友谊
凡智慧所能提供的，助人终身幸福的事物之中，友谊远超过一切。
朋友的许多小小玩笑，透露出他们知道我们的弱点，并且予以容忍，从而认可我们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真正的朋友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他们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追求发财的最大目的可能就是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关注，伊壁鸠鲁分析了我们内心需要后指出：一小群真正的朋友可以给予我们的关爱与尊重是财富不见得能提供的。
2 自由
伊壁鸠鲁及其同道还做出了第二项激进的创新。为了避免在自己不喜欢的人手下受喜怒无常的屈辱，他们辞去了雅典商业界的工作（我们必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开始一种可称为公社的生活，以简朴换取独立。他们钱少了，但从此不再需要听从那令人厌恶的上级的指示。
3 思想
很少有比思想更好的医治焦虑的良药了。把我们的焦虑写下来，或者是在谈话中说出来，其主要内容就显露出来了。了解其实质后，我们即便不能消除那问题本身，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消除它的一些特点：迷茫，错位，惊愕。
伊壁鸠鲁立论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只有钱而没有朋友，自由以及经过剖析的生活，就决不可能真正快乐。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只缺财富，就决不会不快乐。
三 对受挫折的慰藉——塞内加
通过他（塞内加）的死，他与其他斯多葛派的同道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持久的关联：提起“哲学的”一词就联想到对待灾难镇静自若的态度。
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哲学的任务就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一 愤怒
愤怒是最幼稚的冲突。
根据塞内加的看法，促使我们发怒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和他人持有过分乐观的观念，这种乐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后果却是悲剧性的。
我们若不抱那么大的希望，就不会那么愤怒。
二 震惊
我们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思想应该事先迎接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惯常发生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三 焦虑
宽慰可能是对焦虑最残酷的解药。我们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有双重作用：既使焦虑的人对最坏的情况毫无准备，又无意间暗示最坏的情况出现，将是大祸临头。
如果你想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
不要阻止哲学家致富，没有人判定智慧必然贫穷。
而确定他们智慧的只有一点：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贫穷。他们会泰然离开他们的华屋和奴仆，没有愤怒，没有绝望。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命运女神……我把她赐予我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我。我同那些东西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伤害的恰当的目标时，那就很容易相信确实有人或有东西在设法伤害我们。
智者不把错误解释强加与一切事物。
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甘心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路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四 对缺陷的慰藉：蒙田
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救赎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蒙田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学问和智慧。在学问栏目下他罗列是题目包括逻辑学，字源学，语法，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智慧的栏目下，他列出的是远为广阔而更难捉摸，更有价值的知识，包括一切足以使人生活得更好的——蒙田的意思是生活得快活而合乎道德—的知识。
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变得更好，更智慧，而是更有学问。它成功了。它没有教给我们去追求美德，吸纳智慧，却使我们慑服于其派生词和字源学。
关于人文的书没有理由要写得艰涩而枯燥，表达智慧并不需要特殊的词汇和句型，读者也不会从厌倦中得到好处。
哲学家没有理由非要用与市井语言格格不入的词语。
一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生活有用或适宜，准确地复述柏拉图或伊壁鸠鲁的话不如判断他们所说是否有兴味，并能早日帮我们克服焦虑和寂寞来得有价值。人文领域的作者的责任不是表现出“类科学”的准确性，而是带来幸福和健康。
有的作者太聪明，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说得太多，好象对所有事物都有最后发言权。他们的天才禁止后代有任何心怀不敬，而正是创造性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就意味着允许凭自己的思考与成就最伟大的权威也能有分歧。
全部道德哲学都能附属于一个人平凡的私生活，并不亚于其他更丰富的生活。
五 对伤心的慰藉：叔本华
我们在艺术和哲学作品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和奋斗的客观表述，通过声音，语言和形象予以诠释和再现。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仅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感受，而且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尖锐和智慧表达我们的体验，他们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勾画出来……他们向我们解释我们的生存条件，助我们解惑，并减少孤立无援之感。我们也许不得不继续挖地洞，但是通过创造性的作品，至少能获得片刻的顿悟，洞察我们的苦难，从而可以免于苦难带来的镇静，鼓励（甚至受迫害）之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艺术和哲学以其不同的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
世上故事比人少，同样的情节不断地重复，只是人名和背景有所变化……意识到我们的境遇不过是千千万万之一，就足以感到慰藉。
在他的生活和不幸的过程中，他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命运多于自己的命运，因而更像是个知者，而不是受难者。
六 困难中的慰藉：尼采
从生命中获得极致的圆满和喜悦之秘密就是——生活在险境之中！把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
审慎的人只争取摆脱痛苦而不争取欢乐。
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备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
苦与乐如此紧密相连，谁想得到多少这一面，就必须尝到多少另一面……你可以任择其一：是尽量少要快乐，简而言之就是无痛苦呢……还是尽量多要不快，以此为代价，得到迄今很少人享受到的丰富的内在的乐趣？如果你决定选择前者，宁愿减轻人类痛苦的程度，那么你也必须降低人类享乐的。
我们一定要学会忍受无法避免的苦难，一如世界的和声，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厉的，尖利的，平缓的，轻的和响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我们不该那么在意群众如何谈论我们，应该在意的是专家在正义和非正义的事情上说些什么。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七十岁时遭遇了一场风暴。三名雅典人——诗人米利图斯、政治家阿尼图斯和演说家莱昂——认定他是一个怪诞的恶人。他们指责他不敬城邦之神，腐蚀了雅典的社会构成，唆使年轻人反对他们的父辈。他们认为应该让他永远沉默，甚至杀死他。
审判苏格拉底那天，陪审团有五百名公民。公诉人一开始就要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哲学家当作一个不诚实的人。他上天入地刨根问底，他提出异端邪说，他善于用闪烁的辞藻让弱理战胜强理，他故意通过谈话腐蚀年轻人，对他们施加邪恶的影响。
苏格拉底对这些指控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他从未对天上或地下的事物提出过理论；他信奉神明，并非异端；他从未腐蚀过雅典的青年，只不过有些逍遥自在的富家子弟模仿了他的提问法，证明某些重要人物无知，使他们感到恼火。即使他误导了任何人，那也是无意的，他没有理由故意对同伴施加坏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反过来伤害自己。如果他曾无意中误导了什么人，那么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在私下纠正他，而不是公开审判。
他承认他的生活方式显得有点特别：
我对许多人关心的事弃置不顾——赚钱、经营房产、追求文职或军事的荣誉，或其他权力地位，或参加政治团体以及本城邦的政党。
但是，他从事哲学的动机是出于改善雅典人生活的朴素愿望：
我设法劝告你们每一个人少想一些实际利益，而多想一些精神和道德的福祉。
我将继续像平时一样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逐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惭愧吗？”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
现在轮到那五百名陪审员来决定了。他们经过简短的讨论后，二百二十人判定苏格拉底无罪，二百八十人认为有罪。哲学家苦笑说：“我没想到比分那么接近。”不过他没有丧失信心。没有犹豫，没有惊慌；他坚持对一种哲学方案的信仰，而他的听众刚刚以百分之五十六的多数宣判其为荒谬。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自信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苏格拉底自然也会承认我们有时可能是错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怀疑，但是他会提出一项至关重要的细节来改变我们对真理与孚众望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地以遭到反对来证明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错误。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反对我们的人数，而是他们反对的理由有多充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由不负众望转向解释其所以然。社会上占很大比例的人认为我们是错的，听起来怪吓人的。但是在放弃我们的立场之前先要审视一下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所用的方法。我们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给予多少重视，应取决于他们论证方法是否健全。
摘录
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他意气昂然对法官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先生，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
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一种坏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分量，尽管并没有证据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而我们只注意结论，就会养成尊重错了人的习惯。所以苏格拉底敦促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上。即使我们逃避不了遭遇反对的后果，我们至少可以免去自以为非的那种软弱感。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第二章 对缺少钱财的慰藉
当来自欲望的痛苦解除时，简朴的菜肴和奢华的盛宴提供同样的愉悦。
——伊壁鸠鲁
有一位哲学家，在那通常厌恶享乐、以艰苦自律的同行中是个异类。他似乎理解这种对享乐的向往，并愿有所帮助。他写道：“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
伊壁鸠鲁于公元前341年生于靠近小亚细亚西岸、四季常青的萨摩斯岛。他很早就为哲学所吸引，十四岁长途跋涉，去听柏拉图学派的帕非勒和原子论哲学家瑙西芬①[①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原子学派哲学家，一般认为他是伊壁鸠鲁第一位导师。]的讲课。但是他对他们讲的很多都不同意，于是在不到三十岁时决心把他的思想整理成自己的人生哲学。据说他写了三百部书，题材无所不包：《论情爱》、《论音乐》、《论公平交易》、《论人生》（共四卷），以及《论自然》（共三十七卷），不过在几世纪中由于一连串的灾难，几乎全部散失，结果他的哲学思想只能根据幸存的断篇残帙，加上后来的伊壁鸠鲁信徒的证言重新建立起来。
他的哲学最显著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强调感官的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伊壁鸠鲁如是说。他只是肯定了许多人早已有的，而鲜为哲学所接受的想法。
快乐——伊壁鸠鲁开的需求清单
1，友谊
公元前306年，三十五岁的伊壁鸠鲁回到雅典，他安家的方式不同寻常。他在离雅典市中心几里处，在集市与庇拉尤斯港之间的美立特区找了一所大房子，同一帮朋友一起搬了进去。这所大宅子有足够的房间，朋友们都可以有自己的住房，还有共同就餐和集会、谈话的厅堂。
伊壁鸠鲁说：
凡智慧所能提供的、助人终身幸福的事物之中，友谊远超过一切。
伊壁鸠鲁的住宅就像一个大家庭，但毫无阴沉、闭塞之气，有的只是同情和温馨。
真正的朋友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他们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质；就像理想的父母一样，他们对我们的爱不以我们的外表和社会地位为转移，所以我们身穿旧衣服、承认今年没赚多少钱，都不会于心不安。追求财富的欲望不一定单纯出自对奢侈生活的渴望，更重要的动机可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善待。我们追求发财最大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关注，否则他们就会对我们视而不见。伊壁鸠鲁分析了我们内心的需要以后，指出：一小群真正的朋友可以给予我们的关爱与尊敬是财富不见得能提供的。
2，自由
伊壁鸠鲁及其同道还做出了第二项激进的创新。为了避免在自己不喜欢的人手下受喜怒无常的屈辱，他们辞去了雅典商业界的工作（我们必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开始一种可称为公社的生活，以简朴换取独立。他们钱少了，但从此不再需要听从那令人厌恶的上级的指示。
生活简朴并不影响朋友们感到自己是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同雅典世俗的价值观拉开距离，不以物质标准衡量自己。家徒四壁不必汗颜；黄金万两无可炫耀。在城邦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外，与若干朋友离群索居，就钱财的角度而言，没有什么需要证明自己的。
3，思想
很少有比思想更好的医治焦虑的良药了。把我们的焦虑写下来，或者在谈话中说出来，其主要内容就显露出来了。了解其实质之后，我们即便不能消除那问题本身，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消除使问题严重化的那些特点：迷茫、错位、惊愕。
伊壁鸠鲁特别关切的是同他的朋友们一道分析他们由金钱、疾病、死亡和鬼神引起的焦虑。伊壁鸠鲁的理论是，如果能理性地思考生命有限的问题，就会意识到人一死，物我两忘，复归于无，“要到来时自然到来，为此而预先担忧是庸人自扰”。事先对永远不会经历的境界妄自惊扰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真正懂得不活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来说，生命中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
清醒的分析使人心神宁静；这样，伊壁鸠鲁的朋友们偶然窥见人生的艰难，也可以免受其扰，而在园外缺乏思考的扰攘尘世中，这种困扰会长期挥之不去。
当然财富总不至于使人愁苦。但是伊壁鸠鲁立论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只有钱而没有朋友、自由和经过剖析的生活，我们决不可能真正快乐。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只缺财富，我们决不会不快乐。
摘录
伊壁鸠鲁学说的核心就是：我们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快乐？”同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健康”一样糟糕。立即出现的答案往往是错的。我们灵魂对自身的病痛并不见得比我们的身体对病痛的陈述更清楚，我们凭直觉的诊断也不会比对身体的诊断更准确。钻洞疗法象征着我们理解自身有多困难，这一象征意义既适用于肉体也适用于精神。
以天然的人生目标来衡量，贫穷就是巨大的财富，而无限财富是巨大的贫穷。
第三章 对受挫折的慰藉—塞内加
我们无力改变事物的秩序，我们的灵魂必须将自己安适于自然的法则中，这是他们应该追随，服从的……你无法改善，最好是忍受。
——塞内加
挫折的范围虽然很广——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而每一种挫折的核心却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我们还在襁褓中就开始了：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之愿。而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在他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就不多了。所以，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公元62年2月里，塞内加碰到了一桩不可更改的现实。尼禄不再听这位老导师的话，他躲避他，鼓励宫廷中对他的毁谤，而且任命了一名嗜血成性的行政长官帮他任着性子滥杀无辜和进行性虐待。塞内加意识到自己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就企图退出宫廷，住到罗马郊外的别墅中去过平静的日子。他两次提出辞职，尼禄两次拒绝，热情地拥抱他，发誓说他宁死也不离开他亲爱的导师。塞内加的阅历中没有任何事足以使他相信这种许诺。
于是他求助于哲学。他不能逃脱尼禄，既然他不能改变，理性就叫他接受。在那几年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致力于研究自然，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地和星球的书。他仰望苍穹和天上的星座，研究无边的大海和高山峻岭。他观察闪电，探索其成因。
塞内加的科学理论有误，这不重要；更加有意义的是，一个生命随时都可能被一名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的皇帝结束的人似乎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中得到极大的宽慰——也许正是强有力的自然现象提醒我们认识到一切我们无力改变的、必须接受的事物。冰川、火山、地震、龙卷风都是令人敬畏的、超人的象征。在人类世界，我们相信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有希望，有忧虑。而海涛兀自拍岸，彗星兀自划过夜空，显然说明存在着完全漠视我们愿望的力量。这种漠视非独自然界为然，人也能向他的同类施以同样盲目的力量，不过自然界能够以最优雅的方式教训我们必须服从必然。
塞内加第一次向尼禄递了辞呈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自然的书。他获得了三年时间。然后，公元65年4月间皮索反对皇帝的阴谋败露了，一名百人队长受命来到哲学家的别墅。他对此是有准备的。上身袒露的妻子保丽娜和她的侍女们泣不成声，但是塞内加已经学会顺从地跟着车子走，没有抗议就割了手腕。正如他在马尔恰痛失爱子时劝过她的：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摘录
塞内加是斯多葛派哲学家，公元65年4月的一天，一名罗马军队的百人队长来到他的住所，传达皇帝的旨意，令塞内加立即自裁。塞内加的亲友们听说尼禄的命令后都大惊失色，哭了起来。但哲学家不动声色，努力劝他们止泪，重新鼓起勇气：
他问他们的哲学哪里去了，多少年来他们互相激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精神哪里去了？他说：“当然，谁都知道尼禄残暴成性，他弑母杀兄之后，只剩下杀师了。”（塔西陀记载）
他认为愤怒不是来自失控的感情爆发，而是来自理智本身的根本性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错误。他承认，我们的行动并不总是在理智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身上泼冷水，就情不自禁地打战；如果手指掠过眼睛，我们一定眨眼。但是愤怒不属于这类不自禁是生理的生理动作，它只能在我们理性地持有的某些思想的基础上发作；只要我们改变了思想，我们就可以改变发怒的倾向。
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后果却是悲剧性的。
假如说，我们不仔细考虑突发灾难的危险，从而为我们的天真付出代价，那是因为现实包含着两种令人糊涂的特性：一方面是世世代代的延续性和可靠性；一方面是无法预料的灾难。我们处在夹缝之中，一边是合理的召唤，让我们假设明天还会和今天一样；另一边是大难临头的可能性，从此生活再不能恢复原样。由于我们忽视后者的倾向十分强烈，塞内加请出了一尊女神。
很多罗马钱币背面都刻有这位女神像，一手握山羊角，一手握舵桨。她貌美，经常身着薄衫，面带羞涩的微笑。她的名字叫“命运”，原来是司丰饶之神，是朱庇特的长女，每年5月25日全意大利的神庙都要祭祀她，无子女的和求雨的农夫都来朝拜她。但是她的辖区逐渐扩大，同财富、升迁、爱情和健康联系在一起。羊角象征着她赐福予人的权力，舵桨则象征着她改变命运的更为凶险的权力。
每当有人在你身旁或身后倒下时，你要大声喊到：“命运之神，你欺骗不了我，你要乘我不备扑到我身上。我知道你的计划。诚然，你打击了别人，但我知道你的是我。”
传统的安慰方式就是说宽心话。告诉焦虑的人他过虑了，事情一定会如愿的。
但是这种宽慰可能是对焦虑最残酷的解药。我们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有双重作用：既使焦虑的人对最坏的情况毫无准备，又无意间暗示果真最坏的情况出现，将是大祸临头。塞内加的做法比较明智，他要我们想到坏事大概会发生的，但又说其实这些坏事也未必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坏。
他这样劝告他的朋友：
如果你想消除一切担心，那么请设想你所害怕的一切都会发生。
斯多葛主义并不提倡贫穷；它提倡的是我们既不害怕也不鄙视贫穷。它认为财富——用技术名词来说——是一种优先产品，既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罪恶。斯多葛派人士可能接受命运女神的恩赐和愚人一样多。他们的房屋也可以一样大，家具一样漂亮。而确定他们智慧的只有一点：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贫穷。他们会泰然离开他们的华屋和奴仆，没有愤怒，没有绝望。
塞内加认为：把并非必然的事当作必然接受下来同对是必然的事进行反抗一样不合理。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作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
——蒙田
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书斋中有一本）中对智力工作大加赞赏：
没有比做学问更美妙的职业了；做学问就是使我们在今世了解物质的无限，了解自然界、天、地、海洋的无比伟大；做学问教给我们虔诚、克己、心胸宽大，它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中拉出来，让它见识万物--最高的、最低的、最先的、最后的，以及所有在两端中间的；做学问给我们以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它教给我们如何无怨无惑地度过一生。
尽管蒙田家藏千卷书，而且得益于良好的古典教育，这段赞辞却使他愤怒填膺。他一反平时的性格，以这样激烈的言词表达他的愤慨：
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听他吹牛……这家伙是不是在描述全能而不朽的上帝！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村妇在自己村子里过着比他（西塞罗）更宁静、平和、有恒的生活。
这位罗马哲学家傲然无视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学者的遭遇都是极端不幸的；在天地万物中惟独人被选中去承受骇人听闻的苦难，以至于在黑暗的深渊中我们常恨自己生而为人，还不如蚂蚁和乌龟。
没有经过试验，最低等的农场牲畜也能胜过古代顶尖智者的超然物外的修养。希腊哲学家庇隆有一次乘船旅行遇到了大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惊惶失措，害怕那脆弱的船不堪汹涌怒潮一击。只有一名乘客没有失态，静静地坐在一角，表情泰然自若。那是一头猪。
我们还敢说拥有理性的好处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苦难吗？（我们把理性抬得那么高，并且据此认为自己可以君临万物之上。）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失去了没有它反倒能够享受的宁静，有了知识，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如庇隆故事里的猪，那要知识作什么呢？
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
我们获得了反复无常、犹疑不决、怀疑、痛苦、迷信、焦虑（为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死后）、野心、贪婪、妒忌、艳羡、桀骜不驯、疯狂、食欲难填、战争、谎言、不忠、背后中伤人和猎奇。我们以公平、善于推理的理性以及判断和认知的能力而自豪，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过分也异乎寻常。
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
最大的笨蛋就是西塞罗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竟会是笨蛋。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同时，间接地，也产生缺陷。
蒙田坐在他的画栋雕梁下勾画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承认我们离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以为的那种理性的、宁静的生物有多远。我们的心灵多半是歇斯底里、胡言乱语、粗鲁而躁动，相比之下，动物在许多方面显得是健康和美德的模范——对这一不幸的现实，哲学家是有责任反思的，而他们很少这样做。
我们的生活部分是疯狂，部分是智慧。但是凡描写生活的人总是恭敬地对其中一大部分讳莫如深。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赎救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摘录
巍峨的哲学颠峰如果没有人能呆在上面，规则如果超过我们的实践能力，又有何用？
多数学府的教育思想是：学生对世界（历史、科学、文学）的知识越多越好，但是蒙田提出了一条非厂重要的补充命题：
一个人如果有大智，就会用是否有用和是否适合于自己的生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事物的真价值。
只有能使我们感觉更好的东西才值得学习。
正如以奇装异服来吸引人注意是小家子气一样，言词也是一样；寻求新奇的说法或生僻的字眼是出于幼稚的小学教员式的虚荣心。但愿我的写作能做到只限于巴黎中央菜市场的词汇。
在我家乡加斯科涅的氛围中，人们见我印出来的文字感到滑稽。我的名声所到之处，离我家越远，评价越高。
他的家人和随从听过他的打鼾，见过他换床单，在对待他的态度中绝没有他在巴黎所受到的敬意，更不用与他死后相比了。
蒙田并不是自怜自艾；他只是以一些对当代陈义较高的作品的批评为例，说明一种有害的症状：本能地认为真理总是在原理我们的地方，在另一种气候中，在古代图书馆，在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书中。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为生于巴特农神殿落成和罗马陷落之间这段时期的极少数天才所专有，还是如蒙田大胆提出的，它也向你我开放。
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自以为的更富有。
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
第五章 对伤心的慰藉
我们在婚姻中寻找的不是智力的享受，而是繁衍后代。
——叔本华
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
1818年，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知是一篇杰作。那篇文章里解释他为何缺少朋友：“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售出230册。“任何人生的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但愿我能驱除把一代蚂蝗和青蛙视为同类的幻觉，那就太好了”。
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谋求到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教职。他开讲座，讲“哲学的整体：即世界与人的思想之精华的理论”。只有5名学生来听。而在旁边一座楼里，可以听到他的对手黑格尔正对着300名听众讲学。他开始不再对学术界抱有幻想：“作为通例，还不曾有人认真对待哲学，讲哲学的人尤其不，正如作为通例，没有人比教皇对基督教义更少信仰。”
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之一是：做丈夫的不必与妻子的娘家亲戚们关系如此密切，方今就是对这点的恐惧阻止了许多婚姻。与其要一个丈母娘不如要十个！”
1825年，在学术界失败之后，叔本华想做翻译家。但是他提出把康德译成英文和把《项狄传》译成德文，均遭出版社拒绝。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在布尔乔亚社会中占一席之地”是凄惨愿望，却从未实现。
1831年，他瞩意于一名17岁是活泼美丽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在一次游船的聚会上，他向她献殷勤，对她微笑，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弗罗拉在日记中写到：“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就悄悄地在身后让它滑到水里了。”叔本华匆匆离开了柏林：“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
此时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一只接一只的卷毛狗，他感到它们有着人类所缺乏的温柔和谦卑：“一看到任何动物，我就开心。”
1844年，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这一版销售量还不到300册。“吾人最大乐事莫过于受到仰慕；但是仰慕者有种种原因不愿表达其仰慕之情。因此，能以不论荷重方式衷心自我仰慕者是最快乐的人。”
1851年，他出版了一部随笔和格言的选集《杂文与笔记》，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他收到许多崇拜者来信。他的反应是：“一个人长期处于微不足道、倍受冷落之后，人们终于敲锣打鼓地来了，还把这当回事！”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如果一个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把捉摸不定的舆论当作指北星，他还能实现他的目标，坚持常年创作吗？”
1859年，盛名之下，他受到了女性的关注，他对她们的看法也有所缓和。原来他认为她们“适合做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正是因为她们自己幼稚、愚蠢和见识短”，现在的看法是：她们能做到无私和有洞察力。
1860年，健康日益恶化，看来离终点不远了：“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9月底，他在美因河畔散步回家，感到喘不过起来，就此溘然长逝，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叔本华正是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至高无上的源泉，可以摆脱“生命意志”的需求。我们在艺术和哲学作品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和奋斗的客观表述，通过声音、语言和形象予以诠释和再现。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仅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感受，而且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尖锐和智慧表达我们的体验；他们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勾画出来，我们能认出是自己的，但是凭自己决不能理解得那么清楚。他们向我们解释我们的生存条件，助我们解惑，并减少孤立无援之感。我们也许不得不继续挖地洞，但是通过创造性的作品，至少能获得片刻的顿悟，洞察我们的苦难，从而可以免于苦难带来的震惊、孤立（甚至受迫害）之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艺术与哲学以其不同的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
这位哲学家仰慕他母亲的朋友歌德，因为他把许多爱情的痛苦转化为知识，最著名的就是二十五岁时出版的使他享誉全欧洲的那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描述一名少年对一位女士的单相思——那迷人的夏绿蒂，她与维特对《威克菲尔子爵》一书有同好，身穿袖子上饰有粉红缎带的白裙；但此书同时也描述了成千上万读者的恋情（据说拿破仑就读过九遍）。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尽管作者并不认识我们。叔本华如是说：
诗人从生活中撷取特定的个体，准确地描述其个性，然而由此却启示了普遍的人性……他表面上只关注这一个，但事实上他所关注的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都存在的。因此，一些诗句，特别是诗剧中的句子，即使并非警句格言也经常适用于实际生活。
歌德的读者不但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认出了自己，而且也因而更加了解自己，因为歌德将一系列尴尬的、稍纵即逝的爱之瞬间明晰化了，读者以前可能经历过这种情愫，但自己当时并不知其深浅。他披露了爱情的某些规律，叔本华称之为浪漫心理的必要“思想“。例如，歌德把不爱者对待爱自己的人那种貌似慈爱实则极端残酷的态度描写得入木三分。在小说的后半，维特为自己的感情折磨得痛苦不堪，在夏绿蒂面前爆发出来：
“夏绿蒂，”他哭道，“我再也不见你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回答说：“维特，你还是可以，而且一定要再见到我们的，不过别那么激动。噢！为什么你生来感情这样激烈，对一切身边的事物都那么激情冲动，不能自制！我求求你，”她拿起他的手接着说，“冷静点。想想你的精神、你的知识和你的天赋能给你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我们不必生活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就能充分体会其含义。世上故事比人少，同样的情节不断地重复，只是人名和背景有所变化。此即叔本华所谓：“艺术的真谛就是以一概千千万。”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境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之一，就足以感到慰藉。
亚当和夏娃离开天堂时的痛苦并不单单属于他们自己。马萨乔通过这两个人物的面部表情和身体的姿态抓住了痛苦的本质，也就是痛苦这一概念本身。他的壁画是我们可能犯错误、我们的脆弱性的普遍象征。我们大家都是被驱逐出天堂之园的。
摘录
他同意蒙田的看法：我们的思想是从属于肉体的，尽管我们高傲地持相反的观点。
人惟一的先天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是生而为追求幸福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先天的错误……世界在我们看来就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每走一步，无论大小，我们必然会体会到这个世界和人生决不是为维持幸福生活而安排的……因是之故，几乎每一个年长的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叫做失望的表情。
他特别同情鼹鼠，一种发育不良的怪物，住在潮湿而狭隘的地道里，很少见天日，其初生儿长得像滑腻腻的软体虫，但是还是尽一切力量求生存和传宗接代。
坚持不懈地用它巨大的铲状脚爪挖洞就是它们毕生的事业，周围是永远的长夜，它们的眼睛生来就是为了逼光……它们受苦受难、毫无乐趣的一生到底获得了什么？生活的苦难和操心与得到的好处完全不相称。
第六章 困难中的慰藉
从生命中获得极致的圆满和喜悦之秘密就是——生活在险境之中！把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
——尼采
（一）
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按照传统的看法，智慧的生活总是与努力减轻苦难、焦虑、绝望、愤怒、自轻和痛心相联系的。
（二）
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大多数哲学家从来都是“卷心菜头脑”（德文俗语“krautkops”，意谓头脑混乱而中空，犹如我国俗语“脑袋一团浆糊”），而“命中注定，我是第一个像样的人”，他于1888年略带尴尬地承认这一点，“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将被宣布为圣灵。”他把这一天定在第三个千禧年的黎明到来之时：“让我们假设，到2000年左右，人们将获准读《我的著作》。”他认为只要他们读，就一定会喜欢：
我觉得手里拿一本我的书是任何人能赋予自己的最有价值的显赫地位。我甚至猜想他拿书时会脱鞋，更不用说靴子了。
之所以为显赫，因为在众多“卷心菜头脑”中惟有尼采遗世独立，意识到凡是谋求自我完成的人都应该欢迎各式各样的困难。
如果可能的话——这“如果可能”实在是疯狂透顶的想法——你们不是想消灭困难吗？而我们呢？看来我们实在是更愿加剧困难，而且使它达到空前艰巨的程度！
尼采虽然按礼数给朋友寄去良好的祝愿，但是他心里明白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备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作品成为
（人类）有史以来获得的最伟大的馈赠。
尽管这话是他自己说的。
（八）
尼采的意思是说，这些要素都是任何人要达到自我完成自然必需的。此外，他还添加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不经历十分愁苦，是达不到这些要素的：
苦与乐如此紧密相连，谁想得到多少这一面，就必须尝到多少另一面……你可以任择其一：是尽量少要快乐，简而言之就是无痛苦呢……还是尽量多要不快，以此为代价，得到迄今很少人享受到的丰富的内在的乐趣？如果你决定选择前者，宁愿减轻人类痛苦的程度，那么你也必须降低人类享乐的能力。
人的计划最圆满的完成看来是与某种程度的磨难分不开的，我们最大乐趣的源泉是与我们最大的痛苦别扭地联系在一起的：
试看那些最优秀、最完善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请问有哪一棵大树长到这样骄人的高度没有经过风霜雨雪；请问，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二十）
对困难持有“基督教”的态度的人并不限于基督徒；尼采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内心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表示淡然时，我们就都变成了基督徒；当我们貌似轻松地说我们不需要爱，或是世俗的地位、金钱、成功、创造，乃至健康时，我们却恨得嘴角都歪了；我们默默地向我们公开放弃的东西开战，从墙垛后面打枪，躲在树上放冷枪。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对待挫折呢？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保持信念，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得不到。换言之，抵制那种把难以得到的东西贬为邪恶的诱惑，——也许尼采自己无比悲惨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最好的范例。
（二十一）
伊壁鸠鲁是他早期最喜爱的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称之为“近古时期的灵魂抚慰者”，“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田园诗的方式讲哲学的发明家”。最令他神往的伊壁鸠鲁关于与朋友共同生活乐在其中的思想。但是他极少体验与人同乐的满足。“我们生来就是心智的隐者，只有偶逢知音能谈一谈。”他30岁时创作一首关于孤独的赞美诗——《孤独颂》，终于不忍卒篇。
求偶的经历也不见得少一些愁苦，问题在于尼采的外表——海象式的特大胡须，还有他的腼腆使他的举止刻板僵硬，像一个退伍少校。1876年春，尼采旅游日内瓦时爱上了一名23岁的碧眼金发女郎，玛蒂尔德·特朗佩达。在一次交谈中谈到亨利·朗费罗的诗，尼采说他还没有见过朗费罗的“追求卓越”的德文版，玛蒂尔德说她家里有一本，愿意抄一份给他。尼采受到鼓励，就请她出去散步。她把房东太太带来作陪。几天以后，尼采自告奋勇为她弹一曲钢琴。再下一次，她从这位巴塞尔大学31岁的古典哲学教授那里听到的是求婚。“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两人在一起比各自单独生活会更好，更自由，因此更卓越吗？”顽皮的少校问道，“你敢不敢与我共同走完所有生活和思想的道路？”玛蒂尔德不敢。
一连串类似的碰壁不断地伤害他。瓦格纳见他精神悒郁，健康不佳，认为只有两种解药：“要么结婚，要么写出一部歌剧。”但是尼采写不出歌剧，而且显然连像样的曲调也创作不出来。1872年7月，他寄给指挥家汉斯·冯·比洛一首他创作的钢琴双重奏，请他给予坦诚的评论。比洛回答说，这是“我长期以来所见过写在乐谱纸上的最匪夷所思、最难听、最反音乐的一套音符”，他怀疑尼采是否腿抽筋了。“你称你的乐曲'骇人听闻’，真是如此。”
瓦格纳却更加坚持己见，他一再劝他，“看在老天的分上，娶一个富婆吧！”他还同尼采的医生奥托·艾泽取得联系，并且告诉他自己猜想尼采的健康不佳是由于手淫过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瓦格纳不知道，尼采真正爱上的那一位富婆正是瓦格纳自己的妻子，科西玛。多年来，尼采一直用朋友式的关心掩盖他的感情。只有一次忍不住真情流露：1889年1月，尼采寄给科西玛一张署名“酒神”的明信片，上面写道：“阿里阿德涅，我爱你。”
不过，尼采间或也同意瓦格纳的关于婚姻的重要性的论点。他在给一位以婚友人弗朗兹·奥弗贝克的信中诉苦说：“亏了你的妻子，你的境遇比我的好百倍。你们共同有一个巢，而我充其量有一个穴而已……偶与人接触就像是放假，是自我救赎。”
1882年，他又升起希望，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妻子，卢·安德烈斯·萨乐美，这是他最大的，最痛苦的恋爱。她21岁，美丽]、聪慧、风骚，迷上了他的哲学。尼采一见倾心。他告诉她：“我不想继续孤独下去，而要再学习做人。啊！实际上我什么都需要学！”他们在陶腾堡森林共度了两星期，在卢塞恩同他们共同的朋友保罗·雷照了一张不寻常的合影。
但是卢对尼采作为哲学家比作为丈夫更感兴趣。这次碰壁使尼采陷入长期的、强烈的悒郁之中。“现在我缺乏自信到极点，”他向奥弗贝克诉说，“所有我听到的话都使我感到人们在蔑视我。”他特别怨恨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曾干预他与萨乐美的关系，现在同他断绝了来往，使他陷入更深的孤独。（“我不喜欢我的母亲，我妹妹的声音让我痛苦。我跟她们在一起时总要生病。”）
事业上也不顺。尼采生前清醒时，他的著作销量从未超过2000册；多数都只售出几百册。这位作者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和从姑母那里继承的一些股票维持生活，连新衣服都买不起，最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外表像一头剃了毛的山羊。”他只住便宜的旅店，常常拖欠房租，连取暖费和他所喜爱的火腿香肠的费用都付不起。
他的健康很成问题。从学生时代起就病痛不断：头痛、消化不良、呕吐、晕眩、几乎失明，还有失眠。其中许多项都是梅毒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1865年2月间在科隆的一家妓院中染上的（尽管尼采自称他除了钢琴什么都没有碰过就出来了）。三年之后他在访问索伦托之后给维达·冯·迈森堡的一封信中称：“说到自苦和禁欲，我过去几年生活堪与任何年代的苦行僧相比美……”他向医生的诉说是：“经常疼痛，有半身麻痹之感，与晕船的感觉非常相似，有时感到说话困难——这种感觉一天持续几小时。与此交替的是一种激烈的发作（最近一次发作迫使我吐了三天三夜，但求速死）。不能看书！写也难得！没法与人交往！听不了音乐！”
最后，于1889年1月，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贝托街头彻底崩溃了，他拥抱了一匹马，随即被送回他的住处，他在那里打算刺杀德国皇帝，策划一场反对反犹主义者的战争，越来越肯定自己是酒神、耶稣、天主、拿破仑、意大利国王、佛、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伏尔泰、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理查德·瓦格纳——视几点钟而定；然后他就给塞进了一辆火车，云到德国的一家疯人院，以后由他的母亲和妹妹照看，直到11年后去世，享年55岁。
摘录
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植物的根常常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是对其潜力有信心的知者可以引导它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人生亦然，在根部可能情感、处境都很艰难，但是经过精心培植，可以结出最伟大的成果和欢乐。
“爱与恨，感激与复仇，温良与愤怒……是不可分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表达出来，应该说，正面的事物可能是负面事物培植成功的结果。
仇恨、妒忌、贪婪、权欲等情感都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是贯穿于整个人生的经营中基本要素。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焦虑可能导致惊惶失措，也可能导致对缺失的准确分析。不公平感可能引出谋杀，也可能引出开创性的经济理论。妒忌可能引起怨恨，也可能激发与对手竞争的决心，从而创作出杰作。
给邪恶和可疑的事物以适当的发泄，而不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之。
希腊人不是砍掉其敌人，而是施以教化。
一切情欲在某个时期都曾是纯粹的灾难，以它们的极端愚蠢扳倒其受害者。后来，在很久以后，情欲与精神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化”。早先，由于情欲的愚蠢，人们向情欲本身开战：设法消灭它……消灭情欲和欲望只是为了避免受其愚蠢之害；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愚蠢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只不过是愚蠢的一种急性发作。我们已经不再对牙医拔牙止痛感到惊奇。
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地防范可能的痛苦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作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作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啊，你们真不知道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姊妹，甚至是孪生姊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
要我相信酒能使人高兴，我先得变成基督徒，也就是说，相信我认为特别荒唐之事。
我向基督教会提出任何公诉人从未提出过的最严厉的控告。在我看来，基督教会是可以想见的最极端的腐蚀形式……一切事物都难逃它堕落之手……我称基督教为惟一的大诅咒，惟一的本质上的大堕落……
读《新约》时戴上手套是对的。接近这么多的不洁迫使人不得不如此。那里面一切都是怯懦，一切都是自欺，故意闭眼不看自己……难道还要我说吗？整个《新约》中只有一位孤独的人物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罗马总督彼拉多。
干脆说：
今天作为基督徒是不体面的。
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
只有散步时出现的思想才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