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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古代华夏悠悠的岁月时空里，儒家文化中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价值观深植于国人的心田。只要用功读书、记住知识就能由一个“劳力者”摇身一变为“劳心者”了，就可以趾气高扬地“治人”了；特别是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创立科举制度到清末（1905年）清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一千三百年间，在科举的独木桥上，十万进士因为考得好而胜出当官了，可他们的脚下有多少前赴后继的读书人倒下去了？无数的青春、生命被所谓的科考知识（主要是孔孟儒学经书）蚕食、吞噬；能有几个真正“田舍郎”（底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己种田的命运？1903年的恩科最后一位状元王寿彭，当时人们都说他算是寒门子弟，理由是，他父亲只是潍县（现潍坊市）一个大乡绅家的账房先生而已。1904年的常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刘春霖成了“第一人中最后人”（刘春霖《六十自述》）的末代状元。朝野上下都说他是真正的“田舍郎”。其实，刘的父亲刘魁书早年虽种过田，但后来还是靠祖上留下的官府人脉在保定府衙谋了个皂隶差事，也算是吃官饭的公家人。刘春霖本人小时候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半耕半读的“耕读郎”，后来随着老爸进了官府做了最底层的公务员，他也由一个“农二代”摇身一变为“吏二代”了。
历史上穷家子弟如范进们为了科举把一个勉强度日的家庭拖累得家徒四壁，自己还几乎耗尽了大半辈子的生命，用头悬梁、锥刺股来强迫自己皓首穷经才获得文曲星幸宠的，真是比现如今中了彩票大奖的还幸运百倍；有多少背了一辈子四书五经、年年爬起来唯科举是梦的孔乙己们始终都是“考而不举”地跪倒在“科举人生”的道路上，终究还是由行走的人异化为爬行动物，他们的命运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惨了。有幸中举做官的，绝大多数还是那些利益集团中的“官后代”和“富后代”。
二是在现代国人的眼里，我们的高考似乎也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正确无疑。倘若不是还算平等的高考制度，我们这些出身在农民世家子弟哪能跳出农门进衙门吃皇粮呀？其实，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计划分配改变了我们的命运。90年代之前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是由国家包分配到国家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90年代末期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了，之前分配到国有企业工作的“吃公家饭的”也有许多被下岗失业了。之后的毕业生就开始自主就业了，和农民一样与用工单位搞起了“双向选择”了。同样是以储备知识为利器的大学生，一旦不包分配了，前后命运差别咋就这样大呢？
国家不包分配了，高校没了毕业生就业的直接压力，老百姓又有让子女上大学的迫切需求，又可以缓解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业压力，何不搞“一石双鸟”的大学扩招！于是乎，1999年的高校拉开了并校扩招序幕，之后的硕士扩招、博士扩招就相继粉墨登场了。几年后，硕士遍地跑、博士满天飞，几乎全都飞跑赶去挤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真有些像当年科举赶考的壮观景象！一生读了半辈子书，又连续奔赴国考战场，“越考越败、越败越勇”个几年，终于惨败在国考独木桥下，被淹没在劳动力市场大潮里。绝大多数大学生只能与肯吃苦、有技术的农民工同场竞争之后，反而是农民工胜出成了企业管理人员，工资收入比大学生高出很多，更有一些农民工做起了大学生甚至是硕士博士的老板。
我们学到的书本知识只不过是存储在大脑里的系统化信息，如果没有转化为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对一个人的命运改变是没有多少实际帮助的。其实，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因素是很多的。自然界的突变、世界聚变、国家变幻、家庭变故、人生选择、气质性格、行为习惯、能力技能、偶然机遇、婚姻机缘等以及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运程。
完稿于2014-8-16
