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11月07日18:49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剖析--中国共产党新闻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存在“污名化”现象。该现象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背景,根源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曲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悬空化现象和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诋毁。要有效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就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使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毫不动摇地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曲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一词贬义色彩,使意识形态“污名化”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的历史背景
首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客观现状使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怀疑。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趁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恶毒地攻击,严重诋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单质化和历史扁平化消解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伴随着全球市场的日益形成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的同质性越来越大,世界单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长期共存,历史扁平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条件下,看似“中立”的全球主义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再次,以市场化为趋向的社会改革也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倡导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然而,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有的人把利益导向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滋生泛滥,致使一部分人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吹取消公有制,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最后,多元化的社会构成也消解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分层和社会利益日趋多元,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总之,种种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化指导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的基本表现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公然诋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好注脚。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当前一部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诋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伎俩。“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为达到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常常采取以下方式:曲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如邓小平的不争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杀鸡取卵、断章取义;错误判断当前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故意放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把马克思的个别过时的论断和观点置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当前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仍有相当的市场。某些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内外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等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少部分人,公开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诋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制造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对立。他们或者用毛泽东思想否定邓小平理论;或者用邓小平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否定毛泽东思想;或者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邓小平理论。
(二)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吹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的市场经济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资本统治劳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极分化不可避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尾随而来。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图误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实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釜底抽薪。虽然我国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西化”中国的企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是其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市场经济无用的附加,更视为市场经济的牢笼和阻碍,其目的是通过大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从而在思想上、经济上根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吹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
一部分“政治浪漫主义者”鼓吹多党制和宪政民主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权力软约束、腐败、权大于法、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都是由一党专制政体和集权造成的,因此主张用“宪政民主体制”代替四项基本原则,其真实目标并非促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而是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多党制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四)歪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鼓吹消费主义,大肆宣扬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在迅速扩张。消费主义鼓噪消费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一味地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以追求享乐主义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媚俗的大众文化借势迅速蔓延。某些电视选秀等节目,过度娱乐化,以收视率为唯一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消费主义指导下的大众文化最大的危害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对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产生价值观认同,最终从文化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在历史学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蔓延,否定中国人民爱国主义行为、诋毁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论时有出现。这些观点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基础。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否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将更为严重,并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
总之,尽管国际国内各种消解和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披着形形色色的面纱,怀揣着林林总总看似自洽的逻辑,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各种消解和诋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了中国具体的国情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其根本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的成因
(一)“意识形态”概念被曲解为“虚假意识”和“政治标签”
意识形态是随着近代西方哲学发展而形成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其解释和界定,国内外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意识形态现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歧义丛生的政治哲学概念。正是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概念被“污名化”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意识形态概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话语和视野中的“意识形态”概念需要系统、全面的理解和分析。一般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通常是“虚假的意识”。
然而当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被曲解为“虚假意识”。有个别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有意或是无意的肢解,从而从根本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他们紧紧抓住马克思早期关于意识形态的个别论断,意识形态的“要害是为现状辩护,因此它是‘虚假意识’”[1](P367),认为意识形态的实质功能就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抽象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100),以达到支配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和意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企图。因此,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利益是狭隘的利益,是虚假的普遍利益,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其真正功能在于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和统治现状服务。诚然,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这种认识的确来源于马克思。
但是,他们有意地回避而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即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根源于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换言之,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点只存在于严重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之中,而对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基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前提,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在意识形态威信扫地的同时,意识形态成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虚假论”在学术界似乎越来越受到“追捧”,成为一些所谓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私有化和民主宪政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意识形态被曲解为“政治标签”。有人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为少数人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政治工具,不具有实质而普遍的意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坚持和维护的一种政治标签,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说是必要的,而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大众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约束经济发展,约束改革的重大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是“两张皮”,是相互对立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把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存在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等左倾错误看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忽视或者诋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做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把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政治斗争、强制灌输、思想压制等联系在一起,将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虚伪性联系在一起,赋予意识形态更多贬义色彩。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空化”现象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悬而不落,空而不实”的悬空化现象。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含的一部分思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对一些人民群众疑惑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能做出较好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对一些与社会现实和理论传统密切相关的“党的阶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社会主义优越性”、“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问题”等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在理论上的论证还不够充分。理论创新如果不能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困惑自圆其说,不能对实际问题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大而不当、空洞无物,导致党的思想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不足。
其次,党的思想理论在宣传教育过程中以自上而下的灌输为主,流于简单化和形式化。突出表现为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笔头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标签,哪里需要,哪里贴,大搞“两层皮”。在实际工作中,处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基层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不严,形式老套,师资严重不足,并且流于形式。开会读文件,散会写体会;强行摊派党报党刊;领导干部政绩观扭曲;中小学生的政治课以强制灌输为主;大学生的两课教育形式化严重,多数老师在授课时照本宣科,不注重授课的效果。多数学生被动学习,学习的目的仅为拿学分。大学生的两课教材与高中的政治课内容相差无几,形式单一,内容单调,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有些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多使用抽象的文件语言,缺乏生动、形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有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方面缺乏主旋律,风花雪月、社会不公等负面内容曝光过多,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相反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
再次,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存在空白地带,作为社会沟通桥梁和纽带的社会中间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几乎是空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出现新的空白点甚至是空白地带。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民营企业、会计师、律师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意识形态教育亟需加强,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也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尽快占领。
当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经济活力,而且解决了大量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民营企业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会计师、律师等社会中介从业人员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有知识,有文化,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社会中介组织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社会团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输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对民营企业、中介从业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缺乏配套的制度机制,单纯依靠体制内(党的宣传系统)的宣传教育明显刚性过强,力度不够,并且覆盖面过小,效果不理想。对民营企业和各类中介组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非常薄弱。
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在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传播方式、作用方式及斗争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互联网盛行的信息时代,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理论文章、新闻报道、思想观点,在互联网上能够自由地、快捷地同时也是激烈地争夺着全球有限的受众。然而,当前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的建设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如何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上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三)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虽然结束,但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诋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浪潮之机,宣称“意识形态终结”,鼓吹“全球共同价值”、“人类普适价值”、“全球意识”和“全球公民社会”等概念,在其话语体系中,将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专制制度、将社会主义国家丑化为集权国家,将资本主义制度美化为自由民主制度。
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十条诫令》中明确指出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滥交。让他们不以浮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3]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明确提出了攻击和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明确主张西方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一种不同于遏制政策的更为有力或更为主动的政策。他要求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治领导人,必须时刻记住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1/3的人口的“解放问题”。他声称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要带头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发挥它的“深远影响”,“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4](P3-4)。他还主张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找到诽谤社会主义国家方法。美国前驻意大利大使理查德·加得勒1983年3月20日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的题为《在意识形志领域推销美国》的文章中提出,“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作为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位谋士,他从美国总体战略高度上提出了一份较为全面的“建议书”。突出、反复强调和论证意识形态的斗争,远比最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效应。为此,他极力鼓吹要“与我们的对手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要在全世界“宣传美国的理想”,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5]。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的应对之策
有效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和关键问题。要有效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就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有效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新时期的主题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三大新变化。一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化趋势。文化要素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和道德力量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逐步内化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二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当前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正在逐渐被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所替代,意识形态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通过学科建设和国民教育体系扎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趋势。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以长期潜移默化的功能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总之,在意识形态的文化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被淡化了,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生活和学术中被不断泛化和强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针对当代历史的大趋势和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和文化灵魂,对新特征和新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前沿理论的精华和养分,按照逻辑的展开性、现实的广延性与历史的涵容性相统一的原则,进行了理论的自觉建构,对于消除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从而凝聚共识,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有效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必须研究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特点,防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既不能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走向“泛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否认意识形态的地位,走向“反意识形态化”;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既不能陷入意识形态崇拜,用意识形态衡量一切,使意识形态走向空洞说教,也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化;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性与人类性的关系,既要从人类共同理想角度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合理性,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既不能忽视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又不能搞意识形态扩大化阻碍改革开放事业。
有效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现象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错误思潮,坚定不移地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21世纪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的三大预言(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断言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华盛顿共识”断言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已经破产,因此我们有信心和有能力对以各种名义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想,予以批驳和抵制,决不能任其泛滥,影响视听,污染社会,动摇人心。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意识形态化”虽然在形式上以各种面貌出现,似乎反对一切意识形态,但其核心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就是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性,倡导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干扰,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取缔和制裁挑衅性的思想观点和反动的政治观点,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必须坚持原则,敢抓敢管,毫不手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的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力戒暧昧和误导。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4).
[4]辛灿.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5]理查德·加得勒.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J].纽约时报杂志,1983-03-20.
(作者单位：钟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承军系北京语言大学)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